规模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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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1篇

农业规模经济，指的是随着农业企业种植和养殖面积、机械化水平、农产品加工水平、劳动力人数的增加或者提高而发生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农业企业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农业企业生产形成规模经济是由农产品的供求决定的。世界人口总量的增长决定了农产品具有广阔的需求市场。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就越具有供给上的成本优势。农业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1）农业投入、产出与农业规模经济。从投入方面看，当单个农业企业投入规模相对较大时，可以增强在购买化肥、种子、农药、农业机械上的议价能力，降低投入成本。从产出方面看，单个农业企业粮、棉、油、水杂果、肉类等产出多有利于其在流通环节降低成本，催生农村合作组织并带动农户协同发展。（2）农业生产的固定性资本与农业规模经济。当农业企业的生产资本达到一定规模后，会摊薄农业机械购买、维护费用及房屋投入等费用，从而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获得规模经济。（3）农业生产经营与农业规模经济。农业规模扩大可降低农业生产的采购成本、扩大降低销售成本、降低融资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农业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目前我国山区农业规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产品的转化率低。我国农产品加工不到30%，增值不到0.5倍。目前多数农产品还是原状进入消费市场，而进行深加工、综合利用，农业初级产品精深加工增值5倍左右。我国农业规模化程度低。目前我国有2.49亿农户，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户均耕地只有7.3亩，相当于美国的四百分之一。同时，因为分配承包地肥瘦搭配，远近结合，这7.3亩耕地又被分割为若干块。这种分散、小规模、粗放式生产既增加了农产品的单位成本，也难以控制产品质量，从而导致生产效益低、市场竞争力弱。

在山区农业规模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农业主体培育引导不够，山区土地流转方式单一，没有大面积集中连片土地

目前，普遍存在规模经营主体数量不够、能力不强以及农民利益结合不紧密的问题，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实力不强，技术能力有限，管理水平不高，农产品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数量不够，覆盖面积不大，那一适应大宗农产品生产规模经营的要求。另外，土地仍以土地经营流转权为主，绝大多数是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出来，这样的面积不够大，没有真正意义上进行土地股份合作，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基地。

（二）农业经济规模化程度低，单体经营模式不大

农业规模化低可从本地农业产业化企业数量和农户数量比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产出在农业产出中的比重和农业机械固定资产比重低来分析，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农户为代表的小规模分散经营依旧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农业规模经济在这个农业产中份额很小，从规模经营大小的绝对数量看，除高效设施农业项目规模较大、效益较好之外，其他农产品种植水平普遍较低。由于受到单体规模限制，导致机械化、技术化程度难以快速提高，虽然单体经营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但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经营面积的有限性会制约资金、技术的扩大投入，进而影响规模经营水平的提高。

（三）山区农民市场信息闭塞，农产品销售等靠思想严重

山区农民普遍对市场的需求缺乏了解，缺乏主动寻找市场、开辟农产品市场的意识和能力，因此，需要一个可以把农民集中在一起的组织，采取公司+基地带动农户模式发展现代山区农业。

三、解决途径

（一）着力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

在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要以工业化的理念来促进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化，这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就是用工业化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把农业工业化改造作为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大力发展农用机械取代人力和畜力，同时建立各种专业化的农业法务公司，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实践表明，农业工业化已成为传统农业通向现代农业的桥梁。

（二）以专业合作组织为平台，不断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一是要充分发挥组织功能，组织成员进行生产与销售，促使农业生产由行政管理过渡到又合作组织协调管理；组织和协调农户进行专业生产；把分散的专业专业村，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建立起各种类型的专业农协，以参与市场竞争。二是发挥其中介功能。大公司、大市场不能直接面对千家万户，同样，分散经营的农户，也不能直接进入大公司的经营序列或纷纷进入大市场销售农产品。在市场需求与市场竞争中，农户为了避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需要合作经济这样一个中介组织。同样，公司或企业也需要一个中介组织，以节约交易成本，无论哪一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都要一个中介组织，使公司与农户、市场与农户对接。三是载体功能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演变成社区行的产业一体化组织或专业性的产业一体化组织。四是服务功能。想农户提前、产中、产后的有效服务，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必不可少的手段。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的服务最直接、最具体，从而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不可取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系农业话链条各环节得以稳固相连并延伸的生命线。

（三）推动农业生产公司成立，实现农业生产公司化

农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结合最重要的一点是实现农业生产公司化，也就是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但目前我国农业化产业企业数量较少，发展不完善。所以，政府首先要积极引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技术；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提供优惠的农业政策吸引相关企业投资农业，如提供农业补贴、适宜的土地成本、市场指导等；帮助有能力有投资农业意愿的个人或者企业建立起农业公司，并在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中进行跟踪指导。在实行农业生产公司化时，政府应处理好“一个关系两个要点”，即处理好农业公司和农户的关系；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处理好农业公司和农户的关系主要是处理好两者的利益关系，即农户失去土地的使用权后，农业公司给予农户什么方式的补偿以及补偿的标准。建立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实行土地流转上，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要注重用市场的机制配置土地资源，也就是在土地流转上也要实现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会使农业规模达到有效规模；其二，发展规模农业应该考虑社会公平，要设置规模农业发展的土地拥有上限。实行土地流转，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土地使用权，其中的一部分人被农业公司雇佣，一部分人成为失地农民，为此，政府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兼顾近中远期目标”。所以，发展规模农业要推动城乡一体化，使失去土地使用权又没有被农业公司雇佣的那部分人由农民转变为市民，为发展规模经济提供大的前提。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 现状 政策建议

一、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大量的劳动力潜能从农村中释放出来，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促进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十以来，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深入发展，土地流转进一步加快。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超过了4亿亩，比2012年增加了1.3亿亩，流转面积占比超过30%。土地流转推动了农业规模化经营快速发展。目前，蔬菜、花卉、瓜果种植、畜禽水产养殖和特色种养等产品的生产逐渐向规模化、专业化农户聚集，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快速涌现。十以来，各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4年6月，全国家庭农场有87万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40万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万家。

二、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部分地区土地流转出现“非粮化”、“非农化”现象。黑龙江省土地流转后非农化情况并不多见。但在南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非粮化现象则不同程度存在。而且越是发达地区非粮化现象越突出。这种现象使得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更加向粮食主产区转移，主产区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更加突出。[1]随着土地流转进程的加快，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急剧增多，对配套设施用地的需求日益强烈，有些农户为解决农产品的仓储和晾晒等问题，而不得不将一些土地转为非农用地，造成了土地的“非农化”。

第二，部分农村耕地存在闲置、撂荒的现象。据发展改革委统计农村都存在大量承包地撂荒，约在30～40%。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其获得的经济收入远高于从事小农经济生产所带来的收益，从事农业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其承包经营的土地要么由其父母耕种，要么让其近亲或关系比较好的朋友耕种，对于土质较差、地块较小的土地，则选择休耕或弃耕。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因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土地被闲置，如沿海地区因海水倒灌，农田盐渍化而大面积撂荒的农田。

第三，城市二元结构以及现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正常流动，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城乡一体化发展，不利于土地的流转，从而阻碍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在原有的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和户籍管理之下， 农民工很难真正获得市民的待遇，多数农民工在就业领域、工薪报酬、看病就医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都无法享有与市民相同的待遇，且农民工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有限，只能从事简单的生产劳动，使得他们面对农业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存在的高门槛时，例如购买一定面积商品房等，表现的束手无策，削弱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进行生产的积极性，使他们没有安全感，不敢放弃自己手中的土地。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无法彻底切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他们宁愿土地搁置，也不愿意流转出去。

第四，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鼓励流转但缺乏价格评估、补偿机制。由于我国土地分等定级与估价工作刚刚起步，缺乏对转让土地的合理经济补偿标准和规定，对流转出去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价格补偿，从而极大的影响了农户流转土地的积极性，有能力进行规模经营的农户和想投资于农业的工商企业，因缺乏额完善的价格评估补偿机制担心因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投资后出现麻烦。

第五，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各地区细碎化程度不平衡。一是南方地区的土地零碎化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区，二是东部地区的人地比例较高，但亩产量及产值也较高，土地的零碎化也高于其他地区。由于土地细碎化，农户可以在土地上进行多样化的农作物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自然灾害对同一农户造成损失的风险，但其生产成本较高，不利于机械化大生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进行，也不利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三、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政策建议

第一，统筹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使进城务工人员能够享受城镇基础设施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与城镇原有居民同等待遇，消除其失地的后顾之忧，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使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解放出来，推动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第二，加快土地流转，完善土地流转机制。要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完善政策和相关法律，建立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可分离的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

第三，盘活农村闲置用地，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一方面开发利用闲置、撂荒的耕地，有些被闲置的土地是由于土质较差，土地产出率极低，人们放弃了对其的更种，当地政府可以组织科研人员进行实地调研，找出解决办法，进而充分利用土地，发挥其最大效用。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人口的转移，我国许多农村都出现了“空心村”，农村土地资源被大量的占用，由于我国宅基地政策落实不到位，一户多宅的现象突出，这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占用。因此积极落实宅基地政策，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集中规划农村居民点，对现有土地进行整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四，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我国以往的小农经济，农民进行粮食种植缺少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抵御自然灾害、病虫害的能力低，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使他们既能增加对农业知识的了解，提高粮食产量、质量，又能有能力面对现代化、集约型农业生产的新要求，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力度，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第五，加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示范区的建设。建设一批高产稳产的粮食生产功能区，打造一批节本增效、绿色环保的示范区，根据本地区的自然条件、生产经营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打造符合本地区发展的农业示范基地，国家应加大对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健全配套政策扶持。各个地区也要根据各地情况，调整农业生产结构，适度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如像上海这样的人口密集区，耕地资源少，人均耕地面积小，经济发展水平高，就要利用科技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3篇

今年上半年，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及同业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净息差不断收窄，依靠规模扩张的传统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在稳步扩大资产规模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并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银监会日前的2016年二季度主要监管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5 7%；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负债总额为20t.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

“今年二季度银行业资产和负债增速均超过15%，虽较一季度有所放缓，但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92个和2.98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反映出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产规模增长动力充足

银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季度末，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83.4万亿元，同比增长7.4%；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0.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大型商业银行负债总额77.1万亿元，同比增长7%；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总额3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

“今年二季度，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动力较为充足，体现在三个方面。”温彬分析称，“一是银行资本充足，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净额达到13.69万亿元，同比增加1.7万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3.11%，同比上升0.16个百分点。二是资金供需两旺，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中小企业等贷款需求旺盛；另一方面，银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三是表外业务监管加强，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表外业务更加规范，部分资产和负债业务重回银行体系。”

2016年，大量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进入落地阶段，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信贷项目资源。无论是平台模式还是PW模式，基建类项目信贷对银行而言均为优质资产，配置比重将继续提升，尤其是大型银行的基建类信贷仍将占新增信贷显著份额。

除支持大型基建类项目外，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主动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民生工程的金融服务。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截至今年6月末，工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9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同时，工行通过产品创新、机制优化、资源倾斜、专项考核等多种措施，优先保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小微企业客户的贷款增速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增速，申贷获得率及客户增长率均高于公司类客户平均水平。

在个人信贷业务方面，今年以来，银行逐步加大对个人客户的信贷投入，住房按揭贷款、消费类贷款以及财富管理成为银行个人业务新的发力点。

资产质量依然承压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899l亿元，同比增长3.17%。二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11%，同比下降0.08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5.16%，同比下降0.77个百分点。

“银行业净利润增速放缓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资产增速放缓，=季度资产增速为15.66%，较上季度回落1个百分点；二是净息差收窄，二季度净息差收窄至2.27%，创有数据以来新低；三是核销不良贷款，侵蚀利润。”温彬认为。

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有助于防范信用风险扩大，同时银行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保持平稳。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373亿元，较上季末增加452亿元；不良贷款率1.75%，与上季末持平。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80.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77.5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3万亿元。

“二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5%，与一季度持平；不良贷款余额为14373亿元，较一季度增加452亿元。不过，二季度关注类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以及关注类贷款占比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剪刀差较一季度还在上升，说明银行资产质量依然承压，需要在严控新增不良贷款的情况下，继续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的处置和化解。”温彬表示。

从“扩规模”向“调结构”转变

业内专家预计，下一阶段，随着银行资产和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受基数效应影响，预计规模增速会逐步放缓，银行也将从“扩规模”向“调结构”转变。

“从负债端来看，一方面大力发展核心存款，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另一方面加强主动负债管理，确保流动性安全。从资产端看，按照中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三去’要求，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同时增加债券等投资类资产比重，优化资产结构，并推动资产（包括不良资产）证券化。”温彬分析称。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4篇

迪克西特为什么还没获得诺贝尔奖？最近接触长尾理论后，对这位印度经济学家产生了浓厚兴趣。

迪克西特最主要的贡献，是通过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建立了一个通过“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迪克西特从没谈过长尾理论，但由于长尾理论的内核框架也是“数量―品种”关系。因此可以视迪克西特的理论为长尾理论的基础理论。

许多新经济理论，如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等，都是在迪克西特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是D-S模型的时间动态版本，新经济地理模型是D-S模型的空间动态版本。虽然由于斯蒂格里茨获得诺贝尔奖，迪克西特重复获奖的可能性降低了。但在我心目中，迪克西特具有不输于任何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力。

迪克西特理论与新经济的内在联系

在互联网业，人们经常提到水泥加鼠标。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远没有水泥加鼠标外在结合这么简单。我认为，新经济是旧经济内部矛盾的产物，具体说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矛盾运动的产物，强调多品种的范围经济是旧经济中产生新因素的萌芽。研究多品种的经济性，就成为研究新经济发生学的重要问题。

循着这个线索，应该特别注意传统理论中那些包含新经济思想因素的理论。像安德森长尾理论这种典型的新经济理论，背后是钱德勒“古老的”范围经济理论。但钱德勒是研究经济史的，只谈经验，没有建立数学模型。迪克西特正好提供了钱德勒背后的数学支撑，将品种这个维度，第一次数学化地引入经济学内核。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正在形成一个新经济理论轴心。

不懂经济学的人，只要了解托夫勒关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一说法，就会明白钱德勒―迪克西特―安德森这个理论轴心在说什么。托夫勒的说法，内在隐含的正是一个“数量―品种”框架：以数量为竖轴，品种为横轴，传统工业化特征，品种上是少，数量上是大（合起来就是短头）；新经济的特征，品种上是多，数量上是少（合起来就是长尾）。D-S模型就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函数解析；长尾理论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上的统计分布（长尾理论名称来源于“长尾分布”这个统计学术语）。钱德勒讲的则是“产品数量―产品品种”二维坐标系中的利润选择。区别在于，安德森通过统计讲故事，听众是普罗大众；钱德勒通过历史讲管理，听众是管理学家；迪克西特通过数学讲经济，听众是经济学家。迪克西特可以算半个新经济学家。

迪克西特讲的是什么故事

迪克西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经济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

代表过时的工业化的西方经济学主流中，基本框架是数量和价格关系，迟迟没有把品种这个维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体系内核。表面原因是一直没有找到表述品种的数学方法（这一点被迪克西特于1970年代中解决后，情况有所改变），深层原因是理论上的不兼容。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有具有新经济萌芽因素的理论，如范围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罗默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集群思想、空间经济学、都与范围经济有关，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共同都涉及到多品种协调问题。杨格指出：“产业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过程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必须把产业经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汪丁丁解释知识经济说，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是钱德勒范围经济定义的知识版。

深层的背景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的特长在于协调，它的经济作用是降低多品种的协调成本。如果多品种的经济性得不到经济学论证，互联网的价值就始终进入不了经济学视野。由此引伸出来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等一系列新经济问题，就更找不到理论根据。而品种多样化、或者说多品种的经济性，是经济学家能听懂的新经济问题的表述方式。

迪克西特的局限

迪克西特本人并没有使用范围经济这个术语，它把范围经济表述为另一种规模经济。他沿着马歇尔的传统，用规模经济表述范围经济，区别只在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的不同。说迪克西特是半个新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一种准新经济理论。这点不同于钱德勒和安德森。

真正的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中的包含新经济因素的理论（准新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表现为：第一，准新经济理论把少品种与多品种的矛盾，理解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即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矛盾；新经济理论进一步认为属于生产内部（如少品种生产与多品种生产）和消费内部的矛盾。在这点上，钱德勒与安德森虽然数学上不如迪克西特，但认识比他彻底。第二，同样强调产品多样化现象，准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新经济理论认为证明的是关联化协调的作用。杨小凯大大发挥了迪克西特理论中传统的那一面，把新经济融合解释成了旧经济分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三，同样强调一加一大于二（Superadditivity）的报酬递增现象，准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专业化，新经济理论把它归功于打破专业化。第四，准新经济理论依赖垄断竞争框架，新经济理论可以推广到完全竞争框架。第五，对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无差异曲线的凹凸性的理解不同。

本来，分工离不开协调，协调离不开分工，争论分工创造财富与融合创造财富，似乎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式的诡辩。但我认为，有一个判据，可以把谁为主导的意义显示出来。这就是追问：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还是品种越多，成本越低？这是钱德勒思考的问题，他比迪克西特与杨小凯站得更高。迪克西特的局限在于固化了“品种越少，成本越低”这个规模经济假设，而没有将互联网现实中越来越常见的“品种越多，成本越低”内生于模型之中。这点远不如不懂高级经济学的安德森。

规模经济问题范文第5篇

关键词：空间经济理论；演进；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008-02

一、空间经济学的产生

空间经济学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田昌久（2004）回忆了空间经济学诞生的过程[1]：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Increasing Return and Economic Geography），提出了“核心-边缘”模型这一空间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模型。几乎是与此同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维纳布尔斯也开始将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藤田昌久在波士顿召开的北美地域学会上认识了克鲁格曼，两人于是开始了合作研究。经过近5年的努力，他们三人完成了对空间经济学初始阶段的研究。1996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们商定将三人的研究成果整合成一本研究生院水平的系统的专著。从那一年的6月开始，他们通过3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由三人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并于1999年出版发行，标志着空间经济学的正式成型。

二、空间经济学溯源

空间经济学的产生时间并不长，但在经济学产生的初期，先贤们就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了。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发表的历史性巨著《国富论》中，以及在后来的大卫·李嘉图还有之后的卡尔·马克思都把地理空间和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分析，并没有忽视空间这一客观存在的因素。追根溯源，应该说德国的古典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源头。德国学者杜能通过自己亲自经营农庄10年，来研究德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并于1826年发表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这标志着区位论的开创。在书中，杜能认为货物运输的花费将消耗一部分李嘉图经济租，他还开创了城乡联系研究的范式，其提出的“杜能圈”成为了区域经济学以及后来的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由于杜能的开创性的贡献，他被著名的区域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称为“区位论之父”。

到了19世纪末，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时，资本主义也正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和铁路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国际贸易的增长引发了产业转移和工业布局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使研究区位论的学者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了他们研究的重点。19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劳恩哈特（Wilhelm Launhardt）利用“结点原理（node theorem）”对区位的分布问题进行了几何求解，并首次提出了基于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的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区位择优问题。在劳恩哈特之后，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出版了《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一书，这标志着工业区位理论得以开创，这也使韦伯成为了第一个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家。韦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般区位理论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他将影响区位的因素归纳为区域性和集聚两类因素，他认为，工业在区域层面上如何布局，受区域性因素的影响，而厂商在区域内何地集中，则受到集聚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这一地方一定是集聚力和分散力均衡的结果[2]。

1933年，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专著《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系统地阐述了中心地理论。后来的奥古斯特·勒施于1939年出版了《空间体系经济学》一书，勒施创造性的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并建立和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经济区理论以及市场区位理论。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发表了《区位和空间经济》（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前人的研究整合成为一个较为容易处理的框架，区位问题被处理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即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这是艾萨德的开创性的贡献[3]。作为西方区域经济学创始人的艾萨德反对在一般均衡分析的过程中不考虑空间因素，而主张将地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艾萨德尽管最终也没有能将空间因素成功地纳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但他却成功地开创了曾经一度非常流行的区域科学。1964年，阿隆索（W.Alonso）在其出版的著作《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与杜能的模型相比有了相当的进展。

1969年，雅各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其专著《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科的兴起。该学科将城市系统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列为了研究对象，但是与杜能模型一样对于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没有能给出很好的解释。特别是模型中关于单中心城市的假设与现实世界偏离太大，削弱了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三、空间经济学被成功纳入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

空间要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能够被成功的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市场结构。对此保罗·克鲁格曼有一个非常贴切而形象的表述，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厂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找到研究空间经济学正确的方向，这也正如地理学家没有去认真研究山脉的位置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手中并没有可以能很好的解释山脉成因的模型一样，经济学家没有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深刻的认识到空间因素还无法纳入经济学主流的分析框架之中[4]。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1977年才得以彻底地改变。这一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他们为剑桥大学的罗宾逊（J.Robison）和哈佛大学的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近乎完美的模型表述，该模型被称为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这一技术工具的提出为把空间要素纳入主流的分析框架成为内生变量提供了可能。

四、空间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初步形成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规模经济和经济地理》一文，创新性地在空间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运用了规模收益递增与垄断竞争的分析工具以及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运输成本”（萨缪尔森认为可以想象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像冰山一样“融化”了一些，最终到达目的地后这些损失的部分就是运输成本）交易技术来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提出了“中心-”模型。此后，通过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1999年出版了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002年出版了藤田昌久等人的著作《聚集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2003年出版了鲍德温等人著作《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2005年出版了森知也和亚历山德罗的《技能、集聚与分割》（Skills，Agglomeration and Segmentation），还出版了亨德森和蒂斯主编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4卷《集聚与经济地理学》（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至此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结语

将空间与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斯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者试图将空间要素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的分析框架，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这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故意忽视的结果，而是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无法处理的技术难题，即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直到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克服了技术障碍，而保罗·克鲁格曼所提出的“中心-”模型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并经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福斯里德、马丁、奥塔维诺、蒂斯等学者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

参考文献：

[1] 陈建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4.

[2] 梁琦，刘厚俊.空间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2002，（6）：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