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体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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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体育论文范文第1篇

一、少儿英语教育

“孩子是成人之父”(Thechildisfatheroftheman)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我心雀跃》(MyHeartLeapsUp)中的诗句，意思是“成人应以孩童为师，让天性永存”。笔者在这里意在强调儿童正处在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期和关键期，很多语言习得现象只有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才有所体现，儿童的语言习得对全面了解语言习得的过程、解决语言习得中的诸多问题有很多的启示。换言之，若不关注和研究儿童外语学习的过程而高谈阔论语言习得问题，则空口无凭、缺乏证据。为此，下文将主要探讨当下基础英语教育尤其是少儿英语教学中的几个突出问题:外语学习的最佳起始年龄，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程的利弊，基础英语教育中的教材编写、教学和测评等。关于外语学习的最佳起始年龄，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谈及该问题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理论就是著名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Period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认为从婴儿出生到青春期(2—13岁)，左右脑半球都参与语言学习，对语言极其敏感，只要有足够的语言输入，人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学会一门语言，但是错过了这段时间，伴随着大脑的侧化(lateralization)，人们很难掌握一门语言［6］12－13。尽管关键期假说存在不少争议，但是有一点人们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即从长远来看，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二语学习者的年龄还是越小越好。此外，语音习得方面，Kuhl指出婴儿刚出生时就具备识别人类不同语言的语音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从出生六个月后开始减退，到一周岁时这种能力基本丧失，儿童只具备识别自己母语语音的能力［7］。鉴于此，目前一般认为，少儿外语学习的最佳起始年龄一般在6—10岁，这时母语已经基本定型，而且语言学习的敏感性还很强。基于上述共识，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为三年级。这种做法充分利用了少儿学习外语的生理优势，有助于少儿高效地、轻易地学到地道的英语。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全国范围内开设英语课程存在着一定困难，如师资缺乏、教师自身语言素养不高、教学资源匮乏、语言环境缺乏等。事实上，儿童英语教学在许多方面的要求比成人更高，因为少儿是一张白纸，全凭教师涂抹。在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开设英语课是徒劳无益的，对少儿来说甚至会贻误终生。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当下基础英语教育的教材编写、教学及测评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教材”或“教科书”的问题。当下流行的大多数主流小学英语教材内容过于简化，只有一些相互之间无必然联系的孤零零的句子、短对话，这其实是大多数教材编纂者按照成人对少儿语言能力的理解而主观臆断的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少儿的超强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语言习得的常识性规律。语言的习得不是信息越少、越孤立越易习得，而是恰恰相反，信息越多越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越易习得(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此外，英语国家一些语言学家的做法亦印证了这一点，如英国语言先驱JacquesRoston先生创办了灵格风英语(Linguaphone)，灵格风英语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论年龄大小，所有的学习者一视同仁，学习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authentic)语言素材，不对其简化加工。录格风英语效果卓著，享誉世界。此外，“教科书”(textbook)这个词本身就告诉人们其中的素材应该是以“语篇”或“篇”(text)为主，因为无论是汉语的“篇”还是英语的“text”，它们都要求所选的素材是前后联系紧密、上下文一气呵成的具有“语篇性”(texture)的篇章。下面参照《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版)提出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文化意识等五项课程目标，探讨基础英语教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强调最多的是其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两项，这两项的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仅就语言知识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他方面的问题日后详述。就语言知识而言，少儿英语教学首先遇到的便是语音问题，少儿英语学习者要想起好步，首先便是要接受正确的、严格的语音训练，这对少儿日后的语言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语音训练必须是正确的，否则只能是一遍遍地重复错误，从而贻误终生。此外，如果教学不当，学生会以错误的理解代替本有的直观感受，会渐渐失去模仿的本能，于是听录音就不起作用了。再者，母语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对此应高度警惕①。少儿语音教学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音标是否要教的问题。少儿在接触了一段英语之后音标是应该教的，不仅仅要知道每个音标，更重要的是能正确地发音。社会上一部分功利主义者出于商业化的目的倡导英语国家少儿语言学习中的自然拼读法(即所谓的见词能读，过目不忘)，而不学习国际音标，这其实是一种误导。自然拼读法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语言环境，但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这个前提是不具备的。此外，英语学习者到了一定阶段自然就能够见词能读，词的读音是没有必要刻意去教的，事实上，即使掌握了自然拼读法，若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仍然是不奏效的。少儿英语语法教学中的问题是语法是否要教和怎么教的问题。语法规则是对大量语言现象的规定，语法问题其实是一个逻辑问题，比如其中的时态问题其实就是时间概念的问题。对少儿来说，如果不影响理解，便没有必要讲解其中的语法现象。即便到了一定年龄段出于应试等目的需要专门学习语法，这时也要讲究方法，即在透彻分析语法现象的基础上把握其内在联系、培养语法意识，而非一味地死记硬背语法规则而不会运用。少儿英语词汇教学首先要注意的是词汇的三要素的顺序应该是音、义、形而非音、形、义，这更加符合少儿的认知习惯。在讲授时，不宜过早提出拼写的要求，不宜过于追求拼写的准确性。单词教学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骤:先听单词、读单词，然后根据图片或实物说认读单词、把单词与图片或实物对应起来，最后才进入拼写的教学。此外，少儿英语词汇教学还应注意提供丰富的语境，加强学习者对词汇的感知、理解和记忆。

二、附带习得与刻意学习

“附带习得”(incidentalacquisition)这个术语最早见于20世纪初实验心理学的文献中。在语言习得领域，直到1985年，Nagy、Herman和Anderson等人才在儿童母语习得中提及这个概念［8］。从词源的角度来看，“附带”(incidental)中的cid源于拉丁词根cadere，意为“降落”之意，“附带”(incidental)有“做其他事情时带来的非主要的收获”之意。“附带习得”意即学习者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无意中获取了某些其他的知识，这是一种隐性的(implic-it)学习行为。与附带习得相对的便是“刻意学习”(intentionallearning)，即学习者在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时，事先已被告知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这是一种显性的(explicit)学习活动［9］349－381。从本质上讲，英语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语感培养的过程，要以附带学习为主，同时辅之以适当的刻意学习。适当的刻意学习是必要的，然而当下各个层次和阶段的外语教育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应试教育的影响，刻意学习方式盛行。如在语音学习中，学习者沿用“音素———语流音变———重音———节奏———语调”的模式，过于分离地、刻意地进行语音训练，一些语音的韵律特征(如重音、节奏、语调等)学生很难有效掌握。事实上这些方面的习得需要在刻意训练的基础上辅之以大量的听音练习等附带学习形式，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在语法学习中，很多学习者可以自如地应对考试中的语法单项选择等试题，但实际的语言运用(如英语写作、汉英翻译)却难以尽如人意，连基本的“主谓宾意识”都不具备，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说进行有效的(effective)、地道的(idiomatic)英语表达了。词汇学习也存在不少误区。一方面，掌握一个词并不仅仅是知道其相对应的汉语意思。词的意义是语境赋予的，离开了语境而孤立地记忆词义并不奏效，即使大致知道某个词的汉语意思，使用的时候还是很难激活;另一方面，词语方面的知识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如语义特征、发音、拼写、词性、搭配、语义韵(semanticprosody)、类链接(colligation)、语用意义、词频的直觉(intuitionsoffrequency)等，上述知识中的语义韵、语用意义、词频的直觉等很难通过刻意学习的方式来掌握，必须大量接触语言，进而去感知词语的这些丰富内涵。

三、教无定法与“后方法”

近几十年来，尽管应用语言学界关于教学法的研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全身反应法、词汇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交际法、认知法、内容依托法、全脑法、全语言法(whole－language)、后方法(post－method)等，然而在以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各级各类外语教学机构过分强调通过阅读、学习语法、文学欣赏、改写(paraphrase)、翻译等方法学习外语，“语法—翻译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大行其道，“讲单词、讲语法、讲课文”的模式仍然是外语教学的主流模式，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问题依然突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语言教学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教法。从上世纪70年代起，人们逐渐意识到外语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难使用某一种或几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受西方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的影响，外语教学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后方法时代”，“后方法”与我国传统上提的“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如出一辙［10］。“后方法”的主倡者Kumaravadivelu(2003)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方法的三大参数和十条宏观策略。其中，三大参数指的是“特定性”(particularity)、“实践性”(practic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十条宏观策略包括创造最大学习机会、使师生理念错位做到最小、注重语言输入的语境、综合多种语言技能、激发学生进行直觉探索(例如借助语料库)、促进教学中的协商互动、促进学习者自主、保持与社会的关联、提高文化意识、培养语感等十个方面［11］41。库氏的三大参数与十条宏观策略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具体的外语教学实践可以在这个框架的指导下有效地开展。当下外语教学中与上述框架中提到的一些参数和策略相违背的一些做法，势必影响教学效果，如精读课中的“改写”(paraphrase)就与宏观策略中的第一条(创造最大学习机会)相违背。不可否认，“改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提倡去背诵“改写”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仅仅是我们通向“更好的理解”这个“目的地”(destination)过程中“一座临时的桥梁”(aprovision-albridge)，一旦到达了彼岸，就应该将其抛在脑后，即对待“改写”应该持一种“过河拆桥”的理念。“新批评”理论认为任何试图借助“改写”来鉴赏诗歌的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曲解或改变原文［12］86。又如过分强调“听说读写译”分离的做法与第四条(综合多种语言技能)相违背。科学抽象(analyticalabstrac-tion)是必要的，但是语言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因此我们需采取“整一论”(holistic)②或“全语言”观点来把握诸多技能之间的联系，从而恢复英语的实际面目，促进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四、外语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养

培养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ability)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特尔斐”项目组提出的双维结构模型认为思辨能力包括认知能力与情感特质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又可分解为分析、推理与评价三项核心技能，情感维度包括好奇、自信、开朗、灵活、公正、诚实、谨慎、善解人意等［1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不强，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尤其显得不足，外语专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方面实现突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外语教育从业者要认真研读各级英语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方面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不仅注重语音、语法、词汇、语篇等语言知识层面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层面的目标，更要重视智力、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是和知识教育、自我反思、自觉修炼等成人化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要重视这些方面的目标，以重塑外语教育的灵魂，培养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的人，否则，大学的外语教育与培训班就无两样了。其次，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arts)，“liberalarts”源于古希腊，是非常古老的教育传统，与儒家的“君子之道”不谋而合。教育要突出全面训练，培养博学多才的人，人文、社会、自然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有18门必修的核心课程，范围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当下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不强，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语教育中忽视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及自然科学思维的训练。再次，改革现行的教学测评方法和手段，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鉴西方外语教育中的“一条龙”体系，制定统一的语言能力标准，各类升学考试依据该标准确定的等级提出相应的要求，要减轻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应试压力，突出其思辨能力的培养;二是重视形成性评估(formativeassessment)，逐步形成“以形成性评估为主，终结性评估(summativeassessment)为辅”的测试体系，重视“为了学习”和“作为学习”的测评，通过“形成性评估”来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五、结语

国外体育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耿传辉 单位：吉林大学学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缺失

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银行更是面临着整个业务全面萎缩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业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纷纷发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连续跌破历史纪录。金融机构与股市的糟糕表现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事汽车、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与破产，其他各行业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从单纯的债券市场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国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开始联合行动，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到今日，这些行动和方法还是乏善可陈，没有对危机的缓解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依然巨大，投资者的信心依然在冰点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样繁多的欧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滥用？是什么让无数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持续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额利润？是什么使得本应该坚不可摧的法律与规则在这场危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许有很多，但其中长久以来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伦理的缺失。从金融伦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在金融服务行业、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伦理缺失问题。（一）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金融市场委托——关系中的人，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于金融服务是以一种合同关系提供给客户的，大多数的伦理难题都与公司对客人的义务有关。在这种客户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有些做法与实践显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则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并且每种做法与时间都有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个灰色区域内，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灰色区域，成为金融市场中最危险的地带，并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行业可能出现的违反金融伦理的行为有很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虚假与误导性声明；欺诈；隐瞒相关重要信息；炒单；不进行合适性推荐与风险公布。这几种行为违背了金融市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基本金融伦理的要求。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上述一种或多种违反金融伦理要求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美国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达到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次级债危机就产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开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量开始下降，房价也开始走低，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经济，也给银行和金融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次级债危机成了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导火索。［4］商业银行作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者，在贷款发放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次级抵押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没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资者说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利润与收入，完全没有按照委托——关系中的要求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将委托人的资产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这种风险在不久之后随着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各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新型债券的发放与销售，使这种风险迅速传至美国的信贷市场。近年来美国旺盛的信贷需求使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意识普遍淡化，为提高收益而忽视操作风险的倾向在业务扩张中亦不断强化。违约事件集中暴露后，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和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加之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一些金融机构提前催收可疑贷款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暴露又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在上面整个过程中，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险公司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金融伦理层面的责任。这些金融机构违背了自己在委托——关系中的义务，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委托人的资产大规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品市场之中试图赚取高额利润，而当最终信用泡沫破裂时，委托人的资产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作为为金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违约现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机构，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不顾投保人的利益，将大量的保险金投入到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通过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来获取利润。而当危机爆发，借款人无力偿还时，巨额的保险赔偿直接导致了大量保险公司的破产和投保人利益的损失。以美国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者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据AIG2007年底的数据，在CDS产品上，AIG担保的总金额高达5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差的情况下，这是AIG要赔付的最高金额。除了AIG的金融产品部门“贩卖保险”以外，AIG的人寿保险部门还同时购买了大量的MBS(房贷证券化)产品和CMBS(商业房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据AIG2007年年底数据，整个2867亿的投资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计算，AIG人寿保险在这两块资产上的风险敞口也达到近8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已经将曾经的保险业巨头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产的边缘。［5］（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伦理问题在这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债券的爆炸性的运用最终导致了资本泡沫的形成。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变革现有金融体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标是获取现在无法取得的高额利润。金融创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效率，其手段是通过银行运用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加快财富的积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宏观上是金融组织、金融制度的创新，微观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节约资本量的使用，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风险的缓释、对冲和转移。这个过程是通过使用金融杠杆、金融产品来实现金融市场间风险的转移。但金融杠杆若被随意、过快放大，且风险的转移和传递得不到有效监管，就极易导致金融泛滥，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同样要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首先，从委托——关系的角度来说，作为委托——关系中的人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为委托人带来过高的风险，这种衍生产品的运作方式与风险情况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会因这种衍生产品的广泛运用而受到损害，这些都应当是金融服务行业所考虑的内容。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样的考量显然被金融机构所忽视了。具有较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相应的保险服务等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并投放于市场之上。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金融伦理对人义务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度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加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作用，极具两面性。华尔街投行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事实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次级抵押贷款、CDS、MBS等一个又一个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利润为目的被创造出来，这种过度的创新与形式上的复杂化，导致了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尽管如此，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苛责。真正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任的，是开发和买卖这些衍生产品的人，他们违背了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对他们的要求，过度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对委托人和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金融伦理在金融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的金融伦理问题政府机构作为金融市场上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要分两个层面，其中政府监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规范市场行为，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与调控市场发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监督外，政府干预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隐患或金融危机时，政府对政府监管失效或监管失败进行的补救行为，即通过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场由非常规运行回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员之一，政府机构同样也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的监管与危机爆发后的干预两个方面。［6］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金融伦理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场上金融伦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点，并依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偏离了金融伦理的要求，过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导致了衍生品市场上监管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与市场运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抑制与削弱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和作用。这些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积极地介入金融市场，进行政府干预，所使用的主要干预手段有两种，一是修正相关的法律与法规，重建金融市场的秩序；二是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金融机构给予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依然面临许多金融伦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则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受到影响的行业除了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外，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对于大量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远远不够。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代表了众多投资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事实上，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获得救助的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屡次斥巨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进行救助时不得不以公平性为代价，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使金融危机得到缓解。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等等。而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7］金融伦理的缺失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人士对于委托——关系中人义务的违背、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对于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破坏、金融市场上普遍的金融伦理问题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政府监管过程中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成为金融危机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而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所蕴含的金融伦理问题——不公平性，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却必须得到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重视。无论是从整个市场层面，还是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整体，抑或是作为个体的金融人士来说，金融伦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政府干预，金融伦理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未见缓解，欧债危机已经越过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国之势，整个欧元区面临着解体的考验，而金融领域的危机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重的。中国金融业当务之急应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伦理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国外体育论文范文第3篇

1.1 组织绩效水平与高管继任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国外体育论文范文第4篇

孙丕平1989年开始参与残疾人体育工作至今，在专业媒体发表有关残疾人体育论文数篇，并为北京残奥会志愿者培训做了大量的工作。

关于梦想

“一位登不上赛场的残疾人对我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实现。”

孙丕平所说的这位运动员名叫向清要。在残疾人射击领域并没有他的名次，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体育梦。曾经是是部队神的他因为见义勇为而被飞驰的卡车截去下半截身子。人们总想，这个人能活下去就已经不容易了，而向清要心里想的，是去实现一个梦想――他要参加残疾人射击队，他要参加北京残奥会。有一天，人们惊异地看到这个半截身子的汉子重新像部队战士一样，手上绑着砖，拿着一把玩具枪去练习瞄准。向清要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实现。

人生并不总是如意，向清要的成绩并没有让他登上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赛场。但是他还是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去实现。”

体育梦，人生梦，皆为了一个证明。

奥运赛场上，人们不断用身体的极限去挑战一个个数字，残疾人体育赛场上运动员留下每一滴汗水与泪水却是更加的沉重。牙买加选手博尔特创造百米跑世界纪录9秒69，在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天津的脑瘫女运动员张磊跑完 100米却用了 2分43秒67。她在百米跑道上跌倒了又爬起来，跑几步又跌倒，却一直坚持到了百米的终点。伴随她跌跌撞撞奔跑的，是全场数万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当记者问她为什么非要这么艰难地坚持跑完一百米时，她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平静地回答：“因为我是运动员。”

每个人都有梦，当张磊为了梦想而登上赛场，我们怎么能够以失败者来称谓这最后一名选手呢？向清要、张磊不是赛场上的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他们是众多追寻梦想的残疾人中的一个。张磊用顽强与毅力抵达了终点，向清要还在为跨进赛场而努力，人们记住的该是什么呢？是成绩？是精神？是感动？

每个人记住的不同，但是相同的一点是：是否残疾并不应该影响拾起梦想――追梦的人，终会到达终点。

关于残酷

“国内一位著名的射击运动员对我说，残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叫做挣扎。”

“残疾人体育很残酷”，这是残奥专家孙丕平一直在纠正的一个错误观点，他从1991年就开始讲解残疾人体育的美与价值，一直讲到了2008年，17年前，也正是孙丕平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残疾人体育的时间。当时正在筹备第六届北京远南运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筹办国际性的残疾人体育赛事，也成为了残疾人体育运动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契机。一时间，关于“残疾人残疾体育赛事是否残酷”的质疑成为了社会上争论的话题。“当时，一位著名的射击运动员对我说，残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那叫做挣扎。我想，如果连专业运动员都这么看，普通人对残疾人体育的误解更会大于了解了。”现代残疾人体育运动起源于二战后为伤残士兵举办的运动会。它是伴随着战火和硝烟诞生的，是对于残酷的战争带给人们伤害的一种补偿。“残疾人练习书法不残酷，外出经商不残酷，为什么练习体育就残酷了呢？”如果仅仅看到残肢的无力，忽略掉残疾人也有进行体育运动的能力与权利，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如果说残酷，那一定不是体育本身带来的。

天津有一位著名的盲人游泳运动员名叫杨博尊，他的人生经历是命运开的一次残酷玩笑。曾经是天津中考状元的他身高1.86米，外表英俊，弹得一手好吉他，有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友为伴。当似乎所有的好运都给予了这个小伙子时，仅仅一次厄运便将他击倒了――他因急性青光眼突然间失去了光明。那是一天的早上，当他再次醒来便堕入了一片黑暗。不甘、恐惧、挣扎还是诅咒，无论你以什么心态对待命运，命运依旧还是命运。杨博尊的女友说，虽然你看不见了，我要做你的眼睛，继续和你一起生活。杨博尊不同意，他知道，他们人生已是岔路，他们不再是同路人，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有一天，杨博尊接到了电话，说她出车祸了，当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对他说：“咱们这次算是扯平了吧。”杨博尊哭了，泪水中依旧是一片漆黑，他依旧看不到女友的摸样，尽管这已是她生命中最后一刻。泪水无法阻挡一个生命的消逝，他的女友永远走了，命运再次给了杨博尊重重的一拳。

人生还要继续，但自己还能做什么呢？当悲伤无以复加，当前方似乎无路可走，体育给了他一个方向，一段新的人生之路从他跃入泳池的那一刻便开始了。全盲的他缺少平衡与方向感，碰壁、撞线，一次次泳池的水线将他的身体划破，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在刻苦的训练下他用超人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人生。当金牌挂在他的身上，他笑了，过去无法抹掉，但可以选择开始；命运无法左右，人生却可把握。

残疾人体育残酷吗？当你的人生真的处在某一种境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体育恰恰能够给“残酷”以救赎。

关于宽容

不能说维纳斯因为残缺而变得美，但她并没有因为残缺而变得不美。

在采访孙丕平的会议室里，一整面墙上都挂着残疾人运动员的摄影图片，激情勃发者有之，驻目凝神者有之，这些瞬间并没有让人觉得残疾是阻碍传达“美”的障碍。孙丕平说：“比如断臂维纳斯，多少人试图为她安上臂膀，都会破坏原来的美感。美是一种习惯，一种认可。如果原来看到的是完整维纳斯，那么现在的断臂维纳斯也不会被广泛接受的，这是一个角度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会经常地看到残疾人，一旦残疾人运动会出现，种种猎奇的眼光便会出现，人们首先看的不是比赛，不是韵味，而是触目惊心于残肢，这又怎么会出现美感呢？当然，这也是一种直觉反映，造成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国外对于残疾人的宽容度就要好很多，而这种宽容也体现着社会文明的进程。

试着将心态脱离开猎奇，将视线离开残肢，残疾人体育会将独特的美感与感动，传达到你的心底。

美在于外，美在于内，美在于你是否接受这种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