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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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的变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益气扶正法；脓毒症；血清核因子-κB； 活性变化；治疗效果
DOI：10.14163/ki.11-5547/r.2015.18.127
脓毒症是具有感染依据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患者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将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等。当人体受到炎性刺激时， 机体会通过相应的受体启动细胞内的信号传导过程， 从而激活较多的转录因子， 造成很大炎性介质大量释放， 而在此过程中血清核因子-κB 则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和脓毒性休克多种病理、生理等激活关系密切[1]。为了探讨益气扶正法在脓毒症患者中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对血清核因子-κB 活性变化。对2014年10～12月本院诊断、治疗的40例脓毒症患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对本院诊断、治疗的40例脓毒症患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每组20例， 实验组中男7例， 女13例， 年龄18～80岁， 平均年龄（56.5±8.8）岁；对照组中男11例， 女9例， 年龄19～79岁， 平均年龄（56.7±8.8）岁， 患者对其治疗方案、护理方法等完全知情，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西医治疗， 西药治疗方案参照《2004年国际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管理指南》[2]对患者进行针对性治疗， 主要包括：加强氧供、合理氧疗， 纠正患者低血氧症， 必要时给予患者通气治疗；根据患者症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抗感染等。
1. 2. 2 实验组治疗方法 实验组实施益气扶正法治疗， 具体方法如下：①对于气阴两虚型患者，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病史等每次静脉滴注50 ml参麦注射液（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Z33020020）混合250 ml 5%葡萄糖注射液， 1次/d， 连续使用7 d；患者炖服15 g/d西洋参， 炖服2次/d， 连续服用7 d。②对于气虚阳脱患者，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病史等每次静脉滴注50 ml参麦注射液（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Z51020664）混合250 ml 5%葡萄糖注射液， 1次/d， 连续使用7 d；患者炖服15 g/d红参， 炖服2次/d， 连续服用7 d[3]。
两组患者治疗7 d后均于第8天早晨空腹抽取2 ml外周血， 并进行离心， 细胞沉渣涂片进行Wrigh-Giemsa染色， 镜下分类， 计数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 采用凝胶电泳迁延率法联合计算机辅助软件对患者NF-κB活性、CRP、IL-6、IL-10指标进行检测。
1. 3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对患者治疗疗效进行判定， 具体如下：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消失， 积分改善率>90%；好转：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得到好转， 积分改善率在60%～90%；无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没有明显变化， 积分改善率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90%高于对照组70%（P
2. 2 实验组NF-κB活性为（0.37±0.17）、CRP指标为（44.30±28.41）ng/ml、IL-6指标为（76.04±4.47）pg/ml低于对照组（P
3 讨论
近年来， 益气扶正法在脓毒症患者中使用较多， 并取得理想效果。参麦注射液是临床上使用较多的中成药物， 药物主要由：红参、麦冬等药物组成， 方药中红参属于大补元气药物， 药物具有复脉固脱、益气摄血等功效；麦冬则具有增强机体免疫， 促进核酸合成， 促进抗体、补体、干扰素以及溶菌酶等功效；诸药共用， 能够有效的改善患者症状， 发挥药物回阳救逆、益气固脱等功效。同时， 参麦注射液还具有调节机体免疫， 增强细胞代谢并且改善患者血流变等多重功效， 能够对人体多个脏器具有较高的保护作用[4]。
NF-κB是人类从B细胞的核抽提物中发现的一种和人体免疫蛋白κ链基因的增强因子κB序列（GGGACTTTCC）特异性结合的白因子， 因此， 临床上将其称之为NF-κB。通常而言， NF-κB在人体内含量相对比较低， 当患者受到外界炎症侵袭或患者疾病加重后NF-κB水平升高。同时， NF-κB还能够刺激人体内的单核细胞产生 IL-6、IL-10以及巨噬细胞炎症蛋白等， 并参与人体凝血等功能的调节。 IL-6在脓毒症患者早期就能够在内毒素（LPS）诱导下释放， 并且能够刺激产生多种急性期反应蛋白， 其中也包括：CRP。而IL-10则是人体内重要免疫体统调节的一个因子， 它能够辅助人体内产生T细胞2型（TH2）， 具有免疫抑制作用以及抗菌、抗炎等功效。根据相关实验结果显示：IL-10能够有效的抑制NF-κB、IL-6等生成， 能够有效的阻碍促炎因子从而抑制机体过度的炎症反应， 保护机体。本次研究中， 实验组NF-κB活性、CRP、 IL-6指标， 低于对照组（P
综上所述， 脓毒症患者采用益气扶正法治疗效果理想， 且患者治疗过程中应该动态监测和控制NF-κB的活性， 提高临床治愈率。
参考文献
[1] 庄育刚.参麦注射液对脓毒症患者TN F-α、IL-6、IL-8水平的影响.中国中医急症， 2012， 21（2）：299-300.
[2] 任彦斋， 王峰.参芪扶正注射液联合化疗对晚期胃癌患者临床疗效和免疫功能的影响.肿瘤基础与临床， 2012， 25（5）：394-396.
[3] 李真玉， 刘毅， 柴艳芬.血清降钙素原、C 反应蛋白、乳酸、细胞因子及危重疾病评分对脓毒症预后分析.临床荟萃， 2011， 26（16）：1381-1387.
[4] 施荣， 熊旭东， 李淑芳， 等. 炎调方对脓毒症大鼠血清炎症因子的调控作用. 中国中医急症， 2012， 21（3）：397.
行政制度的变化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行政成本行政道德行政制度伦理治理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带有旧体制惯性的行政管理，必然显现出许多不适应性和弊端，它们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互作用，并且通过行政过程中行政行为的人力、物力、财力耗费的增加即行政成本升高表现出来，行政成本一旦超越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1，行政成本增加的道德内涵
行政成本，从行政管理主客体来说，可以分为决策成本、执行成本、沟通成本、监控成本等。从行政环境来说，又可分为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心理成本、结构成本。无论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伦理状况怎样，还是时间、资金等资源分割的公正性如何，都和行政成本有关。因此，行政成本的升高不仅有着政治、经济、行政科学化程度的原因，同样也有着道德的影响。行政管理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是我国行政管理的职业道德价值定位，同时，市场经济的自主性，竞争性所要求的社会结构是“大社会，小政府”的理性模式，政府的运行应该是高效的，行为上应该是廉洁的，因此，行政成本的增加是非理性的，非道德的。
就目前的行政管理来说，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造成行政成本增大的不道德因素占去很大一部分。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人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种严重背离了公权力所应有的公正、精干、高效的原则造成的行政成本增加显然是不道德的，是行政道德失范的结果。
2，行政成本增加的伦理剖析
行政成本增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从多视角加以分析。从伦理角度来说，它可以分以下几方面:
第一、它是行政道德失范所致。所谓行政道德失范，是指行政主体行为已经逾越了政府和社会所期望的道德规范，是行政道德的“恶”代替了“善”。在具体行为上，就是行政权力的异化，公权力本质的异化。行政道德失范，必然引起以下现象的出现，首先，行政组织结构的非理性，具体表现为职能不清，权限不明，机构重叠庞大，条块分割，人员臃肿等。其次，行政管理中和腐败的大量存在。任何一种行为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人的欲望必然无法在萌芽状态之时和进行过程之中受到约束，那么任何情形都有可能发生。在庞大的行政机构中，不可避免的和腐败几乎成为现代政府难以消除的通病。
在官潦主义方面，摆门面、说空话、思想僵化、办事拖拉、不负责任、不讲信用、不深人调查、不关心群众疾苦等反道德行为，导致了决策失误，造成了国家上百万以至上亿的损失。在腐败方面，权力腐败的实质是行为主体为其自身利益偏离了公共职责而滥用权威，即行政主体权力行为的变异，公权成了私权。主要表现在权钱交易、，用权力对社会资料进行了强权分割，在一些人看来，权就是利，“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蜕变成“相机谋私”的市民观点，由此，不少行政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加速了对公共权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争夺。比如成立一个公司，劳动局、环保局、企业办、工商局、税务局、老建办、经委等纷纷登场设立审批权，这场争夺的结果，便是各种审批权形式的不断翻新，各种人事任免的出笼，各种收费权限的扩大，通过这种权力设租，大肆索取高额回报，这些都构成了行政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
第二、行政制度的不完善所致。行政制度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行政行为规范的集合。在行政过程中，人们都可以通过建立制度来约束行政主体彼此行为，行政制度广泛存在于行政主体的各项活动领域，虽然这些制度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直接的道德行为规范，但是，在设立这些制度时，又往往是依据特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这些原则、要求指向特定的伦理目的，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具体道德意义的结果，这种制度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都有一定的支配约束作用，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模式，影响主体的价值取向，引导着主体的道德选择和行政成本的变化。
综观我们的行政制度的安排和制订，我们发现，无论是行政程序、行政决策，还是行政处罚、人事管理都制定了制度，但是，由于行政监督制度的不完善，这些制度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行政管理中，决策时的“一言堂”、人事任免的暗箱操作、行政过程中的随意性、处罚时的“小金库”，都显示出制度的不完善和执行不力。还有干部福利制度、福利的多少与干部的级别挂钩的，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干部考核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出现了有些干部急功近利、贪大求功等非科学。这些都导致了行政成本上升。
第三、社会道德的调控机制弱化所致。十多年来，人们对现实生活中世俗取向和道德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对现实生活中世俗的感受和功利人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市场经济的言利、个性显化、个人利益凸现造就了相当一部分人以“一切向钱看”为自己的价值定位。多样化价值的存在使得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评判标准不是唯一的，因此，对不同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了前所末有的宽容性，这样，社会道德无法为社会转型时的行政主体提供一股正义的社会监督力和震憾力，行政管理当中大量的不道德的丑恶行为不能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和讨伐。就公务员自身来说，有的因主观行为造成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几千万以至几亿损失，也无半点良心的不安，竟然以“交学费”一言了之。某些领导干部也以“改革允许犯错误”掩盖失误，自相慰安，受害者也无动于衷。这一切导致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相反，在行政活动中那些公而忘私，刚正不邪，无私奉献被视为“迁腐”“跟不上时代”而被嘲讽。
3，伦理对治理行政成本增加的作用
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需要协调的面和深度也必将越来越大，尤其是社会转型新旧体制的碰撞导致的社会无序面的增大，成本上升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行政成本毕竟是来自于社会纳税人的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耗费，从道义上来说，无止境的增大是不允许的，行政行为在给社会协调的同时，倘若超过一定的范围，必然会给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发展设置障碍，因此，尽可能降低行政成本，以低的投人获得高的产出，是社会对政府的期望。
行政制度的变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美国;行政制度;经验;启示
一、行政决策制度
美国行政决策制度比较具有特色的是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制度最早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为了解决行政审批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1975年美国政府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美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是下放部分行政审批权力。美国政府精简了很多行政审批项目，将部分审批权限交给了社会和市场。这使社会组织和市场拥有了更大活动空间，也有利于激发和增强社会和市场的活力。
二是依法进行行政审批。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法制的国家，这种法制环境使行政审批同样依法进行。在进行行政审批的过程中，各种审批项目、审批程序均是依法进行。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权方面，美国对行政许可权的设定极为严格，一般都是以法律的方式设定。
三是有着规范的行政审批程序。美国行政审批程序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听证制度。行政审批的听证制度主要作用在行政许可中，给予申请者或者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其充分的表达意愿。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554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包括核发、拒绝、吊销、修改许可证的裁决时，应当及时通知有权得到听证通知的人，在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时，应充分考虑到当事人或其人的需要与方便。[1]（2）在许可中使用说明的理由制度。在行政许可中使用说明理由制度即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表明做出行政许可的合法性理由与合理性理由包括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要点，进行许可判断的依据和标准。[2]这使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许可时，做到依法审批、合理行使裁量权，防止行政滥权。
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还存在着审批权力比较集中、审批程序过于复杂、审批事项过于繁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鉴美国下放行政审批权力、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等做法，以提高我国行政审批的能力。
二、行政执行制度
1、行政执行制度冲突的解决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除了联邦政府制定的行政执行制度外，各州和地方政府也制定的有行政执行制度。这种情况难免会导致行政执行制度的冲突。为解决行政执行制度的冲突，美国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往往会就相关领域制定统一的行政执行制度，使部分州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执行制度作为统一制定的行政执行制度的补充。
2、行政执行的内容随职能的不同而变化
行政执行是政府一项重要活动，在实质上，政府的每一项职能都包含了行政执行。[3]美国的行政执行内容取决于行政职能，不同的行政职能产生不同的行政执行内容。例如，美国政府机构具有罚款、救济、惩戒、行政许可等不用的职能，其行政执行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3、美国行政机构的行政执行选择
美国行政执行选择主要体现在行政执行前。行政执行前，美国行政机构需要考虑是否实行它自己的规则和决定。这对美国行政机构来说是一个十分谨慎的问题。因为如果放弃执行自己的规则和决定，那么当事人以外的人可以依法通过法院要求行政执行。一旦一个行政机构决定采取行政执行，则它具有选择执行方式的权力。[4]其执行方式可以采取行政机构自己来执行，也可以法律程序寻求执行。除了选择执行方式以外，还需要执行手段的选择。执行手段可包括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仲裁等。慎重选择执行前的规则和决定，对于选择合适的执行手段、促进行政执行有效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完善行政执行制度需要借鉴的地方。
三、行政监督制度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其行政监督主要包括国会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
1、国会对行政的监督
预算监督。预算监督是美国国会对政府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方式。美国政府需要财政开支的预算时，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后才能执行，否则，政府得不到合法的财政开支。[5]
弹劾监督。由于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国会无权罢免或强迫总统辞职，但是国会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弹劾由众议院提出，参议院审判，如果参议院以2/3多数通过弹劾案时，被弹劾的总统方可被定罪。[6]
调查监督。举行听证会是国会实行调查监督的重要形式。“国会为了调查某一事件而举行的听证会，可以传唤行政人员到会作证，这给行政人员将产生很大的压力。如果被调查的事件是直接针对政府的，到听证会作证对政府所产生的压力更大;如果被传唤的行政人员拒绝到听证会作证，国会可以对其作藐视国会罪论处。”[7]
2、行政机关内部监督
美国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比较完善，其监督机构组成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局、联邦劳工关系局、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特别监督官、监察长、政府道德署等。在此仅以人事管理局、联邦劳工关系局为例进行说明：
人事管理局。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负责联邦的人事工作，其主要职责就是监督联邦政府各组成机构是否严格执行联邦人事政策和相关规则。[8]
联邦劳工关系局。美国联邦劳工关系局主要负责公务的申诉工作，监督公务员工会的建立，以及解决公务员劳资纠纷等。
我国与美国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构存在一定的差别，我国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机构主要指的是纪检监察机关，而非美国依靠人事管理局、联邦劳工关系局、功绩制保护委员会等实施内部监督。但是，我国可以借鉴其实施具体监督的做法，例如监督人事工作、监督公务员劳资纠纷等，来完善我国行政机关内部监督。
四、结语与启示
美国行政制度的建设，重视对公众参与权与知情权的保障。例如，美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有着严格的规范的程序，为给予利害关系人表达意愿和建议的机会，往往采取听证会的形式。此外，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美国政府还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监督制度，其目的就是让公众加强对政府的了解，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这既是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建设诚信政府的需要。这种方式值得我国借鉴，因为这对于我国行政软实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我国目前行政审批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正在积极完善行政监督制度。行政审批作为行政决策的具体表现形式，其规范性直接反映了行政决策的规范性，这对于提高行政决策科学化程度，增强政府行政决策能力和政府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行政监督制度是扩大我国公众知情权的一种重要方式。让公众了解政府“干了什么事情和正在干什么事情”，对政府行为实行时时监督，这不仅有利于消除公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的误解和猜忌，而且有利于增强我国政府“透明、阳光”的形象。
【参考文献】
[1]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2] 邬旭东：美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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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 崔剑仑：论当代中国行政监督，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行政制度的变化范文第4篇
论文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和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论证，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毋宁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和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新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和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索的主题和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新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实，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和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和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和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和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新问题，作为现代探索行政新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索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和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和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闻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和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和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和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和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新问题上，它甚至和宪法探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新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和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和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和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新问题：现代行政逻辑和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和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预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新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新问题如同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新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新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新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功能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实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功能，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新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索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重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和，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和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和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定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定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功能，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新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和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经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新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假如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和正义和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新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实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新问题。
假如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新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实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定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和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索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布置，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布置的正当性程度，深入探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布置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给、社会公民的政治参和、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非凡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布置和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
行政制度的变化范文第5篇
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公共财政与公有经济尤其是与国有经济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一方面要承担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满足不断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公共需要。这些特点表明,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转化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息息相关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今后一定时期,国有经济将仍然是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二)从政府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看,公共财政的建立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存在。根据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把公共产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外交、货币发行、空间技术等;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如交通、通讯、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类是直接生产,一种是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一般来讲,纯公共产品和自然垄断性很强的准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以直接生产的方式提供,而政府直接生产就必然依托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公共企业”的特殊功能。而政府向社会其他生产部门采购时,对象也可能是国有企业。所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形式,都不排除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三)政府在调节和干预经济时,为了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原则,必然会进入一些垄断性行业。政府干预垄断性行业的主要方法有,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限制这些行业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以保护市场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世界各国来看,有相当多的垄断性行业是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的。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体制中,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规模比重逐年降低,但是在财政收入来源中,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成分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下降为33.95%,但提供的财政收入比重却占71.15%。在传统体制当中,国家的某些目标和职能需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实现,国有企业除了以利润和税收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外,还担负着充分就业及向职工提供福利等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因此,“企业办社会”的结果是企业效率低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减少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再加上税收监管的不力,预算外收入挤压预算内的收入以及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造成90年代以来,国家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财政压力的最终缓解有赖于多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行政改革的同步推进。同时,财政改革的推进即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和公共财政职能的履行,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因此,国企改革和财政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卸下沉重的财政负担和社会负担,使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轻装上阵。其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能够为国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国有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改革。再次,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带来了各种新的实践方式,使国有企业真正能够在改革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最后,新型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为国企改革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降低了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国企改革的后顾之忧。总之,新型的、规范的、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将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开拓空间。
二、从公共财政收入角度看国企改革
1.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第三产业,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新型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可以摆脱那种以国家所有权为基础的财税体系,改变国家财政收入对国有企业的严重依赖。重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思路之一,就是根据变化了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经济结构状况,拓宽理财思路,调整有关财税政策,提高非国有经济和第三产业的财政贡献率。
(1)发展非国有经济,摆脱财政和就业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使国企改革遇到了极佳的机会。随着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比重的迅速上升,其产值和财政上缴的比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成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给了国家财政新的支援。困扰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崛起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非国有企业以它惊人的包容能力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提高就业方面的作用在逐步提高。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宽财政税基。从财政收入来源的产业结构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对工业这个国有企业密集分布的产业依赖性很大,约占50%。而信息、房地产、证券、金融、娱乐、中介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利润率高,但财政贡献率却很低。因此,提高第三产业新兴部门的财政贡献率,对减轻国有企业财政负担,拓宽财政税基、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
(3)公平各所有制企业间税赋,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目前国有企业税赋较重,非国有企业税赋较轻,难以形成公平有效的竞争,这样就扼杀了国有企业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各类企业间的公平税赋意义重大。此外,还应尽量减少针对非国有经济新兴产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过多的优惠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使没有获得税收减免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更加感到不公平。
2.清费立税,减轻国有企业税外负担。国有企业除了预算内各项利税的上缴外,还要负担沉重的各项预算外非税收入,包括基金、收费和摊派等,形成了税费并重,甚至费税倒挂的现象。沉重的税外负担吞噬了企业的利润,削弱了企业的活力,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长期游离于预算之外,脱离了政府的监管和控制,扰乱了我国财政秩序。经过改革,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收入制度的建立,将减轻国有企业沉重的财政负担。
3.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开征社会保险税,推进国企改革。与西方的个人所得税相比,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规模较小,涉及面较窄,没有起到将国民收入应有份额从社会富裕阶层向贫穷阶层转移的作用。为此,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主要是在技术上加以完善和加强征管,使其能够实现其调节社会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财力支持的职能。为了使国企改革到位,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开征社会保险税。这样,个人所得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收入不平,社会保险税侧重调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福利水平,防止个人在收入及福利方面的过分悬殊,为国企改革的深入进行创造稳定的环境,尽量减少国企改革引起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满。
三、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看国企改革
1.财政从生产领域走出来,从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以国家所有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行方式,要求财政尊重和维护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切实维护国有企业理财自主权,财政不再承担弥补企业亏损的责任,摆脱国有企业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迫使其提高自主经营意识,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真正做到财政和企业分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还要求财政从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逐步到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本经营由企业自主解决,财政将致力于“市场失灵”问题的解决,侧重宏观调控。
2.增加对科研、教育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为国企改革注入活力。我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财政支出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使得公共财政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公共物品中的行政、公安、国防、公共卫生等的供给,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每一个企业正常所需生产经营的宏观环境。而科研、教育虽然不是纯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所以应该成为新型公共财政支出体制中的侧重点。增加对科研、教育的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查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使国有企业能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专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些都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3.增加公共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为国企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失业问题的解决。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职工面临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稳定。新型公共财政支出制度的建立,要求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办再就业工程,开展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尽量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失业职工尽快成为劳动力市场“空缺”的合适人选。
(2)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增加财政转移性支出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有明显的差距。西方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相配合,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再分配,以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水准和消费需要,缓和了社会矛盾,充当了宏观经济的“自动稳定器”。我国以往的社会保障对城市人口的福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对那些真正需要“济贫”的贫困人口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社会保障性支出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为30% ~50%,在发展中国家占20%左右,但在我国还不到2%。因此,必须将社会保障纳入财政支出规划,建立和完善与国企改革各项措施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国企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国家介入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国企作为社会保障的支付主体带来的沉重负担,弥补企业作为主体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使财政成为社会保障的坚强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