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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有关银行效率的问题已有大量研究,目前研究对象已由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的银行扩 大到世界各国的银行,研究范围也由最初以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为主发展到目前以研究X效 率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
参数法沿袭了传统的生产函数估计 思想,需要确定和构造一种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然后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确定前沿成 本函数中的未知参数,继而由之计算理论最小成本比值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参数法主要 包括随机前沿法、自由分布法、厚前沿法三种。非参数法则无须通过设计函数的形式来构造 生产前沿的形状,而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生产点数据基于一定的生产有效性标准找出位于生产 前沿包络面上的相对有效点。非参数方法主要有包络分析法和无界分析法。参数法和非参数 法其优缺点比较如表1。
总的来说,参数法强调投入产出的明确关系,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生产边界。由 于参数法要预先假定边界形状,并相应赋予特定函数形式,其局限性非常明显,因而目前国 外学者还没有在最佳边界模型上达成共识。此外,参数法对于偏离平均规模和产品组合的金 融数据的分析结果不尽人意(McAllister 和McManus,1993;Mitchell 和 Onvural,1996) ,而非参数法可同时处理多元投入和多元产出而不必设定函数关系。本文选择非参数法中数 据包络法(DEA)计算。
关于DEA方法研究银行效率研究成果主要有:魏煜、王丽[1]利用数据包 络分析方法研究了国有商业银行1997年度的效率,认为国有银行技术无效主要是纯技 术无效。张健 华[2]利用DEA的基本模型及其改进模型和Malmquist效率指数对我国三类银行(国有 、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1997―2001年效率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效率最低的是服务 范围 限 制在单一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较具活力,效率最高。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处在规 模 报酬递减区域,但是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其年平均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说 明我国银行业可能存在着X效率。王付彪等[3]基于数据包络分析,对我国商业银行 199 8―2004年的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投 入要素可处置度,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损失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损失。
综观国内学者基于DEA方法对银行业效率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几个问 题:一是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时,把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放一起进 行比较之前,并没有对其可比性进行论证;二是在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上缺乏标准,使得 各研究成果依据效率值的银行排名的说服力降低;三是不少研究成果将存款、贷款和利润同 时作为产出指标,我们认为有些不妥。原因为利润属于收益指标,如果将利润作为产出,其 投入应为所有应计入当期的成本。我们认为贷款、存款和利润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产出,不 能同日而语;四是对贷款质量的考虑较少。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二、本文用到的DEA模型
本文用到的DEA模型是基于投入的评价DMU总技术效率的CCR模型。CCR模型是最基本的DE A评价模型,决策单元DMU的DEA有效性是同时针对规模有效性和技 术有效性进行的,用于研究银行的总技术效率。
其原理为:现假设有n家银行(决策单元),每家银行都有m个投入变量和s个产出变量 :
该模型用于评价DMU的技术和规模的综合效率,即为总技术效率。θ为该决策单元DMU。 θ的有效值(指投入相对于产出的有效利用程度),X0表示第j0个DMU投入向量,Y0表 示第j0个DMU产出向量,λj为相对于DMU。重新构造一个有效DMU组合中第j0个决策单 元DMUj的组合比例,s-,s+为松弛变量。
其经济含义为:(1)当θ=1且s-=s+=0时,则称DMU0为确定性DEA有效,即在这n个 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原投入X0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Y0已达到最优;(2)当 θ=1且s-≠0或s+≠0时则称DMU0为确定性弱DEA有效,即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 系统中对于投入X0可减少s+而保持原产出Y0不变,或在投入X0不变的情况下可将 产出提高s+;(3)当θ
上述CCR模型假设银行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经营,得出的最优值θ*为商业银行的 总技术效率,它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本文所有的效率值均为总技术效率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银行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截止2007年4月27日的11家上市银行,考察的样本期为1999―2006年,其中 包括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兴业 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样本数据取自《中国金融年鉴 》1999―2006年和1999―2006年间的各银行年报,其中中信银行2006年数据缺失。
(二)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对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主要有生产法(Producti on Approach)、中介法(Intermediation Approach)、资产法(Asset Approach),每一 种 方法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缺点,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因所关注重点和数据来源不同, 投入产出项目的选择也未必完全一样。由此导致了各种依DEA进行效率排名的不可比性。
本文DEA模型采用两种投入产出方法来衡量:一是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 、股东权益、存款作投入,利润总额作产出,把该模型称为利润模型;二是以劳动力、固定 资产净值、营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投入,贷款作为产出,把该模型称为贷款模型。其 中贷款模型还包括一个含不良贷款的,一个不含不良贷款的,去除不良贷款的贷款模型所使 用的数据区间是2001-2006年,其余模型的数据区间都是1999―2006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以11家商业银行1999―2006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采用运筹学软件OnFront2 .0计算各家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
本文之所以采用利润和贷款两个模型,是因为本文认为利用现有的资源产出贷款的能力 强,并不代表产出利润的能力强。
制”、“总体”分别 代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选的11家银行总体的技术效率的加权平均值,所谓 加权平均 市值以各银行的总资产占样本银行当年资产总和的比重为权重,分别乘以各自的效率值而得 ,以下同,不再赘述。 从表2中可以看出民生银行效率最好,连续8年效率值均为1。其他银行效率值均有波动 ,三个国有银行的效率从2003年开始,有明显的提升。[5]
由于该效率值是通过每个银行各年度的效率值乘以各银行总资产占样本银行总资产的 比重相加而来,而国有银行占的比重很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国有银行的平均效率代表我国 银行的总体效率。从图1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中国银行业效率1999年开始在波动中下降, 但从2003年开始成上升态势。本文认为原因在于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 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及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后, 对国有银行起到了暂时提升效率的作用,但由于管理体制未相应的改变,效果不理想。但20 03年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再次注资国有银行,当然这次注资明显区别于前两次单纯“输血”式 的援助。而且伴随着股份制改造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我国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业效率有 了明显的提升。
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4年以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商业银行,而2004 年后国有商业银行赶上并超过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原因可能是:1999年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 产 的剥离和1998年的注资在短时间内使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在1999年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而 之后由于并没有伴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根本转变,国有银行的效率明显落后于股份制银行。 当国有银行经历了2003年以上市为目的的再次注资后,这次注资伴随着股份制的改造和治理 水平的改进,国有银行的效率水平赶上并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从图3中可以看出,不考虑贷款质量的银行整体效率高于考虑贷款质量后的贷款效率, 但2004年后两者的差距比2004年前缩小很多。原因可能是1999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和1998的财 政注资,短时间内改善了银行的不良资产状况,随后由于生成不良贷款的机制没有改变,不 良贷款率仍旧很高,直到2003年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再次注资,同时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制改 革和提高了风险管理水平,使得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大大缩小,两种效率也越来越接近。
从图4可以看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总体上高于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去除 不良贷款率与不去除不良贷款率的差别较国有银行小,这是由于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 直以来相对国有银行来说比较低,近年来伴随着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改进,不良贷款率更是很 低。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国有银行来说,2004年以前,高水平的不良贷款率使得两 种 差距很明显,但2004年后注资并伴随着国有银行治理水平的提高,不良贷款率大大降低,两 种效率也相差无几。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将利润和贷款分别作为产出指标来衡量效率。具体为:一是以劳动力、固定资产净 值、营 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为投入,利润总额作为产出,把该模型称为利润模型;二是以劳 动 力、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为投入,贷款作为产出,把该模型称为贷 款模型。其中第二个模型还包括一个含不良贷款的,一个不含不良贷款的。利用非参数DEA 方法研究了中国已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1.1999―2006年,中国已上市的商业银行的 技术效率值并不差,其年加权平均技术效率值处在[0.6,1], 全部已上市商业银行中,中 国民生银行的效率最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在2003年后有明显的提升。
2.1999―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主要与国家两次对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今年来国有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水平有关。
3.1999―2006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基本上高于国有商业 银行;在利润模型中经过2003年政府注资后的国有银行的效率超过了股份制银行,但在贷款 模型中并没有超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争夺存款、贷款客户竞争激烈 ,导致边际利润递减。
4.2003年,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效果暂时看来还不错,但国有银行仍就得借此机会 提高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水平,要彻底改变生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以免重蹈1998年注资、19 99年不良资产剥离后无济于事的覆辙。
未来的研究可集中于探讨一套适合我国银行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以规范此类关于银行 效率的研究。在比较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时,可以考虑是否使用同样的投入 产出指标,现在的研究成果都使用同样的投入产出指标。两种不同的所有制银行,指标投入 的成本差别是很大的,可能会导致同样的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设定,导致结果的不可比性和弱 可比性。
主要参考文献:
[1] 魏 煜,王 丽.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一种非参数的分析[J].金融研究,2 000(3).
[2]张健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 DEA 方法及1997―2001年效率的实证分析 [J].金融研究,2003(3).
[3]王付彪,阚 超.我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1998-2004) [J].金融研究,2006(8).
[4] 徐传谌,齐树天.中国商业银行X-效率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7(3) .
[5]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 (8).
Analysis on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Yang Deyong1
Cao Yongxia2Abstract: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technical ef ficiency of 11 main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06. The results sho w that the whol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takes on a tre nd of decrease at first and increase then. The efficiency is not low, and its we ighted average value is [0.6,1]. Among the eleven commercial banks, the effic ie ncy of China Minsheng Bank seems the be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reholding sy 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omm ercial banks.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s; Technical efficiency; Data Envelopm ent Analysis (DEA)[ 收稿日期: 2008.6.22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
一、商业银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从本质上讲,银行效率是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
银行效率与银行效益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银行效益是指银行的资产和服务所带来的收益率;而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这就要求银行讲究运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可见,银行效益包含在银行效率的内涵之中,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础是效益。
二、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运用了DEA(数据包络法)评价模型,采用中介法选择投入、产出变量。其中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利息支出和员工人数;产出变量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贷款率。由于不良贷款率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对不良贷款率指标进行调整后作为产出项之一。
以下选择2000—2004年4家国有银行和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作为研究的样本虽然建行与中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已上市融资,但为分析方便,本文仍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称为国有商业银行。。选择营业费用、利息支出、正式员工作为投入指标;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对绩效值作为产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05《金融统计年鉴》。。运用DEAP2.1为分析软件,对上述样本进行效率评价。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见上图)。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竞争的日益加剧,商业银行效率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
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比较看,股份制银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为0.936,高于四家国有银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银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国有银行。不过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2000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差异为0.11,到2004年缩小为0.076,其中2002年随着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国有银行平均效率值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三、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即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二是内部影响因素,即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
(一)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分析
1.“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1959年在其《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SCP理论认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竞争效率是负相关的。
2.中国银行业垄断与效率实证分析。对银行业市场垄断程度的研究主要测定CR4指数值,即测定中国银行业前4家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相应测定项目中所占的市场份额。
2000-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集中度CR4指标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资本(所有者权益)、存款资产、贷款、员工数目等五项指标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银行业市场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而从净利润集中度与其他五项指标的集中度CR4变动看,2004年总资产等五项指标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净利润集中度则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润集中度明显弱于市场集中度,因此可以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存在高度垄断但绩效差的现实;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下降而利润集中度开始提高。
3.垄断市场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据SCP理论,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其行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对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说(quiet-lifehypothesis)认为: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由于竞争程度较小,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没有动力去实现成本最小化,从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提高服务质量实际上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顾客享受更好的服务,这部分提高服务质量所花费的成本要从银行利润中支出,显然银行缺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积极性,结果导致银行低效率的产生。
(二)企业组织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在既定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对银行效率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着最优规模边界。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幅度逐渐加大,员工监督的成本也越来越大,当规模经济产生的边际收益等于扩大规模产生的边际成本时,企业规模达到最优。
2.商业银行组织规模与效率的实证分析。下面,以商业银行综合效率(EE)作为银行效率指标,以组织机构数目(ORG)、银行人员数(PERSON)作为解释变量,增加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商业银行效率和组织规模的相关性。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业银行数据,通过SPSS.11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表。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总资产规模后,商业银行效率与银行人员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人员对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过多的人员降低了银行的效率。
商业银行综合效率与组织规模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另外,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规模效率(SE)与银行规模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这说明中国商业银行确实存在规模不经济和低效率现象,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张,银行效率并没有得到提高。
3.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四大国有银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区划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形成“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组织结构,使委托链条过长。同时,改革初期的国有银行主要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构、员工数都大大超过了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边界。
四、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战略路径
(一)优化产权结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民营银行在职能上的优势是国有银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为中小民营企业甚至是个人提供贷款服务。使得民营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民营银行自身在银行业更具有竞争力。在银行的功能上民营银行填补了国有银行的空白点,它可以设立在县、乡一级,这样在地域上可以说覆盖性更为广泛。而在这类地区往往很少有国有银行,也可以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措施。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现有的银行体系不足以抵抗。而民营银行有着其自身的优点如:市场灵活性、自主性和私营性等特点,即可以自主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从而有效地辅助现有的银行体系一起抵抗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有效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笔者相信将这一经验运用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现中国金融业企业非国有即外资的尴尬局面,做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
二、民营银行设立的困境分析
我国民营银行的物质基础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资本中不容小视,所以在一些垄断行业上,民间资本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与之相竞争。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资本的加入。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的最大困境是现阶段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但这并不等于放松对民营银行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而是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和严格地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
(一)准入标准的困境银行业因其自身具有高风险性、指标性、效益依赖性、高负债营业性以及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点,所以为了使其能够长久的经营,对其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仅是对民营银行负责也是对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第一,对民营银行准入门槛的设定。首先,不应对民营银行设定的注册资本过低,而应当比照《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定,但相对的可以适当降低。这主要是考虑到各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过低,就会使得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从而增加对公众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的过高,又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竞争,从而不能起到建立民营银行对银行业的积极作用。第二,对民营银行发起人经营能力的考察。民营银行有其自身的私营性和资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国民营企业对聘用职业经理人或者职业金融师并不多见,这就要求我们的民营银行的负责人要有较高的金融知识和经营能力,并对其高层的管理人员也要进行严格的准入资格审查,防止一些不具备从业资格和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从而增加银行风险,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机制监管的困境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一直都是企业生存的法则。我们不仅要为民营银行制定其准入的监管,更要为其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从保障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入手,从而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安定。对此我们不光要适用《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破产机制,更要发挥政府的功能,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优势对其进行重组等,使其稳着陆。对于此时的民营银行制定的退出机制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即一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处置成本,也就是说以成本最小化为处置目标。从以上两个原则出发,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就有了两个途径:一是市场处置,即关闭、破产或被动并购;二是通过强力组织撮合,即政府参与金融风险化解。
三、民营银行的立法建议
[论文摘要]较高的利息和不稳定的借贷环境,不仅对借贷人发展企业不利同时也对放贷人收回本金没有较为可靠的保障,这样就使得建立民营银行迫在眉睫。文章从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谈起,对民营银行的事前监督准入问题和事中运行过程中的监管做出了分析,并对我国民营银行进入金融市场的法律规制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民营银行 必要性 准入 监管
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大量的民营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支持,在民营企业发展中,正规的金融机构如国有银行对其提供的贷款所占比重甚少,这就使民营企业不得不将资金的来源目光投向民间,但民间借贷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所以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并对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针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民营银行呼之欲出。
一、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动力来源。在我国,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组成,并各自从事不同的业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原本设计上为国有企业准备的国有银行明显呈现其不足之处。私营经济占我国经济比重的逐年增加,而国有银行对其资金的支持却很少,这不得不使人们重新思考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制才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此时民营银行的产生就是顺应这个时代的产物。
什么是民营银行?笔者认为民营银行也就是私营银行,是指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的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民营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它根本上的不同是其资本全部来自民间而非国有,在日常运作上最大限度地不受国家的控制,而实行市场化运作,以灵活的自主性和私营性为其最主要的特征。
(一)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
首先,民营银行可以弥补和完善银行业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在我国实际上因国有银行其特殊的身份与优势的地位占据了整个银行市场的绝对多数份额。随着市场经济地不断发展,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增大。民营银行的发展必将使我国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辐射面、渗透力和适应性日益增强。
其次,将民营银行引入我国金融制度可以有利于各类银行的竞争和发展。即使是民间借贷的利息高于国家银行上限仍然十分活跃于民间资本市场,这也是民营银行未来的巨大的市场。引入民营银行为银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得中小企业看到贷款的希望,这也促进了金融业更好更快的竞争发展,同时加快促进金融业的体制改革。
第三,现实状况也使得建立民营银行迫在眉睫。在温州等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地下“钱庄”。这些“钱庄”长期存在必然是有它一定现实原因的,但地下“钱庄”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虽然暂时起到了一些银行借贷的作用,但它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已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放任不管,就会使得地下“钱庄”愈演愈烈,例如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城市,一旦出现资金断裂或者其他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如果我们使它正规化和合法化,就会使它的益大于弊,它似乎可以看作是民营银行的雏形。
(二)建立民营银行的重要性
民营银行在职能上的优势是国有银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为中小民营企业甚至是个人提供贷款服务。使得民营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民营银行自身在银行业更具有竞争力。在银行的功能上民营银行填补了国有银行的空白点,它可以设立在县、乡一级,这样在地域上可以说覆盖性更为广泛。而在这类地区往往很少有国有银行,也可以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措施。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现有的银行体系不足以抵抗。而民营银行有着其自身的优点如:市场灵活性、自主性和私营性等特点,即可以自主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从而有效地辅助现有的银行体系一起抵抗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有效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笔者相信将这一经验运用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现中国金融业企业非国有即外资的尴尬局面,做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 。
二、民营银行设立的困境分析
我国民营银行的物质基础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资本中不容小视,所以在一些垄断行业上,民间资本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与之相竞争。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资本的加入。
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的最大困境是现阶段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但这并不等于放松对民营银行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而是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和严格地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
(一)准入标准的困境
银行业因其自身具有高风险性、指标性、效益依赖性、高负债营业性以及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点,所以为了使其能够长久的经营,对其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仅是对民营银行负责也是对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一,对民营银行准入门槛的设定。首先,不应对民营银行设定的注册资本过低,而应当比照《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定,但相对的可以适当降低。这主要是考虑到各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过低,就会使得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从而增加对公众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的过高,又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竞争,从而不能起到建立民营银行对银行业的积极作用。
第二,对民营银行发起人经营能力的考察。民营银行有其自身的私营性和资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国民营企业对聘用职业经理人或者职业金融师并不多见,这就要求我们的民营银行的负责人要有较高的金融知识和经营能力,并对其高层的管理人员也要进行严格的准入资格审查,防止一些不具备从业资格和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从而增加银行风险,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机制监管的困境
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一直都是企业生存的法则。我们不仅要为民营银行制定其准入的监管,更要为其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从保障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入手,从而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安定。对此我们不光要适用《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破产机制,更要发挥政府的功能,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优势对其进行重组等,使其稳着陆。对于此时的民营银行制定的退出机制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即一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处置成本,也就是说以成本最小化为处置目标。从以上两个原则出发,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就有了两个途径:一是市场处置,即关闭、破产或被动并购;二是通过强力组织撮合,即政府参与金融风险化解。
三、民营银行的立法建议
由于民营银行主体的特殊性,使其不能完全借用《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但是还是可以借鉴其中很多规定和制度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专门制定一部《民营银行法》。笔者认为可以在《商业银行法》中加入对规范民营银行的规定,对二者有区别的对待,这样可以改《商业银行法》为《银行法》,在制定“民营银行”的规定时可以参考《巴塞尔协议》等相关法律法规。
关键词:商业银行;银行贷款;小银行优势;关系型贷款
中图分类号:F9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7-0015-03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我们长期未解决的难题。尽管银监会于2005年7月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鼓励银行打破传统的信贷理念和方法,各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局面。[1]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金融资本供给与产业资本需求存在体制上的不兼容是最根本的原因,而解决的办法自然是建立内源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银行。[2]根据“小银行优势论”,小银行可以利用与小企业建立的长期关系来获得借款人的专有信息,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发现,在我国上百家中小银行中,股份制银行的行为越来越像国有银行,贷款逐渐向大客户集中。[3]如何解释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股份制银行争夺大客户是否向某些学者所言仅仅是因为其发展战略失误?[4]股份制银行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小银行吗?
本文在小银行优势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小企业贷款的特点,考察股份制银行的贷款行为,力图透过现象挖掘贷款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
二、小企业贷款的特征与不同规模银行的贷款行为
从表面上看,小企业贷款具有规模小、频度高和更依赖于短期贷款的特征,但这些表面特征并没有充分揭示小企业贷款的实质。[5]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最大的区别是财务制度不健全、信息不透明,因而其贷款的根本特征是依赖于难以观察、量化和传递的“软信息”,即银行通过多种渠道,尤其是通过提供多种服务和与企业业主、所在社区、客户及供应商等的多次接触收集各种信息。这类贷款被称为关系型贷款。[6]关系型贷款是相对于交易型贷款而言的,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贷款决策的依据,前者主要是与企业业主个人品德相关的软信息,而后者则主要是可以量化和传递的“硬信息”,如财务报表、信用评分、抵押品价值等客观指标。
关系型贷款与“人情贷款”之间存在微妙的区别。二者都建立在双方多次交往的基础上,贷款决策也都是主观的,但贷款决策的原则性却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信贷员通过与企业业主的多次接触发现,该企业没有发展前景,业主品德也存在问题等,那么,在正常的关系型贷款中,信贷员应该拒绝发放贷款。但如果信贷员因为与企业业主的特殊关系,或者由于收授了后者的贿赂而违背贷款的基本原则而发放贷款的话,这就是“人情贷款”。在现实中,关系型贷款与人情贷款很难区分,银行面临着如何防范人情贷款的问题。但不同规模的银行所面临的这类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
处于最基层的信贷人员最容易获得企业的软信息,也最容易偏离银行利润最大化轨道。由于软信息不易量化与传递,银行的规模越大,内部各层次之间的沟通越困难,监督成本就越高,由此产生组织不经济(organizational diseconomies)。而小银行因组织结构简单,没有或只有本地少数几家分支机构,银行股东-管理人员-信贷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通畅,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小银行优势的重要来源。在小银行,信贷员(有时就是管理人员和股东)在获得借款企业信息的基础上做出贷款决策,贷款程序灵活,审贷合一,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然而,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防范人情贷款风险、降低组织不经济效应将成为银行面临的重要任务,因此,规范贷款程序,实行审贷分离,同时增加资本投入便成为银行控制人情贷款风险的重要手段。银行增加资本投入主要是为了使贷款日益科学化、客观化。例如,通过开发电脑软件自动计算借款企业的信用评分以减少贷款决策中人为因素的干扰。
可见,在小企业贷款方面,不同规模银行的贷款行为的确存在较大的差异。小银行简单的组织结构使其在收集、处理和传递软信息以及控制人情贷款风险方面的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将主要经营依赖于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而大银行则因组织结构复杂面临人情贷款风险和高昂的监督成本,而通过规范贷款程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加以防范成为大银行成长过程中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大银行将逐渐丧失收集、处理和传递软信息的能力,它们将从关系型贷款转向依靠客观、量化指标的交易型贷款。
研究证实,大银行在贷款审查中使用数量标准来做出贷款决策,而小银行更依赖于个人接触。大银行在借款企业规模较大、能够提供正式的财务记录、经营时间较长时更容易批准贷款,而小银行则使用更灵活的贷款程序,更依赖于从已经建立的关系中获得借款人的品质信息,不太重视财务变量。[7]可见,随着银行规模的增大,交易型贷款日益成为主要的贷款方式。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依赖于关系型贷款,因此不会成为大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
三、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
本文中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指以交通银行为第二梯队的十几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注: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三家银行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仍然由国家绝对控股,习惯上仍然称为“国有银行”。部分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也正在或者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由于其业务基本局限于本地区之内,因而仍然是“地方性”银行。)。这些银行之所以被划在“中小银行”之列,是因为它们与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相比仍然是很小的。在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的“中国银行100强”中,它们的资产、税前利润和一级资本分别占21.8%、26.7%和18.8%,落后于四大国有银行(注:“Top 100 Chinese Banks”,《The Banker》,2006年6月增刊。)。但是它们中大多数已经不再是理论意义上组织结构简单的“中小银行”,因为其跨区分支机构已经达到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见表1)。复杂的组织结构导致人情贷款的风险增大、监督成本提高,因此,为了防范人情贷款风险,规范贷款程序、严格实行审贷分离,便成为股份制银行防范人情贷款风险的重要措施。
从要素投入情况的情况来看,股份制银行投入大量的资本更新设备,依靠电脑、网络等实现贷款信息或数据的整理和评估,依靠电脑信用评分做出贷款决策,导致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我国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实际人均资本(即实际固定资产净值与雇员人数之比)平均从2000年的19.1万元上升到了2004年的24.7万元(注:这10家股份制银行包括: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因缺乏数据,2004年不包含光大银行。2005年不包括光大和广东发展银行。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相关各期。),而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拖累、人员臃肿的国有银行的实际人均资本仅从10.5万元提高到13.1万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服务民营企业为市场定位的民生银行,近几年却投入巨资进行信息化建设,成为国内第一家数据大集中的银行。从2000-2004年,民生银行的人均资本始终位于前四位,贷款增长率也保持第一。除非投入的资本大量闲置,否则,很难想象银行会通过发放关系型贷款来实现规模的高速扩张。可以肯定,其小企业贷款中更多的是交易型贷款。
此外,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诞生于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它们中已经有10家进入了全球最大的1000家银行的行列(见表1),其中经营年限最短的民生银行也有11年,最长的兴业银行已经24年(注:其中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重建于1987年。)。据国外学者的研究,银行只有在诞生后的前几年其行为才具备小银行特征,随着时间的延长,贷款对象也发生变化,当经营20年时,它们与成熟的大银行已没有区别。[8]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们中一半以上已经是,或者基本上是大银行,其他正在迅速成长为大银行。因此,为了实现成本和效益的目标,它们会像国有银行一样经营交易型贷款,回避关系型贷款。由于小企业更依赖关系型贷款,因此,小企业不会成为它们的主要贷款对象。由此看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逐渐向大客户集中并非发展战略上的失误,而是银行成长过程中规避人情贷款风险的理性选择。
当然,这并不是说股份制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完全无所作为。近年来股份制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并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一些创新贷款产品。尽管这些举措可以缓解小企业贷款困难,但离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无论何种贷款产品或技术,股份制银行始终要求能够提供满意的硬信息,如验资报告等。这类贷款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交易型。而无法提供满意硬信息的小企业仍然面临贷款困难。换句话说,只有小企业中的高端客户才可能成为它们的贷款对象。
四、结论
以上分析证明,无论从组织结构、要素投入、贷款程序或成长时间来看,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已经不是纯理论意义上的“中小银行”,而是正在高速成长、甚至步入成熟期的大银行,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化使银行面临的人情贷款风险急增,监督成本提高。很明显,它们已经不再适合经营依靠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其贷款行为逐渐从关系型贷款转向交易型贷款,正是控制人情贷款风险的需要。鉴于小企业更依赖于关系型贷款,因此,小企业不会成为它们的主要贷款对象。
解决小企业贷款问题需要科学,更需要艺术,只有管理良好的小银行才能胜任。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绝对数量似乎非常庞大,但真正处于创立期的小银行却远没有想象的多,且大部分面临经营困难,资产质量不容乐观。由于长期以来产权不明晰、内部治理结构混乱,大量的关系型贷款转变成为人情贷款。因此,我国小企业贷款困难实际上折射出的一方面是自然成长过程中真正处于创立期小银行数量的缺失,另一方面是这类小银行的经营困难。要建立起服务于小企业的创立期小银行,明确产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是其前提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放松银行市场的进出入条件,使银行自然成长,实现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目前,仅从注册资本来看,我国法律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要求高于美国、英国和德国。[9]这使得我国的银行从诞生之日就跨越了创立期而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大银行,加之监管部门强行合并信用社,人为地使它们成长为银行的做法,更加剧了小银行数量的短缺,这对解决小银行的经营困境毫无帮助,更不利于解决小企业融资困难。因为小银行有一个与小企业共同成长的过程,如果经营有方,二者将在合作中成长为大银行和大企业,此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关系才展现其最大的价值。由于市场上总是有小企业存在,这也就要求市场上总是有健康的小银行存在,才能够填补大银行留下的市场空白。因此,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长远出路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银行市场进出入的自由度,积极促进创立期小银行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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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曙林.论中小企业融资与金融制度创新[J].经济纵横,2002,(3).
[3] 王稳,杨为官.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问题及其矫正[J].山东社会科学,2003,(4).
[4] 解传喜.关系导向与我国中小银行战略转型[J].生产力研究,2005,(1).
[5] 刘金凤,许丹.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具有四大特征[J].经济纵横,2004,(11).
[6] Berger, & Udell, G. F. (2002). 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The importance of bank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Economic Journal.
[7] Cole,R. A., Goldberg, L. G., & White, L. J. (2004). Cookie-cutter versus character: The micro structure of small business lending by large and small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