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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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人民公社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2篇

一百多年来，中国电影在故事片、美术片、戏曲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的创作上，成果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单独拍摄的影片，截至2013年第一季度，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共拍摄有故事类影片10500多部，加上美术片、戏曲片、纪录片和科教片，总计约33000余部。当然，如果加上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各类视频作品，如微电影、微视频，还有学生作品，那就异常丰富，数量上极为可观。中国电影在2012年不断开拓进取，绘就了新的历史篇章。2012年国内共生产故事影片745部，全年各类电影总量达893部。而国内电影市场迅速崛起，2012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达170.73亿元，国产影片票房达82.73亿元，占总票房的48.46%。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票房已接近100亿，比去年同期上升超过40%。这个速度，在过去是不能、也不敢想象的。十多年前的中国电影，产量非常少。2001年仅88部。而年度总票房，2001年才不足10亿元人民币。作为电影产业的经济指标，在2010年，全年总票房首度突破百亿大关而跨入“后百亿时代”，而国产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同样取得了几乎是非常让人惊喜、甚至是“意外”的收获。自今年贺岁档以来，不仅出现了《泰》、《西游降魔篇》等两部过十亿元的华语大片，而且《十二生肖》、《一代宗师》、《当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国合伙人》等，也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显示出国产电影的市场成熟。其中，类型片创作趋向活跃，电影票房屡屡创下纪录。国产影片创作在2012年的变奏、转折与发展，和其他重要艺术现象一样，是其所处的时代、现实和社会的创造物。中国电影创作及市场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很显然已经融入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新语境的表现内涵、形式呈现出的交织关系中。中国电影的成就、多维与丰富性，以及快速发展的电影市场情况，成为昭示中国崛起的辉煌的文化证明。

但是，就在国内市场快速崛起的同时，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对于2012年的中国电影说来，国内外市场冰火两重天：国内市场发展到170.73亿元，同比增长30.18%，而海外票房与销售收入仅有10.63亿元，同比减少48%。近年来的海外市场在逐年急剧萎缩，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大获全胜，却无法开拓海外市场。从《赤壁》、《投名状》到《泰》，都成为败走西方主流电影市场的典型例证。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上的弱势地位，亟待改变。

2012年2月中旬，中美间达成了一项扩大中国进口好莱坞3D等特种电影的协议，显示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趋向。显然，政策由充分发挥护航改变为更为开放的情况，类型电影生产、电影产业、市场及技术发展势头不减，迅猛异常。但与此同时，真正实现中国电影和海外市场的无缝对接，却缺乏有效性和持久力的政策举措与策略。

我们看到，一方面，进口大片数量的增加对国产影片和中国的电影市场在票房、技术、艺术以至文化内容上的冲击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走出去”更面临好莱坞的强势话语。好莱坞对国产片创作无疑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的国外商业电影，构成了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艺术、技术与文化语境。

然而，仅成为“世界电影市场”，成为好莱坞的第一大海外市场，还远远达不到发展的目的，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走向世界，发挥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的作用，是实现质的飞跃，赢得国际影响力，成为全方位电影大国以至电影强国的唯一方式。

二

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及其实现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它包括对内通过华语电影的深度融合，打造新型中国电影；对外采取区域化市场开拓的方式，针对不同区域的特性制订不同的竞争对策。电影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力，有力地证明了电影在时代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我国文化建设战略重点的背景之下，不少论者都将目光聚焦于电影这一最具国际化性质的产业门类，于是涌现出了诸多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解方程的课题。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主持的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电影‘走出去’路径与策略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中梳理了中外电影交流跨世纪的进程，考证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并对中国电影在海外能见度作出解析，认为要积极应对“文化折扣”，最后提出了三条路径“分步走”：文艺片挺进国际电影节；重点辐射亚洲地区；商业大片硬碰硬“与狼共舞”。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怀亮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际传媒秩序重构与中国传媒业发展战略”等课题，在前期研究成果中指出，中国电影“走出去”工程仍面临整体带动性不足、观念陈旧等问题，需要做好企业培育、国际市场调研、电影配音、人才培养、拓宽和选择合适的发行渠道及建立品牌、开发电影产业链等六个方面的工作。由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影视文化战略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中认为，提高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要辩证地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以我为主与市场适应的关系；适当地妥协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前提，走得出去才能站得起来；文化输出必须遵循软实力的柔性规律。由上海大学教授聂伟主持的上海市社科规划课题“基于产业集聚与文化交往的电影竞合研究”，在前期研究成果中提出“泛亚洲电影共同体”的建构策略，立足海外华裔社群，将视点从好莱坞转向亚洲市场，重点培育区域产业文化链，通过跨国/区竞争合作，提升中国电影产业实力。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凡主持的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中外合拍片与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在前期研究成果中认为，面对以“融合”和“对话”为特征的新的历史阶段，中外合拍片不仅是一个中国文化输出的平台，一个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主要渠道，一个用“借船出海”的思路打造中国电影产业实力的跳板，而且是一个力图与全球主流电影市场和全球主流电影观众价值观相融合的“行业事实”。上述观点和成果，不仅在文献研究、文本研究、历史研究、市场调研方面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而且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双重维度上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但探讨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的策略与路径，并就如何真正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提出看法，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中国电影海外竞争策略可行性所涉议题内容丰富，有着很强的开放性和广阔的理论研究价值，深入探讨，寻求发展或突破的新路径，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回望有史以来中国电影对外交流、输出和交易，有其值得肯定的历史成绩，但中国电影在海外发行、海外推广以及两岸多地积极开展合作、提升传播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进程，在商业经营、内容、生产、融资、推广及大中华地区的合作与融合诸方面新的发展、互动与创新，值得反思，所需进行的调整和改变，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

中国电影走出去，在传统的意义上，是由政府扶持、组织、协调之下进行的。近年来，在海外举办中国电影节（展），选送优秀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在做好公益性的对外交流的同时，还愈趋注重商业性的海外营销。2012年，电影局大力推进电影频道在9个非洲国家的13家主流电视媒体、缅甸国家电视台、波兰国家电视台、美国俏佳人集团ICN电视台落地。同时，在境外4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共举办了118次中国电影展映活动，展映国产影片614部次，比2011年增加4个国家，增加43次展映活动，增加129部次影片；共选送390部次影片参加在3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举办的77个国际电影节，比2011年增加7个国际电影节、95部次影片，其中有55部次影片在21个电影节上获得73个奖项，获得奖项数量比2011年增加9个。一年来电影局共组织译制国产影片47部（英、法、西、阿、俄等10个语种），向48个驻外使领馆提供了526部次影片，用于举办中国电影展映活动。此外，电影局充分利用在国外举办的中国文化年与各国建交重要年份等机会，配合外交部、文化部等部门先后在土耳其、印尼、以色列、白俄罗斯、日本举办中国电影展映活动。目前已与一些国家相关机构建立了长效交流机制，在法国巴黎、美国洛杉矶和纽约、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香港等城市实现了每年固定举办一次中国电影节（展）的目标，在俄罗斯、新西兰、韩国实现了两年举办一次中国电影节（展）的目标。在巩固重点国家地区已有电影交流平台和渠道的基础上，又在缅甸、匈牙利开辟了新的影展举办地。

举办公益性的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活动，搭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富有一定的效果。而由国内半官方性质的职能机构、行业协会联合国外非官方机构（民间组织或企业），以华语电影的模式切入，推进与亚洲电影、欧美电影的携手合作，这一追求共赢的“中国路径”在2012年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法国斯特拉斯堡红水晶国际华语电影节、澳大利亚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中初显规模。例如2012年的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由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与华语电影节协会联合主办，邀请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澳门等地的最新华语电影作品参加竞赛和展映。本届电影节共20多部影片参展，放映了40场次。由中、韩、新加坡合拍的《危险关系》作为开幕式影片，除了中澳合拍的《幸福卡片》得到展映之外，还有《画皮》、《黄金大劫案》、《低俗喜剧》、《LOVE》、《赛德克· 巴莱》等优秀华语影片。类如这样的电影展映与交流，呈现当代中国电影佳作，展示中国电影人的才华与风采，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文化，感受当代中国的脉搏和当代中国形象，是有意义的。

从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现状来看，中国电影目前主要依赖广电总局的海外推广公司作为输出渠道，这一机构因为没有影片的版权和专项资金支持，在海外推广过程中只能起助推作用而并非主体。而由于中国电影产业化还不成熟，在国际电影贸易中又存在“文化折扣”问题，导致我国每年生产的大量中低成本影片在国际市场的潜力非常小，“走出去”的真正主体——拥有电影版权的制片单位对海外市场的态度也不够积极，缺乏“走出去”的动力。因此，在政府“电影外交”的官方话语之外，充分发挥企业、民间社团的力量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民间性民营制片机构、公司、影人也要充分确认自我的传播主体地位：其一，在制作上，积极与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人员合作，集合多国制片方进入国际市场。其二，在宣传发行环节中，积极参加国际性电影节、影展、论坛活动。利用海外机构，甚至个人对中国电影的兴趣，共同举办电影展、电影交流活动，以此为渠道实现宣传和销售双赢。努力打造电影市场的平台，在海外形成营销网络，积极推荐优秀的本公司影片参赛，提高公司、机构、影人的知名度。其三，造就专业的电影国际贸易公司，实现海外发行销售的专业化运作。并且实现公司针对目标市场和关系机构建立客户档案、构建目标市场的追踪记录，制作各种宣传材料，影片片花或者样片光盘，译制外文字幕拷贝，利用海外主流媒体宣传中国电影。近年来，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主要是依靠以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以及中国电影集团等国有电影企业和华谊兄弟、新画面、保利博纳、银都机构等为代表的民营电影企业进行的海外发行，同时辅之以电影节展以及戛纳、柏林、威尼斯等三大国际电影节等的电影交易市场，而北京、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电影交易市场也在对外推广工作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方式确实为中国电影走向海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中国电影企业要被海外市场接受和认可，尚需要在组织管理、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市场经验等方面加强机制建设，加大创意性内容生产项目，规划具有可行性的推广发行战略，实施全方位的系统性扶持，共同努力，规范投融资环境，为改进和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的路径做引导。更为重要的是，能不能走向国际，站稳海外市场，以扎实而有效的竞争策略与路径，赢得世界的市场资源，对于努力实现国际传播的中国电影来说，既是挑战，也是其国际化程度的标志。

三

2012年11月中旬上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首周四天1.01亿，截至12月31日，获得5.71亿票房。但是李安的这部影片，并非仅仅反映在票房上。影片中，碧海蓝天、发光的鱼、斑斓老虎以至人与虎的离奇故事，它们的故事意涵、影像和为美轮美奂画面所包蕴的人性、神性和东方文化问题，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成为美妙观影的记忆与分享。

李安的电影创作给我们提出重要的参照与警省。伴随着中国电影票房节节攀升，繁荣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困窘的景象。商业大片题材和类型单一，文化底蕴贫瘠，中小成本影片对国际市场定位不明确，缺乏叙事的智慧和张力，这些恰恰是2012年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遇阻的症结所在。由法国著名导演吕克· 贝松创立的欧罗巴公司艺术总监弗朗索瓦认为，无论是商业大片还是艺术影片，在欧美观众眼中，只要是非英语片，一律被他们视为非主流电影，这就是世界主流电影市场营销语汇中所谓的“外语片”。而任何外语片会被自然而然地归为“艺术院线”的发行范畴，这便对中国影片的国际市场定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所以，明确的市场定位及相应的营销策略则是一部影片实现其市场价值的重中之重。

类型和题材单薄，创作理念、制作水平、运营理念、营销方式与好莱坞差距显著，国产电影海外票房依靠的主要部分不是中外（中美）合作拍片，就还是作为受众主体的海外华人，而作为华语电影长期海外票房保障的东南亚市场，近年来却在大幅缩水。因此，以武侠片、动作片切入，带动类型多元化实践，拓宽片种，积极进行电影类型美学创新，至关重要。用类型区分电影有利于制片人获得资金上的好处：类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预先出售”的，因为观众喜欢预期和辨认熟悉的类型特征。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贸易部便提醒好莱坞制片人，动作片比起那些“边走边说”，依赖对话讲述故事的影片更有海外市场，特别是那些“非英语”的海外市场。重磅炸弹式影片中激动人心的情节和激烈的动作镜头是最容易也最能跨越国界获取利润的形式：使它“变得更简单、动作更激烈”，被认为是最通俗的国际化配方。[1]动作片开拓海外市场的类型优势已在中外影坛达成共识，但中国电影只有树立品牌和个性才会具有国际竞争力。武侠片对海外发行商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是一种打上中国标签的产品，难以被其他海外竞争者们成功地模仿。这既强化了我们立足本土市场的意识，又提高了产品的海外竞争力。中国武侠片极少能与真实情感及文化产生关联，长久以来仍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次，无法提升。武侠片走向海外市场一定要打通东西方共通之处，制作富有人文气息的武侠片，展现人性的挑战与挣扎。不过，武侠片也要面临电影类型美学创新问题。类型的一致性需要传统和成规的简要再现，但是也允许既定的期待与新奇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和那些在过去让观众满意的其他电影一样，一部电影还需要某些不同的特征，使它成为“新的”电影。

很显然，顺应时展需要，改变中国电影内容生产的短板和总体竞争乏力的现状，在世界电影市场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态势，体现了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果说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总体战略，那么明确区域化市场开拓、在内容生产、数字技术、投融资及推广等方面实现国际化转型则是具体战术。中国电影需要积极应对社会、产业和文化发展挑战，把握社会和文化发展，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确立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的坐标。面对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中国电影要在学习好莱坞国际化的经验的同时开辟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电影海外拓展与责任又该如何把握？在电影观念与电影实践发生巨变的当下，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国电影的生产、经营、融资与推广，华语电影需要做怎样的合作与融合？这些都是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策略建构中重要的时代性命题。

面对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深层的研究，提出海外市场竞争策略的路径。海外电影市场现状与中国电影国际竞争力深层问题联系紧密。随着中国国内电影产业的崛起，拥有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升级为电影强国的重要标志。拥有海外市场关键在于实现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转型”，以区域化市场开拓的方式把海外市场划分为北美、欧洲、俄罗斯、东亚及东南亚等地区。另外，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走向海外市场的经验，比如三、四十年代的神怪片、武侠片对东南亚市场的占领以及七八十年代香港功夫片对国际市场的号召力。中国电影目前的海外市场状况相比历史上和好莱坞还有很大的差距，急需在内容生产、融资渠道、推广营销等环节上加强海外市场的观念。

国际化转型指涉电影的内容生产策略。内容生产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观众情感的生产，观众看电影是为了体会他们自己的情感，因此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形式，一定要与观众产生共鸣或被认同。中国电影在类型上比较单一，只有武侠和动作片能够走向海外，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新型中国电影将以武侠片、动作片为切入点，带动类型多元化实践，拓宽片种，积极进行电影类型美学创新。在影片叙事策略上也需要进一步国际化，用国际流行的电影语言、叙事惯例来讲述中国故事。此外，在商业类型片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重视艺术片的国际化，进一步巩固艺术片在国际电影节中的位置。

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制片公司试图通过“合作”的方式达到资本“合谋”，“借船出海”，利用国外发行渠道进行影片推广，并从单向资本输出过渡为国际化企业经营、合资制作、植入广告等深度合作模式。

2012年，中国电影海内外市场出现了技术、人才、资金双向流动的趋势。几乎每一部国产商业大片都离不开国际团队在技术、人才等制作方面的加盟，足见多元化跨国合作在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电影的融资形式越来越丰富，电影的工程越来越庞大，这也就给推动、孵化这个产业留出了许多空间与可能。迅速发展的中国电影在融资方面的需求、对基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因此，研究中国电影业融资特点、总体投融资结构以及融资渠道和效果是必要的。推广模式包括政府主办、商业宣传、民间活动和媒体等，特别是以互联网为首的技术进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电影应该在创作阶段就结合不同海外市场设定合作方案，用科学的方式来推广和宣传，这是中国电影开拓海外市场的关键所在。

四

无疑地，大电影转型中的产业交叉为海外市场竞争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动力。利用多媒体平台，跨越不同的传播和放映渠道进行拓展，可有效建立“内容+渠道+衍生品”的全产业链协同模式。在好莱坞的企业结构中，“协作经营”策略正大行其道，它被描述为在经营行为和产品之间、在硬件和内容提供之间、在媒体之间、在不同的表达手段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创造性的横向合作。这是目前从事多元化经营的跨媒体集团的主导经济逻辑，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新发行技术的出现只会强化这样的商业逻辑。每一次市场的拓展，联合的规模都比以前更大。中国电影走向海外也可以联合新媒体平台，提升传播效果，拓展放映渠道。2012年，“迅雷”斥巨资独揽《一九四二》的网络播放版权，并实现全网高清首播，进一步奠定了其“网络高清影院”的行业定位。另外，还可以向搜狐等新媒体企业出售电影的放映权，逐渐积累市场。2012年度“中国电影文化国际传播研究”调研数据显示，选择电影院观看中国电影的受访者占36.5%，2011年这个比例是32.2%，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11年选择网络的受访者比例是42.1%，2012年达到了58.0%，相比之下有大幅度上升。从2004年开始，Web2.0的出现，几乎改变了互联网运行的整个模式。随着新媒体、数字技术及业态的发展，传统电影正在走向大电影。无处不在的影像与数字科技互为因果，大电影的数字化趋势为其带来质的改变和提升。数字化的全面作用、互动技术的运用，使得胶片电影生产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大电影通过视觉形象、独特的数字化手段和视觉意义创造出共同的精神世界，进而通过数字化传播与放映使它对业界和社会发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在大电影时代，传播形式的多元使电影形态多元化，微电影、手机电影等多种视频形式的兴起，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影院电影形态。与此相对应的是，电影产业也出现复合化趋势，电影与游戏、互联网等其他文化产业的紧密交叉，完全改变了电影的业态特征，这为中国电影的海外竞争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电影是新型中国电影的载体，也是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的主要类型。

还需要看到，大中华地区电影的合作与融合，包括合拍片在海内外票房市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额，并进而成为全球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内地电影产业的崛起，平行发展的格局被打破，合作与融合成为主流趋势，华语电影以至泛亚电影无论作为一个文化发展共同体，还是经济产业复合体，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华语电影的生存依赖于地域文化与共同影市的纽带，要拍出有深度、吸引观众的作品，背后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仍然是文化，是价值观的传播。从中国内地电影与香港电影、台湾电影的融合，再到与亚洲电影、欧美电影携手合作、追求共赢的未来发展格局，这将是新型中国电影拥有海外市场的基本路径。

进一步推动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竞争与国际传播，促进中国电影业的发展与繁荣，把握中国电影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维度，对推进中国电影国际化转型和市场竞争乃至世界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产电影不断获得新的市场意识，有了跨越式的较大发展，为今天、当下的中国电影创造海外市场拓展机会，为电影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竞争逐渐建立起新的多样性的创作格局及新的国际化转型趋向，为明天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藉此推动文化进步，造福人类，受到人们更多瞩目和期待。

注释：

[1] [澳]理查德 · 麦特白：《好莱坞电影——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吴菁、何建平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3篇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现阶段以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对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概念的解读存在着不同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俩种方式：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后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更加有效率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而且后面的解释也是主流观点。我们在梳理外国文献的时候发现：一种是把市场经济解读成为一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种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对商品供需状况的一种调节方式。

对于“产品经济”的解读并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这对于后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知的“产品经济”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恰恰相反它是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这是因为：第一，“产品经济”的诞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作为否定商品经济的形式而提出的。并且其也是经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实验的方式而提出来；第二，在现阶段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西方国家所施行的“高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层经面上反应出了“产品经济”的架构维度；第三，在运用抽象的思考方法考察一个家庭的参与市场经济而相应的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外部因素）时，我们会发现：当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不高时，父母会以一种按需分配的方式对家庭的各个成员进行分配。相反，当收入水平很高的时候，此时家庭不会再用计量按需要的分批方式了，这一现象在我们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了证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商品经济”的最终归宿将会被“产品经济”形态所替代，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商品经济”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分工出现巨大变化而导致的劳动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它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商品经济的产生会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在一种一定阶段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 其实就是商品经济的代名词。因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是市场经济制度来架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通过这样系统的方式来把社会之间各个相互独立的整体连接到一起。因此，“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是商品经济把社会经济活动联系到一起来的社会表现，另一个方面“市场经济”也是按照市场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关系所形成的一种社会系统有效运行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用来推动经济活动按照一定的市场导向来运行的系统，从而可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系统，也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也是一种以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在作为经济制度来说，“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商品经济成熟的阶段所形成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来说，在凸显“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中心桥梁，主要是通过市场自己本身固有的资源配置来运行的。其实际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的手”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问题，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内容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活动形式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

社会客观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结构的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此基础上，列宁对“计划”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10] 。这被认为是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上，列宁更是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11] 。他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12] 。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和正确理解“计划经济”，为计划经济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我们从经典作家对计划经济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主张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并且根据实际的变化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为的是达到合理、充分地调节社会经济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目的。这表明，计划经济应该建立在客观经济的基础上，并且反映经济规律的要求。因此“计划经济”是指：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社会（国家）从具体情况出发，预先拟定经济的发展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正，从而对社会经济活动实行“自觉”的组织管理和调节，它是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主观表达形式。这就不难看出，“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依靠“社会的理智”通过事先的计划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这应该是计划经济的本来含意。它与“市场经济”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表现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制度相对立，是自觉地按经济规律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它表现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的调节和控制，以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

提要：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思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济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本文从的角度论证了二者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他们既存在着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同一性的问题。科学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应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这是计划经济思想的本意。所谓“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宏观调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然而，伴随着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想倾向，即全盘、彻底地否定“计划经济”，一时间对“计划经济”的口诛笔伐铺天盖地，使国人误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发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大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发达不起来的“万恶之源”之势。结果是使“计划经济”声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计划经济”还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才是的最终出路。有人甚至公开讲：“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上个世纪最深的一场“国际马拉松大赛”，其结果是经过70多年的激烈较量，以“计划经济”的失败而告终。对此，笔者以为：这种认识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与当初我们全盘、彻底地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一样，犯了同等程度的错误。为了澄清这些思想上的迷误，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以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避免犯过去同样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使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这就是撰写本文的宗旨。

一、市场的演进及其本质属性

，在我国界对“市场经济”存在着多种解释，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这是主流认识；另一类是把其看成为商品经济高度了的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解释有内通之处。国外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市场对商品生产实行调节的一种方式，也是个资源配置，另一种是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而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主流观点。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及其本质属性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 因此，只有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象认识得更加清楚。

自从人类诞生以后，就产生了人与界的物质变换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可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阶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形态。正如马克思当年批判蒲鲁东时指出的：“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因此，“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3]

对“产品经济”形态的认识虽然并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但有必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说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客观形态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4] 。“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表现形式。图示如下：

从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运行机制，它依靠市场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市场机制，来推动社会经济活动的运转，从而形成由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网络结构的社会经济活动系统。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设置，也是一种经济运行机制。作为经济制度，它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在商品经济阶段成熟起来以后的表现形式；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它表明“市场”成为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是通过市场要素自发的有机运转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表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不过，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定的经济制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两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经济形式。对于客观经济形式，人们不能任意选择或否定，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去认识它，揭示它的内在，并运用这些规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二、“计划经济”的产生及其本质属性

一种思想的出现，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因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 “计划经济”同样如此，它绝不是凭空想象或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和困难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例如：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6] 。这说明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对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的思想则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7]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们所设计的实业制度中，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带有很强的主观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从和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出发，批判地继承空想主义关于有计划发展社会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达过：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而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9] 从他们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点:第一，社会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它与自然规律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二，虽然社会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但人们可以认识它，自觉地利用它来人类服务；第三，当人们自觉地利用认识了的经济规律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时，就是计划经济形式。虽然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包含这一思想，“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据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第5篇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种奇谈怪论，说非典证明了“计划经济有一种天然的抗风险能力”，还言之凿凿地说，上海之所以疫情相对较轻，就是因为上海的国有企业多。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借这个特殊时期另有他图，至少也是对历史、对市场经济的无知。

旧体制、计划经济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吗？人们还远未忘记的事实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 “”导致的人祸和连续的天灾，3年中因饥饿而死的人数上达千万！是向市场靠拢的“三自一包”挽救了已达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我国的非公经济是怎么起步的？不是理论家的先知先觉，是70年代末大批返城知青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政府已经无力化解这个危机，不得不实行了“国家、企业、个人一块儿上”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允许“个体户”等新的市场经济成分诞生和发展，由此才导致了后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今天，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恰恰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养老金“空账”问题。如果不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中国在老龄化社会日渐到来的过程中将根本无以应对这个重大的隐性危机。我国原有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弊端。这个弊端是怎么造成的呢？正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而非典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什么呢？是在一个社会中，当一部分人的卫生安全得不得保障时，全社会所有人的卫生安全都不可能得到保障！

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人们的确看到了政府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失效”。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不要政府。恰恰相反，理论和实践都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非市场化力量发展得越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发挥得越充分。什么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呢？分散决策、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按照各种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等都是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懂得，完全无需这些资源配置原则参与其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资制度”等恰恰是保障这些原则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现在人们知道，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一定需要超乎市场的法律、行政以及道德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由谁来“兼顾公平”呢？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赋等经济杠杆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责本来就是，平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面临危机时动员各种资源抵御灾害、战争等危险。政府应当有面临危机时动员一切必要资源的能力、权力和效率，这在各国皆然。这种职能和作用是法律赋予的，社会赋予的，人民赋予的；与“计划经济”体制无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不长，人们可能不甚熟悉的是，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动员资源应对危机的能力要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强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可以借助大量市场化的工具、手段极大地放大自己的力量。在此前的抗洪救灾中，我们已经发行过“赈灾彩票”。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迄今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初步预算是70亿元。现在假定我们发行100亿元10年期的“公共卫生特种国债”，分10年偿还，每年只需分摊10亿元。政府财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这笔支出。要知道，我国目前的年税收总额已可达两万亿元。此外，通过银行贷款、财政贴息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应对生产救灾物资的周转资金，通过政府购买特定灾害保险的方式化解不确定性风险，都可以起到更大程度地团结全社会同舟共济的作用。相反，“计划经济”方式的“政府直接包下来”，其后果只能是弱化全社会平时减灾防灾的责任意识，强化人们对政府的风险依赖。我们在“抗典”政策中应当努力避免形成的，恰好是这种不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