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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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修改权精神权利经济权利LinuxGPL

一．绪言

随着e时代的到来，高新科技的兴起、数字化产品越来越多涌入市场，对这些技术、产品的保护日益成为新的课题；其间，大量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应用是信息时代的主要特征，计算机广泛应用与人们生活、工作的各各领域，带来极大便利，而计算机软件是计算机的灵魂和应用的关键。因此，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对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尽管随着计算机软件的发展、技术的提高和对知识产权领域认知的深入、突破，理论界和一些国家操作实践中采用了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或商业秘密与版权相结合的保护模式，但几乎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都主要采用著作权法这一手段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10条第1款明确规定有“无论以源代码或以目标代码表达的计算机程序，均应作为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所指的文字作品给予保护”亦正表现了世界范围上对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承认。

在当前，如何更好地平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的利益仍然在争论之中。而作为具体的单一权利，计算机软件权利人（包括了公众使用者）的修改权（TheRightofModification）亦是一重要权利，修改权的变迁实际上也正印证着计算机软件对其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利益平衡态度的转变。于本篇，予仅就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之修改权及其发展在著作权保护前提下进行探讨。

二．软件修改权概述

1．软件修改权的含义

从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称《保护条例》）第1条规定可以看到，我国立法者是将该条例置于了《著作权法》的特别法地位[1]。则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三）项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修改权就是指著作权人享有的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单就计算机软件享有的修改权而言，原1991年6月实施的《保护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修改权之规定，只是在第9条的（三）项规定的使用权中规定有“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复制、……、修改、……等方式使用其软件的权利”，其间提及修改权而已；而修改过后的2002年1月实施的《保护条例》则明确了针对计算机软件的修改权是指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的权利[2]。此项规定相对于前者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它将原来条例的使用权分散开来，形成一些具体的单个权利，再对这些单个权利进行比较详细的规定。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到，对于修改权的规定，《著作权法》与《保护条例》规定是存在差异的，不过条例所规定的修改权相对更加具有针对性。

2．软件修改权的主体

《保护条例》明确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修改权，具体而言，即是指依照条例规定，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另则，从条例清楚，该主体是指软件著作权人而并非是软件开发者。但同时，根据《保护条例》第9条规定，除条例另外有规定的外，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而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在此，有必要了解所谓软件开发者，是指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则从上完全可以认为除去非正常的例外，通常所言的软件修改权主体就是软件开发者[1]。

那么被许可使用和非经最初的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计算机软件的用户是否同样都享有对软件的修改权呢？

首先对合法被原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使用的用户分析。一般认为对这类用户的必要修改权是应当受到法律所保护的，正如条例第16条规定“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的必要的修改”以法律的形式授权于这类用户。但是值得探究的是，该条例赋予权利的对象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那么就意味着非合法软件复制品所有人并不享有这项权利。问题是，条例中的“合法”所针指的对象是什么，是对软件复制品合法性要求还是对所有人对软件复制品所有权利的合法？如果是针对前者的“合法”，则其似乎就没有否认违法享有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享有本修改权，而这是并不符合法律的基本要求的，会产生反面的鼓励，故而从立法本意而言，该“合法”自是针对享有的合法性要求，这同样存在一个疑问，即对于合法享有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和合法享有非法复制品的所有人是否皆享有这一必要修改权？勿庸置疑，合法享有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享有本修改权；对于后一种所有人，就需要具体分析了，一般而言，法律并不支持软件非法复制品。

再看第二种情况，予以为非经许可[2]并不必然代表该用户是违法使用计算机软件，这样就存在需要权衡这些公众范围用户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问题。关于此问题，《著作权法》有体现，即在充分保护原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下，又对其进行合理、必要的限制之原则；于《保护条例》中也对应应有同样体现。而随着计算机软件的运用和普及，这又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容予后文详述。

3．软件修改权的客体

显然，要了解修改权的内容得明确修改权的修改客体。从条例可见其修改权客体是计算机软件。而著作权法上规定计算机软件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修改权客体——作品之一[3]，学者也以为“以高新技术和创作行为而产生的诸多信息产品理应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4]，因此从客体上看，《保护条例》作为相对于《著作权法》的一部特别法也是合理的。

所谓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称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法号化的语句序列就是计算机程序；而文档则被认为是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具体说，该文档不仅包括以书面的文字形式表达的文档，也包括存在于计算机硬件或者存贮于软盘或光盘中的文档。同时，立法者认为，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是同一作品，对此，有学者就明确同一程序的源代码表示和目标代码文本是同一作品的两种不同形式（version或者form），是版权保护所指向的同一标的[1]。

目前我国针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要求其以固定化的形式予以表现；具有可复制性，可以通过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同时应当具有独创性，以体现作者的个性特征，也应当是属于作者智力劳动创作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计算机软件同传统作品并无多大差别，是以将其归类为著作权客体是合理的。

但是具体而言，计算机软件并不完全同传统著作权客体——作品。首先，计算机软件包含着更多高科技、数字化信息并且其获得途径极多；其次，传统作品多在于以文字、美感等形式通过展现其内容来提供信息或娱乐，以被人感觉为目的，主要是一种情感的表现，是人和人之间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2]；但无论软件开发者还是其他软件的用户看重的都并非计算机程序或者该程序或文档本身，而是该软件在计算机硬件设备中可运行而产生的强大功能；再次，与传统作品的有形载体相比较，计算机软件之核心——程序，一般是以软盘或光盘的形式存在，因此相对而言，也极易被不着痕迹的修改、变动。再加上计算机软件的广泛应用，传播范围广之特点，自然便给对计算机软件修改权享有人的权利保护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因此，从上述比较看来，计算机软件的修改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著作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它有着作为特别法所相对独特的内容。

那么，修改权客体是不是必须是经过登记的计算机软件呢？1991年实施的《保护条例》对此认为，经过软件登记管理机构登记的软件是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这严格限制了就修改权被侵犯而寻求救济的范围。而新的《保护条例》对此则作出了适应现代软件发展的社会需要之规定，淡化登记的作用，认为登记只是软件权利人证明其权利的方式，不再是寻求救济的前提。这显然便利甚至可以说是扩展了修改权救济请求的范围。

4．软件修改权的内容

从前述修改权的概念可以很清楚，行使修改权是一种法律授权进行增加、填补，或者删节、改变的行为。按一般通说认为，修改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著作权法》第（三）项规定的修改权仅是狭义的概念说；广义之修改权还包括“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3]。便是以为一项完整的修改权得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诠释。修改权是从授权性方面而言，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从禁止非著作权人行为层面上论述的[4]。所以有学者又认为软件修改权是软件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对其软件制作修改本和禁止他人擅自制作修改本的权利[5]。

尽管如此，但《保护条例》只授权软件著作权人以软件修改权，而并没有如著作权法中规定一种保护计算机软件完整权。于此，予以为条例第23条规定的责任性条款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不法修改权加以禁止或者限制；不然，则以条例之特别法地位，亦可应用著作权法中的相关规定，实在不必进行一种重复性规定。

具体到软件修改权，是指对未完成或者因为原软件有瑕疵而不能操作的程序进行的修改，从而使之能够运行或者完成运行。就其内容而言，修改权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第一，修改仅仅是对原有程序或者文档细微瑕疵，从而使原程序完善；第二，是一种创作辅助功能，即对没有完成的或存在功能障碍的软件进行修改，使之完成运行；第三，则是对根本不具备软件价值的程序进行修改而形成可以运行或完整的程序[6]，这实质上俨然是一种新的创作了。予以为此与《保护条例》中修改权内涵并无不相符合之处，条例对修改权中修改应当到达何种程度并没有具体的止限，因此，无论是对原程序的细末修正，还是辅助完整创作，抑或是几乎在原程序上的新的创作都可被修改权的内容所涵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计算机软件的修改具体包括对软件程序的修改包括对源代码（opensource）和目标代码的修改，这也并不同于对传统作品的修改手段。源代码是用人工语言或自然语言编写的、反映设计人总思想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机器不可执行[1]，而后者才是一种通过语言翻译程序处理后所转化成的可以由机器执行的指令。如果从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形式而非创作该源代码的技术思维角度考虑，学者认为“对软件的修改可以是用同一种编程语言，也可以用另外一种，修改应当是不拘泥于原来软件编程语言形式的”[2]之观点自然也就不无道理。

三．软件修改权的性质

这首先需要从著作权法中对修改权性质出发进行探讨。通过对目前对修改权的论述观点看，在其性质上主要是争执修改权究竟是一种精神权利还是一种经济权利。

精神权利是不直接体现为财产内容但又与人身紧密联系的一种权利，是相对于财产权利而言的，本质上属于人身权范围。而著作精神权利（MoralRights），即著作人格权，是作者基于其作品所依法享有的各种以人身利益为内容的并不直接体现财产内容的权利，它是著作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与著作经济权利对应。虽然于著作权法中有主张著作精神权利应被纳入民法中一般人格权，但是学理界对著作权法中精神权利亦是人格权之观念并不完全同一，这里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被称之为“一体说”，认为著作精神权利并无特殊之处，它无非是民法中人格权利的一种形态；而“民法人格权制度之外另设著作人格权制度，纯粹出于保护技术上的需要，并不表示二者在性质上存在差异”[3]；另一种观点则是“分离说”，强调两种权利的客体和归属的差异性，认为它们是两种各自独立的权利。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争议，但在作者死后对其精神权利的存续处理问题以及这两种权利皆为宪法所引申之认识上却一致。而所谓经济权利，是作者及其他著作权人通过某种形式行使作品，从而依法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

与普通法系国家将版权中精神权利多作为实现版权人利益的又一重保障之观点所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在著作权方面存在着对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关系认识有差异的两种学说，即以德国为主的“一元论”说和以法国为主的“二元论”说[4]，但从著作权来源于“天赋人权”、作品是作者人格权反映出发，一直都将精神权利作为著作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视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享有和保护。之于我国著作权法而言，其在保护精神权利观念上承继了大陆法系的上述传统观念，这一点在是勿庸置疑的。学理界通说认为，我国著作权法赋予了著作权人四种精神权利：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从其间可以很明白，一般意义上的修改权是一种精神权利，其具有与著作权人人身紧密结合的特点，是基于作者的智力创作完成的作品而产生的权利，学者韦之在《试论版权中的精神权利》中就明确认这一观点。

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毫无疑问直接肯定计算机软件的修改权就是一种精神权利呢？

有学者在论及计算机软件相关问题时就明确指出“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赋予软件著作权人3项精神权利，即发表权、署名权和修改权”[5]；其他大部分学者也如是认为。其实，持此同一观点者大都是从计算机软件系属作品所包含的内容之一出发，认为《保护条例》是著作权法保护中仅仅针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之法律，则自条例的地位和计算机软件与传统作品的相似性（前文已述）完全可以得出计算机软件之修改权是一种精神权利之结论[1]。但这并不是学理界统一的定论，反对此观点的学者以为，软件的修改是对原有软件进行修改形成在功能或者性能方面得以改进的软件，其不同于一般作品著作权中的精神性质修改权，反而是类似于一般作品的改编权，是纯粹的经济权利而并无人身不可分性可言[2]。

从《保护条例》第8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来看，明确软件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其软件著作权，且授权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其包括修改权在内的软件著作权，并有权因此获得报酬。这样的规定与《著作权法》第10条授权规定存在相当的差异，后者并不授权于著作权人以对其享有的修改权等精神权利进行许可他人行使和转让之权利。那么，软件修改权究竟是绝大多数支持的精神性权利，还是少数学者认同的经济性权利，抑或其他？

对精神权利的分析得知其与人身具有相当的不可分性，具有相当的专属性，附属于权利主体而不能或者难以转移，所以于著作权法中并不赋予著作权人以对其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和许可操作。如上文已然分析持“同一观点”者的统一思维：将软件保护条例作为著作权法的一部分，又计算机软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在著作权法中享有精神性权利之一——修改权运用到计算机软件保护立法中，即替换为软件著作权人应当享有软件修改权这一精神性权利之结论。从纯粹逻辑上考虑，因为《著作权法》是普通法而《保护条例》是相对于前者的特别法。一般而言，普通法的运用理念必然能为特别法所使用，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么，在著作权法中修改权是不能由著作权人享有行使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之权利的[3]理念同样也应当在软件保护立法中应用；在此一充分前提下，同时假设“同一观点”成立，则其结果是软件著作权人不能享有对软件转让或许可他人行使之权利，如此就产生了应然状态与实然实施的条例不统一的矛盾情况，也就是说从逻辑上很难必然推论出软件修改权就是精神性权利。更无论说软件修改权在具体客体、内容等方面并不完全同于一般作品修改权，有其自我的特质；另则，软件十分强调的运用性也使软件修改权需要与人身的相当程度分离。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软件修改权就是一种经济权利呢？不然。针对前文反对者的观点，予以为：其一，不用再赘述，对于软件修改权的概述已经比较明晰，虽然软件的修改权旨在软件功能的运用，但并不完全针对可以由此获取经济利益而行为，而且其同样需要软件著作权人、其他合法权利人的智力创作开发，是本人的思想体现，具有相当的人格性；其二，从最初的软件修改权来看，是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而且即使是在软件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各各领域之后，其与软件著作权人依然具有一定的人身性，这是勿庸置疑的。因此，可以说软件修改权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权利。

由上述分析可见，软件修改权具有相当但并非完全、绝对的人身性质，又具有区别于一般作品的极大经济价值而非纯属于经济性，所以予以为，软件修改权是一种精神性为主兼具经济性双重属性的权利，其完全可以被软件著作权人依法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

四．软件修改权的变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原有的软件保护模式因为在著作权法模式的自动保护原则下产生，计算机软件不必公开其源代码亦可以享受保护，然而这并不利于软件的全球性利用和进一步开发，因此在软件行业日益需要一种新的能够适应internet特点的软件发展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所有人开放软件。而Linux操作系统就是在这种开发模式要求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并迅速在近年来在市场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IBM公司就一向支持Linux系统，形成对微软公司软件行业垄断的抗衡，而我国软件市场也正在逐步向这种趋势迈进。

Linux是以源代码公开为整个开发模式的基础，这样就使得整个原始软件“暴露”在每一个程序员面前，接受质询、修改意见。计算机软件是一个大的系统，在传统的开发模式下仅仅靠个别的开发人员或者开发企业是远远不够的，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其结果甚至会使用户对软件失去信心。而在Linux环境下，用户也成为了协作开发人员之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Linux操作模式使得全球形成了一个软件发展的虚拟合作组织[1]。

Linux的发放通常是使用GPL。GPL（GeneralPublicLicense），即通用公共许可，提出一旦软件开发者接受了该许可条款，明示将自己软件程序的开发源代码公开，使之成为自由软件，则就将不得再享有更改软件的“自由”属性，不再享有对其源代码的与现在计算机软件保护体系下同等的修改权[2]。同时它也传递给人们一个相对与copyright的观念——copyleft：任何散布软件的复制板或修改版的人，都必须将作者赋予使用者的自由传递下去，任何使用者不得剥夺更下游使用者的自由。”[3]，即任何再这些软件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对软件进行过修改，都必须允许之后的用户享有进一步拷贝和修改的自由，从而保证所有用户都能享有软件的自由。

由此可见，在Linux环境下，对自由软件而言，已然表示作者放弃了修改权和保持作品完整权。任何得到源代码的人根据许可条款都可以对程序进行自由修改、升级，但必须将程序的源代码和程序的修改者的源代码公开。而且根据GPL的规定，即使修改的作品构成了独立的作品，修改者也必须公开其源代码，也即其身份仍然是修改者而不是新作品的所有人，没有决定是否发表的权利，而只能履行必须发表的义务[4]；同样，在著作权法制度中，如果修改后的作品没有独创性，甚至改动很小，那么修改后的作品构成了对原作品的“抄袭”，即使在我国目前的软件保护中，也只有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才有法律赋予的例外必要修改权；但是对于自由软件而言，哪怕有最微小的修改，或者是复制，都不够成法律禁止的抄袭。

这里很明显存在一个权衡软件著作权人权利与全球人获取软件知识运用利益问题。作为衡量的理念,曾有人认为,作者的利益应当优于利用者的经济利益,意即认为,只要构成对作品的改动,就侵害了作品的完整权。但是,从著作权法的文义来看不能得出这样的优先关系；同时，从其立法意旨看，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促进软件产业合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与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并重。况且计算机软件除了具有作品性外还有其重要的工具性质，它同其他工具一样，需要全人类的智慧来共同推动其发展。另外，GPL保护公众获取知识的权利、促进文化的交流，进而在总体上促进知识的增长重要。予以为，正如推崇自由软件的人们认为，获得知识的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无形财产权并不是人的基本权利，原有严格的保护体系干涉公众的自然权利，甚至从某种角度说了限制人类的创造力。Linux的盛行和越来越实用证明了：我们必须相信人类理性与奉献社会的精神确实存在。其社群证明：尤其是在网络世界里，Copyleft观点比Copyright更能集结众人之力，创造出更好的软件。另外，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与物权的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具有无形性，对其使用、交流本身并没有对其造成什么损失，甚至会增值[5]，于此，微软因广泛应用而为人共识的强盛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从一个角度而言，Linux也并不是完全不保护软件最初著作权人的利益，就如同GPL第2版所言，其首先赋予了他们是否自愿公开、接受许可自由软件的权利，这是其不享有修改权的前提，另则，为了使得一个软件受到GPL的保护，其GNU首先就申明这个软件拥有版权，受到版权的保护；而对于后来的修改软件者，GPL同样保护其权利，认为修改人可以将修改权后的程序署名；再者，条款又规定GPL下修改软件不应损害原始权利者的名誉；如果自由软件的使用者愿意将程序的一部分结合到自由程序中，而它们的条件不同，则需要经过自由软件版权人的许可等等规定。

五．结语

计算机软件保护是一个亟待研究、发展的体系，它需要综合各方面保护立法联合进行，同时衡量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而产生新的适应时代的方式。修改权从最初的对作品著作权人的几近绝对化保护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的转让权和许可他人使用权，以及合法复制品所有人的必要修改权的授予，再到如今网络时代下的Linux系统的发展，由软件著作权人选择接受通用许可下的公开源代码，无疑正是国家乃至全球对计算机软件保护的一个缩影。通过本篇对修改权的分析，予以为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便是使人们相信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需要看，对修改权的放宽限制措施是软件开发利用以及软件立法发展的一大趋势；而明确理解这一变化，对我国目前的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有着重要的前瞻意义。

参考文献

[1]寿步，软件网络和知识产权——从事务到理论[M]，长春：吉林人们出版社，2001；

[2]黄勤南，尉晓柯，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M]，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9；

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范文第2篇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全文20xx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 则

(20xx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39号公布根据20xx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xx年1月3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一条 为了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促进软件产业和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计算机软件(以下简称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

第三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

(二)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三)软件开发者，是指实际组织开发、直接进行开发，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

(四)软件著作权人，是指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软件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四条 受本条例保护的软件必须由开发者独立开发，并已固定在某种有形物体上。

第五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软件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

外国人、无国籍人的软件，依照其开发者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依照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条例保护。

第六条 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

第七条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

办理软件登记应当缴纳费用。软件登记的收费标准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章 软件著作权

第八条 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下列各项权利：

(一)发表权，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在软件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对软件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的权利;

(四)复制权，即将软件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五)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六)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软件的权利，但是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七)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软件，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软件的权利;

(八)翻译权，即将原软件从一种自然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文字的权利;

(九)应当由软件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

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其软件著作权，并有权获得报酬。

第九条 软件著作权属于软件开发者，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如无相反证明，在软件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开发者。

第十条 由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作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合作开发者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合作开发的软件可以分割使用的，开发者对各自开发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是，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扩展到合作开发的软件整体的著作权。合作开发的软件不能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开发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权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开发者。

第十一条 接受他人委托开发的软件，其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无书面合同或者合同未作明确约定的，其著作权由受托人享有。

第十二条 由国家机关下达任务开发的软件，著作权的归属与行使由项目任务书或者合同规定;项目任务书或者合同中未作明确规定的，软件著作权由接受任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

第十三条 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软件著作权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开发软件的自然人进行奖励：

(一)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

(二)开发的软件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

(三)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软件。

第十四条 软件著作权自软件开发完成之日起产生。

自然人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自然人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自然人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软件是合作开发的，截止于最后死亡的自然人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软件著作权，保护期为50年，截止于软件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但软件自开发完成之日起50年内未发表的，本条例不再保护。

第十五条 软件著作权属于自然人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在软件著作权的保护期内，软件著作权的继承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继承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权利。

软件著作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变更、终止后，其著作权在本条例规定的保护期内由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没有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由国家享有。

第十六条 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根据使用的需要把该软件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

(二)为了防止复制品损坏而制作备份复制品。这些备份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并在所有人丧失该合法复制品的所有权时，负责将备份复制品销毁;

(三)为了把该软件用于实际的计算机应用环境或者改进其功能、性能而进行必要的修改;但是，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

第十七条 为了学习和研究软件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软件等方式使用软件的，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第三章 软件著作权的许可使用和转让

第十八条 许可他人行使软件著作权的，应当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许可使用合同中软件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的权利，被许可人不得行使。

第十九条 许可他人专有行使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没有订立书面合同或者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为专有许可的，被许可行使的权利应当视为非专有权利。

第二十条 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

第二十一条 订立许可他人专有行使软件著作权的许可合同，或者订立转让软件著作权合同，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登记。

第二十二条 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外国人许可或者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或者本条例另有规定外，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一)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发表或者登记其软件的;

(二)将他人软件作为自己的软件发表或者登记的;

(三)未经合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开发的软件作为自己单独完成的软件发表或者登记的;

(四)在他人软件上署名或者更改他人软件上的署名的;

(五)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修改、翻译其软件的;

(六)其他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复制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

(二)向公众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著作权人的软件的;

(三)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

(四)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

(五)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

有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行为的，可以并处每件100元或者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或者第五项行为的，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赔偿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

第二十六条 软件著作权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在提起诉讼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第二十七条 为了制止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软件著作权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在提起诉讼前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第二十八条 软件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或者软件复制品的发行者、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软件开发者开发的软件，由于可供选用的表达方式有限而与已经存在的软件相似的，不构成对已经存在的软件的著作权的侵犯。

第三十条 软件的复制品持有人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该软件是侵权复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应当停止使用、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如果停止使用并销毁该侵权复制品将给复制品使用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复制品使用人可以在向软件著作权人支付合理费用后继续使用。

第三十一条 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可以调解。

软件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施行前发生的侵权行为，依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1991年6月4日国务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同时废止。

计算机软件保护范围

1、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

2、文档：是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定、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范文第3篇

自2009年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来，文化产业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我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逐渐壮大的今天，如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业界共同追求的目标。

当然，从现实驶向美好的愿景并非一路通途，人才匮乏、原创力不够、融资难、缺少品牌号召力等各种瓶颈都在制约着文化产业向纵深发展。而对于音乐、图书、影视、动漫等以版权为核心的行业来说，防不胜防的盗版侵权行为更是阻碍发展的一大顽疾，尤其是网络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让侵权者也随之“推陈出新”，不再依赖于街边贩卖盗版图书和光盘，可以利用简单的数字复制大幅侵蚀互联网世界。低廉的成本、高额的暴利、对用户的“免费”诱惑，使得盗版在竞争中拥有巨大的“优势”，不断蚕食着正版的市场空间。长此以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创新力都将如千里之堤般溃于蚁穴。

面对如此形势，国家及时采取多项有力举措，打击盗版的力度逐年增加。2010年10月至今，国务院开展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据悉，仅去年一年，专项行动就查办案件32万多件，涉案金额88.9亿元，有效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增强了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与之相呼应的是，许多权利人也开始拿起法律的武器，向盗版宣战。

但是，在各种维权行动和侵权案件中，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相继暴露：一些法条的处罚力度较低，难以对侵权者实施高压打击；一些法条过于陈旧，无法适用新技术环境下类型多样的侵权行为。因此，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地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事实上，我国政府也正在加紧修法的步伐，目前著作权法、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和专利法的第四次修改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值得一提的是，去年3月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法第一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其坚持开门修法的做法也开创了我国立法工作的先河。

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范文第4篇

多媒体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归属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其原意为知识（财产）所有权，或智慧（财产）所有权，也称智力成果权。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是指人们对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的标记、信誉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它与房屋、汽车等有形财产一样，都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主要有以下特点：1.独立性。即只有权利人才能享有，他人不经权利人许可，不得行使其权利。2.对象是人的智力的创造，属于“智力成果权”。它是指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所享有的权利。3.取得的利益既有经济性质的也有非经济性质的。4.地域性和时间性。多媒体作品具备了知识产权的所有特点。多媒体作品是一种特殊的作品。作为一种作品，像其他作品一样，它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多媒体作品的特殊性在于主要依靠计算机来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符号，这种符号与其他作品所使用的符号不同，因而不能为人类识别，只能为计算机及其类似的机器识别。多媒体作品的这种基本属性，也影响到其著作权的归属处理。从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和其他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一样，多媒体作品的著作权应该属于开发者。另一方面，如果是合作开发的多媒体作品，其著作权的归属处理应遵照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合同处理，不同点在于强调书面合同是处理该类作品著作权的基本依据。

多媒体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侵犯多媒体作品知识产权的行为是指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所有人专有权利损害的行为。侵犯多媒体作品知识产权的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应该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但由于其侵害的对象不同，侵犯多媒体作品的知识产权行为具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如侵害形式的特殊性，侵害行为的高度技术性，侵害范围的广泛性，侵害类型的多样性等。多媒体作品的这些独有的特征，都会给其知识产权的保护造成一定的难度。对侵犯多媒体作品知识产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对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应该坚持过错责任的原则，以过错为要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多媒体作品的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等特点，使得权利人的专有权范围被他人无意或者过失侵犯的可能性与实际机会要比其他物权的可能性大的多。也就是说，无过错而使他人多媒体作品的知识产权受损害，在某种情况下，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事实证明，在多媒体作品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很难，而被告证明自己无过错很容易。

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范文第5篇

2011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磊若软件公司（Rhino Software，Inc.）针对其享有著作权的Serv-U软件向涉嫌侵权人提起了一系列软件著作权侵权之诉。诉讼起因均为使用方未得到磊若软件公司的授权，未支付购买正版软件的费用即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产品，为此著作权人向法院提讼要求获得高额赔偿。

此类诉讼在中国多地展开，众多企业顿时被卷入该诉讼之中，例如乐扣乐扣、朗科、电驴等企业，纷纷被要求支付50万元～199万元不等的赔偿。可以看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爆发了大规模的、广泛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这是磊若软件公司有计划、有目的开展的维权行动。虽然该案件原告败诉，但案件数量之多，给中国司法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对中国使用盗版软件敲响了警钟。

案件解析

美国磊若软件公司是一家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注册的软件企业，专注于研发网络应用软件产品，产品在全球拥有数万家用户，包括财富500强前十名公司中的9家。Serv-U软件是该企业的软件产品，该软件是FTP服务器软件之一。FTP协议是专门被用来规定计算机之间进行文件传输的标准和规则，正因为有了像FTP这样的专门协议，才使得人们能够通过不同类型的计算机，使用不同类型的操作系统，对不同类型的文件进行相互传递。通过使用Serv-U软件，用户能够将任何一台PC设置成一个FTP服务器，这样，用户或其他使用者就能够使用FTP协议，通过在同一网络上的任何一台PC与FTP服务器连接，进行文件或目录复制，移动，创建和删除等。

磊若软件公司的Serv-U软件1.0版本发表于1995年2月，2012年的版本已经到了12.0，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磊若软件公司对该软件作品一直没有向美国版权局进行版权登记，直到2012年6月，磊若软件公司才向美国版权局进行了涉案软件著作权登记，这明显是为在中国大规模而匆忙做出的安排。

在此期间，磊若软件公司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发起Serv-U软件维权活动。磊若软件公司采用将涉诉的相关著作权总发包给中国大陆的某一经济组织，然后由该组织在全国各地选择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来发起攻击，先针对其享有著作权的Serv-U软件向涉嫌侵权人发出律师函进行维权，如果未能产生实际效果，随即再针对涉嫌侵权人提起软件著作权侵权之诉。

法律裁定

凡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擅自使用其开发的软件产品的，都属于“盗版”行为，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根据《伯尔尼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规定，美国的软件著作权人对其享有的软件著作权，应该受到中国的法律保护。

在上述一系列案件中，磊若软件公司采用了低成本、高回报的诉讼策略，主要采用一套证据（软件著作权来源、侵权公证取证、软件销售合同票据）作为维权利器向涉嫌侵权人逐一展开诉讼攻势。在如此数量众多的诉讼中，诉讼主体主要涉及磊若软件公司（Serv-U软件著作权人）、网站持有者和服务器运营商（即服务器提供商）这三方。

诉讼结果则因诉讼中的举证与案件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异，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磊若软件公司举证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2、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结案；3、由于案件牵涉服务器运营商，追加其作为第三人应诉，被告方因未实际控制服务器而不负侵权责任，而转由第三人向原告磊若软件公司支付侵权案赔款；4、原告磊若软件公司撤诉。

律师坐堂

在此，律师主要就案件结果中的第1项与第3项展开分析。

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如何举证，这是案件能否胜诉的关键所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一般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磊若软件公司，希望其诉讼请求得到法律上的支持，首先应当证明其自身享有诉讼软件的著作权，明确以下事项：其权利在何时何地获得？是否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是否超过保护期限？

其次，原告磊若软件公司应当证明被告有侵权事实，即被告未经著作权人的合法授权并将争议的软件进行商业性使用。

再次，原告应当就所受到的侵害而实际产生的损失作价评估，进而依据其合理的评估数额向被告主张相应的权利。以上举证缺一不可，应当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稍有瑕疵便有败诉的法律风险。

原告磊若软件公司之所以因举证不足被驳回诉讼请求，主要失利在取证过程。据了解，磊若软件公司一般采取公证取证。在公证人员的见证下，通过Telnet命令（Telnet是进行远程登录的标准协议和主要方式，它为用户提供了在本地计算机上完成远程主机工作的能力。）获取网站所在服务器的FTP身份的表面信息为Serv-U 6.0、Serv-U 6.4等结果，公证人员保存网站截图，将此一系列过程实际记录并制作成公证书，原告将公证书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作为Serv-U服务器软件著作权人，上述公证行为并不足以证明侵权主体、侵权对象以及侵权行为方式。从技术上分析，使用Telnet程序登录Web网站服务器出现“Serv-U FTP server”的代码，并不一定说明该服务器实际使用了原告软件。要真正使用该软件还必须输入该Web网站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当然这一点原告难以进一步举证证实，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大打折扣，不足以证明被告有侵权的事实。

另外，就三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如何分配来看，有些案件往往涉及到三方当事人，原告的侵权主张需要由侵权行为人承担，如何界定谁是真正的侵权人并对侵权行为负责是此类案件的另一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