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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1.落实所得税优惠政策。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和国有农口企事业单位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林产品初加工取得的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龙头企业遇有风、火、水、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经有权税务机关批准,可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一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经省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后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事技术成果转让,以及在技术转让过程中发生的与技术转让有关的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的所得,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技术合同经登记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优化所得税抵扣和征返办法。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求改造项目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
%,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扣。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实行“免抵退”政策,并在国家下达的指标范围内优先办理退税。龙头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按当年实际发生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不足抵扣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龙头企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在计税工资总额2.5%以内的,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允许龙头企业按规定加速设备折旧,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上的,可适当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
3.完善农产品增值税管理。允许农产品收购发票在本省范围内跨地区使用,增加万元版农产品收购发票票种,简化操作程序。
4.支持龙头企业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龙头企业因市场价格下跌、按保护价收购而造成的价差损失,以及弥补农户因不可抗拒自然灾害和重大病虫害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的部分,经有权税务机关批准后,允许在税前扣除。
二、加强金融信贷支持
5.放宽信贷业务范围。各级金融机构要将符合授信条件的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为优先支持的对象,增加授信总量。人民银行要充分运用再贴现、支农再贷款等货币政策2-具,积极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信贷投放。农村信用社要加大对经济作物、园艺、畜牧、水产等特色种养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等。农业发展银行要在做好粮棉油贷款供应的同时,将业务范围向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拓展,重点支持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及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银行和设在市、县的金融机构要安排一定的信贷规模和资金,优先支持符合贷款条件的龙头企业。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依据龙头企业正常生产周期和贷款用途,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实行优惠利率。同时要充分运用信用证、保函等多种金融工具,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和先进技术,扩大农副产品出口。对需要外汇贷款的龙头企业,外汇指定银行要积极给予支持。
6.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成立龙头企业贷款担保公司,按照“政府扶持、企业运作、风险共担”的原则,引导和支持市、县成立龙头企业贷款担保公司。各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要扩大对龙头企业的贷款担保。鼓励龙头企业直接上市融资或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发展资金。工商部门要积极帮助龙头企业进行动产抵押物登记,有效帮助企业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7.加大农业保险力度。鼓励由龙头企业牵头组织农民参加农业保险,投保金由龙头企业和农户按一定比率的比例分担。
三、减免有关规费
8.取消地方自立的收费项目。政府性基金及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中,对县级以上龙头企业取消财政统筹基金、科技发展基金、公路建设基金、地方事业发展基金、龙头企业发展基金、乡级综合基金、碧水工程费等市、县地方自立的收费项目。严禁向龙头企业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
9.免除和减半征收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免除市场物价调节基金、防洪保安资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费,其中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费按《产品质量法》由各级财政负担;治安联防费、人防建设经费、堤防占用费、劳动合同鉴证费、计量器具核定费等收费项目实行减半征收。企业生产用水和基地种植养殖用水,由所在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年度用水计划,计划内用水减半征收水资源费。
10.实施优惠电价。企业用电容量在315千伏安以上的,执行大工业电价政策。对符合农业生产用电规定的现代化或专业化种养业项目,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电价政策。
四、适当放宽绿色通道政策
11.对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运输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继续实行发放绿色通道通行证制度,增加通行证发放数量。对持证车辆免收所有普通公路(桥梁、隧道、渡口)通行费。
五.优先供应建设用地
12.对国家级、省级龙头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市、县级龙头企业建设用地,要优先安排,优先审批,各项费用按最低标准执行。龙头企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用地,作为临时用地办理,各级土地管理部门要简化手续,及时给予办理。支持龙头企业合理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按照“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保护收益权’’的原则,依法鼓励多种形式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农业资源向龙头企业集中。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有偿向龙头企业转让土地使用权,或以使用权入股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龙头企业连片租赁、承包集体土地和参与土地治理。
六、支持农业产业化扶贫
13.加大对苏北地区以及黄桥和茅山革命老区的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将发展龙头企业与扶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鼓励苏南地区企业到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建设生产、加工基地,实现优势互补,促进苏北地区农业产业化。培育和认定一批对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作用显著的扶贫骨干龙头企业,予以重点支持。
14.扩大贫困地区龙头企业享受优惠政策范围。省级以上龙头企业跨地区进入苏北等贫困地区联营或独资创办农产品加Z-企业或分支机构,以及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的分公司和控股公司.享受省级龙头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税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15.省财政逐步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与农户形成产、供、销利益联结机制,能够通过定单生产、保护价收购、技木服务等形式,切实带动农民增收的龙头企业发展。在项目立项、审批、考核等各个环节,都要与带动农民增收挂钩。市、县各级财政也要设立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本级龙头企业发展。
16.鼓励外商资本、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多渠道投资兴办龙头企业。对新办的农产品加工、流通龙头企业,按税法规定享受所得税有关优
惠政策。对苏南、苏中地区投资者到苏北地区兴办龙头企业,以及苏北地区当地企业、个人、投资机构创办龙头企业的,以项目补助形式给予奖励。扶持有规模、有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直接参股、控股或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对符合农业产业化要求的“四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同等优惠扶持。
17.优先安排涉农项目资金。国家及省级涉农项目资金,特别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农产品深加工项目以及国家安排的各类科技开发项目,积极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平等竞标。省级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高效设施农业资金、外向型农业发展资金、农业三项更新工程资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资金等,都要向重点龙头企业倾斜。各级安排的技术改造项目要把龙头企业纳入支持范围。
18.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农业部定点市场、省级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成长型产地特色农产品批发市场.改善交易环境,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市场箔息网络、电子结算网络等系统建设,提高市场检验、检测、储运、加工、配送功能。强化龙头企业与市场对接,鼓励省级龙头企业名特优农产品进入苏果等超市销售。
八、努力提高对龙头企业的指导和服务水平
19.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部门要将龙头企业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求,制定龙头企业发展规划,明确长远目标和阶段性工作重点,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不断提高龙头企业工作水平。加大对龙头企业的监督考核力度,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形成良性竞争机制,并按照发展高效外向农业的要求,逐步调整优化重点龙头企业结构。积极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加快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集群。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农业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实施农产品出口振兴行动计划,大力发展园艺、畜禽、水产品、特粮制品等出口产业。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龙头企业和银行之间的牵线搭桥工作,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困难。鼓励建立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商会),支持外向型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应诉国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20.加强指导和服务。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部门问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省农业产业化经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强化对龙
一、日本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和特点
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产业政策,是指“影响该国的产业结构的所有政策”。日本产业政策二战后就开始出现,并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幻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战后复兴时期(1946年~1960年)。二战后,日本经济体系受到严重打击,面临恢复生产、重建经济秩序、恢复物价稳定等任务,同时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也有待恢复。这一时期产业政策应用得最为广泛,并为以后各期的产业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产业政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体现为产业立国,希望通过重要产业的复兴来推进整体经济增长和重新启动工业化过程,重点支持了钢铁和煤炭两个基础产业的发展。产业政策体现为“倾斜生产方式”。
在第二阶段,开始采取“产业合理化”政策,希望通过引进技术、降低成本来促进工业的发展。日本的产业政策开始以法规的面貌出现,重点支持了钢铁、煤炭、海运、电力、石化、合成纤维等行业。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资本缺乏,缺乏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对外国原材料及技术严重缺乏。
(二)高速增长时期(1961年~1970年)。岸信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1956年~1962年)第一次提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一项基本政策。而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年~1970年)继续该政策,并提出实施重化学工业的具体计划,并开始采用筱原两基准原则来筛选重点发展的产业,同时以包括政府、民间企业与学者的产业结构审议会成为承担产业结构制定的主要机构。
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面临着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出现了反对市场过度竞争,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讨论。虽然同时也采用其他的政策手段,但产业组织政策的推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
(三)产业结构调整时期(1971年~1980年)。经过高速增长阶段,日本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并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出现持续性贸易顺差。这一时期在内部的主要问题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大量的工业污染、消费垃圾、城市的过度拥挤、社会福利和公共设施的欠缺等。外部的主要问题是两次石油危机对高耗能的工业如炼铝、石化等行业产生严重影响,而日本汽车机械等产品的出口猛增也使日本和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日本调整了其产业政策的方向,主要体现在:首先,发展节约能源和高加工度化的产业,加强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其次,产业结构将由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程度高的加工装配业,鼓励技术引进和研究。第三,对在石油危机之后处于衰退的产业,则采取了成立萧条卡特尔、缩小生产规模、停产转产、鼓励海外转移等措施。第四,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日本在压力下逐步降低关税和简化关税手续,减少进口商品配额和限制,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
(四)国际化进展时期(1985年~1999年)。这一时期提出了“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九十年代之后在实现“地球时代人的价值”的信念指导下,倡导“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日本“以科学领先、技术救国”的方针,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知识密集产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单一增长为目标,转向以“生活大国”为目标,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五)经济全球化时期(2000年至今)。在“国际社会共同推进世界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信念指导下,推行“宏观结构调整、微观经济改革、产业结构政策”的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改革。在产业结构中注重技术革新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实现全体国民的生产富裕化,在考虑产业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确保能源需求供给与环境等方面的协调性。产业技术政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经过前述几个时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已逐渐由战略性的产业政策向补充性的产业政策转移,政策目标由积极赶超转变为弥补市场失灵,政策手段上也由行政调控而逐渐转变为信息指导,通过产业结构展望的方式来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二、日本产业政策的历史经验
(一)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是实现经济迅速、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有效手段。纵观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战后几十年是日本产业发展最快、产业结构变动最大的时期。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其中,日本政府合理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无疑是日本产业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迅速趋向高级化的重要推动力。因为有合理的产业政策,一方面能够弥补“市场失败”的缺陷,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后发性国家所面临的“市场环境不利”,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培育起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产业企业,对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产业给予适当的保护,传递了产业企业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完善了产业基础设施,保证了资金供应,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二)产业政策只有与相关的经济政策合理组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产业政策必须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相互协调发展。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是在和其他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中发挥出来的,因而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经济政策体系的完整性和发挥作用方向的一致性。这就是说,虽然产业政策在整个政策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并不能凌驾于其他各项政策之上。因为产业政策的目标相对集中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之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比各项政策总目标窄,甚至有时会和其他经济政策发生冲突。其次,围绕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措施必须合理组合。一般说来,当一个政策目标仅用一种政策手段就可以解决时,问题就比较简单,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一个政策目标往往要运用好几种手段才能实现。所以,在选择政策手段时,必须建立起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并加以有效组合。
(三)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不应妨碍市场经济本身内在规律正常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政策的作用只是对市场力量的一种补充。综合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可以看出,日本运用产业政策不是要把市场机制改为其他机制,而是坚持了给产业企业以适当的鼓励来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为了保证不使市场机制失去应有的调节机能,必须保证:(1)产业政策是针对行业部门这一层次的政策。(2)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3)扶植和保护的重点产业必须以国际市场为目标。(4)尽可能地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
(四)产业政策要尽可能地促进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日本政府十分重视产业的协调原则,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产业结构及产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协调。这种协调并不是指产业的发展必须按某个固定标准或一种量化的指标来进行,而要求各种经济组成部分基本能够正常衔接,没有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瓶颈”因素。日本的“倾斜生产方式”、“产业合理化政策”以及其后的许多产业政策都是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而展开的。这些薄弱环节的解决为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日本产业政策所扶植的都是一系列关联产业,这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协调原则。(2)产业整体素质的协调。这种协调并不是要求各产业部门或产业组织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尽可能一致,而是要使各种互相关联的产业部门和产业组织之间不存在强烈的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反差。日本许多工业部门的发展得益于基础材料部门效率的提高,而汽车工业的迅速成长更得益于汽车零部件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日本的中小企业政策不仅使中小企业受益,也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更加协调。
三、日本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结合我国目前经济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从日本产业政策的变迁与理论中得到以下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又要注重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的雁行论可以说是对战后日本实施追赶性产业政策的理论概括,日本比较成功的工业产品都是在美国完成基础研究,再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在日本进行应用研究和商品化。日本在追赶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日本发挥“后发性优势”从国外大量引进技术,并在消化、吸收和改造之后应用于产业。从日本的经济成长过程来看,其产业政策采取过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在发展重化学工业时,采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取代劳动密集型的政策。当重化学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日本又及时根据重化学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石油危机引起的冲击,提出了产业政策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换。可见,日本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政策。这种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分阶段推进的战略,能够稳打稳扎。这种阶段性变化与其产业结构转换的具体进程基本一致。但是阶段性推进的战略,由于“时间差”,容易使后起国在赶超过程中步发达国家的后尘,亦步亦趋。但日本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中败北于美国,显露出这种赶超战略的缺陷。世界经济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代,科学技术进步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又要注重发展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在产业布局时,如果国情国力不允许大范围内三种密集型产业齐头并进,也可以选择重点部门行业地区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
[关键词] 规模经济 管理创新 性价比
近年来,全球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导致洪涝、风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人类的生命不断受到威胁,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家园,各国政府纷纷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上日程,我国也不例外。在刚闭幕不久的“十七大”上,我国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近期,随着全球石油等能价格的不断飙升,节能减排已变得刻不容缓。而汽车是石油的主要消耗者,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我国的汽车产业该如何应对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吴秋(2007)分析了我国汽车产业空心化现象,吴晟、龚国平、吴茜(2006)就我国民营企业的困境进行了研究,杜蕾(2006)深入研究了中国的轿车工业,郝义国(2005)指出了我国汽车产业绿色发展的方向与路径,等等。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市场,采用大量的数据并通过比较来研究我国当前汽车产业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展望汽车的未来趋势――环保节能型汽车,最后为我国的汽车企业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现状
自1956年7月13日,我国一汽生产出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以来,我国的汽车业发展史就正式拉开了序幕。经过了几十年特别是近几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汽车产业已由过去机械工业中的一个小行业发展壮大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行业之一,汽车制造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而且汽车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影响力系数为1.16,对制造业的波及效果直接消耗系数为4.58,间接消耗系数为9.92,汽车产业每创造一个但为了增加值,可为GDP带来4.5倍的增加值,汽车产量每增加1万辆,GDP增加277.38亿元。因此,汽车产业被称为“工业中的工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技术进步和民族特色的重要标志。它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加入WTO以来,我国汽车产业仍保持着迅猛增长的势头。2004年,制造业分行业比较,按产值排名,汽车制造业位居
第三,按增加值排名位居第四,按产品销售总和利润排名居第三。200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570.77万辆和575.82万辆仅次于美日德,已列世界第四位。2005年我国汽车制造业产值接近12000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2%,汽车制造业增加值2500亿元,占GDP比重的1.8%,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2006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了730万辆,其中出口的汽车超过了34万辆,中国因此成为了继日本、韩国和泰国之后的亚洲第四大汽车出口国。2005年汽车产业对制造业的波及系数为3.4,对GDP的波及系数为9.4。预计今后10年,每年GDP的增量有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由汽车产业提供,因此,汽车产业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我国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
在我国目前的汽车市场中,合资企业的产品占据大部分份额,拥有强大的实力,而本国企业的自主品牌产品却很少。虽然按照国家的政策,合资企业中中方股权比例不少于50%,但实际上真正掌握企业话语权,掌握产品开发技术的关键环节的是外方股东,即跨国公司。自主研发能力不强,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创新意识薄弱。行业研发费用不到收入的3%,多数企业不到1%,我国的汽车产业基本处于“核心技术空白”的局面,以“市场换技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无论是出于技术控制还是为了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以获得最大利益的目的,跨国公司采用了拖延向中国市场投放换代车型的策略,中国汽车产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有资料表明,我国的汽车工业技术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0%,而品牌的对外依存度更高,因此,我国被称为“依附型汽车生产国”。
2.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
汽车产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明显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当的规模和较为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改进技术、提高质量、进行创新,并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如果以年产20万辆作为轿车厂的最低经济规模,2003年中资企业无一家达到。而从品种来看,中资企业的产品和竞争优势主要在低中端产品,比如奇瑞QQ、奇瑞风云、吉利豪情等。二在生产技术要求高、附加值和利润高的高档甚至中档轿车领域,尚未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3.模仿成风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企业竞相模仿国际著名汽车公司的一些车型。其中几家主要的汽车企业已经进入了模仿怪圈。一味地抄袭模仿,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则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仅仅是别人的“翻版”而已。由于严重抄袭模仿,一些国外著名汽车企业相继将我国的模仿大户告上了法庭,这不仅在我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且更影响了我国汽车在国际上的声誉。
4.国民对自主品牌的认同度偏低
目前,人们对外国品牌比较认同,竞相购买美系、欧系、日系车。而我国汽车的自主品牌在国内和国际的认同度都偏低,因而导致其市场占有份额偏低、出口价格偏低。如与韩国相比,2006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额32亿美元,按34万辆计算,每辆汽车平均价格为9400美元。而韩国2006年共出口270万辆,出口总额330亿美元,每辆汽车平均价格为12000美元。因此,无论是出口数量还是出口质量,我国汽车与韩国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更无法与欧系、美系、日系车相比。
三、汽车的未来发展趋势
汽车产业的绿色制造正向环保、节能方向发展,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和资源的逐渐减少,寻找高效率和低能源、低排放新的动力源已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研究和开发的热点。
1.国外电动车研究与发展的状况
日本汽车公司燃料电池的研发技术先进,混合动力汽车日趋成熟;欧洲很崇尚纯电池驱动电动汽车,各大汽车厂商争先恐后地推出了本公司研制的混合动力汽车;美国寄希望予燃料电池汽车,同时也加大了对混合动力汽车研究力度,早在1964年,通用汽车公司就进行了第一个燃料电池试验,并于1968年生产出第一辆可使用的燃料电池汽车。美国能源部与3大汽车公司相继签订了关于混合动力汽车的开发合同,其中通用汽车公司投入1.48亿元,克莱斯勒投入8480万美元,进行为期5年的研制开发工作。2002年1月,美国政府支持的《自由合作汽车研究计划》(FREE-DOMCAR)出台,该计划目标是开发具有商业前景的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及氢气供应基础设施,以极大地改善环境,目标是加快汽车燃料电池商品化。
2.国内电动汽车发展状况
我国在“八五”、“九五”期间开始的电动汽车开发研究工作,经过近20年开发,我国汽车产品的高科技含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在安全、环保、节能方面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十五”期间,国家科技部专门设立863计划,拨款8.8亿元发展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同时企业和地方政府进行配套投入大量资金,在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及电机、电池和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上的研发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国家在产业政策上有明确的政策导向。2004年6月1日颁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别指出:汽车产业要结合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和排放标准的要求,积极开展电动汽车、车用动力电池等新型动力的研究和产业化,重点发展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和轿车柴油发动机技术。国家在科技研究、技术改造、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环境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混合动力汽车的生产和使用。“国家支持研究开发醇燃料、天然气、混合燃料、氢燃料等新型车用燃料,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发生产新型燃料汽车。”
四、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1.转变传统的增长方式
一直以来,我国汽车产业依据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不断发展壮大,但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国在2004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已经提出中国汽车产业结构要优化与升级,要选择一种注重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持续发展的清洁生产之路。尤其是近几年,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汽车产业中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
2.提升汽车产业的研发能力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引进国外制造技术,仿制国外同类产品的层次,而应当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这就要求加大汽车产业的科技投入。目前,我国国内各企业的科研经费仅占销售收入的1%~2%,而国际知名企业大多为3%~10%或者更多。因此,我国汽车生产企业要不断增加研发投入,尽快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开发能力。
3.发展自主品牌,走出模仿困境
模仿本没有错,全世界的汽车工业也是在模仿中走过来的。从汽车工业的发展史来看,每一个汽车品牌的发展也都是从模仿开始的,美国模仿欧洲,日本模仿欧美,韩国模仿日本。但每个汽车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先进的研发技术,而非华丽的外表。外形的借鉴也许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汽车产业的精髓更在于无法“借鉴”的“内核”。经过几十年的合资,加上技术基础和政策支持,中国的企业已经有条件也有能力发展中国自己的品牌汽车了。只有建立自主品牌,掌握自主发展的控制权,我国的汽车产业才能在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生存和发展下去。
4.实现国内汽车产业的重组与兼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汽车产业重组体现了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结构优化和结构升级的过程与趋势。我国的汽车产业应借鉴西方的经验,尽快实施重组与兼并。同时,石油短缺、钢材等原材料涨价与产成品降价,使大批中小企业亏损,这进一步加剧了产业整合的进程,促进了产业集约化发展。汽车产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有效的重组与兼并有利于优化汽车产业的结构布局,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
5.重视管理创新
提升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管理创新,即建立一套适合于我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汽车产业诞生于欧洲,20世纪上半叶,美国超过了欧洲,成为实际汽车产业的霸主,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福特公司发明了以流水线生产为代表的先进的管理方式。后来日本又取代了美国的地位,其原因也是由于日本汽车企业开发了精益的生产方式。纵观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管理创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汽车产业的真正崛起,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管理创新,需要形成一套可以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能力的管理模式。
6.提高汽车的性价比,鼓励百姓购买国产车
在当今的韩国,大街上基本都是韩国自己的国产车:现代、起亚、双龙等,极少数的富人开德国、英国、美国的进口车,多数韩国人喜欢买国产车。原因有二:一是国家小,国内几个汽车企业生产的汽车已经完全满足国内狭小市场的需求;二是韩国车物美价廉,符合韩国大众的要求。与韩国相比,我国的国产车的产量是相当大的,包括奇瑞、红旗、夏利、吉利等。只要我国的汽车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售后服务水平,适当降低成本,提高自主品牌的性价比,同时积极鼓励百姓购买国产车,支持我国的汽车产业,那么我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就会得到逐步提升。
五、结束语
虽然从全球角度来看,我国的汽车产业竞争优势不强,但是,只要我国汽车生产企业积极主动地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一一克服,我国的汽车产业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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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珊:中国汽车工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分析[ 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04.
[8] 王保林: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7,11.
1 引言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战略布局,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与一般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往往存在市场与技术的双重不确定性,具有鲜明的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等“四高”特征,这些特征需要政府发挥独特作用,建立有效的引导、协调、激励与约束机制,从技术研发、市场培育、产业规划等不同层面制定政策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1]。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和激励政策,有关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的评价,吴敬琏(2011)[2]、刘志彪(2011) [3]等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由政策导向和市场共同推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导向推动性更大,然而,当前政策体系存在着“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偏差,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发展阶段的政策工具相当缺乏。李文军(2014) [4]认为应整合现有技术政策,合并相似政策,形成政策合力。
第二,关于政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敏感性,朱云欢(2010)[5]和娄贺统(2008) [6]的实证研究表明,同样的政策在产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其作用效果存在很大差异。
第三,关于政策的调整机制,于咏昕(2010) [7]和李颖明(2008) [8]研究结论表明,政策调整的重点在于政策组合,政府既需要决定每个政策工具的力度,更要注重不同的政策工具的搭配,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提高政策效率。韩霞和朱克实(2014)[9]指出要从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加强组织协调与规划、强化知识产权助推战略等政策选择上入手。已有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体系评价、政策作用机理以及政策调整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在如何构建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征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调整机制方面,现有研究较少涉及,构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轨迹高度契合且能形成覆盖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链条及其动态的调整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征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学者们从战略性、不确定性(技术、市场和组织)、正外部性(研发、产业化)和复杂性(技术、产业化)等特征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基本形成共识。宋河发等(2010)[10]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的渗透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先导性、友好性、导向性、依靠性、战略性等产业内涵与特征。孙国民(2014)[11]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出特征主要体现在地位战略性、影响全局性、技术前瞻性、市场风险性、发展可持续性、产业生态性和区域竞争性等七个方面。费钟琳,魏巍(2013) [12]认为按照一般生命周期过程渐次发展规律,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样具有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及调整期等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胡斌(2014[13]从技术创新、组织模式、产业链和市场状况四个维度的不同特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划分为孕育期、成长期 、发展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深入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诞生于技术的突变性变化之中。Ehrnberg(1995)[14]系统研究了突变性技术的演变特征。技术的突变性变化体现在佛斯特S曲线非连续性跳跃点上,它既可以是从一个技术生命周期转移到另外一个技术生命周期,也可以是从技术生命周期中一个子循环转移到另外一个子循环,如图1所示。
图1 技术周期与突变性技术的变化演进特征
技术的突变性变化往往会改变产业原有的竞争基础,这为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越提供了机会窗口。突变性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是由多个里程碑式演进阶段构成,综合Benner(2010) [15]实证研究,这里将依托突变性技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分为六个里程碑式阶段:技术孕育期、技术龙卷风期(同时存在多个技术发展路径)、技术大道期(相互竞争的技术标准归一化)、产业链架构期(新的产业在形成)、市场鸿沟期(市场需求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市场大道期(市场趋于成熟)。伴随着突变性技术演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历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多重性和动荡性等特征。多项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市场培育政策和国际合作政策等)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不同演进阶段中的作用敏感性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在技术龙卷风期阶段,政府应对由两个以上的企业构建的研发联盟采用研发补贴政策,而在产业链架构期阶段,政府应对风险投资公司采用倾斜式税收优惠政策。与其它政策相比,在同样财政资源消耗的情况下,这两种政策的实施效果比较显著。从全球范围看,当前新材料产业正处于技术爆炸性增长的阶段,产业整体处于技术范式的构造期;而光伏产业已处于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完整的产业链在迅速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技术持续增长阶段的产业,其中部分产业已经处于技术突变和需求导向的过渡时期[16]。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务之急是在把握相关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新兴产业不同的技术阶段,构建动态的混合型政策链条,以突破单一政策工具的局限性,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1]。
3 现行产业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近几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技术政策、市场培育政策、税收政策和专项政策等整体政策架构的系统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制订和实施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现行政策体制无法涵盖和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特点、新诉求,契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各个阶段性发展特征和需求的政策工具比较缺乏,政策协调机制尚不完善[2]。张??矗?2011)[17]和朱迎春(2011)[18]研究表明,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结构的缺位错位现象严重,政策体系呈现非均衡状态。总体看,我国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调整的机制,而且也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考核机制,难以满足政策及时调整的需要。一些宏观的产业政策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难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落实。
3.1 在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方面,相关政策存在结构不合理、缺位错位现象。
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之间缺乏协同性,使得相关政策呈现“碎片化”现象,政策的整合体系更是缺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往往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景下,政策与政策之间须形成动态有机耦合关系,以使各项政策产生正向互动作用,最终形成一种有效的政策合力。然而在现实的产业发展环境中,由于政府职能的划分,财政资源、权力资源、信息资源和制度资源实际是由分散在政府不同层面的不同部门把控,不同部门之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缺乏协调性,甚至互相掣肘。在这种情形下,政策的缺位与错位造成整个政策体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路径上的分布呈现“碎片化”现象[1]。
3.2 政策主体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动态演变进行持续性跟踪,造成政策“粘性化”现象[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政策主体产业政策的推出必须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适时掌控政策之窗开启与关闭的最佳时机,适时进行动态跟踪和控制调整,防止政策的“粘性化”现象,以实现政策体系的既定战略目标。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等多部委2009年启动的旨在促进国内光伏发电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的“金太阳”工程,采取财政补助方式,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按光伏发电系统及其配套输配电工程总投资的50%给予补助,偏远无电地区的独立光伏发电系统按总投资的70%给予补助。然而,几年来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推进速度远低于业界的预期,多地出现了虚报甚至只报不建等诸多不良现象。没有动态跟踪就没有控制调整,存在监管漏洞和缺乏调整的激励政策对产业是难以产生预期效果的。
仍以光伏产业为例,项目投入阶段有财政补助资金,经营过程中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与返还,在土地、供电价格等方面得到优惠。产品在投入到太阳能项目中又会享有投资补贴、高上网电价等支持措施。实际上,光伏产业一直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叠加支持带来的产能扩张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的吸收能力,企业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因而受到金融危机和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冲击,出现了步履维艰,并最终还依靠政府动用公共资源救援。
由此看出,如果产业政策支持过度,不仅大量消耗国家的财政资源,而且会强化该产业对政策的依赖性,使其丧失活力和竞争能力。所以必须特别关注政策的时效性,当政策环境发生改变时,继续执行下去势必导致政策成本大于政策收益,政策的适时退出或调整与政策的适时导入同样重要,避免政策出现“粘性化”现象。
3.3 政策主体在政策调整方面(储备、出台、实施和终结)缺乏前瞻性、一致性和连贯性。
如在电动汽车领域,要加快推进其产业化,必须要有包括补贴、基础设施、提高油税、提高传统燃油车排放标准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既不能有所缺失,更要做到政策间彼此呼应。但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化几年来,出台的政策仍比较零散,而且政出多门,政策间相互扯皮,延缓了电动汽车产业化的进程。
4 产业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的构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无论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还是产业发展的规律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政府的大力培育和引导。当务之急是在把握相关新兴产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新兴产业不同的技术阶段,构建动态的产业政策调整机制以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发展。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阶段性演进特征,政策主体应在政策管理实践中系统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演进规律,分析研究产业技术政策、国际合作政策、产业投融资政策和市场培育政策在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敏感性,构建一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轨迹契合且能覆盖其技术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混合政策链条,发挥不同类型政策的协同作用,有效地管理政策的生命周期,提高整个政策体系的动态适应性[1]。
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也称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是一个与个人创造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概念[1]。首先由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先生提出,他因此被称做世界创意产业之父。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采纳了霍金斯的建议,正式提出“创意经济”的概念并开始扶持创意产业发展。随后,创意产业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延伸,发展成了一个涵盖电影与录像、电视和广播、时尚设计、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计算机服务及旅游和体育等巨大产业。很快,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马上意识到了创意产业的广阔前景和巨大商业价值,迅速制定推出了符合自己本国国情的创意产业政策。因此,霍金斯受邀为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新加坡等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转眼间,全球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英国的创意产业发展比较突出,并对其自身,特别是英国民族电影产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英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出色表现成功地向全球传播了英国文化和国家形象。全球知名杂志《Monocle》2012年度“全球软实力”调查显示,英国第一次战胜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国家”[2]。英国创意产业政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不仅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创意产业产生的背景及其英国电影的发展现状
创意产业首先在英国提出绝非偶然,其中蕴含很多必然性的社会背景。第一,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如果不产业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只能愈发走向没落,彻底沦为二流国家。城市的衰落及传统产业一蹶不振促使英国及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把粗加工工业、重工业生产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使政府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目光投向服务业、高附加值制造业和文化产业。对英国来说,经济转型变成一条必由之路,没有第二种选择。其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各种社会思潮席卷欧美,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改变人们的观念。社会文化开始变得多元和多样,英国人比以前更重视差异,为个人创造力发挥和施展营造了有利的氛围和条件。第三,经济全球化、一体化飞速发展,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运用,使很多产业逐渐趋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寻找无法取代的独特产业就变得尤为关键,而每个国家独有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是无法替代的,还有个人创意也是无法取代的,这样的产业是易于开发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业。由此可看出,文化和个体差异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再加上撒切尔夫人提出更加鼓励私有化和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个人和企业都要创新,有差异化才能有市场,以及布莱尔执政后,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新理念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英国经济稳定增长。并最终在1998年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创意产业新经济的战略概念,英国的创意产业迎来了划时代的发展机遇。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了2002年,英国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英国人这样介绍自己的科技优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研发经费占全球的5%,创作占全球科学著作的8%,被引用数量占9%;科学家获得70多次诺贝尔奖,仅次于美国[3]。
英国电影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成就辉煌。后来受好莱坞的冲击,曾一度一蹶不振,现在英国电影开始了民族电影的复兴之路,正一步一步走出困境。纵观整个20世纪,英国电影一直笼罩在好莱坞大片的压制之下,由于相同的语言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及强大且精良的制作,好莱坞电影在英国占据了很大的市场,英国本土电影根本无法与之抗衡。英国的电影生产多属小作坊式经营,制片公司规模小,制片预算低甚至资金筹措艰难,拍片数量少,有很多公司专为拍摄一部电影而成立。英国电影可以引以为傲的代表作品就是《哈利?波特》和007邦德系列。进入新世纪以来,好莱坞大片的威胁依然形势严峻,纯国产片的平均预算从2003年的290万英镑下降至2010年的120万英镑。2012年英国有392家制片公司拍片,其中363家(93%)只拍了一部电影[4]。与电影制作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是世界上第三大电影消费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据统计,2012年,英国电影娱乐市场总收入为40多亿英镑。由此可见,英国电影消费市场繁荣,不过大部分票房都进入了好莱坞公司的腰包。
三、创意产业及政策扶持对英国电影的影响
英国政府在1998年制定了《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随后在2000年,动用国家彩票资金和其他资金扶持电影产业,并且成立了英国电影委员会。迄今为止,至少已向900多个电影发展项目提供了1.6亿英镑的资助,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新世纪以来,英国电影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了多个“三年计划”发展战略,确保英国电影在数字时代的成功转型,并资助制片人、培养创造型和技能型人才、鼓励数字时代的创新、为观众提供更多观影的机会和保护英国电影档案文献遗产并向民众开放[4]。
尽管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政府减少了部分投入,但仍然能看到利好消息,2013年秋财长宣布的一系列决定。首先是关于税收减免更宽松的条款。根据《2006年财政法案》,税收减免适用于英国制片开销,符合“英国”国籍鉴定的影片必须将至少25%的核心开支用于英国境内才能获得税款减免。新条款规定电影只需将10%的预算花在英国境内即可获得税收减免。现在检测电影国籍的文化测试更为宽松,表现欧洲文化被等同为表现英国文化[5]。
除了减税措施外,英国政府还扶持电影走向世界,鼓励电影出口。2012年,英创意产业增加值同比增加9.4%,达714亿英镑,占经济总量的5.2%,产值增速仅次于房地产。另据英国电影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对英产电影的投资超过10亿英镑,较前一年增长14%。
近年来,特别是新世纪10多年来,在政府的扶持下,英国电影逐渐走出阴霾,迈向新的辉煌。在2008、2009年,英国电影产业总共赢得十一座奥斯卡金像奖,其中仅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抱回了八项奥斯卡大奖。2011年《国王的演讲》也获得了多项提名和广泛的赞誉,2012年《007:大破天幕杀机》不仅获得了高票房的成功,更代表了英国电影的新高度。
四、中国电影发展的问题和所需借鉴的经验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力度,文化帝国主义表现突出,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媒介有意或无意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活。即便是在纯粹娱乐性节目当中,有时也刻意植入意识形态观念,倡导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口可乐、麦当劳等产品都变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现象,开始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创意文化行业,尤其中国电影事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国产电影仅在一些情感或文艺片领域还保有一席之地,其他类型的片子全线沦落,各地影院被好莱坞大片占据。甚至一些中国传统故事也变成了好莱坞制作。如《卧虎藏龙》、《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虽然文化素材和资源是中国的,但是由于中国电影产业整体能力有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文化故成国外公司的创意作品,就连版权都属于美国公司,经济效益更不用说了,都被国外电影公司挣走了,一言蔽之,就是外国公司拿中国故事挣中国人的钱。
中国电影在好莱坞的冲击下风雨飘摇,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大量电影院无法经营,纷纷改成台球厅或者录像室,观影人数急剧下降。这样的状况在近十年才逐渐好转。尽管中国最近几年影片产量增多,质量却堪忧,能出口并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作品少之又少。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指出,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而我们的创意产业产出的效益还很低。创意经济发展有个3T原则: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6],我们应该加快这三个方面的建设,增强作品的竞争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电影市场。好莱坞也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甚至很多影片到中国取景借以迎合中国观众。中国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适应好莱坞大片,因为到了电影院里可供中国观众选择的高质量国产影片确实太少,有的观众甚至慢慢到了一种非好莱坞大片不看的地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前景令人担忧。
我国应及时学习英国的创意产业经验,通过资金、政策及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加快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