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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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101-06
“二战”以后，未成年人犯罪成为席卷全球具有共同性的社会问题，并被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称之为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1]。从国际社会治理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历史来看，普遍存在首次犯罪年龄越小、重新犯罪率越高的现象。“西方一些国家，青少年重新犯罪率高达30-50%，甚至60%以上，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深感头痛的问题。”[2]为此，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对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予以反思和调整，其基本思路是尽可能采取轻刑化、非监禁化措施，甚至采取转处等非刑事化措施对待未成年犯罪人，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策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作为这种刑事政策和社会治理理念变革的产物，发挥的积极功能尤其令人瞩目。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比例虽然略有下降，但是总量仍然居高不下，重新违法犯罪率仍然偏高，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传统刑事处置措施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弊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悄然兴起，尤其是在“社区矫正”先后被正式写入两大刑事基本法之后，更是被寄予厚望。但我国尚无独立的少年司法体系，《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尚未从传统刑事处置措施“报应正义”的逻辑之中独立出来，必然制约其功能的发挥。因此，迫切需要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以便于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正当性、科学性和有效性，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并为将来《社区矫正法》设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积累制度经验。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从刑罚执行到更生保护
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以及司法部《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三个文件对社区矫正的一致界定来看，社区矫正在我国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其内容有三个方面：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与这三个方面相对应，社区矫正具有惩罚、改造、帮扶三个方面的作用[3]。归根结底，就是突出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功能，具体通过与前述具体内容相对应的惩罚矫正、教育矫正和帮扶矫正来实现，从而构建与监禁矫正相辅相成的两套矫正体系、促进刑罚配置结构的合理化[4]。这种功能定位所彰显的行刑社会化理念，对于监禁矫正观念浓厚的我国社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社区矫正也因此被理论界赞之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里程碑”。这种功能定位对当前我国针对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而言，可能是适宜的。但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都明显区别于成年人犯罪和成年犯罪人，因此如果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定位之中也突出刑罚执行功能则必然不合时宜。为此，需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犯罪，并对国家和社会对待未成年犯罪人的态度进行分析，从而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然的功能定位。
（一）重新认识未成年人犯罪：从社会原因论到犯罪载体论
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往往无法以“理性人”假设对其犯罪行为进行合理解释。因此，理论界一般都会认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而非个人原因，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原因论”。但这只是一种原则上的认可，在后续的推论和制度的设计上旋即变形。往往会借助于“主观原因―客观原因”的二分法，将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等归结为客观的外在原因，或者将这些统称为社会原因，并将其与个人原因相对应，然后又根据“内因―外因”的辩证关系，最后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又归咎于未成年人自身，由此导致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政策和处遇模式也未能与成年犯罪人区别开来。事实上，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形势与转型社会整体犯罪率的上升密切相关，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身心发育不成熟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等主观原因，但也正因为未成年人这些自身原因与其年龄阶段具有特殊关系，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保护、教育和监管不当等无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犯罪统计学派的代表人物凯托莱曾经激进地指出：“社会本身就具备相应的犯罪能量，准备犯罪的是社会，人只是实施犯罪的工具。”[5]转型社会的剧烈变革所伴随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无疑为社会储备了更多的犯罪能量。对于成年人而言，其认知、情感和意志结构相对成熟，其自身努力尚可能消解来自社会的诱惑，其实施犯罪尚可看作是其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但是，未成年人由于初级社会化即成人化尚未完成，社会适应能力不足，身心发育不成熟，尤其是意志结构不成熟，因此更容易成为转型社会“实施犯罪的工具”。转型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加剧所累积的“负能量”更容易在未成年人身上产生放大效应。失学未成年人、无业未成年人、单亲未成年人、留守未成年人、流浪未成年人、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等处于困境未成年人数量急剧增加，更容易壮大未成年人犯罪群体的队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而言，社会、家庭和学校才是第一责任主体，而未成年犯罪人只是第二责任主体。与其说他们更容易成为犯罪的“主体”，不如说他们更容易成为犯罪的“载体”。
当然，从现代刑法的基本思想――责任自负原则、个人责任原则来看，说社会、学校和家庭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责任主体，并不具有刑法学上的意义，而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产生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从而为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寻找出路。未成年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态度，可以看作是国家和社会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基本态度的“缩影”。未成年人犯罪固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未成年犯罪人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的受害者，是遭遇不幸的“幼苗”。未成年人犯罪群体是特殊的群体，应当归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范畴。只有认识到产生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也负有责任，才会对他们采取宽容和友善的态度。强调社会、家庭和学校是社会转型时期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责任主体，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强调国家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放弃未成年人犯罪是“人性恶”的简单归因，转变单纯谴责的偏执观念和单纯责罚的偏激行动，既反对“一关了之”的粗暴态度，也反对“一放了之”的草率态度。
（二）更生保护：宽容和友善地对待罪错少年的勇气与智慧
国家和社会对罪错少年（主要指未成年犯罪人），可能有下列几种态度：第一，予以监禁也予以矫正，待其刑满释放后，社会再予接纳；第二，予以监禁而不予以矫正，实际上就是“一关了之”，通过高墙铁网的“幽禁”使之与社会“隔离无害”；第三，不予以监禁也不予以矫正，实际上就是“一放了之”；第四，不予以监禁但予以矫正，如通常所说的社区服刑等。就各种态度与罪错少年的“再社会化”的关系来看，虽大异其趣但又殊途同归。
第一种态度虽然以矫正补强其监禁的正当性，但实际上仍然以报应刑观念为主导，虽然传统刑事司法系统对此有“制度偏好”，但是对于即使不带有“监狱人格”也带有“监狱烙印”的“犯人”而言，“再社会化”的效果必然差强人意。第二种态度干脆放弃了对矫正效果的追求，表面上是“知其难而不为之”，实际上则是无边无际的冷漠、无可救药的粗暴和无以复加的暴力，是在罪错少年“再社会化”问题上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全面放弃。第三种态度，与其说是盲目自信，不如说是怠于履责的对罪错少年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放任态度。第四种态度，实际上在社会环境下行刑，突出的是刑罚执行功能，“从一元的惩罚主体演变成弥散的社会惩罚和监视网络，通过执法主体的多元化，强化了对轻微犯罪人处罚的公众认同意识，从而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6]，仍然将未成年人视为有利于犯罪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工具”，虽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助其改变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人格缺陷，但是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的关心却并非其重点。
这些态度对待罪错少年的差异很大，但是差异后面却有惊人相似的一面。前两种态度注重的是一般预防，传统刑事司法系统虽然力倡“报应正义”，但实际上重刑主义依然难免大行其道；当作“原人”来看待，连“工具价值”都没有；第四种态度看重的是“工具价值”，虽然注重特殊预防，但加强社会控制才是其理论趣旨，缺少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对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不利，反过来对特殊预防也不利；第三种态度则连“工具价值”都没有。这些态度都未能真正将未成年犯罪人当作应当尊重其权利和尊严并予以保护的“人”来看待，作为“人”的主体地位未能得到尊重，更未能将其作为尚处于初级社会化阶段的“未成年人”来看待，都不能真正改变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终究难以被接纳而不能融入社会，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再社会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利于其走向新生的。唯有更生保护才是未成年人走向新生的“金桥”，真正尊重未成年人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将同情、互助、尊重、平等的观念贯穿其中；同时又正视未成年人的特殊社会化阶段，将安置、指导、援助等保护性措施落到实处，因而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再社会化”。因而，更生保护可谓之对待未成年犯罪人的“第五种态度”。
坚持刑罚执行功能的定位，必然会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简单地、庸俗地等同于社区服刑，无法消解惩罚矫正与教育矫正和帮扶矫正之间的矛盾。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不仅需要注重未成年犯罪人的强制改善和公众保护（包括被害人保护），还应当为罪错少年走向新生提供保护。对未成年人强制改善的着力点在于未成年人“初级社会化”过程中身心发育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不足，针对的是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这种工作具有回顾性。但是，仅有回顾性的强制改善是不够的，罪错少年因其所处的特殊人生阶段，他们的“再社会化”还面临着发展性的“继续社会化”问题，而他们自身的主观努力并不能有效增强其社会发展能力。生活在继续，社会在变迁，他们可能在走出既有困境的关口又跌入新的困境，已经增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可能又在发展能力不足时重新降低，重新犯罪的高风险再次出现，所谓的社会防卫目标无疑也变成了镜花水月。
另一方面，罪错少年不可能彻底切断与既有社会网络的联系，这些社会网络中的消极因素，如家庭结构缺损、家庭贫困、问题父母的不良影响、问题伙伴的负面情绪感染等等，原本就是导致未成年人初次违法犯罪的关键因素，在矫正过程中仍然可能会抵消未成年人主观上的努力，使其重新沾染上不良社会习气。因此，俗话说得好，“既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还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帮扶、指导和保护，使其能够顺利渡过人生的难关，方能真正弥补其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真正走向独立、理性、健康的新生活。国家是未成年人最高和最后的监护人，出于未成年人矫正对象健康成长的考虑，“国家父母”应当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扫除“再社会化”的障碍，社会也应当以更加宽容和友善的态度接纳、帮助他们。概言之，从总体的、长远的、根本的角度讲，回顾性、适应性的强制改善辅之以展望性、发展性的更生保护，才是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防卫社会的最佳途径，也才是增进其权利、改善其人生命运的最佳选择。
展望性的更生保护较之于回顾性的强制改善而言，是一项更大、更系统的社会工程。如果说强制改善最需要的是监管工作的尽职尽责和人文关怀，那么保护更生则更需要政府和社会通力合作、实实在在的予以帮扶、指导和保护，增强正常生活和主流价值观对未成年人的吸引力，让他们在感受国家、社会和帮教者的温情的同时，树立走向独立、理性和健康的新生活的自信心和进取心，更有效地远离亚文化和亚群体的负面影响。更生保护的目的不仅仅是将他们转变成为对社会无害或者没有再犯可能性的人，而应当保障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享有健康成长的权利，将他们矫正培养成对社会有益的公民，这才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宽容、友善地对待罪错少年的理性态度。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宽容和友善对待罪错少年的勇气，则很难说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是有勇气的；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宽容和友善对待罪错少年的智慧，则也很难说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是有智慧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更生保护功能，正是这种勇气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宽容和友善态度的集中体现。
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更生保护功能定位的积极意义
将“更生保护”明确定位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之一，而且是其最重要的功能，将有利于兼采更生保护在理念上和制度上的优势，并帮助我们从促进更生保护功能充分发挥的角度来重新检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体制机制。唯有如此，方可切实有效地实现教育矫正和帮扶矫正的有机统一，以及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与儿童利益保护的有机统一，其积极意义具体体现为：
（一）有利于有效动员社会力量投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事业
将更生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一项重要价值符号，也会使得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具有超越刑罚的人文价值，成为一项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政府要善于因势利导，鼓励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既要注重发挥专业人士的优势，也要注重发挥“朋辈教育”的积极作用。我国传统村落中的“长者”对于维护当地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和公序良俗具有积极作用，要善于在现代社区环境下将其发扬光大，鼓励社区内具有较好人格威信和良好人际关系、在工作或生活方面都较为成功的爱心人士对曾经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心理辅导和生活指导，可以为未成年人树立榜样，给予更多的正面激励，使其在社区环境中顺利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成为健全的社会人。
（二）有利于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
我国一直有青少年犯罪防控机制“关口前移”的号召，但实践中往往因为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和工作载体而流于形式，对未成年人“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未能真正形成合力。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更生保护功能，客观上需要增强转型期社会管理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少年司法政策的统合度，改变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滞后性，有利于将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体系向前推移、向后延展。通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联动机制建立的信息网络和工作平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弥补和纠正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和社会保护中的缺失，扩大保护范围，加大对“困境儿童”的司法救助力度和社会救助力度，以及对“问题儿童”的教育力度。将“问题家庭”的儿童等交由社区矫正机构予以一段时间的保护和辅导，防止儿童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幸或者父母的严重不负责任而失去有效的“家庭保护”、滑向犯罪的深渊。
（三）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更生保护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规律，能够辅导和帮助罪错少年走出过去的犯罪阴影，从而帮助他们走向新生；也符合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罪错少年、困境儿童与其他孩子一样享有健康成长的权利，帮助改善其生活质量和人生命运。一个社会对罪错少年的态度，最能体现其文明进步程度、法治发达程度与社会和谐程度。强化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更生保护功能，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开展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本身就是一场生动的社会教育、法治教育和人文教育，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通过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更生保护功能的宣传，既能够夯实社区矫正的社会基础，又能够增强主流价值观对罪错少年的吸引力，更有利于减少社会的对抗情绪和暴戾之气、传递宽容和互助的精神、培育团结和友爱的风尚。在国家和社会对罪错少年采取宽容、友善和帮扶态度的同时，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实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联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出更多的合格公民。
三、以更生保护理念引领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是现阶段我国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依据，其中第33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还对执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方式作了专门规定。这些专门规定着眼于促进未成年矫正对象“改过自新、融入正常社会生活”，因而已经初步具有了更生保护的意涵。但是，由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位阶低，只能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等问题作出一些技术性规定，适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矫正内容不多，可操作性不强，离更生保护理念和制度的基本要求差距甚远。因此，有必要厘清更生保护理念和制度的基本要求，从而以更生保护理念引领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一）更生保护理念和制度的核心是宽容、友善和互助的精神
作为一种理念，更生保护是指宽容和友善地对待出狱犯人、曾受刑事司法处分的犯罪人以及其他有不良行为的人，以帮助他们走向新生，成为健全的社会人。更生保护理念的社会基础来自民众对犯罪的理性认识和对待犯罪者的宽容和友善态度――正因为民众能够认识到存在犯罪的社会对涉罪者负有责任，因而不以歧视和冷漠，而是以宽容和友善对待他们，有利于防止他们继续游离于正常社会轨道之外甚至滑向的深渊。正因为如此，更生保护理念可以说是在努力推行人类的最高伦理道德，即人类互助互爱、互相同情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教育刑主义和刑罚经济原则的进一步发扬光大[7]。正是在这种崇高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全世界无数仁人志士加入了更生保护这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小野清一郎曾对更生保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更生保护制度，是超过刑罚而保护个人的慈悲精神，这是更高一层的伦理精神――扶危济困、保护弱者的人类爱、慈悲心。”[8]
通过长期的实践，除了立法日趋完善外，日本的社区矫正还形成了“官民互动、以民为主”的格局，政府善于因势利导、民众支持度高、志愿者参与积极性高，显示更生保护在日本刑事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使日本在社会上拥有7万左右保护观察对象（全国监狱押犯包括未决犯和已决犯也是7万人左右）的情况下，长期保持着发达国家犯罪率最低的纪录[9]。同样采取更生保护社区矫正模式的德国，也具有政府善于因势利导、善于动员民间力量参与帮扶的特点。尤其是广泛、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保障[10]。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和创造性的转化。
未成年人更生保护事业对于国家而言，更是对传统刑罚观念的自我变革。基于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刑罚权不再高高在上、威严有加，而是主动隐退。作为未成年人最高和最终的监护者，国家承担起作为“国家父母”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责任，出于未成年人矫正对象健康成长的考虑，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扫除“再社会化”的障碍。国家亲权理论已成为英美国家少年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主张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上首先要尊重儿童的权利，以“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超越传统刑事司法系统侧重“报应正义”的逻辑，由此建构起的独立少年司法保护体系日臻完善，进一步将保护范围扩大、保护时间提前，避免更多的未成年人卷入犯罪的漩涡，避免了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滞后性和刚性，突出了国家对罪错少年的积极保护义务，凸显了“国家父母”的温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更生保护是对传统刑罚观念的背离。这启迪我们，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既应当作为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内容，也应当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关键环节，还应当融入创新未成年人社会管理和保障儿童权利的理念。
（二）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推进对未成年人的更生保护
我国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事业的基本法律依据，其中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此形成了未成年人司法“方针”与“原则”同时并存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惯例。其中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从1979年刑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刚性刑事政策演变而来，但即便是“惩罚为辅”也仍然散发着令未成年人不寒而栗的惩罚气息，更别提落实政策过程中的变形、走样问题，在这种语境下开展所谓的“教育、感化、挽救”必然缺乏平等、宽容和友善的精神。在监禁矫正盛行时代，我国曾经提出著名的“三像方针”，即像父母对待孩子、像医生对待病人、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失足青少年。但是，在高墙铁网的惩罚基调之下何谈“三像”？！因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一刚性司法原则与“教育、感化、挽救”这一柔性司法方针仍然存在冲突，仍然未能褪去刑罚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惩罚色彩，不符合对轻罪未成年犯罪人采取柔性司法策略予以特别保护的世界潮流。2012年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3条重申了对未成年人实施社区矫正，应当“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提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避免了指导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在将来制定《社区矫正法》时应当坚持这一方针，并进一步以此方针的要求整合社会资源、健全未成年人帮扶工作体系，以推进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更生保护功能的实现。
我国现有的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体系，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更生保护的功能，但是，其理念和制度都需要进一步更新。第一，帮教理念上，存在重犯罪控制、轻人权保障的局限性。我国《宪法》第45条肯定了获得物质帮助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是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其他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是一项最基本的国民待遇。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获得安置和帮教是刑满释放人员应当享有的一项权利，是国家和社会对这一类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而非一种施舍。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安置帮教工作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巩固监禁改造成果的需要出发，过分重视犯罪控制的功能，而忽视了获得安置和帮教权对刑满释放人员所具有的人权保障功能。第二，制度设计上，由于理念的陈旧和重视程度的不足，导致安置和帮教的法律依据欠缺、联动机制低效、经费保障不足、矫正与帮扶在时间上脱节。但是，与其在被监禁矫正贴上“罪犯标签”、形成“监狱人格”之后对刑满释放人员给予帮扶，不如尽可能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就将帮扶与矫正有机统一起来，这样才会更利于提高矫正的效果，更利于犯罪人重返社会。这种观念在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问题上，更容易形成社会共识。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这一社会系统工程应当主动吸纳安置帮教工作体系，注重将教育矫正和帮扶矫正结合起来，将2011年国务院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的“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原则”与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进一步结合起来。国外的更生保护兼具犯罪控制和社会福利的双重性质，我国可以在社区矫正中借鉴其合理成分。在加大被害人救助力度的前提下，推广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与区劳动社保局、团区委、区财政局共同创办失足青少年技能培训基地和2012年与团区委共同设立“阳光助苗司法关爱基金”的成功做法，将关爱未成年人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切切实实地关心他们重返社会后的出路问题、前途问题，创新工作方法，更加注意与爱心企业、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的联动，更加注重志愿者组织的培育，加大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帮扶、帮教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更生保护功能的联动机制、工作方法和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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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杜区娇正制度成为近年司法改革的壳点之一，而对未成年人的社区娇正制度如何构建更是大家所关心的，本文从依托现有法律制度、及时制定社区服务令制度、刑法前科消灭制度以及创办特色矫正项目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 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在我国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可见，我国社区矫正的含义与外国是有区别的。
二战以后，社会矫正首先在英美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的刑罚制度中，虽然包含了社区矫正的有关内容，比如管制、缓刑、假释等，但没有使用“社区矫正”这一概念，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制度。当前，我国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基于刑罚谦抑的司法理·念，也开始着手构建社区矫正制度。2003年7月10日《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开始正式运行，到2005年，社区矫正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成年人是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但关于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规定比较分散，尚未建立系统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如何构建，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也就此问题进行探索。
一、依托现行少年司法制度构建未成年人杜区矫正制度
我国使用社区矫正这个概念比较晚，但包含其内容的一些制度早就存在了，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必须以这些制度作依托一，更好地利用这些制度、完善这些制度，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制度必须结合中国国情，不可一味仿效外国。
就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适用和社会实践层面来看，，已经形成了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法律框架和防治保护体系。从立法上看，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有效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了立法依据;从刑罚适用上看，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规定》、《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操作规定，建立了‘。司法一条龙”体系;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办工读学校，实际上，工读学校就是一种专门的未成年人矫正机构，全社会积极配台，齐抓共管，实行综合治理，建立了“社会.一条龙”的防范体系;而且联合国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和司法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规则，我国政府已批准签署或承认，并在国内法中尽量予以体现。应当说，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度框架和体系是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研究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要依托现有的制度，对于实践效果好的规定，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于负面影响大的规定，及时修改完善，不要一味借鉴外国的做法，忽略我们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二、设立社区服务刑.完善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改造体系
“社区服务令”是1973年英国《刑事司法法》首创的一个刑种，规定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服务，以弥补因其罪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失。此后，欧洲一些其他国家、美国1/3以上的州、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引进了这一刑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实行了“社区服务令”，早在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对一犯有盗窃罪的未成年人就发出了“社区服务令”，对这个未成年人的改造起到了良好作用，此后，安徽r、山东、辽宁等地的法院也开始推行“社区服务令”，上海市的少年法庭已经全面推行了“社区服务令”。
社区服务刑有利于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降低了改造成本，并且符合国际社会轻刑化趋势，是优越性很强的一种制度，但“社区服务令”在试行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1、目前我国法律框架下找不到法律依据，’司法机关的适用显得很尴尬，其适用究竟是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还是违反法律存在多议;2、社区服务令的适用主体不统一，有的地方是检察机关作为不起诉的考察条件适用，有的地方是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3、社区服务的具体内容不统一、不规范，服务场所、服务时间各地不一，劳动强度也无区分;4、缺乏对违反社区服务令的惩罚措施，使得这项制度不完整。
鉴于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推行了“社区服务”并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应该在此基础上，把“社区服务”刑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正式在全国实行这种制度。首先，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社区服务令的性质是刑种。既可以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使用，其适用机关只能是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均无权适用。 其次，规定明确、具体的社区服务令的内容。对社区服务令的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法律后果等作出明确规定。社区服务令只能适用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小的未成年人，服务期满，如按时完成服务内容，并通过有关机构考评，则宣告刑罚执行完毕;如没有完成服务内容或没有通过评估，则法院可执行监禁刑。
再次，完善各项配套制度。包括:(1)、详实的服务内容制度，根据罪犯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间、服务强度，既要达到矫正目的，又要使未成年人可以承受。(2)、具体的执行制度，包括每个社区最多可以接纳多少名矫正对象，需要多少督导员、督导员的职责是什么等。(3)、宽严结合的考评制度，督导员应对矫正对象的表现作客观真实的记录考评，与奖惩制度结合起来，鼓励未成年犯积极改过自新。(4)、督导员的选拔培训制度，督导员要经过一定程序的选拔，品德、知识、经验符合条件的才能担任，且要定期培训，才能圆满完成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工作。三、实行未成年人前一科消灭制度。
所谓前科消灭，又称刑事污点取消、犯罪记录销毁，是指当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由法定机关注销其有罪宣告或者被处刑记录的制度，也就是将该人曾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者判处刑罚的法律事实视为不再存在，即被视为未曾犯罪，将原定罪记载归零，成为“零犯罪记录”。
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家庭、学校、社会都应该对其予以特殊的保护，前科的存在，将对未成年当事人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或者不利的法律后果，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产生诸多困难，影响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他们复归社会正常生活的进程，甚至成为再次犯罪的刺激因素，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做法规定前科消灭制度。
首先，创立未成年犯的前科消灭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特殊群体的需要。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确立前科消灭制度是尤为必要的。有犯罪污点的未成年人受到社会的歧视，被社会贴上无形的“犯罪人”标签后，极易产生自卑和消极心理，很可能“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难于再次融人社会的正常生活，严重妨碍了他们自我改造、重新做人的进程。而且，未成年时期是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过渡时期，其犯罪原因与成年人不同，身心的不成熟导致其容易受负面影响，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其主观恶性不深，可塑性、可改造性较大，如果取消刑事污点，给予其适当的再教育机会，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因此，建立刑事污点取消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从过去的犯罪阴影中彻底地摆脱出来，为其改过自新创造有利的客观外部条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其次，前科消灭制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问题的特殊处理，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许多国家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设置之中，都存在专门条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及其消灭制度加以特别的规定。如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于执行，使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得视为未受过刑罚处分;”瑞士1971年修正的《刑法》第99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记录之注销”的制度;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英国的《前科消灭法》也规定了撤销犯罪记录的制度。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北京规则》第21条对少年犯罪的档案保管作了严密的规定，并明确“少年罪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讼案中加以引用”。《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
再次，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有能力制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近年来，学者们对刑事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提出了许多合理性建议，这项制度有待于充实完善。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曾在全国首开先河，制定《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办法施行方案》，提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孩子改过自新。办法中的“前科”指的是“已满}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并被判处刑罚且刑罚已执行完毕”。累犯和虽是初犯、偶犯，但性质较为严重的不在其列。其程序是由原审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在服刑期间、服刑期满后的悔过表现是否达到了遵纪守法不致再犯新罪等项进行考核、调查，法院审查通过后，对申请人作出决定撤销前科裁定，为申请人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此时，该未成年人的前科归于消灭，视为未曾犯罪，并依法恢复先前的法律地位。
相关部门以适当方式处置其前科材料，其刑事处罚、法律文书不再记入其户籍及人事档案。在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歧视。这个办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说明我们国家完全有能力确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但是，作为一个基层法院，在没有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充当后盾的前提下，作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规定又明显不合法，因此，建议国:家在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刑事前科.消灭制度及相关配套的法律体系，为我国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积极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创办有特色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项目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差，但相应地，其主管恶性不深，可塑性强，如果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其回归社会、造福社会的可能性很大。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这些特点，创办有特色的社区矫正项目。
1、净化未成年人周围环境，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社区矫正模式。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往往存在逆反心理，采取过去一味说教的做法达不到理想效果，但他们又容易受环境影响，易于感化，因此通过改善周围环境，使他们耳濡目染受到良好风尚的熏陶，是即.可起到矫正作用、有促进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有益探索，比如，作为全国文明社区、示范社区的武汉百步亭社区健全教育网络，创新活动载体，优化育人环境，提高家长素质，形成了组织制度、教育预防以及重点帮扶和矫正等综合的、立体交叉式的新型社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模式，使社区成为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绿色社区、安全港湾、温馨家园”。
2、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个案矫正。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往往跟其成长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等有很大关系，因此，社区矫正人员开展矫正工作时，应针对具体对象，全面了解其家庭背景、成长经历、亲朋关系、兴趣爱好等，分析其犯罪原因，结合其性格特点，确定具体的矫正方案。上海市一位17周岁的少年因故意伤害罪于200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从法院对其判处刑罚阶段，社区.工作者就开始介人，建立该少年的基本信息台帐，组织其参加公益性劳动、帮其联系职业培训学校、定期找其谈话、帮其与家人交流、安排一个社会志愿者与其建立个人帮教联系.、不定期地对其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与引导，后来，该少年思想转变很多，表现很突出，被社区矫正办给予了行政表扬。这说明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效果是很明显的。
3、指导就业，解决出路。未成年人犯罪前或犯罪后往往中断学业，有的可能有劳动技能，有的根本没有劳动技能，对未成年犯进行矫正，就必须考虑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的生存问题，如果没有生存能力，就很可能再次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应该是对未成年犯进行矫正的必备项目，使其服刑结束后能够立足社会，从而顺利回归社会。《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第14条就规定:“对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对象，要安排其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没有自谋职业能力的社区矫正对象，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培训机会并指导就业”。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第3篇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运行机制
我院坚持把青少年维权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强领导，完善制度，建立机构，落实人员，努力实现四个“到位”：
1、组织领导到位。我院由分管副检察长担任组长，确立由刑检科（侦查监督科、公诉科）、控告申诉检察科、监所检察科、团支部负责人为小组成员，青年干警都是青少年维权活动的志愿者。
2、专门机构到位。我院成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小组”，统一具体负责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通过对每一名涉案人员耐心细致地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使其能在教训中吸取经验，在教训中学习法律知识。
3、规章制度到位。为了使青少年维权活动有章可依、有规可循，我院不断学习兄弟单位和总结本院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特点，大胆探索，勇于改革，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青少年维权工作的制度与措施。如制订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维权工作细则》、《暂缓不实施办法（暂行）》、《关于监督在押未成年人活动规则》等。
4、建立立体普法网络。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为扩大受教育面，我们坚持“五送法”活动，以点为主，点线结合，形成普法网络。（1）、送法到学校，我院已先后与市高级中学、震泽中学、屯村中学、同里中学、松陵三中、菀坪中学、市实验小学等八所学校结成法制共建单位，定期编发《青少年维权苑》，发给法制教育共建单位。（2）、送法上街。为增强法制教育社会覆盖面，今年，已先后派干警上街设摊宣传4次。（3）、送法至社区。社区是法制教育薄弱的地方，今年我们先后派干警到南麻、梅堰等社区召开法制座谈会，把法律知识送到家。（4）、送法到监所。在押人员是教育防范的重点人群，我们坚持每月一次集中对市看守所的青少年犯进行教育，加大防范力度。（5）、送法到媒体。我们将办案中的典型案例送到电台、报纸等媒体，及时向社会进行法制宣传。一年来，共被采用200余篇。
二、履行检察职能，开展司法保护
（一）、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
我们坚持三项基本原则：
一是“依法办案、严查细审”原则。在办案中，严把事实关、证据关、法律关，确保无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本院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陈发宝于20__年6月18日晚盗窃摩托车的案件时，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8月15日，而在本院的提审过程中，其供述的出生日期为1986年7月，而在案卷中却没有犯罪嫌疑人王冬冬的户籍证明，同时，细心的承办人发现有一份王正贵（为王冬冬哥哥）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上注明的王正贵的出生年月也为1986年8月15日，而其兄弟两人不是双包胎，因而不可能同时在1986年8月15日出生的，鉴于以上情况，承办人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有关户籍证明。经复核，承办人的推断得到证实，王冬冬的出生日期为1988年11月7日，即犯罪时不满十四周岁，本院遂对王冬冬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故而在避免错案的同时又有利的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今年，我院共对8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不诉的决定。根据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我们对不捕不诉的案件在内部制定了统一标准：如1、罪行较轻的初犯、偶犯、符合缓刑条件的。2、不满16岁，强索财物。3、盗窃近亲属财物，案发后已归还或被害人不要求处理的。4、共同犯罪中罪行较轻的从犯、胁从犯。5、受他人教唆犯罪的。6、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7、有自首、立功表现的。本院在受理犯罪嫌疑人朱刚涉嫌销售赃物犯罪的案件后，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朱刚虽然三次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还将赃物销售给他人，但鉴于朱刚系在校学生，且有自首、作案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等法定情节，因而对其作出了不的决定，这对挽救、教育未成年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是“青少年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举保护原则。作为检察机关，打击犯罪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办案中，我们也不能一味追求保护犯罪的青少年而忽视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保护。一方面，应防止过度强调保护青少年的利益而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该处罚不处罚，导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应防止过度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忽视对青少年的保护。针对上述的7种可不捕不诉的情况，我们又针对具有下列情形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逮捕、的决定：1、重大案件的共同犯罪有同案犯在逃的；2、多次犯罪或流窜作案的；3、累犯或曾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被治安处罚过的；4、涉嫌数罪的；5、到案后拒不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或前供后翻、时供时翻的；6、犯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7、社会影响恶劣的。20__年3月12日，本院受理了一起在本地影响较大的犯罪嫌疑人苏明、周明杰、范秋男、顾文彬、朱桂良、周卫强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犯罪案件，承办人在审查案件后认为，虽然本案中的苏明、周明杰、周卫系已满十四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由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但是由于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顾文彬、朱桂良 、周卫在__市平望镇华隆旅馆404房间，对醉酒后无反抗能力的刘某某轮流实施了奸行为；而犯罪嫌疑人苏明、周明杰、范秋男虽未对醉酒后的女青年刘某某实施奸，但还是采用了部和抠的手段，对刘某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案发后，该案在本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不加以惩处不足以平民愤，本院遂对以上六名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
（二）、关于对被害人是青少年的保护
我们在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保护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被害青少年的保护与引导。作为被害对象的青少年，由于自己遭受了侵害，会产生恐惧或报复心理，一旦保护或引导不利，极易使其走上犯罪道路。在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案件，本来是案件的受害人，由于不懂法或者其他一些原因，使得自己从被害人转化为被告人。针对这类案件，承办人在办理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案件时，就特别注意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做好教育、引导、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院受理了犯罪嫌疑人钱东良涉嫌寻衅滋事犯罪的案件后，经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钱东良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窜至__市盛泽镇第三中学及该镇中南小学，采用殴打、威胁、搜身等手段，强拿硬要在校学生徐某某等10余人的钱物，而钱东良本人也系未成年人。针对该案的特殊性，承办人对犯罪嫌疑人钱东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工作，并对钱东良为何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根源进行了剖析，根据钱东良的供述，其自己在学校的时候也受到过一些社会青年的敲诈勒索，在对他们恐惧、害怕的同时又觉得很无奈，每次只能顺从地被人敲诈，由于那些社会青年未能及时被司法机关处理，因而钱东良就认为做那样的事情不违法法律，不是犯罪行为，后来自己也开始对其他学生进行敲诈勒索、强拿硬要，最终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一情况，承办人在办理完该案后，再次深入到案发学校，找到那些被害学生进行谈心，在轻松的环境下传授法律知识，分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使得他们在别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
（三）、对犯罪嫌疑人亲属是青少年的保护
在办案中，我们发现许多犯罪嫌疑人的子女在父母犯罪后面临着无人照顾的局面，然而，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关爱，特别是未成年子女，更需要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针对这类父母同时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件，我们在注重打击犯罪的同时，积极追求社会家庭效应，尽力为未成年人创造健康的成长环境。20__年6月22日本院收到__市公安局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徐士衔、刘娟涉嫌盗窃犯罪的案件后，经过审查后查明：20__年5月上旬，犯罪嫌疑人徐士衔、刘娟在__市盛泽镇新联丝织分厂仓库内，窃得欧司朗牌节能灯110灯，价值2530元。通过进一步审查后发现，徐士衔、刘娟系夫妻，且还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同他们在一起生活，一旦对两人作出批捕决定后，将会导致该未成年子女无人照料的情况，这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针对案件的特殊性，本院对刘娟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三、延伸维权服务，进行犯罪预防
1、防止涉案青少年重新犯罪。对象是曾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别是我们做出宽大处理，不捕或不诉的人。在审查案件、提审、庭审的时候，采取不同与成年人的方法，边办案边教育，让他们挖出犯罪根源，痛下决心，誓不再犯。我院并对每一位不捕、不诉和审后判缓刑的被告人均成立了由我院、家庭、学校、社区组成的跟踪帮教小组，进行考察和转化工作。
2、预防有严重行为偏差的青少年犯罪。对象是有的行为以触犯法律但年龄不够；有的行为接近犯罪边缘；有的虽为被害人但行为也有严重过错的。我们组织他们参加法庭的旁听，到少管所听少年犯现身说法等活动，对他们触动很大。
3、预防偶发性的犯罪。对象是在校中、小学生。一是通过上法制课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普法教育；二是对一些由于学校管理不严，造成青少年权益被侵害的现象，给该校发检察建议，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三是对一些学校周围环境复杂、群众反映强烈的地区的公安派出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在学校放学时派出警力在学校附近巡逻，打击针对学生的寻衅滋事案件，还学生一个安全、舒适的上学环境。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未成年人；审前调查；探索
[中圈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A
一．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审前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刑理论
在人类刑法史上，以惩罚和威慑为核心的刑罚观念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后半期，随着刑事近代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教育刑理论逐步兴起，并已为当代各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所普遍接受。有些国家甚至在宪法中表达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意大利宪法第27条第3款规定：刑罚不能有与人道相悖的处遇，必须以对被判刑人的再教育为目的。
教育刑理论对于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发育尚不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形成原因中，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起的作用往往要大一些。因此，当今各国普遍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处遇政策。有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也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在我国，也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政策。
由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自然引申出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因为教育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尽管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共有的特性，在每一个具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进而使矫正机构实施有效的教育和矫正活动。
(二)再社会化理念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人格倾向的形成和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罪犯再社会化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自19世纪末的刑事近代学派提出教育刑理论后，这一理论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便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轰轰烈烈展开的重返社会(Rehabilitation)或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思潮。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将再社会化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唯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方是有意义而必要的刑罚，一切足以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或监狱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罪犯再社会化的原则。
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而言，强调再社会化理念尤为重要。未成年人之所以涉足犯罪，就是因为基本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通过审前调查活动，弄清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实施有效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才能帮助其顺利完成社会化进程，成长为健全而负责任的社会成员，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及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判刑以及最合适的刑种、刑度及执行方式，以有效地实现矫正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
刑罚个别化原则可以说是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而审前调查正是配合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制度支撑之一。早在195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遇大会上，就提出：实行个别处遇，应从人格之调查分类着手，必先根据精密的调查，由是进而决定个别处遇之方法，始便于分类收容。日本犯罪学家菊田幸一，则把判决前的人格调查称为寻求处遇方法的辅助手段，是处理犯罪人的首次处方笺。审前调查制度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措施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再犯预测水平的限制。正如台湾学者林纪东先生所言，要把假释制度运用的好，有赖于事先精密的审查和事后适当的管束。这里所指的事先周密的审查，就是指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和再犯可能性大小的测定，而为了提高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必然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审前调查制度。
在我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示刑罚个别化原则，但相关的立法规定为刑罚个别化的推演和践行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例如，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所说的刑事责任，就涵盖了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的内容，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容纳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此外，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这里，“情节”与“犯罪事实”是并列的，且“情节”前并没有犯罪二字的限定，故理论和实践一般认为，此处的“情节”包含着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有关内容，如作案动机、一贯表现、悔罪态度等。因此，从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我国刑法实际上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故构建审前调查制度以配合该原则的实施实属必要。
二、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域外借鉴
从当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少年刑法看，一般都对审前调查制度作了专门规定，并将调查结论作为对涉案未成年人采取相应处理措施的依据和参考。下面对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与举措作简要介绍，以资我国借鉴。
1．瑞典
在瑞典，根据《社会服务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当一般公民或警察发现少年刑事案件后，负有义务通知社会福利委员会，而委员会则将案件委托有关机关或学校进行调查。如果少年、儿童有可能存在身心缺陷时，则由医生或心理学家参与调查。法律规定对于调查未满15岁的儿童
时，儿童的父母应当出席。社会福利委员会审查调查报告后，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处分措施。
2．埃及
在埃及，根据《青少年法》的规定，在对违法犯罪青少年作出判决之前，青少年法院的司法人员要对该青少年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而周密的调查，并向青少年法院提出报告。青少年法院在审判青少年犯罪案件时，还应听取社会监督人就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管教办法等进行的汇报，以便作出有针对性的判决。
3．印度
在印度，根据中央少年法的规定，逮捕少年时，警察必须将逮捕事实向缓刑官报告，缓刑官接到报告后，应着手对涉案少年展开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犯罪少年的人格特征、经历及家族历史等。缓刑官提供的报告对于少年福利委员会和少年法院处理案件有重要影响。被判缓刑的少年，缓刑官负有监督帮助的职责。
4．日本
在日本，根据《少年法》的规定，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务须就少年、保护人或关系人之现状、经历、素质、环境等，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专门知识，努力为之。
5．泰国
在泰国，成立了专门的青少年观察监护中心，警察在发现青少年犯罪案件后，应先交由观察监护中心的检察员、教官对违法青少年进行调查，包括对其家庭背景、青少年本人的历史、违法的背景等等，从而研究分析青少年违法的动机、人身危险性以及改造可能性，然后作出结论性报告，供有关警察和检察官处理时参考。
6．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根据《少年法院法》的规定，法院在决定对少年的处置措施之前，首先要派出保护观察官以访问少年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并用面谈的方式进行调查，来收集少年的一般行为、家庭环境、健康状况等有关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矫正措施。另外，还由州当局选举两名顾问帮助少年法院的工作，两名顾问中须有一名是妇女。顾问的作用在于就有关儿童和少年的刑罚和处置事项提出建议，供法院参考。
7．香港地区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态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青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另外，香港还建立了青少年罪犯评估专案小组，该小组由惩教署及社会福利署的专业人员所组成，专责就年龄介乎14至不足25岁的男性罪犯及14至不足21岁的女性罪犯的个案，向裁判官或法官提供关于判刑的综合专业意见。专案小组成员通过研究法庭转介的个案，在其后递交法庭的报告中，推荐最适合的自新计划供法庭参考，以协助对定罪的青少年罪犯作出判刑。
8．澳门地区
在我国澳门地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未成年疑犯在接受未成年人法庭询问之前，社会重返厅的技术人员会对该未成年人的心理、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评估，然后向法庭提交报告。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需要。
9．台湾地区
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其主要职责是调查、搜集关于少年保护事件之资料。少年法院在接受移送、请求或报告少年事件后，应先由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
三、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中国探索
尽管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未实现立法化，但有关的司法解释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另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鉴域外经验，进行了审前调查制度(有的地方称“人格调查”或“品行调查”)探索和尝试。下面略作介绍：
(一)青岛市法院系统的探索
2003年开始，青岛市法院系统在审理少年犯刑事案件时，在全国率先实施“人格调查制度”，结合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每个失足者的不同情况，在量刑时体现出刑罚的人性化和个别化。
青岛市法院系统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法院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的，而社会调查员主要由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退休老干部们担当。社会调查员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后，在充分保护被告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就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涉案前后表现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并在开庭时宣读书面报告。
(二)合肥市中院的探索
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试行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前人格调查制度，并在中国首家出台《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其具体实施方式为：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的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日常表现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出具书面报告在法庭宣读，供法院量刑时参考。
法院对社会调查员的具体要求是：坚持公正、中立的原则，客观、全面地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分析失足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次原因，实事求是地撰写包括未成年人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在校(或就业)表现、社会交往、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及对自身行为的思想认识等内容在内的详细的调查报告。社会调查员应当熟悉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热心从事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工作。
(三)北京门头沟法院的探索
北京门头沟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试点。该法院的做法是：聘请来自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担任社会调解员，通过调查向法庭提供有关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评价报告，其内容包括行为人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受教育情况、性格特征、在校表现、社区评价等，供法院量刑参考。
笔者认为，上述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当然，由于尚处在摸索起步的阶段，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调查主体不统一，调查人员缺乏专业性；调查分析报告的设计过于简单，没有采用国际通用的人格量表测定，有一定的随意性，等等。但总的来说，审前调查制度的建立是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工作的一个方向，应在进一步扩大试点、全面总结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将审前调查制度确立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四、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构建模式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出现了构建中国的审前调查制度的意见，但在具体设想上各有不同。下面介绍一些主要的争议问题，并略述浅见。
(一)关于审前调查的主体
关于审前调查的主体是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在此问题上，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1．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这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应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全面调查，除对犯罪行为等案件事实情况进行调查外，还须对未成年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
2．由控辩双方进行调查。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即持此种意见。认为一般应由控辩双方进行调查，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秦皇岛市海港区检察院在试点中就是由检察机关进行调查的。
3．由法官进行调查。如有学者主张，人格调查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人格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
4．由从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中选定的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如青岛和合肥法院系统的试点中就采取这种方法。
5．由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北京门头沟法院的试点中采取此种做法。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意见，即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是不可取的。审前调查主要是一种人格调查、社会调查，同公安机关进行的刑事侦查在性质和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实践看，公安机关机关着力于对案件的侦破和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因而对行为人人格状况的考察普遍重视不够，即便是考察人格状况，也往往只重视考察那些法定情节，尤其是从重处罚情节，如是否累犯等，而对被告人的成长背景、一贯表现、犯罪原因等很少涉及。另外，尽管有时为了侦破的需要，公安机关也会考察行为人的作案动机，但这种考察仍是浅层次的，并不会系统、深入地考察、分析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公安机关难以代行审前调查的职责。
上述第二种意见，即由控辩双方进行调查，难以保证调查结论的全面性和公正性。在我国，公诉机关将主要精力放在有罪的指控和论辩上，另一方面，律师等辩护人由于处在辩方的立场上，控辩双方的利益冲突决定了其很难在审查调查工作中保持中立性。
上述第三种意见，即由法院亲自进行调查，亦有不妥。法官亲自跑学校、跑家庭、跑社区进行调查，显然与法官的裁判职能与中立地位不符。
至于上述第四种意见，即委托社会上热心于未成年保护事业的公民担任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虽然有利于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体现司法民主化理念，但这种由一般公民进行的调查显然专业性不够，难以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
比较而言，笔者认为上述第五种意见更为合理。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审前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英美的缓刑官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法官提供判决前的报告，就对犯罪人适用监禁还是社区方案提出意见。我国也可借鉴这种做法。在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基层司法行政机构是实际上的工作主体，当然，由于立法不健全等原因，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脱节的不正常现象。我国有相当学者主张，以现有的司法行政机构为基础，构建专门的社区行刑机构，笔者亦持此种意见。将来可通过立法形式，赋予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审前调查的职能，由该机构的专业人员制订细致的涉案未成年人人格调查量表，根据表格反映的内容，综合确定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治难易程度，帮助法官作出合理、有效的处遇措施，以促进对未成年人刑罚适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二)关于审前调查的内容
关于审前调查的具体内容，各方面的意见也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审前调查的重点，应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以及对未成年人不良性格与行为的形成有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件。至于调查的具体内容，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方面：
1．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在校学习还是务工、务农，是否有辍学、流浪等情况。
2．犯罪事实方面的调查。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
3．犯罪前后表现情况的调查。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4．家庭背景的调查。包括家庭成员的构成，监护人的职业、收入、健康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完整，是否存在父亲或母亲去世、父亲或母亲被判刑入狱以及父母离异等情况；父母是否存在对孩子虐待、体罚或管教不当等情况，父母是否具有赌博、酗酒等不良行为；父母之间是否因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吵骂、厮打现象，等等。
5．学业情况及学校环境的调查。包括学习成绩如何，对学习、对老师的态度，是否有退学、逃学等情况，学校管理秩序如何，学校是否重视品行教育、法制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是否存在歧视差生、体罚学生等现象，学校周边环境如何等等。
6．行为人居住环境及近邻环境的调查。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好坏，邻里是否和睦，等等。
7．行为人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智力能力等情况以及交友情况。尤其要注意是否有吸毒、酗酒、赌博、早恋、网瘾、夜不归宿等不良表现，是否接触不良的阅读物、光碟、网站等，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等。
(三)关于审前调查的方法
审前调查工作应坚持全而、直接和科学的原则。
1．全面原则
是指凡是同案件形成和案犯处遇有关的各种事实因素，都应纳入调查的范围。只有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方能查明引起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真实原因，进而采取合理的处遇措施，实现理想的矫治效果。
2．直接原则
在调查工作中，应强调直接接触、实地考察的原则，以保障调查结论的准确性、可靠性。例如，通过会见涉案未成年人、走访其家属、邻居、老师、同学、同事等，以取得第一手的调查材料。
3．科学原则
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范文第5篇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宣传活动有效开展。
镇对三月法制宣传月工作提前进行了安排部署，并召开了全镇各村（社区）、司法所负责人员会议，进一步动员部署。动员会上，镇领导要求“本次宣传活动形式要多样，内容要丰富，宣传氛围要浓厚”，并且要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月”、“3.15”维护消费者权益宣传日活动有机结合，广泛动员发动，使全镇上下明确目标，统一认识，积极响应，将三月法制宣传月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确保了整个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扎实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活动。
1、集中街头设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活动。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宪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例》、《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一是在宣传点、各移民安置点和交通要道悬挂多条法制宣传标语；二是集中人员发放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资料；三是摆放禁毒、安全、防盗、防火等宣传展板，悬挂防邪、《义务教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法律六进等宣传图画。宣传活动有声有势，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其间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咨询200余人次。
2、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一是积极开展法制讲座，不断提高村、组干部、机关公职人员法律素质，为村组干部系统讲解了《婚姻家庭法》；二是各村组充分利用专栏、传单、标语等形式宣传了与群众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全镇共办法制专栏、板报5期，主要宣传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三是3月15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镇特地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宣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此次活动，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散发宣传资料1000余份，宣传教育面达3000人次。四是有效整合利用村上的法律图书资源，持续不断地为老百姓进行法制宣传，同时也为“四下乡”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是以案说法式宣传活动，开展现场调解活动，吸引了广大群众驻足观看，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