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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的教学是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将管理会计工作所涵盖的变动成本法、本量利分析、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全面预算和经营成果分析等内容传授给学生,使学生掌握进行本量利分析、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和全面预算的相关工作的基本知识,了解工作环节中的基本方法,为学生进行管理会计工作奠定知识基础,并引导学生为做好实践操作做好理论准备。其中,变动成本法主要解决产品成本构成、存货成本的估计问题;本量利分析研究产品销量、价格、成本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决策是在现实的客观条件下,根据确定的目标,对未来实践的方向、目标和方法等作出决定的过程;全面预算是关于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经营、财务等方面的总体预算,是一种执行预算,数据要尽量具体化,以便各职能部门落实执行;经营成果分析介绍企业经营成果的会计分析和企业经营成果的价值分析两部分的基本内容。
二、《管理会计》教学的基本教学过程
1.课堂授课部分。由于《管理会计》本身具有知识量大、难度较高的特征,因此,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以讲授的方式将课程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介绍,对课程内容的难点进行讲解,对课程的知识结构进行梳理,使学生完整的掌握有关的知识理论。在口头讲述过程中应当进行合理的板书,对重难点进行合理罗列,梳理知识结构和重要的逻辑关系。
2.课后作业部分。在进行课堂教学过程之后,教师可以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布置作业,使学生温习所学过的知识,形成对知识的理解,及时发现问题。教师还应当适当的安排预习任务使学生对课堂知识有一定的熟悉,便于教师进行讲解和学生的学习。
3.教学成果测试。在整个教学周期中,应当定期对学生进行考核,考核的方式可以是口头提问也可以是书面测试,在测试过程中除了进行知识掌握方面的考核之外也应当进行应用能力和理解程度的考察,督促学生进行深化学习,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同时提升实际能力的锻炼。
4.实践操作。《管理会计》是实际应用型学科,因此,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应当安排一定的学时进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实际工作能力,使学生在实践过程当中完善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提升认识的水平,丰富学习的内容,促进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动态前沿,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管理会计》基本教学过程的分节设计
管理会计的首要教学过程需要完成本量利分析的教学工作。本量利分析部分教学内容的主要问题包括成本的不同性态问题、本量利三者各自的财务管理内容和相互关系以及综合分析三者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各种计算方式。基本知识要点包括:1.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的定义、图形表达和三者的区别。该部分的难点是混合成本部分,需要学生理解包含半固定成本、半变动成本、延期变动成本和非直线连续成本的含义、图形表达、适用范围和分解处理过程。在动态过程中应当进行成本的可能值的估计,学生应当掌握根据历史成本资料进行成本分析,学会使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成本可能的走势;学会运用工业工程所涉及的投入产出分析估算成本;学生也应当了解使用合同和对账面分析的办法进行成本计算。学生应当明确各种成本计算方式各自的缺点和适用范围。2.学生应当掌握变动成本的计算方式。明确变动成本计算的意义、特点和计算过程。3.应用各种数据进行本量利分析。首先学生应当明确产量、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学会使用损益方程进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学生应该重点掌握边际贡献方程式和边际贡献率的概念,明确相关数学工具和使用方法。学生应当明确使用本量利分析图进行相关数据的图形表达,主要包括基本的本量利基本式盈亏临界图、贡献毛益盈亏临界图、量利式盈亏临界图的分析。学生应当了解盈亏平衡分析的基本内容,学会进行盈亏临界点分析和安全边际分析。学生还应当明确进行影响交易数量、产品成本和营业利润的因素的分析,掌握相关因素、目标利润和敏感性分析等分析手段。
《管理会计》的第二大部分教学内容是进行制定全面预算。首先要求学生掌握全面预算的基本概念、内容和制定流程,并了解全面预算的作用对全面预算有整体性的把握和了解。其次要求学生掌握预算的制定方法,要求学生掌握调整预算制定法、零基预算制定法、静态预算制定法和动态弹性预算制定法的基本内涵重点掌握动态弹性预算制定方法,了解定期预算制定方法和滚动预算制定方法的含义、特征、基本原理和处理方式。最后,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营业预算和财务预算的制定方式,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材料、人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销售和管理费用等预算的制定过程、涉及的会计科目的使用;现金预算、资产负债表预算和利润表预算的制定程序、会计表达并能够进行针对有关项目的分析工作。《管理会计》的第三项主要内容是经营成果分析,经营成果分析主要要求学生掌握企业经营成果的会计分析和企业经营成果的价值分析两部分的基本内容。其教学内容包括:
1.会计分析部分会计分析部分首先要求学生掌握投资报酬率这一基本概念,明确投资报酬率的基本含义,明确投资报酬率的基本计算方式和总资产报酬率、权益净利率两种核算办法,明确总资产报酬率的各种计算方式,主要包括总资产息税前报酬率、总资产税后经营利润率和总资产净回报率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熟练掌握有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和公式的基本含义,并且能够根据公式基本内容进行评估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还应当了解权益净利率的相关问题,同时学生也应当明确投资回报率这一指标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使学生明确投资回报率这一指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其次,会计分析还应当包含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的经营成果分析。在成本中心部分,学生应当了解成本中心的基本含义、成本中心和投资回报率指标的相互关系和成本中心的基本类型,学生应当重点掌握成本中心的考核指标以及责任成本的的有关概念,明确判断成本费用责任归属的基本原则、制造费用和分摊方法,明确分摊方法的基本步骤;在利润中心的经营成果分析当中,学生应当了解利润中心的含义、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的差别和联系以及利润中心的基本分类,重点掌握利润中心的考核指标,理解利润中心的选择过程,重点掌握内部转移价格的计算,掌握市场价格、以市场为基础的协商价格、混合成本转移价格和全部成本转移价格的计算过程和会计处理;最后,学生应当把握投资中心的经营成果分析,投资中心的经营成果分析主要包含投资中心的基本含义、考核指标两部分,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投资贡献率和剩余收益两者的基本含义和评价方法,明确投资贡献率的缺陷,理解企业实际管理过程中,投资中心的分析方式和应用方法。
2.价值分析部分首先教师应当向学生阐述会计分析的缺点和局限并且揭示价值分析产生的原因,使学生理解价值分析的经济学背景,明确财务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紧密关系。学生应当掌握经济收入和会计收入、经济成本和会计成本的联系与差别,为价值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学生应当掌握市场增加值的相关内容,明确市场增加值的基本概念,了解市场增加值的计算方法和经济含义,了解市场增加值的优点和局限性。再次,教师应当向学生介绍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向学生讲解经济增加值的基本含义、分类和计算公式,并要求学生重点掌握。学生应当重点掌握的部分还包括会计数据的调整方法,涉及到的主要调整项目,经济增加值指标使用过程的优点和缺陷,明确经济增加值指标使用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润最大化;新经济增长模型
一、 研究背景
现代企业可以有效的将管理者才能、资本和劳动力融于一炉,激励人们的创业精神,给予经营者、劳动者以及投资者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同时也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保障,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但现代企业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如:一些公司只顾追求股东和经营者的利益,漠视甚至肆无忌惮地去侵害消费者、债权人、劳动者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忽视对劳动者的保护、制造和贩卖假冒伪劣产品、恶意逃脱债务、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污染环境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过多地强调经济效益,漠视社会效益的结果。
在当今社会,公众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由此而来的压力,也迫使企业家们不得不重新对企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思量。
二、 文献评述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在早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故而企业管理者在经营企业时不应该去考虑利润之外的任何事物,此种思想也在理论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只要努力去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得见的手”,全社会将会走向整体利益最大化。弗里德曼也认为企业只有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在遵循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源去自由竞争,从而获得利润的增加。这些观点长期被企业理论的研究者和企业经营者奉为宗旨,极力维护。
1929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促使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学术理论界以及企业家们逐渐开始认同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他们一致认同企业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追逐利益的个体单独存在于社会中,而是与社会各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所生存的环境是开放的,并且具有多种功能的,企业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依赖。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确是企业经营的主要动力,但是企业对社会发展所应担负的责任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利润的追逐,社会责任的理念应该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全过程中,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管理者应该要注意其获得利润的手段与途径是否会对社会以及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或者用现代学术界流行的词汇,就是是否会对“利益相关者”产生不良影响,利益相关一般包括企业员工、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周围社区居民等等。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对传统的企业角色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故而我们可以把20世纪20年代看作是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开端。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企业的社会角色是多元化的,除了追逐利润最大化,提升企业的社会绩效也应该是企业经营的重要一环,即企业除了要为股东的利润最大化奋斗,也要确保其利益相关的利益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否会对企业的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与任何新理论的产生一样,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自它“出生”的那天起,就不断地遭受传统理论的攻击。
新古典经济学的追随者们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企业的经营者没有权利把企业所有者的财富浪费在那些不能为所有者带来利润的行为上,故而,他们反对企业去从事社会责任方面的活动。所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倡导者而言,如何找到有力的论据去回击反对者是及其重要的。于是学者们从最直接的企业利润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入手,探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为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点提供最用力的武器。
学者们对企业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
比如Eilbirt、Ingram、Waddock和Moskowliz、Parke和Grave、A.P.S tan wick的研究结论是:企业社会责任是因,企业财务绩效为果,两者正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的越好,其财务绩效就会越好。它的理论依据在于,企业存在与社会之中,企业的生存需要其利益相关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对企业进行投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使得该项投入得到持续,从而维持企业的发展以及影响企业的长远价值。
Singer和Fraiziner、Holman、New和Vance、Ingram等研究者得出的实证结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企业当期或者后期的财务绩效产生不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越多,其财务表现就会越差,从而企业社会责任为因,其财务绩效为果,两者之间负相关。它的理论依据在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承担成本,这使得它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企业利润会减少,投资者们也会因为利润的下降而减少投资,从而进一步恶化企业的财务绩效。
Folger和Siegel以及Nutt、Aupperle Carroll和Hatfield、Berman、McWillams等研究者的结论是: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否都和企业的财务绩效在统计上不存在任何显著相关性,也即二者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由上可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大量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研究者们没能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创造出完整的理论基础。
本文试图运用新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投入(CSR)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给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之间提供数理逻辑,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基础,从而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操作提供依据。
三、 模型分析
1. 模型假设。文章在保罗·罗默1990年所提出的研发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企业社会责任投入这一变量。罗默的研发模型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并不研究利润和产品价格。笔者主要在企业的层面上去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其中,利润与产品价格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变量。文章假定在企业内部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另一个是负责社会责任投入的部门,企业的总资本为k,其中分配给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资本为k1,分配在社会责任投入部门的资本为k2,故而有:k1+k2=k。企业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道格拉斯函数,用l表示企业生产产品的劳动投入,并且劳动与分配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资本k1共同生产产品。y=k?琢1l1-?琢,0
2. 模型分析。文章分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时、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前、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后三种情况来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
(1)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在预算约束下,企业实现其利润最大化,所以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L=py-wl-rk+?姿(k-k1-k2)=pk?琢1l1-?琢-wl-rk+?姿(k-k1-k2)
由拉格朗日函数分别对k1、k2求偏导数,并令各自的偏导为零,可得:=。并将其带入利润函数对k1、k2所求的偏导数中,可得:=。再对利润函数求k2的二阶导,由其表达式显然可知其为正值。
上述结果的经济含义可以解释为:若用?仔max和k*分别表示企业达到利润最大化时的利润和CSR投入,则当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时,也即企业利润达到?仔max时,一定满足企业增加一单位的CSR投入所带来的利润增量与企业投入一单位资本到最终产品生产上去所获得利润增量相等,此时,亦即达到利润最大化状态。
(2)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根据文章前面的假定,企业刚开始进行CSR投入时,最容易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可以相应在价格上得到优势,此时产品价格上涨幅度的变化量也是最大的,但是随着行业内其它企业也进行了CSR投入,导致产品价格的增加量随着CSR资金投入而递减。因此显然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增加1单位CSR投入所带来的产品价格增长幅度大于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增加1单位CSR投入所带来的产品价格的增加幅度,即:>,对上式两边同时乘以k?琢1l1-?琢,可得:>>0。
上式的经济含义是: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增加单位CSR投入所带来的利润增加量大于增加单位资金用于最终产品生产所带来的利润增加量。由p对k2的二阶偏导,易得利润对k2的二阶导数为负。
上述结果的经济含义为:在企业的利润尚未达到其最大利润?仔max前,增加单位CSR投入带来的利润增加大于单位资本增加在最终产品生产商所获得的利润增量,而且随着CSR投入的不断增加,企业利润增加的幅度是不断减少的。
(3)企业达到利润最大化之后。根据文章前面假定,企业在最初阶段进行CSR投资时,最容易赢得社会认可,相应在价格上获得的优势也越大,此时产品价格的上升幅度也最大,但是随着其他企业也增加在CSR上的投入,产品价格是以递减的幅度在增加。故而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后,增加1单位CSR投入带来的产品价格增加幅度小于实现利润最大化时增加1单位CSR投入所获得的价格增长幅度。
所以,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后,满足:。
上述结果的经济含义为:在企业达到利润最大化之后,增加单位CSR投入所带来的利润增量,小于增加单位资金在最终产品生产上所获得的利润增量。由p对k2的二阶偏导,易得利润对k2的二阶导数为负。
其经济含义为:当企业达到最大利润?仔max后,增加单位CSR投入带来的利润增加小于单位资本增加在最终产品生产商所获得的利润增量,而且随着CSR投入的不断增加,企业利润增加的幅度是不断减少的。
综合以上三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企业CSR资本投入与企业利润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即:一开始,随着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增加,企业利润会得到增加,但是当企业达到理论最大化时,再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企业的利润将会随之减少。
四、 结论与政策
由上述数学模型推导,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条结论用于指导实践。结论一:由倒U型曲线可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在达到其利润最大化后,是动力递减的,也就是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会随着时间的发展,在某一阶段后,表现为越来越弱,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动机会越来越强,这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如果仅试图去依靠企业自身的动力去进行自我约束,是不现实的,由以上数学模型可知也是不科学的。从而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必须需要得到外界的推动,也就是政府和社会群体的监管,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企业是不自觉的,需要一个严厉的监管者”。而在监管主体中,笔者认为因为“搭便车”的原因,社会群体也存在监管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过程中,政府是监督机制的主体,社会群体只是辅助角色。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要从维护社会运转以及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依靠政府权利和国家立法的形式,建立起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法规制度,并强化政府执法力度。这一手段,才是真正保证企业按其职责去履行社会责任的保证。
结论二:企业在发展伊始会由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原因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一旦达到利润最大化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便会衰减,这是我们从文章数学模型中得到的结论。在现实的企业经营中,超过利润最大化的阶段一般都是企业资本投入比较大的时期,故而,当企业处于资本比较大的阶段时,更易于倾向于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换句话说,政府这一监管主体的重点监管对象应该是那些大资本,大企业,因为由上述数学模型可知,它们更易于倾向损害社会利益。其实这一结论和现实生活也是吻合的,一般来说大资本、大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性质的企业,由于在市场上没有任何企业可以挑战它们,一家独大从而可以为所欲为,自然具有很大动机去侵害利益相关的利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活生生的例子也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道理,所以对于大资本、大企业,政府要在监管上要更为严厉,更为重视。动用政府权利和法治制度去严格监督他们从而去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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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都中小微企业 数据挖掘 GMDH SPSS17.0 KnowledgeMiner5.0
1、建模技术
1.1自组织数据挖掘
自组织数据挖掘(Group Method of Data Handling,GMDH)是近年来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种基于归纳法的智能建模技术。它从参考函数构成的初始模型(函数)集合出发,按一定法则产生成千上万个中间候选模型,再经过选定的标准进行多层网络的筛选(选择),直至得到最优复杂度模型。GMDH可建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的高阶多项式关系,获得一个对因变量具有解释能力的多项式模型,使用的软件为KnowledgeMiner5.0 (KM5.0)。本文采用最简单的模型形式,即多元线性模型建模。
1.2 SPSS17.0统计软件
SPSS是世界上最早的统计分析软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三位研究生Norman H. Nie、C. Hadlai (Tex) Hull 和 Dale H. Bent于1968年研开发成功。SPSS( Statistic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 )即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是一种在世界社会科学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统计软件,其数据管理和分析功能强大,具有界面的友好性和操作的简便性,支持多种统计图表的结果输出,集数据录入、资料编辑、数据管理、统计分析、报表制作、图形绘制为一体,是我们用来进行测试分析的理想工具。
2、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建模思路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成都市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建模。由于GMDH建模的拟合精度远超过多元统计方法建模,但其软件KM并不提供统计检验,故本报告同时还使用了基于演绎法的理论分析建模途径——多元统计分析,利用软件SPSS17.0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逐步回归建模和模型统计检验,以弥补软件KM的不足,从而形成了“KM+SPSS”的综合性技术路线。本文的具体建模思路如下:
(1)指标选取。在运行监测指标的所有指标中,我们选取最能反映企业运行状况的5个指标进行分析:利润总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亏损企业户均亏损额、亏损面。在信心指数中我们选取2个指标进行分析: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本月实际)、企业总体生产状况(下月预测)。分别探究影响或与这7个指标有显著性的关系的因素。
(2)数据处理。运行监控指标中由于其各个指标的单位不统一,为了简化运算,提高因素分析的精度,本文在SPSS17.0中利用Z得分方法将数据标准化,新的数据记为,数据标准化的公式为:
(3)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首先我们确定模型因变量和自变量,在KM5.0中选择一种类型的模型——输入输出模型,以最优的传递函数网络的形式,重复产生大量具有增长复杂度的竞争模型,从中选择出拟合度最好的模型。然后在SPSS17.0中检验该模型的共线性。从而选择出既具有经济含义,统计检验又通过的模型。
3、分规模多元线性回归因素分析模型
本文我们将成都市企业按规模分为中、小、微三种类型,分别构建模型进行研究。
3.1成都市中型企业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将数据输入软件中,进行建模,选择出即符合经济含义,又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由于亏损企业户均亏损额在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拟合度不高,因此我们在此处暂时不考虑该其指标,其他指标的结果如下:
(1)行监测指标
1+0.463169×财务费用+0.63662×应缴税费;
营业收入=-0.000000+0.258066×利润总额+0.803620×工业总产值
营业成本=-0.000000+0.979458×营业收入
亏损面=-0.000002+2.519412×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1.883192×亏损额
(2)信心指数指标
生产经营状况(本月实际)=-76.258362+1.693996×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下月预测)+0.569140×企业用工短缺人数-0.289976×国内市场订单情况;
生产经营状况(下月预测)=42.096848+0.263786×国内市场订单情况+0.496548×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本月实际)-0.272915×企业用工短缺人数;
3.2成都市小型企业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将数据输入软件中,进行建模,选择出即符合经济含义,又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结果如下:
(1)行监测指标
利润总额=0.0000001+0.492473×用电量+0.629633×工业总产值;
营业收入=-0.000000+0.058719×应交税费+0.149522×利润总额+0.851016×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0.000001+1.125306×营业收入-0.166351×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户均亏损额=-0.000000-0.260981×应交税费+0.626610×亏损面+0.622096×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
(2)信心指数指标
生产经营状况(本月实际)=-29.882092+0.290382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下月预测)+1.134294企业所在行业整体经营状况(本月实际);
生产经营状况(下月预测)=-41.916710+0.891635×企业所在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下月预测)+0.461113×原材料和能源购入价格上涨影响+0.505847×国内市场订单情况;
3.2成都市微型企业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
将数据输入软件中,进行建模,选择出即符合经济含义,又具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结果如下:
利润总额=0.000000+0.177800×生产能力(设备)利用率-0.626276×亏损额+0.638147×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0.000001+0.071836×用电量+0.867915×营业成本+0.13648×户均从业人员;
营业成本=-0.000001+0.990420×营业收入;
亏损企业户均亏损额=-0.000002+0.887616×营业成本-1.355153×利润总额;
(2)信心指数指标
生产经营状况(本月实际)=-37.091003+1.156818×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下月预测)+0.287636×企业用工短缺人数;
生产经营状况(下月预测)=6.474245-0.255008×企业用工短缺人数+0.799071×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本月实际)+0.384108×能源能否满足需要;
4、结束语
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组织数据挖掘(GMDH)和统计分析的集成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部分模型拟合精度甚至显示为100%,初步发掘出一些影响成都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促进和制约因素。
对于运行监测指标选取的利润总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户均亏损额以及亏损面这5个指标,不论是何种规模的企业其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密切相关,而且营业成本越高,营业收入就越高,但是利润总额却不一定增加。因此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的比例。而从企业亏损的角度来看,企业的生产设备(能力)利用率对企业的影响很大。总的来说,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出制约和限制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
对于企业信心指数指标,我们选取了企业生产总体经营状况的本月实际和下月预测两个指标来分析,在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企业所在行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和预测的状况良好,则企业总体生产经营状况和预期也就越好。即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会正向增加企业发展的信心。
综上所述: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利用自组织数据挖掘技术和多元统计相关知识,探究影响中小微企业发展因素是非常适用的。从模型中决策者可以提取出决策所需要的依据,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使中小微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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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结构 新金融相关比率 WFIR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2-0101-04
经济发展与金融结构相关性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得到了相当的关注。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于1969发表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成为现代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基石。然而,在运用该理论研究金融危机形成机制的实际问题时,却发现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对一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变迁早已丧失了解释力,与人们感知到的现实情况大相径庭。因而,亟需结合实际做出新的探索。
一、新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构建
为了解决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重新构建了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区别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本文新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为WFIR。WFIR共包含两个指标——WFIR1和WFIR2,以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分析。
1 WFIR1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利润率为pf,国民经济的经济基础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为pn。金融部门利润率pf与国民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利润率pn的比为WFIR1,则WFIR1=pf/pn。
WFIR1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而正是该能力的变迁,决定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
2 WFIR2的构建
设金融部门总利润占该经济体总利润份额为ω,即ω等于金融部门总利润(FP)除以该经济体总利润(TP),即ω=FP/TP;设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占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为ψ,即ψ等于金融部门国内生产总值(FGDP)除以该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即ψ=FGDP/GDP;WFIR2指标衡量一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与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比例的分配关系,即WFIR2=ω/ψ。
WFIR2指标,反映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变化关系的同时,更为准确地衡量了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的变迁,准确反映出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的变迁,体现了金融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
二、实证分析与比较
本文选取了WFIR1、WFIR2、FIR与g四项指标进行对比与分析,该四项指标及其变化的具体含义如下: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采用美国广义货币余额(M2)与GDP之比,体现美国经济社会中金融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其变化反映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FIR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总量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增长;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降低。
WFIR1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能力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指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与实体经济获利能力的强弱对比。如WFIR1指标的值为2,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获利能力是实体经济部门的2倍。该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并由此带来利润率的上升;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利润率的降低。
WFIR2指标及其变化的含义,是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获利规模上的变化关系,在本处如WFIR2指标值为1.5,表明该年度美国金融部门在整个国家经济运行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份额,是其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1.5倍,其本质反映的是美国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其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WFIR2指标值的上升,表示该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实力与地位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所获得分配份额的增加;反之,则表示其实力与地位的减弱,和所获得分配份额的降低。
g为美国GDP增长率,用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与金融危机的参数。当g大于1.5%时,表示国民经济处于增长阶段;而当其小于1.5%,甚至出现0或负值时,表示处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阶段。
本研究选取了美国1963~2010年48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区间,一方面是由于此区间是美国经济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高发阶段,同时数据时效性强、覆盖率好,使得该区间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出WFIR1、WFIR2、FIR与g在各年度的实际数值,各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通过基于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与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在衡量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中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本文对美国近50年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1963年到2010年近50年间,美国的WFIR1指标从1.09上升到了2.36,2002年达到了3.57的峰值;WFIR2指标从1.09上升到了1.71,2002年达到了2.10的峰值。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近50年的金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金融业已经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正是此变化成为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同期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从0.64变动到了0.61,基本保持稳定,已经不能衡量出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无法通过它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更不用说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了。这与人们对美国金融结构已产生较大变迁、美国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共识背道而驰。
第二,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准确地衡量了美国金融结构的变迁,并可以对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较好的解释。通过金融相关比率WFIR指标的发展趋势线来看,虽然中间有过几次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无论是WFIR1指标还是WFIR2指标都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反映出美国金融结构仍在不断地发展与变迁,且与实体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背离趋势。同时,近十几年来,WFIR1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5,WFIR2指标的平均值一直维持在1.3之上,且两个指标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从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其金融发展是过度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总的作用是抑制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GDP增长率g的不断下滑趋势得到证明,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抑制了其经济增长,并成为其金融危机形成的源泉。
第三,本文构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WFIR较为准确地对美国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行了预测。通过观察美国近年的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发现当WFIR1指标大于2.5和WFIR2指标大于1.6时,后面都会紧紧跟随着金融危机,美国过度的金融发展越来越成为引发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暂时回落到较低的区间,但该趋势并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只是短时间缓和了美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矛盾。由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的日益加强,为了应对危机而不断出台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使得主导美国经济的金融部门成为最早和最大的受益者。由图1可见,WFIR1指标和WFIR2指标短暂下落后,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迅速回升到危机前水平,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与利润规模占比又迅速大幅领先于实体经济。因此,由本文分析可见,美国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新的金融危机爆发。
三、WFIR在金融危机预警中的应用
通过WFIR指标,可将不同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区分成四种类型,以此建立方便准确的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1 当WFIR1
2 当1.5>WFIR1≥1、1.3>WFIR2≥1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稍强于非金融部门。考虑到一国金融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相对垄断的地位与较高的进入门槛,在此情况下该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能得到较为有效地发挥,金融部门与非金融部门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3 当2.5>WFIR1≥1.5、1.6>WFIR2≥1.3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明显强于非金融部门。如果长期存在,则该经济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部门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过高,使得非金融部门的利润受到较大程度的侵占,导致在科技创新上投入不足,从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乃至生存;第二,在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本与人才会流向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其带来的促进作用,使得经济发展停滞或进入衰退;第三,产生马太效应,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必将向下一个阶段过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当WFIR1≥2.5、WFIR2≥1.6时,该类型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金融部门的获利能力与获利规模大大强于非金融部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巨大,主要表现在: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非金融部门的资源尽可能流向金融部门;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与衰退;金融发展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开始出现;WFIR1与WFIR2的值越高,危机到来的时间越快,程度越严重。
[关键词] 进入壁垒;竞争机制;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16-06
一、引言
对市场进入条件的理解是研究市场竞争机制的关键所在。所谓完全竞争理论只是市场进入条件的一种极端情况和一种理想状态。在完全可竞争市场上,进入和退出市场都是无摩擦的,不存在进入和退出的障碍,市场价格必然等于边际成本。由于在现实中很难满足这种要求,虽然完全竞争理论被视为经济理论的基本范式,但是完全可竞争市场只能作为研究现实经济效率的参照系。在完全竞争理论中,对竞争的理解通常只限于产业中在位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而完全忽略了潜在进入者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因而,完全竞争理论对市场竞争机制的分析必然是片面的。
贝恩指出,进入壁垒是市场的重要结构特征,开创了从市场进入条件角度审视市场竞争机制的先河。[1]3在经济理论中存在着对于市场进入条件的多种不同观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是贝恩和施蒂格勒。贝恩认为,潜在竞争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的结构因素,如规模经济、绝对成本优势等,进入壁垒的存在有其结构基础。[1]11施蒂格勒则认为,市场结构不能表明进入壁垒的高低,而是对在位企业之间效率差异的反映,绝大多数进入壁垒都是由政府对市场的限制引起的。[2]69此外,处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研究还有弗格森、费雪、魏茨赛克、吉尔伯特、卡尔顿和佩罗夫、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等,他们的研究不仅建立在贝恩和施蒂格勒的基础上,而且对进入壁垒本身的含义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对进入壁垒的不当理解会直接影响竞争机制的效率,造成社会福利损失。一方面,如果对进入壁垒界定过宽,将正常的企业行为界定为进入壁垒,则会直接干预和不当限制企业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如果对进入壁垒的界定过窄,对限制市场竞争的因素视而不见,又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中国市场经济日臻成熟的今天,清楚理解进入壁垒的含义对于制定适合中国经济实际的产业政策并指导经济实践、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目的是厘清这些不同定义的含义和区别,同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规模经济和绝对成本优势能否作为进入壁垒。
二、关于进入壁垒的七种定义
贝恩认为,进入壁垒是产业中在位厂商对于潜在进入者的优势,这种优势反映了在位厂商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其价格高于竞争性水平而不会引起新的企业进入该产业。因而,贝恩定义以在位厂商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作为判别进入壁垒的标准。由此,贝恩提出了几类进入壁垒:规模经济、资本要求、产品差异化和绝对成本优势。[1]4而且,贝恩的实证研究表明,这几类进入壁垒似乎与高利润水平正相关。贝恩定义的隐含逻辑是,进入壁垒和超额利润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施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寻求进入一个产业的企业必须承担而产业中的在位企业(在某一或每一产出水平上)现在不用承担的生产成本。[2]69因而,施蒂格勒定义将在位厂商和进入者之间的成本差异作为进入壁垒的判别标准。施蒂格勒的定义比贝恩的定义要窄,贝恩意义上的进入壁垒不一定是施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壁垒,但施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壁垒都是贝恩意义上的进入壁垒。根据施蒂格勒的定义,只要进入者和在位厂商能够得到同样的技术,规模经济就不是进入壁垒;而且,在规模经济的极端形式——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很难说进入壁垒是规模经济还是需求不足。同样,资本要求也不是进入壁垒,除非在位企业不需要为此支付成本。产品差异化和绝对成本优势能否成为进入壁垒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弗格森追随贝恩,将进入壁垒定义为使进入无利可图但又允许在位企业超过边际成本定价并持续获得垄断收益的因素。[3]7与贝恩相比,弗格森的定义增加了一个要求,即在位厂商持续得到垄断利润。也就是说,在位厂商要持续获得超过一般水平的利润,单纯定价超出边际成本的条件是不充分的。原因在于,在位厂商的边际成本很可能低于其平均成本。这时,即便像贝恩所说的那样在位厂商的价格超过边际成本,也并不能保证其得到垄断收益,只有在价格超过平均成本时才能得到超额利润。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0月第28卷 第5期 刘广生,等:进入壁垒的七种基本定义及其意蕴比较费雪认为,进入壁垒是当进入对社会有益时阻止进入的任何因素。具体而言,当市场上存在不必要的高额利润,而且如果这些利润通过竞争消失,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但是企业却不能进入竞争时,就会存在进入壁垒。此时,潜在进入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并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对成本—收益的计算。[4]8在从利润角度定义进入壁垒的意义上,费雪的定义是追随贝恩和弗格森的。但是,与贝恩和弗格森定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费雪的定义更强调社会福利和进入壁垒的规范意义,这导致很多贝恩意义上的进入壁垒都不再构成进入壁垒。
魏茨赛克认为,进入壁垒是一种寻求进入一个产业的企业必须承担而已经处于该产业的企业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扭曲。[5]10显然,魏茨赛克的定义是对施蒂格勒定义的一种修正,认为只有在进入者和在位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减少社会福利时才构成进入壁垒,因而突出强调进入壁垒的社会福利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魏茨赛克对施蒂格勒定义的修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经济学家通常隐含地假定进入壁垒会阻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意味着无效率,而魏茨赛克的分析表明,某些进入壁垒的存在对资源配置是有益的。根据魏茨赛克的定义,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贝恩意义上的进入壁垒,而且施蒂格勒对进入壁垒的定义也存在问题。比如,考虑某个存在正外部性的产业,即便在位厂商和进入者不存在任何成本差异,从社会的角度看,对于该产业的进入也是不充分的。这时正的外部性就是进入壁垒,而施蒂格勒对进入壁垒的定义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吉尔伯特认为,进入壁垒是由于已经在位而得到的租金。①这种定义集中关注在位厂商的优势而不是进入者的劣势。由此,进入壁垒是在位企业仅仅由于已经处于某一产业而得到的额外利润。这种定义的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在一般的意义上,利润的存在是潜在进入者进入某一产业的动力而不是障碍,因而利润本身并不是一种壁垒,而是壁垒存在的一种结果。从利润的角度定义进入壁垒,可以将吉尔伯特的定义视为是对贝恩定义的发展。
卡尔顿和佩罗夫认为,进入壁垒是任何阻止企业家随时在市场上创造一个新企业的因素,长期的进入壁垒是新进入者必须发生而在位企业不必(或曾经不必)承担的成本。②这种定义追随施蒂格勒,同时对施蒂格勒定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卡尔顿和佩罗夫第一次明确从时间的角度提出了关于进入壁垒的定义,因而他们的定义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定义。实际上,他们从短期角度对进入壁垒进行的定义并不具备实用性,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任何资本要求都是进入壁垒,而且意味着任何需要进入时间的产业都存在进入壁垒③。同时,他们的定义澄清了施蒂格勒定义中在时间上存在的问题。施蒂格勒定义使用的是现在时态,这意味着只要进入者现在需要承担而在位厂商现在不需要承担的成本就是进入壁垒,哪怕这种成本是在位厂商在过去进入市场时也是必须承担的。卡尔顿和佩罗夫的定义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不再将这种成本视为进入壁垒。
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提出了一种划分进入壁垒的不同方法。④他们将新进入者必须发生而在位企业不必(或曾经不必)承担的成本——经卡尔顿和佩罗夫修正后的施蒂格勒定义——称为进入的经济壁垒;将延迟进入并因此降低了与不存在成本差异的立即进入相比的社会福利的成本——经魏茨赛克修正后的施蒂格勒定义——称为进入的反托拉斯壁垒。反托拉斯壁垒比经济壁垒的范围更广,所有的经济壁垒都是反托拉斯壁垒,但是反托拉斯壁垒不一定是经济壁垒。此外,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认为还可以将进入壁垒分为基本的进入壁垒和辅助的进入壁垒。基本的进入壁垒指的是本身能够构成进入壁垒的成本;辅助的进入壁垒指的是,尽管某种成本本身不能构成进入壁垒,但是,如果这种成本存在会加强其他的进入壁垒。④
三、规模经济、资本要求与进入壁垒
如上所述,贝恩认为规模经济是一种重要的进入壁垒。规模经济有两个重要来源:专业化经济和货币经济。前者指的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允许要素在更大程度上进行专业化而带来的分工经济;后者指的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可以以更低的货币价格获得其所购买或使用的生产要素,也就是说,这种经济不是来源于实际成本的下降,而是源于进行大规模的采购而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这样,贝恩认为规模经济对进入条件存在两种影响:一是规模经济的百分比效应,即最小最有规模产出占据产业总产出的百分比越大,对该产业的进入越难;二是绝对资本要求效应,即企业规模小于最小最有规模时,单位成本上升越快,对该产业的进入越难。
为什么规模经济的存在会阻止进入呢?贝恩认为,如果进入者以一个足够小的规模进入,以至于这种进入对于在位厂商的价格和产出不会产生任何能感觉到的影响,这时,不会引起在位企业的报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者的规模不是最优的,同时成本也比最优规模的成本更高。如果进入者以一个较大的规模(以最优或接近最优的规模)进入,以至于影响到了产业的价格或者产量,假定在位企业决定降低价格而不是减少产量,直到进入者能够在新的价格下获得一个市场分额,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实际上降低了产业价格,使得进入后的在位者和进入者的价格都比进入之前要低。同样,如果进入者以一个较大的规模(以最优或接近最优的规模)进入,假定在位企业不是以降低价格而是限制产出的方式以使得进入者获得一定的市场分额,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进入者和在位者共同处于次优规模,并使得它们的成本高于可达到的最小成本。同样,假定进入者以一个较大的规模(以最优或接近最优的规模)进入,在位者可通过降低价格进行报复以阻止其进入。总之,进入存在明显规模经济的产业,或者会导致较高的成本,或者会导致较低的价格,或者两者同时出现。这样,在位企业一般可以使价格高于可达到的最小平均成本而不引起进入。[1]55根据贝恩的定义,这就意味着存在进入壁垒。
弗格森认为,规模经济是进入壁垒,而如果资本要求不是规模经济的一个来源的话,就不是进入壁垒。[3]10费雪认为,规模经济本身不能构成进入壁垒,但是,却可能为进入壁垒的存在提供条件。[4]14如果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比整个需求更大时,在位企业就可能得到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者会根据进入后而不是进入前的情况计算利润,并发现市场上存在一个以上的最小规模企业对产出的增加导致价格下降到无利可图的程度。但是,即便如此,如果在最小规模之前成本曲线急剧下降,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处于最小规模时市场不能再容纳另外一个企业,社会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是相同的,此时规模经济就不是进入壁垒。不过,当成本在达到最小规模之前的下降比较平缓时,决定进入者是否进入的是进入者关于进入对在位厂商产量影响的预期。这时,就会存在进入对社会有利而进入者因为不相信有足够的市场空间而不进入的情况。此时,与规模经济相关的进入者预期不正确就构成了进入壁垒。
费雪认为,在进入需要进行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在位企业可能获得超过一般水平的利润,而且通过进入可以使这种利润消失,这似乎意味着存在进入壁垒。但是,经过适当的分析可以表明,这里实际上并不必然存在社会不希望的高利润。原因在于,在一个只有企业付出大量资本费用才能进入的产业中,如果从长期看企业的预期利润不能充分弥补最初的资本投资,企业就不会进入。这时,企业选择进入的结果是得到比其他地方更低的回报。如果不能保证资本的回报率超过在其他地方的回报率,从社会的角度看,所产生的资本费用就是浪费性的。由此可见,潜在进入者所进行的计算与社会希望它所进行的计算是完全一样的,选择不进入正是社会希望潜在进入者所得到的计算结果。因而,资本要求不是一种进入壁垒。[4]26
需要指出的是,费雪的分析忽略了消费者剩余,而消费者剩余只会进入社会计算而不会进入潜在进入者的计算。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两者的计算不一致的可能性。这样,在某些情况下,尽管从进入者的角度看,进入是不值得的,但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只要消费者从进入中得到的好处大于进入企业的损失,进入就是值得的。这时,根据费雪的定义,就会存在进入壁垒。
根据维茨塞克的定义,资本要求和规模经济并不能在一般意义上构成进入壁垒。[5]10为了证明这一点,魏茨塞克模型化了一个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并表明在古诺均衡下,自由进入时均衡的企业数量超过了社会最优时的企业数量,同时,总产量小于社会最优时的产量。[5]25也就是说,自由进入时的均衡企业数量过多,每一个企业的产量又过小,这时,由企业规模经济所节约的成本比由于企业减少而带来的损失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壁垒”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福利。
贝恩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且在位企业已经达到有效规模时,如果进入者在有效规模水平上进入后的产出超出了产业需求,价格就可能会低于进入者的单位成本,这样,进入就会无利可图。这实际上是假定进入者预期,即便进入之后在位厂商也会维持进入之前的产出水平,但是,一旦进入者进入,在位厂商就会希望通过减少自己的产出阻止利润的消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者的利润也不会完全消失,进入者就会预期进入且是有利可图的。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认为,只有一部分消费者由在位厂商转移到进入者的情况下,在位厂商产出的减少才会阻止进入者利润的消失。但是,由于连续购买比尝试新产品的风险更低,消费者会忠诚于已经存在的品牌。这样,只有在消费者对在位厂商的品牌足够忠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才会阻止进入。因此,规模经济不是基本的进入壁垒,而是可以增强基本壁垒(如品牌忠诚度)的辅助壁垒。④
在规模经济存在的情况下,贝恩认为,由于产业的剩余容量只能够容纳有效规模产能的一部分,进入就会被阻止。但是,考虑到现存工厂的被更替,以及那些处于增长期的产业,产业容量对进入的限制一般只是一种相当短期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认为,规模经济是进入的反托拉斯壁垒,但不是进入的经济壁垒。④
根据吉尔伯特的定义,资本要求是进入壁垒,特别是,当其中的大部分是沉没成本时。①沉没成本本身是退出壁垒而不是进入壁垒。退出壁垒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进入决策。一方面,退出壁垒可以通过影响在位厂商的激励对进入产生间接影响,如果在位厂商不能在不遭受很大损失的情况下退出,那么,他们在进入之后采取攻击行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这会阻止进入的发生。这样,在位厂商的退出壁垒产生了进入壁垒。另一方面,退出壁垒还可以对进入产生直接影响。在进入失败的情况下,沉没成本会增加进入者的损失,这使得进入后在位厂商的攻击行为更为可怕。因此,进入者的退出壁垒也造成了进入壁垒。根据吉尔伯特的定义,沉没成本就是进入壁垒。
施蒂格勒显然并不将规模经济和资本要求看成是一种进入壁垒。类似地,卡尔顿和佩罗夫认为,如果进入者和在位厂商能够同样地得到规模经济的好处,在位厂商就不能得到过高的利润。他们还认为,进入者难以筹集大额资本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②原因在于,只要资本市场运转良好,一个同样有利可图的大项目就不会比小项目更难以筹集资金。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并不是项目的大小,而是项目的好坏。同样地,根据施蒂格勒式的定义,沉没成本不是壁垒,因为所有的进入者都同样要承担这些沉没成本。从长期看来,并不存在沉没成本,卡尔顿和佩罗夫并不将沉没成本看成是进入壁垒。
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认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并不能使资本要求成为基本的进入壁垒,④即便资本市场存在无效率。但是,由于对产业前景信息不对称,大规模的项目比小规模的项目融资不一定难度更大。当然,资本市场的不完全对财富更多和更有经验的企业比对没有这种记录的企业家更有利,但是,前者并不必然是在位厂商。实际上,很多进入某一新领域的企业都是多样化的大型企业。微软进入网景浏览器业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既然资金的筹集成本和难度一般与企业的大小而不是其某一具体业务的大小相关[4]29,那么,在那些主要的潜在进入者都是大型多样化企业的产业中,大量的资本成本就不是进入壁垒。
尽管如此,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认为,资本成本可以间接地阻止进入。④原因在于,资本成本经常能够以放大风险的方式增强其他的进入壁垒。如果进入需要支出大量的沉没成本,这种情况下,进入一旦失败就会给进入者带来巨大的损失。此时,在位厂商的攻击行为可以阻止进入。潜在的损失越大,攻击行为的威胁就越有威慑力。资本要求就是一种辅助的进入壁垒,特别是当其中的大部分是沉没成本时。
在位厂商过去必须承担进入者现在必须承担的资本成本。根据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的定义,资本成本不是进入的经济壁垒。④当资本成本中的一部分是沉没成本时,这部分成本在进入前是可以进行选择的。但是,一旦进入就不能再进行选择。当市场条件存在不确定性的时候,这种选择权是有价值的。这样,在市场条件是动态变化的时候,这些成本会延迟进入。根据迈克夫、麦阿龙和威廉姆斯的定义,资本成本可以是反托拉斯进入壁垒。④
四、绝对成本优势与进入壁垒
贝恩认为,如果潜在进入者的预期单位生产成本在任何规模水平上都比在位厂商的高,换句话说,潜在进入者的长期平均成本或者规模曲线(表示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大部为成本关系的曲线)处于一种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水平,在位厂商就会存在绝对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在位企业和进入者都处于自己的最优规模或者最小成本规模,进入者的单位成本仍然比在位厂商的高。如果在位厂商拥有绝对成本优势,它们就可以在其最小平均成本水平之上定价,同时并不会导致进入者的进入。也就是说,绝对成本优势构成了进入壁垒。
贝恩指出了绝对成本优势的四种来源:(1)在位企业控制更好的生产技术,如专利和商业秘密,并能够拒绝进入者使用或者通过收取使用费来提高进入者的成本。(2)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使得在位企业能够以比潜在进入者更低的价格获得生产要素。(3)战略要素供应,特别是自然资源,为在位企业所有或者控制。这样,由于得不到这些资源,导致进入者使用较差的资源因而成本更高,或者以一个较高的价格从在位企业那里购买优质资源。(4)投资基金市场或许会对进入者要求比在位企业更高的实际利率。这里,以对自然资源的垄断权、专利、更优的效率为例进行说明。[1]148
费雪认为,当某种稀缺资源被在位企业全部拥有时,就会存在进入壁垒。原因在于,在位企业可能不会在最大程度上需要使用这种资源,而是储存这种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入能够发生并扩大产出就会改善社会福利。[3]11吉尔伯特认为,贝恩的分析中忽略了机会成本的作用。①对稀缺生产要素的使用必然存在机会成本,企业是自己使用这种资源还是将其转让给竞争者使用,必须考虑使用该资源的机会成本。如果恰当地计算这种机会成本,则由此带来的表面上的绝对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
假如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效率水平,在位企业之间的回报水平就会不一样:边际在位厂商只能得到一般的投资回报率,而更有效率的在位企业则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类似地,如果在位企业比进入者的效率高,在位企业就会得到比进入者更高的回报率。更有效率的在位企业得到更高的收入可以解释为一种效率租金或企业家要素收入。在位企业是那些企业家密集型企业(拥有更多稀缺投入要素——企业家能力的企业),因此,这些企业需要更少的劳动和其他投入,正如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对劳动的投入更少一样,因而表现出会计利润与企业家密集度的正相关关系。更优的效率是进入壁垒吗?由于更有效率的企业在位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的扭曲,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察,更有效率的在位企业不会导致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出现不一致,魏茨赛克认为更优的效率不是进入壁垒。
专利是进入壁垒吗?要与拥有专利的在位厂商竞争,潜在竞争者或者绕过这个专利进行发明,或者得到在位厂商的许可。如果支付专利使用费,这种成本是在位企业不必承担而潜在进入者必须承担的。如果潜在进入者选择自己发明,即便潜在进入者能够以同样的成本得到的同样的研发结果,由于该发明已被申请专利,潜在进入者也必须付出比在位企业更大的成本才能使用得到的同样的研究成果。根据卡尔顿和佩罗夫的定义,专利就是一种长期进入壁垒。②
由于创新属于公共产品,对其使用的任何限制似乎都是无效率的。在一项创新产生之后,从短期来看,如果其他企业能够立即得到这项创新并通过模仿进行生产,社会的福利会得到改善。那种认为专利妨碍了社会从中受益因而构成进入壁垒的观点是十分短视的。创新者通过专利得到的利润代表了其对创新进行投资的一种回报,而对创新进行投资是社会所希望的。假定在创新产生后立即进行模仿,创新者的利润就会消失。但是,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对创新进行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因而使得创新不再有吸引力。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对创新的使用是否存在进入壁垒,而是进行创新本身是否存在进入壁垒。如果取消专利,在消除对创新使用的进入壁垒的同时,却为创新本身设置了进入壁垒,如果专利保护对创新是一种必要的前提,让人们免费使用这种创新对社会实际上是不利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专利不构成进入壁垒。[4]31,[5]5如果没有专利保护创新也会发生创新,那么,专利保护就构成进入壁垒。[5]5
五、结论
在贝恩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进入条件是决定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重要决定维度,进入壁垒已经成为研究市场定义和市场势力的核心概念。但是,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家对进入壁垒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广泛的一致。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利润还是成本的角度定义进入壁垒?以贝恩为代表的研究将在位厂商和进入者之间利润的不对称性作为识别进入壁垒的条件,而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观点则强调在位厂商和进入者之间成本的不对称性。首先,通过资本利润率作为利润指标通常会导致对利润的高估。一方面,产生利润的生产要素并不仅仅是资本一种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就资本本身而言,也存在没有被资本化的资产,如与广告、研发和声誉相关的资产。其次,高利润往往与高效率相联系:由于效率更高而得到更高的利润并不等于进入壁垒的存在。最后,排斥竞争的进入壁垒往往并不会导致高的利润,而是会导致无效率和低生产率。在这些情况下,进入壁垒和高利润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因而,即便进入壁垒和超额利润存在统计上的正相关关系,也不能因此推断每一种存在超额利润的情形都意味着进入壁垒的存在,贝恩的定义必然会扩大进入壁垒的范围。
第二,正如费雪和魏茨赛克所指出的那样,对进入壁垒的定义并没有认真考虑进入壁垒的福利含义。经济学家在提到进入壁垒时,通常隐含假定进入壁垒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因而,降低进入壁垒就成为竞争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并不能证明一般意义上的(不管是贝恩还是施蒂格勒所定义的)进入壁垒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会导致无效率。这样,单纯降低进入壁垒的政策就是不恰当的。人们在得出进入壁垒会限制竞争的结论时,必须仔细考察具体的经济环境。这样,在大量的反垄断诉讼中,是否存在进入壁垒往往成为辩论的中心问题。
注释:
① 见Gilbert,1989, Mobility Barriers and the Value of Incumbency, in Schmalensee and Willig(eds), Handbook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 North Holland, New York。
② 见Carlton and Perloff, Moder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A: AddisonWesley,1994。
③ 实际上,在经济学中,短期本身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新的进入。
④ 见MaAfee, Mialon and Williams,2004,What is a Barrier to En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4,P461465。
[参考文献]
[1] BAIN. Barriers to New Competition [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施蒂格勒.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M]. 潘振民,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6.
[3] FERGUSON. Advertising and Compititio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Fact[M]. Ballinger, Cambridge,Mass,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