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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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五朵金花；一体化战略；乡村旅游

一、成都五朵金花乡村旅游发展概况

（一）发展基础

红砂村具有悠久的种花历史，是西南最早发展花卉产业的重要基地，有“八代花王”王家花园、蜀中茉莉花故里“茉莉园”等，但过去由于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的落后以及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经济十分落后，一直是锦江区的贫困村，市民俗称“成都的西伯利亚”。2003年红砂村通过放大花卉产业优势，以省花博会为契机，成功打造了国家AA级风景旅游区，成为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锦江区充分利用三圣乡花卉种植的传统优势和地处城市通风口背靠大城市的地缘优势，又创造性地打造了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与花乡农居并称“五朵金花”。

（二）产出效益

“五朵金花”的成功打造，吸引了众多企业参与，培植了新的税源。2002年，“五朵金花”片区的税收收入仅为40.1万元，截至2006年底，整个片区的税收收入达到了532万元，年增幅达307%；“花乡农居”、“幸福梅林”被国家建设部评为“2005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5年“五朵金花”被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红砂村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镇”称号，幸福村被评为省级文明村；2006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353.7元，红砂村达7850元。2008年锦江区对五朵金花进行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改造。目前，五朵金花有农家乐300余家，接待海内外游客近千万人次，经济收入达2亿元。

二、成都五朵金花一体化战略发展模式分析

第一，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花乡农居”成为了以发展小盆、鲜切花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观光农业特色景区；“幸福梅林”围绕梅花文化和梅花产业链，发展乡村旅游业，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齐、数量最多的梅花基地之一；“江家菜地”以认种的方式，把传统种植业变为体验式休闲产业，实现城乡互动；“东篱菊园”以非洲菊为主打品牌，实现了花卉设施化、产业化生产，形成全国最大的培育基地和展示种苗成长过程的观光基地；“荷塘月色”通过引进知名画家、自由画家，打造“户户都是画意村”，带动绘画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二，景观化打造，城市化建设：一是农房改造景观化。对城市通风口的农房以就地改造为主，采取“农户出资、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改造，使农居成了一道道风景线。二是基础设施城市化。按照整体规划，以城市道路、污水处理、天然气等生活设施标准，完善乡村基础建设。三是配套设施现代化。实现户户通光纤，并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建成200平方米的村卫生服务中心。四是景观打造生态化。打造湿地，新建绿地，保护原生态植被。五是开发土地集约化。对土地硬化严格监管，整合农宅，拆除违建，严禁乱搭乱建，减少农房占用耕地。充分利用荒山、沟渠、坡坎等土地修建配套经营性用房和会所，盘活土地资源，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第三，文化润色，产业支撑：为避免同质化、低水平的竞争，注入文化因子和产业因素于“五朵金花”，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以品质打造品牌。以申报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和承办中国首届“乡村旅游节”为契机，采取政府制订统一标准并给予适当补贴，引导景区内的经营者对厨房、厕所等基础设施进行统一改造，全面系统地规范了景区内的经营场所。同时，还通过开展“部门包村、干部包户”活动，帮助经营者提升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真正体现“五朵金花”景区的旅游品牌形象。二是以文化提升产业。从景区的错位互补和协同发展入手，加大对“五朵金花”特色文化创意产业的培育力度。通过打造“荷塘月色画意村”、引进“许燎原设计艺术博物馆”等手段，吸引绘画、摄影、雕塑等艺术家扎根乡村，使“五朵金花”成为艺术家的聚集区和艺术加工厂、艺术大卖场以及艺术大堂会，带动农民融入文化产业链。三是以项目促进发展。利用“成都国际花卉产业园”项目，运用“前店后厂”的花卉产业模式，将“东篱菊园”打造成为垄断西南、全国甚至成为国际市场的非洲菊种苗供应地。以成都金港赛道项目为载体，培育发展汽车赛事关联产业和汽车后市场，在丰富乡村旅游内涵的同时，促进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农民增收致富搭建产业发展平台。

第四，离土不离乡，就地市民化：“五朵金花”不征地、不拆迁，实现了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保证了农民“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权”。一是构建农村保障体系。统一城乡社会保障，把农民全部纳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92%的失地农民、66%的准失地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到了“5060”后同城里居民一样享有养老金，生活困难的农民可享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二是构建城乡教育体系。实行了城乡一体的教育管理体系，2004-2006年区财政投入558万元对全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了“一免两补”（即免费上学、财政补贴、困难补贴）。三是构建了农民就业体系。依托管理、宣传、信息、培训四级劳动就业保障网络，大力开展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充分运用社区金融小额贷款和家庭创业活动平台，通过政府引导，开发就业岗位，多渠道促进失地、准失地农民就业。四是构建了农村发展体系。依托“五朵金花”实现农业发展产业化，加快农村集体经济改革，向股份化、公司化发展。积极帮助和鼓励农民申请创业小额贷款，教会农民用银行的钱发展自己的生产经营；采取集资入股的办法，修建风雨长廊、风景独好、乡村酒店等良性经营性资产，让不靠路边的农户占有股份，享受保底分红，在解决景观配套的同时，也让村集体经济有所收益，保证农民在参与经营中分享收益。

第五，发展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五朵金花”的打造运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场运作”的机制。锦江区政府投入8300万元，用于搭建融资平台，撬动和吸引民间资金2亿元。资金来源渠道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政府引导。锦江区在财政、税收、信贷上向农村和农业倾斜，2004-2006年，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达1.5亿元，发展农业产业3772万元。其中农房改造一项，政府投入2827.1万元。二是吸引社会资金介入。按照政府合作经营、先行投入再溢价退出的方式，引进了成都维生、上海大地等花卉龙头企业和北京金港赛道等知名企业入驻。2004年以来，共吸引37家大型企业入驻，吸引民间资金投入2亿元。三是集体资产参与。村集体通过将集体土地、堰塘、荒坡等资产出租，将获取的租金用于“五朵金花”的打造。

三、五朵金花乡村旅游一体化战略发展路径分析

（一）五朵金花的一体化发展路径

一体化战略是指企业将原来可独立进行的、相互连续或相似的经济活动组合起来。相互连续的活动的组合，称为纵向一体化，相似的活动组合，称为横向一体化。五朵金花乡村旅游一体化战略的基本路径，如图1所示：

以花卉产业基地红砂村为切入点，通过省花博会成功打造了“花香农居”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继而通过横向一体化向花香农居附近的村落拓展，变一朵金花为五朵金花，通过错位发展和景区集群化与规模化形成品牌效应；又通过纵向一体化使产业化不断得以拓展，在发展花卉产业的基础上又激发了乡村旅游产业，为能增强乡村旅游产业的持续竞争力，坚持不懈发展文化产业，同时为积攒发展后劲也在尝试发展现代服务业（如打造成都金港汽车赛道，培育汽车赛事关联产业和汽车后端市场）。由于规模化和产业化的相互促进和不断延伸，使成都近郊的五朵金花成为国家乡村旅游的知名品牌，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五朵金花的规模化效应和产业化优势通过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得以实现，为锦江区实行城乡一体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城乡一体化也为五朵金花品质的提升与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和管理优势。

（二）一体化战略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互动机制研究

1、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主导驱动因素：政府的领导和决策是五朵金花得以成功实现一体化发展模式的主导驱动因素。五朵金花从一开始的一村一品，即红砂村的花卉产业的起步，到村落横向一体化和产业纵向一体化的发展，以至现在正在实行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无不体现出政府高屋建瓴式的领导决策与长期规划。政府在五朵金花发展过程中定位恰当，主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景观改造、招商引资等搭建平台的服务工作。

第二，自我累积优势：红砂村悠久的种花历史成为五朵金花的始发优势，能够围绕这一优势不断从规模化与产业化上发展和提升，一方面不断向周围村落拓展，使各村落在旅游功能和产业功能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实现集群化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间的联动、支撑和拓展，形成相关产业链条，放大了各产业的产出效益。因此规模化和产业化是三圣乡近些年沿着始发优势不断累积强化形成的自我优势。

第三，地理位置优势：距离成都市区很近，仅7公里，这是五朵金花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城乡一体化的成本降低，也为形成后发优势创造了条件。

第四，外在推动因素：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城乡一体化决策的实施。

2、因素间的互动机制研究

五朵金花在上述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推动下迅速发展，其中主要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如图2所示。

第一，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相互依赖和促进，使五朵金花自我累积优势不断得到强化。产业化发展作为支撑体系，为规模化奠定了基础，规模化发展形成品牌效应，使产业链条得以不断拓展和延伸。花卉产业作为基础产业，将传统的耕种农业逐步引导向附加值更高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的错位互补和协同发展格局，将文化、艺术、创意等元素融入“五朵金花”，着力培育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把“五朵金花”片区逐步打造成绘画、摄影、雕塑等艺术与创意结合的栖居地，促进其由单一的“观光+休闲”逐步向“文化+休闲+商务”的多元化产业模式转变。同时精心打造成都金港汽车赛道，通过培育汽车赛事关联产业和汽车后端市场，吸引人流、聚集商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现代服务业逐步壮大。

第二，政府的决策与规模化和产业化升级形成了良性互动效应。政府的决策推动了规模化和产业化更进一步的同时，规模化和产业化的显著效益又促使政府一体化决策的不断升级，由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转向城乡一体化，因此城乡一体化是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效应和结果。反过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为五朵金花的规模化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

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通过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城乡社会教育和城乡充分就业，形成城乡一体化保障体系，实现了农民的可持续增收，拥有了租金、薪金、股金和保障金“四金”，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新市民”；另一方面通过“一撤、两分离、三强化”方式进行社区建设，尤其是五朵金花的各村委会的社会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如成都红砂花乡生态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幸福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这些公司对集体资产进行市场化运作和管理，对清产核资后的集体资产进行股份量化，配股到人头，按市场运作每年按股分红。另外，实施公司化运作土地流转，使土地资源发挥整体流转效应，如幸福村和江家村的大部分土地将通过土地流转用来将国际型的高尔夫球场。

城乡一体化稳固了基层农户，实行社区管理，建立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流转为五朵金花的进一步规模化和产业化释放了更大的空间，也为未来房地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五朵金花一体化战略对大中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发展趋势的启示

中国城市化速度在全球是最快的，尤其以各省省会为主的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速度在不断加快，使城市不断向周围扩展，周边的农村由近及远不断演变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中城市近郊乡村旅游也在发生着变化。受五朵金花一体化发展路径的启示，文章对近郊乡村旅游发展趋势分析如下：

第一，乡村旅游不再扮演传统意义上的角色即作为农业活动的补充性活动，而是随着旅游服务业的扩展有可能转变成为可替代农业的支柱性产业。像五朵金花这样在国际国内都很知名的乡村旅游地，通过规模化效应和纵横网络化的发展，形成了品牌效应，已经上升为4A级旅游景区，并有进一步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趋势，已经完全摆脱了乡村旅游传统意义上或者说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角色和作用――农业补充性角色。

第二，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化和公司化将迅速发展，加之土地流转和宅基地流转成为现实，使土地开发越来越趋于集约化，便于土地的统一规划和充分利用，通过招商利用外来资金不断开发大型休闲产业项目，建立城市休闲游憩区成为必然。乡村旅游虽然会沿用“乡村旅游品牌”的扩散效应和溢价效应来实现其旅游价值的增值，但实质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之一，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市休闲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推进城市近郊农村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成为一种值得探索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大中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发展为近郊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有利条件，首先，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期大量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并且距城市很近，因而城乡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如道路、通信、供排水、天然气、电缆铺设等公共设施方面的衔接成本较低，因而城乡一体化推行起来更具有可行性，更容易实施推行。像“五朵金花”占地约12平方公里，如果按常规的城市化基础设施推进标准（包括公园建设），每平方公里需投入1.5亿元，总投资约需18亿元。而实际每平方公里仅投入1500万元，就实现了“五朵金花”的景观化打造和城市化建设。其次，城乡一体化由于不征地，不拆迁，使农村就地变城市，农民就地变市民，不仅解决了农民离乡进城后，带来城市日益膨胀，城市设施不堪重负的问题。也能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植被，建成城市绿地，为农民搭建致富增收的平台，为市民打造开放式休闲公园，没有后续的管理成本，可实现多赢。

第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使乡村旅游接待地的社区结构将发生变化，不仅有新成员的不断加入，原来乡村农民会出现分流。城乡一体化实施打破了城乡二元化结构，一方面城市的就业、培训、保障、救助、教育等政策和制度将延伸到农村；另一方面城乡人口的相互渗透得以实现，城市居民纷纷到“五朵金花”区域从事经营、认种活动，将城市理念、城市文明、城市新风带到了农村。农民出租房屋后，到城市居住，亲身体验城市生活规则，通过双向互动，更直观、更生动地促进农民融入城市，加快向市民化转变。社区结构的这种变化实质上是人力资源根据产业变化的重新配置。

第五，中国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速度很快，城市住房需求的不断升级，使城市不断向外扩张，而随着乡村旅游接待地环境的绿化美化，乡村旅游地周边环境优美，绿地较多，互补性的公共设施也不断优化，房地产开发的条件逐渐具备，进而带动周边的房地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邹统钎,陈序恍.乡村旅游经营者共生机制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去北宅村为例[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9).

2、张波.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三种典型模式比较研究[J].旅游学刊,2006(7).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现状；问题；发展

为了将保护环境的措施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当中，使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能在规划的初期形成良好的态势。目前，已经有许多地方都要求要对国家经济政策的计划和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最早是1964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环境质量评价会议上提出来的，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但还没有得出完整的概念，而作为处于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工作前沿的一些国家，其国内外战略环境评价也还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为题，因而促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于我国来说是必要的，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1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历程

自从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欢迎问题的研究盛会之后，中国也开始了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研究：1973年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引入我国；1977年中科院召开‘区域环境学’的学术讨论会；1978年《环境保护工作回报要点》首次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的意向；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1年《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86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颁布；1989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管理办法》和《关于颁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的原则与方法》试行；1998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颁布；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通过并在2003年9月1日正式实施；2006年《环境影响评价工总参与暂行办法》。我国的环境评价的制度和程序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内涵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对环境，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视。

2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重视，而且也在不断完善，但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还是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缺乏经验和实践，所以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2.1，环境影响评价没有得到普遍实行

虽然环境影响评价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在很多地方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例如作为乡镇企业代表的小企业等。乡镇企业虽然为我国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有着其积极一面的作用，但它们普遍都存在着技术落后和能力浪费等严重问题，是环境管理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如果不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管理限制，就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环境影响评价必须要做到观测预防，落实到户，普遍实行，这是我国换影响评价工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2公众参与评价的制度不够完善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能够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可以避免组织领导着单方面的决策失误，是环境影响评价规划的一个核心内容。随着《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明确，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怎样去调查，怎样选择公众代表人等不少问题仍然不够清楚。而由于环境影响评价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知识性，所以对于参与评价的公众也有一定的素质要求，不能采取随机发放调查表的形式。

2.3缺乏操作性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某些条款缺乏实际的操作性，即所谓的重形式而不切实际，这些条款让环境影响评价的执法人员无从下手，也为许多企业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找到了借口和可乘之机。

3我国环境影响评价的发展及对策

环境影响评价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也要考虑后代人的需求，因而，社会经济要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要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评价也要可持续发展：

3.1制定合适的指导原则

虽然在我国已有的政策法规中已经明确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定的规定，但由于各个地方实际工作情况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导致了环境影响评价的组织协调管理不能做到统一，因而有必要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地方制定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价指导原则，以提高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质量。

3.2重视并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定

公众的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环节，应该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上专设章节来表达可能受影响公众的利益和补偿，同时，在项目建设中，要重视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度，以促进工作的深入调研，从而建设项目建设工程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3.3采取灵活的环境评价工序

我国法律对于任何开发活动都要求要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对于不用的开发所采取的的评价详细度不同，在此分为初评和详评：初评是以所有项目为对象，通过论证项目性质规模和方案的可行性，并判断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而对于小型或对环境影响较小的项目只需要初评即可。详评是对大型和对环境影响较大项目的进一步论证，而目前，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大规模开发工程，所以并不能对每个项目都进行详细的考擦评价，所以对于开发项目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灵活的手段来进行初评以及详评，以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效率。

3.4加强报告后的监督工作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不是评价完就算了的工作，加强对评价报告之后的监督，也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检测来判断项目是否符合环境影响标准，以改进对项目的环境管理手段和措施，再通过检测和预测的结果的对比，提高日后类似项目预测的准确性。

结束语

随着世界环境问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影响评价对于经济建设的规划也越来越重要。对此，努力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高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和内涵，对于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士安.加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N].中国环境报，2000.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京津冀；区位商；产业协作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08-05

一、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京津冀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及结构变动趋势分析

2005年京津冀地区GDP总值为20 666.76亿元，占全国的11.34%；人均GDP为21911.8元，是全国的1.57倍。2000年以来，三地的GDP指数超过全国水平；GDP总量、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上升趋势更加显著，成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因素（见图1）。

从三次产业增加值来看，2005年京津冀地区一、二、三产业各自比重为8.03∶45.49∶46.48，相对于全国12.4∶47.3∶40.3的产业结构，第三产业比重较高。从各个地区来看，北京第三产业比重超过一、二产业，形成“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天津和河北仍以第二产业为主（见图2）。

从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京津冀地区第一产业呈持续下降趋势，2000年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但是上升劲头不足，第二产业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所占比重仍较高（见图3）。

从上面对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发展分析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虽显出优势但其支柱产业还未形成，尚不能替代传统工业的地位，这说明该区域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动时期。

（二）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中存在的问题

1. 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在京津冀地区内，由于合作观念的缺乏、行政边界的阻隔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壁垒和特殊的财政、金融、投资体制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在争取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产业（主导产业）趋同现象，京津两市尤为严重，其占工业产值半数的行业几乎完全相同（见表1）。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虽然已经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但新兴第三产业的主导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地方财政和就业对第二产业的依赖性还比较强，因而与津、冀的产业差异性还没有完全形成。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和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同河北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也比较突出，难以形成层次分明的产业聚集。这一状况直接导致了资源难以在该地区范围内的合理流动，限制了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

2. 深层次的产业分工与协作缺乏。京津冀合作以物资协作和浅层次的垂直分工居多，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很少，导致三地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降低。在第一产业内部，京津与河北之间的合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主要是围绕着京津城市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而动。农产品的低价格以及由此导致的低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河北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北京、天津的第三产业多是为当地服务，基本停留在地方化层面，所以对河北产生影响的只有第二产业。但北京、天津的第二产业整体层次并不高，再加上各自都追求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而限制传统产业向外转移或产业链的向外延伸等诸多原因的存在，导致京津的发展并不能对河北产生强大的拉动作用。

3. 中心城市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强。在京津冀地区，北京在经济规模、产业层次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理应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但事实上北京并未起到龙头的作用，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北京在建国后逐步发展起资源、能源消耗高的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并在北京市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重化工业从根本上来说并不符合首都资源和环境特点，对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不但使北京市经济尤其使工业发展形成了“路径依赖”，为以后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困难；而且导致京津冀产业结构趋同和恶性竞争，同时也阻碍了产业间正常的梯度转移。天津曾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对外开放城市，解放后，由于国家一直重视首都经济建设，再加上一度对沿海城市作用认识不足，建设投入不够，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改革开放后，天津市借助原有的工业基础，经济实力得到迅速增强，但始终处于经济爬坡和资源集聚阶段，与周边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大于协作。河北省的唐山、邯郸、保定等城市一度也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城市，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争资源（水资源、土地、矿产资源等）、争项目、争人才的现象多于合作。本应作为区域中心的京、津，不仅没有利用集聚的各种资源聚集能量产生极化效应，也没有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对津冀地区产生扩散效应。这样京津冀地区一直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次级经济区域，以致于现在落后“长三角”和“珠三角”。与它们相比，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周边区县人均收入低、基础差是制约协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方向及重点

（一）第一产业协作方向

在京津冀地区内，京津由于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农地转用于发展非农产业和城市建设，可利用的农业资源逐年减少。同时，由于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高，京津在生产普通农产品方面，与河北相比已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除了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农业以外，京津的第一产业应向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主的都市现代型农业转型；弱化农业生产农产品的功能，都市农业功能更多地体现在以农业为载体的观光和休闲上。京津在借助科技和人才资源强势来发展高新现代农业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况且京津的农产品市场供应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河北，尤其在蔬菜、畜禽产品和海鲜产品供应方面，京津对河北的依存度很高。所以，河北要适应京津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变化，大力发展绿色高质的肉、蛋、禽、蔬菜和水产品，建立与京津稳定的粮食及其他农产品购销关系，开通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渠道，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河北农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竞争力。

（二）第二产业协作方向

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生产专业化部门一般用区位商，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比。根据区位商的理论，经计算得到京津冀地区重要行业的区位商（见表2）。

分析各地区产业的区位商可以看出，京、津、冀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并拥有其相应的工业主导行业（见表3）。

分析表3，可得出如下结论：（1）京津与河北的工业合作深化方向比较明确，垂直型分工趋势明显，由于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比较小，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河北要接受生产力的梯度转移，夯实传统制造业基础，发展煤化工、油化工等，建设大型钢铁、建材、化工等综合性工业基地，与此同时，发展新兴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家具制造、食品饮料制造等，以制造业的多元化发展做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结构，利用后发优势，打造都市腹地型经济体。（2）京津的工业主导行业雷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同为两地的主导产业。在不同的主导产业中，北京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而天津也只有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金属制造业。京津进行工业领域协调的基本方向是，北京要突出自身的科技和研发优势，天津则要突出自身的港口运输便捷和海洋资源和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3）京津冀地区整体的行业优势已经形成：河北作为全国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重化工业基地；京津则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制造业产业带的北方双核城市。

由此，京津冀地区应以梯度转移为重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产业结构方面，河北与京津在三大产业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态势，北京的服务业所占比重已经超过60%，而天津的服务业比重也与第二产业持平，只有河北的产业结构依旧保持于“二三一”的格局。京津冀地区内部技术、产业存在梯度性以及生产要素禀赋亦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并且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随着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其回流效应依旧会大于扩散效应，产业梯度还会呈增大趋势。

（三）第三产业协作方向

京津冀在先天资源禀赋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发展首都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引起了各自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而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又使得三地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差异，由高到低呈北京―天津―河北的格局。北京第三产业的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第三产业占地方GDP的比重已超过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河北的第三产业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天津的二三产业则基本持平。

从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律看，其发展一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和交通通信业发达阶段；第二阶段是金融保险业和产业服务业发达阶段；第三阶段是科技教育业和信息产业迅速崛起阶段。根据这种区分标准判断，北京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的时期，天津和河北正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移。分行业的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区中，河北与北京相比，在发展传统第三产业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发展新兴第三产业的基础方面，京津明显强于河北。

京津冀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合作，有可能出现在金融业的区域整合上，例如，按照股份制方式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银行，实行京津冀地区内银行储蓄的跨行政区通存通兑，将过去的京津冀互为异地存取变为地区内的同地存取；也有可能表现为保险业业务的进一步跨行政区拓展；更有可能的是信息业（通信、网络、传媒和咨询等）和中介服务业（会计、审计、评估和法律服务等）的企业跨行政区并购和业务融合，例如移动通讯业中的跨行政区手机异地交费、停/开机、备卡激活等。此外，在物流、房地产、会展等新兴服务业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较大的合作潜力。

随着第三产业中商业业态的提升，京津商业中一些业绩颇佳的老字号和专卖店将进一步通过特许经营或连锁等形式向包括河北在内的其他地区扩展。而一些与北京城市功能不相适应的低端商品批发零售业，将逐步由城市中心向转移，有些将落户环北京的河北地区。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十一五”时期京津冀地区旅游业的区域合作将会有较大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地区内交通条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旅游业企业之间较好的合作基础。京津冀应以旅游线路的开发为依托，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龙头，努力把圈内建成功能齐全设施一流、服务国内、面向世界的旅游区域；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4A景区为名牌产品，建设一批起点高、有特色、规模大、能带动当地旅游发展的重点项目；以参与性、娱乐性、知识性为新内容，开发新型度假项目，强化度假产品的娱乐、休闲、健身功能；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为目标，完善接待设施和服务设施，创造优美、高质量的度假空间。

［参考文献］

［1］孙海鸣，赵晓雷.200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R］.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景体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2004）［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景体华.2004～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侯景新，尹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共享经济 发展 问题 应对措施

一、网络共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共享发展中存在信息安全保障难题。

在网络空间分享信息与资源、实现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安全问题。第一是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如公司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有漏洞，个人使用计算机的时候，通常会因为软件漏洞给公司或者个人带来巨大的损失。第二是计算机病毒的迅速传播和黑客入侵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病毒的快速传播，让不计其数的用户受到病毒入侵的影响，比如“苏拉病毒”。还有黑客利用网络技术，去攻克计算机用户的系统保护，违法盗取用户的数据以及控制其系统，导致网络经济生活不能正常运行。第三是一些公司和个人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为了攫取更大的经济利润，违反市场规则，运用违法的手段取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四是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网站，盗取消费者网络支付密码，侵犯消费者的财产或者利用网络支付骗取消费者的财产等。

（二）网络经济共享技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虽然目前我国种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但是这些产业的共享技术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共享技术不够有深度和广度，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相关软件技术远远不能适应共享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网络经济共享发展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目前，网络经济共享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顶层设计存在缺失，由此在网络共享中经常出现买卖欺诈、信息不对称、诚信缺失等问题，导致网络交易投诉问题频出，从而影响网络经济共享的健康快速发展。

（四）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中监管不严问题

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中监管不严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于传统经济的诸多监管法规和细则，难以解决共享模式创新所带来的准入门槛、劳工社保、税收监管、信息安全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享模式想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蓄水池”而必须降低门槛让很多的非专业人员进入，这其间也可能出现很多监管不到位现象。

（五）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中产业配套缺失问题

共享模式创新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消费模式，现有的产业链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产业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保险体系和产业链条等相对缺失，如移动互联网的WiFi资源、能源互联网的能源并网、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以及汽车共享中的汽车保险等问题。

二、推动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网络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特别是保障网络交易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网络经济共享涉及方面较广，环节较多，个人信息安全是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重中之重。从体系上维护消费者权益，才能保障网络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网络经济的共享发展。

（二）坚持创新发展，推动产业的升级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所以实现网络经济共享发展就必须坚持创新发展，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网络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网络经济共享发展更加有深度和广度。在猿执葱路⒄梗推动产业的升级发展中，一方面，需要引进创新型人才，并建立一套激励机制，鼓励积极主动创新，吸引更多的人才，防止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给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让网络经济在政策的保障下有序运行，促进网络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完善网络共享经济的顶层设计和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网络共享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与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不相适应，不能满足网络经济共享发展的需要，所以我国亟待完善网络共享经济的顶层设计，健全网络经济共享发展有关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来保障网络经济共享发展。一方面，健全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保障消费者权益，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对于网络经济领域的信息泄露问题，要严格追究责任，加强网络经济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网络共享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民众都能从网络共享经济发展中受益。

（四）营造开放包容的监管环境

企业应当避免将传统的限制式的管理模式套用于共享经济，应鼓励共享平台企业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发展，然后针对发展存在的障碍和问题，适度调整或清理旧规则、建立新监管体系，如对社会保障、税收制度、就业指导等进行必要的调整。实施动态监管，在发展过渡期采取不同的监管和治理方法，为共享经济发展和转型留出空间。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构建新监管体系，比如建立新型数据收集机制，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等信息资源在线披露和共享，实现监管信息的快速、直接、透明，同时加强对平台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监管。

（五）完善共享模式创新中的配套体系

加强共享平台发展中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体系建设等。完善相关产业环节，尤其是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可考虑培育专业的信用服务公司，构建用户信用评级系统。

参考文献：

乡村集体经济发展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县域经济；农村金融体系；中小企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联结城乡的枢纽；县域兼有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因此，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县域经济以农业经济和农村工业经济为主，农村服务业发展也逐渐显现出发展潜力。

一、金融支持之于县域经济的必要性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用材林生产基础和防护林建设，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和改善农村民生的重要举措。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会引致更大的投资、增加收入并带来消费需求。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仅靠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和支持。

（二）农业产业化离不开金融支持

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走上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农村走向繁荣，农民富裕增收的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有企业＋农户、合作社、市场＋加工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经营模式。无论何种模式都涉及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它将农民、企业与市场联结在一起，并贯穿了三次产业。在产业化过程中，龙头企业的发展、农户的生产、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化所需的标准化建设、信息化建设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金融支持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

（三）农村城镇化进程离不开金融支持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战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和资源的集约使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也有利于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论，我国的城镇人口已达49.86%，较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2.46%，这说明了10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然而，这一数据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平均80%的城镇化率，还是与我国期望达到的70%的城镇化率仍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没有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的前进步伐必然受到影响。

（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金融支持

在推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没有农业的稳步发展，农村的工业化就无法顺利进行。但是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县域经济中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改变，农业的作用逐渐下降，而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作用则逐步加强，此时县域经济的发展应更多地依靠第二和第三产业来推动。

金融支持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体现在金融部门能够实现资源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实现农业产业更新换代和升级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村地方财力普遍紧张，无法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外部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信贷资金无疑是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和环节。

二、现有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一）金融支持主体薄弱导致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按照“经济、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加大了机构调整力度，对县级城市支行按照10%-30%的不同比例进行撤并和调整，县域分支机构和基层营业网点大量减少。特别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农业银行，改制上市后面临着“面向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矛盾，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必然将战略重心向城市倾斜，支持县域经济明显不足。作为政策性金融的农发行专营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工作，但随着粮食和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大大减弱，在农村的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加强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无法起到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作用。从职能定位和发挥的作用来看，离一个发展银行的功能相差太远。以农村信用社为主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主要通过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农村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来支持县域经济，尽管数量较多，但规模小，实力较弱，抵抗风险能力有限，从期限、额度和方式上很难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市场定位模糊，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或农业商业银行后，开始进城发展，从经营业务上来看逐步远离服务三农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有悖于其改建的初衷。在正规金融无法满足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下，民间金融因其贷款手续简单、期限灵活等优势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尚未取得合法身份以及监管缺位而受到国家法律和金融法规方面的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二）县域经济中的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薄弱影响其融资能力

县域经济中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诸多生产要素的约束，资金短缺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较为滞后，尚无面向县域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使得中小企业对银行形成较大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县域中小企业普遍生产规模小、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抗风险能力较弱，用于抵押的有效资产少，担保难，评估、咨询、登记等费用过高，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导致中小企业往往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且需要承担较高的资金成本与风险。

（三）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差，不良贷款比重高。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高一直是令农村金融机构头疼的问题，过高的不良贷款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金融机构拓展农村业务的积极性，使得农村金融服务缺失问题愈加严重；而得不到金融支持的县域经济更难以负担市场化的金融资源成本，从而导致了农村金融与县域经济在低水平上的恶性循环。

三、构建与县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之思路

我国的农村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因此，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发展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相互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

（一）坚持商业性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包括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在内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网点数量、市场渗透和份额、业务范围、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根据其市场定位，重点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效益好的中型企业服务，支持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和主导产业发展、支持市场体系和城镇建设。改进金融服务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深入基层，根据实际适当增加县级行的授信额度和审批权限，简化贷款审批和发放程序，允许县级行在上级行核定的贷款额度内自主发放贷款，合理配置资源，切实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二）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功能，扩大业务范围

政策性金融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出现的，涉足的领域应严格限定为微利或无利的业务范围。因此，政策性金融应突出专项功能，强化政策性，针对农村经济的弱质性，把职能定位于支持农业基础设施性项目。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已在粮食流通领域贷款的基础上，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其业务包括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贷款、农业科技贷款业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和农业生产资料贷款业务等。除此之外，应鼓励金融创新，允许其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和农民共同基金等形式，面向农业、农民筹资，以扩大资金规模，增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

       （三）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金融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对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各地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组建了农村商业银行或村镇商业银行，其产权关系、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还应在贷款管理方式、贷款条件、信贷品种、拓展业务新领域上下功夫，推出更多的、更为便捷的金融产品，真正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四）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

对于民间金融，应改变过去以打击、遏制为主的方式，采取引导、监督并纳入法制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发展空间，如加强监管情况下适度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以发挥其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时，要加快民间金融立法，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规范发展。

（五）发展农业保险、信用担保等多种金融形式

1、建立农业保险体系。农业受自然和市场风险影响较大，加之我国的农业险种偏少，风险都集中在农村金融机构身上，这导致农村金融机构贷款积极性不高。应尽早制定和颁布《农业保险法》，建立起一个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商业性保险等多种形式在内的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补偿体制。

2、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农村，由于信用担保体系的不健全，银行出于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考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越来越大，直接制约着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保证，既可以解决中小企业找保难、贷款难的问题，又能有效地分担银行的贷款风险。

3、发展融资租赁、农业信托，拓宽县域经济发展的间接融资渠道。

（六）试点开展农村资本市场运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融资平台

积极推进农业企业的股份制改造，鼓励龙头企业进入证券市场，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股票为涉农公司融通资金的作用，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供持久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杨仕省.统筹城乡发展,县域经济需金融先行[n].华夏时报,2010-12-21.

2、林民书,张树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7(4).

3、陈柳钦.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参考,2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