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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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范文第1篇

一般观点认为，国有经济体量庞大、实力雄厚，管理规范、人才储备和技术优势明显，但缺乏活力创造力；非公经济运作方式灵活、充满创新本能，但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个领域仍然较为薄弱。在混合所有制的包容性框架下，各种所有制形式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迸发更为强大的发展动能，这固然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仍然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坐标系中，探讨所有制之混合，是否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概念范畴上，“所有制的混合”如何不同于“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身？有哪些更为根本、更为深远的内涵，可能为经济制度设计和国家治理实践带来哪些重大突破？

――所有制的混合，是对经典理论的否定，还是充分尊重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循环，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创新和完善？

――从宏观制度框架和微观企业结构来看，各种所有制形式对于所有制的混合有哪些新的诉求，所有制的混合和优化配置有哪些瓶颈、桎梏，如何同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张力的制度平台？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所有制的混合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研究西方国家的所有制混合，对我国也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这就特别需要厘清，中国特色语境中的所有制混合与西方国家有何不同，其原则、方向和根本目的是什么？

这些重要议题，都需要从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出发，深入总结实践探索有益经验，通过系统的分析论证寻求解答。我们将各领域著名专家学者新近研究成果集结成本期“所有制之混合”专题策划，以期激发学术思想理论界对所有制混合相关重大议题更加全面、深刻的思考和认识；我们也将紧密追踪学界最新研究进展动向，及时集结并推出后续研究成果，敬请读者关注。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现实中的初级阶段要提高物质生产力，就需要发展商品市场和交换关系，需要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和分配。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多种所有制，这就必须对单一公有制进行改革。然而，激烈的所有制结构更迭，必然造成摩擦、动荡和破坏，前苏联走极端的“休克疗法”就是例子。

――贾华强

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两层楼”的制度安排问题：一层楼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一层楼是这种制度的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越过了基本经济制度层面，而直接深入到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属于治理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所有制经济同国家治理体系是相通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常修泽

经过多年渐进式改革和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与所有制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宏观上不同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并存，微观上不同经济形式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还将进一步快速发展。因此，混合所有制在我国将是长期存在的一种经济形式。

――田 广

民营经济、民间资本进入垄断产业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制度与行政方面，应当围绕这些因素制定相应对策。完善法律制度，改革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重塑监管模式。在强化政府监管独立性的同时，要着力遏制利益集团左右政府决策和出于小集团利益而故意阻碍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为，为民间资本构筑进入垄断产业的制度平台。

――剧锦文

为了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各级国资委须按照《决定》精神，提出全面的政策要求和实施规则，使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同时，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因企、因行业等各种条件制宜的原则，避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邱海平

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范文第2篇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也为企业转型发展开启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期，让各类企业有了明确的改革发展预期。

其一，是政府加大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力度的机遇。这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举措。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就将其作为第一件大事。同时这也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法治经济和进一步增强社会活力的保障。降低企业注册登记门槛、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推进股票发行由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受到广泛好评。今年1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继续把简政放权作为新年伊始第一件事，让所有人感受到了改革攻坚的决心。

其二，非公有制经济面临着健康发展的机遇。据统计，目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解决了城镇就业的80%和新增就业的90%。全会《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既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与作用的高度肯定。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等重大政策必将推动它们健康发展。

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问题学习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360072

基于问题学习，是我们通过创设特定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过程中，主动获取和运用知识、技能并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课堂教学方式。其好处是，我们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热情，同时能够培养他们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

培养高中生思想政治问题意识可以帮助他们解答思想政治学习中的问题，并由问题学习来发展和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引导学生解决复杂的、实际的思想、政治或经济生活问题，使学生能够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培养问题解决技能。

首先，我们要了解和把握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方式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以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为中心。基于问题学习的重点是以发展学生运用知识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基于问题学习的关键是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索学习。教师要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教学过程中体现主导作用，不断地指导和鼓励学生主动积极地投身思想政治学习活动中去。

将问题学习法运用到平时的教学活动中有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我们要始终明确，问题是思维的开端，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能够发展和训练思维。我们要不断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地掌握学习思想政治课的主动权。

一、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基于问题学习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问题的发现，是学生学好思想政治课的关键所在，也是创新思维的源头。我们要多设计一些能够把实际问题转化成思想政治问题的训练，形成用思想政治知识思考问题的意识。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鼓励学生追求更高的学习能力目标。在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兴趣的同时，也要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让他们做到精准掌握知识要点，把握知识脉络，在知识和能力上得到全面发展。

比如，在教高一政治第三课 《多彩的消费》时，我们要求学生理解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了解消费的类型，让学生正确认识贷款消费。可列举最近南京、苏州等省内大城市房价暴涨的事例。对此，我们可以设计讨论题：假如你父母要去南京贷款买房，结合你家庭的实际情况，说说你的意见和看法。对于贷款消费你有何感想？

二、掌握知识与发展能力并重

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呈现了多元化、时代化的特点，也考查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发散思维。命题者越来越重视考查学生的能力水平，让学生知识与能力协调发展的要求在高考中凸显出来。为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积极发现问题、正确解答问题。

比如，在教高中经济与生活第四课《生产与经济制度》时，我们要以问题的形式让学生理解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理解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原因、意义和措施，正确认识和领悟我国当前为什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涵。让学生通过学习本课内容，逐渐培养辩证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深刻领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我们预先可以布置问题给学生思考：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怎样大力发展生产力？从经济生活角度分析，党为什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怎样加快我国的发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学生能够准确认识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问题难度要体现层次性

对话式、讨论式、合作研究式、自主探究式等问题解决方式可以作为我们高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基于问题学习的几种方式。基于问题学习的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知识经验，把教学目标问题化，通过系统地设计一系列问题活动，创设一些问题情境，然后组织学生解决问题、探究问题。教师所设计的问题要切实体现层次和梯度。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要体现主导作用，经常给予学生指导。教师在设计训练时，在兼顾创新性和新颖性的同时也要强调基础性、针对性和科学性，还要注重学科本质问题认知。

教师要善于感觉和观察，充分挖掘学生在问题学习方面的潜能，使得我们的思想政治课堂灵动活跃，使得我们的教学效率不断得到提升。

比如，在教学《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时，我们要让学生能够理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同时要深刻理解和领会如何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此我们可分层次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了解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及作用。如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当下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

通过层次性的问题来逐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把学习过程当作一个训练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的过程，着力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四、培养学生的自学探究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认真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之间的关系。教师要坚持创新实用的理念，力求教学高质高效。我们要倡导高效自主学习理念，紧贴教学政策与实际，引导学生自主高效学习，夯实基础知识，进而提高能力。教师通过不断了解反馈，及时适当地做出纠正与探讨，以此洞察学生对一些政治概念和原理的领会与把握效果，实现教与学情感的立体碰撞。我们要创设能够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探究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让学生的智慧在课堂教学的探究活动中体现出来，实现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双赢。

基于问题学习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活动，要把培养学生学会观察、质疑与比较、分析与概括、判断与推理、归纳与小结等能力贯穿整个过程。让学生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让学生真正地自主学习，在学习中认识客观规律和发现客观规律。

五、把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贯穿问题学习的始终

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不断探索，认真指导和引导学生做好复习和反思工作，阶段反思和过程反思有助于学生把所学知识进行整理，从而能够融会贯通。我们要经常和学生一起思考，真正做到“温故而知新”，达到复习的最高境界。让学生在问题学习的过程中逐渐绕过思维拐点，最终能够攻破思维的难点，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教师问题引领式的活动设计，会促进和推动学生问题意识的发展，为每一个学生提供自我发展的机会。

例如我们应该立足于生活，从实际出发，将生活引进课堂，让学生感受到政治经济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我们要始终坚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勤于思考的兴趣和动力，使整个高中思想政治教学过程密切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拓宽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

基本经济制度内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共同治理制度环境变量嵌入性中国企业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