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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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制度的特点范文第1篇

近年，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新公共管理的经验，并结合地区实际进行了政府人事行政制度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阐述了雇员制、聘任制、外包制、人才储备制四种制度的内容和特点，并在分析其各自利弊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人事行政制度的改革进行比较评析。

一、我国人事行政制度发展历程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已经很难满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开始了改革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我国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并进行试点。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2005年《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进入了更为完善的阶段。可以说，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建立，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要求，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专业必备的人力资源，对于健全机关干部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在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加之自身体系不尽完善，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在考录、激励、监督以及进出机制等方面还有诸多缺失。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职能逐渐转型，新公共管理理论背景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与管理的模式逐渐影响并改变着现今的人事管理制度，单一的公务员制度不足以满足各地各级政府在法律、金融、规划、信息等专业领域内对人才的结构性需求，也不能完全解决诸如地区性人才缺乏和流失的问题。因此，在谋求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稳定的同时，建立灵活而完善的用人机制，以满足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不同特点的人才需求，弥补人事行政制度缺乏弹性、新陈代谢不畅等现实问题，成为各级政府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创新追求的目标。

二、国内人事行政制度创新的类型分析

近年，我国相继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行政体制下的新型用人机制，有的已经在多个省市实行多年，成败各异，如一直受到各界热议的雇员制；有的已经上升到制度层面，以法律形式得以确定，如《公务员法》做出规定的聘任制；有的初露端倪，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如行政事业单位某些特定工作职位的外包制；还有只限于某个省市的尝试，但逐渐被其他地方借鉴效仿的人才储备制等。这些各具特色的用人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都在一定的层面和角度弥补了公务员制度的不足，被认为是对现行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的突破。当然，这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执行困境，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研究，并进行实践探索。笔者对这些制度逐一解析，探讨引发问题的原因，寻找适合的发展思路，以期推进我国政府人事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变革。

（一）雇员制

政府雇员制始于西方，典型代表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有20%的政府岗位上是临时政府雇员。在我国的实践中，吉林省把政府雇员制作为现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项应急补充制度，主要是在现有公务员难以完成的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任务或项目上雇用高级专业人才。珠海实行雇员制度，是为了突破僵化的工资福利政策，改变党政机关在与企业进行人才争夺战中的劣势地位。深圳推行雇员制度的目的是创新人事管理机制，提高政府运作效能和控制行政运作成本。虽然各个省市实行雇员制的目的不同，但具有一些共性特点，如雇员一般都是专门技术人才；采用合同契约制；一般没有编制，即使有编制也是占编不入编；一般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实行较高的薪金待遇。对于雇员制的实行，人们褒贬不一。支持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灵活的用人机制，引入了市场化、契约化的概念和做法，形成了激励竞争的工作氛围和环境，解决了人员能进不能出、终身制和不能合理流动等问题，能更好地提高公共服务效能。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现在有的地方借用事业编制招聘政府雇员干活，实行雇员制，其实是变相增加人员，这就以一种新的、隐性的方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膨胀，有可能是“闲着媳妇请保姆”（毛寿龙，2008）。还有学者表示，公务员只要不出大错就不会被解职，端着“泥饭碗”的政府雇员干得再好，也不会对端“铁饭碗”的政府公务员形成威胁，预期的“鲇鱼效应”根本无从谈起。

（二）聘任制

职位聘任是机关与所聘公务员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聘任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任职方式。聘任制已在我国正式施行，但时间较短。在聘任制施行的过程中，它的正负效应也在不断地被探讨着。有人认为，公务员聘任制的出现，是对我国“官本位”意识的冲刷与弱化。实行聘任制有利于健全用人机制，增强公务员制度的生机与活力，满足机关吸引和使用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提高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但是，聘任制人员在工作过程中无职无权，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有严重的后顾之忧，影响其积极性的发挥。同时，这种制度的应用范围有限，在基层政府和事业单位难以推广，加之聘任工作时间有限，可能会导致短期行为。

（三）外包制

外包本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方式，但这里的外包是指政府部门出资将原本设立在政府人事体制中的某些职位，如某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或是日常性事务的工作通过政府采购或其他市场化、契约化的方式交给政府以外的个人或企业负责的一种制度。各地的做法尽管各有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的特点。第一，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由财政支付费用，获得企业或个人的服务；第二，只针对一些后勤保障、维护服务等工勤岗位，不涉及行政审批、财会、及行政执法等岗位；第三，岗位人员享受劳动合同规定的相关权益，但没有正式编制，不属于体制内人员。将政府某些工作外包，以使政府获得更高效便利的服务，符合当今政府管理方式和职能转变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政府机构的精简。但是，这种不是“招进来”而是“推出去”的工作运行方式，目前只在少数地方政府实行。当前，很多地区和单位的工勤岗位还有着对应的工勤编制，有的地区即使对编制进行了分类管理，但依然保留了工勤编制，只不过与行政或事业编制有所区别。清退人员并撤销相应的编制，在推行过程中需要克服相当大的阻力。#p#分页标题#e#

（四）人才储备制

2003年，内蒙古在全国率先提出并试点实施了面向基层、面向企业的新型人才储备制。内蒙古实行的人才储备制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政策引导和市场配置手段，有目的地把事业急需的高素质人才聚集到发展的第一线，在使用中培养高层次后备人才。始于内蒙古的人才储备制，着眼点是宏观的人才资源的地区配置，目的是根据地区特点引入本地区需要的人才，有效防范人才流失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公务员体制的束缚，开辟了新的用人渠道和方式。但是，它并不是从改革原有人事行政制度的角度出发，而是应对基层机关事业单位超编，大量低学历、非专业的技术人员占据行政事业编制，无法补充急需的人才，而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需要。在无编制的情况下招录新人员，易造成庞大的编外人员，增加财政负担，引起机构的臃肿。另外，这种人才制度由于招录方式的原因，可能出现人员专业与招录职位不符的情况，影响人才的工作积极性。

三、四种人事行政制度创新的比较与展望

以上四种人事制度的创新举措，目的都是打破人才需求上的瓶颈，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事业单位用人中的弊端，或者说这些制度实行时日尚短，还有待完善。

（一）雇员制实际作用有限，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目前雇员制似乎已归于沉寂。许多地方已经不再实行雇员制，《珠海市政府雇员试行办法》也已于2008年5月27日废止。雇员制实行之初，以其经济适用性、进出机制的灵活性等正面效应获得普遍认同，但在实行过程中，却是“鲇鱼效应”难得，“体制效应”易生。首先，雇用人员的原因不是因为绝对缺人，而是某些公务员无法胜任工作。在无法精简人员的情况下，还要付高薪给雇员，反倒增加了政府资源消耗，提高了行政成本。其次，雇员虽然和公务员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不仅不会造成“鲇鱼效应”，反倒会引起公务员的消极怠工情绪。再次，雇员一般都有明确的任期，既缺乏明确的晋升路径，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充满后顾之忧。因此，应从政府雇员的聘用、考核、晋升等环节入手，建立科学的标准和程序。

行政制度的特点范文第2篇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片面追求“物发展观”的否定，世至今没能真正使“物发展观”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根本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受到根本否定，关键的是“国家财政制度”尚缺乏把握。要真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财政制度的公共化改革.进而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一、“国家财政制度”支撑和保证了“发展观”的异化

“物发展观”是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即“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体现了该体制的本质性要求。“国家财政制度”作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是国家以统一计划配置整个社会资源的财力手段。它在“物发展观”的形成和存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一）“发展观”的异化

“发展观”的实质，是关于“人”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是“人”试图作用和改变自己所处环境的基本看法。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人类实践的目标、政策及其手段等。它在现存的经济社会关系和制度约束下，形成或提出某种把握整个发展方向的观念和思想，并据此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努力实现。

然而，“人”是一个综合体，发展观是社会成员整体意志的表现与结果。人们是在既定的经济社会关系和制度约束下，去作用自然界和安排自己的经济社会活动的。这些关系和制度外在于人的主观意志，在它们的客观作用下可能产生违背“人”本性的异化结果。计划经济就是导致这种异化的体制环境。此时企业是国家的行政附属物，个人是企业的行政附属物，即社会公众实际上处于行政附庸的地位，而难以直接决定和支配自己的命运。于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国家确定，“国家”的发展观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作为“官”，其价值由“官的成绩”即“政绩”来体现，而“政绩”又落实在经济增长上，易造成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占据支配地位。

（二）“国家财政制度”的作用

“国家财政制度”是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财政制度。所有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国营经济。企业经营收入就是国家的，而不是企业和个人的。财政取得收入的过程.就是“国家”对原本就属于自己但分散在各个企业的财力的集中，它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于是，怎么集中、集中多少，都由“国家”决定，企业和个人没有发言权。财政支出是“国家”在支配自己的资金，怎么用，用到何处，企业和个人也没发言权。相反，财政对于企业或个人的支出还表现为是国家的“恩赐”。整个财政活动都围绕政府意志，完全按照“国家”政策来安排。于是，“国家性”就成为当时财政制度典型和基本的特征。因此，当时的财政制度，就是“国家财政制度”。

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一味追求，通过自身掌握的收入和支出来实现。此时财政的一收一支、一举一动，都必然也只能贯彻和执行“物发展观”。它具体通过以下制度安排来实现：

1.对农业、农民的影响是“物发展观”的基础

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国家将农业创造的纯收入乃至部分简单再生产的成本，转移到工商企业的手中，直接表现为它们利润的增加并上缴财政，再由财政投入到重工业领域。到197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即平均每人每天只有0.367元，农民的生活消费被限制在极低水准上。这种计划经济型原始积累直接建立于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国家通过财政手段直接取走农民的收入，完成了筹集资金任务。

2.对城镇职工的影响是“物发展观”的根本

国家通过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单位”保障制度、消费品定量配给制度等，将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也维持在较低水准。当时个人月工资基本上只在30元或稍多的水准，大体只够衣和食消费.住房和医疗养老保险等是由国家通过单位提供的。这是一个几乎什么都要票证和定量配给的年代，各种消费品不仅紧缺而且质量低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即平均每人每天不到1元。它与农民极低的消费水准相联系，几乎全部社会成员的消费都维护在较低水准，而国家则尽可能集中了财力。这里其实是作为“老板”的国家与作为“雇员”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关系，国家作为单一的“老板”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再加行政权力。劳动者个体在国家面前，显得极为渺小。而处于附属地位，只能接受国家的安排，根本不具备提出自己工资要求的能力。于是，当时增加工资被归结到是“财政拿出多少钱”的问题，工作和工资的获得甚至带有国家“恩赐”的性质。

3.对企业财力的全面集中是“物发展观”的核心

通过税收和利润上缴，在统收统支的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配合下，全社会几乎所有的纯收入都集中在政府。在这里，国家为实现经济增长速度最大化目标，过多地集中了社会财力.不仅占有企业扩大再生产财力.而且还占有部分简单再生产财力，典型的是对企业基本折旧基金的集中。反过来，企业由财政投资建造，其流动资金由财政拨给，企业是否扩大，扩大多少，如何扩大，还是“关、停、并、转”，都由政府决定，其所需财力都来自财政拨款或财政审批。这种财政制度安排直接否定了企业的独立性，以国家为单位形成了一个大企业财务。从财力上直接确保了政府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安排整个社会的发展事宜。

4.国家预算控制整个社会财力是“物发展观”的条件

当时预算内是基本和主要的政府财力，各单位、部门、地区的财力基本上都纳入预算，层层汇总到中央，形成全国统一的国家预算。通过这种由中央政府说了算的“国家预算”，中央直接安排了政府各科层组织与企事业单位的收支活动，集中掌控了整个社会的财力，保证了国家能够不受约束地支配和运用全社会的财力。

5.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物发展观”的保证

财政体制是规范和界定政府各科层组织的收支活动，划分和确定它们财权财力的制度。计划经济下财政体制的实质是统收统支，即财权财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至*年近30年时间里，中央财政直接集中安排了9071.04亿元的支出，占同期财政总支出16524.64亿元的54.89%。另一半的财政资金直接由地方支出。但按照财政体制规定，其收支项目与范围由中央确定，其收支计划指标由中央核定和下达.其收支纳入统一的国家预算。所以，地方直接进行的收支活动，也完全处于中央的直接控制和掌握之下。地方支出实际上具有“坐支”性质，只不过是中央将属于自己的资金留一部分在地方，由地方代行中央职责去安排支出。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确保了追求“物发展观”时整个政府的统一行动。

6.财政收支直接贯彻了“物发展观”

行政制度的特点范文第3篇

财政投资评审是公共财政的重要活动，投资支出从来都是我国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财政制度的公共化改革，一方面决定了财政投资支出也必须向着公共化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财政投资支出公共化，本身就是整个财政制度公共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支持促进和推动着整个财政制度的公共化进程。因此，如何加强财政投资的规范、约束、监督和管理，仍然是财政制度公共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当前财政支出增长过快、效益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强化支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仍是财政支出改革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财政投资评审正是在支出管理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支出预算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财政投资评审在支出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

财政投资评审作为财政支出管理的必要环节，贯穿于支出管理的全过程。要充分发挥财政投资评审的作用，就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在支出管理的预算编制、资金拨付和使用等各环节建立相配套的投资评审管理机制。

1．通过事前评审提高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的科学性。财政投资评审可以配合部门预算改革，建立“先评审后编制”的机制。从部门预算编制的实践来看，其重点是支出预算，而支出预算的难点则是项目支出预算。针对这一问题，在具体工作中要运用专业性的评审手段，对各部门所报预算中的专项经费、建设经费进行全面和详细的评审，将评审结果作为编制部门预算的依据，使专项支出项目、基建项目预算编制更加客观、真实、可控制，以合理控制投资，杜绝超概算和“钓鱼工程”、“三边工程”的产生。项目投资预算一经下达审定，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擅自提高建设标准，增加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

3．通过专业性技术评审提高国库支付的准确性。财政投资评审可以配合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先评审后拨款”的机制。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拨款具有周期长、专业性强和动态管理等特点，而且要坚持按计划、按预算、按合同、按进度拨款的原则。因此借助于财政投资评审这一手段，通过对工程施对财政投资项目工程款集中支付进行投资评审，有利于控制“三超”问题，有利于制约项目单位按基建程序办事，防止建设资金被挪用、截留、浪费，提高资金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益。

2．通过多层次投资评审提高政府采购的可靠性。财政投资评审可以配合政府集中采购工作，建立“先评审后招标”的机制。根据工程项目的特点，政府采购制度必须与现行基本建设程序相衔接。这种运作方式在确保政府采购质量的同时，从设计环节就开始对项目投资进行控制，从源头上节约资金，较之事后监督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财政投资评审工作

从工作实践看，强化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提高财政投资评审水平，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1．建立健全财政投资评审的法规体系，实现依法行政。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制定财政投资评审的行政法规，以规范政府财政投资评审机构、项目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的行为，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依法进行；二是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并财政投资评审的部门规章，将财政投资评审工作贯穿于预算审核、资金拨付和采购控制等活动中；三是建立统一的财政投资评审操作规范，统一评审工作程序，完善质量保障体系，规范投资评审行为；四是制定财政投资评审结果方面的财务处理规定，将财政投资评审的结果作为建设单位进行财务处理的依据，使财政投资评审具有广泛的权威性。通过必要的规章制度，将财政投资评审行为纳入法制化轨道。

2．编制年度评审计划，增强财政投资评审的计划性、确定性和时效性。在每年的部门预算编审阶段，各部门向财政报送年度预算以后，财政各业务处室根据各部门专项资金的使用申请情况，提出财政投资评审任务计划，经财政投资评审机构集中汇总后，按业务总量、时间要求、技术要求等编制出明确的下年度评审计划，经批准后执行。通过编制统一的年度评审计划，能够确保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及时、高效、有序地进行。

行政制度的特点范文第4篇

圣人是中国文化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是人们道德修养上的奋斗方向和要努力达到的人生境界。各家各派都对圣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具有最高道德水平和最高智慧的人。而在把圣人推向理性的化身这一历史运动中，老子和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老子对“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阐发，道是万物的本原，是万物运动规律和事之理，圣人则是惟一能知“道”的人，并把“道”传播给众人。圣人“体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基石，老子则是开凿这块基石的大师。孔子说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高尚和当政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功能。

二、使人成为人

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礼义道德，有制度，能“力”，有“群”，有“天理”等等。儒家把礼义道德作为人与动物区分的基本标志，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谓几希，即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忍人之心”，亦即仁、义、礼、智。荀子除讲礼义外，又进一步提出了“群”这个标志，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就是因为有礼义。礼义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那么礼是怎么产生的呢？一种看法是，礼从天而降，礼与天地并生。另一种看法是，礼是由圣人创造的，制定的。其实这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天生礼也要通过圣人之手。所以作为创制礼的主体，大抵都归结于圣人。圣人制礼作乐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点毋庸置疑。法家、墨家所讲刑法、行政制度，同样是圣人创立的。《商君书・君臣》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秩，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管子・任法》说：“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墨子所说的行政制度也是由先王圣人创立的，民之初“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由于圣王创立了行政制度，才归于有序，才与禽兽有别。

人类赖圣人而成立，《中庸》所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圣人的历史作用是引导人与禽兽相别，使人变成人。另外使人进一步成为完善的人。如何使人完善：其一，圣人是“体道”者，把“道”撒向人间，使人提升为知道的人；其二，“圣人，尽伦者也”，所以使人变成道德化的人；其三，圣人治天下，使人成为安居的顺民。所以说，没有圣人，我们只能与禽兽为伍，没有圣人，我们永远处于无知的状态。

三、圣与王的合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所追求的一种政治状态，是表达政治理想的主要命题。这时，“圣人”就与“治”联系了起来，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几乎没有不同政治连在一起的，没有不同王连在一起的。所谓的“圣人之治”，始终是圣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功能，正如墨子所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管子・乘马》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圣王”开始联系在一起，是把圣人与王统一起来，圣王是理想的实现者，是最伟大的仁慈者和创造者，圣王几乎都是崇拜的对象，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圣王”的提出，适应了思想文化由崇拜神性向崇尚理性和人文转化的需要，使王由原来的神化人格转为理性、人文和道德人格。圣人当王是当时一股强大的思潮，荀子提出“尊圣者为王”，又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因圣而王是把圣作为王得一个必要条件，甚至作为合理性重要依据，这样的话，谁是圣人，谁最有知识和道德，谁就有做王得理由。孔子说：“文王既绝，文不在兹乎？”很明显，他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他的弟子们把他置于尧舜之上，宰我认为“贤于尧舜远矣”，于是徒子徒孙们就有把孔子尊为王的舆论。孟子也是雄心勃勃的，他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文王算起，到他的生活时代已经超过五百年，于是豪迈地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政治雄心，正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圣王这一观念中，既包含了政治理想，又把政治理想与权力结合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这也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归结点。

行政制度的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诚信;自我实现;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1-0106-04

促使诚信自我实现是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非诚信行为,这是由市场的自发性和市场主体的趋利性特点所决定｡由于市场机制是一个分散决策的机制,同时客观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只有由政府制定一个统一的博弈机制,以政府行为来规制诚信失范,才能最终达到经济主体的道德自律,实现诚信行为的自我实现｡

一､无附加机制下诚信难以自我实现

交易成本经济理论大师威廉姆森用机会主义倾向解释了诚信失范,即人们以不诚实或欺骗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效用论的角度来看,由于预期净效用为正促使违规者敢于铤而走险｡因此,要促使诚信行为自我实现,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而这种可以促使诚信自我实施的额外机制只能是政府来供给｡因为政府是强制性制度的供给者｡从另一方面说,要确立诚信原则,除了提倡个人道德自律,关键是建立实质上以哈耶克的“扩展秩序”为要义的政府即“市场扩展性的政府”,这样才能使政府像市场一样配置社会信息,促使经济主体诚信自律｡从这样建构主义角度出发,它需要设定政府与经济主体之间的博弈机制,即政府在制度､机制方面有所作为｡归根结底是需要一种促使诚信自我实现的附加机制｡

二､促使诚信实现的外部机制――政府行为思路的转变

政府是以提供博弈规则为其基本职能｡政府制定这些规则的基本目标有两个:一是为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二是界定产权结构,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但违规者的失信行为既有悖于交易契约,使交易费用增加,社会产出减少;又有悖于统治者的租金管制,使政府税收减少｡因此,必须建立博弈机制,使个人诚信失范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但是,要看到基于中国国情的法律并不完备,针对私人契约中的个人诚信失范仅是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规制,其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人口基数甚大,所谓“聚沙成塔”,若个人诚信失范控制不当,这种负面影响经过传导､扩展､叠加后,其危害程度是不堪设想的｡若政府设定严格的可实施的惩罚机制以严厉惩罚违规者,在违规的高成本下,个人的纳什均衡解由表1的都不讲诚信,变为表2的都讲诚信,达到社会产出最大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考虑将某些个人诚信失范的行为写入刑律,对违规者以更严厉的惩罚｡

但另一方面要看到,这种严厉的博弈机制为达到社会产出最大化的目标被设计出来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法自我实施｡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那么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这样才能改变博弈形式,使诚信博弈机制从不能自我实施自动变成自我实施｡在现实中,这种额外的实施机制就是要设法提高对违规者的发现概率｡从违规行为能否被发现的角度看,表1和表2也可分别是在严厉惩罚机制下违规行为没被发现和被发现的博弈矩阵｡当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为P,则未被发现的概率为1-P,那么考虑发现概率后的博弈矩阵变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是当一方讲诚信而另一方不讲诚信时的均衡解为A=(-20+90P,70-170P),若不讲诚信被发现的概率很小,姑且令P=10%,则均衡解A=(-11,53),而双方都讲诚信的均衡解B=(50,50)｡很显然,一方不讲诚信将获利53,大于讲诚信时的获利50,这将激励双方都不讲诚信;二是当双方都不讲诚信时的均衡解C=(-50-50P,-50-50P),当不讲诚信被发现的概率很小,仍令P=10%,则均衡解C=(-55,-55),相对宽松的惩罚力度下的损失(-50,-50),其损失更大｡这是由于政府实施严厉的惩罚力度要比宽松的惩罚力度投入更多的财政支出,比如,制订法律的费用,增加警力的费用,等等｡而由于发现违规的概率小,这些费用的支出收效甚微,只是带来政府行政成本的增加､社会利益损失的增加｡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制定严厉的诚信失范惩罚机制后,更重要的是增加诚信失范的发现概率,否则将是徒劳无功的,甚至增加行政成本｡毫无疑问,鼓励揭发失信行为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支出,但唯有这样才不至于使之前制定的严厉惩罚机制的成本成为沉没成本｡同时,博弈论的分析告诉我们,一个短暂但严厉执法过程的效果将大大高于一个投入同样力度进行一个长期而温和的执法过程｡事实上,这样可以使违规行为向诚信行为收敛｡这与博弈论所说的“边缘政策”如出一辙,其本质在于故意创造风险,让这个风险大到让违规者难以承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诚信行事,以便化解这个所谓的风险｡

三､芬德雷―威尔逊国家模型的应用

为了便于在模型上说明提高社会诚信度,必须政府设定严厉的惩罚机制并增加违规行为的发现概率,下面套用芬德雷―威尔逊的国家模型｡这也是为了说明政府在制定博弈机制中增加的行政成本即财政支出,关键应用于体制建设而非规模扩充｡这一点与国家目前精简政府机构,提倡体制创新是相一致的｡文中所提到的体制建设就是建立严厉的诚信博弈机制,加大惩罚力度,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等方面｡从中起作用的因素包括政府人员的素质及行政制度创新等｡

(一)模型的套用

假设诚信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复合产品Y,它由社会成员提供｡两种基本的投入是社会个人数量N和社会经济总量K｡投入产出关系仍旧是传统的生产函数即F(N,K)｡再假设产出还受第三个要素――国家诚信体系的影响｡这种要素由国家提供,并表现为政府工作人员G的函数,即P(G)｡这样,总生产函数可表述为:

Y=F(N,K)P(G)

同时,社会个人和国家工作人员构成社会成员的总量H,且总量H为一个常量:

H=N+G

由于H是一个常量,且G=H-N,所以有:

Y=Y(G)

图1描述了Y与G之间的关系｡该图显示,政府部门的扩张在最初会使社会诚信度Y上升,经过某一点之后再扩张又使社会诚信度下降｡用边际分析也就是说,当政府部门开始扩张到政府雇员数量达到G′的过程中,政府诚信的边际产出是高于私人诚信的边际产出｡但政府诚信的边际产出是逐渐减少,当政府部门就业水平为G′时,政府诚信和私人诚信的边际产出相等,社会诚信度达到最大Y′｡之后,随着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扩张,政府冗员过多,政府诚信的边际产出低于私人诚信的边际产出,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一点也可以用政府工作效率来解释,随着政府雇员的增加,政府工作效率由高到低变化,高效率换来的是社会的认可与信任;低效率带来的是人浮于事､责任推诿,换来的是社会的不信任｡

通过套用芬德雷―威尔逊国家模型,我们知道如果仅把财政支出用于政府部门的扩张,当政府部门规模超过某一点后,对社会诚信的建设会有负面影响,使政府行政成本增加,资源浪费｡

(二)模型的变形

为了使社会诚信度上升,诚信博弈机制能够自我实施,克服在套用芬德雷―威尔逊国家模型时出现的缺陷,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以改变博弈形式,从而改变后果函数｡如果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仅考虑政府部门的扩张,而是政府部门适度扩张同时考虑政府雇员的素质以及行政制度建设和创新,那么之前的缺陷就为之改观了｡

将芬德雷―威尔逊国家模型做一定变形,即假设诚信产出受国家诚信体系影响,不再表现为政府工作人员G的函数,而是表现为政府工作制度S的函数,即P(S)｡其中,政府工作制度受政府工作人员G､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α､政府工作体系I以及制度创新β的影响:

S=Gα•Iβ

将上式变形,两边取对数得:

lnS=αlnG+βlnI

根据套用芬德雷―威尔逊国家模型的结果Y=Y(S),得出:

Y=Y(S)=Y(G,I)=αlnG+βlnI

根据对数函数的曲线特点,如图2:

图2描述了当政府财政支出在保证政府部门适度扩张的前提下,注重政府工作制度的改善即政府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和行政制度创新等,那么社会诚信度会随着政府工作制度的改善而不断提高｡这突破了单纯注重政府部门扩张下社会诚信度有某一极大值点的限制,即图1描述的情形｡这也指明了政府行为的方向:将财政支出用于制度创新和人的素质提高,也就是由“人治”转变为“法治”､“德治”｡这样才能促使社会诚信度不断提高,最终达到诚信行为的自我实现｡

四､政府行为的最终目标及现实度量

促使社会诚信行为自我实现是政府行为的最终目标,而政府财政支出用于博弈机制的建立包括行政制度创新和人员素质提高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通过这一措施,经济主体的“欺诈行为”可以向“诚信行为”演进,只有在达到经济学上经常说的“拐折点”以后,经济主体的道德自律才可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经济主体可以道德自律时,就达到了诚信行为的自我实现｡在这时,若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考虑对象,那么当经济主体可以道德自律,诚信产出曲线达到“拐折点”以后,政府的角色就应该向“市场扩展性的政府”转变:减少行政指令,节省政府财政支出,使政府像市场一样配置社会信息,使经济主体诚信自我实现｡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做到所谓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何时为,何时不为”,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化目标｡

如图3所示,当社会诚信产出曲线经过“拐折点”后,这时用于诚信建设的财政支出达到最大F′,之后可以缩减用于该方面的财政支出,既节省财政资源,同时社会诚信度仍会上升,因为经济主体的道德自律已经起作用了｡

在现实中,界定“拐折点”是政府财政支出何时可缩减,政府何时可为,何时可不为的关键｡在图4中,我们不妨简单地设定现实中就以金融诈骗的案值为社会诚信度的度量｡由于金融诈骗案值与社会诚信度互为反函数,那么金融诈骗案值的下降就是社会诚信度的上升｡治理金融诈骗的财政支出仍会有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在财政支出达到最大值F′后,所对应曲线上的点就是“拐折点”｡这样就可以把握财政支出的使用分寸了｡当经过“拐折点”,金融诈骗案值仍会下降,意味着社会诚信度仍在上升,这与图3的解释是一样的,即经济主体的道德自律已经发挥作用了｡

在促使经济主体道德自律,诚信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政府在和经济主体的博弈时也逐渐向“市场扩展性的政府”演进｡无论如何,现实中诚信自我实现问题是一个渐进的收敛过程,任何一步到位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C]//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3-279.

[2] 刘东.微观经济学新论[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皮建才.金融市场与诚信问题[N].国际金融报,2003-04-30.

[4] 廖进球.市场经济与诚信原则[N].光明日报,2002-08-13.

Urges the Good Faith Self-re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Limits

LI Zhong-bin, YANG Hua

(College of Economy, Middle South Nationality Universit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opportunism tendency, in does not have the attachment mechanism in the situation the good faith with difficulty self-re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rmulate the severe good faith gambling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 the contrary behavior the detection probability, increases attack dynamics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norm to the good faith. On the model, through to fender thunder - Wilson country model applying mechanically with the distortion, explaine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the concrete aspect should in under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moderate expansion premise, the attention government service system improvement be the government service personnel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novation and so on, transforms by “the rule by people” into “the government by law”, “the virtuous rule”, urges social good faith to enhance unceasingly.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through “turns the point saillant” to the good faith curve in the limits, grasps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the discretion, finally urges the economic subject morals autonomy, the good faith self-re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