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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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第1篇

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TradePolicy)。该理论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福利的主张。这一核心结论正好与传统贸易理论相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因其在理论的独创性、分析方法的独到性及其解释现实的能力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一、突破之一：非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贸易行为

1.规模经济效应的非常数性。规模收益用于微观经济学分析厂商的生产函数始于20世纪30年代。显然，国际经济学在这一方面落后了许多，一直停留在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分析基础之上。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现实显然无法得到传统贸易理论的合理诠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是以规模报酬递增生产的，并且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经济效应和内部经济效应两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指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体现的情况，因而这种厂商及其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展。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往往并不能为各厂商同时同等程度地享受，厂商与行业间的竞争行为因而受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会随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

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因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发达国家之间与产业内、公司内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这一现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才试图突破这一理论与现状的隔膜，将规模经济引入贸易分析，提出了依靠政府支持，通过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达到扩大出口、抢夺竞争对手市场份额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2.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由微观经济学可知，厂商这一层次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但是，毕竟放弃了传统贸易理论最不现实的假设，即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这与无代价和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即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3)垄断竞争。尽管一般性不完全竞争理论没有产生，但是，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也是可行的。

二、突破之二：技术对贸易的内生变量性质

传统贸易理论早就注意到技术进步的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贸易理论才把技术变化、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内部存在着动态的规模经济。技术的改变是企业获得动态规模经济的最重要形式，从而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技术变化包括两种情形，其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其二是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技术创新是通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来获得的。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其表现为：(1)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从而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LearningCarve)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积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干边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亚那戈娃(Yanagawa)分析了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传播技术及其影响的国际技术外溢，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系统研究了行业间和同行业内部技术的外溢及其作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重点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动态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

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技术开发不再是个别国家的行为，不再是外生的经济变量，而是直接推动贸易发展的内生变量。

三、突破之三：对政府干预作用的重新定位

传统贸易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政府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只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才是“双赢”。当然，主流观点并不反对在出现市场失灵如外部性问题、垄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时，政府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干预，目的是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证市场竞争自由有序正常地进行。但总体上强调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当然，在自由贸易的喧嚣声里，还有几声应推行政府干预的呼声，但其势单力弱。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幼稚产业保护论”，始作俑者是李斯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免受外国同行企业的竞争压力。但这一学说并无完善、系统的理论证明。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R&D补贴、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征税、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利，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转移其垄断利润，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理所当然，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解释：

1.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2.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英文简写IPAEP）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四、突破之四：利润转移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进行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双方的福利水平都提高，实现“双赢”。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却提出了利润转移的论点，即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给国内，从而在牺牲外国福利的情况下增加本国福利。利润转移理论显然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增进双方福利水平的论点不一致，它的基本前提是国际竞争都具有寡头竞争的性质。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理论的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关税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提出的“新幼稚产业保护”模型，假设一家国外寡头垄断企业独家向国内市场提供某种商品，正在享受垄断利润，且存在潜在进入的情况，那么，征收关税便能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因为，外国寡头厂商会吸收部分关税来决定“目标价格”，以阻止潜在进入。否则，国内企业的进入将不可避免。特殊情形下，外国公司甚至会将关税全部吸收。国内既不会发生扭曲，又可以获得全部租金。税收收入就是转移了该厂商的垄断利润。该模型突破了传统最优关税理论关于只有大国才有可能用关税来改善其贸易条件的限制，认为即使是贸易小国也同样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改善国民福利。

第二种类型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手段的利润转移效应。该观点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成型的“新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在受保护的国内市场里能迅速成长而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相对于外国厂商具有规模上的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增加在国内市场和没有保护的外国市场的份额，从而把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本国厂商，使本国福利增加。

第三种类型是出口补贴的利润转移效应。布兰德和斯宾瑟于1985年提出古诺双寡头国际竞争模型，认为向在第三国市场上同外国竞争者进行古诺双寡头博弈的国内厂商提供补贴，可以帮助国内厂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国内福利。古诺博弈的特征是，均衡产量水平由两个厂商反应曲线的交叉点所决定。通过补贴降低国内厂商的边际成本，使厂商有更高的反应曲线，获得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总之，出口补贴降低了非完全竞争产业的垄断扭曲程度，增进的本国和消费国的总收益大于另一生产国的损失。

五、简要评价

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第2篇

 

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古典经济学和现代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及各学派之间的交叉互补深刻地揭示了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机制。在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andYang,2〇01)看来，经济发展或者说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drivingforce)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外生比较优势，二是内生绝对优势。2这正是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斯密认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过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产生不同产品生产率的差异，贸易产生的根源即在于这种不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所必要的，他强调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在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因此更关注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和贸易实践的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相同或相近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量要远大于发达国与不发达国之间的贸易量，即“林达尔”(Linda)贸易模式，这一现象对李嘉图理论提出了挑战;二是在李嘉图贸易理论中，人们只能利用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本身不能被内生地决定和发展演进，而且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其边际的和平均的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不存在报酬递增，这使其难以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三是李嘉图理论虽然被当作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关注，突出表现在比较优势理论很少被纳入到正式的数学模型中去，因为李嘉图理论在模型化中会涉及角点解，3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用于这类模型。

 

针对李嘉图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论思考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在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发展。在强调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古典经济学之后，马歇尔将“规模经济”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而提高时，就称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体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作为无法对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的一个替代物，4马歇尔建议使用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现象很接近于当代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当作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经济学家利用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模型中，有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容易看到，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折衷上述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前提是要求统一大市场的形成.D-S模型的独特方法和有趣结果推动了当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双方并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却产生了后天的绝对优势.而克鲁格曼(Knigman，1979)正是利用这一方法，用规模经济解释了国际贸易为何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比较优势较多的发达国与欠发达国之间的所谓“林达尔”贸易模式。人们发现，利用规模经济概念可以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模型，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单一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总体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定，从而能够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并将某些重要的经济增长变量内生化。埃蒂尔(Ethier,l979)就利用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将机器种类数、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内生。机器种类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受到这一点的启发，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将外生规模经济引入模型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运用规模经济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杨格、I克尔(Becker)、杨小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研究报酬递增和内生经济增长，因为按斯密的理论，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提高生产率这一原理的。可见，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一个十分基本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递增报酬实现的源泉是什么?是规模经济还是专业化与分工?把生产函数从新古典的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修改为报酬递增时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规模经济角度;二是从专业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种更为科学和根本，两者的关系如何?

 

杨格(1928)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即“分工和专业化是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的大小”，“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铜板的两个反面”。杨格定理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从经济网络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问题。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应当从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来观察，将产业的运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递增报酬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分工，而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进一步地看，专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者对供给其生产的产品而对其他产品的产生需求，从而产生交易，需求和供给都源于专业化分工。分工的发展会带来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应。专业化分工才是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的根源。

 

与分工和专业化紧密相连的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交易起着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但是交易行为本身是需要费用的，是有成本的。这样，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主体之间更多的交易行为，进一步拓展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而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促进人们之间通过交易获得来自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加速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行为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概貌，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此消彼长的两难冲突(tradeoff)及其有效折衷则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相结合的新兴古典框架正体现了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可能更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同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地方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更有解释力。

 

当我们审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应当从上述发展的一般机制出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由其所处的经济网络的分工水平所决定的，一个地区分工的形成及其演进就是其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网络的过程，而网络的规模是同市场规模同步发展的，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

 

三、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

 

上文已经谈到，现代经济学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点解，而这是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难以解决的。幸运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成功地解决了对角点解的处理问题，使我们能够抛开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框架，而将经济主体看作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来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显然，这样的假设更符合现实，从而大大增强了超边际分析对地区间贸易行为的解释能力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ChenS，SachsandYanS，200°)、萨克斯和杨小凯(2001)以及张定胜(1999)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研究我国的地方贸易保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就利用一个简单的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方贸易保护问题。

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第3篇

新的生产方式立足于绿色、高效、特色的生态农业。农产品的生产以优质、精品为依托。县域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能忽视对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循环再利用。对有助于改良区域生态环境的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应给予更多的鼓励与支持。使得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农业产业化经营推动了农业市场化进程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得小农经济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调和化解。保障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人翁地位。但是农户一直以来分散经营的方式，无法对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准确判断，再加应变能力较差，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传统的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间突显出“小农户”和“大市场”无法融合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以龙头企业为主，能够有效地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联系，及时为农业生产反馈市场信息，更有助于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还能为农户的农业生产提供更多的服务，有助于农产品品种改良，丰富产品种类，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大力倡导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越性和科学性，为县域地区农产品搭建一条通向市场的桥梁。

（二）农业产业化推动了县域经济规模效益的实现市场经济本质上还是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县域地区经济相对发展缓慢，与当地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困境不无关系。规模经济效益的实现首先是资金、技术、劳动力的大规模的投入。而招商引资能够使得县域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得到有效的改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发挥主导产业发挥领头带动作用，鼓励和支持农业大型龙头企业的建立，吸引先进技术和外资的投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追求规模经济的良好效应。

（三）农业产业化推动了县域经济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农业资源丰富的县域地区农业产业的主导地位无可取代，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优势也是县域经济发展中最可行的发展战略，也是县域经济增长快速有效的最现实的战略选择。县域地区的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经济唤醒区域经济的重新分配，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创新选择也应立足当地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特色的资源产业。才能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中如虎添翼。

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第4篇

产业内贸易的主要衡量方法

（一）Balassa的计量方法

Balassa（1974）在研究欧共体产业内贸易分工程度时，提出了一种度量产业内贸易的指标，即以各产业群（产业）的贸易差额除以其贸易总额，然后再除以产业数。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1)

在这里，j表示国家；i表示该国n个产业中的第i个产业。Ej为产业内贸易的平均水平，取值范围为[0，1]。当Ej=0时，意味着所有贸易业均为产业内贸易；当Ej=1时，意味着所有的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

（二）Gruble-Lloyd的计量方法

1975年，Gruble和Lloyd提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内贸易的计量方法，用公式表示为：

(2)

其中，i表示某一特定产业；Xi和Mi分别表示该产业的出口与进口；Bi表示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在该公式中，Bi的值域为[0，1]。当Bi=1时，即意味着Xi=Mi，也就是说，所有的贸易都是产业内贸易。当Bi=0时，意味着Xi=0或者Mi=0，表示所有的贸易均为产业间贸易。

Balassa与Gruble-Lloyd的计量指标的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Balassa的指标的大小，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成反比，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指数反而越低，而Gruble-Lloyd的计量指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使用起来更加的直观和方便。

（三）Aquino计量指标

Aquino，A.（1978）认为，Gruble和Lloyd虽然针对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对公式进行了调整，但是他认为这并没有全面纠正一国发生的整体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影响。他认为Cj是其自身各自产业内贸易水平Bj的加权平均，而在一国出现贸易不平衡的时候，Bj也是下偏的。所以，用总贸易差额去纠正是不准确的，应该对贸易不平衡的每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Bi进行调整，而仅调整Bj是不够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Aquino主张在一国出现贸易不平衡的时候，首先调整每一个，然后再用调整后的去测度平均产业内贸易水平。其公式为：

(3)

(4)

将调整后的Xi和Mi带入公式Bj，就得到了总贸易不平衡时的产业内贸易计量公式：

(5)

但是，Aquino的计量指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该公式隐含假定所有贸易不平衡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均匀分布的；忽视了周期和其他因素对一国的整体贸易收支的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产业内贸易的计量指标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总量规模会对指数的计算产生一定的偏差，但是这一偏差是微弱的，所以在本文中，本文依然采用Gruble-Lloyd的计量指标。

产业特征因素的计量

（一）按行业划分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

计算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是要进行产业内贸易计量所要解决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问题。由于产业内贸易的计量和产业范围的界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产业的界定过于宽泛，则会夸大产业内贸易，但是如果将产品无限细分，则会导致产业内贸易的缩小，而这样做又与现实不符。所以对产业内贸易在计量的时候有一个清晰而又合理的界定是重要的。一般而言，在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时，都使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下前三位数相同的行业算作是同一个产业，即属于同类、同组、同章的行业属于同一个产业。而且这样的行业分类的数据是可以在联合国的数据库中找到的。

但是，由此方法计算出来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只是计量模型中所需数据的一部分，即只是因变量的样本值。要想进行计量模型的设定，就必须使得模型左边的数据口径与右边的数据口径一致，即自变量的数据统计口径与因变量一致。这一原则在任何一个计量模型中都不例外。但是，要以我国的数据为数据来源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并不容易。

很多相关论文，都遇到了如是问题，他们有的是绕过了这一障碍，如《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采用的是美国的数据，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行业特征指标的计算都是以美国标准工业分类法（SIC）进行数据处理的；有的则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如《我国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中，就没有使用按照国际通行的SITC三位数标准计算产业内指数，而是选取了SITC两位数标准，作者认为原因是在我国没有经济意义上划分的产业，只有行业的划分，而且行业划分与SITC2位数的标准很接近。本文将因变量的数据统计口径降到了SITC2位数的标准，从而与我国的行业进行对应，找出自变量的数据。这样只会影响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大小，对计量的结果，即各个行业特征的影响的程度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在以我国的数据为样本值，进行产业内贸易的计量时，是需要在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统计对应上进行处理的。在本文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通过参考盛斌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的附录Ⅲ表5“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3.0）重新集结的中国36个工业部门的进出口值”，使得我国划分的行业可以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划分方法对应起来，即我国的每一个行业都是由若干个SITC3.0下三位数分类中的若干个章加权平均得来的，而各章在该行业的权重则是由该章的出口值占该行业总的出口值的比重所决定的。例如，我国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这一行业中就包括了SITC3位数分类标准下的841—848章，每一个小类的权重则是它们出口额在集成的行业中总出口额的比重。这个方法，在行业的对应上，有95%的准确性。这既可以使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更加标准，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又可以很好地利用我国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

采用此方法，本文找到并计算出了2002—2004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数据来源为联合国的数据库。由于36个行业中，有些行业属于初级制成品行业，而这些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并不显著，所以这些行业并不包括在所研究的行业中；另外有些行业由于其行业特征数据的缺失，也不能够完全进入我们的研究。例如“其他制造业”这一行业的产业特征指标，只有2004年的数据，而2002与2003年的数据则是缺失的。于是，可以得到和利用的数据就只有28个行业的82个样本值了。

（二）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及计量指标

1.市场结构。市场结构（Marketstructure）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关市场结构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至今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将市场进一步细分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之后。有的认为垄断程度越高的市场结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就会越大（Cavas，1981），有的则认为二者存在着相反的关系（Balassa，1986）。本文的观点是，一个行业的垄断程度越强，厂家的数目就会越少，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种类就会越少，在产品种类一定的情况下，所需进出口的差异产品就会越多。反之，如果该行业的垄断性很弱，就会存在着很多的企业，由于企业数目多，所生产的差异产品必然会增多，这样所需进口的差异产品的数目就会下降，产业内贸易业就必然会下降。所以，本文的观点是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和市场垄断的的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2.规模经济。规模经济（Scaleeconomic）对产业内贸易也存在着很大的影响。规模经济这一假设，改变了传统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的基本假设，是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规模经济的出现，使得产业内贸易理论得以不断地完善。规模经济是从产品供给的角度，论述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的。规模经济有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在本文中，笔者认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主要是内部规模经济。如果一个国家的规模经济越大，则该国所能生产的产品种类就越少。那么在差异产品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的需求偏好，所需进出口的差异产品就会越多，产业内贸易就会增加。反之，该国的规模经济越小，则所能生产的种类就会越多，所需进出口的差异产品就会越少，产业内贸易就会降低，所以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成正相关关系。

3.产品差异。产品差异（ProductDifferentiation）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经济中，消费者越来越偏好消费差异化产品来展现自我的个性，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产品差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在一个国家中是不可能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全部差异产品的，很多产品还是要依靠进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而同时本国所具有的优势产品也会出口到国外，满足外国的消费者对该差异产品的需求。所以，一个行业内产品差异越大，则该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就会越大，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4.外国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对产业内贸易存在着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外商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的，即外商直接投资是为了躲避高关税或其他的贸易壁垒，那么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对贸易是存在替代效应的，原来通过进出口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现在就被投资所取代了，那么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就与产业内贸易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效率寻求型”的，即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将中间产品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将这些中间产品进行加工和组装，将中间产品变成工业制成品在输出到发达国家。这样，由于中间产品和制成品在商品分类上属于同一个产业，所以如果外国直接投资是效率寻求型的，那么它与产业内贸易则成正相关关系。外国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究竟如何，还要看计量的结果。

自GL指数出现以来，关于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计量就不断地出现，但是，计量的结果与理论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大多数经验研究都强调的是变量的相关性，而不是对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决定性。在一些经验研究中，规模经济的指标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而在有些研究中，其影响为负。“在Toh（1982）和Greenway、Milner（1984）的研究结果中，产业集中度对产业的影响为负，而在Marvel、Ray和Clark（1993）的研究结果中显著为正。在大多数研究中，产品差异对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都是正的。Shamma（2000）对澳大利亚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和决定因素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对产业内贸易有正的影响，FDI有负的影响，但是系数很小”。本文利用跨部门的研究方法（cross-section）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行业特征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回归分析。

产业特征因素的计量模型

（一）行业特征的主要衡量指标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以大致归纳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主要行业特征因素。它们主要是市场结构、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经过仔细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及参考其他学者的观点，本文使用的指标为：市场结构MS—该行业大中型企业单位数；产品差异PD—该行业的SITC四位数分类的个数；规模经济SE—行业的年增加值与每个行业的企业数之比；直接投资FDI—行业中三资企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综上所述，将影响产业内贸易的行业特征因素：市场结构（MS）、规模经济（SE）、产品差异（PD）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用这几个变量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6)

（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分析，加权最小二乘法所使用的权重是每个行业的进出口总额。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结果见表1所示。加权最小二乘法结果中的R2为0.896892，这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了提高。在有关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中，R2如此高，是非常不易的。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马跃（1999）研究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时，R2不到0.2，沙玛尔（2002）研究澳大利亚产业内贸易时，R2仅为0.14；当然，也有比较好的结果，例如蒙特奥特研究墨西哥的汽车行业产业内贸易时，R2就达到0.66，陈讯（2004）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R2也达到了0.648，像本文这样，使得R2即将接近0.9，实属不易。

相对于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R2值之所以如此之高，一种解释是计量方法的改进，即由普通最小二乘法改为加权最小二乘法；另一种解释则是在计算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时，按照新的集结方法算出的指标值优于其他的方法。

（三）对计量模型结果的分析

首先，除了MS以外，各个变量的符号均与预期的符号一致，这就从经验分析上证明了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正确性。

其次，对于MS的符号出现与理论预期相反的情况，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所选数据造成的。由于本文的经验分析是基于我国的经验分析，MS的符号出现异常情况，这一方面说明了，因为无法计算我们的产业集中度，用企业个数来替代指标不是最优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的市场结构不是很合理，存在着大量的垄断的、没有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阻碍了市场规范的形成。

再次，产品差异的符号与理论预期的一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已经不同于以前，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消费者通过消费差异化产品，来显示自己的个性。正是由于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使得产品差异这一指标的计量结果在两种方法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最后，对于国际直接投资，在两次的计量结果中，其符号都是负的。而产业内贸易理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预期符号是不确定的，即可正可负。如果国际直接投资是“资源寻求型”的，跨国公司来我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我国通过组装和加工中间产品，输出工业制成品，参与了国际分工，产业内贸易也得到了增加，这种产业内贸易主要属于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但是，如果国际直接投资是“市场寻求型”的，投资只是为了绕过高关税和贸易壁垒，那么则会对贸易产生替代效应，产业内贸易就会下降。通过基于我国的数据的经验分析，可以看到，外国直接投资对产业内贸易产生了替代效应，从中可以推断，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类型主要是“市场寻求型”的。这些外资进入我国，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产品并且就地销售，开发我国市场。这样就导致我国从外国进口的降低，直接削弱了我国的产业内贸易，不仅减少了国家的关税收入，还与我国的企业瓜分市场，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

规模经济的种类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新贸易理论新Heckscher-Ohlin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上的分歧源自于新贸易理论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对产业内贸易性质的不同理解。新贸易理论（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分析方法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相似要素密集度（similarfactorintensity）产品的交换。理想状态下的产业内贸易产品被称为“完全的产业内贸易产品”（perfectly-intraindustrygoods），指在任一相同的要素价格下，贸易产品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要素密集度（identicalfactorintensity）。新Heckscher-Ohlin理论则将产业内贸易定义为同一产业内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交换，而不同质量产品品种的要素密集度却是不同的。本文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类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观点及争议进行分析。

一、新贸易理论在相似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贸易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考虑的是产品的水平差异性，即分析相似或相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在存在水平差异时的交换，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内贸易活动主要发生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收入水平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影响比较大的理论模型包括Krugman（1979）、Lancaster（1980）、Brander和Krugman（1983）等。这些研究的结果认为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Krugman（1979）将基于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Dixit和Stiglits（1977）封闭经济下的分析扩展为开放经济的分析，证明了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的相互作用是促使国际贸易以产业内贸易形式发生的独立原因。该模型在需求方面假定，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相同，而且所有品种都对称地进入效用函数，即每增加一单位任何品种的消费带来的总效用的增加是相同的，并且消费的品种越多，总效用增加越多。该模型在供给方面假定，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产品所有品种的生产函数相同并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每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即厂商数目和产品的品种数相同，每一个厂商也都试图分割市场以形成自己的垄断力量。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每个国家消费者可得到的产品品种种类和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都受制于各自国家的市场规模。因此，通过国际贸易创建更大的一体化市场，可以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产品品种种类，并享受到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从而增进各国福利。该模型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水平差异性的条件下，即使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也能开展产业内贸易活动，并且这种贸易会增进两国的福利。

Lancaster（1980）模型仍以产品的水平差异性为基础。该模型认为，每个产品品种都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品种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特征构成了产品的水平差异性。消费者对不同的特征有不同的偏好，因此只会选择具有其喜欢的特征的品种去消费，而不是购买产品的多个品种。在供给方面，该模型假定厂商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并能以相同的成本生产任何产品品种，而且任一品种的生产在一开始其平均成本递减。该模型以“完全垄断竞争”（PerfectMonopolisticCompetition）描述了均衡时的状况：实际生产的产品品种均等地分布在“光谱”（spectrum）上，每一品种的生产数量和销售价格都相同，每一厂商都获得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在引入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进行贸易分析时，该模型具有了一般均衡的特征。Lancaster（1980）和Helpman（1981）共同完成了这一分析工作。模型假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不变方式生产同质产品，另一个部门以规模报酬递增方式生产有差异性的产品，劳动是两个部门的流动要素，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对差异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当这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开展贸易后，同质产品之间没有贸易发生，但差异化产品按照“完全垄断竞争”的方式在两国共同生产并展开贸易活动。由于开展贸易后消费者得到的产品品种数目比封闭条件下要多，而且有规模经济利益存在，两国的福利因此得以改善。

Brander和Krugman（1983）在双寡头垄断条件下对产业内贸易的发生给出了一种解释。该模型假定所有方面都相同的两个国家中各有一个厂商，他们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且两国对该产品的国内需求函数也相同。两国厂商采取的是古诺竞争行为，即每家厂商都是在对方销售不变的条件下选择他对两个市场的销售来获取最大化利润。由于模型存在着严格的对称性，在均衡的时候，每家厂商都将产出的一半在国内市场销售，并将另一半出口，产业内贸易由此而发生。在引入运输成本后，每个厂商从自己国内市场销售得到的价格必然高于他在出口市场销售减去运输成本的价格，因此，Brander和Krugman（1983）把这种产业内贸易也称作相互倾销（ReciprocalDumping）。

二、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假定下的产业内贸易研究

新Heckscher-Ohlin理论在产业内贸易研究方面的代表当属Falvey和Kierzkowski，其重要的假定在于产品不同品种间的要素密集度是随着质量差异而变化的，从而开辟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领域。

Falvey（1981）首先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与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指出资本充裕的国家出口高质量物品、劳动充裕的国家出口低质量物品。Falvey的贡献在于引入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对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进行简单的修正，从而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解释，同时也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Falvey（1981）在比较优势理论2×2框架内构造了一个关于产品垂直差异的模型。因为这一模型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偏离不大，尤其是完整地保留了完全竞争假设，并且得出产业内贸易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的传统论述的结论，因此又被称为新Heckscher-Ohlin模型。以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为基础的Falvey模型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说明了在没有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也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其二是每个国家都生产质量上具有垂直差异的产品。同时，和传统的基本框架一样，Falvey模型也假设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的要素（资本和劳动）禀赋存在差异，其中本国是资本相对丰裕，从而资本的租金比率较低，而外国则劳动相对丰裕，从而工资率较低。Falvey模型得到的结论是，本国会在那些质量高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而外国则在那些质量低于临界值的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格局也就由此得以确定。Falvey这一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产品的质量取决于生产产品的资本密集度，所以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型偏离了产业内贸易关于近似生产函数假定的研究方向。

Falvey和Kierzkowski（1987）在Falvey（1981）的基础上考虑了两个部门的情形，其中一个是上面分析的产品存在质量垂直差异的部门，另一个则是传统的生产单一同质产品的部门。这一模型和上面的模型一样，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也采用完全竞争假设。这一模型同时产生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且两种不同贸易的格局都符合Heckscher-Ohlin定理。Falvey-Kierzkowski模型（1987）表明，在不存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内贸易也会存在，即产生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工资较低的国家在生产低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工资较高的国家在生产高质量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减具有重要影响。Falvey与Kierzkowski的研究将产业内贸易归因于比较优势，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给出了一定程度的解释。Shaked和Sutton（1984）也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其特点是将产品品种的不同质量和研究与开发费用支出相联系，在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的条件下，来分析产业内贸易活动的状况。该模型假定厂商要开发一个质量较高的品种就要在产品投入市场之前进行研究与开发，这种研究与开发费用被看作是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被假定为不变，或随着产品质量的改进而缓慢提高。假定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对不同质量的产品有着相同的排列顺序，但消费活动受制于收入水平，高质量的品种被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所购买。假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在封闭条件下都有两家厂商分别生产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产品品种。在两国开展贸易之后，由于竞争和规模经济的作用，两国生产相同质量的两家厂商中的一家会退出市场，因为在两家厂商并存的情况下没有一家能够获利。在自由贸易下，一个产品品种只有一家厂商来同时为两个市场生产和提供。消费者会因为规模经济带来的价格下降而受益，也会因为更高质量产品品种的开发而受益。但问题在于，此时无法判断哪个国家的哪家厂商会生存下来，因此也无法确定产业内贸易是否一定会发生。只有当两个国家分别保留下来一家生产不同质量品种的厂商时，产业内贸易才会发生，只是无从确定贸易流向。

三、结论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是由经验研究推动的，但产业内贸易理论上过于苛刻的假定条件却偏离现实较远。因此，将产业内贸易区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分别进行研究使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为密切一些。

在理论分析方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具有相同或相似要素密集度的假定下，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规模经济、产品多样性、消费者偏好等对产业内贸易的基础作用；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则建立在不同产品品种要素密集度因质量差异而变化的假定下，分析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作用。

从贸易现实来看，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活动，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也被证实超过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活动，再加上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的不稳定的相关关系，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对现实的解释力要略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生产产品的技术水平或生产函数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因而其在参与产业内贸易活动方面，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应该更具有解释力，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内贸易经验研究方面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Krugman,P.(1979).Increasingreturns,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9,469～479

[2]Lancaster,K.(1980).Intra-industrytradeunderperfectmonopolisticcompeti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0,151～175

[3]Helpman,E.(1981).Internationaltradeinthepresenceofproductdifferentiation,economiesofscaleandmonopolisticcompeti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1,305～340

[4]Brander,A.&Krugman,P.(1983).Areciprocaldumpingmodel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3,313～321

[5]Falvey,R.E.(1981).Commercialpolicyandintra-industry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1,49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