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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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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金融政策

科创金融政策范文第1篇

二、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培育力度,带动全区科技创新水平,打造科创中心增长点。高新技术企业(是指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也)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目前,全区共有高新技术企业35家,2016年计划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7家,使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0家以上;(创新型企业是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具有良好的创新管理和文化,整体技术水平在同行业居于先进地位,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和持续发展能力的企业。)有市级创新型企业17家,2016年计划新培育创新型企业3-5家,使全区创新型企业达到20家以上。

三、推动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构建科创中心重要支撑。一是依托德胜精细化工研究院,建成功能高分子材料检测中心,针对新材料和化工企业开展功能高分子材料和精细化学品性能测试、质量检验等服务;二是依托省交通学院,建成“省交通科技服务中心”,目前正与交通学院积极对接洽谈,中心建成后将为市乃至全省提供交通及汽车领域的科技咨询及技术服务。

四、推进与科技中介机构的合作,成为科创中心建设的有益补充。当前,部分辖区企业虽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实力,在某些领域已经达到全省乃至全国先进水平,但由于长期以来忽视了专门科技工作人才的培养,导致在申报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研发平台、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等工作中因受申报材料水平限制,始终难以获得各级资金扶持、奖励。为此2016年计划与上海精晟知识产权有限分公司、省科技咨询中心德才信息咨询公司、道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3家科技服务中介合作,在我局的监管和协调下为驻区企业提供科技咨询、成果转化、技术转移、专利运营、分析、专利预警等服务,提升企业创新积极性,激发自身潜力。

五、设立市专利运营基金,保障科创中心资金链。通过我局积极协调,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市知识产权局达成初步意向,决定共同设立市专利运营基金,由市知识产权局先期出资500万,作为引导资金,以1:20的比例撬动社会资本,在3年内达到1个亿规模,保障企业专利运营经费,保证成果转化有效实施,增强专利申请意识,力争2016年底发明专利申请与授权量同比增加10%。。

六、确保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网络平台正常运营,是科创中心建设重要一极。基于中心,建设国家专利技术()展示交易网站,汇聚省、市、区和西安科技大市场的知产权资产,开展网上专利交易、评估,开辟成果转化新途径。该平台于2016年2月底前正式运行。

七、优化完善创业平台,丰富科创新中心建设多样性。扎实推进鑫茂众创平台建设,指导“鑫茂创业吧”为创业者提供金融、电子商务、网络信息等全方位软硬件服务,为创业者提供创新发展的苗床。指导梦启青年创业园申报泉城众创空间创客平台,成为大学生等草根群体创业实现梦想的温床。

八、积极做好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及升降幅度统计工作,真实反映科创中心建设水平。按照科学发展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的要求,通过调研和培训,全面排查R&D申报统计,做好协调对接工作,力争“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及提高幅度”考核指标在全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中达到市平均分值。

科创金融政策范文第2篇

“不走创新的路就是白打工”

方向是发展的首要问题,关系着整个发展的道路和模式选择,决定着整个过程的成效。柳州市委市政府确立了通过创新发展柳州的思路,从统一领导班子的认识入手,更新工作内涵,形成了贯彻创新战略的领导体系。

在世界的范围内,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靠“创造”致胜。国外的管理学家提出了从“红海”走向“蓝海”的战略。他们认为,传统的竞争模式是靠在“红海”中拼抢现有市场,往往导致两败俱伤,它不能使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现代的企业家必须树立新的思维,即开创“蓝海”。蓝海战略不是只盯着现有的且常常是萎缩的市场,也不是把竞争对手立为标杆赶超并战而胜之,而是去扩大需求,创造新的市场。企业应该去“开创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把竞争甩在脑后。”这样的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的发展如此,一个城市同样需要“蓝海”战略。柳州市委市政府就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而提出走“柳州创造”之路的。作为广西乃至中国西部的传统工业基地,柳州在过去曾有不凡的表现,今天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沿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走下去,柳州已难有发展空间。柳州市委一主要领导说,“不走创新的路就是白打工,没有意义,是简单生产的再重复”,“这样下去等于是蛮干”。

为了使创新变为全市人民的行动,柳州市委市政府加强了创新文化体制的建设。他们强调,创新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它应该是全柳州的事情。柳州举办了柳州创造成果展览会,开展“柳州市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柳州市最具市场潜力的创新产品”和“柳州市最具创意的理念”三项评选活动。这是一个激发全市人民创新精神,提升全市人民创意、创牌、创业意识的举措。“活动把全市人民都调动起来了!”负责选票统计工作的人员深有感触地说。在“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初选阶段,经市民推荐的品牌有1000多个。据统计,来自全市六县四城区各个行业的50多万人参与了评选活动。柳州宣传文化部门大力宣传创新、激发创新潜力,使柳州人都来关心创新、重视创新、争相创新。在柳州的媒体上,创新成了主题,人们每天都生活在充满创新话语的氛围中。

企业围着市场转 政府围着企业转

柳州市委市政府有一个主导思想――企业围着市场转,政府围着企业转。他们认识到,创造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一方面,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既顺应市场需求又引领市场需求,把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要用技术来拓展市场,又用市场效益来回馈创新。另一方面,政府也要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政府做什么的前提是企业需要什么。如果是企业不需要的事情,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基于此,柳州市政府各部门围绕企业需求,为企业做他们需要而没能力做好的事情。市科技局每年都向企业发放调查表,了解企业在创新上有什么难题、需要政府作哪些工作、那些是最紧要的。然后,根据企业的需求信息,派出人员到各科研单位或大学求助,或为企业提供其它服务。比如组织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研究小组、建立“汽车零配件生产基地”、拨出专款资助专利技术研发、协调与各方面的关系等。

加强以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建设。柳州在1997年被列入国家技术创新试点城市,也是广西第一个对县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实行科技指标与经济指标同时考核的城市。多年来,柳州科技“三项经费”的投入一直高居广西各个地市之首。柳州市企业技术创新框架体系已初步形成,技术创新能力大大增强。目前,全市已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4个,自治区技术中心13个,行业技术中心1个,博士后工作站5个;22家技术中心共有开发人员1750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61人,中级职称的713人。47户重点企业共建立技术研发机构53个,这些研发机构和技术中心除了为本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外,还为部分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推动自主品牌的塑造和推广。自主品牌是一个城市整体实力的重要标志。“创牌”是“柳州创造”的载体。自主品牌的存在及多少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持久表现。而品牌的背后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警示着柳州: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市场,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谁就是市场的胜出者。应该说,企业创新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柳州市政府每年都拨出一定的资金,鼓励、支持和资助企业专利的申请。无论能否得到授权,政府都会鼓励、表彰,并帮助得到授权的专利进入市场转化为经济效益。这对柳州创造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加强传统大企业的技术改造,挖掘其创新能力。柳州是我国传统工业基地。近年来,他们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在技改中强化了环保与节能,减少能源消耗,涌现出一批节约环保型企业;促进新技术的使用,增加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些,都离不开政府财政、税收和国家金融政策的支持。柳州的财政、税收、金融政策都向创新倾斜。在各项政策支持下,柳州通过创新与技改的有效结合,一大批新产品实现产业化,骨干企业都走上了自主品牌之路。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也是创新中的活跃力量。2004年,柳州成立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这在广西是第一家。其职能是,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中小企业情况;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为中小企业的创立、生存和发展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他们还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柳州市共有中小企业5300多户,注册资金55亿元,但大多数面临资金的困难。政府实行了一定的资金扶持政策,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上。现在,政府的科技发展基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担保基金逐年增多。2005年市政府又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优的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批厂房;成立设备租赁公司;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这样就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发展和创新中的许多问题。再加上科技“三项经费”、技术改造资金等,都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平台,同时也激发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

政府创新为区域创新体系奠定基石

柳州的创新之路呼唤政府的创新。市委市政府形成了这样一个思路:“创造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而且是全方位的”,不单单生产领域要“柳州创造”,各行各业都要创造,而政府的“创造”首当其冲,这就是进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在探索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改革政府体制的重要性,自觉地进行政府体制的创新。建立区域创新体系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建立创新型的政府。这就要塑造政府的创新精神,使之成为整个社会创新的龙头。

在建立创新型政府的过程中,首先是建立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柳州创造”离不开各项政策的支撑。必须同时实行扶持自主创新的科技、财政、金融等各项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切实的帮助。各职能部门都制定了一整套扶持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措施。各部门间又有相互的协调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工作的开展。其中知识产权局大力实施专利战略,指导企业完善专利研发、专利申请、专利保护的各项措施;科技局强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技术交易中心,推动产学研工作,使企业项目研发与生产实现有效对接;人事局为企业引才引智,通过双百人才工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人才小高地建设、企业技术创新院士行等工程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发改委、经委等部门则在项目申报上提供便利化服务,统筹制定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措施等等。他们以服务为宗旨,着力创造着良好的创新、创牌和创业环境,推动着全市创新体系的建设。

科创金融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县域金融 金融业 型金融业态 “三化”原则

中图分类号:F830,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3-144-02

一、县域新型金融业态的总体发展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居民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在监管创新的引领下,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业态正蓬勃兴起,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近年来,监管部门积极推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工作。中国首批4家消费金融公司2010年获批成立,2013年银监会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城市范围。浙江省长兴县随着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县域新型金融发展也非常迅速,总体情况是:(1)新型金融业态总体发展迅速。自2006年以来,长兴县在湖州市范围内已连续九年信贷规模名列湖州市三县第一,并于2014年实现银行存贷款总量破千亿。目前,长兴县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的种类、数量处于湖州三县前列,其中银行机构17家,小额贷款公司4家,证券营业部3家,担保公司2家,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1家;同时企业挂牌上市工作也走在湖州三县前列,上市企业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5家。(2)传统金融模式保持平稳发展。2016年以来,长兴县银行的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实现稳步发展。一是存贷款稳步增长。截至2016年末,全县银行业各项存款余额646.54亿元,比2015年末增加76.05亿元,增幅13.33%;各项贷款余额531.51亿元,比2015年末增加32.60亿元,增幅6.53%。2016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中除1家存款负增长,2家贷款负增长外,其余全部实现正增长。二是银行不良贷款实现“双降”。2016年末,全县银行不良贷款余额6.48亿元,比2015年末下降1.95亿元,不良率1.22%,比2015年末下降0.46个百分点,信贷风险持续暴露态势得到控制。三是银行业人才流动加快。据多位银行人士反映,从2014年以来,银行业人才流动明显加快。除了银行业内部跳槽更加频繁,有部分银行人员流动到了证券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银行体系之外。(3)金融新业态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是互联网金融的规模仍然很小。以余额宝、P2P平台、众筹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了新的理财手段,同时也给传统银行业在吸收存款方面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长兴的互联网金融虽然近年来有一定发展,但是整体规模仍然很小,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有限。二是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风险凸显。长兴诺力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长兴恒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长兴永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长兴中高科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4家小贷公司,不良贷款均居高不下。三是产业基金、民间资本管理等业态在政府引导下蓄势待发。长兴提出打造“太湖资本广场”,着力引进和培育金融控股、财富管理、基金投资、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民融服务等各类金融业态。2015年7月以来,由长兴县政府组织,已经分别在杭州和上海召开了两次金融招商洽谈会,并出台了相关的配套扶持政策。据悉,由政府牵头的太湖产业基金已经成立,首期产业基金总规模1.5亿元。此外,科技发展基金、天使投资基金、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天能公司牵头的民间融资服务中心、与浙商资产公司合作的资产管理公司都在筹建中。

二、县域新型金融业态发展中的困境与障碍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县域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着一定的考验,各县区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在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方面,除传统银行业金融支持外,在新型的金融业态中,互联网金融利用互联网消除了投资者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业基金、资本管理公司等新业态由于政府的引导作用目前来看正蓄势待发。但是实体经济的风险,新型金融业态的管理水平、风控水平依然是制约新型金融业态发展的极大障碍。

1.互联网金融发展规模遇瓶颈。P2P等互联网金融业态的行业门槛虽然不高,但实际上是一个需要相当专业水平和管控能力的行业。长兴作为一个四线城市,互联网金融的行业基础较薄弱。具体表现在:一是本地P2P公司实力弱小,抗风险能力差。绝大部分P2P公司注册地都在一线或二线城市,且行业前40位的大平台占据了行业总贷款额的65%。这些大平台背后都有雄厚的资本支撑,有强大的专业团队管理。比如陆金所背靠平安集团,宜人贷有宜信集团。落户长兴的恒昌财富、易贷帮等都是小型P2P平台,抗风险能力不足。二是长兴本地的众筹平台还是空白。2015年以来,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子商务大佬相聚成立众筹板块,行业洗牌即将开始。目前长兴的众筹行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的众筹平台还没形成。

2.传统金融“触网”但用户体验不足。互联网时代,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行业,也在利用互联网,打造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手机证券客户端、网上保险销售超市等业务。但是,传统金融公司做自主互联网平台存在一定劣势,一方面,金融公司的人做互联网还是金融思维模式,用户体验方面比较差;另一方面,金融公司平台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平台流量不足。

3.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运营能力有待验证。浙江省长兴县的县域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是有高科技含量的企业不多,有前景有成长性,未来可以冲击资本市场的企业数量也是有限的。产业投资基金应该定位于长期投资者,应着眼于被投资企业未来3~5年的长远发展。对于需要融资的企业而言,股权融资是优先考虑的方式,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资金压力。目前长兴的太湖产业发展基金已经成立,但是对于基金的投资和管理能力,还未经历实践的验证。

4.民间资本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业态较落后。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是规范民间融资的一种金融创新工具,资金来源于股东的资本金和以私募形式向特定对象募集的资金。资金投向一般有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短暂性财务投资。长兴县域的民间融资一直比较活跃,近几年也陆续暴露出一些问题。通过建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有利于政府对民间资本进行阳光化管理。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收购、整合、盘活不良金融资产,并可以从中赢利。鉴于目前的不良资产整体都比较高,应该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尽快运营。近期商务部放开租赁公司审批,外资租赁注册资本在3亿美元以下的审批下放到省商务厅。各县域应紧跟政策形势,发展金融租赁,为实体经济和政府民生工程提供融资便利。

5.小额贷款公司坏账率高,资金来源不足。目前来看,小贷公司基本遵循了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原则,但存在的问题也会影响其可持续发展,值得关注。比如,性质定位不够清晰。小贷公司的定位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企业法人。从实践来看,小贷公司的业务本质上是一种金融行为。从经营模式看,小贷公司的政策定位是以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为宗旨,从事小额放贷和融资活动,但在实践中,小贷公司实际上提供的是金融产品服务,是以企业为名行金融之实;另外还存在经营方向存在偏差、后续资金不够充足、日常监管力度欠缺等问题。长兴县共4家小额贷款公司,近几年来各公司的不良贷款仍然处于上升通道中。

三、县域新型金融业态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鉴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新型金融业态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应确立金融行业的总体l展战略和目标。打造县域金融城市,使县域金融业辐射更加广泛,要努力拓展横向辐射面。在发展思路上,要注意“三化”的发展原则:一是规范化:如互联网金融行业,要严格准守银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办法,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决不可吸收民间存款等。二是市场化。虽然在新型金融业态发展方面,政府引导必不可少,但是政府切不可越位,市场的事情让市场去做,政府只需要做好监管。三是专业化。必须积蓄足够多的专业人才,政府应更加重视金融人才的引进工作。针对县域新型金融业态发展存在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1.对互联网金融既要鼓励又要加强监管。引进行业中优秀优质的P2P网贷公司、众筹平台进驻本区域,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便利是,可以降低投资者风险,避免发生平台跑路事件。政府的金融主管部门如金融办应重视对长兴本地P2P网贷公司、众筹平台的专项监管,着手研究国家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政策、管理办法等,并及时落实到位。

2.新形势下传统银行业要加快金融创新。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银行业有条件、也有必要进行金融创新。有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就认为是互联网化了,实际上却还是在按照老思维老办法经营,这是银行深化创新的极大障碍。银行应向优秀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蚂蚁金服、陆金所等公司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管理模式、组织体系、快速应变能力等,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发展形势。除了进军互联网金融外,还可以尝试入股产业基金、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等。

3.小贷公司加快上市步伐建立贷款网络平台。由于小贷公司“只贷不存”,资金来源为股东注册资本和银行贷款,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经营风险很大。因此借力资本市场,是降低风险实现健康发展的最有效手段。事实上,小贷公司大步迈进资本市场正呈现争先恐后之势,H股、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甚至美国纳斯达克都出现了中国小贷公司的身影。据公开资料显示,德清的佐立科创小贷、重庆的瀚华金控已在港交所上市。更多的小贷公司则在备战登陆新三板。阿里小贷之所以能成功,依靠的是大数据分析。县域小贷公司可以考虑建立基于本县域的贷款网络平台,实现县域内企业、个人用户的大数据分析。一方面,推进有条件的企业进入新三板、战略性新兴板块、创业板、中小板等,加大一级市场股权融资力度,打造资本市场的“县域板块”;另一方面,推进有条件的企业(包括政府平台、类平台、实体企业)进行一级市场债券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以上两个方面可以共同提升一个县域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打响县域金融的知名度。有利于引进更多更好的新型金融业态企业,有利于提升县域金融的发展水平,有利于实现“金融大县”的战略目标。

4.引进社会资本进入资本管理公司等业态。政府引导成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融资服务中心、资产管理公司,但是政府更应该也更适合站在监管方的位置,应避免直接干涉公司的经营决策。因此,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经营效率高的优点,使这些新型金融业态健康发展。比如,引进长兴本地的上市公司、银行、国内大型金融企业参股这些新业态公司,促进这些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并要善于利用新型金融业态化解部分地方债务。比如,产业基金用股权或债权形式投向县域地方平台企业以后,可以化解一部分地方债务,同时也能为这些新型金融业态企业提供稳定的收益。

5.加快新型金融人才的培养。在业务的推广和适应性方面,为了使地方金融业态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快速的转型期,应该对县域内相关的金融行业服务人员、相关的企业人员定期在长兴举办金融专项讲座,邀请券商、信托、评级公司等金融机构人员作为嘉宾,解读最新金融政策和融资方案,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平台企业人员、实体企业人员参加各种讲座,进行学习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杨海燕.产业技术升级、融资结构变迁与金融中介发展[J];安徽大学学报,2006(02)

[2] 唐志武.区域金融发展推动东北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J];长春大学学报,2007(07)

[3] 卫彦琦.我国金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中国城市经济,2012(03)

[4] 王春丽.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06)

[5] 陈凯.经济增长模式、银行类型与盈利优势[J];财经研究,2012(07)

[6] 蒋水冰.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与实证[D];复旦大学,2010

[7] 吴昊.中国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研究[D];重庆大学,2011

[8] 闫海洲.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1

[9] 王聪.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D];西北大学,2011

[10] 姜新.中国金融结构研究[D];吉林大学,2005

(作者单位: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长兴 313100)

科创金融政策范文第4篇

“年末有个行业很特殊――一边收缩裁员,一边开年会继续发年终奖,这就是寒冬里受调控的房地产行业。”某地产开发商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他表示,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普遍采取“少拿地,不开工,缓建设,促销售”的保暖过冬策略。

“限”字当头的调控下,中国房地产行业全面入冬。国家统计局近期的数据显示,2011年1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8.89,连续7个月下滑,创近28个月以来新低。

此间的经济学家和业内人士认为,自2010年4月出台调控楼市的“国十条”以来,房地产市场利空政策不断加强,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弱化。在过去的一年中,政府通过行业政策及金融政策两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对房地产市场施加影响。

一方面,政府通过限购令和保障房建设,从供需两方面抑制房价,此外还加强了对土地调控和对房价的直接控制。在控制范围上,房地产政策由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调控范围不断扩大;同时调控力度也有增无减,通过房地产税收政策、房地产经纪管理、房屋权属联网、住建部“约谈”等多角度进行调控,体现了政府控制房价的决心。

另一方面,政府重拳出击,亮出系列金融政策,抑制房地产投机。自2011年初,央行3次加息,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外,还扩大了存款准备金的存缴范围。这些政策都降低了银行总体信贷量。在进一步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同时,银监会对房地产信托也采取了一定监管措施,以控制风险,这也给房地产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在经济、行政等多重手段下,地产泡沫被有效抑制。新的一年,尽管政府已将政策重点从抑制通胀转向支持经济增长,但调控房价方向和态度依然坚定。

“房地产调控事关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央对此决心已下。”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房地产从投资品向居住功能回归应该说大势已定,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地方政府,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面对形势的转变,“房地产崩溃论”、“房地产信贷危机论”此起彼伏,牵动了决策者和投资者的神经。

“这些说法有些言过其实。”郭田勇认为,房地产崩溃是不会发生的,但中国房地产业由此不得不进入转型期却是大概率事件,毕竟支撑房地产疯狂做多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预期在改变

一言以概之,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特征是“量降价滞”:从不断刷新的销售数据可以看出,全国主要城市住房销售量下降50%以上,但其住房价格却没有随着销售量快速下降而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这种现象正好说明了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以投机炒作为主的市场。

“如果住房是一个消费市场,那么当销售量大幅下跌时,其价格也会随之下跌;销售量下跌得越严重,其价格下跌幅度越大。随着价格的下跌,住房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最后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其供求平衡。”

而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炒作者进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住房价格更多是由投机者预期及相应的市场条件(尤其是金融条件)来决定。当市场条件发生了变化,投机炒作者预期进入市场无利可图时,他们不能也不敢再进入市场,住房销售量不仅会迅速下降且也可能降为零。而此时如果已经进入的投机炒作者及房地产开发商仍然预期住房价格下跌有限,甚至预期住房价格下跌后又会出现暴涨,那么已经进入的投机者及房地产商是不愿让手上持有的住房价格降低而退出市场的。

显然,那些已进入者到目前为止仍然对政策转向抱有奢望。即便如此,市场预期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银行对地产项目变得慎重;开发商拿地热情开始消退;买房人紧紧捂住自己的钱包,更多人开始期待保障房上市。

“现在纯房地产项目已经很难做了。”一位近几年把房地产开发贷按揭贷做得风生水起的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告诉记者,现在大家普遍对房地产市场走势持悲观态度;事实上当前的市场行情很难支撑起那么高的地价――银行对房地产项目的放贷是存在风险的。

某房地产开发商本来计划去年下半年在北京郊区县拿一块地,后来发现势头不好,果断放弃了该计划。

“幸亏没陷进去,否则项目就做赔了。”他庆幸地告诉记者,现在那个区域房市交投清淡,就算按楼面价再加上建安成本的价格出手,都不一定有人接手。

“现在房地产面临‘三高一低'的困境。‘三高'是指融资成本高、地价高、建安成本高,‘一低’即市场低迷。行情如此,看看再说吧。”

一旦人们对房地产“只涨不跌”的神话产生怀疑,房地产的“劫民造富”运动就要落下帷幕。

相对这位庆幸没动手的老板而言,那些这两年高地价入市的开发商,恐怕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

日子不好过

对于房企而言,2012年会更难捱。

2011年末,北京市建委发文称,将有473家房地产公司注销,这意味着:有473家地产公司将在京城楼市消失。据北京市建委有关负责人透露,这一波房企消失潮将会持续进行,甚至会呈现加剧势头,5年后预计有近2000家房企消失。

房企消失潮不仅出现在北京。武汉市房管局2011年第四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10月底,武汉房地产开发企业比2010年同期减少了200家。

调控压力面前,实力不济的小房企率先倒下,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即便连保利、万科、绿城等这些大型房企日子也不好过。从房企20强近期的2011年业绩报告来看,20强中有10家没有完成销售目标,占比50%。销售情况普遍不理想,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进一步被放大,投资意愿明显下降。201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增幅比2010年回落5.3%,增幅持续下滑。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2-3月,将迎来房地产信托本金到期兑付的第一个高峰期。在房地产行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银行贷款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房地产信托成了开发商的“救命稻草”。实际上,作为一项公认的“暴利”行业,在正常情况下,开发商是能够承受信托融资的高利率的,但随着空前强大的房地产调控,房企借新债换旧债的模式行不通了,很多房企董秘公开表示:如果政策再不松动,房地产企业破产是迟早的事。

数据显示: 2012年房地产信托总到期规模为1758亿元,其中7月为年度高峰,到期规模达504亿元。30家上市房地产公司目前共发行有118个信托产品、金额达630亿元,其中,中华、万科、金地、福星、阳光城等将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

开发商难捱,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1年10月,财政部批准上海、深圳、浙江、广东发行债券,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资。专家认为,这一举动实际是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吃的一颗定心丸。国家统计局1月17日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4.10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6%,2011年全国土地成交价款8049亿元,同比下降1.9%。

在土地购置总面积增长的前提下,总成交价款却下降,这表明2011年土地的平均购置价格同比下降。换言之,中国土地财政生存的空间开始收窄。

房地产的重要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房地产投资往往是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头,它不行了,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会掉下一大块。其次,卖地收入及来自房地产行业的各种税收,最高可达地方财税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这些钱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当地发展和建设的钱,包括城市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甚至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需的大量资金,都与土地财政密不可分。

过去几年,为进行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地方政府不断通过其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这些项目多数无法产生足够现金流来偿还银行债务(期限多为5-10年,大大短于融资项目回收期),“卖地还债”成了很多地方政府选择的偿债手段。

“从去年5月份以来,一块地也没卖出去,都流拍了。”某镇书记无奈地表示。

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在房地产的利益链条上,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在房地产持续下行的今天,日子都不好过。正因如此,“房地产崩溃论”才甚嚣尘上。

“落地”有支撑

过去一年中,我国房地产市场在政策的重压之下由热转冷,2012年作为楼市调控年的延续,房地产市场走向仍与政策走向息息相关。而政策的调整又取决于未来行业和经济基本面,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随着调控政策的逐渐落地,房企消失潮、并购潮、退房潮等不断出现,这些表象的背后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次调控不再是“空调”,政策和市场两大力量使得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但这绝对是一个缓慢着地的过程,不会发生所谓的“崩盘”现象。

首先从从政策上看,即使政府出台了很多严厉的调控政策,可是存量个人多套房征房产持有税的“靴子”一直没有落地,甚至没有提及――这被誉为打击住房投机炒作的终极政策。原因在于:尽管中央政府已经看到当前以投机炒作为主导的住房市场发展不可持续性及其给经济带来巨大风险,但仍然不希望因房价下跌过大而引发新的风险,政策的方针是“稳中求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2012年的调控政策不会有进一步的趋紧,甚至局部会有宽松迹象。不久前,天津部份银行开始适度放松居民首套房贷利率。据媒体报道,工行、建行、中行等多家银行在北京市场房贷松绑态势也开始显现。不少银行的贷款利率由原先的普遍上浮10%已经回归基准利率,甚至有消息传出,部份银行优质客户还能获得9折的优惠利率。

可见,中国房地产市场说到底还是政策市。当前房地产市场降温,是中央所期望的;但如果下行到“崩盘”的境地,就不是中央乐见的了。可以预见,2012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会因应市场变化作出灵活调整。

其次,政策的变化会比较明显地带来市场的变化,或者说,市场需求会在房地产下行过程中起到另一个支撑的作用。当前市场急剧降温,是政策和市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房价经过2009、2010年的疯涨,把刚性需求拒之门外,成了投机者的“乐土”,政策调控以来,“乐土”就成了“焦土”,同时,严格的“限购令”也把部份改善型需求挡之门外。随着价格的下行和政策的松绑,改善型需求、刚性需求会逐渐入市,对市场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被高房价压抑了几年的刚性需求,其需求是巨大的。”郭田勇表示,只要房价落到他们可承受的空间,他们就会出手。

房价下行是房地产回归居住属性的必由之路,而居住需求是巨大的,那些房子卖到“白菜价”的“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看来,2012年我国楼市总体将延续去年的趋势进一步降温,房价和成交量都将有所回落,房地产市场走向理性回归。但同时,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和多方博弈将影响政策的调整和执行的力度,使得房价不会出现大幅下跌,预期未来房地产市场将呈现冷中趋稳的态势。

平稳发展可期

当前楼市“量降价滞”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们心中有一份“热望”:楼市下行时间不会太长,一如往昔,企稳后很快会展开新一轮波澜壮阔的行情。

但这一次,他们的希冀可能会落空了。

记者接触的一位房地产大佬私下表示,房地产以往的“好日子”恐怕到头了。房价下行一段时间后企稳,走上的将是一条平稳的市场复苏之路。

首先,中央调控房地产的目标,就是抑制投机需求,释放居住需求,使房地产进入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轨道。房价无论是“大起”还是“大落”,都不符合中央的调控意图。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再重现之前以投资需求为主导的疯狂。

其次,这几年国内房地产投资吹起了很大泡沫,目前我们选择的去泡沫化策略是以时间换空间,没有几年时间很难消化得掉。

虽然从去年开始地产投资增速逐渐放缓,但市场供给并未因此而减少。

一方面库存压力依然很大。以北京为例,截止2011年末,北京商品住宅库存接近13万套,按照平均每月成交量5498套计算,即使在不增加新库存的情况下,消耗目前库存也需要22个月,库存消耗比达到了历史高点。

另一方面,二手房天量的存量存在――这是几年来房地产投资需求主导的后遗症。据业内人士推测,北京已售房中,有将近4成握在投资客手中。这些投资客将在房地产市场中充当消极因素。当房价下行时,按照市场规律,房地产商一旦开始抛售库存,必将传导到投资客持有的二手房市场。一手房跌幅超过30%,时间超过2个月左右,二手房价格下滑就会大幅跟进。

而当市场行情好转,这些人会毫不犹豫获利了结。2012年房产税试点将扩大,住房实名制也可能逐渐落实,不仅住房保有环节成本加大,而且可能会追查购买房产的资金来源。在整个房地产预期发生改变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这些投资客随时都会出逃。

一边是政策和市场需求的支撑,一边是去泡沫化的痛苦历程,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将在稳中消化泡沫、稳中寻求发展。

调整与转型

面对房地产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房地产业和银行业都要有清楚的认识和清晰的应对之策。

根据财政预算报告和相关材料显示:2011年,北京市土地收入完成1233.68亿元,完成年初预算1600亿元的77.1%,根据2012年预算安排,按照国土局的估算,土地收入全年预计为900亿元。而按照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韩杰的解释,2011年北京市土地收入比2010年同比已经下降了6.5%。

这是北京在2011年实施主动调控的结果。难能可贵的是,北京依靠自身科技和文化创新的力量,在实施严厉的房地产和汽车调控政策的同时,依然保持8%的GDP增长。

而北京的一些区县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单纯卖地已经不纳入他们的考量范围,他们更关心的是,买地企业是否能够带来具体的产业项目,能否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实现产业升级等软条件。

由此可见,北京市政府已经主动调整发展思路,不纠结短期房地产市场下滑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将挑战转化为机遇,着力于创新驱动的发展,经济转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客观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正在减弱。

这是地方政府因应房地产发展环境变化而提前做出的主动调整。

“地方政府越早减弱对房地产的依赖,就越能在经济转型中占领先机、占据主动”,郭田勇表示,北京由于在2011年主动调控,大大减轻了今年房地产下行所带来的压力。

2012年房地产下行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在政策调控下,必然要死掉一大批房地产商,只有优秀的房地产商才能脱颖而出。

房地产商恐怕要摒弃过去一些东西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他们需要远离暴利的幻想,树立创造价值的理念,转变商业模式,以品牌和服务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市场效率。同时,在经历了此次调控后,房地产商更多动力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这将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我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贯彻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房地产行业去泡沫化过程中对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可能造成的冲击,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科创金融政策范文第5篇

一、青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青海省有悠久的人文历史,独特的民族风情,辽阔的地域空间和复杂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民族文化资源,这为发展民族特色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青海区域经济中非均衡是长期的,即有产业、部门之间的非均衡,又有城乡之间的非均衡。因此,青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以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

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理论,其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把非均衡发展与协调发展两者有机地统一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即在非均衡发展中实现动态协调发展,开创一个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佳,各地区比较优势得充分发挥,区域之间联动发展,相互支持,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可以说,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既有重点突破又有整体推进。没有重点突破就没有整体发展,没有整体发展,重点突破难以持续。要依据整体发展要求,用重点带动整体,用整体保证重点,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二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要在不削弱优势区域发展能力的前提下,逐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优势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青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结合青海的特点,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发展要注重各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合作,逐步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要与社会系统相结合,同时,不能逾越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的同时,强调区域经济发展要与文化、政治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相结合,还要求考虑自然系统支持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青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但政府行为、文化因素等影响区域经济系统构成元素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通过改变系统元素的自主行为模式,改变着整个区域经济网络的结构、功能和整体状态。青海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强调在逐步扭转区域差距拉大的同时,还强调要形成各区域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青海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呢?

(一)区位因素

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我国各地区开发和发展的不同自然地理基础,也是认识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性和制定各自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一。区位差异对青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条件,不同的自然社会条件提供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基础。西宁和海东地区处于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气候温暖,历史上开发较早,基础较好。其中,西宁市是青海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交通和商贸中心,又是青藏高原交通枢纽。一年一度“郁金香节”、“青洽会”、“藏毯博览会”、“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青海民族文化旅游节”等重大活动的举办,极大地提高了西宁市的知名度,农业、工业、商贸服务业等均发展较快;海东地区以种植业为主,是本省的粮食、蔬菜生产基地。而其余的6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海北州、海南州、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5个自治州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较差,历史上多以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且海北州、海南州地处青海湖周围,玉树州、果洛州属于三江源地区,黄南州地处黄河之南,湖泊棋布,生态功能较突出。只有海西州地处柴达木盆地,盐湖、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丰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就着手进行开发,现已成为全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另一方面,区位差异对青海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对交通运输的制约表现出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交通通讯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航空方面,现有西宁、格尔木、玉树机场实现通航;在铁路方面,现拥有东去的兰青铁路、西进的青藏铁路两条主要干线,北线有(西)宁大(通)、柴达尔、茶卡三条支线;在公路方面,西宁是通往全省各地交通枢纽,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以通往各州县的辐射线为骨干,伸向广大农村牧区和厂矿的公路交通网。交通发达的区位优势使西宁和海西州交易成本低,效率高,并进一步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其他区域,尤其是果洛州和玉树州则由于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地域文化因素

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

从宗教和民族传统文化两个方面对青海省的地域文化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青海省的藏族、蒙古族、土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族、撒拉族信仰伊斯兰教。从宗教同人们经济生活的关系上看,首先,寺院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根据1996年青海对寺院的调查,全省共有大小藏传佛教寺院666座,有清真寺1339座,这些寺院在满足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存在。其次,从宗教活动同人们的日常消费来看。信教群众的衣食住行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并形成了特殊的消费习惯。最后,从信教群众的宗教支出来看,改革开放前后的人均宗教支出已由人均纯收入的2%-5%下降到0.5%-2.5%左右,但人均支出的绝对额在逐步增加。

另外,就民族传统文化而言,全省世居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将本民族所具有的生活习俗沿之成俗,虽不成文,但无形中约束着本民族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的风土人情。

(三)资金、技术因素

资本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资源,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投入要素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是一个普遍短缺的要素,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有重要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积累,势必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

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发育,市场机制和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利益导向,会导致资金向能够获得较高回报的经济发达区域流动。青海各区域的资本形成差异较大,一方面,青海各区域财力以及金融资金投入的区域不均是青海各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西宁市和海西州在吸引投资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投资在这些区域的聚集,必然加速其资本积累,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区域的资本存量差距,因而各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差异越来越大。

另外,“当今的技术主要是劳动稀缺、资本相对丰裕经济中的产物,它往往是节约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由此,可能超过了该地区非常贫穷、资本匮乏经济的资力。”1992年开始,青海先后建设了格尔木昆仑经济开发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青海甘河工业区等。2005年,柴达木盆地被列为国家首批13个循环经济试点的产业园区,已拥有格尔木工业园区、德令哈工业园区、大柴旦工业园区、乌兰工业园区四个功能园区。产业聚集效应已经显现。可以说。西宁市和海西州在引进技术方面具有优势。而其他区域引进技术的条件不充足,尤其是农牧区的技术水平滞后。严重影响了欠发达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青海各区域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分布不均,技术的不平衡性会进一步拉大青海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四)政策因素

国家对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目的在于帮助民族经济发展追赶上经济发达地区的效率状态。创造一种能够展开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

青海产业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重大变化,第一个阶段(1950—1957年),青海省没有明确提出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根据青海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恢复和发展了一些轻工、建材、电力、煤炭等工业,规模不大,比重不高,国民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第二阶段(1958—1985年),是奠定青海省工业基础的时期。青海省经济发展战略侧重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结构由农牧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工业为主。第三阶段(1986一今),在深化对省情认识的基础上,青海省提出了“改革开放、治穷致富、开发资源、振兴青海”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持下,以优势资源为主的水电、盐湖、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资金密集型重化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一阶段第三产业也有了长足进步。可以看出,产业政策的演变,再加之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逐渐形成了青海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同时,扶持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民族发展政策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政策重点倾向城镇还是乡村,直接关系到是否侧重少数民族群体的问题。在具体的政策实施过程,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城市在资源配置的竞争过程中普遍占据有利地位,并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在青海,农牧业产业化的发展迫切需要财政、金融政策等多方面共同提供支持和服务。但目前,财政方面。全省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基本限于减免税、财政贴息和政府扶持资金等优惠政策。虽然2006—2008年扶持力度逐年增长,但平均一户企业能获得的补贴不60万元,对企业发展可谓杯水车薪;金融方面。由于贷款品种单一,大多偏重于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五)教育发展因素

舒尔茨认为教育的目标除了发展文化以外,还可能会提高一个民族的工作能力以及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人的能力得以提高,又会增加国民收入。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5年。其中,西宁市和海西州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余的海东地区、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玉树州、果洛州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玉树州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为2.13年。

一方面,由于农牧区藏族学校教学模式套用了内地学校的“应试教育”模式,但因其自然环境的恶劣、教育相对落后的客观原因,使得升人大学的人数毕竟只有少数,大部分的学生在毕业后仍然是回到家中放牧。由于应试教育的内容与农牧区的生产、生活实际相脱离,学生毕业后并没有学到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能,教育的投资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收益,从而影响了农牧区学生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青海民族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青海省各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第一,地方经济落后,贫困生人数多。虽然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了免费教育,但对高中贫困生尚未制定相关的资助措施和政策。青海省农牧民群众收入偏低,据测算,供一名高中生就读,每年约需花费1500—1600多元,寄宿生为2500元左右。青海现有2/3的高中生为农牧民子女,因家庭无力承担学习费用而无法完成高中学业的现象比较突出。第二,师资力量不足。在牧区民族高中,有近50%的教师不会用双语进行教学。此外,有些学科的教师,特别是英语、计算机等专业教师严重短缺。第三,青海省141所普通高中,除西宁市和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外,普遍存在办学条件较差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艰苦、地方财力不足、教育经费紧缺、硬件设备差、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够高、优质教师流失严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薄弱学校多,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据统计,玉树、果洛、黄南三个藏族自治州16所普通高中,体育场面积、体育器材配备、音乐器材配备、美术器材配备、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建立校园网的学校比例分别只有37.77%、7.69%、0%、O%、15.38%、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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