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关键词：地点推荐；社交关系；地理因素；GSMF算法

DOIDOI：10.11907/rjdk.171342

中图分类号：TP3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6727800（2017）005003405

0引言

近年来，随着Web2.0技术的快速发展，多种地理信息系统已成功实现，如Google公司的Google Earth、微软的MSN Visual Earth等，位置服务和在线社交网络趋于融合，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LBSNs）[13]也在日益兴起，如：Foursquare、Facebook等。用户通过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平台以签到的形式分享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而探索的兴趣地点和各种信息。通过对这些丰富的签到信息进行挖掘，可以将其与用户的其它特征结合起来，形成基于用户的历史记录的兴趣库。用户既可以通过兴趣库为其他用户（如朋友）推荐自己感兴趣的位置点和社交场所，并且也可以帮助相关企业分析用户的兴趣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目前，在已有的推荐算法中，较为普遍的是通过用户的历史签到记录寻找相似用户来进行协同过滤推荐。然而，由于用户签到数据存在严重的稀疏性问题，相似用户的识别一直很困难，导致已有的地点推荐方法效果都不好。为了提高推荐效果，有研究中采用一些签到的辅助信息，例如用户的社交信息[45]、地理位置[6]、情景因素[7]。然而，基于已有工作而建立的模型大多都只是从某一辅助信息出发，假设推荐对象之间相互独立，从而建立一种静态模型，忽略了相关辅助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许多应用场景下对最终推荐效果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推荐结果不准确。

为了能更好地对推荐过程进行建模，从而体现出推荐对象间的关联关系对推荐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的基于矩阵分解的经典推荐算法基础上，提出一种解决现有问题的新思路――融合地理位置和用户社交关系的兴趣点推荐算法，即Geographical and Social Matrix Factorization（GSMF）算法。实验结果表明，与相关主流算法相比，该算法在推荐准确率、召回率等指标上得到了有效提高。

1相关研究

Ye等[8]受基于好友之间分享较多共同兴趣的观点启发，深入研究基于LBSNs的地点推荐方法中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通过分析来自Foursquare的数据集，发现好友关系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强关联性，进而提出一种基于好友关系的协同过滤推荐方法，该方法通过概率模型体现好友社会关系对地点推荐的影响。Gao等[9]在LBSNs中将矩阵因式分解与位置和社交影响力融合起来进行研究，将社交信息、地理影响力融入到一个广义矩阵分解的框架中，他们将用户在位置上的签到概率模型作为多中心高斯模型来捕获地理影响力，该方法能够有效改进推荐性能。

Cheng等[10]通过22万用户收集2 200万个签到数据，并从分析空间、时间、社交和文本等相关用户足迹几大方面定量评估用户移动性模式，发现：①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用户遵循“Levy Flight”移动模式并采用周期性的行为；②地理和经济限制条件影响着移动的模式和用户的社会地位；③与签到相关的基于内容和情感的微博分析能够为更好地理解用户参与这些服务并提供更加丰富的语境来源。Ye等[11]考虑到地理位置的影响，通过假设签到概率和地理距离是幂律分布的，从而取得良好推荐效果。然而，用所提出的协同过滤方法在解决大规模数据集时存在时间耗费较长等缺点。Cheng等[12]将用户社交关系融入概率矩阵分解框架中，但是他们首先通过建立用户在位置上签到的概率模型，继而才将社交信息和地理信息融入一个广义的矩阵分解模型中。Liu等[13]主要从地理的角度，因近邻地点往往有着相似用户的兴趣爱好，所以将地理位置融入矩阵分解模型中，能够更准确地预测用户喜好。Brent Hecht等[14]对Twitter用户资料中与位置领域相关的用户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用户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能够很容易精准确定，从而表明通过用户的隐含信息揭示位置信息与用户偏好之间的联系。

然而，利用辅助信息的协同过滤推荐方法时间耗费较长，单一信息利用矩阵模型进行推荐的方法其推荐结果不准确。鉴于此，本文融合多因素利用矩阵模型推荐的新思路能够实现更高效的推荐。

2GSMF算法模型

兴趣点的矩阵分解，特别是针对隐式数据的矩阵分解的引入很重要，因为这不仅能够帮助理解如何在给定位置信息情况下推荐兴趣点，而且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对于空间聚集效应的建模可以应对来自于矩阵分解稀疏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可能会提升位置推荐的性能。为此，本文综合地理位置和用户社交关系两种因素，提出一种基于地理位置和用户社交关系的矩阵分解模型的兴趣点推荐算法――Geographical and Social Matrix Factorization（GSMF）算法。

2.1地理位置建模

用户在兴趣点的签到记录包含着许多物理信息，因此引用了文献[11]中一个真实数据集的用户签到活动空间分析，该数据集是众所周知的Foursquare数据集。文献[11]中距x和用户兴趣点的关系如图1所示，其中横轴表示用户距离常居地的距离，纵轴表示在此距离上签到记录所占比例。线性部分占近90% 的签到记录，显示了用户签到距常居地一般都很短，这也就形成了常居地附近地点类簇的现象。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地理影响，可以直观地作如下解释：①人们往往访问的兴趣点接近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办公室；②人们可能对某个兴趣点周围的兴趣点也很感兴趣，即使该兴趣点距离其常居地较远。因此，用户的签到地点往往是形成地理集群区域。根据用户签到的地理集群现象可以进行精确的兴趣点推荐。下文将根据该现象研究地理位置对用户签到行为的兴趣点推荐有何影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地理位置进行兴趣推荐建模。如上分析，用户大多数倾向于在离常居地近的地点签到，因而本文只对距离当前用户常居地近的兴趣点进行考虑，对于过远的地点则不加以考虑。

将用户和地点映射到一个共享的潜在空间，矩阵分解能够有效估计大多数近乎所有地点的整体关系。然而，经典的矩阵分解忽略了地理近位置之间的强关系。从用户签到表中分析得到，最近的近邻地点更倾向于分享共同的用户。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提出用户ui对地点lj的偏好可用其对地点lj几个近邻地点的偏好表示，设R=ULT，因此本文修改i，j如下：

rnewi，j=αuilTj+（1-α）∑lk∈N（lj）sim（lj，lk）uilTk（1）

其中，i，j是矩阵中的一个元素，α∈[0，1]，是一个加权参数，用于控制近邻地点的影响。该算法认为由于人的行动所限制，只考虑离当前用户近的地点。比如，用户在北京旅游，系统推荐厦门的旅游景点给他，那他是不会接受该推荐的。因此算法提出了一个距离限制的变量：N，N（lj）是地点lj的N组邻近的地点，在实验中，根据经验值设置N=10，如果待推荐的地点不在用户当前位置的N（lj）中则不考虑该地点。N可以根据用户或者应用需求进行设置。

sim（lj，lk）表示近邻地点lk在地点lj地理位置的权重，据前人研究表明，地理邻近的的相似位置往往会有同一用户的访问，其可用如下的高斯函数来表示sim（lj，lk）两个地点的相似度。

sim（lj，lk）=11+D（li，lj）σlk∈N（lj）（2）

其中xj、xk分别表示地点lj、lk的地理坐标（经度和纬度），σ用来表示真实距离到地点位置相似度的放缩关系，设置为1。

本文方法不同于文献[9]，本文考虑地点lj附近的近邻地点N（lj）之间的关系，用户ui对地点lj的偏好是由ui、lj和N（lj）决定。然而，文献[9]用户ui对地点lj的偏好预测是由地点lj与用户ui访问过的地点L（lj）之间的距离来预测的。一般地，N（lj）和L（lj）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有很小的重叠，这是因为用户ui签到的地点只占到很小的比例。因此这两种方法是由不同的地理位置来建模的。文献[13]中同时考虑到了地点更远的一些区域，而本文只考虑用户一定范围的区域，另外融入用户社交关系进行多因素预测。

2.2用户社交关系建模

文献[18]表明，大多数用户倾向于朋友对他推荐的东西，由此可见，朋友之间推荐的信任度非常高，因此社交影响对推荐系统的影响不可忽视。通常用户间的社交因子可以通过他们是不是好友来决定。但是可以发现，社交网络上的用户并非与其所有好友的签到行为具有相似性，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好友可能有很多，但兴趣品味相一致的只有少数几个。文献[19]提出好友间的社交因子还与他们的共同好友相关。

用户ui与其朋友uf之间的相似度因子s（i，f）由他们是否为好友和他们的共同好友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

s（i，f）=η×i，f+（1-η）×|Fi∩Ff||Fi∪Ff|（3）

其中，η∈[0，1]，是一个可调节参数。i，f表示用户ui和他朋友uf是否为好友关系，若是好友关系则i，f=1，否则，i，f=0。Fi是用户ui的朋友数据集，Ff是用户uf的朋友数据集。

基于用户的朋友之间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将这一因素融入矩阵分解模型中。因此，本文添加社交因素进一步优化矩阵分解模型如下：

minU，L12||W（R-）||2F+λ12||U||2F+λ22||L||2F+λ32∑mi=1∑f∈Fis（i，f）||Ui-Uf||2（4）

2.3GSMF推荐算法

根据前面考虑的两种因素，本文将地理位置和用户社交关系这两个因素融入矩阵分解模型中，提出GSMF算法。该算法不仅考虑了推荐地点与用户当前位置的距离，同时也能根据用户的社交关系使推荐的效果更好。

将上文中加入地理因素的式（2）和加入社交因素的式（3）带入式（4）中，得到GSMF算法的最小化加权正规化的平方误差损失公式优化如下：

minU，LY（U，L）=12||W（R-ULTPα）||2F+λ12||U||2F+λ22||L||2F+λ32∑mi=1∑f∈Fis（i，f）||Ui-Uf||2（5）

其中，W∈Rm×n是一个权重矩阵；是两个矩阵的Hadamard乘积；Pα=αI+（1-α）PT，I∈Rn×n是单位矩阵；P∈Rn×n，且Pj，k=sim（lj，lk）。s（i，f）是用户ui和他朋友uf之间的相似度因子。λ1、λ2是控制用户和地点矩阵的权重参数，λ3是控制社交关系的权重参数。||U||2F、||L||2F分别用来控制用户和地点的过度拟合。

由于目标函数存在多个变量，可以用一个合适的算法来得到这两个变量U和L。其核心思想就是固定其它参数变量，使目标函数最小化。该算法将会保持更新变量直至收敛或者达到最大的迭代次数。

3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过程如下：搭建实验环境、介绍实验数据集、进行算法验证。实验使用了Foursquare以及Gowalla两个数据集，分别从准确率和召回率两个方面对不同的算法进行实验，最后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从准确率和召回率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GSMF推荐算法是有效的。

3.1实验数据集与实验环境

为了验证推荐算法的准确性，对于两个数据集都进行预处理，都仅保留了每天至少访问5个位置的活跃用户。同时将各种数据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来学习或训练推荐方法中的相关参数，测试集用来验证推荐的准确性。为了保证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都有评分数据，按一定的比例随机地将两个数据集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本文实验中按 8：2的比例将数据随机地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本实验使用的Foursquare数据集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计算机学院采集提供。Foursquare数据集主要包括的内容有：用户签到记录数据、用户的常居地数据以及用户的好友关系数据。在这里面，边（好友关系）的数量为47 164条，朋友关系数据中节点数量（用户）为11 326个，签到数据的数量是1 385 223条。Gowalla稻菁包含的签到数据为456 988条，用户数量为10 162，地点个数为24 250。

本文实验环境为：Windows7（64位）操作系统，4GB DDR3内存，Intel CPU i3 M350 2.27GHz CPU，实验程序使用Matlab2014版本。

3.2评价指标

在本文中，使用准确率和召回率作为位置推荐的评价指标[1112]来评估 top-k推荐的性能。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用P@k和R@k来表示。对一个目标用户ui，P@k表示前k个被推荐的兴趣点会包括多少比例的测试访问地点。R@k是指前k个被推荐兴趣点中有多少比例是这个用户访问过的。LT（ui）表示用户ui签到过的地点，LR（ui）表示前k个被推荐的兴趣点。P@k和R@k定义如下：

P@k=1|T|∑ui∈T|LT（ui）∩LR（ui）|k（8）

R@k=1|T|∑ui∈T|LT（ui）∩LR（ui）|LT（ui）（9）

其中，T表示测试数据中用户的数量。在实验中，选择P@5、P@10、R@5和R@10作为评价指标。

3.3对比算法设计与参数设置

①USG：文献[11]提出的融合用户偏好、地理影响基于线性融合框架的POI兴趣点推荐算法；②MFSR：文献[18]提出的模型，将用户的社交网络关系考虑到推荐模型中，此方法没有考虑产品之间的联系；③PMF：文献[20]提出的概率矩阵分解方法，此方法也没有考虑产品之间的联系；④MGMMF：文献[12]提出的通过多中心高斯模型来捕获地理影响力，继而把社交信息和地理影响力融入到一个广义矩阵因式分解的框架中。

k的值分别设置为5、10。每改变一次k值，为每一个算法计算准确率P@k和召回率R@k。在实验中，考虑实验的效果和有效性，设置隐式空间维数r为200。λ1、λ2是控制用户和地点矩阵的权重参数，通过交叉验证设置为0.015，λ3是控制社交关系的权重参数，设置为0.01。由文献[12]可知，当只考虑距离用户近的地点时，公式（1）中的地理位置权重α在为0.4时推荐效果最佳，因此本实验设置α为0.4。

3.4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1：不同特征向量维度下的算法比较分析。

如图2和表1可知，真实的Foursquare数据集和Gowalla数据集表明，由于分别加入对社交关系影响和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PMF算法、MFSR算法和MGMMF算法比较而言，无论是在准确率还是召回率，都有更好的结果。因为MFSR算法是在PMF算法中融入了社交因素，而MGMMF算法是在PMF算法中融入了地理位置，同时该算法采用多中心高斯模型来对地理位置进行建模。而本文算法由于同时融合上述2种因素，相对于MFSR算法和MGMMF算法，在Foursquare数据集上（k=5）准确率分别提高了27.2%和16.6%，召回率分别提高了35.7%和11.8%，在Gowalla数据集上（k=5）准确率分别提高了30%和18.2%，召回率分别提高了36.6%和9.3%。而且本文提出的算法对地理位置建模和社交关系建模上都采用广义矩阵分解的模型，因此无论是准确率还是召回率，与USG算法（采用线性融合框架）相比，在Foursquare数据集上（k=5）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提高了6.06%和5.56%，在Gowalla数据集上（k=5）准确率和召回率分别提高了4%和-3.52%。这个结果表明本文的算法虽然没有十分显著的提高，但是进一步说明地理信息和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信息对传统协同过滤算法精度的提高起着较大作用，同时说明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推荐算法优于基于线性融合框架的推荐算法。

实验2：不同稀疏度下的实验结果比较。

为了研究数据稀疏对算法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原有的Foursquare数据集进行数据清洗，分别去掉10%、20%、50%的签到记录，这样得到了3种不同的稀疏度，再按照标准情况的实验流程进行实验。可以看出，数据稀疏情况下，融合多种影响因素的协同过滤算法比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算法更能对好的推荐效果起主要作用。

本文在得出数据稀疏情况下算法的平均准确率后，与标准情况下的结果作比较，算出准确率降低的比例。数据稀疏情况下算法准确率降低比例的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到，算法PMF的准确率下降最多，GSMF下降最少。GSMF算法在准确率上的降低比例相比USG算法降低了31%，能够更好地处理数据稀疏的状况，这说明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兴趣点推荐算法比线性融合框架在数据稀疏情况下有更好的推荐效果。

4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在兴趣点推荐过程中考虑推荐对象的社会信息和地理信息的方法，并给出了将它们相结合的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推荐框架。真实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推荐对象的社会信息和地理信息在推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提高推荐精度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另外，在兴趣点推荐框架中，基于矩阵分解模型比基于线性融合模型框架更加高效。

未来工作中将进一步研究解决数据稀疏、冷启动问题等给本文方法带来的挑战，并且研究如何将更多的信息，如时间信息、评论信息等加入到基于矩阵分解模型的推荐框架中，以进一步提高推荐效果。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BACKSTROM L，SUN E，MARLOW C.Find me if you can：improving geographical prediction with social and spatial proximity[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ACM，North Carolina，2010：6170.

[2]SCELLATO S，NOULAS A，MASCOLO C.Exploiting place features in link prediction on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C].Proceedings of the 17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ACM，San Diego，2011：10461054.

[3]MONREALE A，PINELLI F，TRASARTIR R，et al.Where next：a location predictor on trajectory pattern mining[C].In：Proceedings of the 15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ACM，Paris，2009：637646.

[4]ZHENG V W，CAO B，ZHENG Y，et al.Collaborative filtering meets mobile recommendation：a usercentered approach[C].AAAI，2010：236241.

[5]MA H，ZHOU D，LIU C，et al.Recommender systems with social regularization[C].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ACM，2011：287296.

[6]ZHENG V W，ZHENG Y，XIE X，et al.Collaborative location and activity recommendations with GPS history data[C].Proceedings of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ACM，2010：10291038.

[7]李ィ陈毓芬，李萌，等.基于情境的POI个性化推荐方法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5，40（6）：829833.

[8]YE M，YIN P，LEE W C.Location recommendation for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C].Proceedings of the 18th SIGSPAT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ACM，2010：458461.

[9]GAO H，TANG J，HU X，et al.Contentaware point of interest recommendation on 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C].AAAI，2015：17211727.

[10]CHENG Z，CAVERLEE J，LEE K，et al.Exploring millions of footprints in location sharing services[C].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ACM，2011：237246.

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铁路；建设项目；生态农业；生态修复；生态示范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127-03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山区铁路工程建设进入新一轮的。作为与东部地区主要交通枢纽，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1～2]，与此同时，为实现地区社会经济整体性提高，地区内部铁路交通路网工程建设也迫在眉睫[3]。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农业经济水平较为落后，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必将成为全国乃是世界关注的热点[4]，传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环境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解决了因工程建设所带来的负面环境问题，但就国家、省部级大型铁路工程项目而言，其建设宗旨是为改善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发展水平，在这一层面上，原有针对工程项目自身所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环境保护措施成效略显不足[5]。目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较多[6~7]，但是关于利用工程项目自身优势开发利用区域优质资源，促进和引导线路周围区域建设持续经济型生态农业方面的工作与研究鲜见报道，而积极有效的促进引导对于区域生态农业转型、实现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仅就西部山区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生态修复过程中有关工程周围经济生态型农业建设引导方面提出一管之见，抛砖引玉。

一、西部山区生态环境与铁路工程建设构成矛盾统一体

西部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了铁路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具有长距离、带状分布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其受区域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较其他工程项目更为明显[8~9]。西部山区普遍具有生态环境脆弱[10]、植被覆盖低、气候干旱、水土流失严重、风蚀作用强烈、降雨年内分布不均等不良环境特征[11～12]，在铁路工程建设及后期运营阶段都存在着自然灾害干扰的风险[12～13]，由此产生一系列附加的环境防护措施而增加工程量与工程投资。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同样对沿线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施工建设过程中因工程占地而降低土地利用面积、生态承载力等指标，施工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物影响着区域环境质量。虽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措施及对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这种影响，但环境质量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是永久性的或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原有水平[5，12，13]。

铁路工程项目面临着来自外部及自身双重环境压力。不良的外部环境影响着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而工程本身对外部环境的扰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同样制约着工程建设，而问题的根源是区域环境质量不高、环境容量与承载力低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提高区域各项生态环境指标成为实现铁路工程建设项目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西部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条件和问题

经济生态农业水平落后是导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高的关键。农业生产是西部山区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区域交通、通讯闭塞，农产品输出较为困难；生产成本投入不足、产品产出质量数量低，贫困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1]；生活、生产能源主要来源于周边林地或灌丛，进而导致植被覆盖度低、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于产生[13]；落后的经济水平决定落后社会意识的产生，西部山区人口增长速度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等[11]。西部山区落后的经济生态农业水平决定了区域居民只能依靠现有山区资源维持生存，当农业生产收入无法通过作物产出质的改变而提高时，耕作面积量的改变就成为原始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进而形成以人类活动干扰为表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14]。

西部山区经济生态农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西部山地农业具有与平原、丘陵等地区不同的背景条件，其农业发展系统化建设过程较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区域具有适宜某一物种或相似物种生长的优质气候、土壤等条件，但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困难条件制约了其生长规模[15]，这点类似于一些经济价值高、产量低的物种对其生长环境要求也极其苛刻一样。例如，西南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区域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257.7小时，无霜期320天，多年平均气温为19.3℃，日照多，太阳辐射强，光热资源极其丰富，是特质级烤烟种植的理想种植场所，但农业水资源匮乏，降雨年内分配不均，水土流失严重等负面生产条件导致烤烟种植一度无法实现规模化种植[16]。“一江两河”区域同样也存在着相似的特点，区域优厚的农业气候条件适宜某些经济型物种的生存[17]，目前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18]，但因干旱、生态环境脆弱等要求限制了其种植规模[19]，导致区域内仍以种植小麦、青稞等耐旱性常规作物为主[11]。

三、工程项目区生态修复保护与开发的一些思考

1.生态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解决经济生态农业发展瓶颈因素是关键

目前在西部经济生态农业生产“非适宜区”之所以生产水平不发达、经济落后，并非其所有背景因素不满足农业发展建设，而是农业生产要素中某一水平素质的限制影响了特质资源的发挥，即便这些地区的特质资源往往丰富到了某一物种生长需求的极限。如何将这些“落后区”、“非宜农区”建设成为“良种区”、“优质区”，充分利用区域特质资源解决农业发展瓶颈因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也是解决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关键。

工程探索、实践与示范能有效破除瓶颈，实现经济生态农业规模发展。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西南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进行相关基础内容的研究，区域气候雨热同季、光热资源充足，优越的农业气候条件是优质烤烟、蚕桑、甘蔗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前提，但水资源匮乏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限制了经济作物的规模种植，仅在一些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的地区进行小范围种植，经过与当地居民、政府官员交流、座谈，在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建设了“长藤结瓜”、“微型水窖池”等田间水利设施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20～21]，并通过等高固氮植物篱措施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并进行了科技示范由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推广。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区域已经形成了以烤烟、蚕桑、甘蔗为主的经济生态农业产业，农户与地方政府收入水平大幅提高[12，13，16]。境内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基本杜绝，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成为维持其经济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而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自发行为。

2.传统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的不足

传统经济生态示范区建设方式存在资金来源匮乏、技术相对保守、工程施工困难、示范区选址局限等诸多因素困扰。我们在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开展等高固氮植物篱相关内容的研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以植物篱为基础的山区复合经济示范区建设。在近二十年工作过程中，我们总结发现目前国内偏远山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目前国内多数经济生态示范区建设主体单位为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也会结合研究课题进行小规模的示范区建设。两者均存在建设资金匮乏的问题，首先拟建立经济生态示范区的地区多数属于相对贫困、落后的区域，政府部门财力相对有限[22]；其次科研院校项目经费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工作，示范区建设多作为研究基础而设立，这也决定示范区建设规模多数很小。技术上，政府部门多采用学习考察的方式将其他区域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搬移过来，未能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抑制因素，进而因效益不明显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示范效果；科研院校技术实力较为丰富，但工程经验较为欠缺，对示范区建设的结构单元、施工组织方式、资金运用等方面都较为薄弱。工程施工方面，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均采用雇佣当地社区居民来解决施工人员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施工人员业务技术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多以追求即时利益为劳动目的，其本身并不具备工程质量责任承担者的能力。因此，在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上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况且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本身又缺乏工程监督职能。示范区选择问题上，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局限于资金匮乏多选择一至两处较有代表性地域进行示范区建设。首先通过土地租用的方式从农户手中购买示范区建设年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建设完成后交由农户自行管理。期间农户会以农作物损失、土壤扰动损失等缘由提高土地租用成本或迫使施工中断。

经济生态农业的示范建设一直都作为西部山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诸多的不利因素使示范建设过程变得困难和漫长，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示范作用的效果和最初目的。

3.铁路建设项目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铁路建设项目工程、技术优势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生态农业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西部山区铁路施工取弃土场、弃渣场、大临工程等多成斑块状分布在铁路沿线两侧，建设后期生态治理根据临时工程占地性质而采用复垦、绿化等措施进行修复，多以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补偿工程占地为目的。生态修复工程目的过于单一，没有充分发挥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相对丰富的经济、技术、工程优势。铁路建设项目具体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上，铁路项目投资中具备生态修复专向治理资金，改变原有生态修复措施投资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投入。（2）技术上，铁路设计部门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铁路设计涵盖国内全部和国际部分区域。在铁路设计的同时，涉猎并掌握了国内多数地区乃至国外较为先进的经济生态农业设计理念及方法，且在设计过程中多与科研院校等部门进行合作交流，在生态农业建设设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3）工程上，铁路建设拥有一支优秀且庞大的施工建设队伍，能根据设计单位的设计思想进行工程实施。（4）载体上，取弃土场、弃渣场、大临工程等项目面积大，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提供必要的土地条件；位置分散又能起到良好的分散辐射作用。

铁路建设环境保护设计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以待生态修复的临时工程为载体，借助铁路建设项目工程优势，结合区域农业生产特点，进行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1）调查分析沿线农业资源特征；（2）通过走访、座谈及基础资料分析的方法判定区域优势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总结分析经济生态农业规模化的瓶颈因素；（3）总结区域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法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工程、技术措施；（4）筛选、评价工程技术措施的经济性和可操作性；（5）提出利用临时用地进行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工程设计方案；（6）监督并配合施工单位进行方案实施；（7）建立铁路工程对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8）与地方政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不断完善技术体系。

四、结论

铁路建设生态补偿机制不能仅限于以植物种植。目前铁路工程建设大力提倡进行生态补偿机制，传统生态补偿多采用路基边坡、取弃土场、大临工程表层的植被覆盖。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铁路建设项目与周围环境的生态相容性，降低了工程建设的生态扰动强度，但沿线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并未朝向良好趋势迈进。农业“三料”匮乏、农业水平落后、经济水平低下多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作用仍在发生，工程建设永久性占地特别是耕地占用对沿线居民个体的农业生产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短期的土地赔付无法解决土地长期收益断裂问题。因此，铁路工程建设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根本上促进和推动铁路沿线的农业水平，提高农业经济收入是逐步提高西部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

生态保护实体化工程设计是铁路工程生态修复设计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铁路建设工程的生态修复设计仅限于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的，针对工程项目所带来的不利生态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生态修复措施。多数并未考虑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对工程项目的影响以及工程本身生态修复内容对区域生态环境改善所带来的贡献问题，而这两者往往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以铁路建设生态示范工程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反之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对于铁路安全运营、降低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周期等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爱儒.青藏铁路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一致性研究[J].铁道经济研究，2009，(2):27-30.

[2]张世聪.青藏铁路通车对生态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J].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3]梁书民，厉为民，白石.青藏铁路对城市(镇)发展的影响[J].城市发展研究，2006，(4):15-18.

[4]章轲.孙红烈: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将不可逆转[J].环境保护，2006，(13):25-27.

[5]吕冬梅，白晓军.铁路环境影响评价的发展与现阶段存在问题的探讨[J].铁道劳动安全卫生与保护，2009，(36):255-257.

[6]李海峡，马金晔.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22):195.

[7]谢汉生，李耀增，姜海波.新建茂湛铁路对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分析[J].铁道劳动安全卫生与环保，2009，(36):234-237.

[8]邵琳，林柏梁.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沙漠铁路环境影响评价[J].铁道学报，2009，(5):84-89.

[9]谢永胜.浅谈铁路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J].海峡科学:铁道科技，2005，(9):39-40.

[10]李友根.浅析西部农村环境承载力[J].生态环境，2009，(10):130-133.

[11]马玉恒.西部开发战略下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初探[J].现代经济信息，2009，(17):4.

[12]唐亚，孙辉，谢嘉穗，等.中国西部山地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思考[J].山地学报，2003，(1):1-8.

[13]唐亚，陈克明，谢嘉穗，等.论固氮植物在山区农业持续发展中的应用[J].地理研究，1999，(1):73-78.

[14]刘淑珍，范建容，朱平一，等.自治区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环境灾害成因分析[J].自然灾害学报，2001，(2):25-30.

[15]樊勇，李晓思.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中的矛盾及求解――从发展合理性的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09，(5):98-101.

[16]张炎周，等.高固氮植物篱对横断山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用的研究[J].四川林勘设计，2002，(1):9-14.

[17]杜军，胡军，周保琴，等.一江两河流域作物气候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影响[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2008，(1):141-145.

[18]孙维，余成群，李少伟，等.一江两河地区种植业比较优势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8，(8).

[19]杨本津，刘厚田.”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农业生态环境及其保护途径[J].环境科学研究，1997，(1):46-51.

[20] Yang Wu，Ya Tang and Chengmin Huang.Harvesting of rainwater and brooklets water to increase mount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 case study from a dry valley of southwestern China.Narural Resources Forum，2009，(1):39-48(SCI).

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社区建设；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国家与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志码：A 1002-7408（2014）03-0044-03

引言

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参与，逐步实现社区自治，由此拉开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序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万能市场”失灵的背景下提出的，其重要使命就是重新对社会进行整合。2001年7月，民政部下发了《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决定从2001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大中城市和市辖区作为示范单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意味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开始步入正轨。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的变化历程是与社区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认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而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却是90年代末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也开始根据自身需求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各类社区社会组织。[1]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城市社区建设从提出到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再到逐渐成为我国城市转型的基础性工程，一直在飞速发展。在这段不长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先后对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模式等等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及如何促进其功能的发挥，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互动与建构：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

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认为，社会组织也是一种角色。而任何组织之所以能够生成与发展，都因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角色期待。进一步说，社会组织的角色最终是由处于各种不同地位和期望的社会网络所构成。[2]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功能发挥不但在宏观上取决于其在社会大系统中所处的结构关系，也在微观上受到其同属一个系统的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这种关系往往具体体现为其他系统主体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认识以及社会组织对于这种认识的角色领悟，这种认识和领悟统称为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在社会组织介入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大系统下的其他行为主体（主要为政府以及社区居民）与社会组织在互动关系中，形成了一定的角色定位，通过不同层面对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功能的发挥施加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之所以选择角色定位而不是传统的系统结构作为功能分析的视角，是因为角色定位的视角更有助于把握社会组织的内涵，正如文军所言：“因为这一路径既能够有效地拓展社会组织的研究范畴，深化社会组织的研究内涵，也可以从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和角色实践的关系来深入检讨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及其出路。”[3]

前文谈到，社会组织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在时间上基本同时，是两条相互影响的脉络。而在这个发展的脉络之中，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与同处社会大系统之中的两个最重要主体——国家以及社会（社区）产生互动，这种互动渐渐地促使了社会组织这一新兴事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并且渐渐地形成了国家以及社会（在本文的语境下更多的体现为社区及其居民）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作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存在，同时也是在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4]而社会则是城市社区建设的大背景，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存在的“天然土壤”，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主体。

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社会组织在转型期的城市社区建设中，主要担负了三种不同的角色，继而发挥着相应的社区建设功能，而这三种不同的角色则是在与国家及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步演变而成的。首先，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上不同于市场上的经济组织以及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机构，其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这一极，是比较典型的“私人领域”，在城市社区的范围之内，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乃至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和客体，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目前社会组织已经融入了社区，成为了与社区事务息息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城市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非国家权力性的组织，也是参与国家社区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通过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的各项进程，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地位主要是管理而不是被管理，其与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体，共同构成了多元的社区建设结构；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组织又是独立于国家与社会（本文主要指城市社区）之外的第三方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与政府形成某种制约关系， 同时也发挥协调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的角色及政府与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历程，社会组织从政府的完全附属者逐步向相对独立的主体方向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将走向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对立面）。

二、作为城市社区建设客体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首先是社会的一部分，与作为国家的政府相比，是后者的管理对象，从而也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对象之一。从作为社区建设的客体的角度来讲，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作为社区建设的一个目标而存在，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其不可避免的受到国家的管理以及一定建设行为的施与，同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功能。这些功能是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也是自身成长的某种体现。伴随着转型期的社会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也经历了显著的成长，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比上年增长4.1%，其中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注册个数比2001年分别增长85%、132%；基金会由无到有，2009年底已有1843家。社会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和自身影响力显著增强，2009年，全国接收各类社会捐赠款物达到332.78亿元，2008年统计志愿者规模接近一亿人。

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客体之一的社会组织，其参与社会建设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自身组织的壮大和发展而实现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增强了社区基层的凝聚力；二是扩展了社会的自我动员能力；三是弥补了国家在社区层面权力让渡所造成的空白。这三个功能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所承担的一些本体，需要注意的是，在发挥这些本体时，社会组织需要接受国家（政府）的管理，才能保证其自身的有序发展和功能的良好发挥。

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增强了社区层面的社会凝聚力，有效地维护了社区的稳定和团结。[5]增强社区凝聚力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对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而社会组织对于实现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路径起到了相当大的承载作用。第一，社会组织的壮大，完善了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需要的社区公共意识；第二，社会组织之间交流以及联系的紧密，有助于其分担政府的事务性工作，完善其在社区建设中的各项功能；第三，社会组织之间利益的整合，有助于培育新型的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的社区公共意识，并最终服务于城市社区建设。[6]

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增强了社会资源的自我募集能力，有效地减轻了政府负担，为社区建设的人力物力投入提供了保障。作为区别于政府以及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的存在，社会组织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上述两者不能或者不愿提供的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的壮大则使得支撑公共服务的资源变得常态化和多元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公共服务的有序提供。

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弥补了国家在社区层面权力让渡带来的权力真空状态，行使了一定的政府职能，扩大了社区建设的参与力量。社会学一直有观点认为，在正式组织缺失（国家）的情况下，社会可以自主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社会组织）来履行正式组织的功能，[7]作为社会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组织形态，社会组织当然也不例外，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社会组织不但能够弥补一些政府的不足，实现一定的民间治理，形成民间秩序，促进公众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且能够充当社区的保护者，通过各种手段有效地缓和因营利性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扩张所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8]

三、作为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社会组织

一般而言，社区建设的两大主要内容分别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两者联系紧密，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作为城市建设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其参与社会建设的主要形式也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扩展社区服务，丰富公共产品的供给；二是参与社区管理，推进社区建设。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9]因此，社区不只是一个区域概念，而且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空间呈现。这种共同生活体现为个人和家庭所必需的但是仅靠个人和家庭无法提供的生活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基础性生活条件，如良好的社会秩序、清洁的周围环境、健全的基础设施等；第二，基本的社会交往和交流，包括聚会、娱乐、表达、商业交往等等；第三，便利的公共服务，包括健康服务、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就业培训和咨询等；第四，社区福利，包括社区救助、邻里互助、社区慈善等；第五，社区归属和认同。[10]而社区建设则意味着上述共同生活需求的合理性满足，这种满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二是提升社区服务水平。这恰恰是对于社区管理以及公共服务的一种回应。

尽管就目前中国的社区发展水平而言，政府还是最主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提供者，但是政府并不是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其提供者应该是多元主体性的，[11]其中社会组织就是多元主体中最为重要的一员，无论在提供公共服务还是在参与社会管理领域都贡献出了自身的一份力量。在2012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十三次民政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政府事务性管理工作可适当交给社会组织，更是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事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同时，当前在中国，社区服务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面向全体居民的社区服务与面向居民殊群体的服务，[12]而政府的服务范围往往面向的是全体居民，这就为社会组织服务介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逐渐推动形成了一个主体多元化、职能专业化、参与大众化的社区建设框架。它的诞生，改变了社区建设只有社区居委会一个主体的旧面貌。多元化主体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更重要的是各类社会组织带来了社区建设的专业化。社会组织能够组织专业化的人才提供专业化的社区服务，包括公共服务、社会慈善服务、社会工作服务，而这些专业服务往往通过政府的购买形式得以实现；[10]同时尽管政府的社区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也需要专业人才来管理和经营，但是专业化的建设并没有排斥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大量扎根于社区的社会组织更是推动了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

四、作为公共领域①的社会组织

按照哈贝马斯的描述，公共领域是指作为与私人领域（市场经济）以及公共权力领域（政治国家）相对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13]作为公共领域的社会组织，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崛起，而不仅仅是充当媒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从更深层次上践行了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王颖认为，社区是中国公民社会崛起的重要组织方式，社区层面的公民社会的崛起主要体现为社区自治和城市共同治理，在这之中，上下结合的两种力量推动了这种表现：一方面，集权力、信息和资源于一身的政府主动向社区让权、还权、授权，成为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动力”；另一方面，草根社区涌现出一定的追求自治的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并对现行政治和管理体制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而实际上，作为公共领域之一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才是承担公民社会崛起任务的最重要组织实体，从这个角色出发，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的更深层次的替代国家（政府）的功能，是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崛起，而不仅仅是前面所描述的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

对于中国公共领域下的社区建设研究，王敬尧采用了“参与式治理”的概念，认为社区建设中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形成了“合作互动”。[14]这种“参与式治理”不但在一定的程度上扩展了社区的自由和权力，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增强了社会自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更多的体现于社会组织，并由之行使。需要指出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的关系构建中，最根本的是二者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建立有机统一、互动的正和博弈关系。[15]所以，社会组织作为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其填补国家主动让渡的权力空白，为社区建设服务，并且逐步推进公民社会的崛起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与国家分庭抗礼的第三种力量，而是要基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自己合适的角色定位，促进两者不断地统一协调、良性发展。[16]

五、总结与讨论

总体而言，角色定位的准确与否对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影响极为显著，这个问题看似老生常谈，却又真切地触及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问题本质。学界针对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在近十几年的并行发展之中，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中的角色定位日渐清晰和明确，其功能优势也日趋显现，但是该问题却依然存在。例如国家对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往往体现于法定分类管理方式以及相关的政策文件之中；与国家的角色定位不同的是，社区（尤其是社区居民）对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往往体现于各种新媒体，以及某些特定的社区建设行动逻辑之中，这种正式与非正式定位方式带来的解读困难将不可避免的导致一定的定位失准。同时，不尽明晰的角色定位带来了中国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第三部门，它们像一盘散沙，支离破碎地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17]因此，如何进一步明晰社会组织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必将是未来社会组织工作的展开方向。

尽管对于社会组织的未来功能的发挥，我们持肯定以及乐观态度，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无论社会组织的功能如何发挥，都不能脱离上述的三个角色定位而存在，作为社区建设的客体之一，社会组织必须摆正其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即必须处于政府的领导与管理之下，而不是与政府平起平坐甚至谋求高于政府的地位；作为社区建设的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必须扎根于社区，利用政府的“放权”空间，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优势，以服务社区建设为己任；作为公共领域，社会组织必须明确自身独立于国家以及市场之外的定位，在社区建设领域发挥功能，为公民社会的崛起做出贡献。

在社区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全国各地纷纷开始了各种新式的社会组织创新活动，如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建设等等，这些经验为我们更为明晰地理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有效扩展城市社区建设（乃至整个社会建设事业）中社会组织的功能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注 释：

①尽管公共领域是西方学术语境的一个概念，能否引入中国

开展研究还有争论，但在我国可以借鉴用于作为“公共事

务参与空间”的含义来予以讨论。

参考文献：

[1]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研究：回眸与展望[J].社团管理

研究，2009，（10）.

[2][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浙江人民出

版社，1987：45.

[3]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J].江苏

行政学院学报，2012，（1）.

[4]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

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

[5]冯钢.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

体”[J].浙江社会科学，2012，（1）.

[6]刘厚金.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及路径选择——以上海某

社区为例[J].理论探索，2007，（1）.

[7]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

径[J].社会学研究，2011，（1）.

[8]马长山.NGO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时期的法治秩序[J].法

学研究，2005，（4）.

[9]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9：101.

[10]王春光，梁晨.对当前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的几点理论反

思[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8）.

[11]杨团.社区公共服务浅论[M].华夏出版社，2002：34.

[12]陈洪涛，王名.社会组织在建设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中的

作用——基于居民参与型社区社会组织的视角[J].行政

论坛，2009，（1）.

[13]黄月琴.“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传媒研究中的运用

[J].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6）.

[14]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M].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8.

[15]费爱华.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

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J].南京社会科学，2011，（5）.

[16]范明林.非政府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关系[J].社会学研

究，2010，（3）.

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乡；社区建设；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6月17日

一、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基层组织建设是整个社会管理的根基。在城乡基层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在社会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显著，承担的社会服务和管理任务更加繁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更加突出。大力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织部分。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有利于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基层政权，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刻认识加强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城乡社区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领导，统筹推进，强化服务，创新管理，为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需要。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民生，民生问题关乎群众的“幸福”，做好民生工作就是做好群众工作。社区是社会最基本单位，能准确了解群众诉求，社区服务与广大居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联系。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与管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好维护群众利益。

（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社会稳定的根基在基层，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有助于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为社会稳定创造基础性条件。要充分认识加强社区建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从社区开始，建立解决问题的基层机制，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积极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的情况看，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社区建设也面临一些困难，在体制、理念、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制约社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影响了社区建设进程。

（一）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定位不清。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不顺，管理职责模糊，服务功能错位，社区服务业发展比较单一，削弱了其应有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管理的边界不清，造成社区组织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职能，侵蚀了社区自治的空间，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受到很大限制。如不少地方社区建设基本上以解困济贫、解决孤寡残困人员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困难为主要内容，缺少集教育、生活、娱乐、保障等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在实现社区全方位建设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需要回归社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逐步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出现了管理缺失的现象，同时也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给我国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难题，大大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二）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区原有基础设施较少，工作场所多是租用或借用，条件相对简陋，办公用房普遍达不到要求，不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同时，社区活动场所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当前民众生活的诸多要求。要保障社区的办公条件，解决社区综合服务站建设问题非常严峻。社区建设经费及办公经费短缺，也是困扰社区开展正常工作的主要问题。资金投入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和缺乏统筹规划，已影响到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建设，导致社区服务设施不全，影响社区服务和活动的开展。

（三）城乡社区服务人才十分缺乏。做好群众工作，关键在干部，社区管理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社区治理水平。社区干部中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较高素质人才还相当缺乏。主要是缺乏激励机制，待遇低，难以吸引较高素质的社区管理人才。同时，社区中许多人力资源也没有得到发挥，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难以适应社区建设发展的需要。社区人才队伍素质亟须提高，社区人才结构亟待优化，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工作能力亟待加强。

（四）城乡社区治理思路不够明晰。由于自治理念不清，目前仍有很多社区工作负担过重，承担大量行政性工作，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在带领社区居民建设和谐社区中的凝聚力和协调力。有些社区成员对社区建设这一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知之甚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激发、调动起来，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现阶段城市的社区服务已经发展到对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服务，而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又因重视不够和受政策影响，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难以满足社会管理要求。

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社区功能定位，明确社区服务职能。“社会千条线，社区一根针”。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的任务，肩负着几十种服务功能。从国际社区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践来看，社区建设必须依托于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为加强社区组织管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作用，在政府部门专门设立职能管理机构，直接从政府部门中选派公务员到社区任职等，政府则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来把握社区的活动方向。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划定基层政府与社区边界，赋予社区自治功能，科学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职能，大力推进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建设，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行政推动等措施，加快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社区救助、就业、卫生、养老、计生、文体、教育、安全及生产生活服务，搭建面向社区的综合服务信息平台，使社区居民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定向、便捷、周到的服务。加强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鼓励社区兴办居家养老服务等福利服务项目。要优化社区布局规模，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网络，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切实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服务条件。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在办公用房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立法来解决社区工作用房、居民公益设施建设问题。新加坡国家设有住宅发展局，早在1967年，该局就制定了“土地所有权法案”，其中规定，由开发商建设的公共组屋，每栋楼底层都不得安排住户，而是用于开设商店或娱乐室，供居民休息、娱乐和购物之用。因此，要切实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公共用房建设，将社区工作用房、服务设施和户外活动场所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专项规划，根据社区布局，在综合考虑增强社区造血功能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办公用房面积、地点、结构，配齐公共配套设施，建议可在土地出让时，将社区办公用房建造设置为前提条件，由受让方负责建造，无偿提供给社区使用。在保障措施上，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将社区建设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社区基础设施项目扶持资金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金。国外社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基金会和私人捐款，以及收取的服务费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占60%左右，捐助占11%，服务收费占29%。我们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快建立多渠道的社区资金投入机制，采取共驻共建、社会支持、街道自筹等多种形式，筹措社区建设管理资金。

（三）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创新社区服务模式。社区信息化不仅能显著提升社区的工作效率，而且能大大提高社区居民的服务满意度。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应加快社区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实现社区服务功能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被动应付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为此，要把社区信息化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网络资源，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信息服务网络。在社区服务上，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综合各类服务资源，建立完善社区服务行业信息平台，开设热线电话和社区服务网站，提供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水电维修、房屋工程、房产服务、法律指南、劳动结业、教育培训等多种服务信息。要大力支持社区信息化建设，整合社区服务内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提供更加便捷的社区政务、商务服务，着力推动“平安社区”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建立激励考核机制，稳定社区人才队伍。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的激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积极为社区人力资源提供施展空间。在干部待遇上，建议在继续强调社区干部的奉献精神的同时，应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把报酬与工作岗位、工作实绩、年终考核相挂钩，建立由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值班补贴、年终工作目标考核奖等组成的工资报酬形式，提高工资水平，以进一步激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同时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选聘一批年轻化、专业化、组织协调能力强、有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和热心于社区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充实社区干部队伍，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要积极探索城乡社区用人机制的改革，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从事城乡社区工作。要大力培养社区卫生服务技术和管理人员，满足社区日益多样化、方便化和家庭化的卫生服务需求。要积极动员、广泛发动，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社区居（村）民开展自助互助服务，不断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促进形成强带弱、富帮贫、老帮小、我帮你、你帮我的社区和谐新风尚，使社区潜在资源都集聚到提升社区服务工作水平上。

（五）发挥社会力量，提高社区自治水平。社会组织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成员，社区成员的参与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所在。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推进社区建设，必须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建设如果缺乏社区成员、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政府与社区及非营利组织、企业建立密切合作、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政府引导支持、社区和非营利组织主办、企业通过市场提供多样化服务，是国际上社区发展成熟的组织模式和重要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定促进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立足社区，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着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组织，强化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基层管理和服务。同时，要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其管理和服务的社会责任。在组织建设上，要依照《居委会组织法》，强化自治职能，抓好居委会基础制度建设，把社区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使社区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将城乡社区打造成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平台，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魏礼群，何家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讲座［M］.学习出版社，2011.

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生；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有力推进，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推动下，社会组织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作为社会组织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将会伴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整体进程而进入一个快速、规范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以其自身特有的组织特性与优势将在服务基层民生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解决基层民生问题需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近年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也强调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P.15）可以说，解决好民生问题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在我国，民生问题具有比较突出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一些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民生问题还存在结构性矛盾，不仅每个民生问题内部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而且各个民生问题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化解这些复杂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方面力量进行联动，需要系统的制度安排来进行保障。毋庸置疑，政府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推进民生领域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改革迫切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和关系。根据已有经验与理论，为了避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在现代民生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支撑作用，需要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力量的积极性，促进民生建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增进民生建设的活力与动力。

一定程度上说，民生问题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基层。如在城市，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大量的涉及基本民生的事务都要在社区进行办理与解决，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流动人口将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公共服务的重心必然下移，这对当下的社区治理及基本公共服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课题。基层社区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基础，它对社会动态的反映尤为敏感、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更为直接。可以说，解决好基层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存保障与生活质量，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来说，仅靠基层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不断变化，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需要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不仅是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新形势下不断开拓基层民生服务新格局的题中之义。社区社会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民间性、社区性等特质，这些特质不仅养成了该类组织的“性格”、形塑了该类组织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助于规避政府、市场在基层民生服务中的一些“失灵”风险。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建设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在社区里，改善基层民生的相关领域与内容，一般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宗旨、目标、活动内容等相互呼应。也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是其实现自身组织诉求的使然。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关注民生、参与民生、服务民生，不仅能够实现其组织的自身价值，而且也能够扩大组织的影响力、提高组织的美誉度，从而提升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树立组织的良好社会形象。

随着现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不断推进，民生服务的格局与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力量正在影响着基层民生服务新格局的生成。在实践中，它已成为优化现有民生服务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社区社会组织一般都是由居民自愿组成，并根据社区居民实际需求而建立的，在服务民生过程中具有更为突出的实效性、针对性及灵活性，对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能够做出迅速回应。大体来说，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在居家养老、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公益慈善等方面提供形式多样的便利服务，而且有些社区社会组织由于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在服务基层民生中还能够为特殊人群提供更为及时、贴心的“专业”服务。在基层社区，随着政府转变职能工作的推进，政府可以把一些转移出的具体公共服务工作交给一些有能力、有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这样做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民生服务压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也能够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力。

在积极推进“社区社团人”建设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将会得以充分显现。社区社会组织来自民间，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在联络社区各方力量，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上具有一定的组织优势，而且通过有组织的参与活动、表达民意诉求，还能够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内各组织之间关系、提高社区公共议事能力。可以说，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也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通过积极参与基层民生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凝聚居民的纽带作用将得以进一步提升，美丽社区建设的主体作用也将得以进一步彰显。

从整体来看，虽然在一些地方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发挥，然而，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相比、与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相比，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还面临着一定的不足与挑战。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来看，主要有：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组织内部制度化建设还不够健全等等。从政府的培育与扶持来看，主要有：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还无法满足现代社区治理实践的需求，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社区社会组织的种类还比较单一，活动内容有限；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还有待提高等等。从社会认知来看，主要有：整个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还不高；一些地方、部门、组织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还不够等等。

二、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理念、高度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基层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建设的大力开展，在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在满足民生多样化需求、提升基层民生保障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在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与成效。然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组织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能力与功效还持有怀疑态度，思想保守、认识不足已严重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此，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要不断强化民生思维，树立治理理念，激发社会活力，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社区治理、改善民生中的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努力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助力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的社会共识。在基层实践中，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更新理念，解放思想，善于运用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成果，在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关照下，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2]（P.13）紧密结合我国基层实际，开拓创新，努力地在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理论上、制度上、实践上取得新突破。

（二）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长效机制

为了确保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有序开展，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规范化制度安排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可以适时建立以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协调的工作机制，创造性利用已有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机构的人员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工作进行日常指导与管理；可以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培育――支持――监管――评估――奖励政策体系，做到有组织机构管理、有专人负责、有规范制度、有监督机制、有保障措施、有宣传渠道。当前，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实际，要不断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制度，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社区社会组织也要不断加强内部治理，通过规范化的组织建设，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舆论宣传以及其他有效手段和措施，积极引导、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关注民生、参与民生建设，对在助力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社区社会组织要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通过建立规范化的保障措施，利用政府公共资源带动各类社会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提供场所、设施、平台、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总之，通过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民生建设的体制与机制，将有利于调动社区内各方力量，以此形成有效改善基层民生的合力。

（三）要着力培育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民生建设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参与民生服务，针对当前社区建设、改善基层民生的实际，要着力重点培育和鼓励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生建设，这不仅因为在当下社区建设中，这两类组织开展活动的内容是基层民生建设所急需的，而且还因为这两类组织开展的活动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在社区开展民生服务，不仅能够有效地扩大其组织的社会影响，而且还能够增进社区居民对整个社区社会组织的了解与认知，从而为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基层民生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此，在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过程中，要不断加大对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筹集资金上的支持力度，如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要给予适当倾斜。通过建立培训机制，不断提高这两类社区社会组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专业化、职业化带动组织的整体发展，以此进一步提升其服务民生水平。要不断加强专业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通过专业社工来帮助和指导这两类组织参与基层民生项目，通过志愿者来充实组织力量、扩大社区参与。在实践中，要善于总结这两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具有较好示范性效益的做法、模式要适当地进行复制与推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