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消费金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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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消费金融报告范文第1篇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度的电话通讯、水电交通等公共设施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但是印度银行业却一枝独秀，服务水平也是一流的。除了外汇管理受到中央银行严格控制以外，银行的业务经营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印度民众在购物和就餐时都可以用信用卡支付，水电费也大都用支票交纳，与欧美国家的付款方式没有什么区别。

印度银行业并非天生丽质，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银行业也存在与生俱来的痼疾――呆坏账。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印度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决定进行银行业改革，从而掀开了该国金融市场新的一页。

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1年8月至1996年年底，主要是研究银行业的改革方案，第二阶段由1997年开始至今。改革方案分别由两个委员会制定，一个负责规划银行业的总体发展方向，另一个专门研究国有银行的改革措施。印度政府参考了两个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最终采取了包括降低准备金等措施在内的众多建议。改革为印度银行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营环境，各类银行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近年来，印度上调了外资对国内私营银行的投资上限，银行已经不再被要求按照政府指令以一定利率向农业领域放贷，而是将重心转移到利润更高的消费信贷业务上。与此同时，当局也注意了在法制方面给予银行业更多的支持。印度最高法院2002年出台的《担保物权法》中规定，银行有权取消不良债务人对抵押物的赎回权，旨在帮助印度银行重组不良贷款。

印度主要银行之一、具有90年历史的印度银行，为了摆脱公司借贷的困局，瞄准具体的细分市场，着力提高中间业务获利的能力。该行根据占总收入的比例和增长潜力，在原来5000家公司客户中选出前500家客户，然后根据客户需求与自身产品能力的匹配性以及竞争激烈程度，再次筛选出前200家客户。这200家客户的业务大约占该行资产的50％及收入的70％。

在印度这样一个大多数潜在储户的月收入还不到100美元的国家里，HDFC Bank和ICICI Bank等私有银行掌握了在吸引小客户的同时保持盈利的方法。他们成功地研制出了旨在服务于偏远农村地区小储户的自动提款机，尽管价格低廉，但这种机器能抵御恶劣天气和断电的袭击，还能识别两张破损纸币叠在一起的情况，甚至能通过指纹扫描来确定那些不识字或是不愿输入个人身份号码的农村储户。目前，这些私有银行拥有上百万客户，成为印度利润最丰厚、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

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银行工作开始受到求职者的青睐。在银行工作的人有优厚的薪金，同时还可以获得一系列的优惠，如低息贷款、住房补助等。进入银行需要进行严格的考试。国家银行主要招聘两类人员，一类是普通职员，另一类是高级职员。普通职员一般也要求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印度私立银行在招聘时并不考试，他们主要从国家银行中挖人才，同时招聘一些工商管理硕士。新招聘的人开始一般都要从市场经理做起，负责市场分析和保险推销等工作。高级职员需要在银行的不同部门进行为期两年的培训和实践。

农村消费金融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民工荒 成本

“民工荒”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滞，不成功的暂时表现。它暴露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凸显了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状态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民工荒”所暴露出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正是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和科学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因此，研究和解决“民工荒”问题，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对于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和协调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有打工的直接成本、打工的机会成本以及打工的风险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农民外出务工引起的直接费用，一般都是货币性支出。直接成本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即农村外部环境以及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直接成本主要包括交通费用、流动费用以及在城市的生存成本。

交通费：农民外出务工的交通费主要是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车旅费以及在路途中其他开支产生的费用。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直接导致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同时又加上我国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长期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使得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内陆地区。于是，就业机会多、收入高的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就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地，吸引了大批量的农民工大军。绝大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都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自己身在城市，但是他们的父母或者子女等家庭其他成员都还在农村，因此每年尤其是在春节这样重要的传统佳节，就成为无数农民工回家团聚的时刻，这就出现了我国独有的“春运”现象。每年春节之前的大规模返乡以及春节过后同样浩浩荡荡的回流，给广大的运输业带来的巨大压力，却也让一些人寻到了商机。在这种严重至连铁道部都出于分流乘客的目的在每年的春运提高火车票价格。尽管如此，长途火车票还是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于是许多倒卖车票的“黄牛”应运而生，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线路的交通运输费是平时的几倍。据2005年湖南省城调队春运期间对全省14个市县的春运票价调查情况，发现从发达地区往返的交通费用上涨非常大，最高的涨幅竟然达到300%，而往本省其他城市的票价上涨情况则要相对低些。调查显示，往往是从越大的城市、务工农民越密集的地区往返交通费上涨越多。这些费用都加重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负担。

流动费用：流动费用主要包括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就业信息费、办证费、培训费等。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之前除了被要求携带身份证之外，还要有外出务工许可证明、婚姻状况证明以及计划生育证明，有的还要有技术专长证明等等，办理这些证明当然都必须缴纳一定的费用。同时，在到达城市之后，农民工还要向流入城市的有关部门支付管理费用，主要是用来办理暂住证、健康证明、就业证，以及向所居住的社区组织缴纳的治安管理费、卫生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等等名目繁多的各类费用。这些费用不管数目的大小都成为农民外出务工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生存费用：是指“维护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主要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居住等必须支付的各类生活开支。但是，作为直接成本的生存费用，并不是农民工在迁入城市进行再生产劳动所需要的全部费用，而只是新旧环境中再生产同质量的劳动力所必要费用之间的差额。扣除一部分费用的原因在于，即使农民不外出，而是在原地农村工作和生活，也同样需要消费，也会产生一定生存费用。但是由于大部分农民在农村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吃饭和住宿的成本非常低，现金支出几乎为零，因此，在本文中的论述中，为了简化分析，将这种生存费用就认为是在城市这个新环境中的生存费用。

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生存费用主要包括住宿、吃饭、购物、就医以及在城市中就业的交通费用等方面的货币支出。对于那些把子女接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还必须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

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是指作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其它可供选择中所可能得到的最大收入。需要注意的是，机会成本并不等同于货币成本。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机会成本就是由于外出就业而放弃的在原农村所能够获得的收入。一般来说，机会成本的高低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决定，取决于农民工放弃的同等劳动力在农村能够得到的收入的多少，这个收入既包括农业收入也包括非农业收入。机会成本对农民外出收益和就业决策影响巨大，农民是否决定进城务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城的收益与机会成本的差异大小，农民丧失的各种收益是他们决定进城务工的经济底限。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放弃农业生产的收益损失、放弃非农生产的收益损失以及放弃其他收益所导致的损失。

放弃农业生产的收益损失：外出务工和在家留守的农村劳动力存在较大的质量差别，外出务工者往往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他们一般集中在20至40岁，并且普遍文化程度高、市场意识强，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最急需的劳动力，并不是所谓过剩、多余的部分。素质高、竞争力强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可以说明并不是这些农民在家无法就业，而是因为他们对在家乡可能得到的收入不满并抱着更高的收入预期进入城市就业。这种情况下，在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的分析中，农民放弃农业生产所损失的收益是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毕竟在我国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依靠从事农业生产来取得的。

放弃非农业生产的收益损失：农民从事非农生产的收益是指除去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其他各类经济活动所获取的收益。目前，农村部门的工业发展创造的就业仍然是农民获取收入的重要来源，许多农民在农闲时刻都会就地或者在家附近从事一些非农产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以兼顾农业生产，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另外，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定，很多农民在种地之余，还会选择从事个体私营的商业经济活动，以此来满足农村群众的需要，并且也实现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多样化。而进城打工之后，.这类收入当然也必须放弃。

放弃其他收益的损失：在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或者是在农村集体企业中持有不可流通的股份，或者拥有集体企业的分红权，并可以享受一些集体养老保障等，而农民一旦进入城市，离开所属的集体经济，那么以上各项利益将很难得到。

经济学中对风险成本的定义是指由于风险的存在或风险事故的发生，人们所必须支付的费用和预期经济利益的减少。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风险成本主要有恶劣就业环境导致的健康甚至生命成本，讨薪、威权引起的成本。

恶劣就业环境导致的健康甚至生命成本：大部分农民工从事的都是城市中最累、最脏、最危险的事，普遍存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的情况。长期超时间、超强度的工作非常容易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容易诱发各种安全事故。同时，由于持续在充满噪音、粉尘及有毒气体严重超标的环境中工作，缺少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导致许多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产生职业病。更严重的是，由于许多农民工缺乏安全防护设施和必要的安全培训，导致因工伤亡的事件频频发生。总而言之，恶劣的就业环境使得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存在巨大风险。

讨薪、威权引起的成本：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己经偏低，更让人气愤的是，他们辛苦一年的血汗钱还经常被拖欠、克扣。有的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长达十几个月，有的企业付清工资后又继续拖欠如此恶性循环，令农民工苦不堪言。官方资料显示，全国有72.5%进城务工的农民被拖欠工资，总额高达1000亿，人均1000元。然而现实中，农民工为了讨回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村劳动力维权成本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工讨薪需要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在3420至5720元之间。如果提高法律援助，则其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费几百到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即使按照最保守的920元经济成本计算，农民工讨薪的成本也已经超过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从权益被侵害到向劳动部门举报或仲裁，这期间农民工有的要等十几天，多的甚至要等上几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无法正常劳动，也就无法获得收益。同时，政府部门同样也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一起农民工讨薪案件，如果走完一个完整的程序，至少需要13至25天。综合来看，如果要索回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1000亿元工资，整个社会至少需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正是由于依法维权需要付出的成本太高，程序太繁琐，经历时间太长，并且在付出了如此高额成本之后权利也不一定就能得到较好的维护，或者处理的结果不能弥补高额的成本，致使许多农民工不愿意通过劳动监察、劳动诉讼以及劳动仲裁等合法途径解决劳动争议，反而选择采取杀人、绑架、抢劫、堵路、跳楼等暴力或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到农民工、企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对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稳定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参考文献：

[1]涂圣伟.当前我国“民工荒”的成因、影响及对策[J].中国物价.2011年5月.

[2]任颖.人力资源管理视角下的民工荒应对策略研究[D].苏州大学.2010年9月.

[3]施维.冷静看待当下局部地区的“民工荒”[N].农民日报，2009 年9 月.

[4]汪孝宗.抢人！――中西部“民工荒”调查[J].中国经济周刊,2011,(17).

[5]黄烨,陈莎莎.“民工荒”：由东慌到西[N].国际金融报,2011-02-17(8).

农村消费金融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电信企业　电子政府　数字鸿沟　信息化　数字贫困

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了《2007年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报告》。据这份报告反映，目前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1％：而同期我国城镇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21.6％，城乡“数字鸿沟”十分明显。与之同时出现的是各国纷纷构建自己的电子政府来应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社会，构建更加平等的和谐社会。如何尽快的填平数字鸿沟，除了政府的龙头作用外，电信企业绝对是重要推手。

一、中国所面临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又称信息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提出，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既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一国内部不同人群之间。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三大“数字鸿沟”，即中国与世界、中国各地区间及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一)中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已是“数字贫困”国家。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信息能力仍属低下水平，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据国家统计局研究人员构造的信息能力指数测算基本模型和指数体系，对世界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信息能力进行测算和比较，美国信息能力总水平71.76，居世界第一位：日本信息能力指数为69.97，居世界第二。信息能力较低的国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分在10以下。

(二)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

从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我们还面临东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且这一差距还在增大。据2002年的有关信息化水平统计，排位于前10名的省区市没有一个在西部，而列最后4位的都在西部。西部信息化水平指数最低的省份仅为13.3，低于全国总指数25.89，与最高省份相差76.84，西部地区基本上成为了“数字赤贫”地区。另外，东部地区在互联网普及率、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指数、人均报纸订阅指数等具体指标方面，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中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从城乡的比较来看，农村地区完全成为了“数字边缘化”地区。尽管我国网络用户的增长率较高，但网络普及和应用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广大农民完全处于“数字鸿沟”的另一端，成为网络革命中的“数字贫困”人口。

信息基础设施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城乡间“数字鸿沟”的基本原因。从收入水平的比较来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农村居民信息消费能力较低。从信息基础设施的比较来看，尽管中国电信企业在改善城乡信息差异方面做出了一定得努力，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悬殊。

二、构建电子政府的意义

电子政府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的行政实践。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构建电子政府的计划。各国政府信息化实践证明，构建电子政府，在不断打破原有行政体制的稳定与平衡，促使政府管理的发展与变革中，已经显示了巨大的革命性力量，是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应对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挑战的重要举措之一，已被普遍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电子政府构建正在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政府管理的图景。政府应以政府上网为突破口，以电子政务建设为切入点，以政府信息化建设需求为动力，以政府上网应承担的责任为依据，以中国政府上网的策略选择为参照，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工作方式、工作作风，进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三、电信企业应在填平“数字鸿沟”，全面构建电子政府方面成为重要推手

(一)填平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更快赶超发达型电子政府

所谓发达型电子政府，是指那些电子政务发展较快、基础较好、覆盖面较广、规章制度较为完善的政府，例如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我国虽然加快了信息化的步伐，但是在电子政府发展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和发达国家之间有一定差距。缩小“数字鸿沟”战略不仅是一个综合战略，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其政策核心是促进资源流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知识发展，

填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政府首先应该提供更多、更广泛、更廉价的信息公共产品。其次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和基础建设。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尽快解决信息产品的核心技术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得信息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使人均信息产品的占有率大大提高。在基础建设和信息产品的核心技术的问题上，电信企业无疑具有较强的实力，在推出新的信息产品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因此，只有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填平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才能建立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电子政府。

(二)填平我国国内各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是建立电子政府的战略任务

截至2004年底，各地区上网计算机数广东最多，占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的15.5％。上网计算机数最少的是，只占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的0.1％。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区各项指标均远高于、贵州、内蒙古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是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数字鸿沟”如不尽快填平，又会加大经济发展的差距，形成恶性循环。只有用最快速度填平“鸿沟”，才能使国内电子政府更均衡地发展。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幅员辽阔、人员居住分散，电信企业投入大，收入少，甚至亏损，这就要求电信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还需要国家加大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入。另外，缩小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距，加大对西部的教育、人才培养的投入，也是缩小“鸿沟”的长远办法。

(三)填平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是全面构建电子政府的难点和重点

我国城乡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将成为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电子政府的最大难题。

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电子政务依然是个新话题，在城市居民中已经认为很普遍的电子政务，在农村几乎就是盲区。这中间除了县、乡两级的电子政务建设缓慢之外，网络建设的基础设施问题、投资问题、农民的使用意识等问题都成为瓶颈。虽然国家已经开始关注县、乡两级的电子政务，电信企业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信息产业部已经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实现“村通工程”目标，即2010年农村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2020年基本实现电话家家通的“电信小康”目标，但要顺利实现这个目标，仅靠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有调查显示，尽管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和宽带市场，但目前中国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的比重仍偏高。发达国家互联网使用价格不到其收入1％，而中国超过10％，也高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约8％的平均水平。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政府来解决是不够的，电信企业必须作为强有力的推手，加大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建设力度，降低信息使用费用，消除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农业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