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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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分析了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效应、新途径，归纳出在新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特点，提出了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六个新概念，即“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规模经济的虚拟性、规模经济的动态性、规模经济的开放性、规模经济的效率性、规模经济的模糊性，为指导高科技企业的规模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其中对企业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途径也产生了如下重要变化：

1．新技术装备之“柔性”淡化了规模经济效应。以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与传统技术之最大区别在于：新技术之“新”主要体现在大量取代和大幅度扩充了人脑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人工智能和自适应能力的柔性生产系统。基于刚性的、固化的技术系统而得出的影响规模经济的原因，如生产规模的大导致组织协调成本上升，品种的频繁更换导致生产准备、结束费用提高等，在柔性生产系统中已变得微不足道。由于现代技术中“软技术”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技术含量的高低、技术贡献的大小不能简单地与技术装备的数量、价格挂钩；新技术革命使企业平均规模变小、使许多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成本差异变小已呈明显趋势。

2．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直接影响成本的作用强化。技术影响成本的渠道，分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两类，其直接渠道通常是指由于采用了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而导致的成本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技术革命重点领域就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这些领域每次产生的新成果都会导致一次“成本革命”，即大幅度、迅速地降低成本，不断涌现的新成果导致生产成本呈现“阶梯状跌落”现象频繁发生。相比之下，技术影响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这种间接渠道对成本的影响幅度和影响速度远远小于直接渠道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在新技术革命的环境下考虑“技术一一成本”关系时应将直接的“跌落成本”放在首位。

3．人际交流手段和管理技术的空前进步导致交易成本和组织协调成本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讨论规模经济问题时都基于一个假设，就是信息不完全，由于信息不完全而导致企业发生大量的外部交易费用和内部组织协调费用，当这两部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到一定比重时，就会对企业的“规模——成本”特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假设在工业经济时代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这是因为新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人类获取信息的手段空前进步，每个人都有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获得足够完备的信息，并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和利用非常便捷的工具与他人交流，使交易费用无论距离多么遥远、交易内容多么复杂都能降到极低水平，使内部管理费用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都能大幅度降低。信息经济的这种“零成本、低物耗、高收益”特征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用以分析企业规模经济现象的基础。

4．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使孤立的讨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新技术革命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成果就是智能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它使得人类在现实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网络经济”。这种网络经济既是一种全天候运作的经济，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它把地理空间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制约降低到最小程度；网络经济又是一种“虚拟经济”，它把一部分经济活动转移到以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进行；网络经济还是一种“直接经济”，它使得处于网络两个端点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使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由于上述“网络经济效应”越来越强烈，故处于网络时代的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将自己孤立于网络之外，必须把自己看作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将企业规模经济问题放在网络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5．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改变了传统的时间观念，使讨论静态经济规模变得毫无意义。由新技术支撑的新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它的经济节奏大大加快，其典型表现是技术创新和开发周期缩短、技术淘汰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且每一次较大的技术更迭都会迅速打破原有的竞争格局，对经济形成一定的“技术冲击效应”。因此，我们再也无法孤立、静止地去研究某种技术关系或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现象，只能将技术看作一种时间效应，将技术在一定时段内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作为研究规模经济的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

新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企业(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企业”)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新技术革命的时代特点，上述关于新技术影响企业规模经济的新途径、新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导致在高科技企业里的规模经济现象与采用传统技术的企业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笔者将关于高科技企业规模经济的新概念、新特点归纳为如下六个方面。 　1．“小就是好”的新型规模价值观。在工业经济时代，大型企业是最高效的企业组织模式，企业规模大就能使产品成本低、产品质量好，使企业驾驭市场的能力强，于是，“大就是好”成为了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规模价值观。然而，当社会跨人知识经济时代后，大型企业易患的“大企业病”将变得更加突出且危害更大，如反应迟钝和决策效率低使企业不能适应多变快变的市场环境，多层次金字塔型组织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扼杀技术创新。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高科技企业在新经济时代却越来越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如市场适应能力强、生产经营惯性小、内部机制有利于创新，特别是技术进步缩小了规模对成本的影响，由先进的小型设备组成的柔性制造系统同样能以极低的生产成本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企业规模价值观应由“大就是好”向“小就是好”转变，企业的组织规模“为了强大而变小”可能成为一种流行的工作思路。

2．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当企业组织规模缩小以后，如果遇到超出自身规模实力的市场机会时，企业是否需要通过扩充组织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呢?答案是：大可不必。在网络经济时代，小型企业照样可以经营大项目，其办法很简单，就是利用国际互联网来放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同时“变小”又“变大”——组织实体变小为适度规模，同时通过网络整合外部资源以形成较大的经营规模，于是出现了诸如“网络企业”“电子空间企业”“虚拟企业”等新名词。这种跳出物质实体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来放大企业经营规模的思路和做法，笔者将其称之为规模经济的虚拟性，其实质是给规模经济现象赋予一种全新的空间概念。

3．规模经济的动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规模经济分析模型中，假定技术因素和其它经济变量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不考虑它们的时间效应和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在技术变动速度不快的环境下，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活动的差距是不大的。但是，这种静态假设用在高科技企业就行不通了，其原因在于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变化速度很快，很难分清技术的边界。因此，必须以一种动态性概念来理解高科技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高新技术的快速多变特征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效应，不能保证企业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处于静态或“线状”变化特征，企业最佳规模或适度规模的选择范围不是一条“线”，而是具有一定“弹性带宽”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规模——成本”特性既可能产生“阶梯状突变”，也可能产生“连续状渐变”。按照此种动态性概念，高科技企业的生产经营系统必须具备较高的“柔性”和“自适应”能力，应尽量采用“软手段”来调整规模，而不是依赖新建、改建、扩建等“硬手段”来调整规模。

4．规模经济的开放性。在传统规模经济理论中，是将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这两个本来紧密联系的复杂问题按封闭性假设作一个简化处理，割裂两者的联系并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对封闭的空间来讨论各自的特点。此种做法用在开放程度较低的市场环境中是可行的。然而，高科技企业目前所处的市场环境，不但其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十分复杂，而且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这种开放性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开放性相比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是开放的空间范围更大，是一种全球化的开放；二是开放的深度和关联度更大，是一种涉及社会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方位、高关联度的开放。当经济空间的开放程度达到这种高度时，任何一个企业想要割裂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去讨论内部规模经济问题是毫无价值的，必须跳出企业这个小圈子来认识规模经济现象，用“聚集经济”“企业集群规模经济”等新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规模决策。

5．规模经济的效率性。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已不是单纯的利润目标，而是综合的、可兼顾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广义效益目标，高科技企业就更是如此。因为企业目标体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相应地改变关于规模经济的评价标准，用一种关于规模经济的“效率性”标准来取代传统的“赢利性”或“成本性”标准。这种“效率性”标准，是成本降低率、市场占有率及其增长率、企业知名度、企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第2篇

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台，一般人都是在经验的意义上理解，言语间多有分歧。有没有办法进行公理化的表述呢?本文试图从数理角度，给出一种客观描述。

设C轴为成本，Q轴为数量，N轴为品种。以Q代表企业组织规模，Q值越大，企业规模越大；N代表企业复杂程度，N值越大，企业越复杂。

在图1“从单一品种大规模到小批量多品种”中，规模经济特点是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规模Q越大，成本越低)；范围经济特点是小批量多品种(品种N越大，成本越低)。将(A)、 (B)坐标合并，以Q为纵坐标，N为横坐标，即形成(c)的长尾曲线，表示从单一品种(N=1)太规模生产(较大的Q值)，转向小批量(较小的Q值)多品种(较大的N值)。这就是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的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企业性质的转变趋势。

传统工业化性质的企业，呈规模经济而范围不经济的特点，如图2“传统工业化性质企业的成本模型”所示。这是著名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里茨模型(D-S模型)的原理图。D―S模型第一次将品种概念内生进经济分析，使托夫勒指出的“从单一品种大规模到小批量多品种转变”趋势中的品种维度(单一品种、多品种)得以在数学模型中呈现。D-S模型虽然提供了对于品种多样化的分析工具，但结论却是品种不经济。如图所示，随着N值的加大，企业成本呈递增趋势。图中CC|||NOQ五点组成的立体空间为企业成本空间；其中QOC|||曲面，为数量与品种的等成本曲面。由图示可知，企业成本最小化的点在Q，Q点是企业追求的成本目标。

图3“两化融合性质企业的成本模型”与D-S模型的不同在于N平面上的成本曲线，斜率正负相反。它显示同时存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成本形势。长尾曲线即为这一图形在QNO平面的投影。

在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的复查中，中国电信在汇报中判断认为，企业信息化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范围经济、体验经济和规模经济”。本图即表明了这一判断背后的原理。

图中CQNO四点组成的立体空间为企业成本空间。由图示可知，企业成本最小化的点在QN一线，QN线是企业追求的成本目标，这是两化融合的突出特点。企业追求的成本目标，既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Q点，也不同于纯信鼠化的N点(见下图)，而是介于Q与N之间。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第3篇

关于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关系探讨最著名的理论是有效竞争理论，但是，有效竞争理论本身是针对一般产业而提出的，而自然垄断产业具有特殊性，有效竞争并没有充分体现自然垄断所具有的特殊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传统有效竞争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自然垄断产业的特殊性，建立自然垄断产业的有效竞争模式。

一、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两个层次

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应该是两个层次，具体如下：

(一)第一个层次：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

从整个自然垄断产业的角度来说，既有自然垄断性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对于自然垄断性业务。政府应该只允许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维护规模经济；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规模经济不显著，可由多家企业进行竞争性经营。

在实际经济中，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从整体上都属于自然垄断产业，但并不等于这些产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固定网络业务，但网络生产以外的环节显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例如，供水产业主要有水生产、管道网络输送、供应等三大类基本业务，其中水生产和供应业务不具有成本弱增性，是非自然垄断业务。管道燃气产业的生产供应过程主要包括燃气生产、输送和供应三大类业务，与此相关的还包括管道燃气设备的供应、安装和维修等服务领域。管道燃气的生产不存在自然垄断性。它可由多家企业竞争性地生产。所以，管道燃气的生产可以与输送等环节相分离。管道燃气的供应或销售可以由多家公司竞争进行，也不具有自然垄断性。铁路运输产业主要包括路网经营和铁路运输及其相关业务。铁路运输是通过一定的铁路路网系统提供服务的，可由多家公司承担，运输业务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只有路网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电力行业的业务有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大类。由电力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可知，输电和配电业务具有自然垄断性，发电和供电业务则可以竞争经营，属非自然垄断业务。

属于自然垄断性质的管道网络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密切相关。例如，水、管道燃气和电力的生产和供应都要通过管网才能实现销售收入。铁路运输必须依托铁轨。电信中的通信业务要依托于本地网。正因为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密切相关。所以，传统上将自然垄断与相关的非自然垄断业务都包括在自然垄断产业中。但是，将非自然垄断的部分与自然垄断部分集中在一起，一是容易产生交叉补贴行为。比如电信的网络使用费可以转移到电话机上来，这样对电话机的其他厂商来说，竞争的环境不公平：二是借助自然垄断业务的垄断性强行推销某些非自然垄断业务，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对同一产业的不同性质业务实行区别对待才能实现有效竞争。

(二)第二个层次：自然垄断业务的竞争性和非自然垄断业务的规模性

1．自然垄断业务的竞争性

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因为具有规模经济特性而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种经济上的合理性表明，只有独家垄断才能维持较低的平均成本。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界对自然垄断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首先，自然垄断规模经济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总结。当对自然垄断经济特征的概括从规模经济发展到范围经济(与成本若增性有关)，尤其是发展到自然垄断企业的可维持性时，实际上已经把需求变化的因素考虑进来了。如果需求足够大，大到迫使单一厂商不得不在平均成本曲线上升，超过成本弱增的区间生产，非此就不能满足市场全部需求时。就应该允许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共同经营这一管道网络，并实行直接竞争。即使在成本弱增的范围内，为了打破垄断，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对于成本弱增程度较低的业务，也可以考虑由两家企业实行竞争性经营。

其次，替代技术的出现使管道网络业务之间出现竞争。例如在电信业，虽然有线电话网具有自然垄断性。但随着光缆技术的发展，利用卫星和无线电话技术，有线电视公司也能够提供传声和数据服务，这些都使电信产业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新企业进入电信产业提供新的通信网络，比原有的电话通信网络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地向消费者提供通信服务创造条件。这样，将来的电信产业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通信网络，而是由电话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卫星和微波系统等其他技术所组成的一个多面的互通网络。这对于其他管道网络来说也是一样的，尽管某一产业的管道网络本身是自然垄断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会产生相应的替代管道网络系统。也就存在了竞争性。这种存在替代竞争的产业被称为“结构性竞争产业”，如铁路、航空、公路等运输部门。

因此，对于某一管道网络的自然垄断环节，存在竞争条件或某些环节可以引入竞争，这些竞争因素可以对自然垄断业务的运营高产生约束机制，削弱其垄断力量。但是，作为某一产业的管道网络，其仍然存在强的自然垄断性。保证其规模经济效应应该是自然垄断业务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可见，对自然垄断业务来说，其是更倾向规模经济的有效竞争，所要实现的是将整个产业的规模经济与单个企业的竞争活力相协调的有效竞争。

2．非自然垄断业务的规模性

首先，电信、电力、铁路、天然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尽管我们将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开来，但是非自然垄断业务必须通过网络型的自然垄断业务来实现，其与自然垄断业务具有很强的关联经济性。非自然垄断业务仍然具有基础产业的特征――资本密集型，企业规模经济比一般企业要高，因此，企业维持适度规模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

其次，非自然垄断环节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社会要求企业提供稳定、持续、可靠的产品供给，在不限制规模的情况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易导致过度竞争。从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第三，尽管非自然垄断业务已不具有自然垄断性，也只是说明其不适于由一个或较少的企业经营，但是作为一个经营非自然垄断业务的企业，其仍然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

因此，政府应要求这些企业必须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以避免低水平的过度竞争现象。但是，由于许多经营非自然垄断业务的企业都是从原有的少数几个经营自然垄断业务的企业中分离出来的，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要想打破其垄断就要求政府放松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市场的进入壁垒，允许多家新企业进入，以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非自然垄断环节来说，其是更倾向竞争活力的

有效竞争，所要实现的是将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市场的竞争活力相协调的有效竞争。

二、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

有效竞争格局在市场上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表现出来的。人们也通过市场结构标准、市场行为标准、市场绩效标准来衡量与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实现了有效竞争。我们将有效竞争理论与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两个层次相结合，设计出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标准。

(一)前提标准：自然垄断环节与非自然垄断环节分离，这是实现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二)市场结构标准：自然垄断环节与非自然垄断环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结构标准上，而在其他两个方面基本上一致

1，自然垄断环节标准

第一，市场集中度较高，一般只有一个运营商；当某个业务的需求量超过成本弱增范围时，可以允许两家或两家以上运营商共同经营这种业务，实力均衡。

第二，进入与退出壁垒较高。

第三，实现管道网络互连互通。

第四，产品差别化适当。

第五，运营商各自严格独立。

2，非自然垄断环节标准

第一，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存在相当的买者和卖者，但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符合最优进人数目，且没有任何单一企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第二，企业进入与退出没有人为障碍，也没有政策上的不合理阻碍。

第三，产品差别化适当，并且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大。

第四，运营商各自严格独立。

(三)市场行为标准

第一，企业之间对于价格和产品没有共谋，而是竞争行为。

第二，企业不存在欺诈行为。

第三，对竞争者和消费者没有不公正的压制政策。

(四)市场绩效标准

市场绩效反应了在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实际效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绩效也表示最终实现经济活动目标的程度。由此可见，绩效的衡量同经济活动的目标密不可分。产业和国民经济层次上的目标本身是多元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具综合性的目标，包含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公平、稳定和进步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内容，这就决定了对市场绩效的评价必然是多层次的、多方位的。

1．产业绩效标准

第一，有效竞争是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得到优化的竞争，集中体现在资源占用率、网络资源利用率、人均资源占有率等指标的提高和完善方面。

第二，有效竞争是自然垄断企业竞争实力彼此促进增长的竞争，集中体现为几家实力接近的企业相互展开融合的业务竞争，在竞争中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共同得到增长。

第三，有效竞争是创新频出、差异化经营的市场竞争，集中体现是新业务种类的快速增长、企业竞争策略的差异化、合作经营模式成为主流的竞争模式。

2．社会绩效标准

第一，有效竞争是消费者福利不断获得改善的竞争，集中表现是服务类型的扩大、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负担水平的下降。

第二，保障自然垄断产业内部的合理利益。一是保障厂商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厂商是市场经济制度演进的推动者。如果厂商的利益得不到制度保障，在得不偿失的条件下，他就会利用资本的重组机制压缩生产甚至退出竞争，这样生产规模的压缩意味着厂商的价格决定能力的加强，只有在厂商利益得到保障以后，消费者的就业才有保障，消费者剩余才能落到实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厂商合理的利润空间，把厂商利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二是保障职工的合理利益。如基本的工资要求、生命安全要求等。

第三，不存在负的外部性。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第4篇

什么是长尾呢，简单地说，它就是数量、品种二维坐标上的一条需求曲线；由于看上去这条曲线像一只长长的尾巴，向代表“品种”的横轴尽头延伸，所以称为长尾。不过，我们暂时先不用考虑它的定义，还是先从现象观察起。

阿里巴巴无意间踩中了长尾理论的尾巴

永康存在着一个滑板车生产集群，聚集了20多家滑板车厂家。按照传统的方法，很难打进美国主流市场。然而由于有了网络，以步阳集团为代表的永康滑板车企业，以便捷、高效、低成本的方式，打入了沃尔玛等国际大买家的供应商系统。有意思的是，步阳集团本来的主打产品是销量居全国首位的防撬门，但由于防撬门的热门市场已被美国当地企业垄断，打入美国市场的，反倒是相对“冷门”、在产品线上排在后面的滑板车，一年有上亿美元的订单。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尾”的几个要素：第一，它是利用网络优势实现的；第二，它可以把冷门产品转化为相对的热卖产品；第三，它可以使非主流的厂商共享主流市场。

对于“阿里巴巴是什么”的问题，据说马云的回答是，“告诉你们，其实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据《阿里巴巴》一书介绍，阿里巴巴的原问题问的是：互联网对于商业交易的价值到底有多大？而思考的结果，是将互联网和庞大的中国中小企业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直觉判断，无意间踩中了长尾理论的尾巴。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中小企业意味着“多品种、小批量”的机会组合，而这正是长尾坐标中“数量”值低、“品种”值高的长尾！这只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在长尾理论中，“短头”（单一品种、大批量生产）与“长尾”（多品种、小批量）经营条件的区别，恰恰在于网络。如果没有数字网络，经济形式会更接近大规模生产（工业化）；有了数字网络，经济形式将更接近个性化定制。

我赞同这种说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商业声誉和传统往往来自于若干家伟大的公司。正如《阿里巴巴》作者总结的：阿里巴巴让无数的中小企业摆脱了传统销售渠道的控制，得以用最低的成本进入到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阿里巴巴的模式具有某种更深层次的世界意义：工业时代是大型企业的时代，信息时代是中小企业的时代。长尾理论强调的，不是中小企业做大做强，而是中小企业将在经济的主要方向上起到比大企业更大的作用；这个主要方向，就是与大规模制造相反的个性化定制。

这样一看，中国存在大量“长不大”（确切说，是“不用长大”）的中小企业，在网络条件下，具有一种比“长大”更有价值的作用，那就是在长尾空间，赚取与世界500强同样的利润。

长尾是利基与“隐形冠军”吗？

在赚取与大热门企业同等利润这个意义上，长尾理论强调的微小企业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让人同利基策略和隐形冠军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把长尾的条件收窄，确实可以这么说。

长尾理论在美国市场上观察到这样一个统计规律性：在以物理为基础的“短头”经济（工业经济）中，20%的热门产品，带来80%的收入，并且带来100%的利润；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长尾”经济（网络经济）中，20%的热门产品，将萎缩成10%的热门产品，其中进一步分化为2%的大热门产品和8%的次热门产品。2%的大热门产品，带来50%的收入和33%的利润；8%的次热门产品，带来25%的收入和33%的利润；剩下的90%的长尾产品，将带来25%的收入和33%的利润。这里最重要的看点在于：大热门产品的总利润，竟然同冷门产品―也就是长尾产品―的利润相等！这不是主观臆造，而是大样本统计得出的结论。长尾理论由此认为，经营冷门与经营热门，在利润上可以是一样的。

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隐形冠军，也就是那些在某个不起眼的小产品市场或被大企业忽视的中间产品和配套业务上形成了规模经济的企业。我们将隐形冠军的赢利策略，称之为利基（Niche）策略。利基的特点是产品差异化，别人难以模仿，利润较高。隐形冠军在利基上还要加一条：形成规模经济，取得所在细分市场占有份额上的第一。长尾与利基、隐形冠军概念的交集在于，每个长尾（长尾被切分为无数段之后，每段仍是一个长尾）都有自己相对的“短头”。举例来说，在彩铃这条长尾中，音乐彩铃是可以切出的一条长尾；音乐彩铃中又可以切分出搞笑风格的音乐彩铃。粥稀稀在这个细分市场上称雄，他就是这个细分长尾中的“短头”。每个长尾的短头，都是利基，都可以成就隐形冠军。

回到利润上来，中小企业加上利基，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吗？目前来看，中小企业可以当长尾，却不一定能获得利基。原因在于创新不足。

胡文章是中山天朗电器公司的创始人。天朗是生产电风扇开关―琴键开关―的隐形冠军。现在业内还有100余家琴键开关生产厂家，但由于天朗已经拥有70多项琴键专利，并成为事实标准的制订者，因此他并不担心别人仿造。因为仿造将意味着竞争对手的成本优势荡然无存，而不仿造则更糟：因为不合标准而没有活路。

从天朗这个案例推广开去，我想说明，中国要靠中小企业的长尾战略缔造国家竞争优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绝对的先决条件，必须是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否则就没有长尾最看中的东西―利润。

当然，问题还不算完。长尾与利基、隐形冠军，在概念上还有不相重合的部分。长尾理论并不绝对依赖具体细分市场上的利基，也不要求企业一定当细分市场的冠军（隐形冠军），它强调的真正重点，是集合长尾。即对整个长尾市场（包括对应的短头市场），进行一体化的经营。不是薄利多销，而是薄利合成。也就是说，长尾市场不依靠于规模经济。从根本上说，规模经济在长尾战略中，只是基础；长尾战略的真正精髓，在某种特殊意义的范围经济方面。

长尾经济是特殊的范围经济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第5篇

垄断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以后必然产生的、与竞争相对立的经济现象，是发源自市场竞争，又反过来否定、限制、阻止市场竞争的一种“异化”力量，因而是对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极大威胁。简要而言，垄断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少数当事人或经济组织（极端而言可以只有一个经济主体），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或超经济势利，对商品生产、商品价格、商品数量及市场供求状态实行排他性控制（直至实行排他性独占），以牟取长期稳定超额利润的经济行为。垄断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资本垄断、技术垄断、劳动力垄断和信息垄断等生产要素的垄断，更普遍的则直接表现为价格垄断和与此相关的市场交易份额的排他性控制。法律关注的是经济行为规范与否，从法律角度考察垄断，重在行为判定，例如锁定、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操纵投标，独家经营，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各种滥用市场优势的行为。

垄断现象和反垄断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第一，资源自然分布不均衡会造成资本进入困难，形成难以避免的自然垄断，例如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发领域以及少数稀有产品的供给；第二，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政策同适度发展规模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对具体的垄断现象的界定遇到困难，陷入两难选择；第三，一般性经济垄断，也可以由一时技术的或投资起点的原因所引起，例如对各种知识产权范畴的技术专利，就需要加以保护，而某些领域由技术原因导致的过高的投资门坎，也很难加以拆除；第四，在复杂的竞争活动中，往往由于不同利益群体主观意志的分歧，对于同一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市场垄断，在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法律界定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以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辩和诉讼之中；第五，行政执法部门在反垄断问题上能否不受外界干扰，一以贯之，“把水端平”，保持公正、效率、廉洁和权威，历来也是公众关注、监督的焦点，从而常常是引发怀疑、争论和不满的诱因。这些情况常常给反垄断的立法、司法机构和行政主管机关，带来极大的困难和麻烦。

垄断的巨大危害就在于，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手（含潜在对手）的进入，限制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经济停滞。其中，垄断行为的最典型之处是，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垄断价格，以攫取垄断利润。可以说，垄断之手是在向“所有的人行窃”，损害的是“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垄断势利历来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头号公敌。

在经济一体化、竞争国际化的新时期，近年来正出现以飞机制造、汽车制造、信息通讯、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新一轮大公司兼并潮，从而推动了垄断格局进一步升级。为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发达国家理论界、法律界和政府界争相放宽对市场结构、市场份额和企业兼并的原有解释和限制，美国明确提出了“放松管制”以鼓励国际化兼并的政策。这是各国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必将对各国的以及国际的经济集中度、市场份额、市场结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这种经济集中度在国际范围内加速提高的新动向，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过去大规模的合并不普遍，真正全球易甚至比较稀少。但是今天，大公司在数十个国家经营，并在每个国家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而合并能轻而易举地在单个国家的市场建立优势地位”，因而呼吁尽快建立国际性的反垄断法，以阻止垄断行为国际化和大规模贸易战的进一步蔓延，认为“制定全球竞争法规必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下一轮谈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布赖恩．拉赛尔：《需要全球反托拉斯法规》，美国1997年7月31日《商业日报》）。

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垄断现象的特殊性

在一系列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中国连续几年实现了经济运行和市场状态的相对稳定，这或许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相对平稳发展的成熟阶段，从而已经有能力在某种常态中解决深层次矛盾，有能力避免以往反复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忽冷忽热的剧烈波动。即使是1998年特大洪水过后，商品市场的基本供求状况也没有发生逆向变化。根据这种长时间、大面积、多品种“买方迹象”，似有理由认定，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常态”，市场机制及其竞争机制已经顺其自然地开始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传统经济体制的那种国家垄断各个经济领域的局面已经基本改观。

这一历史性变化具有重大意义，也提出了关注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政策需求。主要表现是，市场竞争逐步加剧，不公平竞争现象日益突出，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行为急剧增加；不公平竞争中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性垄断已对市场发育构成明显威胁，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性垄断现象也开始显现；多种现象同时并存、交织，使创建和维护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情况和巨大困难。对于这些颇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定将对市场秩序法制化、规范化建设，构成极大威胁，并阻碍市场成熟化的进程，直至发生“市场变异”，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伤害。

反垄断，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第一主题，以及基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立法，在发达国家的争论、调整、修改和完善从未停止过。在以往的东西方经济学中，垄断被不约而同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专有的制度现象。根据后来各国的经济实践，有理由确认，垄断作为竞争的伴生物，实属于一般市场经济的共同现象，与市场和市场经济同属一个经济范畴。当然，在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处在行政化、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阶段，情况更为复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垄断现象以外，又有明显的特殊表现。因此，针对中国市场状态变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垄断现象的特殊性，需要研究、制定特殊的对策思路，至于低水平无序竞争、恶性竞争、商业欺诈和经济性垄断，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同反行政化垄断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性及其由来。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属于排斥市场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高度依赖政府机构和行政力量，因此天然带有国有化趋势和国家垄断的强烈冲动。当中国决心改革这种僵化体制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一方面市场竞争开始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市场竞争相伴的经济垄断随即得到萌生；但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原有体制中颇具根基、盘根错节的行政化、官本位权力机制，也开始寻找新的环境土壤，原有的行政化垄断势力依托逐步成长、极不健全的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尽可能地、不失时机地为自己营造出了可观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中国特有的垄断现象，存在着一个极其鲜明的共同点，即都是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规模集中度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发生的，尚缺乏从公平竞争自然衍生垄断的普遍基础。在经济规模集中度普遍不高的场合，能够导致垄断的，只有行政权力这个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者说，中国的垄断主要不是凭借生产集中度，而是凭借行政权力。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特征也可归结为国家垄断，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这种全面国有化和国家垄断趋势，固然存在种种弊端，但由此带来的垄断利润是“封着口”的或“全封闭”的，即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支配。“肉烂在锅里”，泄漏的机会不多。当时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大一统的经济体制，以及各项配套政策、社会舆论、价值取向等等可以保障这一点，故染指垄断利润、化公为私、化国有为部门地区机关所有的可能性极小。

改革开放，实行放权让利以后，行政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垄断及其全封闭管理体系已经基本解体，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加之放权让利多被各个主管部门和地方机关截留，并没到位。于是，在部门、地区权力和自身利益有了经济市场化这个大舞台作为依托之后，分享行政化垄断种种“好处”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主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行政管理机关及其人格化的表现——各级各类政府官员。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大多明显表现为由条条块块权力格局所造就和维护的行政化垄断，也即超经济垄断或排斥他人进入的超经济独占。

中国垄断现象的特殊表现。行政化垄断通常发生在权力的集中点，双重体制的交叉点，监督环节的薄弱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以及某些资源的稀缺点。而扰乱市场秩序、限制公平竞争的行政化垄断具体表现则多种多样。一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主管机关，强化独占地位，热衷于“唯成份论”（国有经济）和“唯（本）系统论”，制造进入障碍和市场歧视，保护落后，阻止公平竞争；二是滥用权力，走私贩私。冲击市场；三是违规评比，欺骗舆论，制造混乱；四是政企虚假脱钩，牢牢控制人事权力，保持双重身份，维持“官商一体”，热衷权钱交易，破坏竞争秩序；五是公开“设租”，控制信息，从中渔利，排斥公平竞争；六是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增加经营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造成了“费大于税”的混乱、失控局面；七是通过参与立法设计的机会“给自己授权”，将部门利益合法化（针对立法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和包办，社会各界多有异议）；八是行政化垄断善于自我修复、不断扩张，在已经被弱化的领域卷土重来，同时向以往不曾覆盖的领域“进军”；九是运用行政垄断控制资源、人为制造短缺，制造省区际的贸易摩擦。

综上所述，中国特有的行政化垄断名目繁多，危害极大，而剔除行政化垄断的难度更不可低估。日本一家报纸就此载文指出：“这种艰巨性体现在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官僚集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其对改革的抵抗性也就更大。至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一直无法通过官僚机构这一大‘关’。”（日本《时报》1998年1月20日）。从反垄断的角度理解，改革的阻力来自条块式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行政性垄断是对市场秩序的最大威胁，依它特有的“来头”和“背景”，足以击败市场上的任何对手。由于行政化垄断势力的侵入，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市场状态发生了变异，即市场交易中被不断营造、复制和异化出某种非市场因素，从形式上看似乎很象普通的商品交易，但骨子里人不是按照效率、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行事。于是，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高效配置功能和公平竞争环境受到损害和削弱，有限资源不再按照效率原则，而是按垄断市场的“权力网”来配置。故此，行政化垄断限制了中国规模经济的健康成长，阻碍了竞争力的普遍提高，因而反行政性垄断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从根本上规范市场秩序的首要环节。这不仅是深化改革、培育国内市场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要求。行政化垄断极大地增加了市场“游戏规则”的主观随意性，降低了市场竞争的透明度，因而与市场经济惯例是格格不入的。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不会长期同一个充满行政化垄断的国家打交道，长此以往，只会继续增加中国进入WTO的难度。

三、中国反垄断需要采取特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