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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市场竞争;投资支出;负债水平
一、企业的资本运动效率,即企业投资、融资效率表现了企业配置资金的能力,其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两者却一直处于某种程度的割裂和非均衡发展状态。ModiglianiandMiller(1958)提出的“MM定理”认为,在没有摩擦成本、资本市场完美且有效的情况下,企业投资行为与融资方式不相关。由于完美市场的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学者们开始放宽各种前提假设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①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财务决策当中最重要的决策②,它对公司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于哪一种因素最能影响公司投资决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站在产品市场的角度研究企业的投资行为,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进行相关研究(LucasandPrescott,1971;Spence,1979;LippmanandRumelt,1985;Caballero,1991;KiyohikoGNishimurg,1991;DonaldA.HayandGuyS.Liu,1998;LaarniTBulan,2005等)。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和影响机理,由于所选样本、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国外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均揭示了产品市场状况会影响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决策)。
立足于本文的述评重点,笔者不准备对涉及投融资关系的所有文献予以回顾,而只是通过对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合学者们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决策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来探讨企业投融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负债融资和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企业投资与负债关系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为三大类(童盼、陆正飞,2005):第一,探讨股东—债权人冲突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第二,研究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第三,研究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③。
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JensenandMeckling(1976)认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股东/经理可能会进行资产替代。根据其观点,如果企业的融资结构当中负债的比率较大,这将会诱导股东/经理去冒险尝试那些成功机会微乎其微但若成功则回报极高的投资项目,倘若冒险投资成功,股东/经理则可以赚取超过负债账面价值的大部分收益;如果投资项目失败,股东只受有限责任的约束,而债权人则承担大部分失败的损失,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时会正确预期到股东未来的投资行为,从而要求更高的回报率,由此导致了负债的第一种成本即资产替代问题。Myers(1977)则分析了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投资不足。他剖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的破产概率也随之增加,此时,股东/经理对NPV为正的项目存在着投资不足的动机。也就是说,虽然某些投资项目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但是由于其大部分的期望回报属于债权人,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投资项目的NPV为正值,股东/经理也不会对其进行投资。当理性的债权人在贷款前预期到这种情况时,公司就得支付较高的负债融资成本,由此导致了负债的另一种成本即投资不足问题。在JensenandMeckling(1976)、Myers(1977)的开创性研究之后,SmithandWarner(l979)研究指出,在发行风险债券的企业,股东/经理有动机去作出有利于股东而侵害债权人权益的经营和财务决策。随后,众多学者从负债水平(GavishandKalay,1983)、财务契约(BerkovitchandKim,1990)、成长性(Ahn,Seoungpil,etal.,2006)等角度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引起的企业投资行为扭曲问题继续展开研究。
再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情况。国内学者现有的研究已开始把企业投资和融资结合起来考虑,但关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该领域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童盼、支晓强(2005)运用蒙特卡罗模拟法实证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因素。江伟、沈艺峰(2005)从负债成本的角度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呈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且公司投资机会的增加会对大股东的资产替代行为产生影响。刘星、杨亦民(2006)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在总体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如果对研究样本按照成长性划分,则低成长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支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论符合负债成本理论,有力地支持了负债融资对高成长性企业会产生投资不足影响的说法。
在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方面,Jensen(1986)指出,由于有动机去扩大企业的规模,经理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利用闲置资金对那些可以扩大企业规模的非盈利项目进行投资,这就导致了经理的过度投资行为。根据Jensen的观点,负债能够抑制经理的这种过度投资行为,降低股东与经理之间的成本,从而发挥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具体而言,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负债定期还本付息的特征有利于减少企业的闲散资金,防止经理利用过多的闲置资金去从事使自身获益但是侵害股东利益的过度投资行为;其二,负债会加大经理所面临的监控和破产风险,由于害怕因为企业破产造成的控制权转移而失去来自于企业的各种利益,与低负债企业相比,高负债企业的经理较难作出上述的利己但却侵害股东权益的投资决策。随后,多个学者(JohnandSenbet,1988;HEinkelandZechner,1990;HartandMoore,1995;Langetal.,1996;Childs,P.D.,etal.,2005等)从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证实了负债融资发挥了相机治理作用。
对于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企业成长性(江伟、沈艺峰,2004)、投资项目的风险(童盼、陆正飞,2005)、终极控制人性质(李胜楠、牛建波,2005;辛清泉、林斌,2006;李乔立,2007等)、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姚明安、孔莹,2008)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负债相机治理作用的发挥,但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得到的检验结果与前述西方理论的预期存在较大差异。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研究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如FredericandScherer(1969)在“Marketstructureandstabilityofinvestment”一文中探讨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当行业的集中度相对比较高时,企业的投资会更大幅度地偏离其目标价值;当行业集中度较低而且行业规模很大时,这种偏离将有很大可能是随机性的。
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在行业状况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方面,不少国外学者(LucasandPrescott,1971;Spence,1979;GilbertandHarris,1984;KiyohikoGNishimurg,1991;DonaldA.HayandGuyS.Liu,1998;WilliamT.CharltonandCarolLancaster,2002等)进行了探索。此外,部分学者的研究还揭示了行业竞争程度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时机选择(HanT.J.SmitandLA.Ankum,1993;MartinJ.Nielsen,2002等)。在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方面,学者们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价格不确定性(Hartman,1972;VivekandPrakash,1996等)、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Caballero,1991;LaarniTBulan,2005)等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投资行为是企业资金积累的重要基础和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当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行业投资过度、盲目多元化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普遍存在,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较为浓厚的兴趣: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了投资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汪强(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实证检验了投资与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剖析了企业投资的资本投向选择;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则研究了我国企业的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特征。可见,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但是,目前相当少学者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对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投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龚凯颂、陈莹(2010)尝试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实证检验了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的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比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三、文献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文献。国外学者对于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发挥相机治理作用的研究从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将我国资本市场数据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来实证检验股东—债权人冲突以及负债发挥相机治理功能的相关问题。不可忽视的是,国外的理论是源于比较发达且完善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事实表明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及环境、资本和产业市场都显著有别于国外情况,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国外理论套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大部分实证结论支持负债水平从整体上与投资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如果对研究样本作进一步的细分,由于研究切入点、样本细分方法、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之后,本文回顾了国外学者关于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微观行为(这里主要指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市场结构、市场的不确定性、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等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微观行为(包括投资行为)的重要影响。
论文摘要:数字娱乐产业作为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兴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对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研究分析,在分析重庆市乃至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优劣势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战略。并针对重庆市在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措施。
数字娱乐狂潮正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已成为当今信息产业中最具商业价值的新兴产业。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研究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数字娱乐产业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值点,西部地区如何缩小与我国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已成为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本文立足于数字娱乐产业涉及的各个层面,以重庆直辖市为例,对西部地区的数字娱乐产业发展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现状,为“十一五”建设期间的数字娱乐产业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并对如何提升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竞争力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建议。
1.数字娱乐产业与知识经济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着力发展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的共同趋势。信息技术不仅是未来知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而且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先导和支柱,其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和综合实力的标志[1]。随着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加速发展西部数字娱乐产业,是重庆和西部省区顺应时代潮流,缩小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1.1精神文明需要发展数字娱乐产业
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要求各个产业的发展更加有效敏锐,其中也包括数字娱乐产业。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数字娱乐产业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大起大落的现象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其兴衰已经不仅仅是数字娱乐产业本身的局部的行业的事情,而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加速发展西部地区数字娱乐产业,是“十一五”建设中数字娱乐产业乃至信息产业由大到强转变的有力推进,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重庆及西部省区城乡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顺利实施。
1.2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经济的增长不具有持续性。而信息产业作为一种高新技术产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一个与传统产业完全不同可节约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产业,具有可持续增长的特点。加之,其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节约资源,而且还能形成新的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势必大力加快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步伐。因此,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对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3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民族文化品牌
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是现代产业区别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本质特征[2]。正是在这种对标准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追求中,才使文化产业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富现代意义,与高科技尤其是数字娱乐技术发展结合最紧密的产业。当代数字娱乐业发展的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文化水平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下,中国正在掀起一场“创意文化产业”建设热潮,许多地区都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纷纷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文化之都”等战略性的口号,“文化产业园区”相继兴建[3]。加快重庆及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建设步伐,有助于推动打造西部省区民族文化产业品牌,提高西部省区的影响力。
2.重庆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条件分析
2.1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
重庆市正面临世纪性的发展良机。设立直辖市后,重庆抓住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性机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扩大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十一五”规划以来,重庆市不断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建设力度,“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使其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支柱。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和实力,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精良的科研设备。如今数字娱乐产业作为新兴的一项科学技术与文化并进的产业,其发展的潜力很大。
2.2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随着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带的建设,其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例如宏信软件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游戏开发平台及引擎,在游戏和动画制作领域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朝华数字娱乐有限公司,集数字娱乐和文化传播于一身,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游戏引擎WHALE达到了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天极信息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的SP运营商,先后推出了重庆复生记天极夺宝奇兵等无线游戏,并通过天极无线平台投入运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4]。同时,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高新软件园电子工业园,目前在重庆大学城正在兴建重庆数字娱乐动漫基地,基地将建立产业孵化园,创办动漫杂志和专业网站,筛选塑造大众喜爱具有商业价值潜力的动漫形象,开发动漫产品。可见,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加速发展的大环境已初步形成,并成为带动重庆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2.3产业发展投资环境正在改善
重庆市具有良好的数字娱乐产业链基础。重庆市具有完整的出版发行机构,也有著名的信息类门户网站——天极网,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基础。在衍生产品设计和制作领域,重庆本地低廉的生产成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库,为游戏和动画衍生产品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条件。重庆是长江中上游信息中心,凭借其通信和互联网发达的优势,为数字娱乐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如开发大量高水平的基于电信的增值服务[5]。另一方面,重庆与国际上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来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加,客观上促进了重庆地区国际文化交流。因此,在数字娱乐领域可以较容易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快速引进国际先进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手段,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目前,重庆本地已有部分企业与国际著名游戏开发企业展开合作,这将促进国际产业界深入了解重庆,关注重庆经济发展,并为展开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2.4高校密集智力资源丰富
重庆是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高等院校云集。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邮电大学等高等院校每年将培养大量的信息类和艺术类专业人才,为数字娱乐业游戏和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满足数字娱乐业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重庆市拥有的各类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科研经费收入及支出均为西部地区领先水平,作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核心发展力,重庆市的人力成本相比北京上海等地更为低廉,可人才质量毫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重庆完全具备大规模发展数字娱乐产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资源。
2.5制约因素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紧密结合经济和智力资源优势,在发展数字娱乐产业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可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宏观区位中远离经济技术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对人才的吸引;多数企业对数字娱乐高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还较差,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风气还有待进一步浓厚,数字娱乐产业兴起的宏观环境还有待改善;知识产权的观念较为陈旧,技术成果转化还比较困难,自主知识产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目前企业普遍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未能有效地采取大公司战略,强化产业链的优势作用,导致竞争力较弱。
3.发展战略与对策措施
3.1发展战略思考
针对上述情况,发展战略应立足于:以政府指导和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高新区大学城软件园及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大力提高数字娱乐企业和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积极倡导技术创新和民族文化品牌意识,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娱乐技术产品,发挥本土区域经济科技和生产力布局优势,因地制宜,构建重庆乃至西部省区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动力基地和示范基地,调整和优化当前经济结构,促进数字娱乐走向市场化和产业化。
3.2对策措施建议
3.2.1完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建设,促进数字娱乐企业集群化发展。数字娱乐产业主要是由数字娱乐企业和数字娱乐技术产品组成,而数字娱乐开发基地则是数字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6]。近年来,国内各地兴起了一股动漫热,许多地方都搞起了动漫产业基地或动漫园。重庆市正在建立沙区大学城数字娱乐动漫基地九龙坡区美视动漫产业及教学基地等一系列的动漫基地。重庆市应在动漫业不断完善的同时,积极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结合重庆本地3G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全国数字电视系统的建设。对数字娱乐产业基地提出以下两点措施:
(1)目前重庆市的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建设力度主要放在招商引资上,大部分的开发区和技术城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还不够紧密,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该地区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基础建设成果尚未很好的充分利用。今后应该在已有数字娱乐产业基地开发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众多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数字娱乐科技园区的建立和技术水平的发展提高,加快“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设步伐,不断拓宽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采用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实施“集群化战略”。目前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还基本处于散小弱的状态,没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数字娱乐产品,也还没有本土大型数字娱乐集团性企业。因此,应逐步扩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对成员企业进行整合,以资本为纽带以数字娱乐园区为载体,逐步实现研发运营的一体化机制。
3.2.2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如何完善城市形象是重庆市政府不断思考的一大问题。重庆市的形象宣传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巴渝文化”“红岩精神”形象的树立,让“新重庆”这块投资热土持续升温。而企业作为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其企业品牌是城市形象的视觉窗口,实施“品牌战略”是塑造“新重庆”城市形象的必然手段。数字娱乐产业作为重庆市“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目标是建设成为国际数字娱乐领域的孵化器,起着政府与企业沟通桥梁的作用。重庆市应采取城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与城市形象提升的互动模式。大力推动“十一五”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构想,抓住重庆本土特色,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数字三峡”“数字红岩”“数字磁器口”等具有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精品工程,树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形象和品牌,为整个重庆的产业化进程增值,使数字娱乐产业成为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3.2.3转变企业赢利模式,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形成产业规模。数字娱乐企业作为数字娱乐产业重要的“孵化器”,风险投资尤其对地处西部的重庆来讲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重庆应该抓住本土人才智力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加强政府对动漫及数字娱乐产业的支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比如动漫业,应从高附加值的动漫延伸领域获利,积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作品,吸引外资,发展风险投资,拓宽融资渠道。重庆市应尽快在香港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或地区与当地数字娱乐企业展开合作,并建立商业合作促进中心,逐步将重庆本地数字娱乐企业融入国际产业链当中;加深与国际产业巨头的合作,通过龙头企业的示范,承接国际游戏和动画制作的外包业务,并形成一定规模,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版权合作或者转让的形式,开始向海外市场出口自行开发或制作的游戏和动画产品,打造民族数字娱乐品牌。
3.2.4以科技为导向,以人为本,实现重庆及西部地区数字娱乐领域价值增值。以重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为依托,在高校及企业生产研发基地的发展基础上,开展数字娱乐关键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基地环境和条件建设,将已有的制作研发机构进行统一规划与整合,初步建成一个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培训中心及体验实训中心,打造多层次高水平的西部数字娱乐产业研发培训一体化的基地,并在基地的建设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数字娱乐产业开发人才培养的新型模式。同时采取“产学研”合作的形式,争取国家“863”“十一五”等攻关项目的立项研究。鼓励自主创新,使重庆成为数字娱乐领域的核心地区。
3.2.5完善数字娱乐产业链条,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的发展。数字娱乐产业化实质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任务:第一层次是将数字娱乐技术成果商品化,数字娱乐商品产业化,数字娱乐产业国际化;第二层次是利用数字娱乐业的研究成果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优化,实现产业信息化[6]。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企业和产业化基地的发展,没有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很好的结合,数字娱乐产业的辐射和扩散作用远没有发挥。因此,今后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的发展应该在继续抓好产业化基地,高新区开发园以及数字娱乐企业和关键技术研究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数字娱乐产业链的结构优化。以数字娱乐产业化基地为中心,建立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形成一条由数字娱乐产品的研发生产到产品的市场营销,再到形成版权的授权,最后到衍生产品开发和营销的完整的产业链条模式。通过行业间穿插,使数字娱乐产业链条得以扩展和延伸,开拓数字娱乐产业市场。
3.2.6强化政府的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在企业与文化间发挥调节作用。针对目前重庆市数字娱乐产业发展中,技术人才优势仍不明显,投资环境培育还不佳,产业链整合不尽完善等问题,政府应强化其导向作用,加强宏观调控。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科研机构搞好转制工作,找准市场定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与金融环境的改善以及造就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家等途径着力营造有利于数字娱乐产业科技转化的社会环境。营造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的自主调节能力,必要的时候弥补市场缺陷,如给出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引导和帮助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加快数字娱乐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工作,增强对数字娱乐技术成果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发展的要求。数字娱乐产业也属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必须以强大的文化资源为后盾,这就需要政府在企业与文化之间发挥适当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是没有优秀的产品导致中国的动漫不景气,实际上这与市场的开拓策划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和政府不重视民族文化产业品牌的发展,未能满足动漫受众审美心理和消费需要才是主要差距。例如,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动漫业,特别是动画片,说教味太浓,作品缺乏新颖的创意[7]。政府在这方面应该适当放开,让企业慢慢成长起来,积极鼓励民族文化数字娱乐的发展,打造“文化创意产业”的数字品牌。
3.2.7构建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及支撑平台。美国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平台化运作是产业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产业平台建设与风险投资结合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8]。近年来,在市场巨大需求的牵引和政策的扶持下,重庆从事数字媒体产品开发的企业和团体迅速增加,但存在着院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脱节,企业和市场脱节,技术与产业脱节的现象,无法支撑数字娱乐产业有效发展。对于高投入的数字娱乐产品开发而言,显然企业开发资金有限,若有标准化高性能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可供利用,则可把有限资金应用到产品的设计和创意中去。其次,通过平台的建设,可为重庆数字娱乐创业团队提供工作和发展环境,避免人才外流,也就保证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重庆市应通过集成和开发数字娱乐产品生产流水线的软硬件资源,打造该市的数字娱乐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重庆市数字媒体中小企业创业团队软件平台租赁服务以及增值技术服务,通过资源共享,降低数字娱乐产业的进入门槛,以促进数字娱乐产业的繁荣;该平台还可利用自己所处“产学研”交集点的优势,为企业提供顾问咨询技术指导和培训,实现资源的共享,以加快数字娱乐产业集群化,并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及高级产业人才培养。通过重庆数字媒体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建立,提高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技术水平开发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使重庆本土数字娱乐精品大幅增加,为重庆数字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基金项目:重庆市沙坪坝区软科学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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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习惯养成
据《经济》记者了解,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近两年平均增速超过26%,是文化产业整体增速的2倍以上。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创意产品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与百姓生活越来越密切,已经成为目前群众文化消费的主产品。同时,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环境的改善和网络用户付费习惯的养成,数字创意产品的消费潜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市场价值也进一步提升。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对外合作处的曹彦音曾公开表示,在动漫游戏产业发展方面,科技园区重点对发展动漫游戏产品及相关技术的企业实施孵化,大力培养创意人才。目前主要以中关村科技园区、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为核心,带动其余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区域共同发展。
据了解,除以上国家级产业园区外,各级政府和企业在建或筹建中的区域性数字创意产业园区也不在少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并已进入立项操作阶段的有三辰卡通动漫网游产业基地、深圳VR产业园区等。
根据中娱数字创意产业研究院的追踪,仅2016年11月份,共发生创意产业投资230起,较10月份增长7.5%,其中数字创意产业领域投资47起,占该月总投资数量的20.4%,总投资规模超过15亿元。其中,AcFun弹幕视频网(A站)作为动漫、游戏、体育、娱乐的弹幕视频网站,获得中文在线2.5亿元的B轮投资;华谊兄弟也斥资2亿元,投资影视营销服务商剧角映画。
VR、直播作为新兴产业,堪称2016年创投圈杀出的黑马。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全球(主要以中国为主)VR、AR行业投融资事件共90起,同比增长率高达233.3%。
在电竞游戏领域中,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竞技市场。近年来,随着各项利好政策的陆续出台,电竞行业发展前景被看好,各类资本开始积极介入这个有上千亿元规模的新兴产业,2015年投融资规模达到269.1亿人民币,6年间的增幅高达513.6%。
在动漫领域中,虽然我国动漫产业目前整体规模不大,但发展速度极快,2015年总产值超过1200亿元,并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在投融资方面,形势也颇可乐观,如2016年底,原创动漫工作室漫舞动漫获得钱皇股份100万元的天使轮投资,以原创和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云端漫画也获得了五星诚瑞数百万元的天使轮投资。
人工智能最有卖点
没有工人,那就用机械臂砌一堵高墙?在未进入公共空间之前已经预知人流高峰,从而避开拥堵?看电影时,可以直接和影片中的女主角交流?没有驾照也能开车?数字创意产业中的人工智能(AI)目前广泛嵌入在应用程序中,上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都能得以解决。
2016年8月,英特尔公司宣布将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Nervana Systems,而就在前不久,苹果公司刚刚宣布将收购人工智能公司Turi。其他巨头如IBM、谷歌、微软、Facebook、亚马逊等也先后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布局。在中国,阿里巴巴刚刚将其AI升级为ET,并扩展了人工智能功能。而百度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大……
在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日臻成熟的今天,科技巨头们都在纷纷寻找下一个技术的方向。去年年初普华永道在报告中称,展望2017年,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行业整合等核心趋势将继续推动全球科技市场的并购与整合。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科技巨头的行动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马云也认为,现在人们正在准备迎接第三次技术革命(人工智能)的到来。
前瞻产业研究院《人工智能行业分析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已达到1683.9亿元,预计2018年将达到2697.3亿元,复合增长率达到17%。
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盘点2016年十大人工智能事件就可略窥一斑:AlphaGo下围棋战胜众多顶尖高手;微软聊天机器人“Tay”学会种族歧视言论;特斯拉无人车上路试驾;五大科技巨头组建超级AI联盟;美国白宫《人工智能白皮书》;微软AI的语音识别能力首次超过人类;人工智能改善癌症诊断疗法;亚马逊开展新零售业务Amazon Go;扎克伯格开发AI助手Jarvis;华人AI研究贡献占据全球份额近一半。
由此看来,未来还有什么领域完全不用人工智能参与?
传统文化强强联手
传统文化能给数字创意产业带来什么?
腾讯公司文化产业办公室研究员曹爽表示,传统文化是产业创意内容的源泉,是数字创意产业走向世界的核心竞争力。
记者通过对产业的回顾和观察看出,数字创意产业在传统文化当中寻找结合点和商机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敦煌石窟壁画彩塑的数字化,不仅永久保存了文物信息,也使传统文化的数字产品更具市场价值;图书馆的数字化,为中华传统文化打造一个共享平台。据了解,目前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达1160.98TB,年增长超过130TB。
记者获悉,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业态的数字化升级等都将成为未来国家政策扶持的重点。完美世界副总裁伊迪则表示,从文化产业来看,传统文化产业与数字化联手升级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比如到电影院看电影。消费者目前在影院的延伸消费也仅仅停留在食物及饮品上,但影院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未来的影院的情形可能远不止如此。”伊迪说,“例如,可以将游戏和动漫产业融入到电影院中,将影院打造成一个以IP为核心的数字化综合体验区,还可以将当下发展迅猛的电子竞技项目带入传统院线。”
“所有数字化内容融合在一起,使电影院褪去了传统的表皮。换上了数字化的外壳。这样的切入点将是下一代文化产业重要的发展方向。”伊迪认为。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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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于大数据的特点主要存在两种观点:Dumbill采用IBM公司的观点,认为大数据具有“3V”特点,即数据量大(Volume)、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产生速度快(Velocity)。Edd Dumbill, “What Is Big Data,” http://strata.oreilly. com/2012/01/what-is-big-data. html, 2013年1月24日访问。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大数据具备“4V”特点,在3V的基础上增加了价值性(Value)。(1)数据量大(Volume):目前数据的计量单位用太字节、泽字节和尧字节计算。IDC《数字宇宙膨胀: 到202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显示,数字信息每年按照几何级数态势递增,到2020 年数字量将达到40ZB。(2)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相对于传统的便于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下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浏览轨迹、视频、音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产生速度快(Velocity):数据的产生和更新频率快,每秒都在即时增加,因此大数据的存储以及实时处理和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关键要求。(4)价值密度低(Value):存储的数据量大,但是蕴含的价值低。比如一段监控视频时间长达2个小时,但是有用的数据可能只有1~2分钟。朱东华:《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管理方法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年第4期。
数字技术是指对产生于人机交互、物联网等以结构、半结构、非结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集成,以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生成模块化的专用数字技术处理软件包,进一步通过模块集成实现决策支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预测等技术创新,实现大数据的价值化。
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可知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技术上,大数据下的数字技术包括传统基本数据处理技术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统计分析,和高级数据处理技术如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和预测五种技术,这五种数字技术融合后方能产生巨大的技术创新。[德]乌尔里希・森德勒编:《工业4.0》,邓敏、李现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54~67页。移动计算指的是计算的实时性、动态性,即人和计算机的实时交互,机器和周围环境的实时交互,通过移动计算,增加了数据使用技术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灵活性,数据的实时处理是大数据的最核心技术。社会化媒体是指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信息、分享内容、互动交流。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使用数据具有“流”的特性,大数据流的特性改变了人们收集和评价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技术创新方式。物联网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间的连接,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对象与对象之间。物联网的形成开启了服务创新、生产创新和增值过程的新维度,是新的增值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云计算指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主要解决数据的结构问题和管理问题,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按需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通过云计算加快对信息的发现、组织和协调并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分析和预测是对大数据进行关联、趋势性等知识发现技术,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动态性、类型多样性和价值低密度性,有价值的信息隐藏于碎片化的数据关联中,而且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因此传统的优化算法、抽样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已不适用,基于知识发现的分析和预测技术是大数据的关键技术。针对大数据下的这些数字技术融合就有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就可能实现服务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等等。
大数据时代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本质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的广泛应用,其核心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并不能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价值,不仅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更是应用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而使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大规模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使用,使得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在技术融合、数字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 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程度加强,而且由于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五个方面。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具有一些新特点:
1.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
传统的技术创新方法基于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和市场目标的共同作用,孙圣兰、夏恩君:《突破性技术创新对传统创新管理的挑战》,《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年第6期。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法更多地来源于对不同技术的组合式创新。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下的基础性创新,而更可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技术手段和已有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技术创新方法的组合性主要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性洞察以及创意路径实现的组合。对于客户消费行为的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开发出BI系统。对于共众通信数据分析可以开发舆情系统, Kevin Systrom和Mike Krieger将Facebook最受欢迎的照片共享思想植入到智能手机中,开发出了能够改变照片样式的软件。[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91~92页。这些说明了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2.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开放性
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强调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引进创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聚集对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领域精通的专业性人才来提供技术创新方案。专业人才具备高精尖科技知识,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而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对专业人员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新思想的交流与技术创新的实现。纳特・特纳和扎克・温伯格是沃顿商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创业学的学生,二人虽然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他们创办的公司flatiron health正在试图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种群体力量参与和数字技术爆发出来的无限的智慧正是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模式。
3.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具有突破性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基于不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之上的创新,能够使产品具有新的性能和较低成本,且具有毁灭性,能开拓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如石英钟的出现给机械表以致命冲击。数字技术下的融和式技术创新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单个领域的技术有可能只服务于特定背景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同领域技术的有效融合则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渐进式创新是阶段性的、变革性的,而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永恒的、革命性的。传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大量的人才培养及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进设备的研发及引入,通常这些投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每个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创新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如云端存储服务及数据分析业务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创新思路,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更低成本。
4.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非线性
线性创新和非线性创新是基于创新过程的一种区分。线性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的、逐次渐进的过程,创新起源于基础研究。非线性创新过程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创新绝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突破了线性技术创新的思维,从创新的方式、主体、阶段等方面进行非线互创新,是企业内外各种与技术创新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
5.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结果具有通用性
通用性指能够在多行业使用的创新技术,通用技术创新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催生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具有这些特点。数字技术下通用性创新主要是由于创新的方法是组合式创新,对于已有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经过组合后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方法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创新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产生了持续技术进步。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所有领域都能够获得海量的数据,并无限制地被复制和重复使用。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数字化积木式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并且还在持续地提供未来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在新常态的创新驱动中,我国面对大数据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数字技术下技术创新的特点,要发挥我国自身资源优势,实现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就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路径转变。
1.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
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关键词,而且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具有开放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工厂方面,实现过程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内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早,已制定出系统集成、安全保障、数字化工厂、能耗等技术标准,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参与国际化标准工作,同时实施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作用,组织开展我国的技术标准化研究,争夺制造业竞争的话语权。另外,在产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集成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借鉴“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发挥国企研发力量,重点突破某一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中,重点要持续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是基于数据库基础上的,因此要持续推进数据库、知识库、云计算库、数据分析库的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下人人都是技术创新者,要构建基于服务的、集成智能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的大数据处理支持系统接口,建立促进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沟通、共享和促进群体技术创新的交互平台,建立开放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协同创新模式和评估机制,以推动新常态下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
2.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市场化需求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技术创新中的市场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要完善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市场需求,发现创新机遇并且进行自主创新。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发新技术、发现新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果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高额收益,从而促进更加长远的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界定、保护以及知识使用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鼓励技术创新。此外,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3.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应用和行业动态呈现出新趋势和特征:社会网络与社会计算、云计算、协同化软件与技术、新型电子市场与新型电子商务将转变企业运作和组织架构。大数据时代企业的关注点将从传统的决策支持系统、智能系统、数据库建模与设计、信息系统规划、开发方法等方面逐渐转移到以新概念、新技术实行的决策分析、信息安全和风险管理等领域上。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大数据环境下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一大批对于大数据的搜集、处理、分析、决策支持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常态的经济中,要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实施全球人才引进计划:一方面通过加强我国高校计算机、电子专业建设,调整培养方案,优化教学环境,创新创业项目实施,以培养掌握数字技术基础型人才,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搭建人才创业平台,营造人才创业环境,引导大数据人才创造;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制定全球数字技术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了解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和数据分析师的引进,并为人才的流入做好政策支撑。
4.加大企业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优化政府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