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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 金融 教育
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经说过,21世纪的人才需求标准是懂得现代科技的金融人才或懂得现代金融的科技人才。换句话说,21世纪的人才需求是现代金融和现代科技高度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所以,现代金融学教育在培养适应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国际化要求的金融人才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
一 经济发展呼唤金融人才和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现代金融已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金融经济。无论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老百姓个人的投资理财和创业,都与金融息息相关。金融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事实证明,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同时也是金融业发展较快和金融人才相对集中的地区。美国、英国、日本等莫不如此,我国的上海、深、江浙等地也是这样。经济发展与金融业发展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越发达,金融业就越发展;金融业越发展,经济发展越快。与此同时,金融业越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就越迫切也越大。“金融业逐渐成为一个覆盖范围最广与日常生活结合最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同时也是一个最具有创新动力的知识、智力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建立和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规范金融行为,完善金融市场以及加强金融监管,健全监管体系,维护金融竞争秩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大力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以满足各层次、多样化的金融人才需求。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全社会金融学教育的加强。
总体上来说,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内涵应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面向社会大众的金融学知识的普及型教育(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有关专家学者在东北农村手把手地教农民如何运用农产品期货交易来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增加农民收入,也能够看到遍及全国各地的形式多样的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讲座或短训班,内容包括股票投资、艺术品投资、国债买卖、黄金买卖、外汇交易、房地产交易、保险业务等);第二个层面是面向在校大中专学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学知识的系统的学院式教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际金融运行风险增加,通过系统扎实的学院式教育,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全球一致的业务规范和取向统一的管理法规,又能够把国情特点与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是当务之急。
二 现代金融学教育应体现人才需求特点,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和内容
我国经济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金融人才的复合型特点,二是金融人才的国际化特点。复合型是指金融人才既要懂得金融又要懂得现代科技尤其是网络技术和高等数学等;既要懂得营销又要懂得管理;既要懂得法律又要有较高的政策解读能力。国际化是指金融人才首先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特别是要具备较强的外语交流和沟通能力,其次要熟知不同的金融文化背景,还要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此,学院式教育在专业学科体系构建方面应突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技术等;第二部分是营销心理和营销行为学、不同金融文化比较研究等;第三部分是专业课程。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已很难截然分开,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也日益混合。以央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操作和协调、金融监管及立法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金融,直接作用和影响于以金融机构业务经营与管理为核心的微观金融。所以,各高校在自己的经济学或管理学方向的学生培养目标中,可以结合实际有所取合,有所偏重。比如要么以宏观金融为主,要么以微观金融为主;甚至还可以在宏观、微观金融中突出某一部分的内容,比如在国际贸易专业中可突出国际金融及外汇交易、国际信贷与国际结算的内容等。而在金融学专业中则可以给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既是必然又是常态。它涉及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市场创新、金融机构创新等。而就金融机构而言,又涉及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等。因此,在现代金融学教育中应及时补充进去这方面内容。
系设置要适应复合型理财人才培养目标
的需要。随着宏观金融向微观金融转变,
现代金融业在经营模式、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服务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态
势。高等院校要从大众化教育理念出发,
面向市场、面向未来培养能力型就业人
才。高等院校金融学课程体系改革应适
当减少理论型和管理型的课程,增加务
实实用的理财服务型课程。
[关键词]课程体系;金融学;高等院校
随着现代金融业发展,高等院校金
融学课程体系设置已不能适应理财型人
才,亟待进行调整目前的课程体系。笔者
在此以西方金融理论由宏观金融向微观
金融转变和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
教育转变以及现财服务业的迅速发
展为依据,探讨高等财经院校金融学课
程体系设置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一、高等财经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
作为普通高等财经院校,金融学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决定着教材体系的
设置。这也要求我们首先要认清金融业
发展的新趋势。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
融业的发展十分迅速,而且处于领先地
位,金融业的经营模式、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服务手段日新月异。现代金融业发
展表现出新的态势:一是金融业转向虚
拟化;二是混业经营模式已成为金融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是银行表内业务转
向表外业务;四是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金
融创新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五是
金融业国际化程度将不断加强;六是现
财服务业发展迅速,专业型理财人
才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要求高等院
校金融学专业亟待调整人才培养目标。
1.与时俱进,转变思想观念。21世
纪是金融经济时代,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金融资产规模将迅速扩大,理财将成为
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而受传统观念的
束缚和旧的课程体系以及师资状况等因
素的制约,高等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目
标仍然徘徊于宏观管理型。这显然不能
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
高等院校大众化的客观需要。随着社会
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已经深入社会
经济的各个层面,大众化理财人才呼之
欲出,而且市场需求越来越大。
2.现代复合型理财人才是金融学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普通高等财经院
校,人才培养目标必须面向市场、面向未
来,根据自己的实际因校制宜,以培养现
代复合型理财人才为目标。这是金融业
转型的客观要求。所谓复合型理财人才
是指以较强的外语和计算机能力为基础,
熟练掌握专业理财知识、具有实际应用
能力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
作为普通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不能
同质化,应有自己的特色,即管理型人
才、服务型人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人
才。现代金融服务业,个性化服务需求不
断增加,所以,人才培养目标也要个性
化,注重实际应用。
总之,高等院校金融学专业课程体
系设置必须建立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基
础之上。
二、高等院校金融学课程体系改革
是大势所趋
1.金融业转型的客观需要。20世纪
80年代,西方金融业已经实现了由宏观
金融向微观金融业的转型,其主要标志
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理论上,宏观金融理论逐步转入微观
金融理论研究。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主要
是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理论、
金融中介理论和宏观金融风险与监管理
论的研究。微观金融理论注重金融市场
和金融创新的研究,现代证券组合理论、
资产定价理论迅速崛起,尤其是金融工
程理论,标志着现代金融业的开始。在金
融业发展的实践方面,西方银行业实现
了由表内业务向表外业务的转型,由间
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型。脱媒现象导致
西方商业银行表内业务迅速转向表外业
务,现代金融服务业开始。同时融资方式
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资本市场
融资迅速证券化。上述现象,标志着现代
金融业理财服务时代的到来。这给金融
学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新的挑战。
2.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就业压
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
规模迅速扩张,毕业生就业高峰已经到
来,就业压力与日俱增。所以,高等财经
院校必须正视现实,以大众化教育的基
本思路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即面向市场、
面向就业,培养大众化需求的实际应用
型人才。高等院校是培养和造就人才产
品的“特殊工厂”。课程设置就如同生产
设备,没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就生产不出
畅销的产品,同样,没有好的课程设置体
系就无法培养受市场青睐的人才产品。
3.市场呼唤理财人才。随着银行业
的由表内业务向表外业务转变,资本市
场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项直接融资转变,
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大众化理财时代到
来。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需要理财专
业知识和复合型理财人才。熟练掌握理
财专业知识既可以独立谋生,又可以在
就业市场上显现出竞争优势。因此,金融
学课程体系建设必须适应培养理财型人
才目标的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理
财型人才需求规模越来越大。我国金融
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服务水平、金融产品开发和金融市场有
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理财服务型人才将
会大有用武之地。
三、金融学课程体系改革
为适应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需要,金
融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已迫在眉睫。
1.树立微观金融意识,摒弃原有的
课程体系设置思路。长期以来我国业界
人士对金融的理解强调其管理职能,而
且注重宏观方面。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把
货币银行学、中央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
等课程摆在重要地位,在师资配置、课时
安排上花费大量资源。这显然有悖于现
代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现代金融业发展
需要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金融创新和
金融资产的管理,特别是金融工程,需要
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所以现代金融要
由管理向服务转变,树立服务意识。由于
经济社会的发展,理财越来越成为现代
经济生活的核心,理财成为财富扩张的
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尽快适应现代金融
发展的需要,加快金融课程体系改革的
步伐。
2.完善金融学课程体系。我国高等
财经院校金融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基本上
源于国家教育部金融学专业设置的框架,
管理型金融课程居多,如货币银行、中央
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保险学和国
际金融等。而理财服务型金融课程还较
少,如公司理财、家庭理财和投资银行
等。这些要求我们根据高等财经院校金
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加大力度调
整课程体系。首先,打破原有的课程体
系,尽量减少理论性强和管理型课程的
设置,大力引进理财服务型课程。大刀阔
斧地进行课程重组,减少重复,压缩宏观
金融课程的课时量。同时,增加理财新课
程设置,增加课时量,加强师资队伍建
设。其次,对于课程内容陈旧过时的要及
时更新,通过自主开发和引进具有先进
性、实用性的新教材。
3.建立健全金融学教材优化更新机
制。目前高等院校金融学教材优化更新
机制不健全,管理型和理论型的教材较
多,而务实的理财型教材较少。难以适应
金融业转型的需要。有些教材内容已经
陈旧,涉及到当前金融发展趋势的最新
内容越来越少。由于教材体制和机制的
不健全,一些管理型教科书长期垄断金
融教材市场,不能及时更新内容,跟不上
时展的要求。这就要求,管理层加大
力度调整目前不合理的金融学教材管理
模式,引入竞争机制,鼓励优秀教材脱颖
而出,特别是理财服务型教材。
[参考文献]
所谓无套利均衡分析,就是假设现今市场还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且其中存在着无风险的套利机会,通过这种套利力量的应用,则能够帮助市场在原有不均衡的情况下重新归于平衡。而当市场在该种作用下回到平衡时,原有的套利机会就会随之消失。而对于现代金融学中的无套利均衡分析来说,其则是1958年国外在公司价值同资本结构关系的MM理论进行研究时所提出的。在该种理论中,其提出了如果市场条件情况较为理想,那么市场所具有的价值同其自身的利润流则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同其所具有的分工政策以及资本结构并不存在关系。通过这种理论的提出,人们则能够对公司价值的创造方式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在该理论中,其也较为明确的说明了通过权益重组以及负债的方式对企业资本结构进行调整,则能够在帮助企业获得在税收方面优势的同时对原有的交易成本起到良好降低作用,并在对不同方面利害关系进行适当调整的基础上帮助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价值。
无套利均衡分析的应用意义
对于无套利均衡论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现今社会金融理论的精髓所在,通过对该原理的良好掌握,则能够帮助我们对其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架构进行更好的认识与理解。
反映了金融资产本质。对于投资者来说,其之所以对一种类型资产进行了投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该投资的方式获得一定的收益,而这种预期的收益则同其在现金流方面所具有的可预测性具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即这种可预测性就是现今公司资产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从这个角度方面看来,金融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就能够称之为一种未来可以预期的现金流,而金融资产作为一种利益的合法请求权,也正是对未来预期现金所具有的一种请求权。而当投资者对其中一项金融资产产生了购买行为时,就能够从资产中对这种请求权进行了获得。而从基本经济学原理我们则了解到,任何一项金融资产,其所具有的价值是同其预期现金流之间的价值等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其资产进行支付的行为以及支付的价格则同其所具有的现金流价值是等同的。如果某一项金融资产在预期方面并不存在相关风险,那么当投资者对该资产进行购买时,该价格就能够称之为该资产的均衡价格,或者说是其所具有的真实价格,而对这种资产提供交易场所的市场就处于无套利均衡状态。
现代金融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在现今金融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研究方式上的不断创新与改革最终实现了金融理论的突破。对于现代金融理论而言,其在方法论方面所具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在无套利均衡关系中为公司资产所制定的研究方式上。而对于这种无套利假设来说,其也是之前我们提到过MM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通过从该项假设中对相关产品的定价行为进行得出,则能够帮助我们在对相关论证方式进行大幅度简化的基础上获得更多具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则可以了解到,通过该无套利理论的出现,则表示着现代金融学已经从传统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并能够成为今后金融领域对其一系列成果进行研究的一项重要手段。
贯穿金融理论的主线。对于现代金融研究理论来说,相关行业人员对其进行研究的一个核心就是金融市场的交易或者运营情况,其主要可以分为4个部分:第一,为有效市场理论;第二,为资产资本定价理论;第三,为公司金融理论;第四,为风险收益评估理论。在这几个部分中,最为关键的一项问题就如何对具体金融资产进行定价,而这也正是我们开展相关金融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与前提。在对资本进行科学定价之后,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以更为理性的方式开展投资工作的决策。对此,我们则可以了解到,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就是能够对金融工具在观察、了解之后对其进行科学的定价,而无套利均衡理论也正是基于其所具有的这种特点而始终贯穿到了金融理论研究之中。
无套利均衡在定价中的应用
对于无套利均衡理论来说,其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具有以下方面:首先,能够推动包括期权市场在内的衍生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其次,能够对风险债务进行估价;再次,能够对经营决策活动进行评价;最后,能够对币值波动进行分析。
在现今的商品市场中,如果两种能够相互替代、且功能相同的商品在定价方面有所不同,就会出现套利现象。而当品质、规格都完全一致的商品如果在市场中具有不同的价格,那么套利者就会对定价较低的商品进行购买,并将其销售到定价更高的环境之中。对于这种货物的买进、卖出来说,其都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可以说无论是在哪一个市场中,货物的价格都能够在没有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就使得套利者在不具有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对利润进行获得。目前,ATP基本的思路就是能够对套利定价模型进行建立而给出在一定风险下满足无套利条件的资产的收益率。在这种收益率情况下,投资者仅仅能够获得其在无风险情况下所具有的收益,而不会存在这之外的额外收益。而在通过套利定价理论对套利情况实现交易时,则可以基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对于因素的选择,即通过统计方式的应用对某一时期内对证券收益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进行选择;其次,需要做好敏感度的估计,这其中需要对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应用;再次,是风险溢价估计;最后,则通过对套利机会的寻找开展套利交易。
一、政策性金融的混合特性及其内在冲突
具体而言,法律金融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了现代金融体系中混合特性所产生的两种内在冲突。
其一,宏观金融层面中流动性与稳定性冲突。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实质性变化在于,金融交易的基础性工具从实物货币转向为纯粹的法定信用货币,法定信用货币的产生将金融市场的基础与政府公共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各种金融监管措施与货币政策权力的结合使得政府不仅能够在货币数量上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在货币价格(利率)上也获得了举足轻重的权力。实际上,现代金融市场很难从本质上去区分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甚至于金融产品的定价也很难说是典型意义的市场行为。透过公共权力与现代政治体系的介入,金融法律制度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大大超出了传统法律制度的维护和保障范畴。政府通过货币权和监管权调控金融市场的同时,也产生了法律与金融体系目标上的悖论。法律金融理论也认为,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法律制度提供稳定和可预见的规则基础,而金融市场的经济性波动却要求法律制度能够根据市场需要做出适时调整,否则金融体系就有可能因为流动性的匮乏而导致崩溃。可预见性、稳定性和流动性在金融法律制度在内在逻辑上是存在冲突的。
流动性与金融稳定的冲突在政策性金融中体现更为突出,因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中的权力干预更为普遍。特别是政府透过货币权力所施加的影响更容易扭曲市场的秩序,而且在公共视野中也更为隐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影响住房金融市场的价格都是一个普遍的做法,也是政府用以支持或者调控住房市场情况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研究表明,住房价格、信贷利率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密切而重大的交互影响。住房价格(不动产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对金融稳定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货币政策的失当则是导致不动产资产价格失控的一个重要诱因。{2}显然,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本意与促进经济发展等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当货币政策被利用来促进就业或者其他特定社会经济目标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有可能因此遭到破坏,但令人困惑的是,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危及到金融稳定时,利用货币政策挽救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却又似乎成为了唯一可行的应急措施。2008年金融危机的演绎过程生动地展现了美国住房抵押金融市场与货币政策权力之间的上述悖论,也充分揭示了稳定性与流动性在金融法律制度中的内在冲突。
其二,微观金融层面中公共与私人的利益冲突。公共权力的运行往往具有多重政策目标,多元利益诉求在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中必然形成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纠葛。在金融法律体系的微观层面,各种利益的冲突并不总是能够将制度的运行导向良性状态,少数利益危及公共利益的例子屡见不鲜。政策性住房金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贷美(Freddie Mac)与普通金融机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在以私人股权方式从抵押按揭再贷款市场获取利润的同时,享有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和融资担保。此外,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金融需求的公共利益旗号,使得这两家机构还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管豁免。以公共利益为名的特权和以市场自由为名的私人利益得以结合,一旦监督机制和治理结构无法与金融创新同步发展就极有可能在金融体系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分析房利美和房贷美在金融危机中的失败原因时,有研究者就认为:“二者之所以做出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判断并招致失败,是因为他们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不愿意接受更为有效而严格的资本监管。”{3}
虽然,美国住房按揭抵押贷款机构采用的政府支持型企业模式在金融危机能够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结构设计也的确在支持居民住房需求以及满足住房金融市场流动性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产生弊病的关键不在于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中所采用的私人产权与政府发起的结合,而在于不同金融主体的行为机理未能在一个清晰和严谨的规范框架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金融体系本身所内在的混合特性决定了公共权力与利益激励二者同样不可或缺,因而回避或者拒绝任一要素的介入都是不切实际,也无法在现实中加以贯彻的。法律金融理论对此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向,也即是从制度和规则的约束角度来正确认识、分析以及判断金融领域中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混合体系,并力图从规则约束的角度来获取政策性金融机构治理的灵感。
二、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目标定位:稳定与发展的平衡
要正确认识政策住房金融机构中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混合特性,还必须从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初衷出发。因为,目的决定方向,而方向决定可以选择的有效工具。政策性金融机构之不同于商业金融机构的根本之处在于其所肩负的政策目标。无论是出于单纯经济目的,或者是经济与社会政策目标兼而有之,政策性金融机构多是目的上的非营利性与工具和手段上的市场化所形成的特殊聚合。目的之异使之不同于商业性机构,而工具和手段之异则使其有别于政府行政机构。市场化筹资方式和政策性信贷目标之间的混合使得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目标定位、治理结构以及运行机制上面临着一系列困扰,同时也是理论研究中所争议的关键问题。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一个突出区别就在于其政策性目标,具有社会和公益性质的政策导向决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必须在自身的运营风险与推动社会发展之间进行必要的利益抉择。这就决定了政策性金融机制的决策者不能用商业性金融的绩效标准来考核和管理政策性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无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效率原则。首先,并不是任何情形和任何条件下,我们都能够找到风险、效率和政策性目标完美结合的金融工具。许多政策性金融业务之所以需要政策支持恰恰是因为这些业务本身的风险和收益匹配根本不足以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政策性金融区别于商业性金融的一个本质属性就在于对社会效益目标的追求,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商业利益。尤其是一些具有巨大社会效益却很难产生商业利益的金融业务更需要政策性金融的介入。因此,政策性金融很难用单纯的商业性或经济性指标来进行有效衡量和评价。其次,政策性金融中的社会效益并不构成对经济利益的排斥或否定。社会效益比经济利益具有更为广阔的范围以及更为复杂的体现形式,社会效益更注重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构,而不仅仅是货币所衡量的绝对利润水平。但是,经济收入是持续推动社会效益改善的基础,也是金融系统能够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政策性金融必须将社会效益建立在经济可行的前提之下,而不是完全脱离市场规律行事。
社会效益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公共利益,其在经济体系中不可避免的与公共经济部门具有难以分割的关联。一些社会利益可以内化为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而另一些则几乎完全缺乏市场供给的动力。前一种社会利益通过规范市场行为加以实现,后一种社会利益则需要依赖公共财政资源的投入。然而,更多的情形是二者兼而有之。由于一些社会利益的实现过程中也存在产生商业利益的空间,因而也就有可能通过政策性金融的介入,引导、推动,甚至放大公共资源的功效。同时,错误的政策选择和不当的金融工具也极有可能造成公共资源使用的异化,从而造成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损害。有学者认为在政策性金融中“政策性目标是最高目标,是最高宗旨,而市场化运作则只是其运营管理中的重要原则,而非其最高宗旨、最高目标,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或层面上。”{4}但是,政策性目标中的政策具体内涵必然是涵盖了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复合目标,而且越是宏观的政策目标,其所涵盖的领域与所涉及到的利益范围就愈发广泛,各种利益之间的交叉与互动也就愈发复杂,政策目标与市场机制之间存在多种组合的可能。把政策性目标作为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最高原则并不必然能保证此类金融机构的良性运行,除非政策性目标本身能够得到合理的确认、评价和监督,而且政府的不同政策性目标之间能够构成彼此协调一致的体系。
三、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效率与风险的平衡
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同于一般性行政机构或金融企业,它既是公共机构又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公共机构他必然以政策性目标为最高宗旨,但是不同于财政所支持的行政部门,它需要以财政资源为依托撬动和引导市场资金流向,这也就意味着它必须在市场秩序之中行事。在财政资金和市场资金的共同组合中,政策性住房金融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信贷可获性、投资积极性、纳税人权利保护、金融和经济稳定”{5}四个方面的要素。事实上,构成政策性目标的多个要素并非简单而孤立的结构,也无法在立法或规章制度上事先排定优先序列,各构成要素之间必须通过合理的组织治理加以协调。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织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政策性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价值判断和取舍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多元利益博弈的一个重要环节。
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参与的程度与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政府运营企业,一类是政府支持企业。两者的资金虽然都以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资金作为基础,并将市场资金作为重要融资渠道。但是,前者通常由政府直接管理和运营,而后者则由私人机构负责管理和运营。2014年新设立的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在组织机构上基本上属于政府运营企业,其人员选任、资本金来源、盈亏分担、监督和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政府财政和行政机构。除了利用国家信用进行市场化之外,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的市场性组织特性并不明显。与政府运营企业不同的是,政府支持企业形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具有更为鲜明的市场化特征。例如,美国的房利美和房贷美就属于比较典型的政府支持企业,二者不仅资本金来源中都有较大比例的私人股权,而且企业管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据市场组织的方式选任董事会和管理层,其运营盈亏也由股东承担,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为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和财政信用的支持。
实践表明,政府运营企业通常能够为政策性目标的推行提供更便捷的组织条件,但是其运营效率往往难以有效提升,而政府支持企业在私人股东的逐利驱动下又有滥用特许经营权和财政信用的风险。政策利益、机构利益与运营者个体利益之间能否实现良性关联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有效平衡风险和效率的关键所在,在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立法中应当充分考虑决策行为中的利益驱动机制,将多元主体参与、规则约束、权力制衡的法治化治理手段运用于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组织治理当中,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与金融风险的有效平衡。从美国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运行中可以发现,财政监督和市场监管二者缺一不可。有激进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授予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的特别权限显然有损于金融市场的竞争秩序,其公共性职能应当由单纯的政府机构承担。{6}笔者虽然不赞同政策性金融完全纳入政府部门的观点,但是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外部竞争约束和金融监管仍然不失为改进其治理结构有效手段之一。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在对EMH和CAPM)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
主要理论基础
1.期望理论。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础。Kahneman和Tversky(1979)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回避的。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代表学说,利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迷(equitypremiumpuzzle)以及期权微笑(optionsmile)等,然而由于Kahneman和Tversky在期望理论中并没有给出如何确定价值函数的关键——参考点以及价值函数的具体形式,在理论上存在缺陷,从而极大阻碍了期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行为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BPT)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BAPM)。一些行为金融理论研究者认为将行为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完全对立起来并不恰当。将二者结合起来,对现代金融理论进行完善,正成为这些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Statman和Shefrin提出的BPT和BAPM引起金融界的注意。BPT是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APT)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MAPT认为投资者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组合,最优的组合配置处在均值方差有效前沿上。BPT认为现实中的投资者无法作到这一点,他们实际构建的资产组合是基于对不同资产的风险程度的认识以及投资目的所形成的一种金字塔式的行为资产组合,位于金字塔各层的资产都与特定的目标和风险态度相联系,而各层之间的相关性被忽略了。BAPM是对现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扩展。与CAPM不同,BAPM中的投资者被分为两类: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信息交易者是严格按CAPM行事的理易者,不会出现系统偏差;噪声交易者则不按CAPM行事,会犯各种认知偏差错误。两类交易者互相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事实上,在BAPM中,资本市场组合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均值方差有效组合会随时间而改变。
投资行为模型
1.BSV模型(Barberis,Shleffer,andVishny,1998)。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一是选择性偏差(representativebias),如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conservation),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增加的预测模型。这两种偏差常常导致投资者产生两种错误决策: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和反应过度(over-reaction)。BSV模型是从这两种偏差出发,解释投资者决策模型如何导致市场价格变化偏离效率市场假说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是投资者对市场信息反应的两种情况。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涉及与统计有关的投资行为时,人的心理会出现扭曲推理的过程。事件的典型性将导致反应过度,而“锚定”将引起反应不足。事件的典型性是指人们通常将事情快速地分类处理。人的大脑通常将某些表面上具有相同特征而实质内容不同的东西归为一类。当事件的典型性帮助人组织和处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时候,就会引起投资者对某些旧的信息的过度反应。
比如说在大连大豆的期货市场上,从历史数据中分析季节性因素,大豆有所谓多头合约和空头合约之分。再根据“老合约运行终止,最后往往都是跌”的经验(如S211和S301),得出“期价最终应是跌”的结论。但当基本面有较大变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由于对上述概念反应过度而忽略基本面的新变化,从而产生价格的失真(如对S211和S301价格的长期压制上)。但是,并不是说投资者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面的这种变化持续下去,投资者将最终改变错误的观点。
“锚定”就是指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往往选择一个初始参考点,然后根据获得的附加信息逐步修正答案的特性。“锚定”往往导致投资者对新的、正面的信息反应不足。比如一个训练有素的推销员同买家的谈判总是从最高价开始的,然后把价格慢慢地逐步降低。推销员的目标是把买家“锚定”在较高的价位上。
在期货市场中“锚定”经常导致期货价格的暂时性失真。例如,期货市场上突然基本面有实质性的变化(如2002年年初的转基因政策的宣布),但是价格并没有很快上涨到该利多因素所应该带来的幅度。投资者误认为这种利多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不能起实质的影响。实际上,投资者把价格“锚定”在较低的水平,投资者对利好消息对期货价格的影响“抛锚”了。当然,投资者的观点也跟事件的典型性一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修正。
2.DHS模型(Daniel,HirsheiferandSubramanyam,1998)。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serf-contribution)两种判断偏差。然而价格由有信息的投资者决定。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商品价格判断的准确性,低估市场风险,进行过度交易;而对自己所掌握的信息过分偏爱则使投资者过分偏爱自己所占有的私人信息,低估关于商品价格的公开信息。对个人信息的反应过度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商品价格短期的反应过度和长期的连续回调。
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时,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更容易出现行为认知偏差。人们往往认为近期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以及熟悉的东西更有把握,而选择它们,对不熟悉的行业、品种则敬而远之。如投资者总是对最近发生的事记忆犹新,人们总是对经常看的品种进行投资,并认为这些品种风险较小。人们还有“回避损失”的表现:当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加令他们难以接受。这就是投资者在获得收益时会马上平仓,而在损失时会继续持仓的解释。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风险厌恶者或者风险追求者,面对不同的情形,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当涉及的是收益的时候,人们表现的是风险厌恶者;而当涉及的是损失的时候,人们则表现为风险追求者。当然,过度自信并不单单影响普通投资者,对市场的专业人士也构成影响。
所以Fama(1998)认为DHS模型和BSV模型虽然建立在不同的行为前提基础上,但二者的结论是相似的。
3.HS模型(HongandStein,1999),又称统一理论模型(unifiedtheorymodel)。统一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在上述假设下,该模型将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统一归结为关于基本价值信息的逐渐扩散,而不包括其他的对投资者情感刺激和流动易的需要。该模型认为最初由于“观察消息者”对私人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使得“动量交易者”力图通过套期策略来利用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恰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应过度。
4.羊群行为模型(herdbehavioralmodel)。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人类由于其社会性而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经常在一起交流的人由于互相影响,他们往往具有类似或者相近的思想。所谓羊群行为是指:由于受其他投资者采取某种投资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投资者采取相同的投资策略并不一定是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强调对其他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并对他的投资结果造成影响。比如说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上,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期货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行为的模仿来进行决策,这就形成了羊群行为。
在我国期货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打听主力动向,跟风投资的行为,或者在同一个期货公司开户的投资者往往持有相同方向的期货合约。由于羊群行为在期货市场中的广泛存在,期货价格的过度反应将是不可避免的,以致出现“涨过了头”或者“跌过了头”。这样,投资管理者可以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短线交易,以获取过度反应向正常反应的价值回归过程的利润。另外,期货交易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除去手续费等费用,期货交易严格说来是一个“负和游戏”,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市场上的大多数人认为价格应该上涨的时候,价格往往会出现转机。所以作为一个成功的期货交易者,就应该敢于做市场中的“少数人”,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客观分析,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行为金融理论的应用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不完全、时间不足、以及心理偏差的限制,将不可能立即对全部公开信息作出反应。投资者常常对“非相关信息”作出反应,其交易不是根据信息而是根据“噪音”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也就不可能是有效的。此外,行为金融理论从投资者行为入手对许多市场异常现象做出了解释,认为异常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市场是无效的。
投资管理者如何将行为金融理论应用于投资管理实践呢?一方面是要了解和认识自己的认知偏差,避免决策错误;另一方面要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知偏差和判断错误,在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投资那些价格有偏差的品种,并在价格定位合理后,平仓获利。由于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基本上是稳定的,因此投资管理者可以利用人们的行为偏差而长期获利。具体而言,有两种应用思路,即把行为金融理论作为投资技术或者作为投资理念,实际上不少投资者是既将其作为投资技术也将其作为投资理念混合运用的。
有些公募基金(如共同基金)直接标榜为行为金融基金,他们利用投资者的各种认知偏差和市场表现出来的价格波动异常现象,在行为金融理论指导下,利用数学工具和电脑程序来选股和操作。如美国著名的行为金融学家RichardThaler和RussellFuller管理着一个行为金融共同基金,其投资方法是利用投资者对信息的错误加工导致的市场非有效性来获取投资回报,采用自下而上、结合带有行为金融观念的基本分析来投资。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利用市场长期“炒小”、“炒新”、“炒绩差”的风气形成的定价偏差,高举“价值投资”的大旗,集中持有“中石化”、“中联通”等大盘绩优股,取得实效。
在期货市场中,各种投资失误将使投资者产生后悔的心理,对未来可能的后悔将会影响到投资者目前的决策。因此投资者总是存在推卸责任、减少后悔的倾向,“随大流”、“追涨杀跌”、“节前平仓”等从众投资行为都是力图避免后悔心态的典型决策方式。投资者必须学会客观地看待期货价格的涨跌,并严格设置好止损点。虽然投资者不可能每次都赢利,但只要赢利大于亏损,便是这个市场中的赢家。尽量使赢利扩大,而使亏损减小,才是最终的策略和目标。
另一些私募基金(如对冲基金、捐赠基金、养老基金),则是将行为金融理论作为一种投资理念,他们不像公募基金那样张扬,但是在这个应用队伍中,更不乏世界顶级的投资管理人,像WarrenBuffett,GeorgeSoros,DavidSwensen等等,Buffett的简单企业原则、Soros的反射理论、Swensen的资产类别原则等就是他们的投资理念的典型代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现代金融理论相矛盾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主要体现在投资策略的改变上。如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成本平均策略指投资者根据不同的价格分批购买股票,以防止“不测”时,摊低成本的策略,而时间分散化是指根据股票的风险将随着投资期限的延长而降低的理念,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长而将股票的比例逐步减少的策略。这两个策略被认为与现代金融理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法则明显相悖。Statman(1995),Fisher、Statman(1999)利用行为金融中的期望理论、认知错误倾向、厌恶悔恨等观点对两个策略进行了解释,指出了加强自我控制的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