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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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政策范文第1篇
Abstract: Adjustment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financial monetary policy to housing price w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aiming at financial tsunami in 2008 which triggered by real estat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nd the subsequent rising housing price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关键词：金融；货币政策；房价
Key words: finance；monetary policy；housing price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4-0113-02
1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关系分析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房地产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除具有一般商品货币运动的共同特征外，同时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包括资金投入量巨大、周转时间长、运动过程复杂、高风险、市场潜力大和增值能力强等。而恰恰是因为这些特点，房地产业大量以土地房屋抵押贷款方式扩大投资开发规模，因而存在着的大量的资金需要和占用，从而使房地产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作为一种资金密集型的行业，房地产业对金融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在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往往需要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来进行筹资、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等一系列金融活动。也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发展与金融的息息相关，彼此可谓相互依存，任何一方的变动都可以引起相对方深层次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变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和微观灵敏。而我国作为一个房地产市场在近十几年来激增的人口大国，虽然金融体系和机构相对发展成熟度不高，但间接上占主导我国宏观经济的仍然是金融业，房地产市场也严重依赖银行信贷及其相关金融服务，因此任何货币政策的变动都能通过信贷渠道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进而影响房价。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它对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能够起到强大的助推作用。金融业不仅为房地产开发投资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和信贷支持，从而将房地产业的供给能力有效扩大，而且还为房地产业的消费使用提供了诸如按揭支付等服务项目的支持，从而保证了房地产业的需求水平的高效性，因而全面贯穿渗透到房地产业的每一个运行环节之中。当然，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业在发挥对房地产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同时，从消极方面来讲，房地产市场的任何层次的兴衰变动都能够精准而迅速地影响到金融体系本身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走向和稳定。如2008年以美国房产次贷危机为根源的世界金融海啸爆发，就非常深刻而直观的体现了房地产业在信贷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乃至宏观经济低迷的事实。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紧密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适时推出的以货币政策为中心操作路径的宏观经济政策，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尤其是对房价的调控，客观上是顺应遵从了房地产业与金融业之间一衣带水的联系的。因此，我国政府在金融货币政策上的审慎考虑并积极操作，并以调控房价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进而对我国宏观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发挥重要的规范作用。
2我国金融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房地产业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过高，因此蕴含着极大的金融投资风险。多数房地产业投资商都比较欠缺资金，八成以上的房地产开发资金和土地购置，都直接或者间接来自银行贷款。而从住房消费方式来说，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的人占到全部购房总数的90％这样的高比例。同时，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负债率远远高于世界公认的过半举债的警戒线，大多数企业都在七成以上，个别地超过八成。这些都证明了我国房地产市场自身巨大的金融风险隐患，绝大部分都维系在金融机构上。
2.1 过高或不稳定房价，会对其它方面的需求和投资造成严重抑制，而国家也因此无法实现调整产业结构和拉动内需首先，过高或不稳定的房价使得潜在购房者承受着更多的按揭贷款和购房心理压力，因此造成他们在其它方面尽可能的压缩开支，影响了日常消费信心。其次，房地产的暴利特性吸引了更多的社会资本来投资，从而极大的占用挤用了工农业发展所难能可贵的资金支持，使得本就难得的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使得其他方面的投资受到的极大的削弱。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就业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得这种挤出效应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然带来不利影响。这种效应同时还会使我国金融机构积累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而且高房价造成大量的房屋空置，进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大量闲置资金沉淀于无法进行流动的闲置房屋上来，从而使得金融机构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资金链条一旦断裂，我国金融危机出现的几率会增大。
2.2 房价的攀升会造成整个物价的上涨，从而造成通货膨胀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极高，诸如建筑业、材料业、室内装潢等，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国房地产开发的过热，必然带来与房产相关的原材料等产业的稳步上升。房地产涉及的相关行业极广，因此受到连带影响的商品也就非常的广泛，因此可以推断出，通货膨胀很可能随着房价快速上升而萌发产生并愈演愈烈。而通货膨胀一旦发生，物价飞涨，人们的生活水平将全面下降，因而造成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加剧两极分化，这一点是最直接的。高房价使加剧了这种阶层结构的大幅度分化，塑造了一批地产巨富的同时，也会让大量中产阶层下滑到低收入阶层，而让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无定所而形成巨大的恐慌。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2.3 过高的房价培养了一大批房产投机众所周知，暴利行业都会滋生投机行为的。而房地产业是当前最暴利的行业，自然房产投机是举不胜举。由于过高的房价，房地产开发商努力从多种渠道克服自有资金下限对自身的约束，而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将风险连同银行和购房者群体捆绑到了一起，更加降低了房地产投机的风险，刺激了房地产投机的盛行。同时，房价的不合理还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得到地产、房产的开发权，会与房地产管理机构注入国土资源部门、房产住宅管理部门实施权钱交易，而相关管理人员往往又进行权力寻租，以非法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等行为、行贿受贿，纵容开发商非法获取开发权，甚至对不求质量、忽略安全、只追求高利润的豆腐渣工程听之任之，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过高的房价会引发房地产市场对金融业风险的全面揭发，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危害甚大。而从金融机构的角度主动出击，通过金融货币政策体制改革来调控房地产市场和房价，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一种自觉的修复和平衡。因此可以说，我国金融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这种风险进行预测、防范、控制和化解，是很有必要的。
3我国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房价的影响分析
3.1 我国金融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主要途径针对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价调控，我国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集中货币传导和信贷传导这两大渠道。
3.1.1 货币传导在宏观经济学的视野中，货币供应的变动往往能够转化为产出、就业、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变动，因此，我国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发挥这一渠道的作用。货币传导主要通过利率传导和资产价格传导这两个途径来实现。首先是利率途径。我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机构诸如央行，往往通过对货币政策进行工具性操作，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主，从而增加社会上的货币供应量。而在金融市场流动性效应发挥作用下，降低了市场利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而企业的投资就会增加。这一政策调控会产生两种效果，其一是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致使房地产供给的不断攀升，从而使得房价普遍下降。然而由于房地产从投入到产出往往经历的周期比较长，房地产的供给往往有着滞后的增加额，对现有的供给影响微乎其微，因而对房价的影响十分有限。其二，由于社会总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进而人民群众的收入增加，继而提高了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欲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助推了房价的上涨。其次是资产价格传导途径。资产价格是资产转换为货币的比例关系，通俗的说就是单位资产可以兑换为多少货币。由于资产价格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一环，资产价格的任何层次的变动都会阻碍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有效影响。另外，资产价格中由于内含了关于货币政策的关键信息而具有信息和揭示的作用，央行需要确保其揭示的信息与货币政策相一致。货币政策当局加强对资产价格的关注，一方面也要求机构投资者更清楚地认识货币供应对资产价格的作用机制，把握市场走向，另一方面反映出了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地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能够影响融资成本而使股票价格发生变化，最终导致房价的变化。
3.1.2 信贷传导信贷传导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资产负债表两种路径。首先是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这一传导机制是我国金融货币政策主要使用的传导路径。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央行通过公开操作市场、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而对货币供应量造成变动态势，这一系列政策会造成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变化，从而对贷款供给能力产生影响。银行贷款能力的变化，一方面会影响住房贷款的可获得性，从而增减房地产的需求，导致其价格的相应变化；另一方面会影响那些依赖银行贷款融资的房地产开发商，使他们改变对房地产的投资，改变供给，进而影响房价。其次是资产负债表。这一路径着眼于指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可以经由特定借款人受信能力的制约而得以强化。随着社会和市场上不断减少的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水平将大幅度提高。借款人就需要支付不断增长的的利息额度，因而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就会面临式微和恶化，就会生成道德风险继而逆向选择，从而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量。
3.2 我国金融货币政策对房价的调控作用作为一种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供应的整体状况对我国房地产业的运行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过高的房价如同其他商品的价格过高一样，都要从货币角度来治理。我国金融机构全面落实了出台的各项金融货币政策措，尤其是坚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尺度和节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3.2.1 通过提高央行准备金率来调控房价这一举措能够有效的紧缩银根从而克服通货膨胀。提高存款准备金从而提高存款冻结额度，进而限制社会上的资金流动，从而降低风险，使房地产企业要支付的月还贷额大幅度提高，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投机动机。同时，这一举措也降低了居民对住房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
3.2.2 对商业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严格控制2007年出台了“二套房贷”政策，其核心就是对首次置业和非首次置业采取有差别的信贷政策，事实说明，该政策是有效果的。如果房价上涨过快，可以考虑进一步提高二套房贷的首付比例。2008年至2009年，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开发贷款对房价的影响和传导途径①。住房按揭贷款是针对住房需求进行的政策性干涉从而影响住房消费心理，而提高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遏制房价。
4提高我国金融货币政策对房价调控的有效性对策
4.1 全面提高央行的调控力度中央银行是我国的政策型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实施金融货币政策的权威机构，因此全面提高央行的调控力度和能力是首要的。当前我国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亟待完善和提高，首先表现为货币政策在土地交易价格等环节的调控中作用十分有限。中央银行调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整信贷条件来调控商品房供需。然而我国商品房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交易价格上涨过快，而中央银行在土地交易价格的调控上基本上无能为力，调控作用甚微。其次，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在实际的金融操作过程中，中央银行降息行为仅从降息的幅度来看，并不会明显的影响到房地产市场，而这种降息行为体现的更多是向市场传递一种信号，即国家要刺激投资和拉动内需。经济发展自身具有的惯性使得，供求关系不能在短期或一段时间内明显改变。再次，房地产市场数据信息存在问题。目前，各部门问尚未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从这些问题的表象来看，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决策的相对独立性是今后金融机构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还应该赋予中央银行合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的权利，结合我国的经济和金融状况，适时的、自主的采用政策工具，从而能够更加灵活的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各种变化。
4.2 控制住房贷款规模和结构，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速度货币供给量的快速增长，必然会连带提高住房贷款，进而使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提高。尤其是伴随着住房贷款准入限制门槛的降低，使得投机需求得到了激励，引发了新一轮的房地产价格攀升。因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我国的金融机构诸如银监会，就必须要加强住房贷款数量和结构的控制，从而对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进行抑制，从而全面提高住房贷款的质量，这样就可以抑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发展从而降低了贷款风险。而针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的货币政策的信贷机制要更加集中于对结构调整和拉动内需的支持，从而继续强化对三农、中小企业和就业等薄弱环节的资金和信贷支持，尤其是要全面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限制对产能过剩、”两高一资”和重复建设行业的贷款，防范潜在信贷风险。这些都是我国金融货币政策的整改方向，也能够对抑制房价产生积极效果。
4.3 结合金融实际积极制定和实施具有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市场自身具有滞后性，任何形式的市场信号都只能在发出之后才会得到验证，因此任何针对市场信号所进行的政策都是滞后的。因此制定一个具有前瞻性、先验性和预测性的货币政策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我国的金融管理机构应该结合我国房地产金融的实际情况和主要问题，建立健全并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市场预测尤其是风险预警制度体系。现有的三个关于房地产预警系统的指标体系，基于其本身主要采用定性方法来建立的特性，在客观反映房地产业运行整体状况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强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是必要的，其基本任务是对不同的经济对象进行描写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警方案并科学合理的运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优化和风险防范。当然还要结合我国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的立法和严格的政策治理，并结合其他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通过利率的市场化传导来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的效应，积极实施房地产产业政策，定位房地产发展规模，以保证房地产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
注释：
①艾丹.货币政策在抑制高房价中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参考文献：
[1]艾丹.货币政策在抑制高房价中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2]郭科.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实证分析[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7）.
[3]段东忠，曾令华，黄泽先.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信贷增长的实证研究[J].金融论坛，2007，（2）.
[4]刘旦.货币政策与房价的关系研究[J].上海房地，2010，（3）.
货币金融政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统一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区域差别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08―04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一、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成因
金融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状态的区际差异造成的。这是因为，按照内生金融成长理论的观点，不同的经济状态给金融成长所提供的成长条件和成长区间是截然不同的。格利和肖就曾经指出，如果离开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金融发展将难以理解。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产生与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经济转轨国家，在整个经济制度变革过程的前期，基本体现了政府推动和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特征。具体来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改革中，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是分领域、分地区各个突破、分步推进的。
由于采取了局部推进的非均衡改革战略，因此，中国的改革特别强调改革的次序问题。为了具体地落实改革的先后次序，我国在“七五”计划中，根据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提出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地域划分及国土开发实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赶超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一区域差别发展战略所引起的负效应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地区差异性所替代，传统的区域经济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被打破，区域经济运行由均衡走向非均衡。
经济决定金融。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而这种供求不均衡使得区域金融运行的差异性开始显现。
改革初期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提供了动因，以此为基础，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由弱变强的、非政府主体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加快了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运行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着放权让利而展开的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国民收入的主要支配权由政府转向民间。这一转变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培育了必要的市场主体，为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制度变迁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即：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不再由政府惟一地决定，基于已有的分权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非政府主体也较大程度地参与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
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来讲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因此，非政府主体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积极参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力，也就取决于市场经济不断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激励机制作用的大小。由于改革初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不同区域的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市场激励，这样一来，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同区域非政府主体参与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热情与动力明显有差异，由此决定了来自于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而实现的经济与金融成长绩效存在区域差异，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
虽然，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与以往历次经济体制的变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看，1979年以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行政分权的做法，即中央政府从计划、投资等各方面层层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分解指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和权力。从资源空间配置的角度来看，从改革中获得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的地方政府，开始明确地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与金融运行中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主体。而在我国依然近乎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中，发展速度则直接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和对资源的占有量。即：地方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资源配置权的大小以及能否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资源的前提是拥有可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每个地区都想借助拥有更多的货币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样，地区间对资源的竞争就表现为为本地区获取更多货币的竞争。“拨改贷”后，金融成为各地区资本形成与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地区金融资源的多寡越来越成为决定地方经济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地方关注的目标随即转向了金融部门。在金融以“条”为主、地方以“块”为主的状态下，“条块分割”的矛盾必然导致各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需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非合作博弈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零和博弈来完成。由此，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而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最终配置格局取决于博弈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博弈能力的对比。
首先，就各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各区域经济实力进而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实力上的差异。发达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使其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欠发达地区则恰好相反，较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发言权降低了欠发达地区在包括资源配置权限划分等在内的各种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削弱了这些地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
其次，就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与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制度供给与制度的有效执行方面均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在区际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一劣势使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面临着执政的风险和政治租金丧失的风险，并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在争夺经济与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总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能
力的区域差异是显著存在的，这决定了各地方政府占有或控制金融资源能力的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存在差异。在政府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主体而存在的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业已存在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变得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变迁模式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的显著差异，不同的发展环境为不同地区金融需求的培育、金融供给能力的提升以及供需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等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各区域金融运行由此走上了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以争夺金融资源为核心的利益博弈，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先进入者优势而占据了博弈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金融资源的配置随即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配置格局，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地扩大，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特征由此得以强化。
二、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与经济发展的既有路径与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必然对内生于其中的金融发展模式产生本质上的影响。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走上了一条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变的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迁服从并内生于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由计划到市场的总体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上呈现出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在微观上则更多地受到微观金融与经济运行状况的制约。
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的确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直接调控方式下，中央银行使用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由于严格的规模控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具有相当的控制力；而在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使用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借助于市场对政策信号的传递以间接地调节微观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就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完善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金融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有无反应和反应程度的大小。可见，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既定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效力的提高不仅要求中央银行从宏观上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而且还要求中央银行应当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微观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金融市场化改革由东向西渐次推进的改革秩序安排，人为地给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使不同地区金融深化的速度与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金融运行最终呈现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并存的特征，即：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抑制”状态并无实质上的变化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却因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显著推进，而更多地表现出了“金融深化”的特点。
在微观金融运行显著影响政策效力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机制下，各区域“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状态的非均衡性，必然导致不同地区对统一货币政策调控反应程度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以区域经济与金融均衡发展为前提假设的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矛盾。
(一)金融深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单一的矛盾。
尽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已由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过渡到了以间接调控为主，但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目前，银行信贷渠道仍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中央银行对利率、汇率以及财富渠道的驾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微观金融运行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家对金融拥有较强控制力的情况下，这一状态无碍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银行信贷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减弱，单纯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降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集中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的显著区域差异，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高度依赖于国有金融的同时，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市场金融的发展，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不仅能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获得，而且，还可以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筹资、民间借贷及引进外资等方式来满足。这样一来，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地区微观经济主体对经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必然弱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反应，由此造成统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出现区域差异。
(二)经济金融总量与结构的区域差异与统一货币政策调控的矛盾――货币政策扩张或收缩的区域不同步性。
首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长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按同一比率缴存准备金势必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缺乏的状况；同时，受经济与金融扩张能力的影响，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大得多，而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幅度却要比东部地区小得多。
其次，在统一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条件下，现金漏损率的区域差异会导致货币乘数效应的区域差异。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漏损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现金漏损率的大小受信用发展水平、交易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化程度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现金交易比重较高，此外，东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的客观差异，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现金漏损率比东部地区更高，货币乘数则更小，这样一来，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在各地区所形成的货币乘数效应就是不同的，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不同经济区域的扩张或收缩程度显然不同。
再次，从经济与金融结构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筹资渠道广，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国有经济。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这样，以商业银行信用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远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要大，因为中央银行的紧缩措施通过国有商业银行首先传导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依赖程度小的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同时，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国有金融与市场金融均更为发达，金融体系更为全面与完善，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广泛，地区内投资扩张回旋空间大、速度快，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更不显著。这样一来，同样的货币政策
调控就会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扩张或收缩效应。
(三)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区域差异与统一基础货币投放的矛盾――货币投放效果的区域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说，自1993年末国家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在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人民币外汇占款”资产取代再贷款，成为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主渠道的这一变化，使得地区出口及创汇能力成为了决定本地区货币资金宽松程度的关键因素。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几乎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出现了东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量充足，而创汇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不足的非均衡格局。不仅如此，由于1994、1995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幅度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相应地以“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也急剧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对此，中央银行采取了收回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对基础货币的过快投放进行冲销。这对于经济已经过热的东部地区起到了必要的降温作用，而同样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于资金已经并不宽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金融内生成长能力的区域差异与单一货币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强化的可能。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区域不同步性，赋予了不同区域不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动力和活力，东部地区因为拥有了改革的优先权而表现出更大的发展活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改革初始推动力，从而拥有了改革“先进入者”通常能够获得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先进入者优势”赋予’了东部地区在经济市场化与货币化中的领先地位，使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市场机制也更加完善，东部地区由此而走上了一条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的良性发展道路。这种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获得，使其能够在国家诸多优惠或倾斜政策取消以后，仍能保持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地增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滞后，不仅限制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而且，由于发达地区的相对发达，使其在与发达地区的区际生产要素流动与区际贸易分工中处于竞争劣势。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此走上落后便更落后的恶性循环道路。在区域经济与金融内生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却基本上采取的是全国一刀切的调控措施(某些政策仍在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倾斜)。比如，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全国统一性，企业上市审批条件的全国统一性等。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显著缺乏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情况下，不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单一货币金融政策调控，必然使这些地区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因为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而难以拓展。由此可能会使已经落后的中西部金融更加落后。
三、政策建议
货币金融政策范文第3篇
一、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依据
金融稳定指金融体系能够有效地发挥关键作用，即使在出现冲击、遭遇压力和发生严重的结构性变化时仍然能够实现这一点。
（一）原目标体系下的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纠正金融不稳定
1、货币稳定并非金融市场稳定
金融不稳定的诱因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交易主体的短视预期，造成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出现冲突，导致货币稳定的同时金融不稳定。铃木淑夫在总结日本资产泡沫原因时说：“因为物价稳定日本银行容忍了货币的过剩供应，没有想到资产膨胀的重要性。”
2、金融不稳定传导至货币不稳定的时间过长
当资产价格迅速提高时，人们预期收入增加，财富增加刺激当前消费支出，使得货币需求上升，客观要求货币供给随之增加，形成通胀压力。若根据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供给就会使通胀压力超过实体经济承受能力，所以会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执行，通过针对货币稳定目标的途径达到同时稳定金融的目标。但这个作用过程相当长，基于货币稳定目标的货币政策就很难完全为金融稳定进行预警并有效化解风险，短期内造成货币稳定而出现金融不稳定。
（二）金融创新使货币政策难以忽略金融稳定的因素
金融创新给市场注入推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传导途径，从而大大降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加强了货币与资本市场的联系，商业银行可以将各类贷款证券化，通过将风险借助证券市场转移给投资者的方式，强化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加强了货币与资产在价格稳定方面的关联度，而市场约束机制也限于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承担主体界限越来越模糊，会在短期内出现失灵而诱发金融不稳定。
（三）央行负有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职责
银行信贷资金和金融市场间以转移风险或其他渠道关联度不断加强，导致金融市场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和集中，而金融市场由于投资者众多，单个市场的风险极易蔓延至其他市场，引发风险的跨市场共振。这种风险传导非局部市场所能控制，需要央行宏观把握。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隐含和预示未来的经济金融风险，央行有责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以调控。
（四）金融不稳定对货币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1、金融市场状况影响人们心理预期
证券在家庭持有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心理预期短期内变化迅速并蔓延，市场的无序调整造成金融不稳定，仅占美国金融市场极小比例的次级按揭抵押证券化产品引发的次贷危机就是例证。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或其他渠道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并随着人们手中证券形式资产比例和金融产品品种的增加，影响程度增强。故央行制定货币政策需要兼顾资本市场。
2、金融不稳定极易破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传导过程中，重要的载体就是银行体系。现代市场金融不稳定所表现的风险跨市场传导使得银行体系在金融不稳定中所体现的脆弱性大大加强。一旦银行体系面临困难，会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畅，使央行调节经济极为艰难。
（五）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长期看，利率、货币供应量与证券市场行情有相关性，反过来资产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未来通胀的预期。这使得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具备最基本的条件，也具有可操作性。对于设定金融稳定目标，目的不是积极干预资本市场或市场行情，而是对金融不稳定进行有效预警从而消化风险和解决危机。如出现重大外部冲击导致货币金融环境恶化时，通过货币政策进行逆向操作，统筹考虑对各个金融市场的影响以稳定金融避免危机；当危机形成时，运用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以保证资本市场不至于陷入崩盘。
二、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为央行预警和化解金融不稳定提供有利工具
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后，央行可以考察对金融稳定目标的影响后实施各项货币政策，有效达到避免货币政策对单一市场冲击而引发的风险跨市场转移，并利用货币政策来促进金融稳定。当央行监测到金融体系存在某种市场无法自动修正的扭曲所导致的狂热市场情绪时，可采取先发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提高利率），引导市场交易者预期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进行相应操作，使资本市场降温。当金融不稳定形成危机时，纳入金融稳定后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为央行利用不同的货币政策化解危机提供有利工具，如通过向金融体系注资的政策手段，缓解市场流动性不足，防止相关金融机构破产而导致对经济的破坏。
2、长期有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
随着金融市场的日趋活跃发达，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越来越大。例如，在实体经济流动性过剩阶段，过剩资金通过消费和投资进行消化的利润率低于金融市场投资回报率，导致大量资金流入金融市场。这在减轻实体经济发生通胀压力的同时却加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风险，进而影响未来消费和投资，最终影响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因此，纳入金融稳定后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可在商品和劳务价格并不存在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处于金融稳定目标，针对金融市场难以持续的资产价格上涨，利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及时化解金融发展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累积，消除金融不稳定风险隐患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长期运行的影响，达到使社会总体福利有所提高。
（二）消极影响
1、可能出现短期内影响其他目标最优实现的情况
短期内，纳入金融稳定后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各目标的实现存在出现冲突的情形，金融稳定目标的实现可能损害其他目标的最优实现。第一种情形，央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前提下，为实现其他目标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时。如当经济过热存在通胀压力时，央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若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目标，考虑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缩水造成一些部门金融脆弱风险，可能降低政策执行力度，从而降低货币政策保持价格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效率。第二种情形，当经济增长稳定，通胀率较低但金融市场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时。若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目标而实行紧缩政策，会造成通货紧缩，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第三种情形，当金融危机出现，央行挽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时，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并通过货币乘数导致货币供给量更大幅度的上升，可能与货币稳定目标形成短期内的冲突。
2、伴生道德风险
金融不稳定导致的危机是对资本市场中扭曲投资行为的一种惩罚，若央行出于金融稳定目标，为避免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扩散至整个市场，利用货币政策替扭曲投资的操作主体承担后果，将会伴生道德风险并可能催生下次的市场风险累积。央行对危机中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的救援，对于机构几乎零成本，甚至可被机构看作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导致机构管理层或股东出于争夺这项资源的考虑，不再单一以自身风险约束机制为基础，使经营蕴含更高风险，导致金融稳定目标反而对机构的风险规避管理形成负向激励。
三、结论
原目标体系下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纠正金融不稳定而埋下金融风险，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新环境下，有必要将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且具有可操作性，这样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节更为有效，有助于经济长期平稳运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但也带来短期目标相互冲突和道德风险滋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应充分权衡金融稳定在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所占的权重和衡量金融稳定的指标体系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①黄达．金融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②段小茜. 金融稳定界说：定义、内涵及制度演进 [J]．财经科学，2007（1）
③王继权. 论金融稳定政策工具和制度体系[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3）
货币金融政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稳健；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038―07
自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更成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政策工具。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日渐成熟。2010年12月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新一轮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将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伴随着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上半年的加息举措，央行事实上已经传递了紧缩银根的信号，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次对货币政策进行大方向的调整，这可能预示着将从调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手，逐步退出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本文从多个角度，对1997年和2008年以来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加以比较，并对2011年新一轮“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改进建议。
一、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经济环境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也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制度、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使得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环境与1997年相较存在巨大差异。
(一)国内因素
1.经济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同
就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在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夕，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78973亿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65810.3亿元，为1997年的3.37倍；人均GDP从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2007年的20169元，家庭存款占GDP的比重也从1997年的59％增长到2007年的65％；在经历税制改革后，1997年财政收入为8651.14亿元，2007年则为51321.78亿元，增长了4.93倍，接近GDP增长速率的1.5倍。经济成果的积累充分说明，相对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家庭，中国经济抵御危机的能力都在增强。
2.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程度不同
1998年以来，以银行系统改革为代表，我国不断完善金融体系。首先，央行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不良贷款，使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下降9.7％。其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恢复了准备金存款的支付和清算功能，增强了商业银行资金平衡、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形成新的贴现、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两次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步放开政策性金融债券和公开交易国债的利率管制等。这些举措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完善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
3.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性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水平相对落后，规模也十分有限，造成货币政策工具单一，基本只能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1998年以来，公开市场的债券交易恢复，债券市场逐渐活跃；同时大力整顿银行间拆借市场，增强了金融机构资金的灵活性；发展以实物贸易为背景的商业票据，增加票据的承兑主体，降低票据市场的风险，增强了央行再贴现对货币总量和经济结构调节的功能。这些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发展的举措，增强了金融机构活力，为货币政策运用提供了更加多样灵活的调控工具。
4.货币政策受体的敏感程度不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银行体系中大部分不良贷款来自国有企业，这类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低，这就使货币政策的力度在实施过程中被削弱。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使用效率高、增值能力强的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作为将货币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最终环节的企业，对于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繁荣，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形式更为多样，投资方式更为灵活，从而增强了居民消费与投资行为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其他因素
1.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不同
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有限，受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它们大多与中国一样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关联程度较低。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美国，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遭重创，它们大多与我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从2000年的39％上升到了2008年的58.23％。不难看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更为深远，从外需的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
2.人民币汇率变化不同
从汇率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997年的8.2898小幅升值到1998年的8.2791，此后直到2004年汇率基本不变。1997～2000年出口总额分别是1827.9亿美元、1837.09亿美元、1949.31亿美元、2492.03亿美元，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口总额并未下降，而是在短时期的增长停滞后，1999～2000年又恢复了快速增长。
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甚高，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平均水平为7.60，201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62，进入2011年则达到6.587。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4.5％。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大大削弱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直线下降。2009年，外贸出口下降了16％，而进口只降低了11％，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出口减少的损失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为严重。
二、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出口大幅回落、消费与投资低迷、国内外市场均呈有效需求不足的态势，宏观经济有通货紧缩的风险。1997年到2002年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着重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改革国有企业，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货币增长过快而积累在银行系统中的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对我
国产生的负面影响时间较短，程度不深，1998年到2001年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6％、8.4％和8.3％，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则保持平稳并小幅下降。1991年到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7％，零售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6.2％，而广义货币和贷款的增长都在年均20％以上。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横向比较，我国M2与GDP的比值处于高位，市场在温和的货币政策作用下保持了良好的流动性。
而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国内经济正面临通货膨胀风险，2007年12月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至2008年6月间，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回收市场的流动性，以防止国内出现投资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直到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扩散并在全球蔓延，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向“适度宽松”。面对全球经济低迷的颓势，我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了9.2％的强劲增长，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较2008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城镇就业人员比2008年净增910万人，国内经济运行总体企稳向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
我国经济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平稳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同时通货膨胀的水平则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但应注意的是，与1997年宏观调控的效果有所不同，2009年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为投资拉动8.7％，消费拉动4.1％，出口拉动-3.7％。在出口大幅度衰退的同时，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的大规模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2008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5.7％，相比于1998年57.1％、1999年74.1％、2000年65.1％，明显偏低，同时这个水平也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构性调整力度不够，“惠民”效果不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扩张政策中大规模增加的投资推动，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能否像亚洲金融危机后那样实现长期稳定增长，能否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情况下也不出现增长乏力的情况，还有待时间检验。
三、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比较
(一)货币政策目标
1997年以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为“适度紧缩”，到1997年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试图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扩大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货币政策在1998年到2002年间稳健中略显宽松。
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实施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加深，到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底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从“适度紧缩”调整为“适度宽松”，表现激进，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保持市场信心，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
(二)调控工具与力度
受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采用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选择略为宽松的政策取向，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温和；2008年底货币政策则是从“适度紧缩”进入“适度宽松”，此番调整相比于1998年更为激进。例如，1998年我国连续三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而仅在2008年下半年的百日内央行就完成了五次降息、九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调整的频繁和幅度之大，都是出乎意料的。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基础货币从2008年8月的11.76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9月的13.34万亿元，为上年同期的1.13倍，到2010年底基础货币存量18.5万亿元，同比上涨了28.7％。广义货币M2在2008年底为47.52万亿元，2009年底为60.62万亿元，2010年底为72.6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19.7％。2009年底各项贷款余额为41.39万亿元，比2008年末增长25％；相比于2009年，2010年贷款的增速有所放缓，增速为19.9％。
如表1所示，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中比较密集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都主要集中在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降低利率除有效刺激投资以外，还向市场强烈地传递了宽松的政策信号。从降息的幅度来看，1998年开始的那轮调整幅度更大，持续时间也更长，而2008年开始的调整更倾向于高频率小幅度的微调。但这并不能说明2008年实施的货币政策更为温和，事实上从降息的频率和基础货币扩张的规模来看，2008年政策扩张的力度更强，但由于2008年新一轮降息开始时的利率水平不高，因此利率的下行空间不大，在执行了四次降息后，定期存款的利率已处于20年来最低点，活期存款的利率也低于2002年的最低点。
从表2来看，我国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次数和幅度，都比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更显剧烈。这同传统金融理论的结论差异较大，存款准备金率以乘数作用于货币总量，对于基础货币的扩张和收缩作用均十分剧烈，应属谨慎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而我国自1998年完成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成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惯用的主要工具，尤其是在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期间，运用更为频繁，2003年至2008年间的20次调整，有18次是2006年以后进行的(在200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就先后运用过10次)。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与我国宏观经济有扩张要求时更为倚重积极财政政策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各种基建项目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为配合财政政策而实行的信贷扩张往往期限较长，市场对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更为敏感，调升贷款利率以控制市场中的信贷额增加，将会给企业造成相当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为避免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时出现“硬着陆”，央行更多选择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紧缩性政策目标。
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我国应对两次金融危机中均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大体相似的，短期内均立足于通过政府投资扩张迅速刺激经济回升，而长期目标则都着眼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推进税费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运用预算、税收、投资等手段活跃经济，实现经济总量扩张，从而促使经济重回稳步增长的轨道。
在财税工具的具体选择方面，两个时期的财政
政策则有所差异。1998年主要集中在增发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外贸出口三个方面，刺激经济恢复的意图直接且明确。2008年，除发挥投资、税收、收入分配、财政贴息、转移支付等政策组合优势以外，另一重点则放在“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上，这说明现阶段宏观政策的制定更为侧重于短期经济恢复与长期合理发展的统筹考虑。
在1998-1999年间，政府共发行长期国债2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除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外，并在很短时间内系统地推出了规模高达4万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对比两个时期的财政政策不难看出，本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强劲，这与同期货币政策的力度也是相适应的，因为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扩张的货币政策才不致推高利率，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出现“挤出效应”，从而保证经济恢复增长的目标能够尽快实现。
表3所反映的是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情况，从1998―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而货币政策保持稳健的仅有7年，这说明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更多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在多个层面都表现出非对称效应，例如在时间层面，经济衰退期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弱于繁荣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区域层面，金融发达地区货币政策效果强于金融欠发达地区；产业层面，货币政策对有形资本比重大的行业作用较弱等，针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限，第一、二产业比重大等特点，选择以财政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角，货币政策辅助的政策配合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此外，现阶段经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而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财政政策略显逊色。但应注意的是，过多的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可能导致财政赤字增加、政府信用危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多种负面效应。事实上，2010年出现在众多欧盟国家的债务危机，促使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在2011年开始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减少财政赤字，恢复政府信用。与2011年美国积极财政政策不同，欧洲国家的宏观政策旨在管理财政平衡，也是“经济二次衰退”与“信用危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
五、总结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基础货币持续增长。根据宏观经济理论，超出实体经济增长的货币供给总会传导给价格，表现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经验显示，从货币供给较快增长到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可能需要1年左右时间。2009年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长引致2010年的CPI高位运行，这是经济对扩张性政策刺激的正常反应，且这种情形的惯性作用在2011年仍将显现。面对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央行从2010年底开始实行新一轮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在短期内相继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的历史高点)等系列调控工具组合，货币政策趋于紧缩的态势已然明朗。就长期而言，可以从健全资产和货币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央行独立性等方面，优化更有利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从短期来看，笔者认为针对新一轮稳健而偏紧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以谋划：
1.根据IS-LM模型分析，当采取“一松一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时，宽松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新的均衡点可以出现在原均衡点的右上方，即可以实现利率上升，同时是国民经济总产出不变或增加的政策效果。为配合偏紧的货币政策实现银根紧缩、抑制通胀的目标，积极财政政策要保持调控的方向不变，但力度应逐步减弱，从货币需求的源头降低对流动性的要求，增强货币政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
2.当前的通胀预期除了有国内需求拉动的作用外，也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更有效，对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作用则相对有限，因此在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辅以产业政策、就业政策等多重政策工具，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提升就业水平，减弱成本推进型通胀的压力。
3.由于我国经济转型的过渡期略显漫长，经济结构性调整也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之一。从GDP贡献率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不够协调，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长依然十分脆弱；从产业结构来看，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仍占主导；从发展方式上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转变尚未完成；从收入分配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依然巨大。以上这些情况都反映出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之下存在着严重的结构问题，而这可能会成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后掣肘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央行通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以鼓励居民进行实物资产消费，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向，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等方式，让货币政策更多的参与经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4.2011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2011年1月广义货币M2为73.39万亿元，同比上升了17.3％，环比上升了1.1％，2010年M2月平均增长率为1.36％，意味着M2的增速将下降，市场利率将逐步上升。与此同时，虽然众多新兴经济体纷纷采取紧缩政策以抑制大规模通胀，但美国仍然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11月初，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公布将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6000亿美元回购长期国债。未来美国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以刺激消费投资，所以在新一轮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中，要防止因中美宏观政策走向不同，使中美利率倒挂，导致国外热钱涌入，削弱紧缩银根的政策力度。
5.随着中国近30年的高速发展，国内居民手中掌握的财富不断增长，200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为260771.7亿元，较1999年增长了3.37倍。面对2010年高位的CPI数据，在市场的投资、消费热情不减，股市表现低迷的情况下，成交额创历史新高，2011年初在我国各地甚至出现居民抢购黄金的现象，究其原因，在高通胀预期下，国民害怕财富缩水因而更倾向于金融投资，希望通过资本增值来抵消通胀对财富的侵蚀。这种消费和投资需求会加快国内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削弱作用，故在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向市场传递紧缩信号，劝导居民理性消费、投资。
参考文献：
[1]许光建，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和政策取向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
[2]刘颂根，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J]，福建金融，2010，(10).
货币金融政策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框架和实施条件的分析，认为在我国短期内不适合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对我国长期内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 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独立性
一、我国货币政策效率较低的原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消去，世界经济开始逐渐复苏，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仍然位居世界前列，这与我国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分割，但是，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却在明显减弱。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问题：
（1）货币供应量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越来越弱，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越来越强；第二，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降低，货币供给的漏出效应增强；第三，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性减弱。
（2）利率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其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效果越来越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具有“时滞”效应，从而导致利率难以被精确控制，效果逐渐减弱。
（3）汇率。汇改后我国的汇率政策实际上仍为钉住美元，浮动汇率制度并未完全发挥效用。由于汇率传导机制的存在，从而减弱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用，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
IMF（2005）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概括为四个部分：机构独立、设计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和健康的金融体系。因此，要讨论我国是否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从上述四个部分进行分析。
（1）机构独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首要条件是中央银行的高度独立性和责任感，货币政策的高透明度。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仍然隶属于国务院，缺乏独立性和决策权，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水平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另外，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统计项目还相对较少，统计数据不够完整，更新速度较慢，并且使用者较少，从而减弱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最为重要的是，人民银行沟通和监督机制建设相对较为落后，远远不能达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要求。
（2）设计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由于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时滞”效应，必须考虑通胀预期因素，因此，要求中央银行具有精确预测通货膨胀未来走向的能力。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导致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数据的统计、整理和分析以及数据库的建立方面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3）经济结构。由于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顺差，严重的外部经济失衡造成了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而我国采取的是逐步放开的策略，这就导致了国际上对人民币具有强烈的升值预期。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反而会增加中央银行市场操作的难度，因此，我国暂时不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4）健康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控调整基础利率，利用调控短期利率以影响与利率相关的金融市场变量的改变，进而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以及微观市场参与主体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既定的通货膨胀目标。这就要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拥有健康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市场。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是利率市场化还处于稳步推进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具有完全的利率决定权，市场机制不健全，监督体系不完善，政府常常对金融市场施加行政干预，从而导致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价格联动机制，影响公众产生合理的预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短期内不适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三、长期内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建议
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价格稳定和利率政策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现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钉住消费价格指数（CPI），忽略了资产价格的因素，容易导致资产价格产生泡沫并破裂，致使金融体系稳定性减弱，一旦货币当局监管力度不够，便有引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另外，资产价格的波动还会通过财富效应等影响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消费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和通货膨胀率，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因此，未来我国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时，不仅仅要钉住消费价格指数，而且还要把资产价格作为政策目标也纳入到货币政策体系之中，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保持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双重稳定。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没结束，并且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因此，在建立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过程中不可操之过急，必须循序渐进。目前，可以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结合的方式，逐渐改变我国汇率制度“管理有余，浮动不足”的现象，并借鉴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较为有成效的国家的经验，从而为我国长期内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积累经验，以避免因货币政策框架变动引起的经济波动。另外，由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单纯的为了追求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而牺牲实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我国各项制度改革的稳步推进，以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发展完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长期内将会成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的一种可行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奚君羊,刘卫江.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理论思考――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重新界定.财经研究.2002.28.
[2]程均丽.货币政策透明度理论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