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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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技术范文第1篇
【关键词】手术部 功能空间 设计模式
引 言
医疗建筑作为一类较为特殊和复杂的建筑设计类型，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医疗手术部在整个医院建筑临床诊疗设施中是重要的工作枢纽，其设计模式的好坏关乎整个医疗技术的开展和手术部使用效率的提升。
1. 从手术部的历史发展沿革看其设计模式的发展变化
在人类医学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西医理论外科学的诞生无疑是现代手术部萌芽的基础。在西方最早的手术室起源于法国和意大利，能被称之为手术室是Fabriciusab （Aquapendente）的剧场式圆形手术室（如图1），主要用于解剖实验。从“剧场式”这一名称上我们看出当时的外科手术竟然是一种公共活动，手术室多建在邻近市场和公共场所的地方，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狭小的手术空间周边挤放着观众席的种种设施，例如阶梯看台（如图2）。手术时旁观者围坐在手术台周边，外科手术医生一边做手术一边讲解。在当时没有品和好的止血技术的前提下，又确少对手术病人的关注，传统的手术室只能称之为外科教授传授外科技术的个人领域，而手术室建造的大而华丽，其价值也在于它的规模——即能够容纳观众的数量。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手术室的功能性质几乎与现代观演建筑或体育建筑相类似，提供了可供观众欣赏和学习的场所。
在整个中世纪至十八世纪初的几百年的时间内，医疗手术室的存在模式一直停留在“剧场式”形式。直到德国医生Gustav Adolf Neuber 在1885年由于意识到手术病人的危险，创新性地提出感染控制的理论——认为在医院中手术的区域亦是属于防止感染的范围。Neuber医生根据此理论建立了一小型医院，在这所医院里设置了包括消毒室在内的五个房间的手术室：每个房间都有其专门的用途，除三个手术间外，一个房间专门用来清洗消毒，另一个则专门用来处理污物。观众只被允许进入其中的一个手术间，该手术间保留了圆形剧场式的教学模式。
后来在美国真正体现感染控制理论的手术室是纽约圣卢克斯罗斯福医院建立的手术室。这个手术室由建筑师William Wheeler Smith联合设计，包括三个手术间，中间一个位于圆形剧场的中央，带有供手术病人麻醉的附属用房，另有一手术间在入口处，一般常用来做脓毒污染手术；辅助用房还设置了医生护士更衣室、休息室、消毒室、器材室，并将所有的外科手术器械储藏于金属和玻璃制成的橱子中等等[3]。这个手术室的建成标志着现代手术室的设计模式和功能空间已初步形成。手术室与辅助房间的组合设计正是后来欧洲手术室单元设计理念的原型。
19世纪早期的医院明确承担了现今作为医疗、保健、科研和教学机构的社会角色，医院不仅能拯救生命，而且能够提高生存品质。医疗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手术室设计的发展，到了19世纪中后期，曾经限制手术技术发展的三个主要障碍（疼痛、出血和感染）都因麻醉技术和无菌技术的发明而解决，如1886年，细菌学的发展及蒸汽灭菌法诞生；1887年，手术时的刷手法成立；1897年，手术时开始使用口罩；1898年，开始使用手术衣等等。自此圆形剧场式手术室被弃用，更安全的手术室经过一个世纪的转变沿用至今。
20世纪，手术室经历了由分散在医院的各个诊疗科室内逐渐向集中式转变。1955年，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式手术部在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开设。这种集中型的手术系统是手术室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当代手术室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
而后随着空气洁净技术的出现并逐渐应用于手术室的灭菌消毒，诞生了洁净手术室。1966年在美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3mX3m带有顶棚静压箱与塑料帷幕的垂直层流洁净手术室。由于医学专家和临床医学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使洁净手术室设计逐步完善，它比普通手术室能够降低术后感染率的明显效果得到了社会的公认，成为当今医疗手术室的发展趋势。手术部的建设发展到了洁净手术部的新阶段（如图3、4）。
因此，从西方手术室历史发展沿革来看，现代手术室的设计模式不是凭空而来，都是由一定的原型发展、变化而来，并与各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背景和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对手术室历史发展进行分析回顾，就是试图寻找当代手术部功能房间设计的原型，分析人们的理念怎样通过概念抽象转化为设计模式，指导我们千百年来的建筑实践的。对最早的剧场式手术室的建筑形式和医生行为活动进行总结，以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将剧场式手术室与现代手术室对比，从而得出现代手术室功能房间的设计模式的原型。
2. 现代手术部的功能空间组成
在我国，手术部的设计起步较晚，其建设实践在上世纪70年代初开国门后，吸收西方手术部设计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从最初的只有几间手术室的小型手术部发展到今天拥有几十间手术室的大型洁净手术部，设计理论不断完善，设计实践更加成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洁净手术部建设工作有了迅速发展，许多大型综合医院、中小型医院，甚至包括专科医院都纷纷建成许多高质量的洁净手术部。
对于当代手术部设计模式的研究要首先明确每一个能够正常运行的手术部除了手术室以外需要配备那些辅助用房。以洁净手术部为例，手术部由各净化等级手术室、洁净辅助用房（直接为手术室服务的辅助用房）、非洁净辅助用房（间接为手术室服务的辅助用房）以及其它用房组成，其它一般常规手术部可作参照，具体功能房间的分类如表2所示：
3. 手术室与辅助用房的组合设计模式分析
由上表可以看出，手术部虽然只是医疗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承载的诊疗功能却是十分复杂，如何将这些功能空间组合成高效运行的手术部平面是手术部设计成败的关键，也是手术部设计模式研究的重点。下面就以洁净区内手术室与辅助用房的组合设计模式为例来分析其设计模式。
3.1手术室单元组合形式分析
欧洲国家近年来开发出手术室单元的设计概念，每个手术室一般带有前室和后室，形成一个单元，成为一个独立的控制体。前室可以为刷手间、麻醉诱导室和术后苏醒室，后室为污物处理间和消毒间等，有的则在相邻两手术室之间设置器械室、准备室等（如图5）。这种单元式设计模式标准高、房间多、占用面积大，病人进入手术室前在麻醉诱导室麻醉，提高了手术室的效率，而且要经过几次换床，减少了污染物进入手术室的机会。
3.2 小区域功能整合法
在我国，国外单元式的手术室组合设计模式只在少数或专科医院有所尝试，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在房间设置上也没有英国的手术室单元那样系统和完整，或只设有麻醉诱导室，或只设有准备室和消毒室等。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单元式手术室虽然有其在人员物品组织管理上的优势，但是建筑面积大，土建及设备投资较大，如果在我国做大范围的推广，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单元式手术室的设计理念可以认为是对手术部的区域控制，区域内房间功能齐全，安排有序，人物分流，洁污分明。区域控制理论就是要求手术部自身配置完善，药品、无菌敷料、无菌器材等储备充足，尽量减小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性，提高对手术工作诊疗效果的综合保障能力。区域控制的设计重点，就是要充分发挥各辅助用房的功能。
因此，通过吸取欧洲单元式手术室的优点，经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在对单元式手术室的改进的基础上提出“小区域功能整合”的方法，即手术部区域内3～4间手术室+刷手+麻醉准备室+无菌储藏室+洗涤消毒室的组合设计模式，其中麻醉准备室和洗涤消毒室可根据情况集中或分散设置。这种组合方式既摒弃了单元式手术室每间都重复设置前后室面积浪费的弊病，又满足了手术室人员的使用要求及日常清洁物品的就近供应。此设计模式提出之后，笔者欣喜地发现在目前手术部的设计中已经或多或少流露出这种思维倾向，只是未正式命名。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三个手术区房间设置就是这样组合的（如图5）。
结 语
现代医学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医疗建筑作为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和活力的生活家园，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中，应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和使用它的人们的要求进行设计和研究，对于设计模式的演变不断更新，而现代化医疗手术部作为医院诊疗的前沿科室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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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革 刘苏君 手术室护理学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5年6月第2版
现代医疗技术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材料；审美
1引言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装饰艺术已经成为与人类文化联系紧密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于装饰艺术来说，其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广，象征意义也相对较多。虽然不同的人对于装饰艺术设计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人们对于装饰艺术设计的理解普遍与“利用一定的材料加特殊的加工实现环境美化”的定义有着一致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装饰艺术中，特别是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材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相关工作人员重点关注。
2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材料的审美特性分析
第一，色彩表现。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材料的色彩表现能够分成两类：材料本身色彩属性以及加工后的色彩属性。相关工作人员要结合实际的设计风格，对自然色彩的保留或后期色彩的添加展开平衡。第二，肌理表现。肌理主要代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材料的表面纹路。站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的角度上来说，材料的肌理存在着一次肌理以及二次肌理的差异。一般来说，一次肌理更加强调了自然特征，指的是由于材料表面的凹凸而形成的纹路。例如，木材的天然表面纹路、石材的天然表面纹路等；而对于二次肌理来说，其主要指经过加工够形成的材料表面的独特触感，例如，木板、瓷砖、大理石材料的加工等纹路。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二次肌理应用的频率更高。第三，质感表现。不同的材料有着不同的质感，一般可以使用凹凸平整、粗细、是否发光等条件来划分。例如，溪流中的石材表面细致程度大于森林中的毛石，但是并不如木材更加细腻。同时，对于不同的材料质感来说，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情感。例如，丝质更多的象征着大气；细滑象征着富贵；粗糙或是厚重象征着豪放等等。由于不同加工处理方式或是自身属性的不同，即使是相近的材料，也会产生不同的美感。对于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来说，对材料质感的深度挖掘与合理使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环节，其优劣直接影响着现代装饰的艺术效果。
3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分析
对于现代装饰艺术来说，由于视觉感觉本质上来源于材料，所以可以说，在材料的作用下，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更加生动、丰富。材料、作品的物质功能、理念共同形成了艺术空间，向观赏者传达了特定的精神艺术。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材料是裁体的辅助物质手段，是在艺术设计中由物质世界转向精神世界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现实空间中理想存在、放大及延续的方法。笔者认为，站在材料的角度对现代装饰艺术设计展开考量是一种可靠性较高、也更为直观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过程中，第一步需要对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作品中使用的材料展开观察与分析；第二步需要对相应作品中材料的呈现方式完成考查与分析，包括材料的颜色、材料的形状、材料的质地、线条的组合等等元素；第三步需要对上述元素对相应作品的总体设计意义的表现方式展开分析；第四步需要对相关作品中包含的情感以及观念等完成探究。经过上述的探究步骤可以得出，通过材料对现代装饰艺术设计进行分析，是对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深化认识的关键。现阶段，人们对于材料的认识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拓展，也促进了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更加生动、多样且丰富[2]。对于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以及材料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由附属向独立的转化。换句话说，基于不同材料的现代装饰艺术品由传统的装饰功能物转化成为情感理念表达的艺术品。
4材料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的作用探究
4.1材料的语义化
结合艺术的发展历程能够看出，材料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材料的变化直接对艺术形式的变化与发展产生了影响。所以说，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使用合适的材料至关重要。但是，就现阶段的装饰艺术设计来说，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材料非象征意义较为忽视，对于材料的功能性把握并不充分，这严重的阻碍了现代装饰艺术设计的更好发展。对于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的材料来说，其语义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人类的生活中，任何一种物质都有可能因为与日常生活产生了联系而有了较为独特的意义。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主要由人类的主观情感来带领，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的材料选用中，也受到了相关工作人员主观情感的影响。例如，对于一些具有遮风避雨功能的材料，在人类的主观感情影响下，更多的被赋予了“提供慰藉的避风港”的含义。所以说，相关工作人员在展开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要对材料选择环节中的综合材料语义功能进行重点的考量。例如，对于木材来说，其更多的代表着“自然”、“淳朴”、“厚重”等语义；对于石材来说，其更多的代表着“永恒”、“顽强”等语义；对于金属来说，其更多的代表着“刚猛”、“贵重”等语义。对于不同的现代装饰艺术设计材料来说，都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相关工作人员在展开现代装饰设计前，要对所有材料的语义功能进行深度的理解，并结合人们的实际生活完成设计，才能够确保现代装饰艺术设计符合时代审美。
4.2材料的感情化
作为现代装饰艺术设计的载体，材料也承担着向欣赏者传递装饰艺术设计作品情感的任务。现阶段，相关工作人员逐渐认识到，材料会赋予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作品以生命。在这样的认识下，抛弃了传统的侧重于材料客观属性的错误认识，形成了对现代装饰艺术设计跨越式的、崭新的的认识。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来说，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的材料浓缩且表达了相关工作人员的情感，也抽象的阐述了其理念与情怀。就目前现代装饰艺术设计的发展情况来看，材料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视觉价值，完成了情感的具象化，增加了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作品的生命力、情感因素以及想象力。对于现代装饰艺术来说，其最终要回归于情感，而不同的材料正是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作品的情感外露。可以说，情感与现代装饰艺术设计工艺共同推动了现代装饰艺术的发展。
4.3材料影响装饰艺术创作
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材料意识贯穿于始终，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设计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影响为，材料意识促进了相关工作人员创新思维的有效形成。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来说，需要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对于不同材料中包含的特殊意义进行挖掘，并利用其营造出更加独特的情感环境，实现突破与创新。同时，材料意识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想象力的激发也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的材料作为一种客观物质，具有着静止的特性。但是，在相关工作人员的眼中，材料是有生命的，实现了客观世界与材料意识的转变与互动[3]。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来说，即使是废弃的工业材料，也是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更好的支持着现代装饰艺术设计，而这也正是材料意识的魅力所在。
4.4材料的审美功能
对于不同的材料来说，其有着不同的质感，传达给观赏者的视觉、触觉等体验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一般来说，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使用的材料更多的让观赏者实现了视觉、触觉、脑力等的协调，最大程度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不同材料独特的质感、丰富的肌理、多样的形式等，提升了现代装饰艺术作品的审美情趣，增加了观赏者的审美体验。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中的材料由于质地、肌理等的不同，传达出的情感也有所差异。而这些情感更多受到创作者情感投入的影响。对于观赏者来说，通过观看、触摸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作品，能够反应出相应作品传达出的情感信息。可以看出，材料可以借助作品实现形式语言向作品形象的转换，使得现代装饰艺术设计作品中的材料具有生命力。不同材料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传达出的情感信息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于棉花来说，其更多的传递出了“温和”、“柔美”的情感信息；对于羊毛来说，其更多的传递出了“温暖”、“安全”的情感信息；玻璃更多的传递出了“透明”、“时尚”的情感信息等等。
现代医疗技术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重症肌无力；中医辨证；研究
重症肌无力（Myasthemina Gravis，MG）属临床疑难杂病，具有病情反复、疗程长、治疗棘手等特点，现代医学对于重症肌无力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许多学者及专家对于重症肌无力的病变部位、致病因素及发病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医药治疗重症肌无力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许多医家及学者经反复实践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及临证经验。如何借鉴当前医学信息学交叉学科研究领域的最新方法及成功案例，对这些知识和经验进行挖掘利用，是今后中医临床和医学信息学科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和探索的方向。
1 中医病名
中医历代文献中没有重症肌无力这个病名的记载，对其症状也没有完备而系统的描述。后世医家根据重症肌无力的症状将本病归属于"睑废"、"歧视"、"痿症"、"虚损"等范畴。邓铁涛[1]认为本病中医病名应为"脾胃虚损"病，根据其临床表现不同，分属不同的中医病症，如眼睑无力或下垂，属"睑废"或"睑垂"；复视属"视歧"；吞咽困难、饮水咳呛、言语无力、发音不清等则属"喑痱"；抬头无力属"头倾"；四肢瘫软无力属"痿症"；肌无力危象则属"大气下陷"。
2 研究病机
2.1脏腑病机
2.1.1脾胃虚损 刘小斌等[2]总结邓铁涛之"脾胃虚损，五脏相关"理论指出，脾胃虚损是根本，但多延及五脏而出现临床诸症。李广文[3]认为综观MG各型的临床表现，其关键病机为脾胃气虚，但亦终至肝肾不足。
2.1.2脾肾虚损 孟如教授[4]认为脾肾亏虚、气血不足，肢体肌肉失养是本病的基本病机，但本病病程较长，病程日久多挟痰挟瘀，阻滞经络。邓毓漳[5]认为本病病因当责之于肺、脾、肾三脏虚损为主，重点在于脾肾。
2.1.3肝肾亏损 马耀茹等[6]认为，虽然本病以肾不足为病机关键，但日久侵及肝，肝肾同源，肝血旺则筋柔肉润，肝肾强则筋骨得养，举动自如。肝肾精血亏虚，则筋骨肌肉失于濡养而萎软。
2.1.4从肝论治 刘少云[7]介绍尚尔寿教授的经验，认为重症肌无力的病位在肝，肝不主筋罢极无本是本病的主要病机。
2.2经络病机 吴以岭[8]教授指出"奇阳亏虚，真元颓废，络气虚滞"，为本病发生的病机。奇经八脉通行上下，总督诸阴诸阳，渗灌三阴三阳，与五脏六腑及体表器官关系密切。奇阳虚损，不能约束十二经脉，血液运行散乱，经络瘀滞，则肌肉失去濡养，而致肌肉颓废无力。
3中药治疗
3.1分型论治 蒋方建[9]介绍李庚和教授的思想，认为证型可归纳为脾虚气弱型、气阴两虚型、脾肾阳虚型、血虚络阻型及元气虚脱型。①脾虚气弱型治法：补中益气升阳，基本方：黄芪、党参、升麻、柴胡、白术、葛根、当归、黄精、陈皮、甘草、大枣；②气阴两虚型治法：益气补肾滋阴，基本方：黄芪、党参、生地、熟地、怀山药、山茱萸、制首乌、炙龟版、枸杞子、麦冬、白术、甘草；③脾肾阳虚型治法：益气补肾温阳，基本方：黄芪、党参、制附子、鹿角胶、熟地、巴戟肉、锁阳、脐带、怀山药、补骨脂、甘草；④血虚络阻型治法：养血通络，基本方：当归、熟地、白芍、川芎、黄芪、宣木瓜、潼蒺藜、鸡血藤、蜈蚣、红花、甘草；⑤元气虚脱（衰败）型治法：以益气固脱，回阳救逆，补肾纳气，肃肺化痰急救之，基本方：别直参（另煎）、制附子、蛤蚧末（冲服）、紫河车粉（冲服）、大熟地、沉香粉、煅龙骨、煅牡蛎、炙甘草、羊藿、炙苏子，猴枣散或鲜竹沥兑生姜汁另冲服。
林丽等[4]对孟如教授治疗的32例MG病例进行临床总结，分型为：①中气不足型，治宜益气健脾，补中升阳，方以补中益气加减；②脾肾气阴两虚型，治宜益气健脾，滋肾养阴，方以四君子汤和六味地黄丸加减；③脾肾阳虚型，治宜温补脾肾，方以四君子汤合右归丸加减；④气血亏虚型，治宜补气养血，方以十全大补丸加减；⑤气虚血瘀阻络型，治宜益气健脾，活血通络，方以四君子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
李广文[3]将该病辨为四型施治：①脾胃气虚型，治宜健脾益气，方拟补中益气汤与四君子汤合方；②气阴两虚型，治宜益气养阴，方拟黄芪生脉二至四君子汤合方；③气血亏虚型，治宜补益气血，方拟黄芪八珍汤治之；④脾肾阳虚，治宜益气温阳，方拟黄芪理中汤合右归丸。
3.2专方专药 邓铁涛[10]自创强肌健力方治疗重症肌无力，主要药物有当归、陈皮、甘草、黄芪、党参、白术、五爪龙等，并根据病情的不同阶段辨证论治，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尚尔寿教授[11]自拟疏风通络为主复肌宁粉（片）：明天麻、全蝎、蜈蚣、地龙、牛膝、杜仲、黄芪。补肾镇肝熄风为主的复肌宁1号方：胆星、菖蒲、麦冬、伸筋草、牡蛎、珍珠母、僵蚕、牛膝、佛手、黄芪、党参、桃仁、钩藤、姜半夏、陈皮、杜仲炭、焦三仙、焦白术。两者合用，随症加减。
吴以岭教授[12]从"奇经"入手治疗重症肌无力，提出治疗重症肌无力治本三法，并研制出重肌灵系列中成药。
张老[13]自创二草异功散，方中糯米草、鸡屎藤健脾消积，潞党参、白术健脾益气，陈皮行气除湿，茯苓健脾除湿，二药同为佐使，辅助参术，增强益气健脾之功；路路通活血通络，使气血通畅，甘草益气和中。
王春生等[14]认为本病以肝脾肾虚为主，兼有血瘀，故采用培补脾肾、益气养阴、活血通络的方法。拟参龟培元冲剂，主要药物：人参、黄芪、白术、龟板、何首乌、山萸肉、穿山甲、陈皮。
闫洪琪等[15]用天麻、全蝎、蜈蚣、地龙、牛膝、杜仲、黄芪等药物自制天麻牛膝强肌胶囊；用人参、羊肉、山药等组成参蓉复肌胶囊，二者合用治疗21例患者，总有效率为90.5%。
4针灸治疗
黄景璇[16]取百会、阳白透鱼腰、攒竹、四白、太阳、丝竹空为主穴，足三里、三阴交、跗阳、交信等为配穴针刺。李华岳[17]取中脘、足三里、关元、气海、三阴交、合谷、太白、阴陵泉。并根据临床分型随症加减。
李雪红[18]针刺取脾俞、关元、大椎、百会、肝俞、三阴交、足三里、肾俞、胃俞、肩髑、曲池、解溪为第1组穴，取阳白、鱼腰、丝竹空、攒竹、承泣、中脘、脾关、梁丘、阳陵泉、合谷为第2组穴，两组穴位交替使用。穴位注射取肩髃、曲池、手三里、外关、髀关、足三里、阳陵泉。并艾灸双侧肝俞、脾俞、肾俞穴位。
王雅娟[19]以"治痿独取阳明"为理论依据指导针灸治疗重症肌无力。配穴特点：阳明为本、随证配穴、以上带下、以主带次。在手法上，足三里、三阴交采用补法，余穴用泻法或平补平泻之法，以补益脾胃、调理气血，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5综合治疗
李少芳等[20]以针灸为主，配以穴位注射北芪注射液，再配以补中益气汤或右归饮。治疗100例眼肌型重症肌无力患者，痊愈62例，好转36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8%。
陈伟等[21]将确诊为重症肌无力的66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4例，对照组32例，治疗组采用大剂量补中益气汤联合泼尼松治疗，对照组使用泼尼松单独治疗，统计比较2组治疗的有效率和基本痊愈率，并观察大剂量补中益气汤联合泼尼松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梁永等[22]将80例重症肌无力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40例，分别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和常规西药治疗，并对其疗效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常规西药与补脾强力汤联合治疗重症肌无力较单纯常规西药治疗临床更有效。
6其他研究
6.1文献研究 董秀娟等[23]以病因病机和辨证论治为主线，对痿证中医古代文献研究中与重症肌无力症候内容进行整理研究。裘涛[24]整理了有关重症肌无力的中医历代文献，从而为更好的研究重症肌无力提供文献支持。
6.2与计算机相关技术结合的现代研究 杜宝新等[25]收集用于治疗痿证的方药，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建立数据库，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采用频数分析的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然后结合历代对痿病的认识，运用中医药理论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从中初步了解不同时期治疗痰病的药物规律。
饶媛[26]收集重症肌无力病例447例，建立重症肌无力疾病数据库，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重症肌无力性别、年龄、临床症状、合并症、五脏病变、常用药物、药物归经等变量进行频数统计分析。采用KNEX、SQL Server等数据挖掘软件及稳健回归、Na？veBayes等算法对重症肌无力症状、五脏病变规律及不同分型重症肌无力关键诊断因素进行数据挖掘，探讨重症肌无力中医脏腑病机，及重症肌无力西医分型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
刘凌云[27]应用脏腑体用论、通过数理分析方法和数据挖掘技术阐释分析重症肌无力病例的症治规律。收集病例866例，采用SAS8.0和SPSS19.0统计软件，通过因子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关联规则分析、链接图、聚类分析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对病例从诱因、发病节气、症状（兼夹症、合并症）、体征、舌象、脉象、中药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中医文献中有关重症肌无力中医药治疗用药情况进行分析。
7结论
①关于重症肌无力中医病机的看法，存在多种理论并且形成了不同的论治，中医药治疗大多是从脾胃、脾肾及肝肾着手治疗为主，方药大多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在临床探索中形成了许多验方，可以指导其他医家临床使用。采用针灸疗法治疗者也不在少数，在针灸治疗上多从脾经、肾经循行和眼周取穴，治疗效果较好。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也进行了较多研究，在注重全身调整的同时也注重局部治疗。②关于本病的分型标准，各医家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如果能够统一，将会在本病治疗上更加规范。③各文献报道采取不同的疗效评定标准，有些为自拟标准，影响了疗效评定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有待建立统一的疗效评定标准。④随着单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传统的疗效评价指标已不能满足这一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治疗对改善患者体力功能、情感功能以及提高总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因此，中医药治疗重症肌无力前景广阔。⑤将计算机相关技术运用到重症肌无力研究方面的文献甚少。运用中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疗效显著，但由于中医辨证知识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缺乏大样本的的临床调查以及客观严谨的的数据分析研究，大大影响了中医药在重症肌无力诊治方面的评价及方法的推广。数据挖掘技术善于从缺乏先验信息的海量数据中发现隐含的有意义的知识，寻找未知的或验证已知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据挖掘技术恰好可以解决中医证候研究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在未来的研究可以有针对性地收集和整理重症肌无力的诊疗数据，并使其符合一定的数据规范，进而将诊疗信息与数据挖掘等计算机技术有机地结合，推动中医药治疗重症肌无力更深层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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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技术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现代医疗技术范文第5篇
【关 键 词】医疗器械 维修管理
[Abstract]Medical equipmen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a modern hospital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is the lifeline of modern hospital,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hospital image and reput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hospital except by a level high medical team outside, medical equipmen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utmost reflects a hospi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level. Therefore, how to maximize medical devices play a good role of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medical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mod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Key words] Medical devices; Maintenance management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器械在现代的诊疗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大限度体现着一个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先进的技术不断在医疗设备上得到运用，医疗设备往往是多学科技术的结合，自动化程度和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这就给医疗设备维修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备维修管理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医疗设备的维修管理已成为医院质量评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阶段医院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机构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制约，维修保障能力不足问题仍然非常突出。笔者作为一名医学工程技术人员，结合几年的工作实际，在文中深入分析了现代医疗单位中，医疗设备维修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更进一步对如何最大限度地节省医疗设备维修和管理的费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意见。
一、医疗设备维修和管理中存在之问题
1、维修技术手段落后
应该说，我国现行医院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机构与美国70年代十分类似，属于维修店。尽管随意医疗器械设备的不断发展，部分医院的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条件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与现代医疗器械设备的维护要求相差甚远，维修工具，检测手段仍是陈旧的。其原因是医院自身不愿意对维修机构的设备(设施)有更大的设人，因为这种投入的回报不是显著的，难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收益。
2、管理制度滞后
医疗器械的科学管理对提高医疗器械的完好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科学的管理机构和手段，很难搞好维修工作，更谈不上获得与临床诊断和治疗有关的人体生理参数，并从工程生物学和基础医学方面研究人体的结构和生理机能。尽管目前医院管理制度已相对完善，然而医院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机构却成了医院管理的盲区，多数医院管理制度与现代医疗器械设备维修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缺乏详尽的管理制度。即使是建立了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机构管理制度的医院，其制度也难以及时修订与补充，与现代医疗器械设备维修管理的要求不相适应。究其原因：一是医院的规划和发展策略对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机构缺乏明确的建设与管理标准，难以形成相关管理制度。二是医疗单位对医疗器械设备的发展与管理策略、质量要求等难以准确把握，难以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管理制度。
3、缺乏定期维修与忽视管理
医疗器械的日常检查与定期检查是一项经常性的维修工作，是设备保养的基础，是考查设备的精度、性能、状态的医疗器械的预防性维修检查，是减少设备的损耗，消除故障隐患，保持正常工作，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防范措施。
而现实中，很多医院，尤其是中小型医院的常用医疗器械得不到有效地维修和定期保养类问题大量存在，使得器械的使用寿命及使用效率大打折扣，极大增加了医疗单位的医疗成本。
同时繁重的医疗工作也使护理人员长期忽视医疗器械的管理。由于病员与护理人员之数量比例存在极大不平衡，护理人员往往只顾于应付繁重的护理工作，而无暇顾及其它。即使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某些器械管理中的不足，也因怕影响更重要的工作而不去及时纠正。交班时又忘记嘱咐接班护士，导致这些不足缺乏有效地管理。
二、加强医院医疗器械设备维修机构建设与管理的思考
1、加强医疗器械的日常维修检查
为了确保仪器设备的正常使用，应根据仪器设备的性能要求，定期进行细致的维护保养，如：定期运转部位，及时检查和更换易损部件；检查电路、光路及水路是否正常、通畅；检查大型或精密医疗设备的稳压状况和接地情况是否良好等，保障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
2、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医疗器械的维修管理工作要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维修体制的改革，影响着维修行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要使医疗器械的维修行业与使用方要求协调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1）仪器设备管理制度；（2）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3）检查评比制度。这样才能使维修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必须加强对医院维修机构的领导与管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提高维修质量，降低维修成本。组织制订或督促执行医疗器械设备维修管理制度，组织审查维修机构工作规划并监督实施，审批维修机构开支方案等。对工程技术人员合理分工，严格管理，使其全方位为临床医疗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维修质量和速度。最大限度地延长医疗设备的使用时间。
3、实行科学管理方法
医疗器械的科学管理对提高医疗器械的完好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科学的管理机构和手段，很难搞好维修工作，更谈不上获得与临床诊断和治疗有关的人体生理参数。
医疗器械的维修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光有实践经验和脑力记忆是不够的，在掌握维修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借助于医疗器械的技术记载，设立技术档案，这对于大型精密仪器是必要的，其它仪器设备也要有一定的文字记载，否则会给维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逐步建立医疗器械的状态库，这对设备故障诊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还应进一步健全临床工程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机制。对其加强继续教育、更新知识，不断提高维修服务水平。维修管理实践证明，在现代医院，医疗器械设备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不仅大大提高了临床诊治能力和水平，而且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收益。只有规范和完善的医疗器械维修管理，做到以人为本，注重维修人员的素质及维修技能的培养，充分调动和激发维修人员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以患者为中心，以医院的生存和发展为己任，才能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同时，发展自身的经济效益，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1】吉 雷 浅谈知识型员工的管理 中国培训 2001年第4期
【2】李永亮 医疗器械的使用维修和检修工作实用医技 2001年8卷8期
【3】谢松城 徐伟伟 医疗设备管理与技术规范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4】毕光迎 李国胜 如何搞好医院设备管理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3，1：10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