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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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13003602
创建于社区，旨在为社区的老年人提供综合、优质、便捷服务的为老服务中心，汲取了在家养老与在养老机构养老的优点，这使得老年人在不离开家庭成员的前提下可以在社区的为老服务中心得到很好的照料。因而，依托于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等机构的社区养老可以有效地促进养老方式选择的多样化，并且可以促进老年人事业的蓬勃发展。笔者通过分析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重要性引出探究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发展现状的意义；其次，结合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发展现状的了解，尽可能深入、细致地分析呼和浩特市的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现状；希望能为老年人及其家人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也希望能为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做一点贡献。
1 促进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发展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经济的进步，生活在城市社区的居民越来越关注社区综合服务功能的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中心这一新兴机构的出现对于进一步完善社区的服务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社会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等具体问题的存在，客观上推动了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所以说，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有很大的必要性。
1.1 人口老年化问题突出
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与2000年的人口普查进行对比可以发现，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增加了2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增加了191%。这些数据表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对于如何满足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问题日益突出。
1.2 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依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仅为3.10人，相比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每户人口从3.44人减少了0.34人。这就意味着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家庭规模也在不断朝着小型化、核心化发展，逐步形成了4-2-1式的家庭结构。因而，对于目前存在的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的现象会越来越普遍，而这些老人们如果单纯依靠家庭养老不仅会加重孩子的负担而且也得不到很全面的照料。从年轻人的角度思考，我们会发现当他们为父母进行养老方式的选择决策时，他们不仅要考虑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还要考虑给老人更多的精神慰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既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可以满足老年人对于家庭依赖的需求。因而，发展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有其很大的紧迫性。
1.3 社区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在努力、辛勤工作之余会更加关注他们所在的生活区域的环境与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不仅仅是居民的日常居住地，更是居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双重依赖的家园，人们在社区居住的同时，还需要在社区获得更高质量的服务与精神情感上满足。
目前，在社区内有为居民提供的日常活动的场所如：小公园，还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营业厅如：移动联通大厅、银行服务大厅等，更有社区菜市场、服装店、社区餐厅等，这些既体现了便捷的社区服务，更体现出浓厚的社区的文化，可以说社区的服务会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完善。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作为社区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的是对老年人的关注与尊敬，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同时，更体现出社区对于老年人深切关怀，是社区文化不断发展的象征。因而不断地发展与完善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是社区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1.4 老年人事业发展的要求
国家发展的“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对于老年人事业发展的这一目标，依赖于社区服务功能的不断完善。因而，社区为老服务中心不断发展，在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我国老年人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
2 分析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现状的意义
目前，老年人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在家养老和在养老院养老，而许多新兴的养老方式如：以房养老、社区养老等，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人们对于这些新兴的养老方式并不了解；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依然依赖于在家养老；这些新的养老方式发展并不完善，所提供的养老服务的质量处于较低层次。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当大多数老年人还在依赖于在家养老时，家庭结构却发生了变化，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在弱化和向外转移，老年人无法得到家庭成员的全面、细致的照料，子女的家庭负担也越来越沉重。
综合以上的两个问题，可以看出，社区为老服务中心作为一种新型的社区养老机构，是充分开发利用社区资源的有效形式，对于发展社区养老至关重要。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社区养老的发展状况。因而，了解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不断促进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可以满足不断增加的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3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现状
3.1 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的基本原则；“大力发展社区照料事物，把日间照料中心、 托老所、星光老年之家等社区养老机构，纳入小区配套建设规划中的老龄服务，开展全托、日托、临托等多种形式的老年社区照料服务。”笔者和其他成员在呼和浩特市桥华社区的为老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时了解到，管理者并不知晓关于经营社区为老服务中心这一机构，政府具体有什么优惠政策，例如租金、水电费的收取等优惠。
目前，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是综合而且全面的，但是在实施上效果并不明显，养老机构并没有完全享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这是社区养老机构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3.2 机构建设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建设情况主要体现在数量和质量的建设上。从数量上来看，社区内一般只设有一种类型的养老机构，例如在呼和浩特市桥华社区只设有为老服务中心的老年人日间照料室，房屋规模有待于进一步扩大。从质量上看来，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处于低层次，首先，并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来照顾老人，这就导致为老服务中心不能接受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其次，目前的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只是一个简单的老年人进行娱乐的场所，并没有专业的人员对其进行健康管理。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建设的低水平是目前的现状，这就使得有能力自理的老年人没有必要入住，而没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又不适合入住，这样不仅会造成已建成的部分资源的浪费也会使得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不匹配。
3.3 老年人养老需求的满足程度
社区居民们所期待的当然是质量好且数量、种类比较多的社区养老机构。例如：社区内应该包含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临时托管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但是目前的养老机构形式比较单一，并不能满足所有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社区养老机构建立最普遍的形式是对于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 的日间照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多数社区，并没有建立多种形式的养老机构，而主要以为老服务中心为主，而为老服务中心只设有简单的日间照料室，面向对象也只是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入住的老年人如果晚上也住在日间照料室并没有专职的服务人员来照料他们。在桥华社区的为老服务中心，笔者了解到目前的为老服务中心（不包括在建工程）的期间照料室有20个床位，但是入住的只有不到一半的老年人，闲置的床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目前，呼和浩特市户籍总人口为229.6万人（公安统计年报户籍人口），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4.6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5.1%。这些数据表明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前景是好的，但是养老需求与服务供给并没有很好的结合起来，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的同时，无法满足没有自理能力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3.4 社会各界的支持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需要社会各类群体的支持。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需要在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下，不断地开发利用社区资源；需要医生、专业的护理人员等志愿者的加入来提高为老服务中心服务的专业化水平；需要社会团体和爱心企业的自愿资助来拓宽机构运行的资金来源渠道；更需要居民的加入和支持。
目前，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并没有有效地引入志愿者活动以及企业的参与。例如：如果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可以给大学校园里的志愿者社团提供一个有效地参与途径，大学生通过参加志愿者活动可以帮助老人干一些活儿，如果是护理专业的志愿者大学生还可以为老人作简单的护理，这样不仅为老人提供一些日常的服务，还可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可谓一举多得。
居民也没有有效地参与途径。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可以充分挖掘社区内部的资源，例如：社区居民在闲时可以作为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到为老服务中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不仅可以提高社区中尊老爱幼的文化氛围，也可以促进居民间的情感交流。
4 结语
建立于社区、旨在为社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的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不仅会促进社区养老的不断完善，更有利于丰富社区服务功能和发展社区文化。对社区为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现状的了解是明确以后发展方向的前提和动力，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可以为更多的老人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
参考文献
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范文第2篇
一般来讲，按照居住地把人口划分为不同的地域板块即为社区。早在1881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介入了社区研究，并赋予了社区以社会学意义。他认为，社区是指“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后来，社区被当作一种“生活共同体”在广泛运用，只是有的强调精神层面，有的强调地域层面。因此，社区服务被学者们认为是一种“在政府指导和规划下，发动和组织社区内成员，建立完整系统的服务网络，开展互助活动，为人们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
中国社区管理的体制是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开展社区服务。社区虽然在法律上属于自治组织，但事实上却承担着诸多的行政职能，成为政府各项政策执行的行政末梢。换句话说，社区的主要工作是落实上级政策，配合上级政府完成一系列社会管理工作。因此，社区服务的基本逻辑就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同时，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多呈现数量少、专业化程度低、年龄偏大等特征，所开展的社区公共服务大多是供给主导型的。
但是，供给主导型的社区服务模式，因其存在不能积极回应居民诉求、服务方式单一、居民参与性不足等缺陷而效率低下，导致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成效不明显。社区是直接面对居民开展服务的最基层组织，直接为居民解决困难，提供衣食住行娱学医等服务，所以社区服务必须要有针对性，“居民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新形势下，社区服务应该从供给主导型转向需求主导型，这是优化社区服务的前提条件。
“四民社区”创和谐
“安居乐业”是每个居民的基本愿望。为了改善住区治安环境，提升群众生活满意度，遵义市红花岗区插旗山社区，提出打造“四民社区”活动，即创建安民社区、便民社区、乐民社区、康民社区。
插旗山社区位于遵义市老城区，毗邻火车站、汽车站。社区经济基础差、贫困人口多、流动人口量大，社会治安环境较差，居民希望改善住区治安环境的愿望迫切。在此背景下，插旗山社区主动回应居民诉求，多方筹集资金，在社区开展了安民工程活动。社区通过布局“四个一工程”建立治安管控体系：每个治安重点区域和街面主要位置安装一组监控设备，每个社区建立一个社区警务室、每条道路要害部位设置一个治安岗亭、每栋居民楼安装一扇电子防盗门。在完善硬件管控设施的基础上，社区还加强了以专兼职巡防队员为主体的人防建设，在主要街道、社区巷道、居民楼院构建三级巡防网络，做到街巷有人巡、院落有人守、楼栋有人看。建立起了人防、物防、技防、意防 “四防”体系。
“安民工程”的建设，极大地扭转了社区治安混乱的状态，得到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在此基础上，插旗山社区不断延伸社区服务，围绕“生活安全、居住便利、精神愉悦、身体健康”这四件居民最关心的事情开展社区服务。经过近三年的实践探索，社区治安状况进一步好转，群众安全感明显上升；一系列便民措施的落实，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给居民带来了极大便利；通过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丰富了社区群众文体活动，增进邻里感情。
经过总结提炼，这一活动被称为“四民社区”建设。2005年初，“四民社区”创建活动被确定为遵义市城市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载体，正式写入市委的1号文件。同年4月，遵义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城镇开展“四民社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四民社区”建设自此在全市推开。
围绕服务定项目
“四民社区”创建活动在红花岗区全面推开之后，在2005至2006两年间，各街道着力推动社区办公室和服务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3月，红花岗区召开区委全委会专门审议了关于“四民社区”建设的文件，确定每年财政投入500万元用于“四民社区”建设的引导资金。2007至2009年，夯实社区服务基础设施，打造一批示范社区，规定每个街道办事处打造两个“四民社区”建设示范点；同时对基础条件差的社区进行帮扶，主要解决其办公场地问题，通过社区原有场地的改造、租赁场地、新建场地等方式，到2009年全区检查社区办公用地时，基本实现每个社区都有办公场地的任务。
此后，红花岗区确定了“围绕服务定建设项目”的工作思路开展“四民社区”建设。首先，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除保留社区支书、主任独立的办公室外，其他职位全部实现一站式办公，方便社区居民办事。其次，社区服务项目主要围绕“一老一少”这两个特殊群体展开，着重从社区居民的吃喝玩乐医等问题入手，实现社区居民生活的便利化，满足居民生活需求，解决居民生活困难。通过各种便民服务项目和服务平台建设，满足居民生活便利的需求。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社区建立的工具屋。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观察发现：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些常备工具，但是有些工具使用率低，许多家庭感到购置麻烦。针对这样的情况，社区购买了近百种家庭常用工具，建立了便民工具屋，供群众免费借用。另外，社区还建立了便民信息服务平台，及时公布便民利民服务内容；建设“爱心超市”，让低保户、残疾人群以成本价购买生活物品；建设“爱心中转站”募集帮困基金和居民日常生活物资，发放爱心卡，建立起对困难社区居民的帮困服务平台。另外还设有粮油配送点、社区邮政服务中心、社区诊疗室等，基本实现了生活小事不出社区。
“四民社区”创建工作还注重服务项目的不断创新。决策机构每年初都要召开一次“金点子”会，参会人员有党政领导、社区支书、主任及街道办事处具体部门工作人员、社区居民等。与会人员根据各部门及社区实际情况畅谈当年社区建设思路，通过讨论比较典型的服务项目。如社区“安全护送岗”、“爱心救助铃”、“流动人口寄宿公寓”、“平价蔬菜直通车”等项目，都是围绕群众迫切需求提出的，项目的实施，得到了社区居民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参与，使社区服务取得较好成效。
启示与思考
一般认为，社区服务主要分为三种模式：政府主导型社区服务模式、社会自治型社会服务模式及官民合作型社会服务模式。在我国，社区服务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通过强大的资源统筹能力和组织动员，在实现社区服务的同时完成了社会管理。
显然，“四民社区”建设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服务模式。活动首先发源于基层，是基层社区为了解决区域治安环境取得成效后，不断丰富社区服务内容而创造性地探索的社区服务模式。通过政府的强力推动，“四民社区”创建活动在全区甚至全市推广，使社区建设经验得到共享而使更多的居民受益。
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区健康教育 发展现状 展望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195-01
社区健康教育是在指定的地域范围内，主要以家属和患者为主体。通过社区护理计划，或者有目的组织对社区患者以及居民传授必要性的教育，帮助患者增进健康知识，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等，最终提高其社区的生活质量。社区健康教育，可以在社区开设社区卫生服务培训，从总体上提高国内社区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改善生活的不良习惯和行为，尽最大努力降低疾病的发生率，保证社区疾病的早日康复。同时，医院也可以适当的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活动，增强医院和社区之间的友好沟通，促进医院和社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好的促进社区建设的发展。通过这些措施，宣传社区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保证社区群众的整体疾病预防意识。本文旨在描述国内社区健康服务教育的发展和现状，重点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以此为借鉴提高社区健康教育的工作，更好的为社区群众服务。
1 国内社区健康教育现状
国内社区健康教育，起步比较晚，从1934年陈志潜起草的“定县乡村教育实验”文章提及到社区服务的概念开始，1936年，由胡安定、邵象伊成立的中国卫生教育社，以及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为当时国内的健康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可以说健康教育的思想开始逐步的成型。随后，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国家开展了家庭病床类型的社区健康教育活动，90年初期，大多数城市的社区健康教育工作逐渐的起步和成型，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络的成型将社区健康教育的方向逐步发展成为保健，预防，计划生育，健康教育，医疗以及康复等六位一体的社区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其社区健康教育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全国范围内社区健康教育服务的发展和前进。根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分析，国内31个省份均开展了社区健康教育服务的试点工作，大概有178个试点城市，占全国总面积的75%以上，并在北京，上海等国家一线城市成立了重点社区健康教育服务中心等。
21世纪初期，国家卫生部根据社区健康教育的现状，又颁布了《城市社区健康教育基本工作内容》通知书，其要求地区社区健康教育中心的重要任务是保证社区群众的健康教育和疾病预防工作，同年，魏荃教授根据自己的实践和工作经验，对国内的社区健康教育试点城市分析，提出健康教育初步进入社区卫生的六位一体服务体系，但是地域不同导致社区教育服务的难易程度比较大，章莉莎教授等也认为社区教育服务虽然形成了，但是国内的各省市社区服务的规模、形式还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投入的力度不同，导致其产生的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因为政府部门的大幅度支持和投入，起步比较早，较快的形成了社区护理站，初步形成了以社区人群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的社区健康教育服务模式，但是对于国内比较偏远的山区和郊区而言，社区健康教育的认可程度和思想理念的转换就极度的受到质疑，国内各地的社区健康教育工作良莠不齐。
2 国内社区开展健康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社区健康教育的内容比较多样，设计到的生活范围比较广，比如说：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以及活动方式等。社区的卫生服务教育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日常生活中容易发生的意外事故健康教育；保证社区群众的营养卫生，自我保健，以及孕妇的生殖卫生保健等，环境与健康，职业病及慢性病的防治等等；对于年老体弱的人群二而言，提高健康教育工作的重点就是让其保护好自我的健康检查和体检的工作，根据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提供的方法进行合理的调节等等。笔者从事社区健康教育服务的工作多年，对于社区护理健康的教育，可以从提高医护人员的理论和体制抓起，参考相关的护理书籍和相关文献进行改进和提高，从自身做起，提高社区健康教育的工作质量和要求。
对于城市社区健康教育教育的方式比较多样化，可以根据需要在社区服务中心张贴教育橱窗展板，进行社区民众科普宣传，普及基本卫生常识，在社区中组织群众进行社区卫生健康教育活动；利用现有的社区教育频道进行广播和宣传，另外，也可以根据当地具体的社区健康教育条件和生活质量，将社区的教育工作分成群体教育，小组教育，同时，还可以根据社区教育的具体情况，进行电话随访，家庭拜访等方式展开，组织病人进行健康教育技术交流会，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在社区范围内进行社区群众健康教育普查等等。
3 社区健康教育的发展和展望
加强社区教育工作势在必行，如何更好的提高社区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服务质量，成为每个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必须根据自身社区的条件，加强社区健康教育的理论知识，并进行当地的社区教育服务工作，进行创新和改革，解决新时期下，健康教育面临的新的挑战和机遇。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出发，积极吸取国外先进的健康教育理论经验和技术，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和疾病发展规律，使用现有的手段提高社区的健康教育水准。保证国内社区健康教育事业的大幅度提高，从而提高社区群众的整体生活质量，让社区人民的生活更加的和谐、健康和安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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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岳红丽.社区健康促进MIS系统的设计与实现[D].大连理工大学 2012，05，34-36
[3] 王芳华.社区居民对疾病认知与社区卫生服务利用的关系研究[D].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1，2，34-36
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范文第4篇
但是，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际从业状况仍然处于一种喜忧参半的格局。虽然对专业社会工作者具有巨大的潜在社会需求，但是这种社会需求并未导致专业社会工作者良好的从业环境，即专业社会工作者还没有适当的土壤来发挥其专业特长，并进而实现其专业价值。因此，一方面是迅速发展的社会福利服务本身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和真正发挥专业作用存在着需求增长，另一方面是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合适的机制或模式来启动这种需求从潜在向现实的转化。
一、专业社会工作社会需求增长的直接背景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同时，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和农村城市化等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福利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与严重不足的供给矛盾日益加剧，中国现有的福利服务只能满足5%的社会需求。[3]早在1986年，民政部就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工作思路。为了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推动社区服务全面、快速发展，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2000]19号)的文件。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正式启动。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以及随后我国政府对社区建设的积极推动，可以说是对专业社会工作社会需求的产生及增长的一个直接的社会背景。
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主要目的是摆脱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包办社会福利的僵化体制，以迅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代表了我国今后发展社会福利的主要途径和根本方向。《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指出，要改变社会福利事业全部由国家包办、政事不分、不讲效率的局面，积极鼓励、支持和帮助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生长和发育。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在基层得到落实。要提高社会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整体素质，建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职称评聘体系和资格论证制度，在社会福利工作中建立国家、省(市、自治区)分级培训和考核达标、持证上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志愿者劳动时间储备制度等。可以预见，在21世纪开始的一段时期内，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将成为政府和社会所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性将加大，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将大量涌现，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福利服务将逐年增长，“社会工作者”将成为一个不再陌生的名词。
社区服务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广泛的内容，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紧密相关。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体现了国家“促进人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的社会发展宗旨，符合“着眼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它对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城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繁荣，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把发展社会福利的重点转向社区服务，利用基层社会力量，积极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
在1999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第二届年会”的致词中，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在强调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的同时，提出了社区基层干部的专业化问题，“受过专门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的寥寥无几”，并指出“作为民政部是个用人单位，我们需要社会工作者”。[4]在去年的江苏省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和社区建设座谈会上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又进一步强调了建设全国社区实验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想法和意见：第一，由于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迫切需要管理城市社会人口的新模式。第二，企业、政府剥离或转移出来职能以及建立一个独立于企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需要一个最佳的承接载体。第三，推动社区建设，拓展社区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第四，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基层政权和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管理上需要新的思路和更为有效的途径。
二、社区服务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及其困难
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和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迈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我国发展历史并不长的社会工作专业呈现出迅速扩张的发展趋势。为了对社会工作专业的实际社会需求状况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对南京市玄武区民政局和南京市鼓楼区民政局及其下属单位进行了访问调查。目的是了解在这两个示范性的社区建设实验区中，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需求程度、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从业状况及其贡献等。
南京市玄武区是南京市两个“全国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之一(另外一个是南京市鼓楼区)，下属10个街道，86个社区委员会(由原127个居民委员会和44个家属委员会精简而成)，在区一级设有老人公寓，在街道一级设有敬老院、老年护老院、便民服务、社区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玄武区民政局从1999年开始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虽然由于编制的限制，但每年计划的对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毕业生的需求量仍在4至5名以上。此外，区民政局领导正想方设法吸引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其下属机构就职，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但调查结果显示，下属机构的职位对于社会工作的本科毕业生似乎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种情形在我们对南京市鼓楼区的三牌楼街道办事处的访问调查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南京市鼓楼区的三牌楼街道办事处现有在编工作人员30名，其中20名是国家公务员。三牌楼街道办事处下属8个社区委员会，共1300户。每个社区委员会设4个社区委员会主任，这4个社区委员会主任是以选聘方式产生的，即通过在原居委会主任中选拔和向社会公开招聘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比例为1∶1。公开招聘的条件是要求应聘者大专文化程度以上，40岁以下，综合素质高，热爱社区建设事业。应聘者须经三牌楼街道办事处7人领导小组的考核，试用一个月后才能正式录用。虽然可以认为随着我国城市社区的迅速发展，受过高等教育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逐步充实到基层社区工作是一种必然趋势，但实际上从应聘材料来看，还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前往应聘，这一状况颇值得深思。当然这一状况并不妨碍进一步评估全国范围内基层社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潜在需求规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方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在目前还只是潜在状态的需求规模是巨大的：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街道办事处5904个，比上年增加172个。全国设有居委会11.5万个（其中家属委员会1.3万个），50.1万人。全国城镇社区服务设施15.7万处，比上年增长12.2%，从业人员67万人，安置下岗人员23万人。各类社区服务中心7623个，比上年增长23.9%，职工5.2万人。便民利民网点40.6万个，比上年增长17.7%。各种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9万个，志愿者达368.2万人。目前，全国每万城镇人口拥有社区服务设施4.9个，便民利民网点10.4个。[5]这是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的活动空间，换个说法，可以容纳的或者需要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在数量上是相当大的。
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各级民政部门的公务员编制的有限，另一方面是从事社区基层工作的领导岗位还没有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理想选择。再进一步从直接社会工作实务方面来说，属于街道一级的各类服务机构要想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理想择业场所，同样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固然有择业观的原因，同时也说明在社区服务机构中直接从事专业社会工作的职业环境还未真正形成，其原因显然是相当复杂的。社区建设中已经意识到发挥专业社会工作者作用的重要性，社区服务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有相当大的需求也并无争议，但这种需求目前仍然是潜在的，要把这种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还存在众多的较为复杂的困难。
三、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多元服务领域及其现状
社会福利社会化以及社区建设的大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对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加深了人们对于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和职业的了解和认识。同时，由于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服务机构的多元性，专业社会工作者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巧，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服务领域。目前的状况是，专业社会工作者更多的是以其专业训练中所获得的某种实际工作技能或知识（比如调查分析的技能和对国家福利政策的了解）而进入各个不同的领域，从而产生不同用人单位或机构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实际需求。但是这些在众多领域服务的专业社会工作者实际上从事的还主要是用人单位原有的业务性或管理性工作，而主要地并不是在他们的服务单位或机构中以其专业的价值及工作方法实现专业社会工作的职能（当然中学生的心理督导可能是一个例外）。因而，多元服务机构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也主要地是潜在的。
教育培训和心理督导近年来由于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在高校的设置规模迅速扩张，以及各地民政部门对专业化的民政干部培训的日益重视，因而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需求不断增长。例如，在社区建设方面，以建设精品社区为目标的南京市鼓楼区与江苏省总工会联合举办了社区大学；南京市玄武区与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开设了社区工作者培训中心。可以预见，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领域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将呈现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随着素质教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中学教育部门也表现出对于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例如，南京理工大学98和99届的社会工作本科生中都有去各地重点中学从事中学生心理咨询和督导工作，而在全国，仅重点高中就有1000所，这同样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活动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中学的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传达出这样的一个重要信息：以个案或小组工作为重要特色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有可能开始真正发挥其专业特长，这一点显得特别有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学校社会工作有可能成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真正启动的突破口之一。
调查统计和咨询服务现在人们已经认同，在信息时代，信息、知识本身就是资源，社会系统的高效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对各种社会信息的采集、调查、统计和分析。因此信息咨询和统计调查本身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行业。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与信息咨询服务机构日渐增多，接受的调查咨询业务增长迅速。从社会学的专业特征来看，社会学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同时就引入了社会科学的实证精神，这与其他人文科学有着显著的区别，社会调查和社会统计是社会学学科的专业基本功，对于专业社会工作来说，其开展工作的前提就是能够准确运用调查和分析技能，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工作方案。社会工作的专业要求是首先能够对各种社会动态的深入了解和对案主各种信息的准确把握。因此在调查统计和咨询服务行业中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就有足够的进入实力，尽管这种进入并不必然完全导致专业社会工作职能的实现，但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出一定的社会影响，并存在着加强人们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同的可能性。当然，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调查咨询行业的这一现状，对于中国社会工作整体发展的利弊得失，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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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范文第5篇
7年时间搬家5次，对“家馨”来说颇为尴尬：它就像它救助的流浪儿童一样，在城市中急迫地寻找落脚之处。
昆明市五一路，一栋居民小区的第七层，陆超群和他的同事们挤在一户复式楼改成的办公室内办公。只有到门口，才能看到“家馨”的机构标志。室内空间摆设得很敞亮，但仍难掩光线的不足。狭窄的木地板楼梯通往楼上，为减少声响，他们得时刻注意走路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尽管如此，时间长了，还是不能避免邻居们的抱怨。
大约一年前，他们花了近半年时间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办公场所，现在却要再次搬家。对机构的老员工来说，这似乎已习以为常。从机构成立至今近8年时间，它和它的救助对象一样，一直在这座城市“流浪”。
2003年9月从吴井路的办公场所搬到顺城街，是机构过去几年为自身发展，唯一一次较为自主的搬迁选择。
那是一栋回迁综合楼，“家馨”所在的整层楼有500平方米左右，租金每年只要5万元。设施齐全，空间独立，租金在承受范围内，最重要的是位于市中心，那里是城市流浪孩子经常聚集的场所。对“家馨”来说，也是开展流浪儿童救助工作最方便的一个办公场所。
然而，刚刚搬进去两个月后，“家馨”便收到通知，整栋房子将面临拆迁。2005年7月，它搬到赵家堆，当年办公的地方在短时间内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繁华的顺城购物中心。
2009年，赵家堆拆迁也进入倒计时，它再次艰难地寻找新的办公场所。然而，此时整个昆明城已难再觅得一处合适的城中村房源。经过几个月的寻找，它最终搬进巫家坝附近的一个老式居民小区。
新的环境还没来得及完全磨合融入，仅仅搬进去1年左右，由于整个公司产权转让，新的物管公司估量着小区房价看涨，不愿意和机构续约，即使合约上写着第二年租金可以涨10%。它再次收到搬迁的通知。
从2011年3月一直到10月，半年多找房子的经历中，“家馨”惊讶地发现，比以前面积更小，位置在二环、三环之间，没有装修的毛坯房，房租也已经涨到三四十万元了，是过去的六七倍。迫不得已，机构开始尝试将住宿服务和办公地点分开。“家馨”在距离昆明30公里的双龙乡找到一栋房子，建立一个儿童村。而“外展点”——也就是机构的办公场所，则被设置在现在所在的地方。
“那时候没有选择，孩子需要住宿，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给他们。”陆超群说，“儿童村周边有乡政府、卫生院、集市和公办学校，条件还可以。希望能尽力帮助想读书的孩子进入学校。”
只是后来，儿童村旁边的集市搬走了，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又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从市内坐公交过去需要2个小时。很多孩子开始对“家馨”的服务产生疑虑。“把我们送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去，你们是不是骗子啊？”为打消孩子的疑虑，“家馨”又不得不额外做一些工作。有的孩子去了，住了一两个月便开始不耐烦，因为附近太不好玩了，与他们喜欢的城市里热闹的生活相比，那里简直与世隔绝。
一年过去了，服务场所和办公场所分离的模式未能获得他们的认可。趁合约到期，“家馨”希望能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独门独院，不影响邻居，500-800平方米，能容纳20-30个床位，有厨房和餐厅，“最好在二环以内”。这是为了让孩子有活动、住宿的空间。
但是，情况似乎非常艰难。“家馨”寄希望于房子空着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提供优惠价格，为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帮助。
公益组织在城市中的尴尬局面
城市日新月异的改造更新步伐，造成了公益组织“被搬迁”和多次搬迁。
“公益组织在昆明城中流浪，这种现象太普遍了。”璐璐是乐益青年培训机构的项目助理，为公益机构提供培训服务。最近，他们的机构也面临被迫搬家。由于之前的办公所在地拆迁，新的办公场所还在筹备中，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乐益处于无处办公的状态。“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打包好了，暂时存放在一个地方。”
逐一地拜访公益机构，了解机构需求，成了璐璐这两个月工作的主要内容。“走访的十多家公益机构中，只有一家机构的办公地点是自己的，其余都是暂时租住，搬家是家常便饭。”璐璐说。
身为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主任，李俊猜测，自己的机构大概是昆明搬家次数最多的公益机构之一了。机构创立时，办公地点在翠湖边的19层公寓，一年后，当“连心”最终定位做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之后，决定搬迁。“这是‘连心’唯一一次自主决定搬迁。”
2007年元旦，“连心”搬迁到西山区伍家堆，当时昆明最大的流动人口居住片区之一。租下两层楼，约80多平方米，租金每年1万元。
随着伍家堆进入大规模拆迁改造，“连心”开始了在社区内的频繁搬家之旅。“社区服务机构，扎根社区，只要还有服务对象还在这个社区，就不能轻易搬离。一旦搬离，就意味着此前的所有工作都被切断，社区关系和社区网络都需要重新建立。越搬越远的后果是，开展工作越来越艰难。志愿者花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偏远又基本没有出租车。”
3年时间，“连心”在伍家堆社区内搬了3次。直到2010年，整个社区拆完，“连心”才不得不另寻社区。
“连心”服务流动人员，也从流动人员身上学到了应对频繁搬迁的生存环境适应能力。“头一天知道要拆迁，他们能连夜打包，第二天搬到一个新地方，立刻开始新的生活。”李俊说，2008年至2009年间，他们见到那些曾经在一个社区的“老乡”一年搬四五次家。“城市拆迁改造，流动人口搬离，但他们从来不会被消灭。”
最后，“连心”决定将办公室搬到普吉。“因为普吉是当时唯一得到消息，半年内不会被拆除的社区。”同时“连心”发现不少曾经服务过的流动人口也搬到了普吉社区。
2010年搬到普吉后，又由于租房、租金等问题，在普吉社区内搬了两次，直至现在落户在普吉路王家桥村一处非常不起眼的民房中。李俊估摸着，接下来几年可以定下了，修复频繁动荡带来的工作断层。
有些机构则没有这么幸运。福华国际残疾人康复部云南项目办公室刚刚经历了一场搬迁。“福华”原先所在的昆明博爱医院因为租用场地到期，不得不限期搬离。由于时间太短，搬迁又很急，“福华”在明知新地点也将被拆的情况下，还是搬了进去。
“找不到地方了，可以预见一两年内还得再搬。”负责人葛梅说，此前一年，“福华”刚从华夏中专搬到博爱医院。
向城市寻求公益空间
城市社区需要公益机构，而公益机构需要做公益活动的空间。
“我们考虑过搬离城市，但最终还是谨慎地选择放弃。”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执行主任李孝峰说，“这样一个机构，不能搬迁到离城市太远、太偏的地方。自闭的孩子，本身是人际沟通障碍的孩子。如果为他们找一个很偏的地方，就更难帮助他们做到社会融合。”
李孝峰只能看着“蒙多贝”的面积越来越小，“每搬一次，家长抱怨都比较多，因为孩子能活动的空间缩小了。”
办公区域位置对做城市流浪儿童救助服务的“家馨”来说，同样很重要。它必须将办公地点设置在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地方，好离那些追求“自由”、喜欢聚集在市中心的流浪儿童们近一点。
“孩子在哪，‘家馨’便在哪。曾经的顺城办公点，对‘家馨’这样的机构来说，是开展工作的理想场所。那里靠近步行街，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流浪孩子在步行街聚集，坐在大屏幕前看电视。”他们可以方便地请孩子们到办公点玩耍，建立互信关系。
搬迁对机构工作的持续性产生很大影响，这样的NGO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对流浪的孩子形成吸引力。但是接连搬迁，则会干扰服务质量。
回忆起来，“在赵家堆的4年，是机构发展最稳定的一段时期。空间足够，租金不贵，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夜间住宿。与孩子长期稳定的接触，对孩子的帮助更大。”陆超群说，但这样的空间难再寻。
很多时候，城市公益空间的存在都有必要性。城市社区对一些公益机构的需求，决定了部分公益机构必须在城市中觅得一块生存空间。
下午4点多，“连心”的志愿者们已经在院子里准备，不多久，将有成群的孩子们来到这里做家庭作业。来自大学里的志愿者们免费为孩子们承担起辅导工作。对这些孩子来说，放学后去“连心”已经成为习惯。在有些孩子的家里，昏暗的出租屋里甚至难觅一张书桌。
为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提供社区公共空间，是“连心”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普吉的工作点，租来的一栋民房里，一楼的空间基本为孩子们设置，除了写家庭作业的庭院，还有为孩子们设置的小型图书室和放映室。二楼专门开辟为流动妇女就业创业扶持空间。“连心”还建立了昆明市第一家农民工维权点。
“连心”一直试图拓展自己的服务空间。他们向政府倡导“一社区一中心”，“每2万人的社区，大概需要一个200-300平方米的社区公共场所（服务场地），叫社区活动中心。”李俊说，但这需要场地和资金的支持。
今年的“两会”期间，云南省妇联主席和红梅领衔，提出了《关于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推动“一社区一社工服务中心”的建设。
为草根公益减负
提供场地、资金及政策支持，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成为发展草根公益的当务之急。
办公空间缩减、租金负担过重所带来的公益机构发展困难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在云南以外的有些地方，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2007年4月，一个以公益组织孵化为目的的“恩派公益孵化试验”在上海首先试行。该项目为草根公益组织提供场地设备、能力建设、信息共享、创业基金，资源拓展、财务托管、协助注册、管理咨询等服务，帮助草根公益组织解决各种前期风险负担，成功孵化一批草根组织。接下来的几年，这项试验在成都、北京、广东等地复制。
“孵化”的概念，是让大量的草根组织通过孵化器获得政府的信任，而政府也利用对社会组织的孵化，降低其大量培育社会组织过程中的风险。
孵化基地在为社会组织提供完整的支持性体系，其中重要一项，便是为成长中的草根组织提供办公场所，保证其能从容面对城市更新换代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在深圳，一家名为“信实公益服务发展中心”的公益机构，便是最早一批从公益孵化基地培育出来的机构之一。最初，信实公益从孵化基地获得4张办公桌、小额补贴以及组织建设、协助注册等帮助，这些恰好满足了一个刚刚创立的草根组织的基本需求。直至该组织顺利注册，稳妥地走出孵化基地。
在云南省妇联主席和红梅的建议中，提到“应依据社区流动人口的数量及规模，由政府提供场地、资金及其他相关政策支持”，同时建议“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社区建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配备一定的社会工作者及社区服务人员，通过‘社工+义工’的模式开展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工作”。和红梅在提案中同时建议，逐步取消主管和挂靠制度，并给予公益型社会组织和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免税及审计优惠等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