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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统计基础工作和统计数据质量,全面准确地掌握我区固定资产投资进度及运行情况,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现就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质量管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落实统计质量管理责任。坚持“部门联动、分线负责、合力推进”,建立发改部门统筹抓、统计部门具体抓、项目主管部门专项抓、业主单位落实抓的责任体系,确保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遗不漏、应统尽统。区发改局、统计局负责牵头固定资产投资质量管理的组织实施,分析投资完成进度。同时按照行业分工,区农林局、经信局、商务局、住建局、重点办、工业园区(重点区块)管委会分别负责抓好农业投资、工业投资、商贸投资、房地产投资、重点工程投资及园区项目投资的统计协调与质量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各镇(乡)街道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落实项目投资统计分管领导,加强进度预测分析,加强与项目单位的联系,及时解决投资统计工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做到项目投资进度与统计进度同步。
二、夯实统计入库基础工作。适应统计制度的变化,按照从源头起报的工作要求,严格规范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基层报表操作流程,把握各个主要环节,防止前期工作的被动。区统计局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各镇(乡)街道、项目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业主单位健全内部统计网络,配备具有从业资格的统计人员,建立并填报统计台账,齐全各项基础资料,保证源头数据准确无误。按照属地统计原则,各项目主管部门要指导、帮助业主单位认真执行新增投资项目统计报告制度,改进和完善投资统计办法,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与衔接,理顺投资统计关系,做到在鄞投资项目纳入当地统计范围。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关于农业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在我国逐渐开始。李京文对我国1953~199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研究后认为,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07%,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源泉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投入物使用效率提高的贡献要远大于投入物数量增加的贡献,而我国正好相反[5]。倪心一通过对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历程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应具有的规模水平[6]。张国华等研究认为我国农业投资的持续增长对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投资数量明显不足,且波动较大,农业投资机制和投资环境都不够完善。据此,政府应明确扶持农业发展的责任,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明确新时期农业投资的重点,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和投资机制[7]。李健研究认为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根据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的特点以及我国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独立化的实际,为了保持农业投资持续、稳定增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扶持、鼓励和保障农业投资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的保障机制[8]。向家敏研究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分析时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最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互为因果关系[9]。樊红霞选取河南省1985~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年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经济计量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认为,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加0.5%[10]。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国内外有大量关于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但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和规范研究上。鉴于此,笔者通过构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农业GDP的计量模型,具体研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拱依据,以期促进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2.1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现状分析1991~2010年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见图1。图1显示,1991~2010年我国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042.56亿元上升到7885.9749亿元。1996~2003年间增长较缓慢,自2004年起增长较为迅速,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已达到1991年的4倍多。
2.2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现状分析1991~2010年我国农业GDP见图2。由图2可知,1991~2010年间我国农业GDP的产出情况:农业GDP自1991年起呈不断上升趋势,由5342.2亿元上升到40533.6亿元。1996~2003年增长较缓慢,2004年起增长迅速,2010年农业GDP已达到1991年的8倍多。
2.3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图3可以看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GDP之间成直线相关关系,而且是正相关关系。从表1相关系数矩阵可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GDP的相关系数是0.989824,二者成高度正相关关系,并显示这2个变量自身完全正相关。从而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二者关联紧密。
3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GDP关系的农业实证分析
3.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3.1.1模型设定。选取2001~2010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即农业GDP)指标作为变量来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3.1.2数据说明。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AFI)作为衡量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指标,用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AGDP)来衡量我国农业经济增长情况。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性,同时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会改变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业GDP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AFI和lnAGDP表示取自然对数以后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农业GDP,结果见表2。
3.2实证分析
3.2.1变量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分析,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AFI和AGDP是非平稳序列,lnAFI和lnAGDP是平稳序列(表3),lnAFI和lnAGDP的趋势(图4)同AFI和AGDP。因此选取lnAFI和lnAGDP作为变量进行分析不影响最终结果。
3.2.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Eviews6.0对lnAFI与lnAGDP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lnAGDP不是lnAFI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在该显著性水平上lnAFI是lnAGDP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表4)。这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促使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3.2.3回归分析。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表2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lnAGDP=2.525809+0.901177lnAFI从回归结果看,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可决系数R2=0.9589,表明农业GDP增长的95.89%可由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来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自由度为8的t分布的临界值为2.306,而截距项的t统计量为4.551>2.306,斜率的t统计量为13.656>2.306,因此两参数在统计量上是显著的。斜率0.901177表明,2001~2010年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变动1%,农业GDP就变动0.901177%,说明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基础性投资,对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4政策建议
4.1寻找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突破口———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由以上分析可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因此必须增加我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其突破口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起到促进农业发展和吸引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双重作用。农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通水、通路、通电等工程,这些项目均有极强的外部性,属公共产品的范畴,理应由政府提供。一旦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会激发其他投资主体投资农业和农村的热情。
4.2增加政府投资,积极引导各投资主体加大投入力度首先,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增加农村集体、个人对于农业的投入。保证农村集体将一定比例的积累资金用于农业;鼓励农民扩大劳动积累,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积极引导乡镇企业增加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其次,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加强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财力不断增大,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地方所占份额大幅度上升。但由于受短期利益驱动,在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中,用于农业投资的份额急剧减小。因此,要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加大地方基本建设投资中的农业投资份额。再次,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增加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国家的财政、金融、税务等部门都要对农民从事粮、棉、油种植,牲畜、水产养殖和农田基本建设等积极给予支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等方式,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进一步扩大外资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政策上的优惠,保护外商投资积极性。优惠的政策措施要体现在税收、费用、产销保障、审批手续等各个方面,有限度地放开一些农产品流通领域,使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在“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结合上更为紧密。
4.3完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融资体制为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要完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融资体制,扩大农业信贷投资。各级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要增加对农村的信贷投放,尤其是要加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农业的基础性建设投资,落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专项贴息贷款、重点项目建设贷款和国家财政资金相配套的重点项目贷款,充分发挥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组织的作用,强化其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功能。
4.4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遵循国家确定的产业政策的基本原则,与优先发展农业的产业系列协调一致,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在增加农业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增加预算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拨款比例。切实落实农业固定资产建设项目免征投资方向税的政策,保障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的农业贷款项目的优惠条件全部落实到农业,以优化预算外农业固定投资的外部环境。优先安排财政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并在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政策上扶持农业事业单位增加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入,增强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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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今天召开全市“项目建设推进月”动员大会,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抓住项目建设的黄金期,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促进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全面完成全年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确保我市“十二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下面,我讲两点意见。
一、认真分析投资形势,增强做好项目建设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今年是实现“十二五”开好局,确保三年翻番目标,努力实现我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年。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坚持科学发展,克难奋进,使项目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较好势头。主要表现在: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高增幅。1—6月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1.14亿元,同比增长73.6%。其中:500万元以上项目和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37.12亿元,增长72.2%,高于襄阳市平均增幅23.4个百分点,投资总量位居襄阳七个县市区第五位,增幅居于第三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5.2亿元,同比增长121.8%,投资总量和增幅均排在襄阳七个县市区第三位;1—6月全市房屋施工面积84.6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56%;商品房竣工面积达14.4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5%。商品房销售总面积18.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0%。二是部分项目建设进展较快。在建项目略有增加。1—6月,全市城镇500万以上在建项目176个,其中,新开工项目108个,续建项目68个。在建项目同比增加了11个,增长6.7%。亿元以上项目19个,同比增加了9个,完成投资10.61亿元,同比增长151.7%。三是招商引资取得较好成效。1-6月全市招商引资在建项目109个,统计到位资金22.78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32%。其中续建项目42个,新建项目54个,技改扩建项目13个;按产业划分,工业项目81个,农业项目10个,三产项目18个。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99个,其中:投资在5000万-1亿元的项目24个,过亿元的项目17个。四是二、三产业投资增幅较大。1-6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完成投资22.74亿元,同比增长89.3%,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1.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13.64亿元,同比增长55.4%,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6.7%。二产业增幅高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17.1个百分点,占全市投资比重进一步增大,工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我市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与襄阳市委、市政府要求相比,与实现跨越式发展实际相比,与发展较快的周边县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完成投资与全年目标任务相比,进展依然缓慢。1—6月,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1.14亿元,占全年投资目标任务100亿元的41.1%,时间过半,完成投资没有过半。二是与周边县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1—6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增幅在襄阳市7个县市区位次较5月份分别下降1位。1—6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7.12亿元,排在襄阳市7个县市区的第五位(襄州区73亿元,枣阳市44.01亿元,宜城市43.54亿元、南漳县39.17亿元)。1—6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2.2%,排在襄阳市7个县市区的第三位(南漳县131.2%,谷城县93.3%)。可以说是“标兵渐远、追兵紧逼、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三是大项目支撑不够,新开工项目减少。1—6月,我市投资5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176个,同比增长6.7%。在建项目中亿元以上项目19个,其中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6个。新开工项目少,1—6月,500万元以上新开工项目108个,同比减少24个,对投资支撑力度不够。四是重点建设项目开工不足。受种种因素影响,纳入全市调度,投资5000万元以上62个重点建设项目仅有39个项目开工,开工率仅为62.9%,有23个项目未开工。五是部门完成投资进展不平衡。下达有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的58个单位,完成投资总体进展不平衡,其中,市政府办、城乡规划局、民政局、环保局、卫生局、竹林桥镇、薛集镇、房管局、招商局、商务局、城管执法局、供电公司12个单位完成任务在50%以上,达到了时间进度同步的要求;29个单位有进展,但尚未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17个单位没有进展。
同志们,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驾辕之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发展不够的内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尤为重要。可以说,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仅仅是完成全年工作目标的迫切需要,更是夯实经济发展后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大家必须站在推进跨越式发展的高度,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保持投资的高速增长,确保目标全面实现。
二、采取非常措施,推进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开展这次“项目建设推进月”活动,力争达到“四个一批”。一是签约一批,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达到20个以上,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达到10个以上;二是开工一批,新开工项目达到50个以上,其中3000万元以上项目达到20个以上;三是推进一批,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40个以上,其中5000万元以上项目达到30个以上;四是投产一批,建成投产3000万元以上项目达到10个以上。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㈠进一步加大项目投资力度,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作用。从1—6月份的情况来看,我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在襄阳7个县市区中排第五,增幅排第三,可以看出固定资产增幅较高,但投资总量、投资强度不够,对经济拉动作用不充分。今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亿元,是市委、市政府根据襄阳市提出的三年翻番目标,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确定的必保目标,必须要完成。要学习枣阳、南漳等地的经验,大手笔谋划,大力度投资,大规模建设,全方位出击。招商引资项目不能放弃,中央、省里的投资项目都要全力以赴去争取,特别是有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的单位,要把固定资产投资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拿到手上,放在心上,紧盯不放,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结账,年底结硬帐,确保全年任务完成。
㈡进一步加快项目推进速度,确保项目建设快速推进。62个纳入市政府考核调度的重点建设项目,1—6月完成投资9.66亿元,仅占今年投资计划的28.7%。一些项目迟迟不能开工,还有一些项目虽然开工了,但一两年都没有大的进展,建设速度像蜗牛爬行一般,这样下去不仅固定资产投资上不去,更不能尽快投产发挥效益。目前,全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但投资完成情况却未能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下一步工作中,对尚未开工的项目,要加大工作力度,推进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对重点建设项目,特别是“项目建设推进月”实施方案中要求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项目,各责任单位、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全年进度计划要求,倒排工期,合力攻坚,通过日保周、周保旬、旬保月、月保季、季保年,确保全年投资计划的完成。
㈢进一步强化项目包保责任制,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领导干部的执行力,是推进项目建设的关键因素,也是干部能力水平高低的标尺。在项目建设推进过程中,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勇于担责。分管市长要对其分管行业的项目建设工作负总责。项目包保的市领导和责任人是项目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亲躬亲为,亲自调度,确保项目早签约、早落户、早动工、早投产、早见效。项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主动深入到一线,针对具体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具体方案,采取果断措施,破解建设难题。切实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项目不竣工不撤人,投产不见效不收兵”。
㈣密切部门配合,优化投资环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树立上下“一盘棋”的思想,相互配合,各尽其职,共创良好的项目投资建设环境。建设、规划、国土、环保等部门,要积极创新管理和服务方式,确保全市各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不因土地、规划、环评等问题受到影响;供电、供水、通信、房地产管理等部门要大开方便之门,给予项目建设更多支持,确保重点建设项目拆迁、供水、供电等“畅通无阻”;公检法等部门要对干扰破坏项目建设的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切实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统计部门要针对国家投资统计工作的新规定,切实做好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入库及投资项目检查核实工作,提高各类投资项目统计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金融部门要创新方式,破解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新闻宣传部门要加大项目建设宣传力度,设置专栏,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总之,各个部门都要全力为项目建设服务,在全市形成“部门围绕企业转,全市围绕项目干”的良好氛围。
㈤大力实施招商引资,为投资增长提供不竭的项目源。投资的支撑在项目,项目的来源在招商,通过招商引资,为投资增长提供项目支撑。一是加大对大项目,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拉动性强的大型工业项目的引进力度。围绕国内500强大企业、大财团和有投资意向的重大项目,大员上阵,专班盯牢,力争引进一批技术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济实力强、发展后劲足的企业和项目。二是促进在谈、签约项目尽快落户开工。对于达成投资意向的项目,要紧盯不放,促进项目早日落户。对于签约项目,要成立专班全程跟踪服务,使其早日开工建设。三是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把加快在建项目建设作为重头戏来抓,加强调度,搞好服务,加快进度,确保重大建设项目早日竣工投产。
上半年,全市经济虽然保持了速度、质量、效益的同步增长,但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农民增收难度增大。一是自去年7月开始,农资价格连续11个月高位运行,今年累计同比上涨4.8个百分点,6月当月上涨6.3%。其中,小农具、农用机油和农药、化肥分别上涨11.9个、26.5个、4.2个、3.9个百分点。农资价格上涨,农业成本增加,使农民增收空间缩小。二是粮食收入占农民收入的25%左右,虽然夏粮丰收在望,但夏粮仅占全年粮食总产的35%左右,要实现全年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还必须抓好秋粮生产,实现粮食丰收。我市自然灾害频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如果全年粮食生产不能实现预期目标,会直接影响今年的农民增收。三是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度计划比上年净增100元,低于上年实际增加额129元,这样的预期目标会使各县(区)在农民增收工作上思想放松、措施和力度减弱,有可能影响全市农民增收幅度的提高。
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较差。一是增幅有所回落。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表现出先滑后升、波动较大的态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9.7个百分点,比前4月、5月分别回落1.2、12.2个百分点,仅完成计划的44%,没有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二是各县增幅不一。增长速度在8%以下的有三个县,分别增长2.2%、5.2%、7.3%。三是缺乏大项目带动。去年,全市在固定资产投资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落在全省倒数第3位,按省上固定资产考核办法,综合考核为倒数第一。上半年,全市新开工投资项目248个,同比增加40个,但增加的大多为小项目,特别是500万元以上的项目更少,完成500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只有45个。
三、工业效益下滑。一是增速减缓。上半年,虽然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保持了20.4%的增长速度,但较上年同期回落7个百分点。除成县增速为59.6%外,大部分县(区)增速均在10%以下,分别下降了49.3%和21.2%。全市工业增长速度基本是由成县的高速增长连带形成的。成县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其它县(区)增速下滑问题。二是效益回落。年第三季度至年第四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成倍增长,为历史上少有的效益看好时期。但今年以来利润增幅回落,基本在15%左右徘徊。与去年同期相比,到6月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增幅回落12.1个百分点;利税总额增幅回落49.2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已达26家,亏损面达到29%,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亏损额为4177.7万元,同比上升46.5%。特别是随着电价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硅铁行业生产面临生产成本增加与市场需求减缓的双重压力,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停产状态。文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4户,亏损的有10户,亏损面高达71.4%,造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49.3%,销售收入、利税、利润大幅度下降。三是企业欠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除成县、西和县完成计划的51%以上外,其它县在50%以下,尤其是礼县只完成计划的29.3%、文县只完成计划的26.4%。
四、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经济增速在9%—12%;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在49.3%—59.6%;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除在22%以上,其它6县在15%以下,低于全市增幅;的大口径财政收入没有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5.5%—27.3%之间,高于全市的只有徽县、康县,分别为22.5%、16.2%,其余各县(区)低于全市增速,增速不到5%,两当县还下降了5.5%。
从年初“总理报告”主动调低GDP增长目标,到持续全年的对过热投资的遏制与反遏制,直至年终GDP突破年初目标势在必然――一场跌宕起伏的年度较量,呈现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与沉重。
在反思中开局
2004年3月,在总理在座的一次政协座谈会上,经济学家萧灼基、吴敬琏有一番对话。
吴敬琏率先发言,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的话音未落,萧灼基立即反驳:“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很好,不要轻言‘过热’。”吴敬琏又道:“‘GDP崇拜’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萧灼墓回应道:“现在有一种否认 GDP的倾向。”
萧灼基所指,是2003年末逐渐响起的反思GDP的声音。媒体的参与,把对“GDP崇拜”的反思,从此前学界的讨论推到公众面前。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地区)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在现实中,当社会经济发展被片面地理解、操作为GDP单兵突进式的增长,而资源、环境、教育、文化、卫生、民权、民生等其他社会发展诉求统统要为 GDP让路的时候,“GDP崇拜”便酝酿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无法下咽的苦酒。
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
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面对现实挑战,2004年3月的“两会”迅速回应,对此,新华社以《走出“GDP崇拜”误区,“科学发展观”热涌“两会”》为题予以重点报道。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确定为7%――这是一次罕有的对GDP的主动下调。要知道,即便是在2003年遭遇“SARS”的困难条件下,中国GDP也保持了9.1%的高速增长,而在1978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国际舆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们同样将评点锁定在“中国摒弃‘GDP崇拜”’。
知易行难。围绕“GDP崇拜”的较量刚刚开始。
在现实中较量
纵观近年中国GDP增势,其对投资引擎的过重依赖在不断加剧,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已占GDP总额的47.3%,正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在拉动 GDP一路狂奔。因此,2004年围绕“GDP崇拜”的较量,也就必然地直接交锋于对固定资产投资孰冷孰热的分析判断,碰撞于对宏观政策张弛之道的决策选择,折射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潮涨潮落。
早在2003年上半年,房地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过热问题已有所显现,下半年,投资趋热的行业与领域继续增多。2004年1-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高达53%,拉动一季度 GDP增幅升至9.8%。
2004年3月25日,央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4月13日,央行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密度之紧,力度之大,十分罕见。
然而,过热的投资仍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进而带动钢材涨价,水泥涨价,粮食涨价――这一幕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胀序曲惊人地相似:1991年,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仍徘徊于3.4%的时候,粮食价格涨幅已达8.6%,冶金、电力、煤炭和石油等上游行业的价格涨幅则超过了两位数。一旦坐视新一轮过热投资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又将遭受重创。
4月28日,以中央处置“铁本事件”为标志性起点,宏观调控全面启动。5、6月间,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全面清理整顿开发区、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冻结土地审批等等,剑锋所指,皆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热灶”与要穴。
即便如此,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有相当的连续性,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逐月上冲。与此同时,“查处铁本就是拿民营企业祭旗”、“不能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要停就停沿海的项目,我们内地还没热呢”、“要下先下内地的项目,中国经济跑得快,全靠咱东部沿海项目带”、“谁叫停项目,谁就要对经济的停滞负责”――种种不同的观点浮出水面、激烈碰撞。
可此时的经济形势,已容不得犹疑不决;二季度GDP增幅仅比一季度回落 0.2个百分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升至 5%,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进一步加剧。中央继续出手,土地、金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等各个条线的中央督查组、检查组一批批地撒向全国各地。
进入第三季度,调控举措开始见效。 7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6月份狂跌 1135亿元,出现了年度内的首次回落。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继续走低。
然而,三季度的投资回落却隐藏着一个秘密受固定资产建设项目的投资惯性和已签贷款合同影响,这一轮投资回落主要是通过银行各领任务指标,强行压缩短期贷款、而非中长期贷款来实现的。
因此到了9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再度升高,比8月份放大800亿元,达 5842亿元。
至此,久已为各界猜测、激辩,观望的“加息”利箭,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10月28日,连续9年下行,七次调低的存贷款利率调头上行,央行宣布加息,进一步为投资降温。
: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回望2004年宏观调控的风云激荡,更觉总理那一句年初断言,用语之重。
关山难越
岁末将近,迎年心切的购物中心,已在门前摆出圣诞老人。,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前三季度GDP增长9.5%,大大超出了年初预定目标,可消费价格指数已结束连续6个月的上涨,回落到4.3%,而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也比9月份回落了300亿元――似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正如今年的GDP较量,是上承去年的经济局部过热而来,今年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的交锋也绝不会随着年度的更迭而终止。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快速推进期,因此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的加剧投资,似乎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结论却未必这样简单。
中国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呈现出一个鲜明特征: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投资主体和“影子”主体,倚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GDP增长。正是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使中国经济超越“GDP崇拜”、探寻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变得尤为艰难,
从总量看,今年1-10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2002年同期多增了20686亿元,其中“地方项目”所占份额竟高达 88%。
在城市化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以“投资公司”、“建设指挥部”等名目,直接担当起投资主体角色,他们操控两大要素资源――土地与财政资金,强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形象工程建设,过度超前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2003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总计约3000亿元,规模相当于当年全国贷款投放总额的十分之一,其中有相当的份额转为了基础建设投资。政府财政资金还有很强的贷款“撬动”作用,在各地的中长期贷款中,以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作质押、向城建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投放的贷款总量,数额大得惊人。这种巨额投资,拉动了钢筋水泥的需求,却难以产生现金收益,未能形成“投入―生产―消费”的循环链条,最终会危及整体经济结构的稳定。
在工业化方面,地方政府则担当起“影子主体”的角色,为了招商引资,他们竟相设立“亦官亦商”的开发区,施行各类或明或暗的税收优惠、排污优惠、逃债不究的司法优惠,统一的经济规则被打破。
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每亩工业用地的开发建设成本约为20万-28万元,政府却仅以每亩10万-18万的价格出让,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靠降低环保要求、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或干脆“征而不补”、免费供地来吸引投资,企业的外部成本因此被扭曲变形,逐利的资金不再相信经济规律,只相信政府、政策和运气。
面对这种图景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了新原则、指明了新方向的话,那么我们显然仍未在现实中找到落实这一科学观念的路径与方法。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当然要搞建设;在这个世界上,也一定存在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科学发展观相对接的方式,然而在找到这一方式以前,谁也不愿意跟着中央政府让 GDP增速稍稍放缓,以便为增长方式的转型留出空间。因此,对“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也就必然地回归于现实中的较量。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如何转型的秘密,就无比生动地隐藏在这一轮峰回路转之中。
体制诱因尚存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地方政府是搅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浪的第一主体,但他们又不过是另一个更大体制“棋盘”上的过河之卒。换句话说,这一轮较量还有着更为深层的体制诱因。
――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和建设冲动。偏颇的政绩观以及片面的GDP考核,固然在诱导地方政府“崇拜”GDP,然而抽丝剥茧就会发现,是财政利益――这只 GDP下的“金蛋”,在令他们痴狂。
――在现行土地制度下,政府征用农业用地只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土地的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而土地用途变更所产生的溢价收益,则为各级财政所有。这种制度安排极大地诱发了圈地风潮,不仅为投资过热提供了空间载体,还为投资过热提供了资金来源。
――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自行配置经济资源的空间太大,能力太强,一旦遇阻,他们能够很便利地动用行政权力资源扫清障碍。
――公共财政理念及体制的缺失,不仅使大量财政资金能够畅通无阻地涌向建设领域,而且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监督,又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不断以GDP的高速增长,“创造”财政收入的更高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