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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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第1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金融

央行出于对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忧，自2010年以来，适时出台了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并以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定向发行了央行票据，以此收紧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央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操作适时适度，在宏观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效应看， 其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

一、欠发达地区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个别非理，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效果

主要表现为地方企业的产权制度仍然不明晰，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过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偏差。

（二）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

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和基层央行贯彻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手段有限有直接关系，而基层央行能够有效运用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措施不多，尤其是在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上又仅限于总行。引导信贷投向的作用减弱，和再贴现限额闲置有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因为有着再贴现功能发挥权的商业银行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再贴现办理的条件太严格和央行提高再贴现率，让此局面必然出现。在具体操作中，商业银行对现有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并不是很理想，不得不说，如果只是单纯依靠窗口指导或道义上劝告的办法，没有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这样的结局是避免不了的。

（三）商业银行高度集权式信贷管理体制，增加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

具体表现在现行高度集权的信贷管理体制下，基层商业金融机构出现的营审脱节以及上级行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无疑拉长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造成基层商业银行对央行实施的稳健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反映不积极，配合不紧密。

（四）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拓展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尽管近几年各地通过开展信用社区创建活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在制定政策时为达到特定目标，对政策的负面影响未有充分估计，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对于不遵守诚信规范的企业、个人，拖欠赖账等失信行为，在执法上不够严厉，使金融部门不敢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从而导致整个县域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所有这些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障碍。

二、建议

（一）央行要高度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在农村实施效果的差异性问题

针对当前流动性过剩，央行采取强化宏观调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宏观调控对全国各地的政策是基本同向和同步的，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是有差异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的高低，对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效应是不同的。因此，建议央行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时，应考虑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差异性，对县域银行及涉农金融机构应实施因地因时灵活的调控措施，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面上而且在点上均衡实现。

（二）积极运用非对称加（减）息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提高其灵活性、针对性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基础差别很大，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加优越的政策支持，因此，首先应依据各地经济金融地区差别及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区域经济的特点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政策；其次在区域内根据不同的金融机构及信贷主体，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使其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

（三）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提高其预见性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之前，要认真考虑到政策传导的特殊情况，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实施时机和取向，才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绩效。

（四）加强宏观调控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配合力度

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例，两者在作用机制、政策时效、政策功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五）培育和发展金融主体，构筑比较顺畅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渠道

一是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二是不断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三是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保护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四是深化产权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

（六）密切银行、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逐步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信用意识，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信用知识，使其深刻理解、切实领会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充分认识到大量贷款损失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危害程度；二是充分认识地方政府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发挥地方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和维护金融债权中的能动作用；三是建立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平台，做到反应灵敏、有效沟通、协调一致，使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及时到位、权威有效；四是尽快成立由政府出资、多方入股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五是健全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充实企业征信系统，登记范围要能涵盖企业与银行以外单位的信用状况。

参考文献

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第2篇

综观这一轮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本质上其实是结构、体制和增长方式问题，是结构矛盾和体制缺陷的综合反映。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过宏观调控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是调控的最终落脚点。在宏观调控向纵深挺进时，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随时调整完善政策至关重要。

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具有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特点，供给增长能力大大提高，无论最终消费品还是基础产品，增长的潜力都很大。几个一度紧缺的行业中，粮食增产已成事实，钢材、水泥、有色、电力的生产能力也大幅度提高。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经济的周期性繁荣或将结束于生产过剩，而不是以往的由结构性供给不足导致的过热和通货膨胀。

目前最应该担心的不是未来供给不足，而是出现新的过剩。物价继续上涨，需求大于供给时，意味着增长仍然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当物价回落，供给开始大于需求时，则是繁荣期结束的标志。当然，由于这一轮增长的消费需求空间巨大，过剩问题始终是周期性，不会很严重，也不会持续时间很长。经济发展的基本约束仍是需求而不是供给。

当前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下进行的，致力于保护可能的经济上升空间，防止过早地约束需求导致经济增长回落，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改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需求和控制风险，为保障调控成果及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转向总量方面，以经济增长、物价、国际收支为核心，减少行政手段，多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利益、风险责任之间的联系亦可约束企业行为。

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竞争的风险，包括生产过剩的风险，将主要由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承担，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特征(周期性的过剩，通过破产失业消化过剩；各种价格对生产和要素流动起主要调节作用等)将逐步明显。因此，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减少直接的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千预；规范和稳定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预测水平，通过宏观调控目标的适时调整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活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调节模式应该向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转变。

当前宏观调控中某些经济手段的作用不够理想，调节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都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不完善有关。例如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内在机制不完善，权、责、利关系不对称，造成了国家承担大部分的金融风险责任，同时以行政手段(控制不良贷款比例等)约束大多数的金融活动，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调节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又如财税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出还不够规范和透明、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够一致，税收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

这都增加了财政政策的风险，限制了减税措施的实施。应该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尽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另外，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的关系，尤其是计划、金融、财政等部门间的关尽，规范稳定各自的职能，宏观调控才能达到最终效果。

计划的职能今后宜集中在捉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支出的安排则宜集中到财政部门。财政职能应该重点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各级财政支出首先应保证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财政支出的也应尽可能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财政资金不能再投入一般竞争性产业。将所有财政性支出纳入预算范围，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完善预算体系，提高预算编制、执行的透明度，加强预算的责任和监督。

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国民经济 导向作用

政府在国家经济波动方面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投资、消费和政府购买三个主要的方向来实现，而通过与相关原理和公式的应用，就可以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调节作用，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不同需求，减少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另外，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能够将我国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而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

一、宏观调控概述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中，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显著的阶段，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运行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就是市场价格的变动，通过市场来是实现对一切经济活动的解决。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说，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发展的最好状态，通过市场来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调节，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守夜人。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各种缺陷，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更是使得自由市场的理论受到了诸多的质疑。当市场机制发生特殊状况时，就充分体现出政府的作用，也就是宏观调控。根据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国家在市场调节机制失灵时，通过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平衡性，当经济受到影响而发生衰退或者是膨胀时，可以通过扩张性政策或者是紧缩性政策来维持经济的平衡。

二、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

1.为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相应的经验。

如今的国际市场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而且日渐明显，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经济的独特性。在2008发生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这次危机也充分说明，通过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全面控制，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不可或缺的。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迅速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坚持保增长、调结构的基本政策思想，有效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产生的影响，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回升。由此也可以看出，政府宏观调控具有很大的优势，一方面表现在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能够在短时内通过政府快速、大规模的政策对市场进行调整和引导，从而将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所产生的经济趋缓的局势得到了很好的缓解，也增强了国民恢复经济的信心；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从当前市场发展的形势出发，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来适应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变化，以此来促进经济拉动力的增强。

2.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推动力。

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到重要的调整作用，为市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与此同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逐渐体现出来。在通过政府宏观调整实现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宏观调控的手段的综合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全局问题的有效解决；第二是组织措施的有效执行，才能保证各项规划和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转化为现实的政策与措施。综合的说，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发挥，既要保证全局的利益，又要能够兼顾局部的利益，通过实践操作实现宏观调控强大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1.促进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模式的规范化

近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然而，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在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设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基于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通过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有效运行提供基本的保障，以此促进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规范化。

2.通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

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有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广泛听取其他派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建议，重视党外人员发出的声音，只有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才会使我国宏观调控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能够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改善经济运行质量的作用。

3.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配合

我国在进行产业政策的制定时，必须要保证其与国家宏观调整政策的相适应，对于不同的产业和产品发展进行适当的鼓励或者是限制，以此促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人民银行等金融部门也需要制定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相适应的措施促进信贷结构的完善，为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用支持。而商业银行也需要按照相关的产业政策进行贷款的科学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调控的协调发展。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构建也需要向着市场化和规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这样才能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从而更加有效的促进其在经济发展中推动作用的发挥。同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优化，才能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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