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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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第1篇
1 我国招投标制度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招投标制度发展
自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进行招投标制度的引进，并进行了相应的试运行，然后进行了全面的推广使用。在开始的时候，招投标主要是重在宣传和实践，对于其中的问题进行总结。随着我国招投标制度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开始对招投标进行全面的管理和规范，同时不断的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讲招标的方式从传统的以表转变为邀标。我国的工程项目招投标在不断的发展中实现了多方面的进步，到目前，我国的招投标制度已经开始了全面的完善，而且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1.2 我国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存在的问题
1.2.1 招标投标的监督管理部门不统一，处于多头管理状态
对于我国的工程项目招投标制度来说，其本身并没有和一般的法律一样，有较为明确的行政主管部门，所以招投标仅仅是一项相应的法律。从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和法规政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国内没有较为完善和统一的招投标管理机构，因此很多相应的部门都可以对工程项目进行相应的管理。对于不同的部门来说，其本身会根据自身的相应利益，作出相应的侧重，进而导致没有较为统一的标准。因此从多项政策角度来说，招投标本身处于一个较为交叉的角度，处于多头管理的状态。
1.2.2 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准入限制普遍存在
虽然我国的招投标法对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业准入限制都作出了明确禁止性规定，但是在进行实际招投标的时候，仍旧存在十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业准入限制的情况。主要是在今天投标的时候，通过对准入证和不合理资质的使用角度进行控制。另外在进行评标的时候，如果不是本地的产业，就不给于相应的准入机制。
1.2.3 招标机构缺乏独立性，其执业缺乏诚实信用
对于招标机构来说，其本身应该是具有相应招标资质，依法从事招标工作的相应社会中介组织。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机构本身应该是与任何行政机关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很多机构都直接隶属于某一行政机关。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我国的相应法律要求，而且很多的招标机构的诚信和其本身的独立性是连在一起的。在进行实际招标的时候，会设置相应的条款或者是陷阱，降低其他投标人的中标率，这样的做法缺乏城市信用，而且不符合相应的国家法律要求。
1.2.4 串通投标现象严重
招投标本身是十分公平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多的串通中标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般情况下串通中标主要是投标人和招标人之间的串通以及投标人之间的相互串通。投标人通过和招标人之间的相互联系，通过相应的经济交流，获取较为明显的内部价格和数值，进而获得相应的报价。投标人之间的串通一般会利用高中三种不同的报价，获取较为理想的报价，继而进行经济效益的分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在企业成本控制中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国有企业的重视与关注。且知识经济的发展，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先进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技术和手段，使固定资产数据处理、实物盘点和清查更科学、更简便、更高效。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管理内容几乎涉及到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与岗位，是要求企业组织内部成员共同参与的全员性的工作。加之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概念、经营模式、管理思路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局限性，相当多的企业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方面仍存在有诸多弊端与不足，比如有：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执行力度；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与实物管理脱节，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账实差异等。
3 完善我国的招标投标制度、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建议
3.1 建立统一招投标平台，实行相对集中的招投标行政监督权
为了实现我国招投标制度的全面发展，规范我国的招投标市场，需要首先建立较为统一的招投标平台，通过建立较为集中的招投标行政监督权，提升我国的招投标规范程度，实现我国招投标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我国目前比较分散的招投标行政监督权力，需要将其进行整合，实现专一部门的集中控制，提升控制的全面性。另外通过建立集中的招投标管理体制，提升整体的监督水平，实现招投标领域问题的全面解决，也可以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保驾护航。
3.2 规范招标机构行为
需要根据国家的相应要求，建立培育专业工程招投标的专业机构，使其独立于各级政府和部门之外，而且不允许其受到各种经济利益的影响，确保机构的专业性和公平性。通过建立健全招投标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建立较为专业的管理模式，实现我国招投标机构行为的合理化。另外还需要不断的加强工程招投标交易全过程监管。通过对交易过程的全面监督管理，降低其中违法事件的发生率，提升整体的违法控制水平。对于其中存在的很多监督管理问题，需要采用专业的控制方法，确保问题的切实解决。
3.3 严格遵守财经法规，依法管理国有资产
企业应当严格遵守并规范执行企业有关的财经法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购置应坚决执行本企业采购制度，纳入采购范围，节约使用企业资金；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报废、调拨、变卖，坚持按规定程序申报、审批。提高管理人员的法制意识，明确落实资产的管理责任，增强并牢固树立依法管理国有企业资产的意识。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第2篇
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信贷资源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信贷资金是我国企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我国银行信贷配给现象普遍存在，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本文利用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以及投资与产出的计量经济模型回归拟合，对1999-2009年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针对此问题，文章分析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以及银行信贷配给的原因，并提出改进信贷资源配置的对策。
关键词：投资效率 信贷资源配置 ICOR
我国信贷资源配置的现状
（一）国有企业投资现状
近十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始终高于65%，伴随如此高的资产负债率的是低资本利用效益。我国银行有80%的信贷资金投向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往往借新贷还旧贷，长期高负债加剧了其过度投资的倾向。国有企业贷款资金过多地用于扩大投资规模以期增加利润，这种过度扩张带来的却是贷款的持续增加以及负债风险的加大。一旦投资失败，这种高负债、过度投资带来的高风险就会爆发，形成不良贷款，最终通过资产剥离转嫁给国家。
（二）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我国工业产值的60%、利税的40%、出口的60%、就业机会的75%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另外，我国65%的发明专利、75%的企业技术创新、80%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而银行信贷资源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真正配置给中小企业的还不到五分之一。2008年新增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4%，同期全国贷款增长率为14.9%，融资难、贷款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63%的小企业存在融资需求，其中50%采用民间借贷， 15%通过银行，6%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7%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另有22%的小企业未发生过借贷行为。
（三）银行信贷现状
1999年我国成立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账面价值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1.39万亿元不良贷款。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01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5.37%；2003年不良贷款余额为2.4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8%。2008年3季度末，不良贷款率降至6.01%。其不良贷款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与国际银行1%以下的不良贷款率仍有较大差距。这说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有限的信贷资源没有配置给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大量信贷资源流向了投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
实证分析
近十年来，我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为22.5%，2009年高达30%；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5.98%，2009年甚至达到65.96% ，如表1所示。如果这种趋势长期保持下去，必定会造成产能过剩、资源大量浪费，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下，投资是否有效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因此本文引入了投资效率这一指标来衡量。
（一）度量投资效率的指标ICOR
1.通过测算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来衡量投资效率。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是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用以衡量一个经济体单位产出增长所需的投资量。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的ICOR越高，其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越低。边际资本产出率是资本存量的变动与产出的增量的比率。
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资本存量增加值（dK）/生产总值增加量（dY）
资本存量的变动等于投资流量，产出的增量可以用GDP的增长来表示，即边际资本产出率是年度投资量与当年生产总值增加额的比率。
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当年投资量（I）/生产总值增加量（dGDP）
2000-2009年我国的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2.考察国有企业的边际资本产出率ICOR。当年投资量I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int）来计算，生产总值增加量（gpro）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百分比乘以全国GDP来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为：GICOR=gint/Δgpro。由表2计算得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边际资本产出率GICOR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2001年国有企业的ICOR比较异常，这是因为2000-2002年是国有企业改制的阶段，大量国有企业改革为股份制企业，在计算国有企业生产总值时由于企业数锐减，国有企业的生产总值较去年变化不大。许多国有企业在改制后改革创新管理，企业效益增加，相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就较低。
从图1的国有企业ICOR和全国经济ICOR的对比可以看出，就全国而言，2000-2007年的投资效率较为稳定，而从2007年往后，投资效率明显恶化。就国有企业而言，2003年之前的投资效率很差，在经过国企改制改革后，投资效率明显改善，而2007年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效率明显恶化。总体来看，国有企业ICOR始终高于全国水平，可见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是比较低的。
（二）回归方程拟合法度量
还可以用资本增量对产出的回归拟合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即用投资对GDP进行回归拟合，这是许多文献研究投资效率时所采用的方法。如果回归拟合系数越大，即回归方程拟合的越好，投资效率越高；反之则说明投资效率越低。
1.根据表1中的数据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进行回归拟合。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GDP的趋势图，发现其变化具有时间趋势，故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长期趋势。取样本区间1999-2009年，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为lninvent，GDP的自然对数为lngdp，设定理论模型：
lngdp=a+b*lninvent （1）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该模型，结果为：
lngdp=4.52+0.67*lninvent
t： （26.14） （43.51）
R-squared=0.995，拟合优度为99.5268%，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的很好。方程中系数的P值为0，小于显著水平0.05，可见系数显著。T检验通过，系数显著。Prob（F-statistic）为0，小于显著水平0.05，F检验通过，方程显著。模型拟合图如图2所示，可见方程拟合较好。由回归方程可得，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GDP增长0.67%。
2.根据表2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生产总值进行回归拟合。通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生产总值的趋势图，发现其变化具有时间趋势，故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长期趋势。取样本区间1999-2009年，取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为lngint，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为lnggpro，设定理论模型：
lnggpro=c+d*lngint （2）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该模型，结果为：
lnggpro=3.54+0.73*lngint
t： （7.19） （15.09）
R-squared=0.962，拟合优度为96.1976%，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不是很高。方程中系数的P值小于显著水平0.05，可见系数显著。T检验通过，系数显著。Prob（F-statistic）为0，小于显著水平0.05，F检验通过，方程显著。模型拟合图如图3所示，对比图2可见方程（2）拟合度比方程（1）差。
由于模型拟合度不是很高，DW=1.03，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 由于相邻残差之间出现正自相关，对残差滞后一项消除一阶自相关，结果为：
lnggpro=418.83+0.03*lngint+ar（1）=0.999
从DW值可知，模型已消除自相关。
3.对比分析。方程（1）的R-squared值明显大于方程（2），因此方程（1）拟合的系数大于方程（2），可见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较低。全国GDP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散点图如图4所示。从图4可知，剔除最后一个异常点，两者之间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国有企业的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散点图如图5所示。从图5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拟合优度较低。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较低。
综合上述计量检验分析可以看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偏低。
原因分析
（一）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原因分析
1.委托机制导致过度投资。股东与经理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经理对待项目风险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可能与股东不同。Murphy（1985）认为经理存在使企业发展超出理想规模的内在激励（帝国建造倾向），通过不断投资新项目，拥有更多可控资源。经理的这种帝国建造倾向容易导致其进行过度投资，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获得额外收益。陈少晖（2010）认为经理在职消费往往与公司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理有扩大投资规模的动机，投资到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未必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项目。另外，经理的过度自信也会导致其高估投资项目收益、低估投资风险。
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全国人民，实际却是股东缺位、控股权虚置。国有企业的所有决策都由经理完成，并不像普通股份制公司经理那样会受到董事会制约。国有企业经理通常没有公司股份或占较少股份，对企业利润的享用不会超过其任期。因此，国有企业经理往往热衷于扩大企业投资规模以获得规模私利，进行过度投资，导致投资低效。
2.政府干预导致过度投资。许多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进行分税制改革和行政权力的区域划分以后，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干预能力得到提高。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为政府稳定就业、增加税收、提高GDP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控股股东，往往会为了其公共目标，要求地方企业加大投资，以提高地方就业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政府政绩。张洪辉、王宗军（2010）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正相关。因此，政府政绩观导向也是导致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原因之一。
（二）银行信贷资源配给原因分析
1.预算软约束使得银行更乐意贷款给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Kornai（1991）提出，它用来描述存在政府干预时，由于企业经营者存在政府救援的理性预期，企业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当期收益范围的现象。盛名泉和李昊（2010）认为对于未完工且无效率的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动机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成本。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常常采用贷款展期或借新还旧的办法来获得更多贷款以支持更多的投资。
政府对国有企业有许多优惠政策，如资源垄断独占、税收减免等。国有企业若面临投资失败，政府反而会想办法帮助其获得新贷款以期止损。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其在生产能力和交换价格上有一定的控制力，银行往往看中其垄断地位，而忽视了贷款风险。这种预算软约束刺激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2.信息成本和信用评级制度。贷前调查、审批、贷后监控通常是银行进行信贷活动获取相关信息的手段。获取信息必定要付出直接或间接的费用，信息获取不可能无穷尽地进行。与中小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信息成本较低，信息较为完善。因此，商业银行会认为国有企业的风险较低，从而为国有企业提供较多的贷款资金。
20世纪末，我国银行开始实施贷款五级分类制度，根据企业的风险评定来确定允许审批通过的贷款额度。这种分类制度较粗糙，也没有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专业深入的分析。在这种制度下，企业进行扩张性投资往往被认为其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企业经理也会通过追加投资来扩大投资规模，以期被认为具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以及较小的投资风险，从而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资金。这使得过度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资金，信贷资源过多的流向了过度投资的国有企业。
对策和建议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信用担保能力差等原因，很难从银行申请得到能满足其发展的信贷资金。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上浮20%左右，如果银行能够做好中小企业信贷，那么不仅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难题，银行也能获得更多利润。其对策主要有：
信息共享。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较严重，银行获取其信息的成本较高且不全面，以致于不能做出正确的信贷决策。可以通过银行间信息共享，以减少平均信息成本。另外还可以通过各地各行业中小企业协会来获取所需信息。
联合担保。由于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能力差，信贷风险较高，因此一般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各地各行业中小企业协会担保、上下游企业相互担保或担保机构担保的手段来提高信用。
制度创新。为中小企业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客户评价标准和准入范围，简化信贷流程，度身订做能满足其融资需求的信贷品种，制定专门信贷考核办法及责任制度等。
我国的信贷资源更多地流向了过度投资的国有企业，助长了其过度投资行为，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国家作为出资人应当行使股东的基本权利，强化对留存利益重新配置的监督，从而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而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不能一味地给予特殊待遇，要审核具体资金运作情况、申请贷款投资项目的投资效益，以投资效率为审批标准来发放贷款。可以通过改革信贷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将发放贷款的质量与其收入、奖金分配挂钩，同时对审查人员按照业务能力和经验资历实行资质分级，并在给予不同的投票表决系数，以突出资深信贷员在信贷决策中的作用。
银行要根据企业的投资效率来进行信贷资源的配置，这样既可以使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得到充足的资金来进行项目投资，又可以使信贷资源配置的质量提高，提高银行的效益。将信贷资源更多地配置给投资效率高的企业，提高我国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使有限的信贷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这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Murphy K.J.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Managerial Remuner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1985，7（1）
2.陈少晖.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国外运行模式与中国的制度重构[J].财贸研究，2010，21（3）
3.张洪辉，王宗军.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3）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第3篇
Abstract: Summary of fixed assets of an enterprise is the main means of labor,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was affected indirectly, an economy's output. This paper models and indirect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f the angle from the study of its GDP. From the econometric results of the tests to see whether the public economy or economy on the GDP of individual linear effects are present , further evidence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n a country's total output of society.
关键词: 固定资产 国民生产总值 线形关系
Key words:fixed ass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Linear relations
作者:张婧1989年5月,女,内蒙古通辽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07级本科生,金融工程专业,主要从事金融与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
一. 解释模型
固定资产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其主要的劳动手段,它的价值是逐渐地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上去。企业同时又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因此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间接得影响到了一个经济体的产出。这里主要对GDP及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X1),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X2),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X3),进行计量经济学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我们将数据输入EViews, 可以得出,从1980年至1998年间,GDP是逐年增长的,说明我国经济在不断的发展.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体上都上升。
二. 最小二乘估计
以上是该模型的OLS估计的结果,其中由于X1的T检验值为非显著,因此将X1与X2合并为一个解释变量,也就是将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和看作为公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X1+X2).令X1+X2=X1,得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GDP=-212.2253+2.156531X1+10.01952X3
二. 模型检验
1. 统计学检验
T-Statistic检验,显著水平0.05,其临界值为Tα/2=2.11,显然6.472744及5.487695远远大于它,其解释变量的Prob均为0.0000,即从统计学检验的角度上讲解释变量的选取是有意义的.
F-Statistic检验及拟合优度R-squared检验,R-squared值越接近于1,则F值越大,这里的R-squared值为0.995710,大于0.9拟合优度比较高,因此F-Statistic检验亦通过.
2. 计量经济学检验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散点图如下(SCAT):
结论: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性性较强
三.模型评价与经济分析
该模型并没有直接地从投资、消费、出口的角度去考察解释变量对GDP的影响,而是以间接的方法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其对GDP的影响。从计量经济学的检验结果看无论是公有经济还是个体经济对GDP都存在线性的影响,而且相关系数都接近于1,进一步证明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一国社会总产出的影响.
其中公有经济与GDP的相关系数要大于个体经济与GDP的相关系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近年来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成效。
1978年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伴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倍受关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控制力往往停留在国有资产的物质形态层面上,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国有资产的行政计划分配为主要特征的“静态控制”体系显然已不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有学者提出将国有经济“控制力”重新界定于“国有资本的调控力”上面。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来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因此,房地产业将成为未来几年中拉动我国内需增长的一驾重要的“马车”。
参考文献:
[1]李子奈 潘文卿 计量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第4篇
【关键字】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比较研究 政策建议
一般而言，传统产业是指发展时间较长，生产技术已经基本成熟，经过高速增长后发展速度趋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逐步下降，资源利用率和环保水平通常较低的产业。本文所指的传统产业主要是传统工业。就浙江省来说，传统产业主要包括纺织、服装、电器机械、金属制品、化学纤维、机械汽车、塑料制品加工等。为了更好地研究浙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策略，我们寻找了与浙江省所处区域相似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主要比较分析对象，同时借鉴资源型区域及民营经济先发地区这两个典型区域的践行经验，以期为浙江省、市传统产业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 东部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经验
这里主要选择上海、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等六个代表性省市，之所以把它们归为一类是由于它们具有外向型经济的共同特征，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有一定的共性可言。通过对六省市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霍夫曼比例、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对其传统产业转型路径进行梳理归纳。
1．产业结构比较
产业的组织结构是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东部沿海省份的所有制结构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从表1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1）从国有企业的比例看，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五省及上海的比例都在10%以下，其中，江苏在5%以下；（2）上海、广东、福建的特点在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发展壮大，其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特别是上海，占比达到61.13%，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3）浙江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所占比重最高，其中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达到了44.35%，均高于其他省份，说明浙江在民营经济发展中走在了前列。
表1 2010年东部沿海六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工业总产值列表（单位：亿元）
全省 国有
企业 集体
企业 股份制
企业 外商及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 私营企业
浙江 51394.20 3331.26 123.12 237.91 13104.16 22792.11
江苏 92056.48 4451.71 1289.82 4632.18 36592.50 32644.65
山东 83851.40 5486.12 2632.65 22896.1 14365.94 30408.87
广东 85824.64 4595.82 767.03 30802.53 45519.23 16201.08
福建 21901.23 1478.99 551.15 2929.96 10657.57 6205.94
上海 30114.41 1752.99 244.53 2877.23 18407.67 3483.32
数据来源：2011年相关各省统计年鉴
2．霍夫曼比例的比较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 Hoffmann）于1931年建立了“霍夫曼比例说”，即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生产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值。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由表2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份的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和上海的霍夫曼比例都已小于1，这表明这些省份工业化水平都比较高，已达到工业化第四阶段，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其中，上海工业化水平最高，霍夫曼比例2010年已达到0.28，浙江工业化水平较低，2010年仅高于福建，霍夫曼比例为0.69。
表2 东部沿海省份霍夫曼比例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浙江 0.85 0.78 0.76 0.71 0.72 0.69
江苏 0.45 0.43 0.41 0.37 0.37 0.36
山东 0.59 0.55 0.54 0.51 0.51 0.48
广东 0.68 0.62 0.62 0.62 0.64 0.62
福建 0.81 0.83 0.82 0.86 0.89 0.85
上海 0.34 0.32 0.3 0.29 0.29 0.28
资料来源：历年相关各省统计年鉴
3．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比较
实践表明，产业投资结构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较大。由表3可知：东部沿海省份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动力，上海、福建、广东和浙江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已超过50%。其中，上海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达到72.7%。总体来看，2010年沿海省份三次产业投资比例结构已经构成“三二一”结构，产业投资结构正在逐步优化。
表3 东部沿海省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状况（2010）（单位：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第一产
业投资 第二产
业投资 第三产
业投资 三大产业
投资比重
浙江 11451.98 60.12 4656.38 6735.47 0.5∶40.7∶58.8
江苏 23184.28 221.91 12463.58 10498.78 0.9∶53.8∶45.3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范文第5篇
关键词：融资约束 固定资产投资 经营性现金流 所有制结构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最近，Cleary等（2007）挑战传统观点说公司投资和内部资金的关系是U形曲线。也就是说当内部资金为负时，投资规模与内部资金成反比，当内部资金为正时，投资规模和内部资金成正比。本文通过考虑政府控股对U形曲线的影响，扩展了Cleary等（2007）的研究。这种扩展很有必要，因为在中国，很多企业是国有控股的。国有控股的企业不仅从企业本身考虑投资，还要考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比如要保持低失业率。这种偏向可能导致国企和内部资金的相关性更高，并且在投资机会很少时，国企投资和内部资金的相关性更高。这会导致国企的U形曲线更陡峭。
然而，Bai等（2006），Chow和Fung（1998），Guariglia等（2011），Hericourt和Poncet（2009），Lin和Tan（1999），Poncet等（2010）的研究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预算约束很小。更小的预算约束可能使这些公司更容易获得外源融资（Allen（2005）；Cull和Xu（2003））。因此国企对内部资金的依赖度比私企更小。这表明国企的U形曲线可能比私企更平坦。
Cleary等（2007）通过运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和Guariglia（2008）运用英国公司的数据都表明了投资和内部资金的关系存在U形曲线。本文通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内部资金（用经营性现金流作为变量）的关系。另外本文还研究了国企和私企U形曲线的差异性，观察国企的U 形曲线是更陡峭还是更平坦，以说明较松的资本预算会不会影响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
二、文献综述
在Cleary等（2007）的模型中，公司的投资存在收入效应和成本效应。当公司的现金流减少时，收入效应一开始很小，但是最后增加到大于成本效应。收入效应减成本效应呈现U形曲线，因此现金流和企业投资也呈现U形曲线。运用美国公司的数据，Cleary等（2007）验证了他们的理论。Guariglia（2008）运用英国公司的数据同样发现了U形曲线。
中国政府需要考虑减少失业率、增加外汇储备和增加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这些因素很可能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Bai等（2006）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经营时也会考虑社会因素。国企很可能在投资机会很小时，进行投资。因此特别在投资机会较小的时候，国有企业的U形曲线比私人企业更陡峭。
Jensen 和Meckling（1976）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状况下，即使现金流为负、投资机会很小时，管理层仍可能进行投资。这是因为如果投资成功，好处由股东获得，如果失败，结果由债权人承担。Bhagat等（2005）也发现这一倾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金流为负时，企业进行投资。本文作者提出一个假说：这种风险转移行为在国有企业中更常见。因此，在现金流为负时和在投资机会很小时，国企投资规模更大，因此他们的U形曲线更陡峭。
Bai等（2006），Lin和Tan（1999）也研究了较为松的财务约束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Sheshinski和Lopez-Calva（1999）的研究表明松的财务约束使得国企比私企更易获得外援融资。但是根据Hubbard（1998）和Cleary等（2007）的研究，较松的财务约束并没有使得国企的U形曲线更平坦。本文作者将会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流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是否呈现U形曲线，并验证国企投资规模是否相对于私人企业要更大，即国企的U形状曲线是否更陡峭。
三、回归分析
（一）回归变量的定义及统计值
本文作者采用2002至2011年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制造业上市公司的A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并剔除ST股票。数据全部来源于WIND数据库。表1显示了变量的定义和计算过程。
（二）投资和现金流的回归结果
Cleary等（2007）发现投资和现金流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呈U型曲线。本文研究了这种情形，回归方程如下：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变量显著且无自相关问题。无论样本范围，负的现金流和正的现金流都对投资有显著影响。其中现金流为负时，与投资成反比；现金流为正时，与投资成正比。国企和民企投资对现金流的关系都呈现U型曲线。这和Cleary等（2007）、Guariglia（2008）的研究结论是相一致的。出现U型曲线是因为公司投资具有成本效应和收入效应。当内部资金不足以满足投资需求时，公司需要贷款，这意味着要付给贷款人利息并且具有违约风险，这就是投资的成本效应。但是，投资也可以产生高预期收益，即收入效应。当公司的内部资金不足，需要外源性融资时，投资的收入效应一开始可能很小，但随着投资规模的增加最终可能超过成本效应。因此这两种效应的变化决定了投资和现金流的关系呈现U型曲线。
当现金流为负时，CF/K减少10%，国企和民企的投资比率I/K分别增加0.54%、0.02%；当现金流为正时，CF/K增加10%，国企和民企的投资比率I/K分别增加2.29%、1.08%。可见，无论正负，现金流的变化对国企投资的影响比民企更大，也就是说国企的U型曲线越陡。至少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国有企业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需要考虑社会因素。当经济萧条，公司运转困难，即使现金流为负，为了刺激经济和增加就业，国企仍然会进行投资，而民企则不会。其次，股东、债权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如果一项投资能为国企带来丰厚的回报，管理层就会得到表扬甚至晋升。即使投资失败，管理层也能借助他们需要同时考虑社会和经济效应这一理由推脱责任。另外，这些管理层对损失不需要承担太多责任因为他们既不是股东也不是债权人并且国企的管理制度通常很松散。相对而言，民企不太可能去投资收益很少的项目因为他们在做投资决策时更具有利润导向性。这种情况在国企陷入财政困境（即现金流为负）时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国企比私企的投资-现金流曲线更陡峭，特别当现金流为负时（0.54是0.02的27倍，2.29仅是1.08的2.12倍）。
四、结论
（一）U型曲线的证实及股权结构的影响
作者最后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文章开头的猜想：首先，投资-现金流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无论公司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其次，国有控股确实会影响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总体来说国企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更高，尤其在现金流为负的时候。
笔者的研究与之前某些学者的研究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第一，本文选取的是十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往学者对中国公司的研究使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并且选取的也不一定是制造业上市公司；第二，本文是在投资和现金流呈现U型曲线的基础上进行国企与民企差异性的研究，之前学者的研究多假定投资和现金流线性正相关的。
（二）U型曲线的证实及股权结构的影响
尽管在国内文献中，本文首次提出了U型曲线存在的理论解释且用实证分析证明了关于股权结构导致的投资-现金流关系差异性的猜想。但仍然有许多问题留待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