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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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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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tradestructure.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贸易依存度结构出口进口
尽管有关我国贸易依存度高低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什么样的贸易依存度是“理想”的。因此，不能仅从量上考察贸易依存度，而应进一步分析贸易依存度的结构。
我国贸易依存度结构的特点
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199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达到61%，2007年则接近70%。不断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贸易结构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结论与政策建议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出口贸易结构问题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量超过1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3.2%。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实现贸易顺差110.1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平稳而且快速增长的出口贸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主要特点
1.从出口商品结构上看，我国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高技术产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开放后，工业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术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一直是拉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7,12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0％，占出口总额的93.6％，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182.5亿美元，同比增长31.8％，仅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的28.6％。据世贸组织（WTO）统计，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和地区的产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达4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从贸易方式上看，加工贸易仍然是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国出口效益不高，这种低效益是由于我国出口大部分为加工贸易出口。近年来，加工贸易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贸易额为4,164.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4.7％。我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的比重偏低，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从出口贸易国别结构来看，出口市场过于集中。2005年,我国前四位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其总和达到了出口总值的67.6％。其中，美国占21.4%，欧盟占18.9%，中国香港地区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转口贸易为主，其中又以转口到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因此，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
4.从出口主体类型来看，私营企业上升较快，外资企业仍占主体。2005年，我国私营企业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总额14.7%；外资企业同比增加31.2%，占出口总额的58.3%。从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来看，外资企业占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和产品被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外资企业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二、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问题
1.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比较低级，没有摆脱依靠低成本竞争的老路。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国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扩大市场。这不但会导致能源浪费、环境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级的产品结构将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中国-2.加工贸易仍以初级形式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的加工过程短，加工深度不高，产业关联性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这表明，我国承担的只是这种高技术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我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还处于较低层次。
3.出口市场过于集中，贸易风险较大。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地区。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将带来东道国贸易失衡、加大国内就业压力等问题，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占主体，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技术进步，但主要是一般技术进步，而不是先进技术进步。外资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主导了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跨国企业到我国投资办厂，主要是利用我国的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凭借着品牌优势和技术优势，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的利润和生存空间。
三、优化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
1.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和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增强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提高管理水平，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加强企业配套，逐步从代加工向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引导加工企业根多采用国产料件，延伸产业链条；加强对加工贸易的产业指导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加工贸易。
3.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保护和巩固已有市场，积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我国与东南亚、非洲、南美、中亚等地的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具有了技术、资源方面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我国现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这些国家的优势所在。因此在这些国家实施有效的海外投资带动战略，既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出口市场，减低外贸风险，实现“边际产业”的国外转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资源满足国内生产需要。
4.合理引进FDI，提高民族企业的技术水平。引导FDI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型、知识含量高和资本密集型领域转变。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使用的质量，并合理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在地区结构、行业结构和单位面积投资密度的优化。通过FDI的“溢出”效应，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带动民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财务司网站:/tongji.shtml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从2000-2013年，河南省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其结构类型逐渐由“二、一、三”转变为“二、三、一”的结构类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二产业仍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河南省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重点在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就业人口的非农业化，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2004-2010年，河南省加工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但加工贸易在河南省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2011年至今，加工贸易在河南省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至近40%，而2013年增长到98.6%，增速达到了360%，其中有15.7个百分点是加工贸易拉动的。笔者发现，这一大幅增长时间与富士康等一批企业入驻河南时间吻合：2011年，富士康入驻河南半年之后，其进出口合计94.7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9.0%。经测算，2011年全省进出口增幅中有52.6个百分点由富士康集团拉动。河南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扩大，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偏小的趋势得到明显改变，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仍不能忽视。
2.加工贸易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近年来河南省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绝大部分来源于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本文着重从就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来阐述这两种效应是如何影响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
2.1就业结构升级效应
就业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结构能够通过对劳动力消费习惯的影响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反作用。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因此造成社会需求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此外，不同生产部门其生活方式差异较大，这些变化都要求供给结构做出相应调整。
2.2技术溢出效应
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技术人员流动。第一，加工贸易通过示范效应对其当地竞争者产生技术示范作用。通过复制、模仿与逆向工程，本土加工贸易企业在反复的拆分产品中反向推导出产品中所包含的设计技巧、组成成分，间接获得生产该产品的技术，再结合当地需要重新改造，这种活动需要的投入资源更少，更容易提高本土企业劳动生产率。第二，加工贸易通过产业关联对当地企业扩散了技术。加工贸易正是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产业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配套企业的采购订货要求和对配套企业的技术援助两个方面。当地采购率越高、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内资企业配套体系越健全，加工贸易企业对相关配套产业升级的作用越大。第三，加工贸易通过技术人员的流动促进技术溢出。加工贸易企业一般比当地企业有着较高的技术、质量与管理水平，其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了解和熟悉了产品的生产工艺、技术标准和操作技巧，在“干中学”中积累了大量的产品信息和丰富的经验。
3.相关政策建议
3.1积极承接东部加工贸易转移，实现区域优势互补
随着东部加工贸易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势在必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必然会像中西部地区转移。河南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发挥比较优势为原则、以市场为导向，有序可行地贯彻实施。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有助于河南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与国内外产业转移所输入的先进的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等形成优势互补，推动加工贸易更高更快更强发展。
3.2加大加工贸易本土采购率，推动配套产业的发展
发展河南省内配套产业，加大加工贸易的本土采购是加工贸易带动当地产业成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关键。河南省加工贸易的主体仍为外商投资企业，这不利于充分发挥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作用。大力培养加工贸易的其他微观主体，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政策上引导扶持其快速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
3.3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加工贸易产品档次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东盟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多边贸易视角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东盟与中国双边经贸合作硕果累累，双边贸易总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2005年东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成为东盟第五大贸易伙伴。但从中国与东盟的竞争关系来看，由于双方都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生产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东盟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盟相近，在一定程度上，仍像东盟国家一样，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市场也主要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市场。经济结构和市场的雷同使得中国与东盟之间相对比较优势较小国际贸易论文，存在着争夺世界市场的矛盾。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与东盟的竞争关系，以双方十五年多边贸易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VAR模型对中国对外贸易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且首先研究了东盟贸易出口商品要素密集度结构，按照要素密集度对东盟出口商品进行分类，以便详细分析东盟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商品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提出相应的对策。
2 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结构分析
2.1 贸易商品的分类
对制成品进行详细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种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区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规模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差异程度进行分类，但是会导致许多类别的产品重复出现，因此这种分类方法不是很明确，很难进行具体的分析。另一种则是按照技术密集度将制成品分为高技术含量、中高级技术含量、中低级技术含量、低技术含量制成品，虽然这种分类较为细致，但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利用这种分类方法对东盟制成品贸易状况进行分析就不够合理。
本文主要借鉴Lall（2000）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竞争力时使用的分类方法，Lall根据研发投入的密集度对产品按照技术构成进行了分类，但使用的是STIC标准，而东盟的外贸数据主要都是HS标准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为了分析方便，本文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编制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HS》），把贸易商品按照HS根据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分为五类：
1、初级产品（PP）
2、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RB）
3、低科技密集型产品（LT）
4、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MT）
5、高科技密集型产品（HT）
2.2 东盟贸易出口结构变化
表1 近年来东盟贸易出口结构变化
年份
初级
资源密集
低科技
中等技术
高科技
1994
2.64
12.44
6.87
6.03
19.14
1995
2.29
10.91
6.28
6.58
19.75
1996
2.08
10.83
5.87
5.99
20.41
1997
1.98
10.96
5.59
5.78
21.04
1998
2.23
11.08
6.31
6.30
24.80
1999
2.01
10.56
6.06
6.36
26.84
2000
2.07
10.99
5.70
5.78
26.51
2001
2.18
11.47
5.90
6.19
24.81
2002
2.05
10.97
5.86
6.65
25.19
2003
1.94
11.48
5.77
7.62
25.10
2004
1.77
11.63
5.36
7.62
24.54
2005
1.65
12.85
4.72
7.62
23.57
2006
1.58
14.17
4.53
7.87
23.09
2007
1.63
13.37
4.70
7.63
23.25
2008
1.15
14.05
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