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研究背景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1篇

关键词：委托理论；高管背景特征；盈余管理

引言

盈余管理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话题，它不仅属于会计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实务界的重要关注的对象，伴随着目前出现的财务丑闻现象，对于投资者来说，对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外部因素来说，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各种制度不完善的结果，但是从其内在的原因来说，公司的盈余操控是我国公司高管进行操控的结果。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重要战略决策者，从高管异质性来说，高管的背景特征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

一、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

1.高层管理者的界定

国外文献当中对高管的界定有别于我国，通常他们认为公司的高管通常包括CEO、业务主管、副总裁等，还有的学者将董事长也包括在内，对于我国传统的理解来说，高层管理者就是对企业重大问题进行统一领导和决策的人员，从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界定，例如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进行界定，从以往的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界定中可以总结出高层管理者的定义，他们认为作为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管对企业战略、企业决策、组织协调、运营等方面进行负责，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决策控制权利，从以上定义中可以得出，企业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的运营和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2.高管背景特征的界定

根据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高管背景特征主要包括高管的年龄、高管的性别、高管的学历背景、高管的任期长短等方面，HambrickandSnow曾经就提出，对于高管的背景特征，最易识别的就是高管性别、高管学历、高管任期长短、高管年龄大小，高层管理者的这些特征对自身的主观价值取向、风险和认知等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3.盈余管理的定义

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通过不同角度和目的来进行了界定，学术界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由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操作方式存在多样性。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存在定义来看，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存在以下几种分歧，一种就是认为盈余管理是否在法律和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行。一种就是盈余管理手段是否在会计方法范围之内；最后一种就是将财务舞弊和盈余操控是否可以画上等号。本文对盈余管理的界定是盈余管理就是在法律和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将其与财务舞弊进行区分开来，盈余管理可以采用会计方式和非会计方式等手段，我们将盈余管理界定为不违反会计准则和法规的前提下，采取会计和非会计手段对盈余管理进行操控以达到所期望报告盈余的范围之内。

4.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高管特征对企业的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很多，但是至今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高管各方面的特征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从高管年龄、性别、学历、任期等方面来研究高管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有学者研究得出高管的年龄、高管性别、高管学历、高管任职与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具体产生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从目前研究来看是不确定的，有学者研究认为年龄、学历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性别、任期与盈余管理正相关，也有学者研究表明，男性高管与盈余管理负相关，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和盈余管理整相关，任期和盈余管理不相关。

二、理论基础

1.高层梯队理论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个体在进行经营决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认知能力有限，所以高管团队可以对缺陷进行弥补，并且将这种局限降低到最低的一个过程，所以高管梯队理论就是指高层管理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异性导致高管之间在价值观和认知方面存在不同，这些差异对公司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也会对公司面对竞争对手所做的决策产生影响，所以关注公司高管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2.委托理论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是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这就产生了委托关系，在这种委托关系下，股东所追求的目标和管理者所追求的目标随之产生不一致的现象，股东追求价值最大化，管理者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所以这就产生了了委托问题，委托关系的存在使得高管存在绩效方面的压力，所有者为了让管理者实现自己的目标，通常会对企业绩效设置一定的增长比例，高管如若达到这一要求就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奖励，管理者为了得到所有者设置的奖励，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盈余管理的措施，管理者在公司当中拥有经营决策权，这也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渠道。所以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比较大。

三、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盈余管理的关系

1.高层管理者性别与企业盈余管理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性别对行为会产生影响，所以学者们将心理学的理论引进进行研究，并且研究结论认为，男性高管和女性高管在公司运营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差异，Krishnan等(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男性高管相比，在公司中女性高管人数越多或者女性高管所占比例越高，本公司的盈余质量就会越高，因为女性高管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表现更少的过度自信，并且女性更加谨慎，所以公司中女性人数越多，盈余质量就越高，而男性高管比较喜欢冒险以及过于自信，所以男性高管人数越多，公司的盈余质量越低。

2.高层管理者年龄与企业盈余管理

年轻高管和年长高管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自身的成长环境、自身的职业经历、自身的认知，并且高层管理者越年长，出于对自身声誉和名望的保护，年长高管行为相对比较保守，比较容易按照规矩进行办事，但是年轻高管却不同，年轻高管往往在公司为了表现自我，展示自己的管理能力，所以在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过程中就喜欢冒险，并且做事情我行我素，可能为了自身的升职，就会加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操控，所以相比于做事比较稳重的年长高管，年轻高管有更强的动机进行盈余操控。

3.高层管理者学历与企业盈余管理

高管教育水平的高低能够反应出高管的认知能力，对于学历较高的高管来说，无论在学习还是对于某一事物的判断能力都是比较强，特别是在当今激烈的资本市场条件下，高管学历越高越就能保持清晰的思路，一旦遇到重大事件而不慌乱，从而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相比于学历较高的管理者来说，高管学历越低，在面对复杂的资本市场环境，他们由于受自身能力和学识所限，往往对问题缺乏深刻的见解。学历较高的高管由于自身具备系统的知识储备，能够清楚的认识到，盈余操控对公司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更不愿意对公司进行盈余操控。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男性高管在公司人数越多或者所占比例越高，盈余管理质量反而越差，而高管的年龄和学历的提高都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高管任期越长企业的盈余管理质量越高。从这几个方面的结果，结合公司普遍存在的盈余操纵行为，对公司提高盈余质量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健全法律法规

《公司法》和《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法律法规的核心，我国应该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演变。在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之上，制定出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在对公司进行优惠政策的考量时，国家应该将盈余管理纳入其中，目的就是避免公司为了得到国家的优惠而进行盈余操控，这就失去了国家政策的本身意义。

2.加强外部监管

在对法律进行完善的同时，我国也要发挥政府的监督职能，做到各项事务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同时采取惩戒制度，对于盈余管理程度比较高的公司以及参与的高管，一定要严加惩戒，另外要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作为第三方的监督职能，加强公司的外部监管。

3.发挥性别优势

由于女性自身的优势，办理事务更加谨慎这一特性，公司在进行选拔财务人员工作时，选拔女性担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所以公司在选拔和任命人员时，与财务相关的工作应该更多的让女性进行担任。

4.考虑年龄特征

公司高管的年龄对盈余管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年龄越大，高管为了自身的声誉以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所以就不愿意进行盈余操控，公司在进行任命职位的同时，高管年龄也是一个重要考虑的因素，应该让作风谨慎的人进入公司的管理层，对于提升公司盈余质量起促进作用。

5.注重教育素养

高素质的高管自我约束和遵纪守法的约束力比较高，对于公司进行盈余操控的概率就比较小，公司在进行选拔人才进入管理层时，一定要考虑学历和会计专业水平等因素，最好考虑已经获得CPA等高难度水平资格的人才，因为高管具备这一能力，能够及时的发现工作中的财务风险，进而能够提升盈余质量。

参考文献：

[1]吕晓亮.高管背景特征对企业盈余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沪市A股制造业的经验数据[J].财会通讯,2016(12).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2篇

本文以截至2013年8月1日我国A股创业板的35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中有风投背景的企业183家,无风投背景172家;样本中高科技公司164家,传统行业191家。在183家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中,49家有国有背景风投参与,134家有非国有背景风投支持。本文采用非参数Mann-WhineyU检验、多元线性回归这两种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在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上风险投资对IPO的影响。在检验风投参与对IPO前经营业绩的影响时,本文选取了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资产质量、企业债务风险和企业经营增长状况共13个指标,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和非参数Mann-WhineyU检验。在研究风投对IPO抑价率和IPO后长期收益的影响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实证分析

(一)IPO前经营业绩1.比较有风投背景与无风投背景这两组公司的公因子和综合绩效得分(见表2)。有风投背景的企业的债务风险显着更低,而盈利能力要显着更高。风投的参与给企业注入资金,债务风险降低,然而未能改善企业的成长性、营运能力和综合业绩;有风投背景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反而更差。因此假设H11成立。2.比较不同背景风投支持的公司的各公因子和综合业绩(见表3)。国有背景风投所支持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综合业绩要显着更低,假设H3和H31成立。IPO前经营业绩与风险投资的背景有明显的相关性,国有背景风投参与的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差。这是由于国有背景的风投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能力较弱造成的。国有背景的风投会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更多关心的是产业发展和提高就业等,而非国有背景的风投则更加关心投资收益率。3.比较不同声誉的风投所支持的公司的各公因子和综合业绩(见表4)。无论是债务风险,还是盈利能力、增长状况、资产质量或综合业绩得分,高声誉与低声誉风投机构所支持的企业均无显着差异,假设H6和H61不成立。我国的风投机构的声誉并未能表现出对企业的市场认证功能。综上,对于企业IPO前的经营业绩,风险投资的参与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向选择效应,质量更差的企业更倾向于寻求风险投资的参与;风投的背景与其有明显的相关性,国有背景风投参与的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差,非国有背景风投具有一定的市场认证功能;风险投资的声誉与其无关联,风投自身的声誉没有显示出认证能力。

(二)IPO抑价率1.采用模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检验风险投资的参与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为研究风投影响的行业差异,将整体样本分为传统行业组与高科技行业组,采用模型1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显示风投的参与和IPO抑价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假设H12成立,风险投资在IPO时的逆向选择/逐名效应表现明显。风投并未能发挥出认证作用,原因是风投普遍面临着为下期基金筹资的压力,宁愿承担企业抑价发行所带来的成本,也要保证企业上市的成功、赢得良好的声誉。由此导致企业的IPO定价偏低,IPO抑价率高。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率的显着正面影响只存在于传统行业中,在高科技行业中不显着。由于风投普遍不看好传统行业,为保证IPO成功而促使企业低价发行,因此造成了更高的抑价率。风险投资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假设H21成立。2.采用模型2对有风投背景的公司做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国有背景风投和非国有背景风投对IPO抑价率影响的区别,以及风投的声誉对IPO抑价率的影响。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3篇

根据风险投资的内涵，风险投资公司通常专注于一些特定的领域，进行相关考察继而对企业进行投资。风险投资不仅仅是对企业提供股权投资，更重要的是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增值服务，并谋求高额回报。通常，风险投资的增值服务不仅包括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提供的企业管理，高层人事更换，后期融资等在内的一系列管理咨询服务。还包括利用其行业投资经验与社会脉络关系充分协助企业经营，克服困难，提升企业价值等其他一系列服务。风险投资机构帮助企业增值达到上市资格，而受资企业能够上市公开募集资金，成功地为风险投资开辟了一条高收益的退出渠道。相较于国外发达市场，我国的风险投资则起步较晚，上世纪90年代末仅零零星星存在几家风险投资企业，近年来行业才规模日益壮大，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趋势。目前部分国内的风险投资机构垂青成熟的项目，而并没有对处于项目前期有潜力的项目进行大量投资，同时一部分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合作企业时仅仅侧重于快近期上市的企业，而缺乏对企业具体经营状况与发展前景的考察。对于多数被投资企业来说，在选择风险投资机构进行合作时，也只关心眼前的风投能否利用其声誉和资源帮助自己上市，而并不关注上市后风险投资机构能否提升本企业业绩，这些导致风险投资未起到对受资企业发展应有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成功上市后，还需进一步考察风险投资机构对上市公司业绩是否具有提升作用。不同背景，不同特征的风险投资在资金来源，投资理念，管理模式，市场信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二、国内研究综述

周孝华，吴宏亮(2010)对2004～2006上市的中小板企业IPO前后业绩指标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普遍企业IPO之后的业绩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现象，但风险资本持股的受资企业业绩下滑的幅度比没有风险资本注入的公司显著降低。宋芳秀，李晨晨（2014）以我国创业板2009年和2010年上市的153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ROA、ROE和OPR作为上市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研究风险投资的参与对受资企业IPO前后业绩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有和没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在IPO后都普遍出现了业绩下滑现象，但风险投资的参与能显著降低创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业绩下滑的幅度。受资于国资背景风险投资机构的企业，IPO之后的业绩表现显著优于其他类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介入的企业。梁建敏，吴江（2012）研究了创业板市场，实证分析发现：国有VC引入资金多于普通VC引入资金；有VC持股的企业IPO后经营业绩的情况优于无VC持股的企业，风险投资的参与对于企业经营业绩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此外，研究发现多数项目被集中于政府手中，说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不畅通从而接触不到优质资源，所以国资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以较低风险进入企业的明显优势。陈昌潍，崔毅（2015）研究表明，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企业绩效下滑显著低于非国有背景。李德焱，颜明（2013）通过对2009年及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研究表明在IPO后企业经营绩效发生了显著性下降，而风险投资的介入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下滑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孙建华（2015）运用创业板281家的研究样本重点研究了风险投资所投资的企业在IPO之后的业绩表现，得出结论：有风险投资的公司在IPO后的ROE增长幅度高于无风险投资的公司，风险投资的介入显著提高了IPO后企业的ROE。相对于民营、外资背景，国有背景的风投机构更有助于提升受资企业发行后的经营业绩，民营、外资背景类型的风投对受资企业发行后经营业绩的影响不显著。张科举（2016）以REV和ROE为业绩分析指标，发现公司上市当年存在着“业绩变脸”的现象，企业业绩在公司上市后存在着显著下降的趋势。

三、“业绩变脸”原因分析

可见，国内学者研究结论比较统一，即受资于风险投资的公司在IPO之后，普遍出现了明显的业绩“变脸”情况。但有风险投资机构介入的企业在IPO之后，业绩下滑的幅度要显著低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企业。上市公司IPO前后为什么会“业绩变脸”，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盈余管理理论。根据我国股票市场的规定，每个拟上市企业想要上市，需先达到一定的盈利能力条件，即符合IPO条件的公司在上市前几年的财务表现需要相对优异。所以很多企业进行业绩盈余管理，一方面能够满足当前市场规定的发行要求，另一方面能够在提高企业知名度的基础上，成功吸引资本市场里的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顺利达到募集融资的目的。拟上市公司会选择市场对公司自身价值高估的时机，即公司自身业绩达到峰值，并预期未来业绩难以继续增长的时机进行上市，所以拟上市企业往往会在承销商的协助下选择在IPO前利用虚增收入、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等盈余管理手段调控业绩，达到法定的上市盈利条件，使业绩呈现出优异的发展势头。而风险资本通常拥有较强的资本运作经验和能力，在对被投资企业“拔苗助长”的过程中，有动机美化企业业绩，高估利润，助长公司盈余管理活动，例如减少研发支出使当期利润提升，导致企业上市后业绩出现较大波动。所以，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由于发行条件对拟上市企业的盈利能力有硬性规定，故拟上市企业有动机在上市前进行市场时机的选择，并对业绩进行一定的盈余管理，导致企业上市后业绩呈现出不如上市前的“变脸”现象。二是利益损害假说。风险资本与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风险资本为了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风险资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退出实现投资收益，并不需要长时间经营被投资企业。因此，风险资本会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而损害企业长期绩效。虽然在被投资企业上市后，大多风险资本不会全部出售企业的股份，但是风险资本对企业管理支持和提供资源的意愿下降。其持股以及参与公司管理的程度开始减少。相应的一系列的“增值”功能逐渐消失，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也随之下滑。三是成本理论。风险资本与被投资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函数的不同，导致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问题，使得风险资本支持公司的问题更加复杂。风险资本介入公司治理容易引发投资者与创始人在理念，行为方式与利益等诸多层面的潜在冲突。当遇到无法通过沟通，妥协解决的问题时，矛盾冲突很容易导致合作破裂，最终导致两败俱伤或者一方退出。为了监督激励管理者，风险资本支持的公司需要支付更高额的成本，同样不利于公司长期业绩的增长。而有风险投资的企业上市后盈利能力下降的程度弱于无风险投资受资的企业，这说明有在一定程度上风险投资持股的企业发行后经营业绩的情况好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这体现了风险投资的介入有一定的正面预期作用，使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对IPO后业绩下降有缓解的作用，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的运营起到一定程度的预期监督作用。同时一般认为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国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企业绩效下滑显著低于非国有背景。国有机构往往具备宏观指导和调控的作用，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利益，还肩负着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特定产业转型升级等使命，而非国有机构是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因此，非国有机构有较为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更强的逐名动机。其次，国有背景风投机构已逐步实现投资专业化，且部分机构拥有的地方性特殊资源，对受资企业能起到很好的保护和扶持作用。

四、经济新常态下的对策建议

为有效治理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下滑、业绩变脸现象，进一步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延长锁定期

适当延长风险投资机构在企业上市后的锁定期，这样增加了风险投资机构的责任周期，减少了追逐短期利益的动机。

（二）建立风险投资机构高声誉排名体系

建立风险投资机构声誉评价机制，对于那些真正给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和增值服务并产生良好绩效的风险投资机构，应给予高度评价和公开表扬。这样有利于二级市场投资者合理投资。

（三）要培育高端复合风投人才

目前国内优秀的风险投资家非常稀缺，严重阻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可以通过派业务骨干到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学习取经，或高薪招聘或中外合资等方式引进国外风险投资家的方式，积极壮大风险投资人才队伍。还要利用风险投资协会开展经常性的业务培训，提高骨干人员的风险投资业务。政府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增设高新技术应用专业和风险投资课程，培养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未来人才。

（四）制定相关法规，完善风险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需要接受法律的保护，要完善政策法规支持体系。为了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法律环境，可研究制订我国的“风险投资法”，明确风险企业的法律地位，国家对风险企业的政策等，从而引导和规范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要拓展政府风投资金来源和渠道。政府风险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以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以及国家科研经费拨款为引导，吸收民间人士援助，向社会发行科技风险债券，并借鉴美英等风险投资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引入保险基金、养老基金、信托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参与到风险投资中来，继续发挥国有风险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

（五）政府从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方面鼓励风险投资

通过有关税收减免，信贷担保，风险补偿损失，贴息贷款等配套政策方面，鼓励风险投资由“财务投资者”向“战略投资者”转变，指导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按法律法规运作，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真正发挥其在发达资本市场所体现的对公司业绩、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

（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鼓励和支持民间风险投资的发展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大量游资正在寻找合适的投资场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证券市场备受关注，鼓励外商独资、中外合资等类型的风险投资入资我国的上市企业。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机构大多规模大、管理规范，管理经验与行业经验较丰富，能够有效提升受资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最终有效提升受资企业IPO后的公司绩效及市场表现。应积极拓宽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渠道，鼓励和支持民间和外资风险投资的发展。实现多元化风险投资主体，完成风险投资由政府主导向社会资本主导的转型，促进和带动国内风险投资行业的健康发展。

作者:张茜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尧，张本照.风险投资背景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13（4）.

[2]陈东.私营企业出资背景，投机性投资与企业绩效[J].管理世界.2015（8）.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4篇

关键词：应计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 相关性

基金项目：34科研基地―科技创新平台―商务运作与企业服务创新项目

在我国，上市资格作为一项十分珍贵的“壳”资源，深受上市公司重视。大量研究表明，为了避免持续亏损以及由此引发的特别处理和退市，亏损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作为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亦被广泛使用。我国资本市场独特的特别处理（以下简称ST）、退市风险警示（以下简称*ST）制度的存在，往往使得财务困境中的上市公司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在这样的经济制度背景下，ST类公司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制度背景、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制度背景。公司特别处理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公司法》第157、158条的规定，即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1998年4月22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对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异常的上市公司实施ST制度。此后，沪深两市自2003年5月8日起正式实施*ST制度，主要针对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如果第三年依旧亏损的情况。如果公司继续亏损，则将会被暂停上市（以下简称SL）甚至退市（以下简称TL）。由此可见，公司状况的转变存在以下几种类型：（1）状况的恶化，即上市公司的交易状态由ST 转为 *ST、SL 或 TL 以及由 *ST 转换为 SL 或 TL ；（2）状况的改善，即上市公司的交易状态由 *ST 转换为 ST 或正常状态以及由 ST 转换为正常状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正如Schipper（1989）所言，盈余管理实际上可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对于两者的相互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结论。Cohen et al.（2008）对Sarbanes-Oxley法案的实施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该法案实施之后盈余管理的手段由应计盈余管理转换为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认为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替代效应。Zang（2012）认为，如果公司实际真实盈余管理低于预期，则公司在财政年度末选择高应计盈余管理来实现公司的目标；反之亦然，因而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负相关关系。张俊瑞、李彬等（2008）发现微利企业的异常现金流、异常费用显著低于非微利企业的水平，异常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微利企业。此外，会计弹性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会计弹性较大的公司较少利用真实盈余管理。不同于以上研究结论，王良成（2012）的研究认为我国的实际情况可能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在法律基础、投资者保护意识、相关会计制度等有待完善以及我国独有的市场制度背景下，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并非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具有同高同低联动的正相关关系。

就理论而言，公司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既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又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现实中，真实盈余管理在选择和发生时间上先于应计盈余管理，贯穿整个财政年度。如果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较应计盈余管理而言略低，公司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多选择真实盈余管理而少选择应计盈余管理，两者形成相互替代的负相关关系；相反，如果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与应计盈余管理成本相当，两者形成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鉴于以上分析，根据我国的制度背景，提出如下假设：ST类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选择及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为了消除退市制度变化的影响，本文选取沪深两市2004年至2011年A股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若上市公司在样本期间内多次被特别处理，以第一次被特别处理年度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将交叉上市类、金融类、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剔除，同时剔除扭亏年度更名的上市公司及个别极端值。经过筛选，最终获得有效样本242个，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ST公司的样本数明显高于ST公司，ST公司扭亏的比例为34.29%，而*ST公司扭亏的比例为91.79%，这表明由于*ST公司退市压力更大，因此存在更强的扭亏为盈动机。本文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的数据来源于CCER金融数据库，其他研究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SPSS 13.0 软件。

（二）变量设计。

1.应计盈余管理的衡量。本文使用可操控应计项目DA来衡量应计盈余管理，采用修正Jones模型来度量可操控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程度，公式如下：

TAt/At-1=α1（1/At-1）+α2（ΔREVt-ΔRECt）/At-1+α3（PPEt/At-1）+eit

NDAt/At-1=α1（1/At-1）+α2（ΔREVt-ΔRECt）/At-1+α3（PPEt/At-1）

DA=TA-NDA

其中，TAt为t年的总经营应计项目，经营应计项目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减经营现金流量；At-1为t-1年的总资产；ΔREVt为t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ΔRECt为t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与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t为t 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2.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方法，本文从三个方面衡量真实盈余管理：（1）销售操控，通过加大销售价格折扣或采用更宽松的信用政策来暂时增加销售或将下一年度的销售在当前年度提前确认，这些额外的销售带来的盈利将会产生比正常销售水平下更低的经营现金流量。（2）生产操控，通过扩大产量将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的产品上，以降低单位产品所负担的固定成本，但实际上公司却要负担更高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固定成本。（3）费用操控，通过降低酌量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如缩减研发开支、广告开支和维修开支等费用。

因此，第一个衡量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为异常的经营现金流量，本文采用如下经营现金流量模型来计算正常的经营现金流量：CFOt/At-1=a0+a1（1/At-1）+b1（St/At-1）+b2（ΔSt/At-1）+et。异常现金流量A_CFO等于实际经营现金流量减使用上述方程计算得出的现金流量。

第二个衡量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为异常的生产成本，本文采用如下生产成本模型来计算正常的生产成本：PRODt/At-1=a0+a1（1/At-1）+b1（St/At-11）+b2（ΔSt/At-1）+ b3（ΔSt-1/At-1）+et。异常生产成本A_PROD等于当年实际生产成本减通过上述方程计算得出的生产成本。

第三个衡量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变量为异常的酌量性费用，本文用如下酌量性费用模型来计算正常水平的酌量性费用：DISEXPTt/At-1=a0+a1（1/At-1）+b2（St-1/At-1）+et。异常酌量性费用A_DISEXPT等于实际酌量性费用减通过上述方程计算出来的费用。

其中，CFOt为t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At-1为t-1年的总资产；St为t年公司销售额；ΔS为t年的销售额与t-1年的销售额之差；PRODt为t年公司生产成本，等于公司t期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额之和；DISEXPTt为t年公司可操控费用，等于t期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

已知销售水平，存在上述盈余管理的公司很可能有以下一种或几种情况：不正常的低经营现金流，不正常的低酌量性费用，或不正常的高生产成本。本文以真实盈余管理RMt来综合衡量真实活动操纵盈余管理程度，即：RMt=A_PRODt-A_CFOt-A_DISEXPTt。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首先对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于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和目标的不同，因此存在着向上和向下调节盈余的可能性，为了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以各盈余管理数据的绝对值，即AB_DA、AB_CFO、AB_PROD、AB_DISEXPT作为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进行相关的分析。从表中可以发现均值显著不为零，检验结果初步表明，公司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盈余管理，而且可能实施了多种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将样本公司分为ST公司与*ST公司，对盈余管理数据分别计算均值与中位数并进行均值T检验和中位数Z检验，如表3所示。发现ST公司与*ST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没有显著区别，而真实盈余管理中异常现金流量通过了0.1水平的均值T检验，异常酌量性费用通过了0.05水平的均值T检验和0.1水平的中位数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ST公司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存在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其盈余管理程度与ST公司有显著差异，而且差异主要体现在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上，包括销售操控及酌量性费用操控。

（二）相关性分析。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应计盈余管理度量指标与真实盈余管理度量指标之间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进一步表明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之间存在着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管理者会倾向于同时使用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具体来说，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存在销售操控盈余管理的公司很可能出现不正常的低经营现金流量，即异常的经营现金流量越低，销售操控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检验结果还表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中的销售操控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样印证了两者同高同低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管理者在同时使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操控盈余时，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操控方式为销售操控。而真实盈余管理中的生产操控与酌量性费用操控在0.01水平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经常被同时使用。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由于法律环境并不完善，外部力量不能很好地对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及相应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来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而为此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ST类上市公司若要避免退市风险，在短时间内扭亏为盈，往往会通过盈余管理来改善经营状况。但是由于该类公司自身经营状况的恶化及财务状况的制约，仅通过单一的盈余管理操纵并不能达到目的，从而公司在实施高真实盈余管理的同时，在财政年度末往往还会选择高应计盈余管理，这就导致了ST类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同高同低的正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蔡春，朱荣，和辉，谢柳芳.盈余管理方式选择、行为隐性化与濒死企业状况改善――来自A股特别处理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2，（9）.

盈利能力研究背景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过度自信；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女性高管

[中图分类号] F234.4；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85―06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14，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overconfidence on th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REM） among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companies specifically from the female top managem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 which is less studied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overconfident managers are more likely to conduct REM， and gender diversity would also make a difference.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e female top management would not choose REM compared with N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NSOEs）. Furthe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SOEs' female overconfidence top management prefers REM； however， NSOEs' female overconfidence top management would decrease REM due to their prudent judgment.

Key words： Overconfidenc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female top management

一 引 言

衍生于委托P系基础之上的高管盈余管理研究一直是会计学、财务学与公司治理等相关研究领域的核心命题。近期文献表明，管理者在盈余管理方式选择中，可能会同时使用应计制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Zang，2012；张泽南，2014；Kothari等，2016）[1-3]。然而，上述研究大多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前提和分析范式，陆续涌现出的心理学、行为金融理论及管理实践均表明，人并非完全理性，其中过度自信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特征（Malmendier和Tate，2005；2008；姜付秀等，2009） [4-6]。过度自信源于心理学的专业术语，是指人们在决策中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 等，1973）[7]。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一般倾向于设置更高的盈利目标以凸显自身卓尔不群的才能与价值。一旦预期盈利无法实现，很可能会采用盈余操纵行为以弥合实际盈余与预期盈余的差距。首先，既有文献证实了管理者过度自信诱发其实施应计制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何威风等，2011[8]），而对其是否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探讨仍较为有限。其次，将管理层视为一个统一整体，忽视了个体差异而产生的异质性。因此本文深入挖掘管理层背景特质，从高管性别角度剖析女性高管过度自信行为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促进或抑制效果。为深化认识和理解管理者个体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实施路径与内在诱因，更好发挥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证据支持。

二 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盈余管理

近年来，随着心理学、行为金融学与公司治理相关研究的相互促进与深入融合，基于管理者个人特质的深层挖掘与行为跟踪研究日益兴起，管理者过度自信成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之一。虽然，现有文献揭示出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仍局限于应计制盈余管理，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剖析还较为匮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构建真实交易来操纵盈余（Roychowdhury，2006）[9] ，主要通过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等手段直接影响公司中的现金流，手法较为隐蔽，不易被审计师和监管部门觉察，但实施成本和风险相对较大，对公司长期业绩和价值可能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Zang，2012；张泽南，2014）[2-3]。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在高估收益的同时往往低估风险，敢于对不确定事项进行挑战并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成本。Hsieh等（2014）[10]研究表明，在SOX（Sarbanes Oxley Act of 2002， SOX）法案颁布前，过度自信的CEO为加速经营活动现金流转及实现分析师预测同时使用两种盈余管理手段，法案颁布后，更倾向于实施正向应计制盈余管理及坚持通过操纵异常现金流和削减异常费用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Habib等学者（2013）[11]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过度自信CEO能够显著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策略，更倾向于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因此，我们判断，过度自信的高管在风险和成本的抉择中将可能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特别在我国监管环境日趋严格，应计制盈余管理受到限制的宏观背景下，其实施幅度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在中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研究公司财务决策行为，产权因素不容忽视。大量文献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更为严重，使得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的政策负担和更高的委托成本（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12]。经营目标多元化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职能，使得业绩指标可能不再作为主要考核手段，因而某种程度背离了追求利润与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同时，由于国有企业高管选聘的市场化条件不足，多数仍由政府行政委派，经理人薪酬又受到较强的行政管制，管理层激励水平普遍较弱，因此在业绩考核弱化与有效激励不足的情况下，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意愿及其财务行为决策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可能更为保守稳健，过度自信程度可能会下降，进而会影响其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故我们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上述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可能弱于非国有企业。

（二）女性高管、过度自信与盈余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促使女性社会地位普遍提高。女性高管的数量、权重及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之增强。研究发现相比男性高管，女性高管普遍更加规避和厌恶财务风险，更倾向选择风险更低的投资项目，做出的决策更加谨慎稳健。多数研究仍以欧美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背景，少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女性高管盈余管理的内在机理与诱发机制研究尚未得以厘清。根据组织理论（Organizational theory），首先，女性高管在做决策时更能深思熟虑，对于复杂问题处理得更为谨慎得当，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董事会成员之间及其与投资者的沟通力，在一定程度提高了董事会的运行与监管效率（Terjesen等，2009）[13]，能够获得更高的盈余质量，盈余管理程度会大幅降低。其次，女性高管相比男性高管一般拥有较高的职业操守，心态较为平和稳健，对利益和名望的追逐相对较弱，更倾向于和谐稳定的工作环境及公司业绩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能较少或拒绝实施盈余操纵行为，尤其是风险更大，对公司长期业绩破坏力度更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假设1的分析，国有企业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及其财务行为决策普遍较为保守稳健，加之女性自身特质，国有企业女性高管对风险偏好相对更弱，风险防范和责任承担意识相对更强，因此，我们推测，国有企业女性高管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降低。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2。

H2：女性高管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可能要弱于男性高管，国有企业女性高管实施上述动机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微弱。

虽然女性高管总体上可能存在规避盈余管理的动机，但其中也不乏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为深入探索与剖析过度自信女性高管行为决策的差异需要将其放置于特殊的背景中，产权性质可以作为一个较为有效的检测手段。面对产权性质与公司治理差异，过度自信的女性高管，行榫霾呖赡芟灾区别于稳健保守的女性高管，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偏好可能发生改变，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尝试提出假设3，即过度自信的女性高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间的作用关系取决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女性高管的背景特征，二者的回归系数可能呈现正向或负向的关系。

H3：过度自信的女性高管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取决于产权性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下过度自信的女性高管可能会抑制或促进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三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源于CSMAR数据库和自己手工搜集整理。考虑到回归模型需要使用滞后两期的数据，因此，本文实际样本区间为2007-2014年，并按如下筛选标准对数据进行剔除。（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2）女性高管数据缺失的样本；（3）ST、*ST、PT和退市公司的样本；（4）所选数据少于连续三年的样本以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为减弱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首尾各1%进行了Winsorize标准化处理。

（二）变量设计与模型构建

1.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

基于Roychowdhury（2006）[9]的研究思想，由真实经营现金流（CFO）、可操作费用（DIS）、生产成本（PROD）三个单独模型，分别推导出异常现金流（REM_CFO）、异常可操作费用（REM_DIS）和异常生产成本（REM_PROD），剔除行业内不足10的样本值，并对行业与年份进行控制，模型如下：

其中，CFO是t时期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净额，At-1是t期期初总资产，St是t期营业收入，St是t期与t-1期营业收入的变化，DIS是t期可操作费用，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Roychowdhury（2006）[9]在异常可操纵费用的计量中还包括了研发费用，考虑到我国研发费用披露时期较晚，并且数据量少、缺失值较多，故本文未将研发费用纳入其中。PRODt是t期的产品总成本，包括产品销售成本（COGS）和存货变动（INV）两部分，模型中分别列示了影响销售成本和存货变动的因素，并将其汇总为生产成本（PROD）这一综合指标。为削弱噪音，分别用期初总资产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进行平减处理。根据Roychowdhury（2006）[9]构建REM总指标，如模型（1）所示。

2.管理者过度自信Overcon

尽管度量高管过度自信的指标较多，从本文研究背景与数据的可获性角度考虑，参照Bebchuk等（2007）[15]和姜付秀等（2009）[6]的研究，选择高管相对薪酬作为衡量指标，即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占全体高管薪酬的比例，如果该比例大于其中位数，则表明高管过度自信，Overcon=1，否则Overcon=0。

3.女性高管比例Frate

根据任F和王峥（2010）、周泽将和修宗峰（2014）的变量设计，本文采用女性高管比例变量Frate来进行测度，计算方式为该公司当年女性高管人数除以高管总数。

4.控制变量

我们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两权合一Dual，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则Dual=1，否则Dual=0；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1；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董事会规模Boardsize，该年度董事会所有人数总和；公司成长率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审计意见Opinion，若为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Opinion=1，否则Opinion=0；审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所，是，取1，否为0；审计收费Lnfee，国内业务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此外本文对年份Year和公司所处行业Industry进行控制。

5.型构建

REM指标构建如模型（1）所示，模型（2）为高管过度自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模型（3）检验了女性高管过度自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效果。模型中变量定义如前。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全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主要观测变量高管过度自信Overcon的均值为0.4849，表明将近一半的高管都存在过度自信的倾向。在上市公司中有59.96%的高管团队成员中设有女性高管，女性比例Frate均值为0.1509，中位数为0.1250，表明女性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仍然较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EM的均值为-0.0052，中位数为0.0157，标准差为0.2811，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较大，表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和应计制盈余管理一样在上市公司中被运用，且分布不均匀。我们按照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将所有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过度自信程度以及女性高管出现的频率与比重均较低，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却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更高。进一步地，按照高管过度自信水平进行划分发现过度自信组样本中女性高管比例及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要高于非过度自信组，但大部分女性高管仍趋于保守，出现频率在非过度自信组中更大，限于篇幅未列示。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1分别列示了高管过度自信和女性高管比例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于不同样本间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表2.1-2.2只显示了主要观测变量的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表中回归结果仅列示主要观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需整表，请向作者索取。。我们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过度自信Overcon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EM的回归系数为0.0271，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均非常显著；为进一步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差异性，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State与Overcon的交互项，并按照公司业绩与其行业业绩的中位数之差划分为高业绩组和低业绩组，回归结果如表2.2所示，数据显示State*Overcon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系数为负，不显著，表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较弱；进一步地，通过对公司业绩的深层细分，我们发现在低业绩组，上述关系变得显著为负，侧面印证了产权背景而导致的国有企业对业绩指标的柔性需求，即处于低业绩组中的国有企业过度自信高管使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业绩的动机要显著弱于非国有企业。女性高管比例Frate与REM在全样本和非国企分样本中呈负相关，但不显著，但在国企样本中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476，T值为-1.94），总体支持了假设1和假设2，即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越会诱发其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在高管团队中女性高管比例越高，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相对减弱，上述关系在国企样本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表3重在观测引入女性高管与过度自信的交互变量后，女性高管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样本中，女性高管过度自信者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增强，回归系数为0.1546，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虽然女性高管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较为保守，但女性高管中过度自信群体却能冲破藩篱，采取激进的盈余操纵行为，对盈余管理的偏好显著增强。反^非国有企业样本，女性高管过度自信者会抑制其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回归系数为-0.0933，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虽然会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但女性高管中过度自信群体则更为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拒绝该行为，从侧面也反映出非国有企业男性领导者的权重可能更大，更容易过度自信，从而整体拉高了盈余管理水平，同时也反映出公司选聘高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自选择（Selfselection）行为。

为进一步解释表3的回归结果，深入观测女性高管与男性高管在不同过度自信程度中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实施差异，我们依据高管是否过度自信对将总样本进行划分，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仅列出主要观测变量回归结果。首先，在过度自信样本中，不同子样本下女性高管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间的关系为负，不显著，但在非过度自信样本中却出现了差异化的表现，国有企业女性相比男性高管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显著降低，而非国企样本中女性高管较之男性高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行为偏好相对较强，这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过度自信层面，女性和男性对真实盈余的选择偏好与处理方式较为相近。由于过度自信样本在总样本中的比重还较少，加之产权背景与公司机制体制等综合影响因素，大部分女性高管以求稳为主，变革意识还较为薄弱，故较多从属于常态的非过度自信群体，这种现象在国企样本中更为突出，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男性领导者比例显著更高，女性高管的从属性可能更强，这导致了女性高管过度自信者实施盈余操纵的动机也相对较弱。

（三）稳健性测试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我们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首先，使用高管持股的变化替代高管过度自信变量（林慧婷和王茂林，2014）进行回归；其次，仿照周泽将和修宗峰（2014）的研究，仅考虑女性CEO、CFO或总（副）经理的盈余管理决策；再次，为减弱内生性的影响，将所有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及参照姜付秀等（2009）[6]将盈余管理与过度自信变量联立方程组重新检验，发现所得结论并未改变，仍支持原假设。

五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数据，分别从行为金融和性别视角对女性高管、过度自信影响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为丰富和识别高管个体特征及其行为决策开拓崭新视角。研究结论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其他管理者更可能会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相比非国有企业，上述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可能相对微弱。高管性别会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实施，国有企业中女性高管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要显著弱于非国有企业，而女性高管中过度自信者实施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动机却显著增强。反观非国有企业，女性高管过度自信者会抑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实施。上述结论为现有过度自信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数据支持，也一定程度表明了在中国经济制度背景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女性高管遴选与职位设定上的差异化。其中，对高管心态的捕捉与把握亦十分重要，国有企业女性高管过度自信群体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激进的手段，因此对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积极改进与完善女性高管聘任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一定的思路，期待为后续细化挖掘高管背景特征与过度自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选择偏好、影响机制与作用机理研究提供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Zang A Y. Evidence on the TradeOff between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 87（2）：675-703.

[2] 张泽南.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兼论政府限薪令的治理效果[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4.

[3] Kothari S P， Mizik N， Roychowdhury S. Managing for the Moment： the Rol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via Real Activities Versus Accruals in SEO Valuation[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2）： 559-586.

[4] Malmendier U， Tate G. Who Makes Acquisitions： CEO Overconfidence and the Market's Reac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9（1）：20-43.

[5] Malmendier U， Tate G. CEO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J]. Journal of Finance， 2005，60（6）：2661-2700.

[6]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陈才东.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 经济研究，2009，（1）：131-143.

[7] Wolosin R J， Sherman S J， Till A. Effect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after Success and Failure[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3， 9（3）： 220-235.

[8] 何威风，刘启亮，刘永丽.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I盈余管理行为研究[J]. 投资研究，2011，（11）： 22-30.

[9]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 42（3）：335-370.

[10]Hsieh T S， Bedard J C， Johnstone K M. CEO Overconfide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Shifting Regulatory Regimes[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4， 41（9-10）， 1243-1268.

[11]Habib A， Bhuiyan B U， Islam A. Financial distress，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market pricing of accrual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 Managerial Finance， 2013，39（2）： 155-180.

[12]李文贵，余明桂. 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中国工业经济，2012，（12）：115-127.

[13]Terjesen S， Sealy R， Singh V. Women Directors on Corporate Boards：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9， 17（3）： 320-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