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宏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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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宏观政策范文第1篇

21世纪初叶，当世界经济欣欣向荣，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的时候，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的资本市场素来以透明和公平性著称，何以大厦会在一夜之间将倾？计算机和统计学知识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机构可以运用更新的技术灵敏地运用各种金融风险管理工具来监控本系统可能暴露的风险，甚至可以精确地计算出风险敞口。没出问题的永远都是好的，就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摩根士丹利公司的VAR风险测量广泛运用于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好评不断。那么当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那一刻，何以美国的资本市场会掀起滔天巨浪，自恃精准的风险控制又作何解释？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宏观审慎政策是运用审慎工具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避免重要金融服务终端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抑制金融失衡的累积并建立适当的防御，以降低随后经济下行的速度和幅度以及对经济的影响；二是识别和应对共同风险敞口、风险集中和相互关联，从而降低风险传染和溢出对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破坏。出于对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监管，《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的出台，使美国的宏观政策重归于谨慎。新出台的法案有多项创新，围绕监管系统性风险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几大核心，新法案对于金融机构的许多风险的管理工具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二、微观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有效性

流动性管理对于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保持正常足够的头寸才有可能应对挤兑以及其他的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III》是2011年巴塞尔委员会在金融危机后这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最新改革方案，提高了流动性风险的可计量性和可操作性。它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引入了两个量化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同时也引入了流动性风险监督的四个测量工具：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和与市场有关的检测工具。《巴塞尔协议III》协议的强制性可以使得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一个大的等级，不仅能够提高银行对于流动性风险的重视程度，更通过指标强化，从新的层次来严格要求，杜绝可能发生的流动患，增强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对于商业银行和社会信用体系稳定的支撑。

资本充足率的风险管理不仅是商业银行内部进行的自我监控更是监管机构的重点监测内容。资本充足率的健康可以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更能抑制商业银行过度涉及于风险资产的投资，保障大众存款人利益。《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全球商业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7%，是现行标准2%的三倍多。商业银行是代表股东而不是社会公众利益的，因此其自身的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本质出发点是为了股东的最大利益，即在法律的规定下尽可能为自身赚取更大的利益，这符合人的本性，也符合自由竞争市场的精神。但从金融危机的情况来看，往往受到最大利益损害的是公众而不是早已赚的盆满钵满的银行家们，他们不但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反而能够逃离法律的追求。因此，在宏观谨慎政策背景下监管机构严格监督商业银行对自身资本充足率的管理以及对其实施严格的标准有助于保护公众的利益，减少商业银行高杠杆从事高风险资产的投资。

作为系统风险重要的影响因素，金融衍生产品的迅速增长直接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急剧累积，金融危机就为这一影响提供了最好的佐证。金融衍生产品由于属于表外业务，故在传统意义上可以逃避很多来自金融机构的监管，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总量达到了表内业务的三倍左右，其高杠杆率以及高分散性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在分散风险的同时通过多向对冲为自己赚取最大收益。新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特别加强了对场外交易（OTC）的衍生产品和资产支持证券等产品的监督，重要内容包括：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银行可保留常规的利率、外汇、大宗商品等衍生产品）；对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行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由此可见，新法案提出了更为严厉的要求和措施，将原本由金融机构自行监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实行多方监管，强迫其提高透明度，这对于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能力的促进和提高有着非常大的提高作用。表外业务现如今作为商业银行盈利的重要来源点，却一直处于监管之外这是十分危险的，新法案的提出符合了当前宏观谨慎性政策的要求，也提升了商业银行微观层面提高表外业务风险管理的能力。

压力测试是指一些系列用来评估一些异常但又可信的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脆弱性影响的技术总称。在微观领域，一方面压力测试具有能评估某些小概率事件对银行经营或其所拥有的投资组合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优势，可作为金融稳健性指标。另一方面压力测试能帮助金融监管者更好的监管个别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均要求或鼓励所属银行遵循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规范建议进行压力测试的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微观压力测试在国际银行业得到广泛运用，已成为银行等金融机构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而宏观压力测试由于能模拟潜在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引起了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策当局广泛的研究兴趣，并在实践中得到迅速推广。

商业银行作为实体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定期的压力测试对于健康地运营，显得尤为重要。商业银行所涉及的风险管理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中，操作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内部产生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以及内部控制来很好的抵御。信用风险则强调宏观层面产生剧烈变化对银行流动性产生的影响，与宏观经济形势结合较为密切。市场风险则更为关注来自微观层面的变化，例如利率以及汇率的巨幅波动等产生的对银行产生的风险。因此，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是银行需要特别重视，以及定期用压力测试的风险。中国银监会在2010出台的《商业银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内部模型法监管指引》中明确了对中国银行业的压力测试的要求。它要求压力测试应具有定量和定性标准；定量标准应明确商业银行可能会面对的压力情况，并能够涵盖不同的严重程度；定性标准应强调压力测试目标是评估本行资本吸纳潜在大额亏损的能力以及寻求本行可以采取的减低风险及保存资本的措施。从宏观层面来看，谨慎性的宏观政策下，加强了对压力测试的要求，不仅要求定性更要求具有定量的标准，使得不管是出于自身还是出于监管压力测试这一工具在风险管理中的功效得到进一步强化。

压力测试在银行体系宏观审慎监管的作用具体表现为：（1）用于评估银行体系整体风险，了解银行系统的脆弱性。监管当局对于银行体系风险评估一般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包括制度、结构和市场特征及监管框架、标准与准则等信息分析；定量分析包括金融稳健性指标、宏观和行业资产负债表分析、早期预警系统、压力测试等。定量分析中，早期预警系统及金融稳健性指标提供现状和历史的对比情况，而压力测试提供未来极端事件冲击的不良后果，测试负面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与商业银行日常采用的压力测试不同，监管当局一般采用宏观压力测试作为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分析工具，宏观压力测试偏重于宏观压力背景，在行业层面评估宏观压力情景对一国银行体系稳健性的影响，便于监管机构了解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第2篇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宏观审慎；预警模型；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4－0057－04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遭受重创，世界经济大幅衰退。金融体系顺周期性、杠杆率过高以及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防控被认为是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本次危机成因与以往危机明显不同，这促使各方一方面思考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又在思考原有系统性风险和危机管理思路的局限性与不足。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英国议会、欧盟理事会的市场管理思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提出了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危机的爆发及发达国家风险和危机管理思路的变化，既给我们提出了警告，也促使我们思考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危机的预警及管理问题。

一、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与特征

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系统性”有两方面涵义：一方面，是指一个事件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功能；另一方面，一个事件让看似不相干的第三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因此可以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或丧失功能的或然性。与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或个体风险相比，它具有复杂性、突发性、传染快、波及广、危害大五个基本特征。

在近十年研究的基础上，有关学者对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了新的观点(见表1)。与传统观点相比较，新观点对近些年来的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有助于加深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和干预。

(二)金融危机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联系与区别

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金融危机是一个取值非“是”即“否”的哑变量，而系统性风险是一个连续变量。系统性风险具有一种或然性，而金融危机是这种或然性的一种具体实现。金融危机其实就是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特殊阶段和特殊状态。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首先要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要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及来源，建立预警和防范机制。

二、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但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汇率、政府债务等问题与金融稳定、经济增长的联系更加密切，再加上金融业在国际间、机构间、行业间的交叉融合及互动性增强，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

(一)宏观经济周期性调整

尽管周期性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经济周期大幅波动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次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投资和消费失衡，内需与外需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加重等累积性的结构问题凸显，而且人口红利减退、政府主导型投资必须转变等将导致我国经济开始周期性调整的可能性加大。

(二)房地产信贷风险

以房地产市场为首的资产价格泡沫易于引发系统性风险是近代金融危机的典型特征，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更是以房地产贷款质量下降为导火索。2009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增速高出贷款平均增速6.7个百分点，房地产贷款余额及新增额占比均提高明显，占比达1／5左右。目前，我国购房者的月供占收入比、空置率、房价收入比等均超出国际警戒线。随着国家严厉调控房地产政策的频出，房地产信贷风险不容忽视。

(三)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

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透露，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8.5％；2010年6月末，政府融资平台余额增加至7.66万亿元。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还款来源主要依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土地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旦土地价格陡然下跌，财政收入将大幅下降，融资平台偿债能力将会减弱，有可能引发地方财政危机，并波及金融机构。

(四)汇率波动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对我国来说，汇率变动存在的最大风险是人民币汇率将房地产泡沫、融资平台偿债能力、通货膨胀、经济波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尽管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25％，但由于市场预期人民币处于长期升值通道，大量国外资金仍利用各种渠道涌入中国，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加剧了房地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如果政府调控力度加大，有可能刺激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银行的大量房地产贷款形成不良，进而影响政府还款能力和融资平台贷款质量。

(五)通货膨胀风险

通货膨胀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也是多元和复杂的：一是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再加上“价格黏性”的原因，使得企业无法及时转嫁生产成本，处境困难。二是通货膨胀背景条件下，存款资金回报率相对降低，引发“存款搬家”现象。为追求利润，在可贷资金减少的情况下，银行可能采取冒险性的经营活动，加剧风险；另外，“搬家”的存款流向资本市场，易引发资产泡沫。

三、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预警，本文运用“五系统加权法预警模型”(汪莹，2003)来量化分析我国系统性风险。该模型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信号显示四部分组成。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系统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运用专家评价法对各子系统及其内部指标进行了二级赋权；然后运用指标值映射管理办法，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

(一)指标选取

根据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我们从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金融体系稳定性、房地产市场风险、债务风险、外资冲击型风险等五个方面设计了我们的指标体系，而各个子系统中我们根据能够反映该子系统风险情况的原则，共选取了26个监测指标(见表2的二级指标)。

(二)各个指标预警界限

对每项指标我们选取四个预警区间：安全、基本风险、风险和较大风险状态。所选择指标根据风险性质不同，分为风险单调型和风险非单调型。风险单调型，即风险状态随着指标值的增加而呈现单一性质变化；风险非单调型，即在安全区域两边随着对该区间距离的增大，风险状态增加。预警区间及预警界限的主要标准，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等专家研究的经验数据，以及一些专门的科研机构所做的研究成果如巴塞尔资本充足率

协议、一些通用的国际惯例等。

(三)指标赋权重计算

本文利用专家调查法和AIIP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我们选择了5位专家，向其发送评价的原始表格和评价尺度，并用AIIP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处理(过程略)。AIIP法处理的最终结果如下(见表2)。

(四)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管理办法

我们所取指标的值其性质和意义不一，包括比例、时间，缺乏可比性，因此通过将指标值映射为分数值对其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办法为：对于每一个指标值，根据其在不同风险状态的警界限上限和下限中的相对位置，按照相应的比例映射出相应的风险值。

将指标值映射为风险值后，首先结合指标权重计算出各个子系统的综合分数，确定风险程度；然后计算出整个金融预警系统的风险程度综合分数，根据分数值确定整个金融风险的程度。风险状态以及对应风险值见表3。

(五)实证结果

运用该数据处理方法计算得各二级指标风险值。然后以AHP法得出的一二级指标权重将各风险值加权得我国的系统性风险值(篇幅所限，此处略去相关数据)。

1、我国各子系统风险波动情况分析。

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风险值处于基本安全区间，但风险值距风险区间较近。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的风险值有逐步升高的趋势，特别是在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我国宏观经济风险出现了大幅度的升高。之后虽有下降，但从2010年2季度开始，随着通货膨胀风险的不断上升，我国宏观经济环境风险又开始有所抬头。

二是金融体系子系统系统风险较小，处于基本安全状况。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风险不高，风险值分布在30％以下。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金融改革的快速推进及国有商业银行陆续上市，银行业整体不良率下降，资产质量改善，资本充足率不断提高。2008年4季度之后，在刺激性经济政策推动下，银行信贷大量投放，再加上房地产信贷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规模增加，银行业潜在风险有所提高。

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较高，处于风险区间。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05年以来风险值大部分时间超过50％，特别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更是超过70％，落入风险区间，说明我国的房地产风险一直较高，仅仅是在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房价涨幅及房地产贷款增速有所放缓时，风险才比较低。

四是政府债务风险子系统面临一定风险。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债务风险在2008年之前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区域；2008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大幅上升，我国债务风险逐步走高，风险值从2009年1季度的37.6％上升至2010年3季度的64.1％，进入风险区间。如果把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考虑进去，我国政府的债务风险将更加显著。五是外资和汇率子系统较为安全。因为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余额和我国的外债额比较低，我国的外资冲击型风险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区域。2009年以来，经常项目差额减小以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减小等因素，使得我国的外资冲击型风险进一步降低。

2、我国总体系统性风险分析。综合各子系统风险状况，加权计算得到2005年以来我国总体系统性风险值。从实证结果(见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体性系统性风险一直维持在基本安全的区间。最高值出现在2009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主要原因是如上文所分析的，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子系统风险、金融子系统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及债务风险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进入2010年，我国总体系统性风险高位缓慢回落，从2009年3季度最高点的44.4％下降到2010年2季度的41.2％。总体讲，我国系统性风险较低，处于可控的范围，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及房地产市场风险需特别关注。

四、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管理对策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第4篇

人民币继续不断刷新升值记录，自4月份以来升值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5月9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1925，是1994年中间价以来的最低值。自2012年10月以来，人民币再次进入单边升值阶段，7个月的时间升值2.3%，而此前的一年则是双向波动。

与以往在美国强烈政治压力下的升值不同，最近一年多这种压力已经很小，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份的报告中认为，人民币目前只是轻度低估。在中国经济和外贸都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为何人民币近期却反而“逆势”升值呢？这或许是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积极推进汇率改革的一种准备，因为保持币值的稳定甚至一定程度的强势，对人民币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无疑是有益的。

5月7日，国务院称，将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

一些机构预计，在下半年央行就会有明显的动作。渣打银行预计，2013年7月前，人民币波动区间有33%的概率会扩大，三季度末之前扩大的可能性超过50%。

为什么汇率改革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会在这个时候加速呢？因为汇率制度是制约中国宏观政策绕不开的障碍，也是导致诸多问题不顺的症结，在原有汇率制度下的宏观政策操作已经很难再继续下去。

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依然维持在20%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无疑是不正常的。它主要是过去几年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所带来的流动性导致的结果。可以说，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几乎是被外汇占款绑架了，只要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外汇占款也会随之增加，存款准备金率就很难正常化。由于存款准备金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资金用途，相当于是一种准备金税，会扭曲金融机构的行为。

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再度下降，按理是适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但由于外汇占款相比2012年有大幅增长，无疑会捆绑住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最终导致的畸形结果就是，经济增长虚弱，但存款准备金率依旧居高不下。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万多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贸易和金融安全需要的量。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配置美国国债，不仅收益率低，还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

其实，随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出口增加本来是好事。但由于结售汇制度的问题，外汇资产都集中到了央行手中，所以才衍生出了流动性随外汇占款被动释放，存款准备金率被迫维持高位，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等问题。

虽然最近一两年已经对结售汇制度放开，提出了“藏汇于民”的构思，使得上述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企业和个人并不能随意去境外投资，如果他们没有贸易用途的话，也就不愿意持有更多的外汇。

在宏观政策中，汇率政策往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环，它应该根据经济的情况做出调整。比如，当通胀压力较大时，汇率的升值具有一定的抵御作用；当出口疲软时，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当欧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灵活的汇率也可以抵御外部流动性泛滥的侵袭。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并非自由浮动，也就没法发挥这些自动调节的作用。

金融宏观政策范文第5篇

今年上半年的日历已撕完最后几张。国家统计局最终交出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

在美日欧经济全面衰退,全球增长前景阴霾重重的情况下,7%以上的增长虽不及改革开放30年来年均增速,但却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阶段救急式的“维稳”、“保增长”的目标基本完成。

但是,为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完成“保增长”,宏观政策代价不菲。由于政策本身的着力点依然是寄希望于通过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保增长”的任务是完成了,同时,政策的负面效果亦开始显现。

比如,有很多地方为了单纯追求投资效率,在资金配套不到位的情况下,跟风上马,大部分资金投向了“两高”行业,而民间投资依然冰冷一片,中小企业生存的严峻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观。由于宏观政策过于强调“保增长”而忽视了“调结构”的大局,中国产能依然过剩,内需依然不振。

所以,中国下半年的任务是:不仅要继续巩固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果,更要消化前一阶段政策的负面效应。

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胆预测,在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方向不会急刹车的情况下,政策的目标“拐点”必将提前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2009年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高达7.36万亿的信贷,超越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引擎,在没有启动民间投资和政府财政增收困难的双重困境下,将面临政策持续性的空前压力。因此,下半年即使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政策本身的“内涵”必将有显著的调整,期待出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通胀压力提前显现。

如果说上半年宏观政策一举扭转了经济下滑的颓势,那么下半年才是真正考验经济是否企稳的关键时期。但大量信贷的投放助长了通胀的预期,在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通胀的提前来临可能会导致经济进入可怕的“滞涨”状态。

第三,经济结构调整被延迟。

由于过分强调“保增长”,结构调整和解决产能过剩的任务一再迟延,甚至一部分投资投向了产能过剩的领域,造成产能过剩更加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更重。这样,宏观上由于公共投资的加大,使得本来投资过大的宏观结构更加失衡,微观上为了保增长,催促落后产能和重复建设在一些领域卷土重来。因此,从增长的持续性而言,结构调整是下半年绕不过去的艰巨任务。

第四,危机延缓了关键领域的改革。

经济危机非但没有成为改革的契机,反而使得诸多关键领域的改革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领域的深层矛盾,不可能绕开关键领域的改革而得到解决。垄断、资源价格、收入分配、民生工程,还有民间投资,乃至中小企业的复苏,如果没有改革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我们可以判断,如果将上半年救急的宏观政策视为“西医”疗法,下半年,中国则需要对经济进行调养的“中医”疗法――“调结构”取代“保增长”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

就具体的政策措施而言,笔者预计宏观政策将在以下五个方面着力推进:首先,继续坚持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其次,中央出台更加具体的刺激消费政策,进一步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例;第三,在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没有得到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进一步出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揽子优惠政策;第四,资源税和垄断领域的改革将再次启动;第五,出台启动民间投资的新的“非公36条”,将民间投资的启动作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