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第1篇

《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

第四版

（美）菲利普・帕特森

李・威尔金斯 著

李青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9.8元

由著名新闻学教授刘建明主编、六位新闻学博士共同执笔的《新闻学概论》，近期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众多新闻学基础研究著作中较为出彩的一部。它于大处着眼，细处着墨，呈现出一种“广而深”的研究视野和“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研究视野即著者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阐释广度与深度，二者之中又以深度为要。传统基础新闻学研究多把落脚点放在新闻的本源、特征、价值等方面，《新闻学概论》则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正如此书前言所述：“新闻学实际是研究新闻媒介演变的法则、新闻的构成与报道手段，以及新闻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基于这一认识，该书不仅涉及新闻传播法治、媒介经济等近年来新闻学的热门分支学科，也将研究触角伸及当代新闻媒介理念、全球化媒介与全球传播等业界紧密关注的话题。研读文章可以感受到：著者结合业界新事物、新现象，对传统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

在媒介控制逐渐放开和商业化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媒体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润之间的抉择越发艰难。这种现象敦促人们思考：在当前中国传播语境中，西方新闻价值理论对我国新闻媒体仍是否具有指引和修正作用？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传统的西方新闻价值理论以新闻的吸引力为标准，目的在于增加发行量、获取经济效益，难免弃媒介的社会责任于脑后。面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我们有必要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闻价值观以修正西方传统新闻价值理论。”并且从“价值”的本义出发对“现代新闻价值”作了阐释：“现代新闻价值是指新闻在受众思想活动中产生的效益，它不仅来自于媒体的劳动，而且还来自新闻事件对受众的重要程度。”这种理论认识扎根于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大环境，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说“全面”是一部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的必要因素，那么“精深”则是该书价值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学概论》的研究视野是“广而深”的。

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著者的学术价值观。与传统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不同，《新闻学概论》第一次在基础新闻学著作中引入了网络传媒的研究取向。时至今日，谁也无法否认网络媒体的地位――它抢走纸媒大量的广告份额，使得传统报人和学者纷纷惊呼“报业的拐点”到来；它正逐渐改变年轻一代受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它具有传统三大媒体无可比拟的互动性和巨容量。当今时代的新闻生产、传播链条、受众构成和传播效果都因网络媒体的急速发展而发生改变。相对于业界的风起云涌，众多基础新闻学著述对网络媒体也多限于基础性的介绍。《新闻学概论》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出发，不但对网络媒体及其衍生物有明确全面的介绍，而且以网络传播的独特视角对新闻媒介的演变、新闻事实的特性、新闻传播规律与受众的关系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释，体现了“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播学 方法论 定量研究方法

一、传播学的产生

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做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至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大众报刊和电影已经高度普及，作为新的电子媒介的广播事业也迅速发展，使得许多社会科学家关注信息与传播问题，并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研究这些问题。

基于以上条件，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但相对于其他国家，传播学形成于美国有其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是美国是世界上传播事业最发达的国家，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给了最合适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在1933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大批欧洲学者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国，推动了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其间有四位学者的研究和学术活动对传播学的创立产生了直接影响，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分别是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

从传播学的创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论和学术立场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传统意义上的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由于在研究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研究方法论的区别。

二、传播学经验学派方法论

经验学派，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科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

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是：（1）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调查和分析的方法和技术不能随意更变，以便为其他学者提供验证的手段；（2）社会科学家的首要目标，是收集和提供关于理论假设的无可争议的科学数据和材料；（3）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构关于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模式或“定理”。

三、传播学批判学派方法论

批判学派形成于60年代以后,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一开始，就对美国传播学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态度抱有批判态度。

在批判学派看来，经验性研究方法有很大问题，学者们仅仅对“数据”感兴趣，把数据看做是“科学的本质”，社会理论只不过是“从数据的整理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就导致了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研究方法论上采用的手段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二者之间区别还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上，批判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具有燃眉之急的社会或经济问题，而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的一般趋势以及个人的基本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

总的来说，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以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批判学派的研究重点是将传播现象置于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宏观研究,强调传播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分割。批判学派多采用人文主义、定性分析的方法,试图深层次地揭示传播行为的本质，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定量分析,主观随意性较大,常带有形而上的玄虚特征,甚至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不过，批判学派并不一般地排斥经验调查和量化研究，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也已为不少批判学者所采用。

四、应用角度下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

1.传播学定量研究的特点及研究方法

传播学定量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是一样的，作为定量研究，其对象是客观的、独立于研究者之外的某种客观存在物。定量研究者认为，其研究对象可以像解剖麻雀一样被分成几个部分，通过这些组成部分的观察可以获得整体的认识,同时，该研究方法认为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定量研究者的目的在于发现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并对各种环境中的事物作出带有普遍性的解释,换言之，定量研究致力于拓展广度。因此，传播学定量研究有规律性、实践性、经验性、解释性和认知性等特点。

从应用的角度来说，调查研究是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其应用十分广泛，种类繁多。不管是哪一类调查，都要根据课题的性质和需要选择适当的调查方法。对象范围较小的可采用全员调查法，范围较大的可采用抽样调查法，涉及讯息内容的可采用内容分析法，涉及人的认知或心理变化的，可采用控制实验法。当然，根据实际情况不同，有些方法可以同时并用。

2.抽样调查法

抽样调查是从调查对象总体中抽选出部分样本，以这部分样本作为对象实施的调查，其结果可用于推论对象总体。在大众传播学研究中，调查对象往往面积大、范围广，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抽样调查会伴随着一定的样本误差，但经过一定的统计学修正和处理，其正确性一般认为不次于全员调查。根据调研人员主观介入的有无，抽样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抽样（非概率抽样），另一种是随机抽样（概率抽样）。有意抽样多用于实例研究或特殊题目的调查，而随机抽样则是现代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

3.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作为传播学调查研究的一种实证方法，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学者贝雷尔森在1952年曾为内容分析下的定义是“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示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调查方法。”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方便、经济等优点。内容分析的种类可归纳为：实用语义分析，语义分析和符号载体分析。内容分析的研究模式有推理模式和比较模式两类。

4.控制实验法

在传播学中，控制实验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伴随着对实验对象、实验环境和条件的严格限定和控制，所以称为控制实验，主要用于测试特定的信息刺激或环境条件与人的特定心理或行为反应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控制实验法的特点在于第一，研究对象较少。调查法一般都是对数量庞大的调查对象进行大量的观察和访问，其研究对象往往被称为“大样本”。而实验法则主要是探求少数变量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研究对象通常只有数十人，因而是“小样本”。第二，研究环境是在实验室人为的环境中。而调查法的则是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

参考文献：

［1］ 孙 庚．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梅琼林．方法论：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分析，2007

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第3篇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为原杭州大学新闻系，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部门。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新闻人才的培养、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媒体人才。就此，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请他来谈谈浙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对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的一些看法。

人才培养――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

记者：我们知道浙江大学新增了新闻传播学博士点，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博士授予权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您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历史与发展？

吴飞：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身系1958年创办的杭州大学新闻系，是国内较早建立的新闻与传播专业，1998年浙江大学四校合并，在管理体制上采取系所并行，目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设一系三所一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系、传播研究所、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以及视观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其中系下辖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和广告学三个专业，主要从事本科教育；各研究所负责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培养。

记者：据统计，中国目前有数百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与其他学校相比，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优势和特色是什么？

吴飞：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有一定的差异。传统的新闻学教育重在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职业人才，但我们近几年已经将这一培养目标转向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新闻传播人才方面。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追求的是“宽基础、厚理论、重实践”的方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基本问题和基础理论的掌握程度，要求学生具有相应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基本技能；自2000年起，我们本科生一二年级就需要学量的其他学科的课程，如物理、高等数学、生物学、化学与人类文明、军事基础、法学概论、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等等都是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其二，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提高科研水准，充分体现研究型特征；其三，追踪学科前沿，把专业学习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适应传媒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根据以上发展思路，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对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正是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趋势的要求。

二是与业界的联系方面，我们起步比较早。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早在1997年就与浙江日报、新华社浙江分社以及浙江省广播电视厅等单位一起，确立了社会联合办学模式，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从历年就业情况来看，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除了传统新闻专业仍旧以去各大媒体就业为主之外，其他专业尤其是具有市场化特色的专业则已经完全摆脱了单一媒体去向，而即便是在传统媒介就业的学生，也超越了以往单纯的采编写工作职岗，介入到了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策划等工作领域。研究生毕业则主要进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少数著名企业和跨国公司。

三是从传播学这一学科讲，我们在传播与社会、传播法、文化产业、动漫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整合营销传播方面都有显著的特色。在这几个研究领域，我们可以说处于国内前沿水平。近几年，我们学院的老师，每年都有一到两项研究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出版著作和发表文章的质和量也有显著的提高。

记者：教育部把传播学同新闻学一样列入博士和硕士专业目录，这会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看待传播学和新闻学的关系？

吴飞：这对于提升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培养相关的研究人才，当然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与大多数学者的观念相同，即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各自独立的运行规律的学科。不过相比较而言，传播学的范围似乎更宽更广一些，因此诸如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是其研究对象。但新闻学侧重研究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中的新闻与宣传传播活动。

新闻涉及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

记者： 您曾经获中国青年社会优秀成果专著类最高奖、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据我了解，您之前并不是新闻系出身，是后来才转向对新闻业务的研究，现在在传播经营管理方面也有了很高的成就。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专业方面有这样的转变？

吴飞：从事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既偶然又必然。必然是我从小就喜欢新闻职业，希望自己也能从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工作。偶然的是我当年报考杭州大学的研究生时，新闻专业正式从中文系中独立出来，这使我有机会成为杭州大学新闻学方向第一批研究生。

应该说，我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虽然有一些成绩，但远非我自己的期望，也远不如许多同行们的成绩。我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传播与社会变迁”以及“传播法”。之所以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自己喜欢，另外也觉得是社会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我谈不上什么成就，只不过学校刚好需要人上这方面的课而已，现在我已经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了，因为我们学院有比我更合适的老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反之有很多搞经济、学政治的到最后更能在新闻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而且我们经常会听到新闻无学、新闻博学，您对此怎么看？

吴飞：在我看来，要做好新闻工作一要有新闻敏感力、二要能吃苦、三要有较好的沟通能力、四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无论你是学新闻的，还是学经济、政治或者理工科方面的什么专业，只要你具有这些能力，你就有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潜力。“学新闻的却并不一定能干好新闻”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就像学经济的不一定成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学管理的不一定是管理企业的能手、甚至学法学的不一定是能干好律师或者法官工作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新闻敏感、没有悟性，而且甚至可能根本不喜欢他自己的专业，那做不好新闻工作是很正常的。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无学，因为新闻涉及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交往现象，这一现象至今还有许多规律未被发现。如果我们读几本新闻学方面的教科书或者文章，但感觉从中没有多少“学”的感觉，那是现有的研究氛围、研究能力和研究积累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就像早年我们不能因为炼金术没有什么“学”的感觉，而不承认有“化学”和“物理学”一样。

关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

记者：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或趋势，现今的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这是否是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一种误区？对于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学术化倾向，您是怎么看待的？

吴飞：我不认为“高校、新闻研究机构在日益重视各种理论的同时，对于新闻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却逐渐淡薄。”应该说，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在学界还是有不少人在追寻，反倒是业界因为屈从于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双重压力，而表现得多少有点无所适从。虽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因为各种的利益之诱而显得目光短浅、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但我相信大多数学者是清醒的，也是很努力的。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畅快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罢了。

记者：国内高校的新闻院系，对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重视似乎有所欠缺，能够系统而全面地开展新闻职业理想教育的高校并不多。而浙江大学的新闻学科在这个方面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对新闻学子职业理想教育向来是非常重视的。

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播模式的套用；传播的性质；新闻传播动力；新闻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01-0047-04

新闻传播不是线性模式，也并非媒体内部的信息流动。与新闻报道恰好相反，①新闻传播都以媒介发出新闻为起点，以受众收受新闻为终点，大都呈现多路径的信息回馈模式。国内对新闻传播模式的研究秉承“拿来主义”，照搬“5个W”说，实际是把新闻传播视为“没有受众、没有互动”的半传播，因为没有任何信息传播能够摆脱“意义分享的体系和过程”。[1]54

一、照抄照转的新闻传播模式论

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传入我国，国内新闻界对新闻传播模式的研究日益关注，但大都不对新闻传播的实际图景进行审视，而是机械照抄美国的传播模式论。新闻学研究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首先要考察实践，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最后上升到理性认识。脱离研究对象的具体实践，把别的理论全盘拿来套用，不仅是种学术僵化，也是长期统治我们头脑的“本本主义”的表现。

百度文库、百度学术和其他网络媒体提供的大量研究结论认为，新闻传播模式就是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申农―韦弗模式”、“德福勒的环形模式”，“五个W”尤其被奉为经典，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认同。他们认为，哈罗德・拉斯维尔1948年在《社会传播的构造和功能》一文提出的“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来传播（who）、传播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传播（though what channel）、对谁传播（to whom）、传播后的效果（with what effect）”，是个“单向线性”模式，一切新闻都是这样传播的。

人所共知，拉斯维尔“五个W”概括了各种信息传播的共性环节，如果把它用于具体信息传播领域，立即会有“大而化之”“针对性消失”的感觉；将其视为新闻传播模式，颇有“明知故问”“多此一举”的味道：传播什么（says what）？自然是传播新闻！通过什么渠道传播（though what channel）？毫无疑问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报社记者通过报纸、电视记者通过电视设备、网络和广播记者则通过网络和无线广播传播新闻），没有任何疑难之处需要探讨。生搬硬套拉斯韦尔的\白描述，加重了“新闻无学”的舛误，其学术含量之低，让人咂舌。

拉斯维尔的“五个W”能不能构成传播模式都是疑问，把它视为新闻传播模式更让人匪夷所思。拉斯维尔本人在《社会传播的构造和功能》一文自始至终没有把“五W”称为传播模式，而是称“传播行为”。②严格说，拉斯维尔的“五个W”谈的不是传播模式，正如E.M.罗杰斯指出的：“显而易见，实际的传播行为的许多复杂性未被拉斯维尔的5个问题的陈述所涵盖，所以就任何完整的意义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传播模式……实际上，在他和当时其他学者如何看待传播的问题上，拉斯维尔的5个问题没有向我们提供多少知识。”[2]232传播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最早否认拉斯维尔的“五个W”是传播模式，仅仅把它视为“拉斯维尔公式”（Lasswell Formula）。③传播学者米夏尔・比勒则把拉斯维尔的五W称作“传播事实的各个元素”，尽量回避用“模式”称呼它。[3]168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在1973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介绍了七种传播模式，没有把拉斯维尔的“5个W”列入其中。他把拉斯维尔的“五个W”视为对传播过程的描述，对其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说：“认为传播过程从一点开始而到某一点终止这种想法易使人误解，实际上传播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则是处理并通过不同路线传送大量永无止境的信息。”④

在美国，究竟是哪位学者首先把拉斯维尔的“五个W”视为传播模式？确有把握的文献表明，1981年W.J.塞佛林和J.W.坦卡德在《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中将其称作5W传播模式，但两位作者当时写道：“拉斯维尔模式受到批评，因为他似乎暗示存在一个传播者和有目的的信息存在，它还被认为过于简单，但是同任何一个好模式一样，它将关注点集中于传播中那些基本方面。”[4]60丹尼斯・麦奎尔和斯文・温德尔同年出版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一书，在第二章也介绍了拉斯维尔的“五个W”公式，只有在转换为图解后他们才将其称为模式。1983年麦奎尔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一书，才明确说“五W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主流模式”。[5]45

在今天，美国的绝大多数传播学者认为，拉斯维尔的“五个W”指的是传播要素或传播过程，将其作为传播模式生硬地移植进来，不仅明显带有不确定性，而且完全背x传播概念的内涵。正如我国学者郭庆光所说：“拉斯维尔虽然考虑到了受传者的反应（效果），却没有提供一条反馈渠道，因而，这个模式没有揭示人类社会传播的双向和互动性质。”[6]60把一个不能反映传播（communication）性质的公式，硬说成是传播模式，而且还要用它解构新闻传播，无疑是个牵强附会的结论。

把说明数理信息传播的“申农――韦弗模式”和“德福勒的环形模式”用于新闻传播，不仅无法补偏救弊，甚至更难自圆其说。“这种传播模式并非直接和大众传播有关，它最初并不是用来分析人类传播的”。[5]40对于电子通讯而言，这两个模式恰适其用，但把它们用来说明新闻传授关系不免捉襟见肘。“因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的双方都是具有能动的主体，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6]61探索新闻传播模式，既不能照抄西方的传播学模式，也不能依据数理通讯模式如法炮制，必须在考察、探寻新闻传播实践中独辟蹊径。

二、新闻传播的动力、障碍与模式

新闻传播具有社会面向，对准并寻找的是活生生的广大受众，在确切意义上，它不是新闻作品在媒体内部的编辑过程，也不是从获取新闻线索到新闻作品完成的由社会向编辑部的新闻信息流动，而是新闻从媒体走向受众的互感、互动过程。H.哈德特指出：新闻传播“被人们认为是向大众传送信息，无论是政治宣传还是公共信息都是这样……这种模式在本质上把人类传播描述为人性化的、社会的和相互作用的，重视意义的共享而不仅仅是影响。”⑤新闻在传播中能否找到受众、如何找到受众，以及受众对其做出何种反应，揭示出新闻传播的动力、障碍和传播模式的应然性。

不管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只有适应社会环境需要，新闻才能被受众广泛受阅。新闻传授的实践，充溢着受众和新闻管理者对新闻的无限关注、筛选和解读，伴随笃诚的喜怒哀乐。社会广泛需要的新闻获得传播动力，无人须知的新闻却无人问津，行及咫尺都不可企及。新闻能否传播，不可能由媒体单独决定，社会环境为新闻开拓了空间，又为其影响力预设了用武之地。

社会环境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政治制度及主流意识形B形成的社会境况，二是人民大众的利益追求和生活习俗形成的思想和文化氛围。符合这两个维度的新闻总是传布广泛，反之则发生传播梗塞，消失在太虚冥空之中。制度约束对政治新闻设置了严格禁忌，思想高压线不断亮起红灯，竭力排斥与其相左的新闻进入传播渠道。美国媒体就严格禁止宣扬危害国家政治的危险因素，对敌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则全力抨击和丑化，“电视实现了空前的全国政治化”。“美国人消费相同的电视网新闻，因此社会共识高涨，都把苏联视为共同敌人。”而“美国政府对政治议题和政治行动的观点频繁见诸媒体”。[7]21不仅美国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奉行这一传播规则。

大众的追求和文化习俗是决定新闻能否传播、传播是否广泛的根本动力。遭到政治压制但人民渴求受阅的新闻，即使被严密封锁，民众也会千方百计从各种隐蔽的渠道获得它。受众对某种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的追随，构成新闻传播的信仰空间，适合这种氛围的新闻都在瞬间获得传播优势。西方电视台经常播放议会辩论、各类竞选人相互指责和揭丑，每次都有数百万、上千万人收看，第二天又往往把这种报道作为谈资。把西方的这类热新闻拿到中国电视台播放，观众无疑要抱怨电视台“对牛弹琴，不合其耳”，抵制收看者随之爆棚，西方的热新闻变成冷新闻。

各民族都在一定文化环境下生活，符合本民族文化的新闻，传播空间广阔。诚然，受众对异质文化又总是好奇，“奇闻”也会发生暂短的传播，但难以持久。西方电视关于橄榄球、斗牛竞技的实况报道，每次都有成千上万观众看得津津有味。中国电视台频繁播出这种新闻，最初一瞥也许新颖，时间稍久立即遭到吐槽。因为这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元素，不可能在脑髓中永驻。充盈民族文化的新闻，由文化血脉孵化出的天然乐趣，对本民族成员富有难以耗尽的黏着力，由此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热新闻。

一条新闻一旦被广大公众受阅，标志该条新闻发生了传播，经历信息发送、受众接收与反馈以及媒体的反馈搜集四个环节。信息发送决定受众受阅，而受众受阅又是受众反馈的前提，有了反馈，媒体才能在搜集反馈信息后作出报道调整，预防传播障碍的梗阻。新闻一旦打动受众，传播终点充满意义的共享和互动，品头论足、评说国事，则兴味无穷。

受众受阅了新闻的全部内容，才能发表肯定或反对意见，成为媒体的赞许者或矫正者。新闻如若毫无价值，受众就失去耐心，像扔掉包装盒那样对新闻不屑一顾。冷新闻一律难逃这一命运。作为新闻传播的末端，受众是新闻的需要者，而不是媒体的需要者，他们对付媒体的手段极其简单而奏效，就是毫无吝惜地抛弃它，让媒体失去梦寐以求的顾客。媒介不是没有受众追捧，而是缺少受众追捧的新闻。有了这样的新闻，就会出现通衢广陌的新闻传播景象，不同传播模式则把冷新闻与热新闻赫然地标示出来。

三、新闻传播图景中的四种模式

新闻走向受众并被他们知晓，是以不同传播模式实现的，呈现出不同的传授图景。新闻传播模式对新闻传受路径、结构和受众反馈具有简化、揭示作用，让人们通过简短的概念或图表，获知新闻的传输渠道和掌控受众的规模。K・多依奇指出：“模式能使我们对事物有一个很难从其他方法中获得的整体形象。在这一方面，模式能为各种不同的特殊状态提供一个一般图景。其次是模式具有解释功能，它能用简洁的方式提供如果改用其他方法则可能相当复杂或含糊的信息。”[8]3依据新闻覆盖空间的大小和走向受众的路线，新闻传播分为一级直达模式、网络二次传播及信息雪崩模式、多路广众人际模式和后续媒介的转载模式等四种。为了节省篇幅，此处不再分列这四种模式的图表。

（一）一级直达传播模式

一级直接传播是大多数新闻的传播模式，又称走向目标受众的直达传播，即媒体将新闻送抵受众后即为传播的终点。这一模式表明，新闻在一定范围被受众选择后，再没有向其他受阅者转传，媒体完成的是一级直接传播。大部分新闻都按照这种模式沿着固定方向走进受众，受阅者从媒介获得新闻后，新闻的空间延伸也就终止了。

对传播学概论的认识范文第5篇

敦煌文学研究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镇，而且已经产生了一部分敦煌文学概论性的著作。例如颜廷亮先生主编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张锡厚先生的《敦煌文学源流》、张鸿勋先生的《敦煌讲唱文学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虽然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敦煌文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述分析，但他们很少从文体角度来梳理敦煌文书与中国本土文学之间的联系。伏先生则凭借着事先在敦煌经典文学、敦煌俗赋、敦煌小说、敦煌讲经文与变文等方面扎实的研究功底，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总揽敦煌文学的概况。伏先生的总论一书通过对敦煌文学各种文体的系统梳理，由点到面比较系统全面地还原了敦煌文学的面貌，使人们对敦煌文学在各种文体上的成就和贡献有了直观清晰的认识。阅读总论，就像听一位智慧的长者坐在敦煌文学的花园里将千姿百态的奇葩对我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对于初登敦煌文学殿堂的学生来说，总论是一部关于敦煌文学的知识总集，也是敦煌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南宝典。而对于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前辈来说，总论提供了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新思路，更兼详细介绍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分而言之，伏先生的总论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本书最大的特点正如书名所说是一个“总”字，作者对前人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成果尽量广泛吸收，囊括无遗，并且详加梳理与评议。别具匠心的是，伏先生对敦煌文学的文体进行了细分，将敦煌文学分为经典文学、唐诗、白话诗、歌辞、俗赋、小说、讲经文和变文、婚仪文学展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稿还收有《敦煌佛教歌曲综述》和《敦煌岁时民俗仪式与文学》两章，碍于篇幅等原因被最终删去。但仍然由此可见伏先生编写此书务求完整细致的严谨学风。该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从大量敦煌文学写卷的基本情况谈起，以写卷为中心描摹了敦煌文学的实体形态，给读者以极强的现场感。同时，作者还对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及其整理研究状况做了全面的审视，抓住每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线索从各方面进行审阅性的研究。可以说总论无论是搜集作品范围之广还是对具体作品考论之深在目前敦煌文学研究领域都是系统而领先的。

其次通过对敦煌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揭示出历史记载之外中国文学流传、发展、演变的途径，这是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中所难以寻踪的。例如第八章讨论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时，伏先生从历代文人作品集中翻检文章（崔S《博徒论》、鲁褒《钱神论》、刘谧之《庞郎赋》、元顺《蝇赋》等等），联系敦煌俗赋的研究，将敦煌俗赋从体制上分为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不厌其详地用作品说话，使得读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文体的性质及流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伏先生本人独特的研究成果。伏先生通过大量资料充分论证和剖析了俗赋的特点，提出了自己对俗赋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深刻认识。人们向来认为用近似于白话的通俗语言写成的赋即为俗赋，但这个概念较为笼统，不能深刻揭示俗赋的内涵。“敦煌的俗赋”一章先对俗赋的文献载体进行了罗列分析，并对俗赋的概念、特点进行了详细深入地界定、剖析，认为俗赋是秦汉先民进行娱乐的形式之一。俗赋源于先秦时期的民间讲诵伎艺，是流行于秦汉时期朝野上下的一种文艺形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以通俗浅显为其特色，这与其他类型的赋体追求典雅华赡恰成鲜明对照。伏先生对敦煌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歌谣体俗赋的考述，不仅对俗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认识敦煌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研究敦煌歌辞时，学术界大都围绕着敦煌歌辞本身的文字、词语、意象、用韵和分片进行的，而对于其所存在的具体写卷的整体普查和探索以及敦煌歌辞的特殊的语言表达习惯不够重视。而总论则在介绍敦煌歌辞时，结合文献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内容和方法，从敦煌歌辞写卷情况、敦煌歌辞的用途以及敦煌歌辞用语习惯等方面分别展开了讨论。在论述敦煌变文的时候，总论通过先秦两汉时期的故事图像和面对图像的讲故事、诵诗赋两个具体问题的考证，说明类似于变文的看图讲诵早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存在，从而进一步有力支持了变文起源于本土的观点。就连学术界广泛关注反复研究过的敦煌唐诗，总论也能够别出心裁，从存诗和佚诗两个方面讨论唐诗的价值，然后重点结合传播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原文人诗在敦煌的传播和应用。

更为难得的是，总论不仅对于敦煌文学的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丝毫不囿于门户之见，对各类文体的作品结集和论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以方便读者的拓展阅读和深入研究。总论评价窦怀勇、张涌泉汇集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是今年来敦煌小说整理的标志性成果 （362页）；判断金贤珠的《唐五代敦煌民歌》是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敦煌民间诗歌的论著；认为王重民的《补全唐诗》和《拾遗》、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是对敦煌佚诗考辨的代表之作。总论对于学术领域的疑点有自己的观点，却不妄下断言。如敦煌婚仪文学一章批评将唐五代婚仪传世文献诗文与敦煌文献诗文一分为二（一归于精英书写文化，一归于民间口传文化）的作法，提出对一般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所见的唐五代婚嫁仪式诗文的考察与论断，应该更为细致和谨慎（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