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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学习思考,我认为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共青团工作有了新的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站在新的起点,共青团组织必须紧紧围绕增强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工作有效覆盖面两个重点,主动适应形势转型发展,助推社会体制改革,推动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因此在改革主旋律中团组织主动作为,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构建大群团格局,是顺应时代潮流、创新工作方式与模式,主动作为、服务大局的做法。
一、团组织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大群团格局的有利因素
首先是工作职能相似。群团各部门的工作职能都是作为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纽带,其核心就是组织、引导、服务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目的相同,所以构建大群团格局是完全可行的。群团组织的性质决定群团组织历来就是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一方面是党最贴心、最忠诚、最得力的助手,是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又是党联系职工、青年团员和妇女儿童的桥梁和纽带,代表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群团组织必须调整发展思路,把工作放到全局中去思考、去把握,围绕中心工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突出群团组织的整体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
二是便于资源共享。构建大群团,其实相当于把我们几个平时工作联系就比较紧密的群团部门进一步团结起来,形成人力共享、阵地共享、活动共享,共同为服务群众发挥更大的作用。群团组织代表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群众的利益,有相似的工作任务,也有相近的工作对象,许多工作品牌具有交叉点和同类项。因此,群团组织在整合资源、加强合作、实行联动方面具备了前提条件。
三是能形成工作合力。大群团格局不仅仅能够实现资源力量的充分整合和共享,更重要的是可以更好地共建互促、形成合力,群团各部门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有作为、比贡献,工作成效显然会更加显著。比如说前期由团市委组织牵头开展的招善引慈对接活动,得到了全市各级群团组织的参与和支持,通过资源的整合、共享,促进了活动更广泛的开展,最终是为基层老百姓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二、团组织深化改革转型发展推进大群团格局需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在意识上构建大群团格局。要解放思想、拓展视野,注重发挥各自优势,突破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传统观念,增强融入经济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的大群团意识,在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中形成整体合力。坚持群团部门大整合、群团工作一盘棋的工作理念,针对职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等各类群体,有效整合群团人力、政策、项目等资源,充分发挥集聚放大效应,认真做好关爱服务、真情帮扶工作,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做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如何使教师能更好的发展自己,使自己更符合新课程对教师专业知识层次的需求,《教师专业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已指出教师是“个人成为教学专业的成员并且在教学中具有越来越成熟的作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小学语文教师读书心得。终身学习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保证。教师专业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要求。现在越来越提倡学习化社会。学习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学习尤为重要。要有竞争力、应变力,首先要有学习力。我认为教师的责任是使学生由学会知识转向学会学习。“学校”就是作为学习者的学生和作为学习者的教师同时存在的场所。21世纪的教师已不是就时间意义而言,更多的是就教师身上所体现的新世纪人的素质而言,教师应当首先改变心智模式,意识到教育者再也不可能居于对教育的垄断性地位,他本身需要终身学习,才能够以引导者的身份进行教育,也才能够实现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平等性合作地位。
教师专业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必然趋势,不断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也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现实需要。当前,随着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教师质量与全国实施素质要求的差距明显表现出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加入WTO以及人才市场竞争局面的出现。只有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教师,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只有教师自身具备不断学习提高的能力,才能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的创新能力需要终生培养,教师的创新动机需要终生激励,而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创新动机都来源于教师的终身学习, 从教师职业特点的角度看也要求教师要终身学习。教师迫切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适应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概念;提高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将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能力,适应综合性教学、研究性教学、实践性教学的新要求;提高将学科知识、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有机整合的能力;增强理解学生和促进学生道德、学识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综合水平,学会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我们会发现——尽管每种人生千差万别,但从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即:“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所说:“没有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诚然,人生修养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工程,而一个乐于高度自我超越的教师是永不停止学习的人,我愿意进行终身的学习,形成完整的人格,实现自我超越,影响我的学生。
教师的专业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教师的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劳动,教师的专业实际上包含两个专业:一个是学科专业,一个是教育专业。教师的工作要求教育工作者既是学科知识的专家,又是学科教学和教育知识方面的专家。优秀的教师既需要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广阔的学术视野,不断更新知识,追逐学术前沿的意识,又需要把握教育的真谛,了解青少年发展的规律,懂得教什么和怎样教,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热爱学生、关心学生、对学生认真负责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职能,发展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总之,教师的继续学习是教师专业不断发展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教师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历程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加强教师专业化学习是新课程的需要,是时代的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 社会转型;竞技体育;运动员;教练员;师徒信任;角色预期;人际信任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4-0093-04
1 引言
竞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共同努力,因此在竞技体育中和谐的师徒关系是实现训练计划取得竞赛成绩的前提。然而近年来不断出现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师徒反目”现象,致使竞技体育领域中的“师徒”关系主题一度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竞技体育中的师徒关系趋于紧张折射出来的是社会信任的缺失和利益的失衡。在过去的十年之中发生在竞技体育领域之中的“师徒”信任危机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师徒”反目现象更是层出不穷。例如:长跑运动员孙英杰、艾冬梅与教练员王德显的“工资门”事件;王军霞等运动员与教练马俊仁之间的矛盾升级,最后导致“兵变”,“马家军”解体;2011年冬季项目短道速滑运动员王潆与领队王春露级教练员之间的矛盾升级,最终酿成打架事件;2012年游泳奥运冠军孙杨与教练员的“反目成仇”更是引发了中国竞技体育有关“师徒”关系的讨论。一系列的“师徒信任危机”不仅破坏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和谐,也影响了竞技训练的正常进行,更伤害了当事双方的身心,损坏了国家高水平运动训练领域的名誉。随着一系列竞技体育中不和谐的师徒关系的出现,有关竞技体育中的“师徒”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展现(张晓龙,等.2007;朱浩,等.2008;解欣,等.201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师徒关系”危机的深层次研究尚不多见(以“师徒关系”主题检索包含“体育”自2008―2013仅有四篇相关文献),因此对于竞技体育领域“师徒信任”方面的研究我们应继续探讨师徒关系的图景和背后影响逻辑,以期望能够为我国竞技体育的科学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L省的中长跑队的部分一、二线队员为研究对象,分别于2012年7―9月和2013年1―3月期间两次赴调查地点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具体调查方法包括:一是对运动员进行个案访谈,在运动队中进行参与式观察;二是对教练员进行个案访谈;三是对相关的家长进行个案访谈。访谈对象中涉及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年龄条件的受访者,但是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不同受访者的态度仍具有一定的共性。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重点聚焦于L省的运动队,调查结果仅对个案研究具有解释意义。
2.2 分析框架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种视角。“人际信任”是信任的最初形式,在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信任行为主要发生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交际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信任已经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进而转向非人际信任。竞技体育中的“师徒”信任关系主要涉及教练员、运动员和竞赛成绩三个方面的因素,将这三个因素带入信任分析的一般性定义是“A相信B会做X”的一种三维关系,即A是信任者(运动员),B是信任对象(教练员),X是具体事件(哈丁,2004),即运动员相信教练员能够将自己训练成为优异的竞技选手,运动员的顺从和抵制的情绪取决于对教练员的信任与否。本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师徒信任背后的影响因素。
3 “师徒”关系的具体情境
3.1 L省中长跑队的“师徒”关系情景
3.1.1 L省中长跑队的具体情况
拥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L省地处我国东北地区,是东北地区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建国以来一直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L省一直有体育大省之称,L省的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L省体育人才众多竞技成绩优异,运动员多次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骄人战绩。在2013年在国内外的各项体育赛事中L省的运动员有12人在12个项目上获得世界冠军15次,19人在13个项目上获得亚洲冠军13次,243人在84个项目上获得全国冠军117次。在全国第十二届运动会上,L省共参加了31个大项,282个小项的比赛,共获得金牌56枚,奖牌总数高达145枚,总分居于第一位。中长跑和举重项目曾经是L省的优势项目,中长跑更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挂起了一股“东北风”,培养了一大批国内的中长跑名将,当年L省的中长跑项目曾经包揽了诸多比赛的奖牌,在全国九运会上L省的运动员更是包揽了从800米到马拉松的全部金牌,以至于有些省份面对L省的中长跑优势而自叹不如,进而取消了本省中长跑项目。如今L省的中长跑项目的辉煌已经不在,由当年省体育局重点的项目开始沦落为一般项目,运动员的人数也在大幅下降,由当年拥有一流训练基地数百名运动员下降到几十人的队伍,这一切是由于竞技成绩的下滑导致的。目前L省的中长跑队在省运动职业技术学院训练,备战比赛时去训练基地或者高原参加训练,中长跑队拥有的一、二线队员之和不足百人。
支行行长参加金融科技专题培训班后的心得体会
几天的学习,触动很大,有种“井底之蛙”和“被OUT”的危机感,更有“不跑步改变就是退步”的紧迫感。本次学习培训内容广泛,设置了《互联网金融风险与监管》、《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银行业务模式的重塑》、《人工智能与精神创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金融科技关联课程,请来高校教授、学者及金融专家为我们授课。从宏观经济新常态到互联网金融、科技创新与“万物互联”创新思维到无边界的“以人为本”、科技时代下的银行转型与战略思路到营销管理智慧、人工智能数据驱动的消费金融创新到大数据时代银行情报获取与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讲解。自我感觉在理念思维上得到新的拓展和站位,对科技金融的认识、理解、与岗位工作的结合都有明显的触动。
通过此次培训我认识到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对抢占先机,拓宽公私客户拓展渠道的重要意义。农业银行要积极拥抱互联网和大数据,把握好互联网时代客户连接的本质,以金融科技为主线,加强同客户的平台化连接,优化客户体验,提升获客、活客和留客能力;要用好微信、公众号等营销新手段,通过粉丝经济效应,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客户基础。
随着科技发展,银行由手工记账,到电脑记账,由单机版到数据二级分行集中,一级分行集中,总行集中的历程,到了如今的大数据平台,云计算。银行的客户群也由60、70、和80后到如今的90和00后的年轻一代,客户的服务也由单一服务到多品种多元化服务,因客户需求,应客户所需而定制各种产品,由单一的储蓄存款,到如今的各种理财、保险、基金、黄金等一系列升值的产品,不同的回报。也由柜台服务到自助服务,再到如今的互联网金融服务。一部手机便可以处理银行柜面90%的业务,这样翻天覆地的变革,就是如今的大数据时代,带给银行人和客户服务体验的转变和颠覆!
新常态与新科技已经对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发出了时代之问,各个支行与网点应该是最敏感的单位,如何可持续?答案就是适应新常态、拥抱新技术、正确看待互联网金融趋势,创新改革传统金融方式,顺势而为,主动寻求传统金融体系发展“解药”,与互联网金融合作发展,创新金融管理模式、更新金融管理理念,以现有资源为基础,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客户的期望值已从对产品的追求向体验至上转变,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重点,也将从简单和标准化,转变为创造个性化的体验,作为银行人未来的分支机构的重要性将逐年下降,而电子渠道,尤其是移动渠道才是王道,就经营最前沿的一级支行而言,作为农业银行基层管理者,我要做的就是服从和执行新的发展理念,提高我行服务水平,而不是畏难和质疑。互联网金融的便捷性与大众性特点使得客户享受到了全新的体验,商业银行面临了大量的客户流失,因此我们应做到高度重视客户体验,优化客户体验,提升获客、活客和留客能力,打造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只有服务客户,抓住客户,拓展客户,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客户基础,才能使农业银行“根本固而枝叶茂,源泉壮而流派长”。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变自我,才能顺应未来的变革,未来的银行金融服务也才能赶上移动化浪潮,我们才能不被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淘汰出局!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教育的主要问题
1.家庭教育的主体父母的“失位”
作为家庭教育主体的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师,是孩子行为习惯的模仿者,是孩子早期社会化的重要他人,他们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和交流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情感的发展、兴趣的挖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转型期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更频繁,城市居民工作压力巨大,特殊家庭的数量急剧增加,造成了家庭教育的主体父母的“失位”,进而对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由于我国目前实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农村孩子即使进入城市也难以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教育,很多进城工作的父母只能将子女留在家中交由孩子的祖辈照顾,这些家庭的孩子成为了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父母可能只是一个缺少感情联系的符号和身份。在这些家庭中,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是“失位”的,代替父母家庭教育主置的祖辈在家庭教育中往往情感大于理性、过于溺爱自己的孙辈,这容易造成孩子养成自私、任性、放纵的性格。同时,父母在家庭教育中长时间的“失位”也会造成亲子关系的疏远,这对于孩子的情感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与此同时,不少城市家庭父母也存在着“失位”现象。转型期城市家庭父母为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而城市中火爆的教育市场恰好迎合了不少城市居民的需求,各种托管班代替父母对孩子进行照顾,各种学科辅导机构代替父母指导孩子的学习,各种兴趣班代替父母完成对孩子兴趣的培养。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父母依赖社会组织对孩子进行教育,以代替本该由他们完成的家庭教育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城市家庭教育的主体父母也“失位”了。此外,转型期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家庭伦理的看法,中国的家庭逐渐由以生育孩子为核心转变为以夫妻感情为核心,由于感情变淡而离婚的现象日渐普遍。离婚后家庭中父亲或者母亲不能与孩子生活在一起,亲子互动的机会大量减少,造成了双亲中一方在家庭教育中处于长期“失位”的状态。心理学的诸多研究已经发现父母在孩子成长中扮演的角色是有差异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得孩子在性格上或者情感上出现一定的偏差。不管是由于进城打工、工作繁忙亦或是夫妻离异,家庭教育主体父母的“失位”会使得孩子在一个家庭结构不完整的环境下长大,主体的缺失势必影响到家庭教育的效果,这已经成为当下我国家庭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家庭教育的内容学校化、功利化
众所周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架构,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这三方面教育的共同作用。但当下我国的社会教育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对一个孩子成长起重要作用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主要由这二者共同完成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尽管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希望让儿童健全地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说二者的终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具体所承担的教育目标上应该是有所差别的。有研究者指出,学校主要通过课程传授给学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接受最基本的人类文明的精华;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应该侧重于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方面,培养孩子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和自立的能力。更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家庭教育的内容学校化了,由于社会转型期我国基础教育仍然是以应试为取向的,学校过度重视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这种应试取向也被移植到家庭教育中。父母下班后就陪在孩子身边辅导作业,节假日陪孩子去课外辅导机构补课,为孩子买许多教辅资料,和孩子谈心时说的最多的也是学习,这些场景已经十分普遍,这也表明不少家庭已变成孩子的另一个学校。父母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教育依然以知识传授为主,而没有进行其本该完成的道德培养、兴趣挖掘、情感交流等教育内容。这样的一种家庭教育背离了其应有之义,对孩子的成长是一种危害。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转型期社会不少人的价值观念偏向实用化、功利化,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也反映在不少家长在家庭教育内容的选择上面。他们在选择家庭教育内容时往往会思考孩子所学是否有用,能提高孩子成绩的、能以证书形式表明的、能让自己觉得有面子的教育内容往往被许多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而心理健康教育、传统美德教育、劳动教育则往往被忽视。实际上,这些被视为短期无用的教育内容从长远来说对孩子的成长可能更加重要。总而言之,家庭教育内容的学校化、功利化使得家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3.新媒体对家庭教育的负面冲击
不管是家庭教育的主体父母的“失位”,还是家庭教育的内容学校化、功利化,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认为是家长的问题。然而事实上,社会转型期外部 环境也对家庭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迅速崛起的新媒体对家庭教育的负面冲击十分明显。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第四媒体”网络和“第五媒体”手机逐渐进入我国家庭中,而且似乎有取代传统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趋势,尤其是青少年对于网络和手机新媒体的喜欢程度明显高过传统媒体。新媒体使得家庭中的孩子更方便快速地接受信息,不少孩子通过新媒体学习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但与此同时,新媒体对于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首先,不少孩子热衷于新媒体建构的虚幻世界中的人际交往,他们通过网络聊天工具、网络游戏、手机短信等方式结交朋友,反而不愿意与自己的父母沟通交流。长此以往,亲子之间的代沟和矛盾会日渐加深,亲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会逐渐断裂,这必然会为父母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造成极大的困难。其次,某些老师曾抱怨:“学校5天不抵回家2天。”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不正确的家庭教育会抵消学校教育的成果,反映的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张力。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教育的影响和新媒体的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张力,父母一般向孩子传递的是历史的、传统的、沿袭的思想观念,而在新媒体上有大量反叛的、新颖的、激进的价值观念。新媒体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会削弱甚至完全抵消家庭教育的效果。可以预见的是,科学的进步会为我们的家庭带来更多的新媒体,如何应对新媒体对家庭教育的负面冲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教育的建议与对策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布雷萧写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成年以后,所有行为都可以在他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中寻找到答案。每个孩子都是在自己父母的教育方式下长大的,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孩子。孩子的性格和命运便与教育方式这一家庭规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3]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家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重大影响。社会转型期我国家庭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应该引起家长、学校、政府的足够重视,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必须通过三者的通力合作,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与对策。
1.家长应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
家长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首先要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意识到教育孩子绝不只是学校的责任,不能将孩子的问题都归咎于学校教育的失责。笔者以为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情感、道德、能力的培养更为重要,这些都对一个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俗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强调的是经济再困难也要送孩子去学校,如今笔者觉得“再忙不能丢教育”同样适用。光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不少家长由于自身观念的偏差和教育知识的匮乏,往往采用不合理的方法教育孩子。科学进行家庭教育需要注意三点:首先,家长要将孩子作为同样的生命主体平等对待,不能过分强调家长的权威,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先决条件。其次,家长要认识到家庭教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知识的辅导,不要功利地进行家庭教育。最后,在新媒体已经进入到我们家庭日常生活的条件下,家长要科学引导孩子使用新媒体,不要粗暴地禁止孩子接触新媒体。家长自身也不要排斥新媒体,通过阅读新媒体上大量的信息也能拉近与孩子的距离,也可以通过新媒体了解更多的科学育儿的知识,更好地进行家庭教育。
2.学校主动多与家长沟通,加强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指导
家庭和学校应该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当下学校和家长的沟通还比较少,尤其是面对面的沟通,沟通内容局限于学习知识方面。实际上孩子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对其道德状况、行为习惯还是比较了解的,但由于学校很少主动与家长沟通,许多家长并不太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行为表现。学校应该将每个孩子的学习、道德水平、行为规范等情况及时详细地反映给家长,以便家长能采取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同时学校还应该加强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指导,在这方面学校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学校教师都接受过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学科的学习,也对如何进行家庭教育有自己的理解,因而每个教师就是很好的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其次,学校可以邀请家庭教育专家为学生家长开展一系列家庭教育的专题讲座,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水平。最后,学校可以借助家长会等形式,使学校中一些家庭教育十分成功的父母与其他父母进行经验交流等活动。学校有责任帮助家长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接受了良好家庭教育的孩子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规范,这也有助于学校对其进行知识传授。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校在家庭教育中既是责任者,也是受益者。
3.政府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中出现的心理不健康、性格孤僻、人生安全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笔者以为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让这些儿童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基本前提是能让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换言之,必须让在家庭教育中“失位”的父母尽快“复位”。而留守儿童父母的“复位”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比如说造成我国城乡长期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通过制度改革保证进入到城市的农村家庭的子女享受和城市儿童相同的教育机会和同样质量的教育。同时,政府要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为青少年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减轻新媒体对家庭教育的负面影响。政府应该要求新媒体从业人员提高社会责任感,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获得经济利益而不顾对孩子的影响。一旦有人通过新媒体散布暴力、不健康、虚假的信息,相关部门必须予以严惩。政府有责任为我国家庭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我国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210000)
参考文献:
[1]郑杭生,李强,李路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