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的概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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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的概念及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效率；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1-0024-06
一、文献综述
“效率”一词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概念，在论述问题时被广泛应用。帕累托将其定义为“对于某种资源的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的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更好，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称为“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更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不能使一部分人受益同时又没有其他人受损，那么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此时经济恰好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上[1]。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市场供求所形成的均衡价格，能够引导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使任何两种产品对于任何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任何两种生产要素对任何两种产品生产的技术替代率都相等，从而达到任何资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同时，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好。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谢作诗认为经济效率的标准含义是指资源配置实现了最大的价值，经济效率的标准含义和帕累托标准是等价的[2]。金融效率是衡量金融组织好坏的标准。在所有的经济体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或者东方，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关于中国的金融效率已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对金融效率没有一致的概念及统一的标准。王振山认为金融效率指的是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也就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进行最优的配置以实现最有效的利用[3]。郭新明认为金融效率指一个金融结构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始金融交易活动，降低交易费用，激励金融参与者更加用心地工作，促使储蓄更有效率地转化为投资，效率指标是衡量金融制度是否健全的关键指标[4]。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都认为金融效率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配置效率、运行效率和适应性效率。2003年以来，国内有学者开始关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正规金融的配置效率较差，如刘民权等（2003）认为由于受信息和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非正规金融的业务活动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其他人则对非正规金融制度的配置效率进行整体上的分析[5]。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正规金融是对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崔慧霞（2005）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对于降低成本、减少内部人控制、减少道德风险、节约信息和监督成本有重要的作用[6]。周天芸（2004）认为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制度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高的配置效率[7]。卢峰、姚洋（2004）则证明了中国非正规金融中商业信用配置资源的相对效率比一般的是要高一些[8]。但这些看法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持，对于运行效率和适应性效率的关注相对较少。
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在资金方面给予经济发展大量的支持与帮助，银行的分支机构在城市到处可见，服务品种遍及存款、贷款、理财、信用卡等多方面，而且服务态度良好，与之相对应的农村情形却大不相同，在西部偏远农村，村民要翻过几座大山才可以见到一个小小的储蓄所，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本文从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配置效率
对配置效率的衡量更根本的是在产出方面，即在当前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安排下，资金是否被运用到产出最高的领域。这可从单位贷款所支持的经济增长量（GDP增量）加以考察。通过表1看出，农业GDP/农业贷款、乡镇企业增加值/乡镇企业贷款和全国GDP/全国贷款相比较均有较大差距，这恰恰说明农村剩余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在资源配置上起到应起的作用，如果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三农”，则资源配置状况将会更加优化[9]。
相比较而言，当前增加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放量引致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更加明显。从配置效率的角度衡量，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是缺乏效率的。当然，这种低效的资金配置的存在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经济的渐进转轨做出了贡献，可认为是改革的成本，或是为取得制度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一方的支持所做的补偿。当前传统农业己在向现代农业转变，而乡镇企业也与标准的现代企业日益趋同，资金已成为紧缺的生产要素，增加对农业尤其是对农村企业的资金供给，不仅仅能够提高农民收入，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优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
（二）适应性效率
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创立之初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两者主要办理有担保抵押的大额贷款，针对农村的小额无担保抵押的贷款一概不予理睬，而中国农村金融需求的特征正是规模小、风险高、无担保，这样，正规金融机构完全不适应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长期以来，只有农业发展银行办理农业业务，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则将资金大量流入能够提供担保的大额的非农领域，资金大量外流表现出来的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分散的金融需求的不适应。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也开始寻找适合农村的发展思路，邮政储蓄则改组成邮政储蓄银行，适应性逐渐加大。
（三）运行效率
从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四家机构的经营状况看，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整体长期低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效率有所提高。
1. 农业银行在1997—2007年营业收入逐年增加，但营业利润却一直为负，只有加上投资收益后税前利润才转为正数（1998、1999两年依然为负）。其他研究指出，与其他三大国有银行相比，长期以来，农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是最差的一个[10]。截至2007年年末，中国农业银行的驻县城分支机构不良贷款率下降到30.3%，分别比2004、2005和2006年下降了3.7%、2.6%和0.4%[11]，这表示农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改制之后对农村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运行效率相应提升[12]。
2. 农业发展银行1997—2006年经营规模不断缩小，在机构、人员没有发生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人均效益必然不断下降。营业利润在2001年转变为正，而在此之前需要财政的大量补贴才能运转，这表明农业发展银行在收缩政策性贷款范围的情况下自身效益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国家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目的，农业发展银行所发挥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与国家对它投入的巨额资金相比并不相称，持续下降的经营规模必然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有关的案例分析也显示了农业发展银行运行效率低下：财政补贴不能直接落实到农民手中，信贷资金不能封闭管理，同时粮食的敞开收购和顺价销售难以保证。表明其运行效率有提高的潜力。
3. 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长期不好，近几年有所好转。仅从《中国统计年鉴》上有关的分析报告看，行社分家后，1998—2000年全国农村信用社连续三年增亏，根据谢平等提供的具体数据，2002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5 147亿元，不良率为37%，资不抵债缺口总量达3 019亿元[13]。作为一个整体，农村信用社在技术上已经处于破产边缘[14]。从2004年农村信用社进行产权改革，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7家、农村合作银行113家和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社1 825家后[11]，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初步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体系。截至2007年末，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比改革之初提高了20%，达到11.2%，不良贷款比例9.3%，与刚刚开始改革之时相比下降了28%[12]。
4. 邮政储蓄银行在2007年初成立之初就积极探索小额贷款业务等服务农村的有效形式。产权制度开始起步，法人治理架构初步建立。资产质量明显改善，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理念为“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大型零售商业银行定位，发挥邮政网络优势，强化内部控制，合规与稳健经营，为广大城乡居民及企业提供优质金融服务，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截至2011年10月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总资产接近人民币4万亿元（6 352亿美元），在中国商业银行中位列第六。
2012年1月21日，经中国国务院同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整体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0亿元，拥有3.7万营业网点，3万亿元个人储蓄存款，9亿银行账户，400多万小额贷款用户，1 000多亿元支农资金。2011年2月10日，全国邮政储蓄个人存款余额总规模突破了3万亿元，达到30 299亿元。11月9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突破7 000亿元。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
与正规金融机构发展相对应，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效率也从配置效率、适应性效率和运行效率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配置效率
从对农户和农村企业的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来看，“中国非正规提供的融资规模为9 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96%”左右。上文己经证明，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缺乏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信贷支持，而把资金投向了城市和国有企业，如果将资金投向农业和乡镇企业是可以带来更大的产出的，而对农业和乡镇企业提供资金的正是非正规金融组织。从实地调查结果来看，非正规金融组织为其附近的缺少资金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方便，提高了闲置资金的配置效率，也使资金闲置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意义。
（二）适应性效率
与存在几十年的正规金融相比较，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了几千年，以乡村“熟人社会”为基础，具有分散化、灵活、信息优势。非正规金融所进行的交易正是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它不需要复杂的审批手续，没有僵化的规章制度，彼此熟悉，甚至连彼此的祖祖辈辈都了解，因此不容易相互欺骗，或者欺骗的成本很高，因为有族长或者左右的监督和惩罚，这种惩罚有时候不是经济上的惩罚，而是风言风语的摧残，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贷款中的道德风险，从而有效避免正规金融机构所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就是一种硬性的约束，能促使社会成员自发服从、自我执行，有助于促进社会信用关系的改善，并节约社会成员之间的协调，违约概率极低。同事非正规金融能够充分利用乡村既有的信息资源和组织资源，合同都是建立在成员之间的长期行为的基础之上，同时它具有重复交易的特点，大大降低了缔约的交易成本。较好的解决农村金融市场高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三）运行效率
据银监会统计，2007年末我国有7 800万农户获得了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11]。2007年村镇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7.67亿元，累计发放贷款4.62亿元。村镇银行扩大试点范围到全国31个省（区、市）。截至2007年底，自从开始7家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总共计发放贷款3.9亿元，整体运行良好，可喜可贺的是目前已有6家公司实现盈利，经营利润共计1 682.29万元，而且小额贷款公司的正规度也在逐步向银行类靠拢。《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报告，小贷公司短期贷款余额1 952.57亿元，2010年实现账面利润98.3亿元。截至2012年6月30日，全国小额贷款机构数量5 247家，从业人员数58 441人，实收资本4 257.03亿元，贷款余额4 892.59亿元，发展迅速，运行效率良好。
四、效率比较分析
（一）边际成本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逐渐加大，非正规金融组织服务在规模和范围方面逐渐改变原来的状态，比如业务活动范围就已经扩展到百里甚至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贷款机构对贷款人的情况和发展前景掌握的难度加大，可以想象规模扩大到某一点时会失去其在降低交易成本和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15]。同时，非正规金融组织之所以一直是在地下经营，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具有管理体制和先天的制约，当资产迅速增加到一定范围时，经营管理的成本会高于正规金融机构[16]。因此，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边际成本呈现先下降达到某一点而后上升的趋势，从图形上看，呈现出“U”形（如图1所示），图中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曲线只有一个交点M。在点M之前，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规模小，边际成本曲线较为平坦，由于其具有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在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曲线之下[13]。
设f1（x）和f2（x）分别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函数，它们满足：
1. 当xf2（x），当x>M时，f1（x）
2. f1′（x）
由上可知，显然有：M>M0（如图1所示）。
（二）平均成本
假设正规金融的固定成本为cf，由于现实状况，非正规金融没有固定成本。那么，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函数c1（x）、非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函数c2（x），分别如下：
c1（x）=■+■■f1（t）dt（1）
c2（x）=■■f2（t）dt（2）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极小化条件分别为：
■=■-■■f1（t）+■f1（x）=0（3）
■=■■f2（t）+■f2（x）=0（4）
其中式（3）无解，因为
■-■-■■f1（t）dt+f1（x）=0
■■=0（5）
故正规金融的成本最小规模为无穷大，这是由假设条件“f1′（x）
而由式（4）得：
■■f2（t）dt=f2（x）（6）
设x=M1，即M1为非正规金融平均成本极小化的规模值，有如下方程：
■■f2（t）dt=f2（M1）
设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曲线交于点M2，如图3所示。由图1和图3可知，M2与M、M0、M1之间的关系为：M2>M>M0；M2>M1>M0。其中，M2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相等时的规模值，M0为非正规金融边际成本最小处的规模值，M为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相等时的规模值，M1为非正规金融平均成本最小处的规模值。
由图3可以看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规模有一个边界，也就是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最优分界点，此时由非正规金融承担融资任务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当Md>M2时，非正规金融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均分别大于相应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此时由正规金融承担融资任务则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当Md介于M与M2之间（即M2>Md>M1）时，非正规金融边际成本大于正规金融的边际成本，其平均成本则小于正规金融的平均成本，由于决定总成本的是平均成本，这时由非正规金融来提供供给的总成本更低。可见，从发展的规模来看，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不是何时何地都绝对的有效率，它们的效率发挥有分界点M2，在规模大于M2时，正规金融更有效。相反，非正规金融更加有效。
五、结论
在所有的经济体中，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方或者东方，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在本质上一样的，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在时间和空间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金融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的预期。所有金融制度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在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17]。这样，每一种制度都有起作用的约束条件，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来看，约束条件包括规模、信息和风险，而后两者的问题都是随着规模的改变产生的，通过规模表现出来。从分析发现非正规金融在一定范围内则表现出较强的配置效率和适应效率。当风险不确定，市场规模较小时，非正规金融有效；当风险可以通过抵押担保等形式被确定，市场规模较大时，正规金融占有优势。随着市场主体活动范围无限扩大，农村非正规金融基于血缘、地缘的软信息优势将不复存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将逐步替代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但从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发展情况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20]。在规模小的时候非正规金融组织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当超出一定的边界，就不发挥原有的作用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效率的发挥受到规模限制，这导致了其在规模和范围上略逊一筹。首先，小范围内的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进行有效分散，导致关联风险发生的概率高；其次，只能在小范围内实现资金转移，使大量的不能资金在更宽广的空间进行配置，造成效率损失；再次，金融是一个追求规模收益的行业，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小笔经营会使得单笔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无法通过规模的扩大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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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的概念及特征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金融扶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扶贫方式之一，小额信贷是最适合扶贫的金融形式，可以有效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金融业作为促进“三农”发展的一只重要力量，有必要大力发展小额信贷，推广普惠金融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本文首先阐释了普惠金融的内涵及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框架，认真回顾、分析了国内外发展小额信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模式和经验。然后结合三明开展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实践，认真分析了普惠金融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本文认为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有必要从服务对象、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等四个层面进行立体式建设，这个体系才会完整、有效。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及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
（一）普惠金融的概念
普惠金融的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广泛运用的词汇。普惠金融认为，只有将包括穷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有机地融入金融体系，才能使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弱势客户群体获益，最终这种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每个人才能有机会参与经济的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
（二）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
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认同的是只有将包括低收入者在内的金融服务有机的融入于微观、中观和宏观各个层面的金融体系，过去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的大规模客户群体才能获益。最终，这种包容性的金融体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过去难以到达的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开放金融市场。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各层面内容见下表一。
表1 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
客户层面
各类群体，其中贫困和低收入客户是这一金融体系的中心之一，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着金融体系各个层面的行动。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为零售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从民间借贷到商业银行以及位于它的中间的各种类型，它直接向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服务。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包括了基础性的金融设施和一系列的能使金融服务提供者实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提高技能、促进透明的要求，如审计师、评级机构、专业业务网络、行业协会、征信机构、结算支付系统、信息技术、技术咨询服务、培训，等等。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是有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框架，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当局）、财政部和其他相关政府机构是主要的宏观层面的参与者。
资料来源：根据杜晓山《普惠金融体系理念与农村金融改革》等有关资料整理。
普惠性金融服务体系主张包括穷人、富人、一般人和大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不同服务对象都得到金融服务，满足各类群体多样化的金融需求，除了一般性的存款业务外，贷款是最重要的内容，另外也包括保险、理财、支付结算等各种业务。该体系特别强调给弱势群体提供一种与其他客户平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的机会和权利，这是传统金融体系所无法实现的。作为一种扶贫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弱势群体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影响。
二、国内外发展普惠金融实践综述
㈠国外发展小额信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模式和经验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孟加拉的默罕默德·尤诺斯博士开始了小额信贷的尝试，小额信贷由此开始了其发展历程，并从试点最终发展成现在的乡村银行(GB)。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小额信贷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得到迅速发展，逐步实现制度化并且实现了自身财务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不同的信贷模式。从发展模式看，小额信贷主要分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t)和福利主义(Welfarist)两大类型。不管是制度主义模式和福利主义模式，其在发展小额信贷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成功经验与做法主要有：
（1）目标群体定位明确，以低收入群体为主要对象提供以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小额信贷机制特别适用于低收入群体的需要，其抵押与担保方面要求并不严格。如盂加拉国的小额信贷主要面向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尤其强调以贫困妇女作为主要贷款对象，它不要求贷款者提供任何抵押物。印尼人民银行(BRI)，其贷款对象为所有的农村居民，210美元以下的贷款无需要抵押。
（2）建立机构多元化并行的小额信贷运行体系，满足多层次金融需求。普惠金融本身决定了小额信贷必须走多元化发展体系，以囊括赤贫者、贫困者、低中高收入者和大中小企业等一切社会群体。以印尼小额信贷服务体系为例，向穷人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务的除了人民银行农村信贷部外，还有农村银行和其他的非银行机构提供提供小额贷款信贷服务。且印尼的小额信贷法允许非银行和非合作化的小额信贷机构吸收有限规模的存款。
（3）遵循利率市场化原则，使其能够覆盖小额信贷业务开展的成本。由于小额信贷额度小、成本高，与银行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不同。有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本，不能用一般银行对工商业或者较大的农业项目的利率水平来套小额信贷的利率。世界银行统计小额贷款的成本是15%-20%，一般在年利率25%才可以实现盈亏平衡。
（4）机构资金来源多样化、多元化，保证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小额信贷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公开吸收储蓄、基金储蓄、社会捐赠、政府扶贫补助及吸收入股等各种性质的资本金。
（5）法律政策逐步认可小额信贷机构或业务的合法性。一是法律上明确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合法化地位。如孟加拉国，允许乡村银行（GB）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二是提供政府政策支持，对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组织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提供批发资金等政策支持。三是确立监管主体，政府指定或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其日常运营，防止不正当竞争和利用优惠政策获得利益。
（6）小额信贷组织本身也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内控制度，特别是成本和风险控制制度。
㈡我国发展小额信贷推行普惠金融服务的实践及意义
⒈国内小额信贷发展综述
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经历了扶贫贴息贷款到商业化运作的转变。其萌芽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国际援助机构在我国开展的扶贫项目进行配套款，1986年国家设立扶贫专项贷款。1993年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首先将GB模式引入中国，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1998年国家扶贫贴息贷款转归为农行管理，专门发放小额扶贫贴息贷款并直接发放到户。1999年底，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尝试小额信贷业务，资金来源主要是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尝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倡导的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在山西等5省试点，标志着我国商业化小额信贷组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07年3月1日，中国第一批四家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挂牌成立，即吉林省盘石融丰村镇银行、吉林东丰诚信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同年3月9日，中国第一家全部由农民自愿入股组建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吉林四平梨树县闫家村正式挂牌营业。之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快速发展。据银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8月，全国已有61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开业，贷款余额19.17亿元，累计发放农户贷款11.32亿元，支持农户22797户。
⒉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⑴小额信贷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主体的有力补充。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金融机构单一，垄断性的金融机构导致市场运行效率低下，除了农业银行在部分农村还保留了分支机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大部分机构已撤销，而农村信用社、邮储银行等积极性不足。因此，造成在我国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生活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低收入人口，以及众多的个体生产者和微小企业难以获得适应金融服务。如果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就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出现良性竞争，推动农村金融发展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小额信贷组织可以使贫困农户和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到相应的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除了一般性的存贷款业务，还包括保险、理财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把贫困户当作同等客户来平等对待，这种对贫困户的服务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一种金融业务。
⑵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有利于弱势群体促进自身发展。小额信贷在满足贫困人口和微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下，贫困群体因小额信贷而改变命运。小额信贷在满足贫困户生活性金融需求的基础上，为贫困户提供了扩大再生产的小额信贷资金，有利于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作为一种扶贫方式，普惠金融的提出和发展有力地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影响，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再从实践看，小额信贷在推动我国扶贫工作进村入户，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解决温饱问题和提高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使贫困人口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增强了贫困人口对风险的抵御能力。
⑶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是完善城乡金融体系的必然要求。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协调呈加剧之势，金融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弱化，满足率低，而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大部分上收到城市，使农村金融服务严重边缘化，使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的信贷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完善城乡金融体系急需引入普惠金融服务。在城市方面，针对中高端市场的金融体系也已非常完善，但对城市的贫困人口和脆弱群体金融供给仍旧不足，也有必要加大普惠金融给予大力支持。
三、三明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践分析
㈠主要实践
⒈正规金融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
⑴农村信用社农户贷款。从1999年开始，三明市农村信用社逐步推行为贫困农户服务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业务，至2007年，两类贷款余额8.63亿元，累计为12.19万户贫困农民发放两类贷款36.85亿元，贷款面达54.78%。全市11个联社均开办了小信、联保贷款业务，累计授信金额4.44亿元，评定信用村265个、信用镇16个，信用农户88409户。
图1：农信社小额贷款发放情况
资料来源：2003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统计月报。
⑵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
2003年在部分县（市）试办，通过把小额贴息担保贷款作为杠杆，以创业促进就业。2006年全面覆盖了全辖9县1市，是全省首个全面完成县县开办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的地级市。至2007年底，共发放贷款2529笔，总金额4460万元，实际安置8000多人就业。
图2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发放情况
资料来源：2003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统计月报。
⑶国家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是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力度的一项措施。我市高校包括三明学院和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两所高校，前者助学贷款由工行发放，后者助学贷款由信用社发放。至2007年底，国家助学贷款余额155.5万元。从三明学院国家助学贷款运作情况看，每年发放人数都在70人左右，平均每笔近4000元，每年发放贷款额近30万元，贷款覆盖率在1%左右。
表2 三明学院助学贷款发放情况
单位：万元、人、%
资料来源：2004年—2007年三明市金融统计月报。
⑷林业小额贴息贷款
2006年福建在全省确定七个县（市）开展林业小额贴息贷款试点，其中包括我市永安、尤溪、泰宁等三个县，主要目的为解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农个人小额贷款难的问题，降低林农负担，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林改成果。至2007年末已累计发放贴息贷款7140万元，贷款余额达5456万元，财政局贴息180万元，辐射到50多个乡镇132个行政村1450多个农户，累计支持森林21820亩。
⑸邮储银行小额贷款业务
2008年1月永安市成为福建继闽侯县之后第二个开展小额贷款业务试点的县级市。3月中旬，邮储银行福建省分行正式启动今年首批小额贷款业务推广工作，批准全省9个县（市）开办小额贷款业务，其中包括三明市区、沙县、宁化等三个县（市）。截止到6月底，三明邮储银行累计发放小额贷款231笔，金额765.7万元，结余228笔、金额666.2万元，全部为正常类贷款，未发生一笔逾期。
2.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运作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
⑴农村妇女小额信贷
2002至今，三明共向农村妇女发放小额信贷资金861万元，其中省妇联、省扶贫办划拨450万元，市财政及有关部门筹资111万元，农行系统资金300万元。累计发放给全市12个县（市、区）70个乡镇的357个村2000余户。截至目前，三明市妇联小额信贷项目成功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承贷农户增收率达88%，到期回收率为99.8%。
⑵“二女户”小额贴息贷款
从2006年开始发放，2007年在三明市全面铺开。至2007年底，累放“二女计生户”小额贴息贷款 2985.81万元，受益户数 3663户。从 2006 年开始，三明市由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安排200万元资金，其中市财政60万元，县(市、区)财政配套140万，用于农村已落实节育措施的二女户、独女户发展生产的贴息贷款。至2007年底，全市共落实贴息资金147.5万元。
⑶小额扶贫贷款
从2005年开始，扶贫小额信贷全部由信用社实施，开展了直接到户的小额信贷业务，缓解了贫困农户贷款难的问题。06年发放该类贷款2262笔，金额1131万元；07年发放该类贷款2616笔，金额1308万元，07年末余额1669万元。
3.创新型机构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
创新型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目前这四类机构在我市只有永安村镇银行一家。2006年底，永安市被定为全省两个村镇银行试点之一。汇丰银行在永安市独资设立注册资金为4000万元的村镇银行，在2008年5月永安市村镇银行已经在工商局办理了预核准手续，10月份已正式挂牌营业。
㈡存在问题
1.弱势金融服务主体单一，多元化竞争不足。目前针对高端客户的金融服务水平已经相当发达，但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较为缺乏。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仍主要以信用社（或城商行）为主，农村信用社处于小额贷款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一农难支三农”，另一方面也导致其服务效率低下、资产质量不高。邮储银行仅办理小额存单质押贷款和小额贷款业务，且只是在部分县（市）开展，规模仍偏小。股份制银行为弱势群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意愿不强，如最早作为我市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业务承办行的中行，在信贷管理权限上收信贷规模压缩的情况下已于2006年停止办理该项业务。另外，农村民间借贷缺乏政策及法律的支持和监督，发展不充分，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发展也较为缓慢。
2.普惠金融服务缺乏深度和广度，弱势群体难以有效获得贷款支持。
一是农村资金的“非农化”问题严重，难以满足“三农”需求。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从贫困地区大量撤退或将吸收的存款上存上级行，由省市分行统一调配使用；农村信用社为提高经营效益将资金拆出或以社团贷款方式投向其他地区，造成县域资金外流等等。这样就难以避免造成了贷款投向和投量日趋“非农化”和“城市化”，原有的普惠金融服务属性日益淡化，导致目前农村金融缺口不断加大。
二是城市贫困阶层金融满足度也偏低。三明原是福建国企主要集中地之一，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不少企业改制或倒闭，大量工人下岗失业。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未实现就业城镇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各类人员。随着城市贫困阶层的数量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对其日益增长的合理的金融服务和金融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三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满足率都不超过75%，占当年登记失业人员比重都较低，好的年份接近5%，差的年份仅1.22%。
表3 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满足率
单位：人，%
资料来源：2003-2007年三明金融统计月报。
三是助学贷款需求与供给存在较大的“剪刀差”。从三明市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看，满足率偏低。据对三明学院2004年—2007年统计数据分析，每学年申请贷款的学生，多数年份仅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学生通过经办银行审核批准，三分之一的学生希望落空。学院申请贷款的学生每年人均贷款不足4000元，与每年人均可贷数量6000元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图3 三明学院助学贷款满足率
资料来源：2003-2007年三明金融统计月报。
四是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根据2007年的统计，县以下银行业机构存贷比72.4%，比全市低10个百分点。除此之外，农业银行的经营地域从农村、县域向地市级城市转移，机构和人员相应减少，以及贫困地区ATM和POS机等设施几乎没有，都影响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
3.利率市场化仍显不足，制约了普惠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从各国发展小额信贷的经验看，要使参与小额贷款的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利率的高低。小额信贷与银行一般贷款的操作程序不同，额度小、成本高，需要较高的存贷差才能弥补操作成本。据世界银行统计，小额贷款利率一般在25%才可以实现盈亏平衡。而中国对贷款利率仍实行严格控制，信用社贷款只能在基准利率基础上0.9-2.3倍内浮动，且在对“两小”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小额贷款利率基本不超过基准利率的1.3倍，村镇银行等四类机构不得超过法定利率的4倍。笔者以2008年12月31日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31%计算，比较国内外小额贷款利率。
表4 国内外小额贷款利率比较
信用社“两小”贷款
6.903左右
国家助学贷款
5.31%
村镇银行等四类机构
不超过21.24%
小额贷款
通常在30%左右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12月底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及刘仁武《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问题》第309页世界主要小额信贷项目特点有关内容整理。
而利率偏低正是造成中国农村地区巨大资金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图4所示，S和D分别表示信贷资金供给与需求曲线，若不存在利率管制，两者相交决定的均衡利率为I。而在利率管制下，实际利率为Ie，Ie低于I，这时的资金需求量为Qd，资金供给量为Qs，资金短缺Qs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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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利率管制下信贷资金的供求曲线
4.小额保险停滞不前，无法有效规避小贷风险。配合小额信贷开展的信用保险是规避贷款风险的有效方式，这类小额信用保险产品在孟加拉国推广十分迅速，保障了小额信贷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但当前，我国“三农保险”和配合国家助学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等小额贷款的保险发展停滞不前，在保险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农村保险管理体系构建等方面都陷人了困境，中低收入群体被排斥在传统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而双重的正外部性是导致小额保险失灵的重要原因。小额保险“消费”的正外部性表现在利益外溢，弱势群体购买小额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而边际私人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小额保险“供给”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保险公司提供小额保险的私人边际成本大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如图7 所示，弱势群体（保险公司）消费（供给）小额保险的边际私人收益为MPR，社会所得的边际社会收益为MSR，MSR大于MPR。弱势群体（保险公司）消费（供给）小额保险的边际私人成本为MPC，边际社会成本为MSC，MPC大于MSC。如果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确定小额保险的最优均衡规模，则弱势群体（保险公司）的选择为Q1，而社会的最优选择为Q2，因而出现小额保险供求不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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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小额保险的正外部性与有效供求不足
5.风险补偿机制欠缺，制约小额信贷发展空间。政府支持是国外小额贷款成功开办的前提。但这方面我国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没有建立国家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用于补偿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重大自然灾害给农户造成的损失；二是地方财力有限。三明地处山区，大部分县（市）都是吃饭财政，无法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小额贷款贴息。且目前国家对进行财政补贴的小额信贷通常控制其贷款利率，也影响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目标实现，发展难以为继，如助学贷款只能以基准利率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上浮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30%。
6.外部环境发展不健全，也增加了小额贷款开展难度。一是缺乏完善的征信系统。完善的征集系统是小额贷款大范围推广的前提条件。目前三明已建立一套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但农村征信系统建设滞后。虽然福建已成功开发出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对农户信用档案的电子化管理，但系统在指标设置、运行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信用资料收集难，在推广上存在一定难度，且当前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难以取得联系，信用评级缺乏依据。二是农户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一旦遇到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其生产效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小额信贷的归还。
四、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金融支持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建立和谐社会当中最不和谐的因素。因此，大力发展商业性、可持续的小额信贷机构，缩小贫富差距，加大对农村地区、贫困阶层的金融支持，全面建立普惠性金融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根据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笔者认为应将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融入服务对象、微观、中观、宏观层面等四个层面，这个体系才会完整、有效。
㈠服务对象层面：必须圈定受益人目标群体，重点针对低收入阶层提供贷款
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必须将一切有金融需求的地区和社会群体，包括贫困者、中低收入者、富裕户和大中小企业纳入这一金融体系的服务对象。目前我国针对中高端市场的金融体系已非常完善，但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供给仍显不足。因此金融机构“关注民生，服务和谐社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贫困者和低收入者，包括城市和农村，他们的金融需求的满足与否决定着这一体系是否成功，也影响和谐社会的进程。就中国目前情况看，普惠金融应重点关注以下各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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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普惠金融服务对象
㈡服务提供者层面：必须营造协调配合的外部环境
这一层面涉及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他们直接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外部环境建设应从金融体系、资金支持、机制建设、金融产品等四个方面入手。
1.建立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体系。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应包括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包括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组织的非正规金融体系，充分发挥二者优势互补的作用，以满足多层次的金融需求，形成自由竞争的局面。
一是明确农业银行、农发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信用社的市场定位。其中要推动农发行业务转型，给予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环节以及农产品精深加工转化等农业上下游产业信贷支持。农行要稳定和发展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和业务，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邮储银行要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公司治理，找准业务定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信用社要继续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
二是推广四类机构试点。当前在部分省（市）开展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试点开辟了民间资金对农村金融的准入途径，这对于改进和完善弱势群体金融服务、培育竞争性金融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这四类机构在服务弱势群体推广普惠金融服务方面可能更有效率，因此应加快把试点推广到全国其他各个省（市）。特别是可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以自然乡村为单位，成立乡村小额信贷公司。
下图是笔者勾勒出的普惠性金融服务组织体系，该体系中并没包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势力雄厚的大银行，并不是说它们在普惠金融服务中不能发挥作用，只是它们服务的对象是以大型企业、优质客户等高端市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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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普惠性金融服务组织体系
2.积极拓展多方面融资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小额信贷组织开展经营的基础。一是使用国际多边组织和双边合作组织的捐赠资金和软贷款、财政扶贫等资金，并通过市场来配置扶贫资源，增加扶贫深度和广度。二是合理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转贷资金。通过小额信贷组织，将银行和社会弱势群体连接起来，缓解低端信贷市场“银行难贷款、客户贷款难”的矛盾。三是储蓄资金。对经批准吸收存款的机构，要积极组织资金来源，依靠自有资金发展，做大做强规模，实现可持续发展。
3.规范和完善小额信贷组织的内部机制。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控制度是小额信贷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因此小额信贷组织应对业务开展进行合理规划，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一是建立健全贷款管理机制。如贷款抵押、抵补和担保机制、贷款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待方面。二是建立安全防范机制。三是建立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四是建立客户信用档案，培育客户群体。
4.因地制宜创新小额信贷产品和服务。除开展联保贷款、信用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等贷款业务外，还要积极开发多种类型的农业保险，建立和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开发专门面向农民的理财产品，以及为政府或民间发展机构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在贷款业务上可借鉴GB模式，针对不同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开发“整贷零还”、“零贷零还”、“零贷整还”等不同的小额信贷产品，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㈢市场建设层面：必须建设普惠金融相适应的保障机制
这个保障机制应包括对金融消费者的培训与教育、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中介组织、金融市场建设等四个方面。
1.重视对金融消费者的培训与教育。小额信贷项目和技术培训有机结合，不仅帮助了客户创业、提高收入、减少贫困及促进劳动力转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还从根本上影响着他们的观念更新和改变。因此，政府有关部门及小额信贷机构要积极为贷款客户，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培训、技术支持和销售、社区发展等方面的专业服务，提高小额信贷的扶贫效果。如目前国家财政已实行为下岗失业人员支付创业培训补贴的政策，下岗失业人员可享受免费培训补贴和免费创业服务。
2.加强信用体制和机制建设。将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低收入阶层纳入征信系统，如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类机构的贷款信息纳入“全国个人征信系统”，既便于小额信贷机构查询贷款客户信息，控制风险，也将对借款人的行为形成约束，逐步培养低收入人群的信用意识。
3.完善各种融资服务组织。建立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担保体系、小额信贷行业协会、小额信贷咨询和培训的专业公司、用于批发的资金和机构等等。
4.改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加快农村金融机构的支付结算体系网络建设。尽快将其纳入全国的支付结算网络体系，拓宽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渠道。
㈣宏观监管与政策支持层面：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体系
要使可持续的小额信贷蓬勃发展，就必须有适宜的法规和政策柜架，主要包括金融立法、财政政策、保险体系、税收政策等四个方面内容。
1.加大金融立法力度。
一是加快制定 《民间借贷管理条例》和《投资社区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有利于规范和调整各类民间借贷行为和借贷组织，弥补民间融资管理方面的“真空”，引导民间资金开展小额信贷业务，以满足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多层次的融资需求。另外，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农村的投资社区法。泰国、印尼等发展中国家都有对金融机构把20%左右的贷款贷到农村去的规定。美国也有社区投资法，规定一定比例的资金要贷到本社区。中国也可借鉴世界上成功的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投资法，把居民的储蓄用在居民身上。
二是继续放宽小额贷款利率。无论是国外成功小额信贷所采取的高利率政策，还是国内民间融资利率以及高利贷利率都表明，在小额贷款的范围内，承贷人可承受的利率要高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关键是要能够顺利地获得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金。据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刘玲玲、杨思群等对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镇1263户农户调查，发现高收入农户愿意接受高利率和实际接受高利率的比重都大大低于低收入农户。这说明低收入农户看重的主要是信贷的可得性，其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对较小，因此可以认为如果利率水平提高，将减少一部分高收入农户对借贷的需求，增加对中低收入农户的供给。即，利率水平提高或自由化可能会使中低收入农户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贷款。
另一方面，较高的小额贷款利率才能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农村小额贷款大多没有有效抵押或有效担保，其控制贷款风险的必要方式之一就是提供利率水平，以补偿可能面临的信贷违约风险、高管理和监管成本，才能确保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
2.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加强信贷和财政政策的配套。财政支持要发挥杠杆作用，让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一是完善地方财政资金扶持办法，确定适当的财政贴息比例，可定在40%~60%，二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资金用于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补助，通过发展农业保险降低贷款风险，从而降低贷款利率。三是实现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各类支农政策的紧密结合。多方面支持农民和困难群众创业，为弱势群体的创业提供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增强各类政策的实施效果，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使更多的劳动者成为创业者”。四是财政可建立小额贷款损失率招标补偿机制，事前确定补偿率，以建立正向激励机制。
3.加大弱势群体保险体系建设力度。
一是推进农村保险体系建设，大力开发农村保险品种。研究建立农村小额贷款与农村小额保险业务的互动合作机制，熨平小额贷款风险的大幅波动，也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目前农村保险品种可以从水稻种植保险、森林火灾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母猪保险等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和完善。就三明来看，全省水稻种植保险、森林火灾保险在我市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母猪保险等逐步普及。
二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救助、保险也急需加强。建立城乡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扩大城市医疗救助试点范围，加大保险品种创新力度。如永安市在全省首创的“学贷险”业务，较好地解决了商业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后顾之忧，推动了高校助学贷款的发展。目前，永安市首批160笔金额70.06万元助学贷款，已发放到水电学院学生手中，学生贷款满足率为100%。学校为该批贷款投保学贷险，支付保险费5.6万元。
5.税收政策上予以倾斜。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和其他商业性贷款一样，都要征收营业税、营业税附加以及所得税，这就增加了小额信贷运作成本，影响了其经营小额信贷的积极性。建议对小额信贷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小额信贷给予减免营业税与所得税，来减少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组织等机构的操作成本。另外，对凡是开展涉农业务的商业银行，对相应的涉农贷款也应相应减免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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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的概念及特征范文第3篇
一、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推进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农村信用社改革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为农村信用社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全国合作金融机构监管暨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农村信用社要用5到10年的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过渡到符合现代金融企业要求、有特色的社区性农村银行机构。为实现这一目标，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大家务必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第一，从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的重要性
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是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投入不足是当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必须解决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于城市金融发展的问题，这就要求农村信用社改善服务，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从目前情况看，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居主力军地位，在机构网点设置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大都撤出农村市场，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不可能将机构延伸到农村，邮政储蓄虽然在农村有机构，但只存不贷，农业发展银行只提供粮棉油收购等政策性资金，只有农村信用社的机构网点遍及城镇乡村。在对农村信贷资金的供应方面，农村信用社位居各银行业机构首位，2005年末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占银行业机构全部农业贷款的比重达86.8%。因此目前通过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紧紧依靠农村信用社的力量。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农村信用社目前仍实行四级分类，造成家底不清，导致潜在风险突出、拨备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按审慎监管原则，限制了其业务的发展，削弱了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可使农村信用社在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主要监管指标逐步达到标准，使农村信用社不断加大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并进一步通过资产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
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是巩固改革试点成果的现实需要。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农村信用社在消化历史包袱、化解风险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但要巩固改革试点成果，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化解和防范风险。贷款五级分类可以科学地揭示和计量风险，科学地揭示贷款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异，全面准确地反映农村信用社的整体风险情况，不仅有助于解决其潜在的历史遗留问题，防范风险，而且通过贷款五级分类，还可以促使农村信用社转变经营理念，转换经营机制，提高抗风险能力，从根本上巩固改革试点成果，为今后农村信用社发展和壮大夯实基础。
第二，从农村信用社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认识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的必要性
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是农村信用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由于四级分类不能充分揭示风险，长期以来掩盖了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中的问题。通过贷款五级分类充分揭示风险，可促进农村信用社真正认识风险，进而树立风险为本的理念和审慎经营意识，强化信贷管理，加强对贷款风险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置，促进科学管理，稳健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是农村信用社科学发展的基础。银监会关于“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思路，是对银行业机构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其中贷款五级分类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才能准确识别和衡量贷款风险，才能通过提取专项准备去覆盖和弥补预期损失，才能通过一般准备和充足的资本去抵御非预期损失。
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是农村信用社向现代金融企业过渡的必由之路。农村信用社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主场主体，要在5至10年内分期分批办成现代金融企业，从现在起就要全面加强现代金融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贷款五级分类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制度，不仅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而且有利于促进信贷管理制度、内部审计制度、损失拨备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建设。
第三，从与国内外银行接轨和统一监管标准的现实需要，充分认识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的紧迫性
从国际看，银行监管标准逐步统一化。贷款五级分类已由欧美逐渐推广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而且一些国际大银行已经实行十二级分类。因此贷款五级分类作为一项基础制度，其分类的名称、划分类别的标准和定义都已经国际化，风险计提准备、信息披露及相关配套制度也是通行做法。我国加入wto后银行业加快了开放步伐，为促进银行业公平竞争，银行业监管标准要逐步与国际接轨。从我国银行业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于1998年开始进行贷款五级分类试点，2002年全面实施，而且外资银行、政策性银行也按照监管要求实行了贷款五级分类。农村信用社如果继续实行“一逾两呆”的四级分类，不仅谈不上与国际接轨，也大大落后于国内银行业主体。只有加快实行贷款五级分类，才能做到分类结果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才能适应统一监管标准的要求。
第四，从其他银行业机构的成功实践和农信社试点的结果，充分认识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的可行性版权所有
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虽然起步晚，但具有比商业银行推行时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是有试点经验可供借鉴。国内商业银行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已有近8年的历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学习和参考。2004年农村信用社也进行了贷款五级分类试点，2005年底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的722家农村信用社县级机构进行了试点，对9824.4亿元信贷资产进行了分类，占全国农村信用社贷款总额的44.6
%。经过试点，农村信用社初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是有商业银行的支持可以少走弯路。为帮助农村信用社做好贷款五级分类工作，银监会采取了将商业银行业务骨干请进来，将农村信用社业务人员派出去的方式，实施“123工程”。“1”是商请工、中、建、交四行派出100名左右精通贷款五级分类理论、具有两年以上贷款五级分类工作经验、能够熟练进行分类操作的工作人员加入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推广小组，具体参与五级分类方案制定、培训授课、巡查和现场指导等。这些人员从3月份开始，在农村信用社工作半年左右。“2”是农村信用社从3月份开始要派出2000名左右骨干（平均每县一人）到商业银行进行五级分类实习，“3”是分期分批培训3万人。通过“123工程”对农村信用社推行贷款五级分类提供技术支持。
三是自身存在一定优势。首先，农村信用社贷款结构的特殊性有利于推进贷款五级分类。贷款五级分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企业法人贷款上。与商业银行相比，农村信用社多数为自然人贷款，可以主要根据信用状况和逾期时间等简便直观地进行分类，减少工作量。其次，农村信用社作为社区性金融机构，具有特有的人缘、地缘优势，比商业银行更有利于对借款人进行非财务因素分析。再次，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推广多年，普遍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户贷款档案，有利于对农户贷款进行分类。
第五，从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实行贷款五级分类的艰巨性
必须承认当前农村信用社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利于推行贷款五级分类的因素。版权所有
首先是思想包袱较重。在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部分人顾虑较多，担心影响农村信用社形象、影响利润分配、影响改革成果。农村信用社的信贷风险，是几十年经营中积累的，也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近年来，由于改革和加强管理，农信社的管理水平有了提高，资产质量有了改善，风险有所控制，但几十年积累的风险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贷款五级分类虽然可能会使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上升，但事实上这些不良贷款是客观存在，不揭示、不暴露，就不能提足拨备或通过其它措施进行处置，长此下去风险将越积越多，越聚越重，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是影响形象问题，而是养痈遗患；而只有揭示和暴露风险，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最终提升农信社的形象。同时，要正确看待对利润分配的影响。农村信用社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后，将按分类结果计提拨备。不良贷款增加，拨备增加，可能会对利润分配产生一定影响，但这对农村信用社的长远发展有好处。对此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不能急功近利。从长远看，只有农村信用社抗风险能力提高了，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将来才能获取更多利益。另外，还要正确看待对改革成果的影响。我们反复强调要充分肯定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反复强调农村信用社几十年经营中积累的问题，通过改革已经部分得到解决，可以说农村信用社改革成功地跑出了第一棒。实行五级分类，正是改革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实行五级分类，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改革，才能保证改革最终取得胜利。也有人担心对票据兑付产生影响，2006年全面推行五级分类后，2007年实行五级分类为主两种数据报送的“双轨运行”，仍有四级分类作参照，不会对票据兑付产生影响，另外，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的观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农村信用社真实地反映风险、真正地解决风险。
其次是存在畏难情绪。农村信用社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困难不利于贷款五级分类，例如借款企业没有财务报表或者财务报表虚假、员工素质普遍不高、电子技术支持手段匮乏等。但凡事事在人为，不实行五级分类，这些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有通过对农村信用社实施贷款五级分类，才能促使这些问题逐步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在必须在正视困难的同时，坚定信心，通过开拓创新，加大工作力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二、掌握要点，切实做好农村信用社贷款级五级分类工作
要做好贷款五级分类工作，首先必须深刻理解贷款五级分类的基本概念和要点，否则，理解上的偏差将会导致分类结果的偏离。
（一）贷款五级分类的基本概念及核心
贷款五级分类是银行类机构采用财务分析、现金流量分析、担保分析和非财务分析，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估算贷款遭受损失的风险程度，将贷款质量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的一种管理方法。
从定义不难看出，贷款五级分类强调了四个方面：一是分类的主体和对象是贷款的质量；二是分类方法，主要包括财务分析、现金流量分析、担保分析和非财务分析；三是分类的关键就是风险量化，估算贷款遭受损失的程度；四是分类结果，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
从贷款分类方法看，尽管涉及的方面很多，有企业财务分析、非现金流量分析，担保分析，涉及企业非财务分析及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水平分析，但核心只有一个，即判断贷款能否及时足额偿还的可能性，也就是揭示贷款的实际价值。
从分类的结果看，正常贷款是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主要特征是“基本正常”；关注类贷款是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主要特征是“存在潜在缺陷”；次级类贷款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主要特征是“缺陷明显，可能损失”；可疑类贷款是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主要特征是“较大损失”；损失类贷款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主要特征是“基本损失”。次级、可疑、损失类统称为不良贷款。
（二）贷款五级分类的分析方法
贷款五级分类一般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时主要运用以下四个工具：一是财务分析。是指在对借款人经营状况和资金实力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对借款人连续几年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有关附表数据等资料进行确认、比较，综合评估借款人的财务状况，为贷款分类提供依据。二是现金流量分析。是指对借款人资产转换循环过程中的现金流量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借款人未来是否具有足够的现金归还贷款。现金流量净额等于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和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三项之和。三是担保分析。是指对借款人的担保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在未来借款人第一还款来源无法保证贷款归还的情况下，担保作为第二还款来源的补充还款能力。根据担保方式不同，可分为保证、抵押和质押分析。担保分析要把握四方面：法律上的有效性、价值上的充足性、担保续存期间的安全性和执行上的可变现性。四是非财务分析。是指对影响贷款偿还的相关非财务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的过程。主要内容包括：行业风险分析(包含自然、社会风险分析)、经营风险分析、管理风险分析、还款意愿分析、信贷管理分析等等。
（三）贷款五级分类的精髓
贷款五级分类关注的是贷款的内在风险，亦即已经发生但未实现的潜在风险，实际上是对贷款真实价值的认定。根据银行会计原理，凡是具有市场价格的资产（现金、股票、债券和固定资产等）均按市场价格确定价值，像贷款这种通常没有市场价格的资产只能通过贷款风险分类确定内在损失，将贷款账面价值扣减贷款内在损失得出当前价值或真实价值。
贷款五级分类主要通过分析借款人还款来源来判断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贷款五级分类将借款人还款来源分为第一还款来源和第二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是指借款人的正常经营收入，也就是主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量，是主要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充足，偿还能力才有保障，贷款才真正安全。第二还款来源是指靠其他收入(筹资、变卖资产、投资等)或执行担保偿还贷款。其中主要是担保。欧美国家严格按照是否动用第二还款来源作为划分不良贷款的分水岭，体现了对第一还款来源的重视。我国目前把是否执行第二还款来源的担保也作为了判断标准。
贷款逾期情况仍是贷款五级分类的重要参考因素。从理论上讲，贷款期限与五级分类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但实际情况是贷款期限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如果贷款合同期限合理，贷款逾期也说明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因此在分类时，我们仍将贷款逾期情况作为分类的参考。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对自然人一般农户贷款就采取了逾期情况、信用等级两级坐标进行贷款风险分类，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分类效率。
贷款五级分类体现了过程与结果并重的原则。五级分类结果直接反映了贷款的真实价值，这是提取损失准备的重要依据。五级分类过程是对贷款质量诊断的过程，要收集信息、整理档案、检查还款记录，要对偿还能力进行综合分析，判断还款可能性。贷款五级分类覆盖了从贷款的发放到账面消失的整个周期，所以分类过程是对贷款管理的过程，因此五级分类重结果，也重过程。
在现实工作中，影响贷款偿还的因素错综复杂，千差万别，不可能将这些因素、方法全部公式化，很大程度上，要由信贷、风险管理人员通过定性定量分析综合得出结论。所以对信贷和风险管理人员来讲，贷款五级分类既是一项技术，也是一种艺术。
三、强化责任，确保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工作目标顺利实现
农村信用社所有法人机构要在2006年底前完成贷款五级分类，时间短，任务重。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做到目标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重点是明确一个目标，开展两级培训，落实三方职责，收到四个成效，确保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分类工作取得成功。
（一）明确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就是2006年底前农村信用社所有法人机构全部完成贷款五级分类，用一年左右时间实现贷款四级分类向五级分类过渡，2007年实行贷款五级分类为主、两种数据共同报送的“双轨运行”制度。这一目标具体包含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时间要求，整体上要在2006年底前全部完成，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东部省、市农村信用社的分类工作要在9月30日前全面完成，中西部省（区、市）要在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二是范围要求，在机构数量上，全国农村信用社所有法人机构全部推行；资产种类上，不仅要对贷款进行分类，还要对透支、贴现、各类垫款等所有其它表内信贷资产实行分类，并试行对信用证、承兑、担保等表外业务和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分类。三是考核要求，从2007年起非现场监管统计分析以贷款五级分类数据为基础，两种数据“双轨运行”。四是拨备计提要求，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后，农村信用社要根据分类结果，按照准备金计提指引的要求提取准备金，差距大的要做出规划，分年逐步达标。
农村金融的概念及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研究述评；回顾与展望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3） 04-0085-12
A Latest Review on Fictitious Economy The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HOU Yong-gang WANG Zhi-gang（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The mod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has experienced from being driven by a single real economy to both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fictitious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engineering. In recent years，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derivatives， as a maj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ctitious economy caused many economic crises and world economic growth being in a standstill. The destruction was serious so that people have to rethink the function of fictitious economy.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review of fictitious economy is short and lack of being summarized and combed systematically. Consequently， taking fictitious econom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fictitious economy’s concept and extension， theory development， policy 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s the development of fictitious economy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ollow-up study.
Keywords： fictitious economy， real economy， research review，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一、引言
1971年8月，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元窗口，至此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宣告结束，运行了近三十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厦轰然倒塌。美元与黄金最后一丝脆弱的联系被切断，货币与贵金属的彻底分离标志着人类历史上货币第一次成为虚拟化的价值符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行模式。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的兴起，为经济的虚拟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世界经济开始呈现以资本证券化为代表的虚拟性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虚拟经济的快速膨胀，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重出现倒置，形成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虚拟资本从实体资本的附着物发展成社会总资本的相对独立的代表。迅速泛滥的各种金融资本和金融衍生工具一改过去“温柔乖顺”的形象，犹如“猛虎下山”般横冲直撞，致使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频发，世界经济踌躇不前。各国不得不对虚拟经济进行重新审视、考量各自虚拟经济的发展之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和汇市一泻千里，诱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香港虽然在这场“金融阻击战”中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但经济也遭受了重创。中国虽然在这次危机中所受冲击较小，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要想真正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中，就必须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及运行规律等进行更为深入的认知与把握，做到趋利避害。
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开创性地开展了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其中以刘骏民（1996）[1-2]对虚拟价值增值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起点。近十多年来，学者们先后就虚拟经济的产生机理、概念内涵、理论支撑、运行方式等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国内鲜有学者对虚拟经济研究的脉络给予梳理与归纳，评述相对较少。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该学科发展历程的回顾，构建了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框架，以期系统地展现其全貌，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本文余下章节构成如下：第二节虚拟经济的概念及其外延；第三节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第四节虚拟经济的政策应用；第五节虚拟经济的现存困境；第六节前景展望。
二、虚拟经济的概念及其外延
（一）实物（体）经济
回顾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从远古的蛮荒年代到如今的现代社会，人类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扮演着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根基角色。马克思（1975）[3]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价值通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体现，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而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则是基于功能化的视角对商品价值的外化形态，是马克思关于传统经济（实体经济）的注解。他还认为，实体经济运行遵循G―W―G的过程，期间只要有一个环节停滞，都会形成堵塞流，对经济的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著作中，从《国富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理论到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再到西方近代主流经济理论基础无不建立在“物本经济”即“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实体经济俨然成了世界经济的代名词。那么究竟何为实体经济呢？对此学者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陈文玲（1998）[4]指出，实物经济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也是有形的物体运动与再生的过程。实物经济的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以有形的物质作载体，进入市场的要素禀赋是以有形的、刚性的实物形态为主体，包括有形的商品、货币、市场、资产等。王国刚（1999）[5]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指出，“实体经济”是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吴立波（2000）[6]指出，实体经济是生产可以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为其服务的经济活动，其基础是物质生产部门。刘骏民，王国忠（2005）[7]从系统论的角度认为，实体经济系统是社会生产、交换、消费的物质系统，也是以成本为支撑的价格系统。目前，虽然学界对实体经济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就实体经济的特点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依托于有形物质载体，以成本加成为计价手段的生产部门。
（二）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一词最早来出自于1840年威・里瑟姆的《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一书中，主要指空头汇票等票据。马克思（1975）[8]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虚拟资本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逻辑起点在于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自身不具有价值，却可以同实际资本一样，通过资本的循环运动产生利润，进而提出公共有价证券（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以及不动产抵押单等都属于虚拟资本。刘骏民（1996）[2]基于马克思的视角将虚拟资本定义为：同实际资产相分离的，本身无价值却可被作为“商品”交易的各种凭证。在此基础上，刘骏民（1997）[9]指出，发达国家银行业存在过度投机的倾向，为各国金融当局间的合作与协调提出了挑战，而这种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使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就虚拟资本的特点而言，虚拟价值增殖不受时间、经营活动条件的限制。而且，就其收益来看，也是生产活动无法比拟的，所以虚拟资本对投资者往往更具吸引力。然而，虚拟资本的虚拟性越强，市场的投机性就越强，甚至演变成为完全的以钱生钱的活动。与此同时，成思危（2002）[10]对虚拟资本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并将其外延进行了扩充。他认为，生息资本的社会化，使金融市场得以产生，从而为货币供需双方利用各金融衍生工具，实现借贷行为搭建了制度平台，从虚拟经济的观点来看，所有的金融市场工具都是虚拟资本，包括信用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类型。进一步地，成思危（成思危，2009a，2009b）[11-12]强调，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实质上是属于信用资本范畴，没有完全满足当前虚拟资本无形的、价值不确定的和本身不能独立创造价值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虚拟资本的定义，即虚拟资本是指既不具有实物形式、又不具有货币形式的、价值不确定的、但可以产生利润的、建立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资源。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王彦亮，林左鸣（2010）[13]建设性地指出，虚拟资本的出现意味着唯实物价值才为价值的时代已成为过去，非实物价值也就是虚拟价值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制度则是资本主义虚拟资本产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将资本主义推向经济危机的深渊并为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所扬弃的重要原因。
（三）虚拟经济
20世纪90年代金融工程学的兴起，使金融创新速率大大加快，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虚拟化时代。虚拟经济再也不是那个曾经依附于实体经济的“附庸”，其逐步挣脱于实体经济的束缚，自成一派，游走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各个角落。那么，何谓虚拟经济呢？当前学界对此看法不一，大致分为三种：其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fictitious economy）；其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virtual economy），也可称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其三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visual economy）。马克思（2004）[14]为虚拟经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他指出，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与其当前职能相匹配的流动之后，才能取得进入下一转化阶段的资格。他还强调，资本循环过程会游离出货币。换言之，如果出现形态锁定，则势必会产生实物经济的断裂层，造成资本游离于实物之外，使资本带上虚拟色彩，产生凹陷性泡沫；而如果这种锁定的时间过长，则很容易形成劳动力或产品过剩，产生凸现性泡沫。
现阶段，学者们对虚拟经济的概念理解主要表现为价值论、金融（技术）论、系统论和二元人本四个角度。首先，价值论角度。刘骏民，姚国庆（2003）[15]认为，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显现经济虚拟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重倒挂，进而导致其价值结构中二者的倒挂，即双重倒挂型的“倒金字塔型”结构。进而，刘骏民（2003）[16]以价值系统作为出发点，从一般和广义两个视角对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作了定义：从一般看来，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为基础的价格系统，其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内在的波动性；从广义上看来，虚拟经济是观念支撑的价格体系，而不是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因此，广义的虚拟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和与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
其次，金融角度。彼得・德鲁克（1988）[17]更倾向于将虚拟经济理解为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认为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飞轮，而且大体上独立于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吴立波（2000）[6]表示，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是指最初产生于实体经济，但已脱离、独立于实体经济、大范围普遍出现的以投机牟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王兆刚（2003）[18]认为，货币和金融资产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交易媒介，是虚拟经济运行载体与活动结果的体现，二者密不可分。经济虚拟性增强的直接原因就在于，金融资产的无序膨胀和金融交易的无限制发展所导致的经济失衡。
再次，系统论角度。成思危（1999）[19]指出，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是指以金融体系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即钱生钱的活动，主要涵盖证券、期货、期权等内容。在充分考虑虚拟经济演进路径之后，他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5阶段论，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五个阶段。
最后，二元人本角度。林左鸣（2005）[20]认为，人类已从“衣食住行”的发展阶段超脱出来，进入了“衣食住行乐”为主的新的发展阶段，狭义的虚拟经济概念已难以把握其本质，人类应拓宽视野，建立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吴秀生，林左鸣（2007）[21]指出，创造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的经济活动是实体经济，而创造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的经济活动是虚拟经济。在价值日益虚拟化、生活化的今天，人们应挣脱“物本主义”的枷锁，由“劳动价值论”向“生活价值论”转移，寻求一种“人本主义”的和谐。基于此，王彦亮，林左鸣（2010）[13，22]将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且往往是以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经济，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总和定义为广义虚拟经济（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广义虚拟经济一经提出，便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这一点在学者们对《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其中，李克安认为，以“二元价值容介态”为基本依据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提出，是经济学理论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次跃升；黄书元指出，该书敏锐地把握了浩荡的世界大势，捕捉了瞬息万变的经济走势，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崭新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提供了一把理解和把握未来和社会发展的钥匙①。关永强，张丽（2012）[23]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回归，“制文化权”等理论的提出，坚持了传统的政治和文化视角，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为增强国家影响力、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夺取虚拟经济的主导权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虚拟经济的理论视角
早期，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有益补充，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随着技术革命的兴起，虚拟经济逐步与实体经济发生异化、分离，进而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在现实的经济中，虚拟经济以产权、信用和风险为交易标的与实体经济发生交互作用，导致资本流动性不断加大，资源配置领域不断变化，经济规模成倍扩张和“泡沫”成分的虚增，而风险与信用之间的交换，最终使人们意识到虚拟经济的扩张已经和实体经济的扩张完全无关。
20世纪后半叶，虚拟经济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对虚拟经济的认知呈现阶段性的特点，主要分化成如图1所示两大阵营。其一是狭义的虚拟经济，即早期的金融论。其中多以金融工作者为代表，他们认为虚拟经济即金融，是高新技术的产物。其二是广义的虚拟经济，主要包括系统论、价值论和近年来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二元人本论。系统论强调，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应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利用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知识系统地进行。价值论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出发，利用资本定价模型，探究虚拟资本的价值增值规律。而二元人本论则吸收了系统论和价值论的理论精华，并将人本理论、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纳入其中，从生活对象化的视角对虚拟经济进行了重新的认知。
国内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的主要研究如表1所示。具体的文献综述如下。
（一）金融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促使世界经济往来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国际贸易已突破地域等物理性界限，实现了时空上的快速对接。因此，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是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催生的产物，是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结果。宗寒（2012）[30]分析了虚拟经济与西方金融危机间的关系。他指出，在金融垄断资本主导和推动下，西方国家为缓和内部矛盾、增加就业、稳定经济，逐步形成了举债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经济的持续低迷，使这种依赖性逐步增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金融衍生品的泛化，金融诈骗行为多发，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曾鸿（2012）[31]认为，虚拟经济的工厂是各种金融机构，其产出物是货币、债券、期货等金融工具，交换场所则是各种虚拟资产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一个测度虚拟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虚拟资产总价值（不含房地产）、虚拟资产总交易额、经济虚拟化度以及虚拟经济灵敏度等四个方面。陈吉磊，王红蕾（2011）[32]强调，金融创新所导致的杠杆活动泛化，使虚拟经济的传导性和放大性极大地增强，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他们认为，要想有效地避免这种风险，必须要从营造信用制度的软环境、建立公平的信用评级制度和完善金融监管等三个方面着眼。
（二）系统论
有关系统论的观点主要源于成思危。成思危（1999）[33]将系统科学的知识运用到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中来。他认为，可将虚拟经济视作一个系统，从系统内部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其特性，以更好地揭示其演化规律。按照该理论，他指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寄生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在研究方法的选取方面，成思危（2003）[34]认为，研究虚拟经济应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按照复杂科学的研究要求，实现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辩相结合。在理论工具的选取方面，主要应包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技术、复杂数据的分析技术、群体决策技术、综合集成技术、计算机模拟、计算智能及数理逻辑等内容。
（三）价值论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物质系统还是价值系统，将影响到一系列基础理论的走向。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的本质认定为“物质系统”，而马克思却走在了另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在他看来，经济的本质是“价值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已超脱了“物”的阶段，他强调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精髓在于其指出了财富的社会性质，将价值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而虚拟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恰好就是对财富性质和经济系统本质属性的认识。据此，刘骏民（1996）[1]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构建了实际价值增值与虚拟价值增值关系的模型，并就实际价值增值、虚拟价值增值与货币供求量之间的运行关系作了图示化的说明。进一步地，他指出，中国的证券、房地产业正处在起步阶段，要防范资金的过度炒作，控制好货币流向。刘骏民（2000）[35]认为，研究虚拟经济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从本质上认识当代经济运行的基础。更进一步，刘骏民（2003）[16]构筑了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运行特征、国际化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相关宏观调控等方面。
（四）二元人本论
在中国朴素的自然观中，物质和信息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表现有二：其一，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人与人间的关系已超越了动物简单的生理需求，更多的展现了其社会性一面。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双向互动，正是建立在广泛的信息交流和传递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表现的更为明显。其二，就物质本身而言，其能量通过信息扩散的形式得以有效传播，而来自于外界信息的回馈，又将反作用于物质，故而，宇宙就在物质―能量―信息―物质的这种循环中不断演进。钱穆⑨在评述中国文化时，关于“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的论断，也从侧面印证了二元人本思想。林左鸣，尹国平（2011）[36]认为，传统的价值理论面临着对“新经济”解释力、引导力、指导力不足的困境，而以生活价值论、二元价值容介态经济以及新的“三位一体”为主要解释框架的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正是对“新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创新研究。更进一步，王延亮，林左鸣（2011）[37]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研究并结合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论述后指出，宇宙的运动就是在“物质态”和“信息态”循环作用下发生的。一方面，“信息态”的信息容纳于“物质态”之中，推动了“物质态”的进化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物质形态又释放出新的信息再容纳于“信息态”之中，推动了“信息态”的进化发展。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容介态”。据此，他们将“自然容介态理论”运用到经济领域，将经济活动划分为物质范畴和精神范畴，提出了“二元价值容介态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林左鸣，吴秀生[38]强调，在新经济背景下，财富标志已发生了异化，人们应该重新对其价值进行认知，挣脱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思想桎梏，构建起基于“使用价值、虚拟价值和价值”的新的价值体系。人类已经进入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时代，“劳动对象化”将被“生活对象化”所取代。
四、虚拟经济的政策应用
（一）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国内学界对虚拟经济进行研究的起点。因此，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自然离不开金融危机。陈文玲（1998）[4]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互动的角度，探究了引起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她认为，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而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失衡，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在此基础上，她指出，政府应加强对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联动关系的关注，提升其监管水平。奇平（1998）[39]在评论虚拟经济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关系时指出，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人类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过程中必然的阵痛。这种阵痛的摩擦点在于：信息文明的比特（信息量单位）要求高度的流动性，而工业文明的原子要求高度的非流动性。货币与信息的这种流动性差异，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核心。与此同时，成思危（1999）[19]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在于虚拟经济的内在特性，加之外界的扰动。他形象地将实体经济比作雪山下的岩石，将虚拟经济比作覆盖其上的雪层，而金融危机就像是雪崩，从而产生“滚雪球效应”。更进一步，成思危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为5个方面，即实体经济运行失常、政府宏观管理失误、金融系统幼嫩脆弱、投资人群信心动摇与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并指出虚拟经济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虚拟经济的发展，认真研究其运动与发展规律，防范并消除其不良影响。萧琛（2001）[40]从网络经济的角度，探究了美国“增长性衰退”问题。他认为，走出这场“准危机”主要靠“真实经济”的调整。刘骏民，范晓云（2003）[41]从经济虚拟化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做了解读。他们指出，经济结构的倒金字塔结构必然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形式产生影响。当今世界，生产结构、经济增长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金融危机至关重要，而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就必须革新发展理念，与时俱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林左鸣（2011）[42]认为，财富和其标的的分离，加之社会多元化的心理需求，致使财富标志泛化，这正是泡沫经济发生的直接原因。更进一步，“财富标志”必须与金融产业相互依存，成为金融产业的立足之基，成为经济平稳发展的定海神针，而加强金融监管和规范“财富标志”的设计，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当前增加“财富标志”物品供应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和现代通信技术的运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插上了隐形的翅膀，至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入了“比翼双飞”的时代。起初，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有益补充，能为实体经济带来规模、效益上的提升，似乎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而被业界津津乐道。然而，随着各种金融投融资衍生工具的日益泛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逐步出现了貌合神离的迹象，甚至是相互脱离，昔日的“随从”如今大有翻身作“主人”之势，世界范围内频繁出现的各种金融风波、危机俨然已成为虚拟经济的“代言人”。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学者们就此给出了不同的见解。在定性研究方面，齐援军，石康（1999）[43]认为虚拟经济引发的金融危机的负作用表现有三：其一，IMF提供的传统的反危机措施将导致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强烈的收缩效应；其二、抑制消费；其三，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从而，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破坏力度逐步加大，并与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额度和频度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基于此，他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符合本国国情；第二、建立以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可靠强大的外援为基础的对冲基金机制。秦池江⑩在描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时，曾形象地指出，实体经济犹如锅炉中的水，虚拟经济好比把水转化为蒸汽，一台锅炉如果没有装入足够量的水，不可能产生足够强的蒸汽；如果只有水，没有蒸汽，就不能做出新功；如果只注重取得蒸汽，而不注意锅炉内水量和温度的变化，也是极其危险的。孟令国，邓学衷（2000）[44]认为，虚拟经济自诞生之日起便对实体经济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员储蓄转向直接投资，便利资本流动和产权复合，改善风险管理，传递投资信息，调节国民经济等五个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诸如，二者发展速度和规模严重失衡，出现了所谓的“倒金字塔结构”，致使民众在“金钱游戏”中沉醉，将经济的泡沫越吹越大，并一发不可收拾。基于此，他们在强调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时指出，必须强化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优化其结构并保持良性运行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虚拟经济以泡沫的方式对实体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冲击。在定量研究方面，王爱俭，张全旺（2004）[45]从传统的总需求四部门理论（即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出发，研究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微观领域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他们指出，虚拟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增长、稳定具有一致性。刘思峰等（2011）[46]利用种群生态学中的logistic方程，构建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型，结果表明，只有在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适度时才能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趋势。
（三）虚拟经济的风险治理
虚拟经济产生的初衷在于通过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交易机制，促进资本在供需双方间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目的。但不知曾几何时这只“温顺的羔羊”（初期的虚拟经济）已变成掀起经济界腥风血雨的罪魁祸首，让人们闻之色变。如何把这只“老虎”（后期的虚拟经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已成为当前学界绕不开的议题。仲大军（1998）[47]认为，一个国家经济中虚拟成分的大小关键在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虚拟经济是看菜下饭，其看重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人文资源与政治资源等。整个资源价值都在观念和信心的主宰下浮动、变幻，人们只有把握其特点、规律，才能在虚拟经济的波动中处变不惊。周铁水（2000）[48]认为，虚拟经济的存在为剩余资金的流出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才不至于导致传统实物产品严重的价格上涨，但存在于其中的风险却不容忽视，必须予以积极应对。吴立波、郦菁（2004）[49]在分析了虚拟经济的本质、作用与历史地位后，不禁反思，虚拟经济是否是实体经济面临增长极限状态后资本挽救危亡的最后一跃？如果是，那么这一跃之后的结果是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来临？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否能通过彼此间的互动，创造出符合大多数人需要并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运转的新方式。吴秀生（2010）[50]基于生产关系的视角，对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方式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广义虚拟经济的生产力以信息这种特殊的产品为生产对象、具有产量的增长倍率大、生产不平衡性的特点。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制信息权为核心的，重塑了产品货币关系、突出了泛媒体在生产中的参与性和文化与生产的关联性，同时也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并正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汹涌之势，研究并破解其发展规律，以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五、虚拟经济的现存困境
（一）虚拟经济的概念不一致
国外学界很少使用虚拟经济的概念，大多用符号经济进行替代。虚拟经济一词的创设灵感来自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可以说是国内理论界的首创。然而，自虚拟经济学说提出以来，学界就争议不断，一直没能给出统一的概念定义，但对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态予以肯定。其中，突出表现在对虚拟经济一词的翻译方面，fictitious economy， virtual economy， symbol economy等词汇随处可见，随意性较大；而且各学派对虚拟经济的认知也存在差异：成思危与刘骏民认同将虚拟经济翻译为“fictitious economy”，而林左鸣却主张将广义虚拟经济翻译为“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传播得益于其概念的统一性与唯一性，而这正是当前国内虚拟经济所欠缺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研讨，以达成共识。就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早期，有学者将虚拟经济等同于虚假经济，认为其有坑蒙拐骗之嫌；而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非生产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就不是正当的，就是应当消除的，因此试图用符号经济取代虚拟经济。后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内学者逐步开始了对虚拟经济系统而规范的研究，分别从系统论、金融论、价值论、人本论的角度对其做出了阐释，理论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但美中不足的是，上述理论很难获得较为统一的肯定，概念不一，大都处于“单打独斗”的水平，理论生命力不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不明确
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产生的观点无可非议，并获得研究者的首肯，但就二者的关系，学界却看法不一。成思危（2002）[51]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实体经济系统则为经济系统中的硬件，虚拟经济系统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直接以货币增值为目的，是“用钱生钱”的经济活动，与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相悖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经济只能产生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如何确立二者在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应是予以重点关注的问题，而这一点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论点较为契合。吴立波，郦菁（2004）[49]指出，虚拟经济最初产生于实体经济但已脱离实体经济的真实需要，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应针对其特点、运行规律进行专门性研究。2013年6月刘骏民在广义虚拟经济论坛中，就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两点看法。其一，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的虚拟经济仍未获得主流经济学的肯定，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构建一整套的理论研究体系，结合一般均衡、局部均衡等理论，探究虚拟经济已有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契合点，最终使虚拟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从实践层面看，当前关于虚拟经济的实证研究偏少，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部分脱节，应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以不断检验、修正理论的科学性。此外，以林左鸣为代表的广义虚拟经济学派则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林左鸣（2007）[52]认为，物质财富是今天经济要件中的“皮”，非物质财富则是今天经济构成中的“毛”，要获得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是“皮”和“毛”按一定比例协调起来，形成有机结合的“皮草经济”。进一步地，该学派摒弃了传统的“二元价值论”，将虚拟价值融入产品价值构成要件之中，形成了“三元价值论”，构筑了基于“生活对象化”的全新财富观。众所周知，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不受心理活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虚拟经济似乎已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活动。
（三）虚拟经济的价值尚待评价
实体经济的价值判断依托于劳动价值论，但虚拟经济的价值衡量却显得无所适从。如今，虚拟经济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大多数人只能在其价格浪潮中“奇幻漂流”，而他们的财富梦想却在这场追逐中散失。那么，虚拟经济的价值运行规律究竟是否可寻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虚拟经济的价值衡量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末[53]；其二、虚拟经济的价值判断可以从“生活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只要是能给人带来（主要是心理的）满足都是有价值的，而这种感受价值却具有非边际化的特点，且大小也因人而异。吴秀生（2011）[54]认为广义虚拟经济对虚拟价值的引入，打破了人们求解价值源泉问题上的理论困境，价值的时间维度被打开，价值变动不定将成为其基本的存在状态。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展开了对虚拟经济的实证研究。萧琛，蒋景媛（2011）[55]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基于智能虚拟资本品动态估值的整体化模型。该模型依托于价值探索者模型，并将企业外部风险囊括其中，有效避免了其他模型的不足，效果良好。张明立等（2011）[56]运用广义虚拟经济的相关理论，对顾客感知价值及其对满意、忠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顾客的感知价值由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构成，且均对满意、忠诚有显著影响；情感型产品的虚拟价值对满意、忠诚的影响大于功能型产品的虚拟价值对满意、忠诚的影响。闫妍等（2011）[57]以房地产作为财富标志，分析了房地产、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等的发展和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房地产及其金融衍生品的虚拟价值具有“边际永不存在和边际无时不在”的非边际化特征。王文龙等（2012）[58]基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视角，利用综合评价法，对A股上市公司依据投资价值进行了评价，通过进行物质态和信息态的两步筛选，最终得到该年A股市场排名前50的股票，为投资者的投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总的看来，就虚拟经济价值计量而言，多集中在定性分析上，定量研究依旧偏少。
六、前景展望
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已近20年的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界开始关注虚拟经济，诸多学者为我们开启了虚拟经济这扇大门。2000年10月，天津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2010年，中航工业广义虚拟经济研究所成立，下设广义虚拟经济研究所（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办公室（行政事务、项目管理）两个办事机构，以更好地促进广义虚拟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运用广义虚拟经济视角研究产业实践问题的应用研究。截至2012年，国内发表的有关虚拟经济的文章已有4000余篇。2013年，中航工业了广义虚拟经济50指数。该指数为衡量证券市场的风险及运行态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同时也为规范投资者行为，弱化其投资风险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虚拟经济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在理论层面，主要表现为对虚拟经济的概念界定、评价体系、运行规律、风险防范、经济地位等方面认识不深；在实践方面，多数学者未能很好的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挖掘其深刻的生活内涵，发挥实践对理论研究的导向作用。此外，在科研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者的积极性。
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彼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虚拟经济理论的支撑。因此，国内学界同仁应在参与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同时，构建起支撑虚拟经济发展的科学的理论框架，丰富虚拟经济理论的内涵、外延和功能，并不断依托实践对该理论进行修正和完善，最终使虚拟经济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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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李剑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N]，人民日报，200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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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钱穆.钱穆：论天人合一[EB/OL]. [2012-03-20].http：//.cn/shixue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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