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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作复杂性;悖论式领导;角色混淆;领导有效性
一、 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制处于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即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对于转型经济时期的我国企业而言,其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由于企业与环境之间是互动关系,所以伴随着社会经济复杂性提高,企业组织的行为与状态也变得愈加复杂起来,企业的多样性、相互关联性、模糊性、流动性等特征不断增强,给企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即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转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此提高组织有效性。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实现企业组织架构、领导体制的顺利转型和有效变革,获得生存、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合适有效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者的选择,成为组织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作为研究领导或管理效率的崭新视角,悖论被内置于组织生活当中,处在复杂环境中的领导要提高自身的适应力,必然要与环境之间产生交互,不同于以往简单的机械环境,现在的环境有机多变,甚至环境中各要素相互对立,所以要适应复杂的环境,领导者就需要学会如何应对复杂环境中彼此相悖的要求,悖论式领导也就随之产生。悖论式领导是统筹整个组织系统、在系统内部建立各种联系以实现更具有创造性及适应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在这些领导者身上显现的是组织系统思考、行为多样性的表象方式,在领导方式上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悖论”。
学者最初对领导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领导者被视为提供帮助的一个来源,他们帮助我们度过难关,获得新发现,展现出未来的美好愿景。在当前日新月异的世界上,对优秀领导的理解比以往更加至关重要。随着环境的日益复杂,传统领导模式的不适性逐渐显现,悖论式领导能否有效应对复杂环境的负向影响,成为领导理论以及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 理论假设
1. 工作复杂性的负向影响。传统的工作特征理论虽然提出了技能多样性、任务同一性、任务重要性、自主性和反馈(Hackman & Oldman,1974),这一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泰勒制的基础上,强调劳动分工、专业化与标准化(Hirschhorn,1984)。随着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各分工之间的界限正逐渐被打破,很难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领导者的工作进行准确定义,也就是说领导的工作正变得日益复杂。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信息的爆发,及组织虚拟化的加速,不断挑战着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本文所说工作复杂型,不同于简单的技能多样性,涉及到行为主体的心智过程,包括问题解决、应用判断力、技术知识的使用等(Perrow,1967;Van de Ven & Delbecq,1974),指的是由工作边界模糊、目标不明确等所形成的复杂性。对领导者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单一领域中线形的管理视角,更多需要领导者跨行业、跨团队,甚至采取全球化的全局网状思维模式。随着复杂性的增强,领导者往往需要同时满足多重目标,这使得其对问题求解方法的探索远比传统企业中复杂的多,对于领导者自身的要求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Schmenner,1988),也就是说如果领导者无法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工作的复杂性无疑会降低他们的行为有效性。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1b:领导者工作的复杂性对领导有效性产生消极作用。
2. 悖论式领导的应对假设。悖论式行为的关键在于整合复杂性,能够并愿意在某一问题上承认相互矛盾观点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允许认知上的分化。并且在分化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各个视角观点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具备概念整合的能力(Suedfeld,Tetlock & Streufert,1992;Tadmor,Tetlock & Peng,2009;Tetlock et al.,1993)。认知上的分化需要辩证的逻辑推理能力(Tetlock,Armor & Peterson,1994),概念整合需要综合推理来解释为什么理智的人对待同一件事件会各有不同并且指出如何平衡价值观和观点之间的冲突(Tetlock et al.,1994)。也就是说悖论式的行为本身就需要具备处理复杂性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具有综合复杂性特质的领导能够接受相异的观点,对相互矛盾的信息持开放性的态度(Tatlock et al.,1993;Wong,Ormiston & Tetlock,2011)。悖论式领导对诸如价值冲突、责任不一致等外部信息尤其敏感(Tadmor,Galinsky & Maddux,2012),并且可以更好地应对来自各方的矛盾需求。悖论式领导关系全局,而非单一的个别因素(Choi,Koo & Choi,2007)。这一认知能力可以极大地提升领导行为的有效性(Lee,2000)。系统思考的领导者可以真实地认识到矛盾各方(Choi & Nisbett,2000),通过系统思考,领导者坦诚接受产生悖论的各方矛盾,并在整体系统中将各要素进行联系,形成综合体,探求动态共存的可能性。可见,悖论式领导可有效应对外在的复杂性。
假设2:悖论式领导调节了工作复杂性与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即缓解了工作复杂性的负向作用。
3. 工作混淆的中介作用。传统的组织理论中,个体习惯了稳定的命令链模式(Davis,1951),其工作动力来源于集体统一的共同目标。这一传统方式保证了组织的系统性,确保个体按照任务要求分配自己的资源。但是,现在的复杂矛盾环境使得稳定性假设不再存在,多样化、复杂化的工作需求使得个体不再可能仅仅承担单一角色。对于领导者而言,其所处环境更为复杂,所承担的各种角色之间可能会产生混淆。根据传统的组织理论,正式结构中每一个岗位都有一系定的职责要求,如果个体对自身的职责不明确,对其工作目标不清晰,也就是由于缺乏岗位工作所需的必要信息而出现了角色混淆的状况,个体会对自身的角色产生焦虑,甚至扭曲现实,其行为结果会为了缓解压力作出回避行为或防御行为,最终直接降低行为有效性。
假设3:领导者的角色混淆中介了工作复杂性对领导有效性的消极作用。
从复杂性视角出发,根据行为复杂性和必要多样性界定领导,行为复杂性的概念考虑到领导可以与必要多样性(Ashby,1952)的思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界定。在有能力扮演多重角色、拥有多种行为限制组织或环境提供的必要多样性的情况下,行为复杂性和必要多样性提供了高效领导的简单概念。如果悖论存在于环境当中,最终也会体现在行为方面,因此,拥有多重角色、素质技巧和行为能力的领导者会很好地适应并对复杂甚至模糊和不确定的组织和环境条件作出反应。可见,悖论式领导在面对多重身份角色时,有能力驾驭并扮演好多重角色要求。所以,本文假设悖论式领导对复杂矛盾环境的缓冲作用,经由领导者自身定位的清晰性的中介,进而发挥作用。
假设4:角色混淆中介了悖论式领导对工作复杂性所起消极影响的调节作用,即悖论式领导对工作复杂性的调节,通过角色混淆对领导有效性发挥作用。
三、 样本来源
本研究选择江苏企业进行调研。调查地区包括苏南地区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和苏北地区的扬州、南通,调研对象为这些企业中的中层领导者,调研企业来源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区。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与这些开发区的管委会取得联系,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深入企业进行调查,所有问卷采取现场发放、现场回收的方式。对领导者自评问卷方法350份问卷,剔除未回收问卷以及无效问卷,有效问卷共312份;对这312位领导者之间下属发放问卷,共发放936份员工测评问卷,最终形成对261位领导者的完整评价。最后,通过对这261位领导者的上级领导进行调查,得到237份有效的评价问卷。
四、 实证分析
1. 相关分析。表1列示出本研究所涉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就悖论式领导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而言,悖论式领导与工作多样性(r=0.354,p
2. 假设检验。本文采用IBM SPSS20.0软件中的线性回归来对本研究中的直接效应进行检验和分析。遵循Ghiselli等(1981)的观点,若数据偏度(Skew)小于2、峰度(Kurtosis)小于5,即可以对数据进行判定,认为其服从正态分布。因而,本文利用IBM SPSS20.0软件对数据的偏度和峰度进行分析测试,测试的结果显示本文的数据通过了偏度和峰度检验,可以继续开展研究,本研究运用层级回归法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见表2。
本研究的直接效应是领导者的工作复杂性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模型1将工作年限、教育程度、跳槽次数、收入水平、职位这5个控制变量引入。模型2放入自变量,工作复杂性(β=-0.35,p
五、 结论与展望
随着变革节奏的加快,复杂性日益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组织看似在正常运行,但是很难顺利摆脱外界环境条件的约束,而是在封闭的状态下仍然维持原来的状态。面对快速的变革和不断提升的复杂性,未来的管理者必须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不断提高自身技巧和能力以便处理持续增长的混乱局势和纷繁复杂的态势。本研究旨在探讨组织复杂性及与之相关的领导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提出悖论式领导在复杂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将能在复杂多变、充满矛盾或悖论的环境中形成悖论式思维,采取积极行为的领导者称为悖论式领导,也就是说,与那些效率低下的对手比较而言,悖论式领导者更能够运用各种各样的矛盾、悖论,发挥矛盾、悖论在组织发展、角色扮演等方面的能力。
本文虽然证实了悖论式领导在复杂环境中的积极作用,但悖论式领导对环境的处理机制仍没有被清晰的认识。悖论式领导采用什么样的机制和方式整合组织成员的适应,以实现组织对环境的适应性等问题仍需要结合理论与实证进行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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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272103)。
【关键词】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战略性创新能力;演化
1.引言
就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而言,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是其持续成长的关键。现有创新能力的理论和实践更多关注创新能力本身,却忽视了创新能力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动态匹配。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与企业战略动态匹配的创新能力――战略性创新能力――才能帮助民营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持续成长。
战略性创新能力与创新能力战略不同,它不仅仅是一项战略,而是强调通过战略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动态匹配实现相互促进。本研究以吉利集团为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收集战略和创新能力的数据,以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和归纳其战略性创新能力的演化过程,从而为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和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2.文献综述
创新能力的概念由Burns和Stalker(1961)首次提出,表示组织成功采纳或实施新思想、新工艺以及新产品的能力[1]。经过近50年的发展,创新能力理论体系已较为完善。现有创新能力的研究主要关注创新能力的界定、测量、影响因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等(可参见文献[2][3][4][5])。然而Lawson和Samson(2001)指出没有战略的创新,创新能力和创新成功是不可能的,因为战略和创新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战略性创新能力来源于战略管理领域和创新能力领域的交叉与整合,因为战略管理和创新能力不仅有着共同的目标而且相互促进。首先,企业的战略行动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和创造财富[6],这点与创新实践相同;其次,创新能力是战略管理所聚焦的竞争优势和绩效的来源之一,同时竞争优势和绩效又是未来创新的基础[7],因为一个成功的创新需要战略导向的确定[8],并且企业通过战略管理获取竞争优势可以有更多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根据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以及Irland和Hitt等对战略性创业的研究(可参见文献[9][10][11]),战略性创新能力是指通过达成创新要素之间以及创新与战略之间的动态匹配获取竞争优势和创造财富从而实现企业持续成长的能力。
创新和战略管理的核心都是创造财富,创新和战略管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创新聚焦于知识创造,但是将知识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不足;战略管理聚焦于构建和维系竞争优势[11],而不善于创造知识。战略性创新能力是创新能力和战略管理的整合和集成,因此战略性创新能力是一个包括知识创造能力和优势搜寻能力的二维结构。
知识创造能力以更加动态的视角认识知识,强调企业成员整合和交换信息、知识和主意以获得和形成新知识并感知到价值的能力[12][13]。现有研究对知识创造能力的评价一般从研发投入、发明专利授权、科研论文和科技投入产出比四个方面进行。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因素较多,Smith等认为有三种组织资源会影响知识创造能力:知识贮存、自我网络和组织气氛,并且知识创造能力会影响新产品和服务引入的水平[13]。田晋则认为员工个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水平,员工动机和关键员工的保持能力是影响企业知识创造能力的三个主要的劳动力特征,所以可以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提高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14]。
优势搜寻能力是与战略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Venkataraman和Sarasvathy(2001)指出战略管理来源于创造事物的优势如何被建立和维系,其核心是构建竞争优势[11]。战略管理是一个特定情景下的过程,包括企业创造财富需要的承诺、决策和行动。战略行动是一种路径,一个概念或主意通过它从发明阶段到竞争领域的市场定位,从而帮助企业在特定环境下建立和利用竞争优势。因此优势搜寻能力对财富创造和竞争优势获取是必要的[15],是战略性创新能力的目标。知识创造能力帮助企业创造知识,优势搜寻能力帮助企业应用、共享和扩散知识以获取竞争优势,因此两者对于战略性创新能力而言都不可或缺。
3.案例研究
3.1 吉利简介
1986年11月,吉利在浙江台州成立。1997年,吉利进入汽车领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车企业,现已成长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十强企业。2003年集团总部迁到杭州,在浙江临海、宁波、路桥、上海、兰州、湘潭、成都和济南建有八个汽车整车和动力总成制造基地。2010年,在成功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成为中国第一家跨国汽车企业。吉利现有自由舰、金刚、远景、熊猫、上海华普和中国龙等10余个系列30多个品种的整车产品,并拥有1.0L-1.8L全系列发动机及相匹配的手动与自动变速器。吉利现在已经拥有40万辆整车、40万台发动机、40万台变速器的生产能力,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
3.2 吉利战略性创新能力的演化过程
吉利现在是一个以汽车及零部件为主营业务的企业,而吉利1997年才进入汽车领域,因此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97年至今。吉利的创新分为三个阶段:成本领先阶段、质量提升阶段和全面创新阶段。不同创新阶段的内容、焦点、特征和战略不同,创新能力也不同,呈现为一个与战略匹配的动态演化过程,即战略性创新能力。
(1)成本领先阶段(1997年~2003年)。1997年,吉利进入汽车产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汽车企业。1998年,第一辆汽车下线。吉利此时的主要目标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为汽车进入老百姓家庭做出贡献。李书福当时挖来了三位汽车厂的工程师专门从事汽车开发工作,开发工作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把奔驰轿车“拆散、研究、模仿和组装”形成吉利汽车。吉利此时还没有进行原始创新的能力,并且刚刚进入汽车市场,其主要目标是打开汽车市场。因此,该时期吉利模仿创新的主要任务是就是降低成本,并且最终实现了以比当时国内经济型轿车价格低20-30%的价格进入市场。随着吉利汽车市场拥有量的增长,来自供应商和市场等多方的不利因素逐渐增多,吉利被迫自己去开发汽车的零部件。研发团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479Q发动机,并且在成本上比原来的价格便宜50%。该阶段,吉利拥有较强的优势搜寻能力,一直在价格方面拥有竞争对手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逐步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市场。同时吉利只拥有对少数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创新能力,大部分产品以模仿创新为主,但是这适应了当时的战略需要。因此该阶段吉利的战略性创新能力是以优势搜寻能力为主,知识创造能力为辅。
(2)质量提升阶段(2004年~2005年)。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使汽车行业特别是轿车行业市场大幅回落。吉利以此为契机迅速进行战略调整,从关心低价格转向关注高质量,通过提高汽车质量使自己的市场份额稳中有增。吉利此时的主要目标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因此创新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有效提升产品的质量。在质量提升战略的指导下,吉利取消了部分建设项目、集中精力进行内部流程再造和信息化建设,对宁波等生产基地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从而使得制造工艺水平和现场管理水平达到国内一流水准,实施精致工程和用户满意工程以提升产品的内在质量和用户的感知质量。吉利的快速发展使其有较为充裕的资源投入到创新中去,其知识创造能力大大提升,如整车生产中能提高车身刚度的整体侧围技术以及能提高焊接自动化程度和工艺质量的机械手的应用。吉利的质量提升战略使其在2005年以55.37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前百强。此时吉利在继续引进和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同时拥有了较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但是尽管吉利汽车的质量有较大提升,相比许多汽车企业仍处于劣势。因此该阶段吉利的战略性创新能力是以知识创造能力为主,优势搜寻能力为辅。
(3)全面创新阶段(2006年至今)。在转型升级背景下,吉利从2006年开始实施全面创新管理,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技术创新方面,消化吸收国际成熟技术和公开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并依靠自身力量快速开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和技术;在管理创新方面,吸收优秀的管理思想,进行内部流程再造和内部市场化的尝试;在制度创新方面,建立了完善的考核、激励和发展机制;在文化创新方面,确立了“人性化神经管理、军事化高效执行”的企业文化建设方向,丰富了吉利精神的内涵;在品牌创新方面,推出了全新的营销理念和服务理念;在采购创新方面,提出采购国产化的思路,推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人力资源开发创新方面,创办浙江汽车工程学院、开办吉利大讲堂、成立职工技能鉴定站和组建吉利培训中心,从而建立起适合不同员工的培训体系和快速成长体系。所有这些创新的目标是激励员工“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这也符合低碳经济和转型升级的要求。此阶段,吉利在知识创造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拥有了BMBS爆胎安全防护系统、vvt-i发动机、多种型号自动变速器等零部件和多款整车的完全知识产权。同时吉利创造出“3+3”滚动订单管理办法,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占用,提高了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在优势搜寻能力方面:吉利建立的创新平台能为获取新的竞争优势服务;吉利汽车零部件、生产设备和流水线等的国产化降低了材料成本,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吉利从独立创新转向与上下游企业形成战略联盟,从而提升了供应链的竞争优势,最终能获取品牌的竞争优势;吉利的人才开发体系促进了员工快速成长,为保持和继续获取竞争优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该阶段吉利的战略性创新能力实现了知识创造能力和优势搜寻能力双核驱动。
4.结论及启示
案例研究的结果有两点启示:(1)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是一个过程,因此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培育不能一蹴而就;(2)无论民营企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其创新能力必须与其战略想匹配。
当然,本研究只选取了吉利集团一家民营企业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结论的概化效度值得进一步研究。因此,作者将选取更多的案例对创新能力的演化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本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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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挑战杯”课外科技竞赛有着正常教学无法起到的独特教育效果,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提高教学水平过程中具备积极推动功能。研究结果显示,“挑战杯”课外科技竞赛对大学生创新能力形成中受团队合作、知识灵活运用能力、团队创新影响,相应的,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可以通过团队建设、创新意识、导师队伍的建设和搭建创新平台几个方面来培养塑造。
关键词 :“挑战杯”科技竞赛;创新能力;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9.007
收稿日期:2015-02-27
0 引言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是一项全国性的竞赛活动,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术科技“奥林匹克”,是目前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竞赛,也是全国最具代表性、权威性、示范性、导向性的大学生竞赛。
在创新教育背景下,各高校纷纷参加全国各类“挑战杯”竞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武汉体育学院多年来非常重视“挑战杯”竞赛,曾获得全国2项铜奖,省级奖项20多项。多年来,笔者指导了多批大学生参加“挑战杯”竞赛,2010年指导的学生在第七届“挑战杯”一汽—大众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得铜奖,湖北省第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得银奖,在取得令人可喜的比赛成绩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勇于实践、大胆创新、追求卓越的优秀学生,从中也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和体会。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了解“挑战杯”课外科技竞赛发展历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法对“挑战杯”课外科技竞赛参赛选手与未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创新能力的表现进行对比分析,探究科技竞赛与大学生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从分析结果中做可能的原因探讨,并提出有价值的策略。
1.2 研究对象
拟以武汉体育学院参与“挑战杯”课外科技竞赛选手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比较参赛选手与未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创新能力的表现,借助现有的研究资料,并调查和采访,探究体育院校大学生创新竞赛与创新能力形成的相关关系,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有效的措施和建议,对体育院校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为我国体育事业创新教育贡献绵薄之力。
1.3 研究工具
采用SPSS14.0中文版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调查得出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对问卷中涉及的7个因子进行因子分析,首先通过 KMO统计量和Bartlett球形检验值确定7个因子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因子载荷和共同性数据分析得出三个因素大致对以上7个因子解释,得出相关研究结论。
2 数据分析与结果
2.1 确立指标体系
运用多元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法,对以下7个变量进行分析,指标如下:X1:团队成员有效沟通;X2:团队之间的分工合作;X3:老师交流指导;X4:选题新颖恰当;X5:选题具备现实针对性;X6:收集整理资料;X7:运用所学知识
2.2 数据因子分析
将调研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并且将有效的数据输入计算机,使用SPSS1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1 检查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一般KMO的值越大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根据相关学者的观点KMO在0.6以上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本次问卷调查数据的KMO数值为0.673>0.6,变量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见表1)。此外,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达到了0.05显著水平,变量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见表2)。
2.2.2 因子载荷和共同性
在上述整体解释变异量的报表中,有三个成分特征值大于1,表示进行因素分析时所抽出的共同因素的个数为三个,该三个共同因素可以解释91.982%的变异量(见表3)。提取了前三个公因子后可以计算共同度(见表4)。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从表4中可以看出来,所有的共同度都在79.2%以上,可以知道被提取的公因子对个变量的解释能力比较强。
2.2.3 因子旋转
采用最大变异法对成分矩阵进行直交转轴,转轴后的成分矩阵如表5所示。
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
从转轴后的成分矩阵显示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共同的因素一包含了x1、x2、x3三个因子,根据本文之前做的假设,三个因子可以共同用“团队合作精神”体现,因此因素一的概念名为“团队合作精神”。由输出的数据表可以看出,第一公因子在x1、x2、x3三个变量上都有较大的载荷,该因子反映的是团队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沟通和共同努力,因此被命名为“团队合作精神”。第二个因子在x6、x7两个变量上载荷比较大,主要体现参赛者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善于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挑战杯中遇到的相关专业方面的问题,因此该因子命名为“知识灵活运用能力”。第三个因子在x4、x5两个变量上的载荷比较大,主要是选题结合现实需求,善于从实际出发,选题新颖有意义,体现了团队创新的意识,因此命名为“团队创新精神”。这些因子体现的是选所因子的信度系数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2.4 结果分析
问卷结果显示受访者中有 31.58%为队长,68.42%为队员。使用SPSS19.0,以特征根大于1、因子负荷大于0.4作为标准,通过反复计算,最终抽取出3个公因子,总解释方差为91.982%,表明原变量91.982%变异可由所提取的三个公因子来解释。从上述载荷矩阵可知,变量X1、X2、X3在因子1上的载荷比较大,因子1能代表团队成员有效沟通、团队成员的分工合作、老师交流意见这三个变量;变量X6、X7在因子2上的载荷比较大,因子2能代表收集整理资料、运用所学知识这两个变量;变量X4、X5在因子3上的载荷比较大,因子3能代选题新颖恰当、选题具备现实针对性这两个变量。
进一步分析,根据各因子所代表变量特征,可以把第一个因子解释为团队合作精神,第二个因子解释为团队创新精神,第三个因子解释为知识灵活运用能力,各因子包含的指标及含义如表6。
3 结论及改进建议
根据各种数据的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共可发现三个因子的重要性, 程度依次是团队协作、知识灵活运用的能力以及团队创新能力。据此, 高校和高校教师在组织学生参加挑战杯竞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应注意四点。
3.1 重筹备,抓团队建设
各高校的科技竞赛组织者在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挑战杯”科技竞赛的同时,要认真做好前期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包括队员的严格筛选、实战演习与训练、心理素质的培训等,同时团队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只有将团结合作的精神高度重视起来,调动、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团队协作氛围,才能铸就一支分工细致而明确、积极进取的精英团队。
此外,组建参赛团队时,选择一位沟通协调能力强,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具有一定号召力的学生作为队长带领整个团队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才能引领整支团队一起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地走向辉煌。
3.2 环境塑人,改变意识
创新教育就是以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它主要是着重研究并解决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问题。创新教育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在操作层面上搞些小发明、小创造,或者在教学课程中培养一下思维发散能力就可以了。当然,这些基础的创新教育仍旧是必不可少的,但事实上除了这些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外,还要考虑培育创新人才的“土壤”是否适宜,即良好的氛围环境的形成。
环境塑造人,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而言,环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因此,高校在正常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更应该从教育的体制、方法、内容等方面着手进行强化,有计划地展开创新教育,将教育观念的转变和教育思想的创新提升至首位。高校应从课堂入手,从“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的发展过渡,采取这样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和实践能力,才能真正扛起引导大学生创新发展的旗帜和重担。
3.3 注引导,重教学创新
对于教师这个职业而言,引导是不可放弃的一份职责。不管是日常的教学工作,还是在学生参与创新行活动的过程中,教师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研究能力,需要有创新思维能力和发明创造力,需要有沟通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而一名优秀的教师在具备此类能力的同时,还可以挖掘每一位学生的最大潜能,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指引团队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从某种角度而言,教师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专业能力卓越的角色,更应该是一个引导、挖掘学生走向成功的伯乐。因此,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优秀的教师团队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3.4 搭建平台,实践出真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不断的实践,将理论付诸行动,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实践能力和意识层面的认识。培养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就在于是否有环境、是否有精神支撑学生不断地进行创新性实践,在实践中获取经验,在实践中成长。从这一角度来看,学校为学生提供一些展示自己的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并不仅仅指前文所说的在教育思想、教育手段、教育环境上的重视和改善,更特指学校需要花费一些人力、物力、财务,举办一些相关的学术讲座、专题演讲与报告等活动,创建诸如此类的一些在精神上可激励大学生创新,在行动上可支持大学生继续探索的平台,使学生可以充分发挥、展示自己的创新能力。
4 结语
从整个教学环境、教学氛围上的营造,到教师团队整体素质的提升,从学生团队的建设与打造,到展示自我的平台搭建……可以看到,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并不是单纯通过学校、教师或学生自身的努力,就可得以改变的。学生创造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未来整个社会创造力。只有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从根本上提升、 改善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育出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 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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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资本结构 盈利能力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背景
(一)文献综述 理论界关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关系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两者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看法。从资本结构理论的预测结果来看,权衡理论认为,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其财务拮据风险相应较低,因而公司会有较强烈的利用债务合法避税的动机,在权衡税负利益和负债成本后,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会选择较高的负债比率,即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但啄食顺序理论认为,公司会优先选择留存收益作为筹资的资金来源,只在必要的时候才依次考虑债务筹资和股票筹资,因此,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会安排较低的债务资本,即两者呈负相关。陆正飞、辛宇(1998)从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销售净利率)显著负相关,且与行业显著相关的结论;洪锡熙、沈艺峰(2000)采用1995-1997年期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21家工业类公司数据,分析得出公司负债比例与盈利能力(销售净利率)显著正相关,但与行业类型不相关的结论;王娟、杨凤林(2002)得出类似的结论,即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结构存在正相关关系;于东智(2003)利用1997-2000年在深沪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据分析后认为,负债比例与公司绩效(总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率)之间显著负相关,且与行业水平显著相关;李宝仁、王振蓉(2003)采用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利用主成分法对影响盈利能力指标(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综合得分评价后,得出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成中度负相关的结论。
(二)研究背景在众多的国内实证研究文献中,主要集中将公司盈利能力指标作为资本结构的解释变量之一进行研究,而关注公司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这些研究的结果相互对立,且均未得出怎样的资本结构可以实现公司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结论。此外,在已有研究中,大多学者只选取了反映盈利能力的个别指标,从而影响了盈利能力的全面性。一是没有考虑盈利的现金流保障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盈利状况,决定着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由于上述这些指标都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某个时期的会计利润进行计算分析的,因而不能反映公司伴随有现金流入的盈利状况。二是没有考虑盈利的持续稳定性。从公司持续经营的角度来看,盈利能力不能仅仅是反映公司某个时期的获利情况,而且还要能反映公司动态的、连续若干期的盈利状况变动趋势及规律。笔者认为,没有考虑现金保障程度和盈利能力持续稳定性的指标不能真正代表公司的盈利能力。为此,本文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了排除不同行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考虑了现金保障程度和盈利能力持续稳定性的指标来研究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得出一些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相互关系的启示性结论。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反映了公司总资产中债务资本所占的比重,盈利能力评价指标的综合分值采用层次分析方法确定。
二、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模型
(一)层次分析法简介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法)是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进行决策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定量地确定其决策方案中各个元素对于总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系数,据此来判断决策方案的优劣。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是:第一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求提出一个总目标,将目标逐层分解为几个等级层次,建立系统的递阶层次结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步,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并赋予一定的分值,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第三步,针对某一准则,计算各被支配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第四步,计算各层元素对系统目标的合成权重。
(二)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如前所述,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够反映上市公司基于权责发生的获利能力、基于收付实现的获利能力和盈利的持续稳定性等三个方面。本文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层次分析法的递阶层次结构要求,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造为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三层结构。其中,目标层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准则层由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上述三个方面构成;指标层为与准则层相对应的单项评价指标,本文共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9项指标,分别用X1~X9表示,见(表1)所示。其中表示盈利持续稳定性的三个增长率指标均取公司连续三年的数据,通过几何平均法计算得到。可以看出,以上9项指标都属于正指标,各项指标值越大,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
(三)两重比较判断矩阵的构造 构造判断矩阵是为了能够确定下一层元素从上层支配元素分配到的权重,构造时采用的标度值一般是T.L.Saaty提出的1~9标度方法,见(表2)所示。根据九标度法,通过调查表的形式就以上3个准则及9项指标之间的重要性咨询了有关财务专家,最后综合大量专家的意见,分别构造出各指标间的比较判断矩阵。见(表3)、(表4)、(表5)、(表6)所示。
(四)单一准则下元素相对排序权重的计算及其一致性检验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元素相对排序权重:先逐行计算判断矩阵的几何平均值,再对其进行归一化后,即为单一准则下某个元素的相对权重向量w。为了进行一致性检验,还需计算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对同一事物认识的差异性,专家打分构造的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可能会出现重要性判断上的矛盾。一致性检验就是为了检查所构判断矩阵及由之导出的权重向量的合理性。一致性检验比率CR=CF/RI,其中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λmax-n)/(n-1),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可通过查表得到。当CR
对房地产行业2004年被证监会列为ST公司和进入上市公司百强企业的B公司进行了验证,通过计算发现B公司的P值远远高于A公司,说明B公司的财务状况要明显优于A公司,这与实际正好相符,说明构建的盈利能力综合分值计算模型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数据的选取及盈利能力综合分值的计算本文按以下原则选取样本: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础;ST房地产上市公司经营状况
与其他公司相差较大。为保证统计结果的有效性,剔除ST公司;为保证样本数据的可比性,剔除B股上市公司。根据上述原则,本文共选取了2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03-2005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对公司的资本结构及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上述9项财务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各上市公司2003-2005年年报资料及财务分析指标处理得到(反映24家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9项指标数据资料略;除增长率指标取公司连续3年的几何平均值外,其它指标均取样本公司2005年年报数据)。利用所构建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分值P的计算模型,计算得到该样本以百分制表示盈利能力的综合评价得分,结果见(表8)所示。
(二)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间的相关与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用于研究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及其影响方向。根据(表8)中关于公司资产负债率及盈利能力的数据,利用SPSS for Windows中的两变量线性相关分析法,得到在显著性水平为0.005的情况下,资本结构与盈利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558,表明两者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分析用于从数量上考察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以资产负债率R为自变量,盈利能力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为83.265,在0.00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自变量R的估计系数为-1.087,在0.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代表资本结构的资产负债率对盈利能力有显著影响(负相关)。盈利能力P与资产负债率R的回归方程为:P=83.265-1.087R+ε。
本文以截至2013年8月1日我国A股创业板的35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其中有风投背景的企业183家,无风投背景172家;样本中高科技公司164家,传统行业191家。在183家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中,49家有国有背景风投参与,134家有非国有背景风投支持。本文采用非参数Mann-WhineyU检验、多元线性回归这两种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在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上风险投资对IPO的影响。在检验风投参与对IPO前经营业绩的影响时,本文选取了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资产质量、企业债务风险和企业经营增长状况共13个指标,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和非参数Mann-WhineyU检验。在研究风投对IPO抑价率和IPO后长期收益的影响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实证分析
(一)IPO前经营业绩1.比较有风投背景与无风投背景这两组公司的公因子和综合绩效得分(见表2)。有风投背景的企业的债务风险显着更低,而盈利能力要显着更高。风投的参与给企业注入资金,债务风险降低,然而未能改善企业的成长性、营运能力和综合业绩;有风投背景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反而更差。因此假设H11成立。2.比较不同背景风投支持的公司的各公因子和综合业绩(见表3)。国有背景风投所支持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综合业绩要显着更低,假设H3和H31成立。IPO前经营业绩与风险投资的背景有明显的相关性,国有背景风投参与的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差。这是由于国有背景的风投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能力较弱造成的。国有背景的风投会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更多关心的是产业发展和提高就业等,而非国有背景的风投则更加关心投资收益率。3.比较不同声誉的风投所支持的公司的各公因子和综合业绩(见表4)。无论是债务风险,还是盈利能力、增长状况、资产质量或综合业绩得分,高声誉与低声誉风投机构所支持的企业均无显着差异,假设H6和H61不成立。我国的风投机构的声誉并未能表现出对企业的市场认证功能。综上,对于企业IPO前的经营业绩,风险投资的参与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向选择效应,质量更差的企业更倾向于寻求风险投资的参与;风投的背景与其有明显的相关性,国有背景风投参与的企业的经营业绩更差,非国有背景风投具有一定的市场认证功能;风险投资的声誉与其无关联,风投自身的声誉没有显示出认证能力。
(二)IPO抑价率1.采用模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检验风险投资的参与对IPO抑价率的影响:为研究风投影响的行业差异,将整体样本分为传统行业组与高科技行业组,采用模型1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显示风投的参与和IPO抑价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假设H12成立,风险投资在IPO时的逆向选择/逐名效应表现明显。风投并未能发挥出认证作用,原因是风投普遍面临着为下期基金筹资的压力,宁愿承担企业抑价发行所带来的成本,也要保证企业上市的成功、赢得良好的声誉。由此导致企业的IPO定价偏低,IPO抑价率高。风险投资对IPO抑价率的显着正面影响只存在于传统行业中,在高科技行业中不显着。由于风投普遍不看好传统行业,为保证IPO成功而促使企业低价发行,因此造成了更高的抑价率。风险投资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假设H21成立。2.采用模型2对有风投背景的公司做多元线性回归,检验国有背景风投和非国有背景风投对IPO抑价率影响的区别,以及风投的声誉对IPO抑价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