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范文第1篇
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的特征作为面向历史的学问，工业设计史不能超脱于工业设计的历史实践之外，因此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既有责任为学生提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作品等内容性的理论知识，又具有多样性的设计实践特征。这两种属性要求课程中有必要在理论教学之外建立更贴近实践、更富指导意义的实践教学。课程教学中对设计史料进行梳理、分析与判定是描述设计发展的过程，是使学生了解现代设计理念、风格潮流的过程，这是理解当代设计的基础。课程中的实践教学环节可以选择以某类产品的设计发展为专题进行设计研究，如以汽车的发展为主线，将汽车设计在每个时代的变化同工业设计史的风格变迁、设计理念等相对应，再进行相应的设计创新与实践；又如以设计史中一些典型作品为例，可以在进行设计师、设计风格等理论讲解的同时进一步分析其材料、工艺，从而通过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
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体系构成
讨论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体系的目的是找到更加完整、客观、全面地讲解设计史知识的方法。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体系内容丰富，下面从设计人物、风格流派、地域研究、产品设计史等方面进行知识体系构建。
1、设计人物著名设计师的发展历程及其作品、风格是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工业设计的发展历史来看，部分设计师在工业设计早期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推动了设计的发展，学生从他们的发展历程与作品中也可以了解到经验与教训。随着现代工业的规模的发展，设计师的个人风格逐渐被代表性的企业所代替，课程内容也应更多地表现为企业风格的延续及发展。
2、风格流派在工业设计发展历史中，出现了大量的设计风格和流派，如果按照时间轴进行排列，这些风格流派恰恰反映了工业设计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课程教学中要对这些重要的设计风格、流派的进化历程进行分析，并总结出其发展的规律与变化的原因。
3、地域性的设计研究自然地域的不同是造成多样化生活习惯和文化风格的基础，也促使人们形成适合自己生活条件的生存信仰、生活价值观，最终发展成影响设计的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地域的设计差异研究应是课程知识的重点。这些差异给学生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更丰富的设计元素。
4、产品设计史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不能脱离具体的产品案例，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家居家具等等各种产品的设计发展既符合工业设计史发展的大体趋势，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工业设计史课程知识体系需针对不同产品种类的设计史进行专类的构建。
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的“实践”趋向
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在描述设计历史、探寻设计规律的同时，无法回避设计实践所提出的要求，也需要引导学生开展更深层面的设计价值和设计规范问题讨论。这些都要体现在我们对教学改革这一问题的关切与教学实践中。这种实践趋向的教学改革简括如下：
1、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凸现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实践观的目的在于彰显工业设计教育的实践道路，具体的课程教学需要在理论（“知”）与实践（“行”）的冲突和调适中开展。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呢？怎样才能在工业设计史课程中培养学生的造物思想呢？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多去了解设计史上造物思想和设计活动，研究不同的设计理论，并从表面形式深入到精神实质，从对设计符号的认识上升到对设计观念的认知，把设计历史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再以合理的方式体现在设计实践上。此外，设计实践中“明知故犯”、“知行脱离”、“眼高手低”的事情经常发生，可见工业设计史课程书本中理论知识的完备性并不足以保证学生设计实践上的有效性。进一步说，工业设计史课程的开展要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除了在教学中通透地分析设计实践、真诚地服务于设计实践，别无它法。
2、从表现性实践走向反思性实践在设计实践中存在着表现性实践与反思性实践，在这两种实践中都强调抽象的、普遍的知识之于具体的、特殊的设计行动的先导地位和指导作用。但是，在表现性的设计实践中，学生的地位和角色是依附性的，学生设计实践的合理性仅仅依靠表现技法及表面性的造型认识，并没有深入到设计观的层面。这种具有依附属性的表现性实践模式造成了学生的依赖，助长了教师的理论自信，而从教学培养目的的角度，我们却希望工业设计史课程提供的理论能够有力地阐释学生在设计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并指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相比之下，反思性设计实践概念更切合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的要求。它需要在设计实践中强调理论的反思维度，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这种反思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如设计中对历史风格、设计案例、设计趋势以及学生个人持有的信念、知识、行为方式等进行思考。这也要求教师在理论教学中加强培养学生对设计的自由批判意识和能力，促使学生从知识更新的学习向实践反思的学习转变。
3、从公共知识走向个人知识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的实践改革要求重视学生将课程知识吸收。因为在通往实践的道路上需要凭依学生个人对设计史知识的理解，也需要融合课程理论的普遍性和实践的特殊性。课程教学中工业设计的发展历史及各种学派、风格等知识具有公共属性，也是由普遍的、客观的知识构成的体系；这些理论强调学生对于先在理论的学习。针对设计实践的主体作用而言，教学中需要学生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主动的知识建构者。当学生能够将他们建构的工业设计史理论加以实践化时，这些课程知识不可避免地以个人化知识面貌呈现；再通过学生在设计实践中的主动性转化，真正形成属于学生个人的实践中的理论。
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化工企业工艺；安全技术；管理
1化工企业工艺安全技术管理的任务和意义
化工企业工艺安全技术管理主要包括技术规程制定、规程执行情况检查、生产技术改进、技术引进、技术组织措施和经验总结完善等方面的内容。化工企业工艺技术安全管理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据化工企业的实际和企业生产的特点，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工艺技术的技术标准、规章制度，重点是管好生产工艺技术规程，从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化工企业安全技术管理工作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组织企业的技术工作，健全完善各项安全技术管理规定，维护好生产技术工作秩序，督促各部门严守规程进行生产，确保企业生产的安全正常进行；二是组织开展企业技术革新研究，推进技术创新进度，并负责新技术的推广使用，保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三是发挥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立足企业现有物质技术条件，不断总结经验，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发展新品种。因此，化工企业必须加强和完善安全技术管理，不断进行技术改造，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2化工企业工艺安全技术管理方法
2.1工艺设备质量保证
工艺设备质量是安全生产的保证，而质量保证是提高工艺设备本质安全水平的有效手段和具体措施。开展工艺质量保证工作的主要目的和意义在于及时辨识、预测和消除工艺设备在设计、选型、制造过程中设备本身的缺陷，从设备源头实现风险控制目的；同时优化组合管理资源，修复和弥补工艺设备前半段生命周期中存在的管理偏差和管理漏洞，消除因管理不善引发的设备缺陷以及随之产生的风险，并持续改进，以确保工艺设备运行时保持良好状态和高可靠度，提高设备后期管理的效率。
2.2工艺安全技术的收集与采集
企业应从信息收集内容和制度上为信息的完善提供保障，认真组织收集工艺设计信息、设备设计信息、工艺危害物料信息、安全信息、运行过程信息。
2.3工艺安全技术的分析与应用
在工艺安全技术收集完善之后，对收集的内容进行筛选、分析与评价。生产中，各专业部门指定专人核查相应的信息是否及时沟通，保证工艺安全技术信息更新为最新，提醒现场人员使用最新的工艺安全技术。相关的安全信息充分应用于制度标准、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检修方案的制定以及工艺安全分析、变更管理、员工培训的实施等；按照物料安全技术说明书要求储存、使用、处理各类危险物料，员工了解与其岗位相关的危害物料的危害和防护要求，操作过程中正确使用防护设施，危险化学品应在现场张贴明显的安全标簽；设备的运行、维修、检测等信息得到有效应用，能为设备管理提供明确的标准。
2.4艺安全技术数据的动态维护与管理
对于企业的工艺安全技术数据信息，应明确专人负责信息管理、维护和更新，对变更后相应的工艺安全技术（连带变更）应及时进行更新。工艺安全技术信息，如PID图、工艺装置内介质的技术参数必须与实际操作及生产现场保持一致，以便在工艺安全技术参数发生偏离时给员工以正确的指导，避免危害的产生。对变更项目的工艺安全技术及时进行更新，包括存放在不同地点且可能使用的同一类信息，这样才能避免过时工艺安全技术的误用。
2.5加大安全生产管理投入
安全生产管理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要把安全生产贯彻到位，全面实现安全生产，必须保证充足的资源投入。一是要做好技术革新，根据企业具体生产要求，及时更新生产设备，加设必要的安全措施。二是要保证人员的教育培训投入，定期组织管理人员、生产人员、技术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三是做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发现故障及时修复，保证设备状况正常稳定。
2.6建立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绩效考核体系
企业要将安全生产作为日常绩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工作职责和内容，明确企业每一个岗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将每一个员工安全生产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范围之内，与个人经济收入相挂钩。同时加大考核力度，全面检查职工在日常工作中安全生产制度执行情况，及时纠正、规范员工行为。
3化工工艺安全管理发展展望
化工工艺安全管理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谓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只要我们把握好原则，按照具体的制定好的方法措施来执行，把各个方案都执行到位，加强管理监察的力度，那么化工工艺安全管理的发展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发展，许多化工工艺也必将进人一个高速更新的节奏，因此我们的相关安全管理设施和具体措施也并非能够保持一层不变而永葆工艺安全的，而是需要根据化工工艺在发展中出现的新态势和新情况，对安全管理的具体措施和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只有做到与时俱进，那么化工工艺安全管理才能够有发展的未来。
总之，化工工艺流程中的安全对于产品的产出、企业的效益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化工工艺生产中的安全管理工作在每一个化工企业或者单位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不断革新的一大模块，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其的研究。
作者：王宝利
参考文献：
[1]龙才.化工企业风险监控与安全管理预警技术分析[J].石化技术，2015，12：254-255.
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民工返乡，对策
一、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城中的劳动大军，是我国城市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我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
2007年4月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紧接着由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实体经济和生活，并向世界扩散，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次贷问题已经全面升级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歇业、失业和返乡现象比较突出。据农业部统计，截止2008年底，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2.26亿，只要有1/10的农民工就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60万，不容小视。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表示，返乡的农民工已超过7000万人。大批农民工返乡，是近十几年来罕见的经济现象。
因此，有必要在金融危机的新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以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稳步地向前推进。妥善解决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失业问题既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价值。
二、文献回顾
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属于劳动力转移范畴。阿瑟·刘易斯(1954)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农村经济，二是工业经济。并认为农村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劳动边际生产率很低，基本为零，加之人口增长较快，所以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其次，他认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资本工业部门，因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收入固定在糊口水平的劳动力，工业部门可以获得廉价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其所获超额利润，被用于再投资，创造新的资本扩张，更多的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而农业部门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开始真正的增长，二元结构的经济转换为一元的现代经济。可以说，利用农业隐性失业的劳动力转移，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是刘易斯二元结构下就业转换理论的核心。人们对这一理论，虽然指出不少缺陷，但大都肯定它在两方面的意义：（1）它描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和动力，提出了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用现代部门的扩展带动经济发展。（2）提出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的二元结构框架，为从经济结构演进、就业转换角度探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基础。哈里斯-托达罗（1970）则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上，将侧重点放在了城市部门的失业上，劳动力发生转移的前提条件是把农村工资和城市期望工资做比较，当农村工资低于城市期望工资，将发生劳动力转移；当两者持平，则处于均衡状态。他强调了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并指出了城乡人口的盲目流动会加重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所以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仅在城市创造机会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不平衡。这些理论在国内外得以广泛应用。我国学者王玉西等人（2000）在刘易斯理论的认识上指出严格地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划分开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用于分析“民工潮”现象的范例也过于简单。“双二元性”的经济特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很明显，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二元性同时也伴随着各自内部经济成份的二元性。他们认为，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或称为“双二元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三元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与改革的进展，也就与这种“特殊二元结构”的逐步变迁过程密切相关；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重点在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流动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李晓春和马轶群（2004）则用哈里斯-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机制对我国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转移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了劳动力转移的市场收益，应尽快废除。张明林（2009）则提出在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应该大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就业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周其仁在其《就业机会与能力》中指出，“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最大的特点是城乡就业矛盾汇合。一方面是乡村内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进展缓慢，以至劳动力就业发生逆转。另一方面，城市一批企业人员下岗，一些地区、城市，为安排下岗人员再就业，实行在不少行业、工种限制或禁止使用农民工的办法；或是盲目提出指标，压缩外来劳动力数量；或是提高对农民工的收费标准。这些办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实除却以上两方面，近几年来我国为了降低过大的贸易顺差、抑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通过降低某些行业、产业的出口退税率等手段，对出口过快增长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选择的抑制。同时，国家推动经济结构由外向出口型向扩大内需型转变的政策也客观地加大了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压力。而在现今，农村劳动力就业更面临新的状况。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需求下降，导致我国出口迅速回落，再加上在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的作用下，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一些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甚至破产倒闭，由此造成大量务工人员失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兴起，使大批农村劳动力向这些地区转移，形成年复一年、有规律性的农民工流动现象。而今，受次贷危机影响，外需下降，出口下滑，首当其冲的就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不可避免地成为承受危机直接冲击的群体。那么农民何去何从，是选择继续留守城市还是返乡就业，就成了每一位农民工不得不权衡的问题。如何对待城乡就业的矛盾，成了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
三、金融危机下促进农民工就业与发展的对策及思考
在短短几个月内，中国由“民工荒”转变为农民工大量失业，即所谓的“农民工失业潮”。一方面大量农民工返乡，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工选择继续留在城市寻找新的机会。调查显示，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已占到家庭总收入的65%左右，超过耕种收入，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旦主要来源被掐断，其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有新思路和新举措，努力把就业压力转化为新的工作和发展契机。
1、结合发展高效农业，发展城镇企业，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随着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导致城市的用工量急剧减少，这使得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减少。但是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金融危机下，各大产业面临着调整和升级。以前他们在自己的乡镇里，就业机会少之又少，他们不得不走出家乡寻找工作，但是这种艰辛打工的背后承载了巨大的心理成本。所以，发展城镇企业，可以让农民不离乡就解决生计。所谓高效农业，简单的说就是同样一亩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结合高效农业来发展城镇企业，企业的经营是对农业产品进行制造、加工或者设计，形成新的升值体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高效发展并不是盲目发展，切不可只因一时利益，破坏了土地和环境，严重浪费了资源。
2、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因为农民工在外打工，眼界和思考方式更为开阔，所以他们返乡之后多数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而更侧重于养殖、食品加工、粮食加工、建筑业、乡镇工业等。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这一方面有利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积极提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同时，各地政府也应适时推出优惠措施帮助农民工走好创业第一步。对于回乡创业的农民，给予相应的土地、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调动农民工创业的积极性，靠创业带动就业。
3、加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培训。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中，无技术等级的占47.8%，高级工仅占8.0%。由此可见，金融风暴淘汰的大部分是低技能农民工，高技能农民工返乡的相对较少。同时，据国务院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占3/4以上，只有1/5接受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短期培训，接受过初、中级职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不到5%。自身素质不高成为当前农民工返乡的重要主观因素，因此，要促进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完善与农民工就业相关的培训服务工作势在必行。“一技之长”是农民工就业的本钱。
4、依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在国际上仍然比较落后，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从而促进整个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企业遭遇困难，不得不裁剪员工，直接影响的是大部分农民工。农民工失去了传统就业领域的大量机会，失业风险不断升级。此时，可以借机引导农民工由生产加工类企业往家政等服务行业转移，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四、小结
影响既已形成，我们无从选择，但将影响削减到最小，却不是不可能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由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一元经济结构的必然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必须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当然，单纯依靠农民工自身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靠农民工、政府、企业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政府引导，农村劳动力只是因为对城市就业收入的预期盲目转移，将会给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金融危机依然没有停歇，农民工的返乡潮还在续演，道路依旧漫长，正所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1 王西玉，崔传义，赵阳，马忠东。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
2 李晓春、马轶群。我国户籍制度下的劳动力转移，管理世界，2004。
3 张明林，喻林，傅春。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对策研究[J]，求实，2009。
4 王西玉，崔传义，赵阳。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与农村发展———关于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J]，管理世界， 2003，(7)。
5 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
6 李爱琴。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证调查与政策建议———以徐州市
7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4)。
8 赵阳，孙秀林。暂迁流动与回乡创业的政策效应[J]，农业经济问题，2001，(9)。
9 吴海艳。金融风暴下的“农民工失业潮”及对策分析，新农村建设， 2009。
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范文第4篇
【关 键 词】农民工 抗风险能力 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风险理论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经济形式下的社会都存在着社会风险，只是由于人的生存状态差异而导致的风险本身特征和风险应对方式存在区别。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两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二元社会。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里，以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经营为主，人们依附于土地，与家庭以外的人们的关系较为松散，相互依存度低，人为而导致的整个社会出现风险的情况比较少。面临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自然，例如干旱、瘟疫所造成的风险等。而在以工业化生产为主要方式的现代社会里，人对自然强力占有，生产过程泛社会化，人们之间处于一种高度的分化与高度整合的状态，面对不仅仅来自然的风险，也要面对来自社会、经济，甚至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太多，是高风险社会。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随着体制改革和城乡壁垒的松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经济活动，并以“农民工”的形式呈现出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既是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改革尚未完成的标志性证明。由于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并未完全打破，农民工城市就业遭遇到一系列的歧视与排斥，他们从“农村走出去了”，但未能“在城市安定下来”，处于城市弱势和边缘地位，成为影响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瓶颈”。本文重点分析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根源及对策。
一、农民工社会风险源分析
（一）农民工具有与就业不稳定相关的临时性
我国采取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人口静态管理模式，阻碍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受限于农村经济潜力的释放，在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过程中，进城就业不稳定是其流动的常态。农民工流动的不稳定性演化出农民工的失业风险、生活费用来源不稳定以及家庭贫困化趋向。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农民工流动形式和流动规模各不相同，但都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亦工亦农”流动和城市间的职业工种的改变：既有在比较利益级差导向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向心式”流动，又有在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时农民往返于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之间的“钟摆式”流动；也有大城市高集聚效应和高辐射效应带来的功能性梯级流动，又有功能性相似的城市之间的同级流动。无论哪种流动方式，都决定了农民工就业、居所的不稳定性，以此产生众多问题即形成了风险冲击。在农民工结束城市中的打工生涯回流到农村的时候，这种农村经济潜力释放受限的因素引发了回流农民工寻求可持续性生存方式的困境[1]。这时农民工面对的将不再是个体性社会风险，而是以缺乏后续发展能力的农民工家庭面对的群体性系统风险。
（二）城市社会保障供给制度排斥农民工群体
一般来说，农民工流动的聚集量和扩散量与城市的功能相互关联。城市较大经济就业容量就越大就会吸引着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城市企业雇主也乐于聘用农民工，原因是农民工平均成本低于城市劳动力。据测算，一个城市劳动力成本大体等于2个甚至2个以上的农民工的人工成本。这种用工成本的显著差异主要来源于我国城市就业制度与福利制度、保障制度的三位一体、高度重合特性，但进城务工农民处于社会保障和单位社会保障的圈子之外[2]。这种用工需求与农民工保障给予量的不协调无法为农民工构筑社会风险的立体防线。农民工在城市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缺乏正常的权利保障；农民工收入持续相对下降，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实际失业率和贫富差距都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等等。这些复杂的矛盾日趋严重化、显性化，社会风险潜伏于农民工群体，其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同时更是酿成社会危机的不确定因子。
（三）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一是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困难。农民工家庭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留守农村的孩子缺乏良好的教育，缀学、失学人数不断增多[3]。二是城市政府无法为农民工居住集中区域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农民工落脚于近郊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地带的概率远高于在城市市中心的可能性，但是农民工流动的平均密度则是市中心远高于近郊区。农民工这种居住特点成为城市政府提供公共管理服务的“阳光普照不到的独立王国”。三是城市政府无法控制农民工生活居住区的“常态管理”。乱搭乱盖，摆摊占闹市、挤便道，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造成火灾和交通隐患。农民工集中居住的临时工棚附近、出入地带连同施工现场，往往是垃圾遍地、蚊蝇孽生、臭水横流，是城市中脏乱差的死角，成为各种疾病滋生的传播源。农民工自身也是各种传染性疾病的主要传播者，城市卫生防疫管理工作基本上是“真空”状态。
二、农民工的社会风险结构识别
农民工的工作劳动强度高、操作简单、危险性高、稳定性差、收入偏低以及流动性强等特点，决定了其面临的风险结构不再是传统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自然经济风险”，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镇化相伴随的现代结构风险。判断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结构及其轻重程度，可依据课题组调研问卷涉及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项目意愿的重要程度”问题回答。因为需求源自于需要，是对象接受外界信息的直观而理性的反映，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的意愿及选择次序，能够反映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环境状态下面临社会风险的内容与强度。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但农民工对于城镇职工所享有的各项社会保险存在着有差别的参保意愿。农民工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五大险种的参保意愿分别为6·231%、5·07%、2·232%、1·33%、0·214%。可见，农民工判断面临社会风险冲击的轻重缓急的排序为：老年养老风险、医疗救治风险、工伤事故风险、失业救济风险以及生育防治风险。
（一）老年养老风险
老年养老风险（即养老风险）与疾病风险比较而言，老年风险是有规律的并且确定，也是人人都将面临的，养老风险不仅一定会发生并且基本可预知在什么时间发生。因此，化解养老风险需要个人在生命周期内由年轻阶段为老年阶段做出谋划：或调节自身储蓄与消费比例关系，或在政府主导下实行相应的养老安排，或两者兼而用之。由于社会身份和职业定位的矛盾集结，农民工的养老风险比其他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其一，农民工主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生理机能越来越弱，将逐渐退出劳动领域而丧失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其二，由于从事的主要是城市中脏、乱、差的工作，在常年超负荷的劳作下，年老时身体素质下降、各种潜伏职业危害病频发，健康状况更容易出现问题；其三，农民工进城打工后通常把多余的土地转包予他人，若在城市陷入困境回到农村可能没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其四，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和养家，很少为自己的养老问题打算，也不可能为养老攒下多少积蓄。
从课题组调研苏、皖、鄂三地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 67·552%的农民工并没有为自身计划养老金安排事宜，而进行老年生活保障积累的比重只有12·094%。16～40岁年龄的有85·52%的农民工没有考虑过自身养老问题、8·60%农民工有考虑年老生活来源但却暂时没有进行养老积累、只有5·88%的农民工有考虑并有积累。41～55岁农民工有47·06%的人“未予考虑”；56岁以上群组中，有67·55%比例为“未予考虑”。由此可见，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在不久的将来都会面临严重的养老问题。
（二）医疗救治风险
疾病是人生难以预料的风险，个人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亦很有限。在疾病侵扰时，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民工，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来或找一些江湖游医诊治。这种治疗疾病方式往往延误病情甚至危及性命。一旦农民工受到大病的侵袭，不但丧失收入来源，而且还要变卖家中房子、牛羊等家畜来筹集大笔资金医治疾病，农村家庭也因此容易“因病返贫”或“因病致贫”。农民工疾病风险有典型的“治病三步曲”：不愿看病，潦草吃药，住不起院。由于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条件落后以及文化水平、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加剧了农民工卫生健康问题。
（三）工伤事故风险
农民工的工伤风险分为职业工伤和职业病两类，两类工伤风险的时效和结果显现形式不尽相同，农民工应对此两类风险也具有不同的考量。职业工伤事故对农民工的伤害是最惨烈的形式；职业病伤害则是对农民工生命的隐蔽性透支，潜伏在若干年后才可能显现，并且还可能发生后遗症。我国每年与工伤直接相关的事故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主要集中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生产等高危企业。这些职业伤害事故死亡的人员中很大部分是农民工，如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受害的90%为农民工。调查显示，我国遭受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已经由过去的国有企业正式工人转嫁给进城务工农民。2008年认定的近100万工伤人员中，80%以上是农民工；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医疗的256万人中80%以上也是农民工。《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近7年，仍然难以有效控制农民工职业病危害。郑功成等人组织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显示，56·5%的农民工从未接受过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只有60·6%的人表示所占单位提供了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仅有47·2%的农民工反映所在单位能够定期进行健康检查，48·3%的女性农民工在孕期不能得到法律规定的特殊保护。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的工伤风险防范能力较弱，企业对职工安全生产保护观念不强。
（四）失业救济风险
农民工的失业风险来源于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特性。农民工在城里求职的途径主要有6种。这6种主要都是非正规化的就业渠道，农民工从进入劳动力市场便决定了其就业稳定度不会很高。农民工就业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临时工。虽然农民工所在的单位可能是正规部门，但是农民工只是从事临时的工作，与正式职工在收入、福利上均有明显差别；另一种情况则是，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本身就是非正式组织或非正规部门。这两种就业模式都具有低收入、不稳定等特点，因此农民工随时都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三、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
（一）农民工传统的抗风险机制
农民工传统的抗风险机制源于农民工的“农民”身份，是农民工回流农村后能够享受到的保障项目。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从农村开始，但是以城市为改革重点。目前农村以“自然就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政策，与城镇相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保障项目少，保障只具有应急性，缺乏制度化。目前从全国地方开展农村社会保障情况来看，涉及农民工及其家庭的传统抗风险机制主要包括：（1）家庭养老保障；（2）土地保障；（3）农村社区养老；（4）商业保险；（5）“五保”制度与社会救济制度；（6）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7）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二）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制度供给
农民工抗风险社会政策体系有国家层面的指导性质的文件与农民工流入较集中的城市试点操作组成。《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中对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明确了方向，并提出了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亦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先后制定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有些地方的试点时间比上述三个文件的出台还要早。地方城市建设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包括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权益保护等项目。北京早在1999年就出台了《农民合同制职工参加北京市养老、失业保险暂行办法》，在2001年9月制定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从招用农民工之月起，必须与其鉴定劳动合同，并为其办理参加养老保险手续。
四、农民工抗风险机制评估
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压力。比较于20世纪90年以前国家“管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社会政策，上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突破了“严格控制”、“消极应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制度。各地根据本地农民工流动特点制定当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自下而上地从地方经验摸索开始，逐渐推动建立国家层面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这有利于综合地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在国家层面规范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在更高级别层面帮助农民工化解社会风险的冲击。虽然上述社会政策制度构成的农民工抗风险机制能够缓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冲击，但从实施效果和资源整合方面来看，这种农民工抗风险机制还是比较薄弱，农民工抗风险能力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加强。
（一）传统的抗风险机制无法抵御农民工社会风险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村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农村集体经济解体，使农民工失去了分散社会风险的组织基础和物质条件。貌似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方式恰恰说明了农民工在传统农村社会保障上的无助：农村中除“三无”老人可享受部分社会保障、极少数富裕地区农民工能享受社区养老外，农民工在农村基本上都是依靠自己或家庭养老。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打破了农民工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农民工在城市流动若干年后回流农村是否还能适应土地耕作的农村生产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农民工家庭养老、农村社区养老两种方式是否能够化解农民工养老风险、保障农民工老年生活？目前我国农民虽然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但是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动摇了家庭养老的思想和道德基础；二是家庭规模小型化缩小了家庭养老的照料和赡养源，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在逐渐瓦解家庭养老方式的“人口红利式”条件；三是农民工作为各自家庭支柱，其本身职业的非农化和频繁外出务工活动，削弱了家庭成员的互助功能。这样农村家庭养老方式难以满足农民工家庭的养老需求，农民工养老面临缺乏经济支持、缺乏家庭保障的双重困境。对于农村社区养老，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社区养老只在少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以社会福利的方式，提供退休费、举办敬老院、建设老年公寓等，其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所以说，农民工的养老风险也无法依靠这两种方式来化解。
（二）不协调的地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发挥化解社会风险的功能
以国发[2006]5号、劳社部发[2006]15号、劳社部发[200
4]18号等规定为原则，各地方政府建立了相应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不尽一致，其内容差异较大。所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还没有发挥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功能。其一，建立的包括工伤、医疗、养老保险在内的保险制度，制度安排初衷与制度运行的现实局部脱节，使该制度的适应性受到影响。这种局部脱节造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主体（企业、农民工自身）的参保意愿低，降低了制度主体抗风险的能力。企业雇主与农民工共同承担农民工社会保障账户的缴费责任，企业承担较高水平的缴费率挫败了企业参保积极性；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的特殊依赖和非农就业收入的低水平状况使得农民工参保“心有余而力不足”。调查显示，广东、北京、上海、江苏等地都已出台农民工社会保险办法，但是政策的推行遇到了较大的阻力，与制度推行的预期存在较大的差距：80·0%的企业雇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83·2%不愿意购买基本社会养老保险，90·0%根本就没有购买基本社会养老保险。
其二，地方操作实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仍然有覆盖范围的遗漏，未能有效地分类管理农民工。
当前农民工的构成较为复杂，有稳定就业型的农民工、季节性流动的农民工和岗位、职业、城市不断转换的流动性农民工等类别。地方政府实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未能将不同类别的农民工流动特点综合考虑，往往将其中部分农民工排除在参保政策规定之外，这样部分农民工的社会风险仍然由其本人或其家庭承担。
其三，农民工社会保障既得权益不能转移接续，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机制不可持续。目前各省市实施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只允许农民工权益在特定区域内转移和流动，不能实现跨地区的制度转移和制度对接。尽管参保者在离开原工作地时可以退保，即取出社保中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但是退保也即意味着过去多年的参保权益彻底消亡，这对于参保者来说无疑意味着一大损失。尤其是农民工回乡，就更意味着彻底与社会保障及其所能提供的保障无缘。尽管社会保障不一定就是人们是否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对于自我保障意识强的农民工来说，却不得不成为他们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五、展望
上述对于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评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工传统“家庭式”的保障机能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农民工进程就业）风险冲击时已无法承受，当前国家“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发挥化解社会风险的保障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建设思路。农民工承受的这些社会风险已经演变为群体性的系统风险，它有可能削弱农民工群体中部分人原本脆弱的基本生存能力。因此，降低、化解农民工群体性系统风险有赖于国家建立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社会政策体系。笔者以为，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的抗风险机制建设理念是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覆盖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完备性与项目的保障能力。建立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原则之一是社会风险共担原则，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风险分散、群体共担的“大数法则”类同。农民工抗风险机制收敛于社会保障制度之中，其功能发挥有赖于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福利和生活救助等制度以及相应的财政投入、金融扶持机制。
参考文献：
[1]赵曼，吕国营.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赵曼，刘鑫宏，顾永红.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规律、制约瓶颈与对策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8，（6）：
[3]章铮，乔晓春，李敬，杜峥鸣.农民工城镇化现状与前景分析[C]//.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前瞻性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135.
[4]总报告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前瞻性研究总报告[C]//.国务院农民工办课题组.中国农民工问题前瞻性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14.
[5]高强.保护职工的健康和安全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EB/OL].（2006-02-22）[2009-10-15]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cn/review/zlhd/20060222/110623105.Shtml.
[6]王东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7]乐章.风险与保障：基于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5，（9）：68）69.
[8]李航.我国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风险管理探析[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现代工业风的设计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问题；先驱国家；技术革新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61-12
[作者简介]李慧明（1973—），男，山西忻州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研究。（山东济南 250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济南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和2012年度济南大学科研基金（社会科学）项目“‘软权力’建设视野下的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研究”（X123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ts Core Points
Author： Li Huiming
Abstract：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s a new idea and method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narrow sen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s understood as systematic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based on market-orientation. The core points of this eco-political theory are that forward-looking environment-friendly policies， through market mechanism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promot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upgrad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achieve win-win resul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One nation’s smar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e “greening” of the socio-economy are important approaches toward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owever，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s also facing a number of challenges.
Key word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ioneering countri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随着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应对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①生态环境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于对环境问题起源和应对思路的不同看法，学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政治理论和主张，其中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当前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思潮。该理论用符合生态建设的原则来推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与我们当前坚持和贯彻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旨在对这种兴起于西欧的生态政治理论进行考察，概括其内涵，归纳其核心观点，理解其主张，以期对这一理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为我们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某种理论借鉴和思路。
一、“生态现代化”的兴起及其原初含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兴起于德国。一般认为，这种环境政策理念是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 J[a] [ǖ]nicke）和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较早提出的。这一概念最初只是在一个被称为“柏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中接受和使用，后来逐渐从柏林走向整个德国，从学术圈研讨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1998年，在由社会（SPD）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执政联盟政府中，“生态现代化”成为其联盟协定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在环境科学的争论中，这一概念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②
生态现代化理论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视角和背景下使用这一内涵广泛的理论。正如阿尔伯特·威尔（Albert Weale）所指出的，对于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目前尚无像凯恩斯主义之源——《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那样公认的权威论述，它是关于环境、经济、社会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理念，这一思想来自多种学术观点的综合。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理念的主要创立者马丁·耶内克在最初提出这一理论时的思维框架来理解这一理论的原初含义。耶内克曾指出，一般来说，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四种可能的思路，即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见表1）。前两者是一种被动的回应方法，最大问题是成本太高，无论是生态环境破坏后的修复，还是环境污染物产生后的处置，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本，这已经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与治理实践所证实。最后一种虽然是预防性的方法，但它的最大问题是现实可能性太小，公众对于结构性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有一种强烈的抵触，很难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理念有着自己的优越性，即可以通过一种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现有的成熟市场机制，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此可以说，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①
二、狭义和广义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
从这一理论的起源来看，其主要创立者，无论是马丁·耶内克还是约瑟夫·胡伯，实质上都强调环境技术革新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一种超越纯粹“末端治理”的预防性技术革新对于从源头上消除环境伤害和污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这两位学者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耶内克在强调预防性环境技术革新的同时，更加强调环境政策与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就是耶内克在强调“生态现代化”的同时也强调“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②相对而言，胡伯更加强调技术性环境革新（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TEIs）在生产和产品本身的生命循环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③后来，一方面由于一些学者（主要是来自荷兰的摩尔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发，使这一理论包含了更加宽泛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经受批评和质疑，在与其他学术理论论战的过程中，④这一理念日渐完善和成熟，一些学者开始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去应用这一理念。因此，事实上，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生态现代化出现了狭义和广义上的区别。荷兰学者马腾·哈杰尔（Marten Hajer）区分了“技术-组合主义生态现代化”（techo-corporatist）与“反思性生态现代化”（reflexive）。“技术-组合主义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管理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而“反思性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社会选择的民主化过程，包括社会学习、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转变。①彼得·克里斯托弗（Peter Christoff）区分了两种含义的生态现代化：强生态现代化与弱生态现代化（见表2）。②还有学者区分了“经济-技术生态现代化”（economic-technical）与“制度-文化生态现代化”（institutional-cultural，见表3）。“经济-技术”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主要强调技术革新对于改善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使经济社会朝向更高效率、更加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型；“制度-文化”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强调包括社会文化和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转型。③
因此，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去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狭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从经济技术视角理解的经济社会的“绿化”过程，强调一种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与扩散可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从而达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这一视角在突出强调经济技术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必要性，以解决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因结构调整而引发的“现代化失利者”的抵制和经济发展的抵消作用。而广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生态化变革。耶内克一直强调经济技术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与全方位社会变革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并把后者界定为“生态重构”（ecological restructuring）。他主张生态现代化概念要“保持它最初的经济-技术版本”，从一种狭义的经济技术视角来理解生态现代化，给生态现代化概念一个明确无误的边界。④本文赞同马丁·耶内克的主张，主要从一种相对狭义的经济技术视角来界定和理解生态现代化。
三、狭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一）生态现代化的根本性背景与前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给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制约，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类发展模式和手段的选择，从而引发了全球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成为一种必须作出的政策选择，从而促使现实社会以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开始发生深刻转型。始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发生蜕变，学界和一些政治家讨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①隐然显现，发展一种低排放经济或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背景和前提。
（二）生态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量
作为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环境政策，生态现代化根植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持续动力。“现代化——在其经济意义上——的核心是一个程序和产品持续改进的过程”，②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虽然技术进步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过程，但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有效干预（比如某种旨在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的政策）去影响并引导这种现代化的方向是可能的。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把持续革新的强烈驱动力变成一种服务于环境的力量。实质上，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协调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在一个环境改革的框架下重新界定二者的关系。③所以，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市场的力量，改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把市场及其主要经济行为体视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观念，使市场经济主要行为体及市场制度本身成为一种促进环境改善的力量；另一方面，改变国家环境管治的模式和方法，把过去那种官僚制的、等级式的、被动回应性的、控制和命令式的管治模式变为一种更加灵活的、分散化的、预防性的管治，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作为对“国家失败”④问题的一个积极回答，“政治现代化”也是生态现代化一个关键的补充性概念。由此而论，现代社会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严峻挑战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三个内在的驱动力量，促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使生态现代化逐渐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全球发展趋势。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体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和持续存在的市场竞争产生了一种技术和管理不断革新的驱动力量。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已经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手段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体已经很难“自由地”选择和无所顾忌地行动。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环境问题都具有国际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和政策也就具有了国际性或全球性扩散的可能和潜力，这种国际或全球环境需求的市场潜力为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者带来了巨大的先行优势。
第二，先驱国家实施的“明智的”（smart）环境管治。可以说，生态现代化的核心之处在于两点：一是超越末端治理的环境技术革新，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有效控制环境伤害的发生；二是国家采取灵活有效的环境政策，约束和引导市场行为，把生态原则贯彻和融入到其他政策之中，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化”。对于这两点而言，每一点都与国家的政治干预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政治概念”。①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通过国家有效的环境管治，在某些领域取得技术革新的国家往往会在这种革新技术对外扩散到其他市场之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先驱国家实施的旨在促进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革新的“明智的”环境管治，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全球战略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成为生态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第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渐提高，污染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与经济挑战，因而增加了经济不安全与风险，这种商业风险的日益增长使得生态现代化成为这些企业更加安全的一种战略选择。②一方面，随着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能源和资源价格产生波动，企业的生产和产品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了环境治理之中，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行为体参与的多重治理网络（见图1），“多重治理为给那些顽强抵抗的污染企业施加压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③在这种情况下，污染企业同时面临着来自其行业内部和外部多重治理体系的双重压力，选择生态革新势必成为其应对严峻挑战的有效战略。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上文已经强调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和系统的理论表述，不同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来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在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归纳和总结为以下十点。
1.对生态环境问题根源和性质的界定
“生态现代化指的是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④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设计缺陷，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后果。比如，胡伯在分析现代社会时区分了三个不同的领域，即工业系统（或技术领域）、社会领域与自然（生物领域）。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生物领域与社会领域都遭受了工业技术领域的“殖民”，这些问题是工业系统本身的结构性设计缺陷，通过技术领域的生态重构能够得到克服。⑤环境退化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它只能通过经济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得到解决，而不是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理论承认环境问题的结构性特征，但是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仍然能够通过把环境关切“内在化”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而得以解决。①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退化是经济活动效率低下的表现，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污染物排放（比如废料和废气）需要进一步技术革新的解决。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导致的环境退化恰恰说明这样的现代化过程的不完整性或缺陷，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就在于通过预防性理念与技术革新来提高经济效率，使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包含环境向度。
2.经济和环境在国家科学的环境管治下可以协调发展
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与界定是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生存主义”生态政治理论话语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种相互对立的零和关系。面对环境问题，形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一个是积极保护环境的力量，另一个是担心环境保护限制经济发展而伤害经济竞争的力量。环境问题成为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冲突的根源。这种理念长期以来对生态政治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se）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条不同的回应环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②生态现代化理念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严格的环境政策与较高的环境标准非但不是经济的负担，从长远来看反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3.环境先驱政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哈佛大学学者米切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对环境保护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严格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标准最终会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庞特假定”（Porter Hypotheses）。③这个论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果一种严格的环境政策随后能够产生国际性扩散，那么首先采取这种环境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就会获得竞争优势，因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会促使企业（不一定是污染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而随后采取这种环境政策的国家就会引进这种技术，技术革新者就会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后来者的学习支付或技术革新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政策会导致污染企业本身进行技术革新，这种技术革新能够补偿甚至会超额补偿他们改造技术的成本（“免费午餐”甚至“付费午餐”假定）。④
4.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与政府环境管治失灵一直是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的制度性原因。长期以来，古典经济理论竭力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力量而反对国家的干预，但是市场力量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灵”：经济行为体的自私理往往使环境资源呈现某种外部性特征，环境一方面成为无休止物质输入的免费供应之源，另一方面也成为无限的废物处理场。所以，必要的国家管治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传统的国家管治往往更多地采取末端治理的方法，加之命令与控制式的管治也往往导致了政府与市场行为体的对立关系，而使环境管治更多地呈现出低效甚至无效。生态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国家灵活的管治来引导市场力量和经济行为体的经济活动，使之朝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管治也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利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手段（比如税收、生态标签和排放交易体系等）来实现环境目标。国家成为市场的推动者和保护者，超越了末端治理和传统的控制命令方式，而环境保护目标成为协调国家与市场二者关系的桥梁与最终归宿。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使“生态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达到兼容。①
5.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具有越来越强的独立性
摩尔曾经多次指出，从最根本或抽象的层面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指的是一种日益增强的“生态理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尤其是相对于经济理性而言的时候。②“生态理性”指的是生态利益、生态理念与生态关切在社会实践和制度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一种环境诱导的与生态激发的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革由此进入现代社会的核心实践和核心制度之中。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运用生态原则使现代化进程走向一种合生态化的方向，“绿化”整个经济社会，使环境关切和生态考量“一体化”到整个经济社会进程之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态理性”开始挑战并逐渐弱化“经济理性”主导，并决定经济社会进程的“霸主地位”，生态原则成为生态现代化的第一原则或首要原则。也就是说，随着“生态理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和判断、设计和组织越来越既要从经济视角更要从生态视角出发，生态利益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关注和考量的重要方面。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要把环境目标“一体化”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其他政策领域，强调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只有通过一个更加广泛的政策目标调整才能达到，环境目标只有通过经济、能源、交通和贸易等多个政策领域的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实现。③
6.科学技术革新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核心作用
从本质上而言，生态现代化就是一个技术不断革新与扩散的过程，技术革新在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常被批评为“技术中心主义”或“技术决定论”。④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强调技术革新及其扩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最为关键的要素的同时，也同样注重支撑这种技术革新的环境政策和政府管治的核心推动作用，而且生态现代化主要强调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技术革新，从生产和产品设计的源头就包含环境关切，利用技术进步减少原材料的输入并减少废物和废气的排放，这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束缚而更加强调生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经济生态化转型的综合工程。同时，生态现代化更加强调技术革新及其成功市场化的经济意蕴，这种技术革新及其成功市场化运用不但具有重要的环境效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实质上也正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全部要旨所在。正如胡伯对生态现代化所作的形象比喻——“肮脏丑陋的工业毛毛虫转型为生态蝴蝶”，①生态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工业社会的生态大转型，而技术和技术革新是这个过程最主要的发动机。
7.民族国家在环境治理与促进技术革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环境技术革新和扩散事实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环境政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及其执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耶内克认为：“在环境革新的政治竞争中，（明智的）管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明智的管治可以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力量。”②环境技术革新有着不同于其他创新工程的特殊性。首先，由于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它们特别需要政治上的支持，政治战略应该加强潜在革新者的生态动机，提供技术革新的基础设施，减少他们的投资风险，在技术革新及其市场化的初创阶段给予特别的支持。其次，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必定会造成一部分生态现代化的失利者，比如传统污染产业的衰落，或转型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失，这就特别需要政府的政治支持和战略上的通盘考虑。第三，由于环境革新的外部性问题，对于环境技术革新的“搭便车”行为存在某种内在的激励，一方面等待别人技术突破之后的扩散效应，在技术应用方面寻求捷径，另一方面，环境效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也无法避免他人的“免费搭车”行为，因此，环境技术革新更加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激励。同时，对于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在一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之中，更主要也是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的推动，通常是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向外扩散的主要方式，因此，生态现代化也需要“政治现代化”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8.环境“先驱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先驱国家”的开创性革新行为是生态现代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强烈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革新及其扩散逻辑的环境政策方法。这样一种以革新为导向的环境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的先驱政策。”③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先驱国家”从两个方面影响和促进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市场紧密相连，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增强，在某些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的革新在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技术和政策扩散之后的巨大利益。另一方面，鉴于环境挑战的日益加深和复杂，增加了决策者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先驱国家”的技术和政策给其他国家展示了某种可行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政策学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
9.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扩散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环境技术革新以及支撑这种技术革新的环境政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扩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全球战略的重要途径。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已经成为生态现代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标志。由于某些环境问题本身的跨国性、国际性甚或全球性的特点，使得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革新性技术和相应政策具有了极其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创新国家的利益驱动使这些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具有了强大的动力。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既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直接学习或借鉴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国际组织或某种专家网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环境技术与环境政策的革新与扩散，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见图2）。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先驱国家”是国际环境政策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全球生态现代化的支撑者。通过这些国家的环境技术和政策的革新与扩散，生态现代化逐渐深化（地理范围的扩大，经济社会生态化转型程度的提高）。
10.“领导型市场”（Lead Market）的突出作用
环境领域的“领导型市场”是促进生态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领导型市场”是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在世界范围扩散的地理起点。所谓“领导型市场”，就是在某一环境领域取得技术革新的国家或地方市场，这些革新设计虽然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和适应当地的状况，但随后也能够被成功地引入到其他地理市场，并且不需要经过许多修正即可在这些地理市场实现商业化。“领导型市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高的人均收入、要求甚高的消费者、较高的得到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以及灵活的并有利于创新的技术生产条件。“领导型市场”是世界市场的核心。这些“领导型市场”的成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某种示范效应（demonstrating effect）和最好的实践（best practice）。而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性或全球性特点，也使得这些领导型市场具有扩散他们技术和政策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动力，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引入这种技术和政策的强烈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领导型市场”不断创造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标准，这给整个国际市场发出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潜在信号：其一，一个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的市场形成之后，要向更大规模的市场扩展；其二，拥有严格环境管治政策的先驱市场也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供应方发出信号，促使它们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①
四、生态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技术革新与“领导型市场”的形成及其国际扩散需要特定的条件，②其中严格的环境政策和较高的环境标准以及国家实行的“明智的”环境管治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更高环境标准的时候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或者说采取积极环境政策和严格环境管治的国家也面临着以下三种担心：其一，严格的环境管治给企业强加了额外的成本负担，最终损害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其二，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天堂”以及“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现象的存在；其三，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导致民族国家管治能力的弱化。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