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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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政府经济调控模式
1.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模式
1.1美国的经济调控模式美国政府主要是以制定框架为主，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交税、质量必须达标。除贩毒之类不允许生产的，其他商品允许自由生产，消费者可以自由买卖。这样供给和需求自发达到一个平衡，美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制约企业生产中能够取得的贷款，通过贷款的限制来限制生产规模的扩大）、财政政策（国家财政投资，一个大工程，带动多少就业）来调节经济过冷或者过热。
1.2日本的经济调控模式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日本的宏观调控法别具特色，可以说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宏观调控法发挥作用较为彻底、成功的一个范例。
日本政府首先是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是政府一直重视和强调对经济的管理、干预。当代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独树一帜，这种模式的形成既与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所逐步建立的具有东亚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历史的联系，又是战后日本学习欧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并将其同本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正是这种历史导致日本的经济虽为市场经济，但有着远比欧美各国更广泛、更深入和更有成效的国家参与和干预。欧美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首先是市场制度自身的运动，政府干预只限于对市场制度自身运动的缺陷进行补充。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则不只限于此，这是由日本特殊的国情及其市场经济形成和建立时期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二战之后的日本经济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同时要尽快赶超欧美经济水平，世界经济发展的压力和日本自身的国情都不容许它走英美模式发展的漫长道路。为实现超常的发展速度，日本选择了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将过去那种政府与垄断资本的密切关系来了个变种，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强有力的指导经济活动的关系。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由政府出面，积极主动而强烈地干预经济。这种干预不等于直接管制和行政强制，政府的计划是导向性的，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有目标、有步骤地引导资源配置过程，推动经济发展。其次，计划法和产业政策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日本的计划法，历来计划与法律，看起来毫无缘分，但两者间尚潜在着一种本质性的内在联系，同时在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中，计划在法律上的意义也更加明显起来。经济计划被直接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或者被赋予法律意义，或者以法律规范计划，还是二次战后的事。西方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其计划与法律的关系就开始日益密切起来。它们往往根据国家计划制定经济政策，又根据经济政策制定有关法律。经济计划在日本的宏观调控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2.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调控模式的转变我国与其他国家总体调节经济的方式没有大的区别，区别只在于我国拥有很多国家控股的企业（尤其是命脉行业企业如电力、公路铁路等），虽然他们垄断效率低下，但是非常安全和听话，不用担心被别的国家收购做坏事，并且国家让他们提价就提价，让降价就降价。其他的和美国一样。我国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健全的宏观调控法，必须选择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借鉴对象。现实的紧迫性决定了中国不能走欧美国家那种漫长的自然发展的道路；国家对经济干预性强的传统也与欧美国家的现实存在很大差异。比较而言，日本经验更为切实可行：一方面，日本具有在较短时期内建成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战后日本在恢复经济后的几年内就建立了系统的宏观调控法，经过十九年就使这一法律制度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促进和保障了日本的市场经济得以按自身规律有序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较强，并且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破坏作用也较小。两方面都与中国目前的现实接近，更富有借鉴意义。因此，研究日本如何使宏观调控法正确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宏观调控法又是如何正确科学地反映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情况，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建设不无裨益。
2.1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解决它将对“什么”发挥作用，即宏观调控的对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计划经济时以对微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转变为以对宏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
2.1.1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恰当性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期那种完全抛弃市场的作用，政府垄断性的调控，而是市场和政府职责合理分工，二者职能互补。市场和政府都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工具，凡是市场配置资源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竞争力、活力等市场都发挥作用。同时，由于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凡是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充分行使其职能。
2.1.2政府经济职能“定位”的科学性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人们遵循其规律就会成功。否则，就会遭到惩罚。掌握经济规律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一点已为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我们完全忽视市场的作用，一味强调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经济职能无所不包，其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我们逐步突破计划经济的樊篱，实行市场经济，转换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二者协调作用，使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瞩目。
2.2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所谓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就是宏观调控主体——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实施的行为。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强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强制力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奖酬，即政府通过给予各种经济主体（公司、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的方式来使其自觉接受政府的调控，进而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产业政策和部分财政及金融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不是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为了得到经济利益而自觉贯彻执行政府的这些政策，即接受奖酬；三是舆论，即政府通过舆论宣传作用把其意图施加于经济主体实现经济职能的行为，如政府对经济主体进行的各种精神奖励等。这些精神奖励（舆论）只是一种荣誉的称谓同样不具有强制性，它们的实施同样靠经济主体的自觉接受。由于我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性的强制向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兼顾强制的转变。这种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转变具有以下特点：
2.2.1政府强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强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运用指令性计划这一行政命令调控经济活动的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农业生产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在农产品方面，1984年国家收购和调拨的商品只有粮食、棉花和某种中药材等10种；工业生产中，政府实行指令性管理的产品已由1980年的120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减少到1994年的33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仅占5％，在农业出售的农产品总额中占12％，在工业企业销售的生产资料总额中占18%.以上表明，政府的强制在数量、范围等方面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另外，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效力的强弱大大受市场的制约，因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市场规律为准绳，一切行为均以获取利益为目的，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强制——行政命令而不顾，最近一段时期，各种走私活动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种“有禁不止”现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强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失灵的佐证。
2.2.2利益是实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基础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三种宏观调控行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经济主体吸收。如果利益所产生的诱因足以吸引经济主体自觉接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这表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产生了效力。反之，其无效或效力弱化。就强制而言，虽然，可以凭借自己法定的强制力迫使经济主体服从，如企业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但是，如果强制——指令性计划不能使企业因认真贯彻执行指令性计划而得到满意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情况。强制因经济主体按市场规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效力减弱。就奖酬性和舆论而言，因自身没有强制力，经济主体是否接受这一行为完全取决是否有利可图，这就决定了利益是奖酬行为的重中之重。目前，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投资大、效益低，一般经济主体不愿投资建设。针对这种状况，政府实施了诸如优惠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一系列奖酬，通过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使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吸引它们投资建设，实现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突破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另外，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动，授予一些经济主体诸如“双文明单位”、“消费者满意单位”的称号。通过实施这些舆论，使经济主体意识到荣获这些荣誉称号对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开拓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积极参加政府开展的精神文明活动。经济主体参与这一活动的过程就是贯彻执行舆论的过程，也就是舆论发生效力的过程。
2.2.3市场交换是实施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经济主体是否接受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前提，而通过什么方式把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经济主体之间连接起来，也就是说以什么为中介把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被经济主体吸收进而实现其效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中介只能是市场交换。政府用宏观调控行为所含的利益与经济主体的服从相交换，进而达到交换双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换取了经济主体的服从，使宏观调控行为发生效力；经济主体则因服从宏观调控行为而换取了利益，达到了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目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强制，如果不把其实现效力的方式建立在与经济主体进行交换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强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会因经济主体无利可图而消极服从、弱化或化为乌有。如前所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现象就是政府强制失灵的突出表现。对于奖酬和舆论，其效力是否实现或效力的强弱则完全取决于它们所含利益与经济主体服从二者之间市场交换是否成功成交换效果的好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招商引资政策（奖酬），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这是由奖酬所含利益与外商之间成功进行交换的结果。也是政府奖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时期，有些政府部门开展的乱评比活动（舆论），各种荣誉称号多于牛毛，遭到了企业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评比活动仅仅是为了某些部门谋取利益，导致这种舆论行为不含经济主体所需利益因素，无法与企业进行交换。这也是政府舆论失败的案例之一。
2.3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转变所谓政府宏观调控关系是指政府与经济主体间内在的本质联系。这种关系一经形成便具有长期稳定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宏观调控行为的关系是二者互为前提，宏观调控行为必然导致一定的宏观调控关系；稳定的宏观调控关系又产生相应的宏观调控行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强制行为实现其经济职能；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则采取以奖酬和舆论为主，强制为辅来实现其经济职能。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相应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由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向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转变。这种宏观调控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2.3.1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人员凭借行政命令等强制推行政令，实现经济职能。同时，企业处于政府的从属地位，政府与经济主体（企业）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样，无论工作人员诸如办事拖拉、互相推诿、态度蛮横等官僚作风多么严重，经济主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可以说，计划经济时的宏观调控行为和宏观调控关系是产生官僚作风的温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不再以强制为主，而是以奖酬性和舆论性为主，这就使政府工作人员失去象计划经济那样所凭借的法定强制力这一有效手段来推行政务。换言之，政府工作人员推行政务手段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弱化。另外，政府与经济主体的关系是一种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这表明经济主体与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它们不再是政府的从属物，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经济主体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一定自，政府不能随意干涉其生产经营活动。为此，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克服官僚作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
2.3.2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是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的关键。目前，我国政府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就是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特别是国有企业表现尤其突出。因此，这就要求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改革，“国家按投入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则“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不能不受所有者的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这样，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与政府地位平等。因此，只有经济主体成为真正的享有充分自的市场主体，才能建立真正的服务和被服务的政府宏观调控关系。
3.对我国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3.1行政手段强制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化”也将带来诸多问题首先，尽管避免了直接的财政风险，但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分散到了商业银行和相关债务人的手中，未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有可能急剧上升。其次，由于货币政策在为财政政策服务，这将银行资金更多引向了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尽管今年以来，新增贷款已经达到了以往全年的5万多亿的水平，但据工信部部长李毅中透露，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只占不到5%。最后，由于商业银行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有可能会产生虚增贷款从而让货币供应量虚增的行为，这将误导宏观调控。比如票据贴现业务，就既可以让新增贷款虚增，又可以通过企业缴纳的保证金让存款虚增。而且，如果贷款过多流向了虚拟经济也将带来衰退下的资产泡沫，这将伤害实体经济的复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从衰退到复苏需要政府开源节流真正刺激经济，而不是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企业和公众。目前中国经济唯一值得欣喜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可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同时也是债务人债务的增加，银行创造了货币并没有创造财富，而终究有人会为此付出代价。
3.2行政手段营造氛围和趋势导致股市、房市顾此失彼自年初起，股票市场一反2008年疲软的态势走出了一轮强劲的反弹行情。原本反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其力度与金融危机下企业的苦难现状格格不入。此轮行情被称为“政治行情”，如果说宏观调控模式上来看，不但没改变以往立竿见影式的政策刺激，甚至用行政的力量去影响市场。例如地方政府的政策救房市，银行放贷款对股市注入强心针，这些对市场产生了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但是一定是深远的影响。导致市场平衡被打破，市场规律被违反等。
【参考文献】
1、张璐《开放导报》2008年第4期
2、《中国经济新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10-01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经济法 行政法 经济行政法 经济管理关系 行政关系
自经济法在我国产生起，有关经济法的性质、地位及其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久盛不衰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经济法学界，本文则试图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去认识经济法，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①[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②[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①[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②[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③[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④[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⑤[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⑥[同④。]，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⑦[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①[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②[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③[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④[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3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⑤[同③。].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 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①[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②[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③[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④[同①，目录第1-5页。]，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⑤[同③。]，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⑥，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⑦[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 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⑧[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①[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 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②[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③[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④[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①[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②[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理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国家监督、管理市场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由于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包括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市场交易行为的管理和市场客体的管理，因而市场管理法也就相应地包括了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及管理市场客体的法律三个方面。其中管理市场主体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企业法、商业银行法等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中有关公司、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注册登记管理的法律规范，管理市场行为的法律主要是反垄断法、反对限制竞争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反价格欺诈法、反暴利法等，这部分法律是市场管理法的核心，而广告法、证券交易法、房地产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则为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规范。需要提及的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双重法律性质，这种规范市场秩序法律的双重法律属性体现了国家在监管市场活动中行政法手段与民法手段的结合运用，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市场管理法指的仅是规范国家权力监管市场活动的那部分法律规范。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理论问题，社会管理
一、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内涵
“宏观调控”又称“宏观经济调控”，最初使用于经济管理语境，我国宏观调控结合了宏观调节与控制两个含义，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管理的主要形式。
由经济领域产生出来的含义及其相关形式能否自然地移植到社会领域，以形成“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含义及其形式?基于理论与实际的分析，同时类比于宏观经济调控，我们尝试性地给出一个描述式定义：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系指社会管理主体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为预防和控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因素出现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行政、经济、法律、道义等相机管理行为。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外延
从理论上看，社会发展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内涵的演变而演变，有时代性；同时也由于理论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前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范围，是从管理工作层面和解决社会问题层面进行划分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是三个递进的层面。每个层面按照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又包含若干社会领域的行业。生存层面上，是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部环境条件以及特殊人群基本保障的领域和部门，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卫生、民政、社会保障、就业、环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发展层面上，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持、人力保障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领域和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物）、体育；安全层面上，是为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领域和部门，包括公安、司法、检察等。
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围也即调控客体主要包括：
人口与计划生育。人口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始终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重大战略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医疗卫生。从国际管理经验看，在医疗方面，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关注基本医疗体制建设，公共卫生方面的重点则是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民政和社区。家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环节是“社区”，社区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社区建设经历了一个人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一般重视到高度重视、从点到面全面铺开的过程。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实施的公共福利事业，基本内容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权。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可以缩小社会成员贫富差距，防止社会成员陷入贫困，构筑社会公共安全网。
就业。妥善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保护。近代工业革命使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的生态系统，环境问题也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
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保护。社会中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状态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责任，需要通过社会发展领域各行业的发展规划，落实对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推进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教育。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源的基本手段，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体系、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外经济学家的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33%。
文化。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依据功能定位，文化领域可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体育不仅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体育产业也正日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竞技体育还是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象征。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发展的第三层面是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同或者外延不是静态的认定。当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一些原本并不重要或被人忽视的领域日益成为重要的或必须加以调控的领域时，宏观调控部门应将其纳入到调控范围内。动态地跟踪和掌控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适时加以必要的调控，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题中应有之意。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系
（一）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
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之所以在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是由其所具备的功能所决定的。主要体现为：
它是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行动纲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活动十分广泛，每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有自身的管理问题。要把分散的各个具体的社会管理行动统一协调起来，必须上升到战略规划层面，这就使得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必然具有社会管理行动纲领的功能。
它是采取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措施的重要依据－－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如社会计划、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等的提出和实施都是为了稳定社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些手段措施提出的依据，可能多种多样，但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是其十分重要的依据。只有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才能有条不紊、各司其职。
它是政府社会管理行动的公开宣言－－当今世界，当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关心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通过制定一项周密的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可以起到面向大众和国际国内展示社会发展成就，表明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意图和政策，鼓励社会各界从事并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的积极作用。
随着人们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定期制定并执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将会成为整个国家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按照管理理论，构成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有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等六个要素：
1.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通常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把社会活动的社会效益发挥放在第一位。上世纪90年代原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曾经组织草拟了《1996－2010年全国社会发展纲要》（未正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提高民族素质为中心，坚持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坚持以深化改革和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逐步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2.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般应包括：主要社会活动的重要目标、上述所选目标的定量、战略总目标与战略分目标的关系。
3.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的选择标准包括发展过程中遇到重大障碍的环节、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领域和全国关注的社会活动等。方法上一般对社会活动各个行业做出序列划分，然后确定重点，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没有不变的重点或永恒的标准。
4.社会发展的战略阶段
战略考虑的是较长时期的发展问题，因此要有时间上的考虑与安排。社会发展只有经过分阶段的设想及安排，才能保证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分阶段的意义，就在于它实际上就是发展战略的落实和实施过程。根据我国国情，在15年内的全国社会发展纲要中实际上就有“九五”、“十五”、“十一五”三个计划时期。但在实际社会管理工作中，依据近细远粗的惯例，采取的是滚动式计划方法。
5.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
战略在空间上需要有规划布局安排。这一方面是因为空间布局是始终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而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的大国。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果没有不同空间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安排，将会从根本上和在长期内扩大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差异，并引发深层次矛盾与冲突。
6.社会发展的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依据长期的战略设想而持之以恒的政策手段。在我国，实施长期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环境保护政策，既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战略的基本措施。短期的宏观调控因为要应付随时发生的问题而伺机调整变动，但是宏观调控所依循的基本措施，还是战略与规划所设定的基本之道、根本之策。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
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有效地运用以政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干预，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时、公正地转化为民众共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以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艰巨任务。
目前根据社会发展实际管理经验，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目标可有以下设定：
一是调控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用于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保证各项社会事业以合理的速度和规模获得同步的发展。
二是调控社会事业各行业的发展，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并且要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要素和社会稳定的保障条件。
三是调控社会发展各行业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增强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四是调控社会发展中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合理布局，使社会的发展更为公平和公正。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社会资金投入、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社会预测与监测、社会劝告等，由此也即构成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
1、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
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是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具体延伸，作为手段的规划与计划着重关注的是社会计划及其管理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计划是逐步从经济计划中独立出来的，它一般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为计划对象，这个特点决定了社会计划与经济计划有联系也有区别。
所谓社会计划体系，是指各种社会活动计划所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些社会活动计划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但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计划划分是根据计划期限分成年度、中期与长期计划，以及根据管理行业分成人口、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计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社会计划尤其是专项规划工作，相继制定了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若干计划。
目前我国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选择、确定和落实社会计划指标，指标管理成为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一般说来，社会计划指标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核算指标和考核指标等，由这些指标形成社会计划指标体系。
2、社会资金投入
所谓社会资金投入，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对社会活动的人力及物质投入和支付。从管理上讲，它分成社会事业经常性经费开支和社会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方面。社会资金投入中的建设投入部分最终形成社会资产，即各种社会设施和设备。社会资金与资产的性质比较复杂，可以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消费性与非消费性、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等多重属性来加以理解。
目前，如何建立积极、稳定、有效的资金筹集和保障机制，是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产品与服务特性及其对筹资机制的要求，为社会事业筹资机制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努力构造形成保障社会事业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使社会事业总体发展以及薄弱环节都能够获得又好又快发展机会的筹资机制；形成普遍性、大众性社会服务和特殊性、个性化社会服务均能获得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自愿组织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政策措施到位、市场体系及功能完善的筹资机制；形成不同筹资渠道和方式有效分工与组合的筹资机制。
如何用好、用活来之不易的社会资金，也是重要的改革内容。过去仅仅将社会资金作为非生产性（纯消费）、纯公益性、纯福利性投入，存在片面性。根据国际经验，社会资金的使用完全可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获得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统一，因此要积极探索社会资金使用的创新机制。
3、社会立法
社会立法最初是指保护处于经济劣势状况下的群体生活安全所进行的社会安全立法，如救贫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工厂法等，主要着眼于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后逐步发展，将预防社会问题的立法也包括在社会立法范围内，如亲属法、婚姻法、优生保健法、环境卫生法、职业训练法、居民住宅条例及其它一切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都归入社会立法的范围。这实际上扩大了社会立法的范围，一般称之为广义的社会立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立法已经初具规模，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保障社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立法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有些方面还不健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某些方面欠缺、甚至存在空白；某些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某些法律的立法主旨比较陈旧，不仅影响了法律效力的发挥，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4、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强调计划管理，尽管存在一定形式的政策管理，但其作用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策管理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计划管理手段相比，社会政策是政府对社会活动更加灵活的干预形式。
社会政策管理行为表现在：政府及其代行机构（政策主体）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通过设定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政策目标），并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政策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所以说，政策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构成了社会政策的三大要素。社会政策干预的对象是社会活动，它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对应，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现实中也存在着统一协调的基础。一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最重要保证是两者主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从具体目标来看，经济政策目标和社会政策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同时，两者的管理对象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交叉现象，社会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经济政策效果，经济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社会政策的效果。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协调经济政策手段和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
5、社会监测与预测
社会监测是对近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社会现象、突发社会事件、严重社会问题的跟踪与评价，并依据监测结论做出政策建议。社会监测为社会预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社会预测是指对未来社会现象、过程、事件的可能性的科学判断，即专门研究和分析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旦发生变动时可能出现的行为和结果，并据以制定可供选择的各种应付方案。
社会预测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以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为基础，因此，制定的应付方案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于社会监测与预测彼此并不能严格区分，所以在实际的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动中是相互重叠的。
社会监测与预测内容十分广泛，现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目前常用的社会监测与预测方法有外推法、类推法、单位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和交叉影响分析法等20几种。
社会监测与预测的过程包括，分析大量的信息；分析监测与预测对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确定监测与预测工作涉及范围并选择相应的方法；应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并尽可能采用现代化统计手段和技术设备来研究社会现象，探寻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以便监测与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并做出相应对策。
6、社会规劝
社会规劝一般是指调控主体利用舆论媒体和各种影响关系，对调控对象进行游说、劝诫、训诫等等说服性活动。由于社会发展中利益多样化产生出来的意识多样性，使得以社会规劝方式进行调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调控方式和手段。
社会规劝在进行宏观调控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社会规劝本质上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特别适合于对社会事件中的人群的管理。比起其他强迫性方法来，它可以从人的心理内部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第二，社会规劝体现的是对话及民主协商的精神，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管理主体通过开展对话和民主协商说服管理客体是常用的方式。第三，社会规劝也体现了在的过程中逐步凝练社会意识形成社会共识的目的。尤其当各个社会主体利益发生冲撞、各执一辞时，社会规劝可以发挥在基础上形成社会基本共识的作用。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
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是指社会调控主体根据一定的调控目标，确保调控任务的完成而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总称，包括确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设置的调控组织机构等等。体制的核心在决策和组织，从本质意义上说涉及两对重大关系的明确及其调整：
其一，社会调控主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调控主体按照调控职责分工而成决策、执行、咨询主体，按照调控层次而成中央与地方两个基本主体。实践表明，内部关系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关系紧张，均会对社会调控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是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运行的。调控作为管理行动，与体制作为管理行动的载体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基础，前者是在基础之上的派生。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是保障适宜的宏观调控行动的前提，但是理论设定不等于现实。自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之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型，由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部门面临着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对传统的体制进行大胆的破旧立新，另一方面要时刻针对社会经济活动出现的偏差进行适时调控。由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采取的是渐进方式，因此新旧体制并存造成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特殊困难。
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范文第4篇
摘要：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法益目标，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法益目标，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以实现经济上的"公平"为核心。经济法的法益目标的社会根源，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它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我国现代经济法的发展是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正确地确定与把握经济法的利益保护目标日益显得必要。人们不可能设想，经济法将以保护社会上存在的所有形态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同样，也不可能设想，经济法会不加区别地将任何具体形态的利益作为自己的首要保护目标。究竟它应确定什么样的利益保护目标即法益目标，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一、经济法首要的法益目标--社会公共利益
(一)利益与法益目标
法益应为法律保护的利益。[1]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所有部门法都有自己的法益目标。
当我们讨论法益之时，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社会上存在的"利益"。法益和利益的关系如何?
无疑，利益先于法益而存在，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需要的客观对象。[2]利益总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发展需要者，不能成其为利益。利益不限于有形的物质利益，也包括无形的利益(如名誉等)，它们都可能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但是，利益并非都是法益。只有当某些利益成为一定法的目的，并受到其保护时才成为法益。
法益目标结构在法益目标的讨论中应该给以特别注意。法益目标结构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依保护形态而区分，法益应由积极的法益和消极的法益构成。前者，指法律保护和积极实现的利益；后者，指法律消极地排除他人之侵害。二是以法律的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加以区分，法益由直接法益和间接法益组成。显然，后者有着特别的意义。就总体而言，我国法律体系中诸多法律部门共同担当着保护和实现自然人(公民)利益、法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但就每一个法律部门而言，它不可能毫无主次地平行地保护和实现上述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保护和实现一种性质的利益，而后由法律反射进而实现又一种利益，或间接地实现另一种性质的利益。由此，每+个法律部门的法益只能是一个凸现一种利益目标，并由多种利益目标组成的利益保护结构。这种不同的法益结构，虽不能认为是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标准，但对辨别不同法律部门，尤其是把握不同法律部’门的功能及其本质，判断行为的违法性，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从理论到实践--经济法追求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1．社会公共利益的独立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在法益结构上除忽视公民、法人的独立利益外，还混淆了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区别。而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社会与国家、个人是相互区别的，即"社会成了与国家相对立的一个私人领域，一方面，它清楚地从公共权力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生活的再生产超出了私人家政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成为一种共同关心的对象。"[3]经过改革，不仅公民、法人的利益通过立法被肯定下来，而且，社会公共利益也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被肯定下来了01982年宪法第51条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与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表明，社会公共利益已通过立法成为法益了，这无疑是一大社会进步。遗憾的是，经济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如此明确地对社会公共利益作出规定。
在一些法学著作中，有时也可以发现"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不同提法。但是，这是相互联系又意义不同的概念，不可等同之。民法学家史尚宽在谈到"公益"时曾指出，"在日本民法不用’公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者，盖以公益易解为偏于国家的利益，为强调社会性之意义，改用’公共福祉’字样，即为公共福利。其实，公共利益不独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亦包括在内。"[4]这表明，公共利益是上位概念，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同为并列的下位概念。当然，国家利益有时也包括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但这多是在国家与国家交往之时。应该说，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区别而存在是普遍的，而国家利益包含社会公共利益是特殊情形，不能因特殊情形而否定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分别存在的普遍性的价值。
2、凸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结构是经济法的法益结构，而不是民商法的法益结构
如上所述，不同的法律部门有着不同的法益结构，适应不同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国外的经验表明，民法、商法的法益结构是由民法典确定的，它不因采取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体制而不同。在我国，现存的民法、商法的法益结构是由民法通则确定的。作为宗旨性条款的民法通则第1条规定，"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同时，如上述第7条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表明，我国民法、商法既保护公民、法人的个别利益(个别主体的利益)，也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公民、法人利益的保护是第一位的，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是防止权利滥用的前提。这就是所谓的民法、商法的法益结构。毫无疑问，这种法益结构体现了民法、商法所确认的意思自治与合同自由、经营自由和用工自由，最能实现市场进入的自由和竞争的自由。同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与自由、公平竞争相悖的现象，也确实可以依照民法、商法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尤其是，当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发展，商法的公法化日渐明显之时，民法、商法在制止上述现象和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中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换言之，这种法益结构可以在社会的理念上借助民法、商法的规范，为纠正违反公平竞争行为作出努力。但是，违反公平竞争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往往不是某个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或言之，它是通过侵犯社会公共利益，侵害市场经济秩序，而侵害公民、法人的个体利益的。因此，将公民、法人个体利益作为第一保护目标的民法、商法法益结构不适应纠正违反公平竞争行为和破坏宏观经济管理秩序的行为的需要。相反，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第一保护目标的经济法的法益结构可以适应首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适应通过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现从总体上保护每个公民、法人利益的需要。经济法的法益结构并非忽视公民、法人的利益，而是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进而实现对公民、法人利益的保护。这种法益结构只是凸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而不是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的利益进行保护。无疑，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可以建立一种秩序，使公民个人利益、法人个别利益、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但同时又使这诸多利益实现的任意性得到节制。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何为"社会公共利益"?用共同的习惯语言来说，社会公共利益就是指那些广泛地被分享的利益。[5]但是，如何揭示它在经济法中的内涵，学者和法律实务界则有许多不同见解。
其一，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即自由竞争自体。[6]
其二，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确保对等交易权的恢复。[7]
其三，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既指自由竞争，又指广泛的国民经济利益，即国民经济之均衡发展。[8]
其四，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上是指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但限制竞争而维护的价值大于自由竞争维护的价值时，此种限制竞争并不违公共利益。日本最高裁判所即持此立场。何为限制竞争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有学者认为，应包括环境保护、公害防止、产品安全、善良风俗及事业者之自卫所采取的行为。[9]
其五，认为经济法上的社会公共利益是竞争秩序的维持和：-般消费者利益的保护。[10]
其六，认为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实际是指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包含生产者、消费者在内的国民经济整体的利益。[11]
其七，认为经济法上的公共利益(实际是指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确保消费者利益为基调的国民经济民主的健全发展。[12]
以上各种社会公共利益的见解，多从市场管理法和市场秩序的角度考虑问题，甚至从更狭小的范围讨论问题，即只从竞争法的视野讨论社会公共利益。我国经济法的主张大多认为，经济法不仅包括市场管理法，还应包括宏观经济管理法。这样，社会公共利益仅指自由竞争秩序，就显得窄了些。所以，上述第三种见解，将自由公平竞争秩序和国民经济利益共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更好些。或言之，应将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持和宏观经济管理秩序的维持共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
经济法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法益，其特征是：
1．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
任何一种法益结构中的首要保护的利益都需采用一定的权利外形。如果说，法益结构中的反射利益和间接保护利益可以不依赖于权利外形，那么，首要的直接保护的利益则不能避免采用权利外形。譬如，民法保护的公民、法人的利益以民事权利为权利外形。同样，经济法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以经济基本权为权利外形。
何为经济基本权?经济基本权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经济基本权，是指满足人们生活所必要的生产、消费经济活动的基本权利。[13]狭义的经济基本权是指抑制大企业经济权力的滥用和对一般消费者、多数中小企业的保护。"[14]显然，广义的经济基本权失之范围过宽，狭义的经济基本权范围适当，比较适合作为经济法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利外形。
2．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是实现经济上的"公平"(或公正)
公正"意味着对同样环境中的人一视同仁，并且，应使约束以同样标准适用于所有人，不问其阶级和身份。在实践上，这往往与要求法治而不是(任意的)人治联系在一起。"[15]所谓经济法上的公平与公正，是指经济法确保进入市场的商事主体(即市场经营主体，反不正当竞争法称其为"经营者"，包括企业、企业集团和个体经营户等，以下相同)经济机会均等和经济平等。
经济机会均等作为经济公正应有之意，应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不受他人妨碍地追求其自选的目标"[16]。但就竞争关系而言，它是指商事主体都有进入市场并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必须从注重"结果平等"转到注重"机会均等"。即作为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它所建立和维护的是公平竞争秩序，将进入市场和竞争的机会给予每一个商事主体，即不为某个商事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商事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同时，经济法律也不允许某个商事主体独占机会。当然，机会均等也理所当然地包括每个商事主体享有宏观经济秩序创造的条件。
经济平等，是指商事主体竞争的条件相同。一方面，商事主体的经济负担合理，包括税负平等和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向商事主体索取财、物；另一方面，必须强调商事主体取得收益的条件相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事主体取得收益的基本条件是资金的筹措条件和取得资源的条件。所谓取得收益的条件相同，即经济法律创造所有商事主体取得资金、资源相同条件的环境，不对任何商事主体进行歧视。
二、经济法的法益需求的社会根源
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产生经济法法益需求的社会根源。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两个重大变化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强调公民和企业的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发生不再依赖政府，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被更加突出出来了；二是伴随国家一元身份到多元身份的分解，管理形式也分化了。由此，使与市场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一些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尤其是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明晰化了。
(一)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经济管理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乃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我国的经济形式是单一的公有制①，而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又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成其为企业。[17]一方面，企业的财产是国家的，政府既是国民经济的管理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既没有独立的财产，也不能独立经营。另一方面，国家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政策，资源(包括物资和资金)的配置和产品的收购均通过计划实现，因而商品交换除在生活资料方面存在外，整个的社会商品经济处于萎缩状态。在此情况下，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发达，而且是受经济管理关系制约并与其混同的，不同的经济关系处于混沌状态。1979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开始有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能够自主地进行经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和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机制已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充分发展。由此，具体性质不同的经济关系从"混沌"走向"清晰"，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再受经济管理关系的制约，经济管理关系与企业经营关系(实质是商事关系)分离。于此，不仅民法、商法既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分别有了自己的调整对象。前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后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而且，经济法也有了明确的调整对象--经济管理关系。
(二)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特点的经济管理关系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不是一般的经济管理关系，而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
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变化一样，管理结构的变化也是形成经济法调整对象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是单一的。虽然，有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不同的称谓，但由于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国家所有占支配地位。实质上，涉及经济的管理只能是单一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尤其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国家(主要是政府)不再是一个身份与职能不分的包罗万象的管理者，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为不同的地位。就主要者而言，国家是国家财产(含经营性财产和非经营性财产)的所有者，是行政关系的权力主体，是社会公共管理者。当国家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进行民事活动时，它所发生的财产关系由民法凋整；当国家进行行政管理和实施行政权时，它所发生的行政关系由行政法凋整；当国家(主要是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实施经济管理权时，它所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显然，这里的经济管理是区别于财产所有者的财产管理和行政权力主体的行政管理的，它是一种社会公共经济管理。这种管理表现为一种普遍性的措施，着眼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着眼于某个个体。它既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直接控制，也不表现为对某个自然人和法人的个别保护，而是以承认并维护自然人和法人的独立地位为基点，着眼于社会整体的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在这种管理中所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
有的学说认为，"从经济关系的法律性质看，经济法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政府这一价值主体的法律角色看，经济法调整政府以管理主体身份与作为管理受体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类型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18]这一学说，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经济法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行政隶属性的经济关系。无疑，后者所引发的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是政府参加的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都具有隶属性?否。前已述及的多元管理告诉我们，政府的不同管理产生不同的管理关系。由于财产所有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此处不必论述。仅就行政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而言，虽然它们都可以发生不平等主体间的管理关系，但两者是有区别的。行政管理关系具有隶属性，社会公共管理关系则不具有行政隶属性。不可否认，当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者不存在隶属关系。所以，不能将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管理关系等同于行政隶属性的管理关系。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在政府(包括法定的政府部门)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名义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适度干预时发生的管理关系，不能以行政隶属性揭示它的特征，只能以社会公共性揭示它的特征。
毫无疑问，经济管理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不同于民事关系、商事关系、行政关系的利益需求。民事、商事关系的个体性，决定了该种社会关系的利益需求具有个别性；行政关系的隶属性和垂直性，决定了利益需求的集中性，即国家利益。而经济管理关系的社会公共性，则使该种社会关系的利益需求着眼于社会整体。这就是经济法凸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结构的社会根源。
三、社会整体调节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证
对于市场经济的凋节机制，如果略去行政调节机制不论，主要有三种：一是普通个别主体自我凋节机制，依赖于单个或多个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行为和自我约束，适用于民事主体之间，采用民法形式；二是营利的自我调节机制，依赖于商事主体的意思表示、行为和自我约束，适用于平等商事主体之间，采用商法形式。这两种调节机制，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两者严格区别的是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它不依赖于平等主体的意思表示，而是依赖于社会公共管理。"过去被推人到私人领域的冲突现在进入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利益调解的场所；群体需求不能指望从自我调节的市场中获得满足，转而倾向于国家调节。"[19]这种调节，就是政府以社会名义进行的整体调节。但是，这不意味着政府是唯一的社会整体调节者。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经济团体也可以担当社会整体调节者的角色。
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节机制，是同经济法的综合性紧密相联系的。但是，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节机制是有其特有的内容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着眼于社会经济整体，而不是着眼于社会经济个别领域与个别层次，更不着眼于某个个别主体，而是着眼于社会整体的调整。所谓整体调整，其微观上的立场是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其宏观上的立场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这种法律调整，其重点不是具体地规定每个市场经营主体的权利、义务，而是规定普遍性措施，涉及到哪个主体便在哪个主体身上产生权利、义务。
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节主要采用两种形式
(一)确认自由，公平竞争的规则，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
1。通过对限制竞争(包括限制竞争行为和在市场结构上的垄断状态)的禁止、限制、排除或认可、承认，为所有商事主体(包括外国的经营者)自由地进入市场并公平竞争创造一般性条件，进而实现保护和促进竞争的目的。
2，通过划清不正当竞争和正当竞争的界限，揭示不正当竞争的表现形式，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3．规定消费者权利，并规定措施确保消费者实现其权利。显然，良好的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利。换言之，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自由、公平的竞争，是消费者实现其权利的一般性条件。因此，上述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必然带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后果。但为了更充分地保护消费者，经济法还特设了消费者保护的特别领域，形成了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有效结构。
4．规定市场职能管理法律措施，建立市场职能管理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共同构成和谐的市场秩序。
(二)确认宏观经济管理规则，造就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环境和秩序
1．通过确认预算和税收的法律规则，建立良好的总收入和总分配的秩序，为实现总收入和总分配的平衡创造法律条件。
2．通过确认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和规定实现货
币政策的法律规则，为实现货币总供给和总需求创造法律条件。
3．通过确认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则和振兴特殊产业的特别规则，建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秩序，促进某些薄弱产业的发展和该产业内部的竞争。
4．通过确认价格规则，建立良好的价格秩序，防止价格严重波动对国民经济宏观经济秩序的破坏。
5．通过确认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计划管理的规则，建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秩序。
6．通过确认经济监督的规则，建立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准确基础资料和向社会宏观经济信息的法律机制。
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法律秩序与建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环境和宏观经济法律秩序，就总体而言，两者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法律秩序，无疑是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依赖自由、公平的竞争，并且不得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但是，两者之间也有某些冲突之处。从总体而言，宏观经济管理法律措施，强调的是取得"总量"平衡的效果，因而难免限制或鼓励某一经济领域的发展，从而也影响该领域商事主体的发展。而从竞争法的角度而言，这就是市场准人上的一种障碍。就具体领域而言，也可能出现某些与市场竞争机制相悖的现象。譬如产业法的实施，当它强调振兴某一产业时，它不可避免地要为该产业的商事主体的市场准人设置一些方便条件。另一方面，商事主体在自由、公平的条件下充分竞争，也可能导致破坏"总量"平衡。譬如，在资本市场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的条件下，商事主体在某一行业竞相投资，就极有可能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失衡。因此，两种调节有-个如何协调的问题。这种协调，既要实现自由、公平竞争，又要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进而实现公平与效率在总体上的统一。
由于经济法的社会整体调节是上述多种类、多层次的调节系统和调节功能作用的统一。经济法有别于其他法的一个重要之处，是它的多种类、多层次的调节功能。既有建立市场竞争秩序的引导功能，也有经济运行中的强行组织功能；既有限制某些经济领域发展的功能，也有促进某些经济领域发展的功能。这种多调节功能的相互结合，表现了经济法调节系统的内在协调和统一。而这种社会整体调节，不仅带来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益，也为法人和自然人的个别利益的实现创造一般性条件，这就是社会公共利益。注释：
初期，中国存在五种经济成份，即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1952年，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份占的比重，全民所有制经济为19.1％，集体所有制经济1.5％，公私合营经济为0.7％，私营经济为6.9％，个体经济为71.8％。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全民所有制经济上升到33.2％，集体所有制经济上升到56.4％，公私合营经济上升到7.6％，个体经济下降到2.8％，私营经济消失。1980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占60.3％，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4.6％，加上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合营的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95.3％，个体经济及其他经济占4.7％。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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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的区别范文第5篇
一、构建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微观基础
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满足了这种定语限制的经济主体是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或者说相容的，反之则反是。这几个看似简单的修饰语，可以作为判断经济主体是否市场化的标准。以此标准来衡量，目前我国各种经济主体尚未实现市场化或者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换言之，目前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容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手段，而宏观调控手段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计划”手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种对经济的事前规制，因为它是计划者对被计划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发挥作用不需要市场作为媒介。而前者即宏观调控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导致经济总量非均衡对政府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内在要求，以减少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时滞所产生的高昂成本。可见宏观调控既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又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须以市场行为人能够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为前提。这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基于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就必须首先改善这种微观基础，具体包括：
1.从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线，使其尽可能地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给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这既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国有企业自身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不仅使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也给银行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为一个充斥着不可持续的信用扩张的经济结构以及一个充斥着大量的不良债权的经济体系都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一个很明显的经验事实是，在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下，由于预算的极度软约束，为了追求控制权的扩大，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无效率的规模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贷款利率信号是极不敏感的。国有企业累积的风险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最终又转嫁给国家。在这种微观基础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将无效。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宏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首要前提。而从微观层次改革国有企业是指对那些经战略性重组后保留下来的有存续必要的国有企业，按照其行业性质和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别建立适合他们各自特点的企业制度和企业经营机制。但总的趋势应该是，除极少数企业继续保持国有独资外，对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从而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或发展壮大，或退出消失。
2.保护非公产权。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不足，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民间投资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银行对非公企业贷款的歧视性政策，另一则为对非公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非公财产所有者特别是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不确定因素多，保卫自己财产的交易成本过高。这种不确定使企业家无法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从而导致非公投资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资的长期行为。这样，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非公企业，就很难发展到其应有的规模、水平和实力。
3.进一步打破垄断，向非公企业开放更多的领城。第一，减少对传统国有垄断部门的准入障碍，即向民间资本（非国有经济）开放这些投资领域，这一方面为竞争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达到启动民间投资需求，增强社会对未来经济良好预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国有部门垄断地位形成靠的是国家力量一样，打破这种垄断也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对诸如电信、民航、电力、铁路、教育、金融等传统垄断领域，科技进步及社会发展已为它们成为竞争性领域提供了可能性，国家不仅要允许而且应以优惠政策鼓励新人者，同时对目前居于垄斯地位的企业赋予更多的逆补贴方式，以促使竞争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行利率市场化
1.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耐政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和呵护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身就是实施有效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随着我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极为迅速，在这种条件下，原有的市场管理原则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发生这种变化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必须对有关方面进行改革。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逐渐增加同业拆借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根据有关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合作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以及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从而扩大同业拆借市场的资金需求，降低银行信贷资金滞留在同业拆借市场的比例。二是发展国债回购市场，建立国债回购的一级交易商制度，这不仅能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且还能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交易场所与交易对象。三是加快商业信用票据化的步伐。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的票据化不仅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三角债”问题，而且还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增加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四是发展资本市场，增加企业直接融资的比率，提高企业和居民户资金安排的利率敏感度。五是大力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
2.采取措施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资金这种稀缺资源的配置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常被用来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而在存贷款利率受到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利率的这种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市场化的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角度上说，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益的。但实行利率市场化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他们至少包括：第一，对利率变化具有较高敏感度的存、贷款主体；第二，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银行机构，它们既有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和能力，又有追求利率最大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动力；第三，中央银行具有较高的监管水平。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负增长，总体利率水平较低，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加强，利率扩张机制受到抑制，是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有利时机。可以在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对贷款的直接利率管制，让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的资信状况和贷款的风险大小，灵活确定贷款利率。此后，对存款利率实行上下限管理，扩大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自由化，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居民户可以充分自由地选择金融商品，各类企业可以在利率约束条件下一视同仁地获得贷款，这样必能反过来提高居民户和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从而促进货币政策效应的提高。
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
在通货紧缩条件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加强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商业银行对央行调控行为的不配合又是货币内生性增强的原因。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总额仍占全部存贷款总额的近70%，它们的行如何对货币政策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不仅有着一般国有企业的通病，而且还存在大企业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四大商业银行普遍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形成了大量烂帐、坏帐（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强化风险控制的同时没有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激励机制，以致出现普遍的消极“借贷”的行为，这种行为加剧了这次的通货紧缩。究其根源，这种消极“借贷”与当初缺乏风险控制一样，都是产权制度的缺陷所致。基于此，目前理论界和银行实际部门都在探索深化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比如，“多级法人制”、“切块上市”等等。尽管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有不同争论，但在总体改革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实现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使之成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真正的企业。
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投融资体制缺陷是我国重复建设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财政政策效应低下的重要根源之一。实践表明，缺乏微观指引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往往只能大量增加存货而使资金沉淀，从而不能带来较大的乘数效应。那么如何发挥微观指引作用呢?这就需要深化融资和投资领域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资金流入有效益的行业和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在投融资领域的干预，建立符合市场规律和国际标准的投融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回报，并从外部“硬化”企业的财务预算。另一方面，则需要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介机构，尤其是高水准的专业化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以识别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进行有选择的融资和投资提高投资的效益水平。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市场对国有企业进行资产和债务重组，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与投融资有机结合起来，造就行为端正的微观经济单位，为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各种宏观政策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微观基础和机制。
五、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
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无论是对财政政策乘数还是对货币政策乘数而言，都是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所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提高全体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阶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于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提高农民收入，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第一，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努力改善农村的自然条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是提高第一产业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物质前提。第二，改革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管理方法，研究农民具有固定土地使用权并可进行交换的具体方法，以促进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是改变落后耕作方式，提高相对生产率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的制度前提。第三，逐渐取消户籍制，坚决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政策，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的体制障碍，使进入城市并能在城市以合理合法方式生存的农民获得体制内生存，享受公正的体制待遇。这既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也是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有效途径。第四，实行优惠（至少是公平）政策，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并在政府的规划及其相关政策配合下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向一定的地域适当集中，以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村城市化是农民非农化进而降低贫困人口比重的最根本途径。
2.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引导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对未来预期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动因。居民的这种不确定性越大，预防性储蓄的比率就越高，相应地即期消费也就越少。如果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可以消除或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使消费持久上升。同时应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居民消费伦理合理转变。居民在从低收入的生存型消费转变为高收入质量型消费时，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增加，周期变长，若靠居民自己储蓄，则需要很长时间，使消费波动性较大，容易出现消费的“断层”。消费信贷的介入使居民可以“花未来的钱”，从而使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在支出上得以平缓地实现，降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避免消费“断层”的出现。如果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可以通过收入调节来激活的话，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疲软则只能通过供给调节来激活。应通过供给主体性质的多元化来增加有效供给，从而消除供给结构“折层”，这对启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进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六、优化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通过最初的政策变量的改变进而经过该变量在一定经济结构内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应。
我国目前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第二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同一类型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产业现代化程度太低，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总供求的结构错位，既抑制了有效需求，使得需求严重不足，又造成了大量的低效供给与无效供给，使供给相对过剩，亦即供给相对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扩张需求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往往难以凑效，而必须通过调整结构改善供求的结构性关系来实现。调整经济结构一是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二是要治理低水平重复；三是要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例如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促进以教育产业化和旅游产业化筹为特征韵精神产品产业的发展，使新的需求得以较快增长：四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五是要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障碍，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质量水平，以增加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总之，只有在结构调整中，才能在形成新的供给（有效供给）的同时形成新的需求，使供求结构相衔接。这样财政投入和货币政策引致的投资增加才不会以存货的形式沉淀下来，从而为财政货币政策乘数的形成提供必要前提。
七、改革财税体制，提高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财税体制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资源和收入在社会成员与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进行配置和再配置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制度安排对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进而也通过这种影响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形成发生作用。目前我国的税制主要是1994年在治理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产生的，现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当年显著不同，故现行税制与经济发晨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税收政策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显得极不协调，也因此降低了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增值税，其模式是生产型的，即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越是高新技术或者机器设备越多的大型企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这种抑制投资需求的税种阻碍了投资的扩大，不符合加强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的要求，从而也不利于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内部各工具之间（如利率、税率、汇率）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都应围绕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彼此协调一致、相互配合，避免相互冲突而使政策效应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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