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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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导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影像化传播;民众知识;影视民俗;大众文化传播

有关民俗学的发展前景，是今年我国民俗学界颇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为此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出评价、把握是重要的。仲富兰在《中国民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民俗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第一，理论准备不足。我国民俗学的孕育是在本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就使得先驱者缺乏长期完善的理论准备。第二，肇始于文学却又未能跨出文学的视野，民间文艺的研究代替了民俗学的研究。第三，解放以后，民俗学长期备受冷落，同时又受到前苏联民俗学体系的深刻影响，长期徘徊不前。第四，从世界范围民俗学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考察，中国传统的民俗学，无论是研究主体和客体诸层次，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任骋文在《民俗研究》中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有“从‘民俗’到‘民识’”思想转变。他提到中国民俗学界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所以倡导民俗文化研究者应当正确认识民俗文化内涵的理解，加深对“民间的知识”即“民俗”的理解[2]。

一、影视传媒与民俗文化的现状与问题

(一)“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

最早对“民俗电影”(folklore film)作为民俗研究题目的应用可追溯到1934年在英国电影研究所在《民俗》学刊上所发的征稿启示，其定义是“有关民俗的非商业电影”。在美国，最早的民俗纪录片可溯源到1935年，但直到1970年代，“民俗电影”作品才得到民俗学界的认可。谢尔曼(S.Sherman)在1977年提出了“民俗电影”这一概念，在其《记录我们自己：电影、录像与文化》(1988)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民俗学电影”的概念，并兼用了folkloristic film(琼斯1988)一词。

在中国民间文艺协会研究部副主任黄凤兰女士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民俗影视》一书中，提出了影视民俗学的概念[3]。她认为，影视民俗学是指以影视为手段，对民俗事项进行客

观记录的一门科学。在张举文博士的《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一文中，提出了要为民俗学影视与影视民俗正名的观点。他认为“民俗电影”应理解为“民俗学电影”的简化，提出影视民俗指只存在于影视作品中的想象的民俗，是被制作人创造或改造的模仿民俗的表演[4]。汤拥华在《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一文中对“影视民俗学”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从一大堆以民俗为主题的影视片中，我们只能归纳出民俗学的问题和影视学的问题，怎样用影视的手段表现民俗文化的问题[5]。透过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民俗事象与影视结合已成为必然。艺术地表现民俗事象已经成为民族与民俗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现象，同时，公众的接受与实践又体现了民俗的最基本的娱乐功能。

(二)表现方式

用镜头来记录民俗文化，这决不是简单的机械复制，而是影视工作者通过动态的富有表现力的影像，再现民俗的原态以及民俗文化、民俗心理支持下的民俗事象的文化意义。

在黄凤兰女士的《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中，着重强调了民俗影视片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力——真实地记录与再现[6]客观自然的影像纪实，能真实地体现民众作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民俗文化的阐释和解读。

此外，在罗未玮的《影视作品中的民俗“在场”》文章中，依据民俗的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探讨了民俗在影视作品中“在场”的两种形态，即民俗作为文化符号在场与民俗作为记忆因子在场[7]。

(三)存在问题

第一，本体论危机。这一问题。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属于无形的思想、观念等内容，比如说“龙牌会”这种属于民间信仰之类的民俗活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民俗文化理解的偏差，很难通过影像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而成为一种“机械复制”。第二，缺乏语境关注和“两张皮”现象。黄凤兰女士在《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中着重对当今的民俗影视制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析。第三，阐释的理论导向。张文举在《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中提出在探索理论和方法时，要思考认识论和反思人文本质。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国际合作日益加强、范围日益扩大、节奏日益频繁的形式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不同领域的多种力量交流、互动、协商或妥协的结果。

1.民俗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学科基础。安德明博士根据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两份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最终确立取代了“民俗”的定义[8]。

2.经过近几年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府到民间在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缺欠。

3.近年已有不少民俗学者的文章讨论非遗保护理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保护理论，还应该是能给政府和民间提供操作细则的实践方案，它的实践性决定它的生命力，这则是它区别于以往民俗学研究之处[9]。在取得诸多成绩、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这项工作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张力关系的复杂的动态过程。

三、民俗文化与大众传播

民俗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民间传承，而民间传承恰恰是前大众传播的文化传递形式，周福岩博士在他的《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一文中表明了民间传承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立场，并试图通过对两种传播方式或系统从能量、力量及方向等角度所作的功能比较分析达成对民间传承和大众传播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

(一)区别的意义

在民间传承中，需要传递的信号在编码一经结束，就通过人的发音器官或非语言形式的肌肉动作面对面地诉诸于译码者的听觉和视觉。而大众传播则在编码完成之后，经过了一系列对信息进行的技术转化，最后通过媒介完成这一过程的。因而媒介传达的信息(大众传媒)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人际联系得到的信息(民间传承)的区别就存在于接收效果上的迥异[10]。

(二)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功能

任何文化都离不开传播，民俗文化也不例外。[11]大众传媒在民俗传播中的积极功能包括：第一，大众传媒表述民俗生活，其媒介特性促进了优秀民俗的传承。第二，大众传媒通过报道民俗活动，引起了社会公众和政府职能部门对优秀民俗传统的关注和重视。大众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缺失包括：第一，有相当部分民俗文化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很难通过大众传媒完整地保存全部信息。第二，大众传媒会由于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等方面的原因，片面或者歪曲报道民俗文化事象。第三，为了追求画面的效果或叙事的完整，大众传媒有时会导演民俗。

(三)大众传播对民俗文化传承的影响

现代传媒对于民俗传承的积极影响：一、现代传媒为民俗传承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手段。二、现代传媒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融合和演化。三、现代传媒早就新的民俗。现代传媒民俗传承的冲击与负面影响：一、现代传媒对于民俗的保留大于传承。二、现代传媒以虚幻的民俗替代了现实民俗行为，以文化快餐代替了民俗艺术。三、媒介霸权加速弱势民俗消亡。四、现代传媒的商业化加速民俗的商业化。

(四)展望与对策

在即将迈入数字化的社会的今天，想摆脱现代传媒的影响，保持牧歌式的原生态民俗已经是一种奢望，我们目前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挥现代传媒在民俗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其消极负面影响[12]。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传播人要了解民俗知识，加强自身的民俗理论修养，合理运用传播技术，尽可能地减小商业化对民俗传承的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民俗人”要主动学习传播知识，掌握了解现代传播的规律，熟练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手段，为民俗传承做贡献。第三，在理论上要加强民俗学与传播学、新闻学等学科的融合，在高校开设民俗传播学、影视民俗学等，加强民俗传播规律的研究与人才的培养。最后，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在覆盖面广泛的媒体上建立公共频道或民俗频道，以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节目内容和形式在全社会普及民俗知识。

四、结 语

在现代社会里，离开了大众传媒，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很难开展。今天，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和扩布、保护和开发，离不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作用，而大众传媒要达到“传通”，实现自己的价值，需要对内容、角度方式进行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并努力适合受众的心里思维习惯，大众传播和民俗文化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留住民族文化的灵魂，充分调动并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从民俗文化环境中去开展大众传播活动，从大众传播角度去思考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推广。

参考文献：

[1] 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导论[M].江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 任骋.从“民俗”到“民识”──略论民俗研究学术取向的转换[J].民俗研究，1999(1).

[3] 黄凤兰.新时期中国影视民俗学的现状与问题[J].西北民族研究，2002(2).

[4] 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5] 汤拥华.民俗影视何以为学?——评黄凤兰著《中国民俗影视》[J].中文自学指导，2005(2).

[6] 黄凤兰.从民俗影视片的特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7] 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学的两难选择[J].河南社会科学，2008(1).

[8] 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9] 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J].民俗研究，1998(3).

大众传播导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众传媒 审美创造 受众审美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2）12（b）-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的大众传媒迅猛发展，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并深深介入到最为广泛的大众日常生活当中去，并成为对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变化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可以说渔樵耕读的衣食住行在当下都与大众传播有密切关系。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已经不是假说，早已经成为了现实，甚至另麦克卢汉也始料不及的是地球村已经形容不了当下的传媒环境，而“地球屋”也不再是夸张的设想。传媒对人类社会的触及，最不极发觉却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层面，这种触及正在影响和重构整个世界的文化氛围。

传播学者们提出“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涵化理论”等假说，试图解读传播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审美文化层面，简言之，传媒首先是迎合大众的审美激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审美创造，而其创造出的拥有一种强势的、有代表性的，甚至是权威的产物（包括纸媒和电子媒介的节目、报道内容等），从各个角度对大众头脑进行渗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舆论，把握和操纵着受众的审美倾向。

1 大众传媒审美创造对受众审美价值观的满足

传播学者施拉姆曾经指出：“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在生活中传者和受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而从群体属性中，传者因为拥有话语权这样的特殊权利而显得与众不同，但传者又不能因为拥有这样的权利而孤立于大众之外，因为，他们需要与受众互相作用，实现一种默契、和谐的状态。传者不断地挖掘受众的审美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

传播学中的刻板成见认为每个人都有“固有观念”，并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人类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延续下来的，有习俗、有习惯，比如在古代中国结婚的服饰是“梁冠礼服―钗钿礼衣”，在古代这种习俗兼具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及思想方式的功能，那时候的人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穿婚纱结婚的。而在现代大众传播的影响下，国人在婚礼服饰上已经很大程度上的被“西方化”了，这种影响不是一天两天产生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先是在人们固有的价值观范围内进行，进而根据受众的反应，如果人们能接受便会逐步改变，如果人们不接受，就会产生不同意见甚至反抗。

就媒介信息接收者而言，我们可以借“使用与满足”这一传播效果理论来考量一下大众传播对受众审美价值的满足。“使用与满足”这项研究，是20世纪40年代初，以《声音广播和印刷物》的出版为标志。在书中向人们告之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在美国八成以上的家庭的广播收听情况，同时将其与印刷媒介相对比。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了解到受众会从节目中得到哪些满足和效用。而另人始料未及的是现实有人们选择媒体的目的各有不同，如消除不满情绪、补偿自卑感，增长见识、作为谈资、猜中节目结果、嘲笑节目参与者的愚蠢等等。这表明，不同的人从大众传播里会得到不同的满足。而即使是同一个节目，也可以满足不同人们的心理需求。

可见，人们有心理需求，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得以实现的起点。马克思说过，“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大众传播审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传播，也即是让大众对其产物有所接触进而接受，这就要满足而且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诉求。此时一个问题油然而生，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复杂多变，每个人的想法不同，而同一个人，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尽管现实背景不容乐观，但传媒在进行审美满足的时候依然能把握到受众共同的诉求，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隶属于不同的群体，可以有不同的爱好等但是期望得到外面世界不断变化的信息，以此而获利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此外，纷烦的物质世界使现实生活变得浮燥不安，渴望在传媒产品中得到审美愉悦也是普遍存在的心理诉求。由此媒体的各类产品便应需而生了。在当今传媒介“娱乐至死”已经不是新鲜词汇，而类似于新闻的娱乐化等事物，就是传媒审美创造顺应受众需求的产物。而娱乐节目本身也不断增加元素去刺激受众的审美神经，如《中国好声音》依靠转动的椅子制造不确定因素，另外有好听的歌声和绮丽的舞台效果，使其在今年的夏天格外醒目。

2 大众传媒审美创造对受众审美价值观的重构

曾有人说：在当今受众的欲望被追逐着满足。的确，媒体的竞争导致收视率、收听率等因素被格外的看重，大众传播不得不动用所有的力量去寻找挖掘受众那些稍纵即逝的欲望，同时他们还会组织智囊团对受众的心理、审美诉求进行揣摩，以探索和尝试如何更好地将媒体产品，主要是信息背后的各种观念性内容自然的、毫无人工雕琢痕迹地传达给受众，进而影响信息接收方的审美观念，改变、强化，或弱化其原有审美范式，从而将受众的审美价值观向传播者所期望的方向上引导。可以这样说，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价值观与社会道德密不可分，大部分是传承而来，有漫长的产生时间且不易改变，而媒体的审美价值观更多的与“时尚”相关，有时即刻就会产生，随时都会发生改变。因为它需要不断追逐受众的审美倾向，而且还要有个性化的审美创造以吸引更多的受众。受众的审美文化价值观并不是外化的，而是内在的，他们任何看法和行动，都受到价值观的制约。传媒的价值观则与之相反，它并不是长期形成的，可能是较短或以一种突变的力量形成，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产生影响。极有可能突然之间，人们就发现世界变了，比如在2006年的流行曲是《香水有毒》当人们沉浸在香水中来不及调整呼吸的时候，《白狐》就已经出来了，而到了2010年《甩葱歌》遍及大街小巷，2011年的《忐忑》还没过劲，鸟叔就骑着马带来了《江南style》，几乎每一个变化都是一股龙卷风，势不可挡且不容喘息。但重要的不是这些变化，而是大众传媒的强势的宣言：远离媒介就是远离主流，就是落伍。因而大众来没来得及看清这改变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沉浸在这种改变中了。

媒体的审美价值观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也会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需要不断地除旧纳新，但他会动用自身的话语权反过来对其它群体施加压力。德国的社会科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指出，人们在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总会对“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和判断，以了解自己的观点处境，若同多数意见，就会积极地表达。个人意见处于劣势，则害怕孤立屈从于“意见环境”。如此循环，多者更多而寡者更寡，形成螺旋。由“优势”意见所组成的社会舆论便产生了。

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众传播通过挖掘人们共有的价值观以革新，进而产生自己的审美文化。大众头脑中某些诉求得到传媒呼应，产生共鸣，而头脑中属于“寡势”的诉求，由于缺乏群体引导，通常会被遮蔽与遗忘，而能坚持自己意见的那些人，偶尔能够成为精英，创造出精英文化，甚至也可以成为优势意见得以螺旋发展。“沉默的螺旋”一旦产生，舆论引导实现，传媒完成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构。

参考文献

[1]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4.

[2] 〔德〕伊丽莎白・内尔・纽曼.大众观念理论：沉默的螺旋的概念[M]//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5.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蒋原伦.媒体文化与消费时代[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 〔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 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

大众传播导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电视媒体的快速发展，电视媒体市场日益细化，电视栏目也逐渐在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电视栏目也开始在栏目的风格化、个性化及专业化上下功夫，从面向大众的全面的大众传播走向面向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受众传播模式，为了提高收视率，电视栏目也越来越迎合市场和消费者的娱乐化需要，电视栏目也越来越娱乐化。

1电视栏目的娱乐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电视栏目也开始针对目标受众进行市场细分，从而有一些专业化、风格化、个性化电视栏目出现，同时一些迎合了目标受众的《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相亲性娱乐节目赢得了较好的市场收视率，成为受众追捧的热门栏目。

电视栏目的娱乐化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电视媒体市场日益细分的情况下，电视栏目为了提高收视率，通过栏目的专业化、风格化、个性化的改革，面对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受众而出现的一种现象。

2电视栏目娱乐化产生的原因

电视栏目娱乐化有其理论和现实发展的需要:

首先，电视栏目娱乐化有其产生的理论来源。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美国学者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指出:大众传播学具有环境监测、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的功能，而在提供娱乐功能中，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例如文学的、艺术的、消遣的、游戏性的内容等。大众传播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提供娱乐，尤其在电视媒体中，娱乐性内容占其传播的信息总量的一半以上。由此看出，电视栏目娱乐化是在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满足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栏目改革。

例如，湖南卫视《百科全说》是“第一档职业生活智慧脱口秀”，是湖南卫视的一档全民励志、学以致用、满足当下国民精神和生活实用诉求的百科全书式综艺娱乐脱口秀节目，这既是一档真正贴近娱乐脱口秀形态，又蕴含丰富生活实用信息的带状节目。节目将单期嘉宾主题集中，采用访谈与互动纵向深入的脱口秀方式，运用综艺娱乐化的包装，为各个年龄层的受众创造无门槛、无压力的收视氛围，打造一种在娱乐的同时又能获取丰富实用信息的全新脱口秀节目形态。

其次，电视栏目娱乐化有其产生的历史来源。娱乐化早在人类传播产生之际就随之产生了，随着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的发展过程，娱乐化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尤其是在印刷传播时代，廉价报纸诞生初期的各大报纸充斥着大量庸俗的娱乐性新闻栏目，到电子传播时代，电视栏目进行了细分化市场，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以便站稳脚跟，有针对性的娱乐性栏目就出现了。

在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模式经历了一个从自娱到狂欢的过程，最早的娱乐节目以综艺晚会为主，台上表演得天花乱坠，台下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只能作为看客，这时的观众处于被动地位;到了《超级访问》时代，参与的意识强了，但是更多的还是明星的参与，普通人还是只能仰视明星的光环;最近一段时期，《开心辞典》、《非常6+1》、《挑战主持人》以及《超级女生》等选秀类节目的出现，把普通观众和明星共同带入了公平竞争的状态，电视的平民意识明显增强。电视娱乐节目虽不是狂欢节，但沉浸其中的个体的人会忘记自己的物质性存在而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感。更多的受众不甘心做娱乐节目的旁观者，他们更愿意参与到节目中去，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欢状态。

再次，受众心理的需要。根据20世纪40年代“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行为理论来分析，电视媒介具有心绪转换效用和人际关系效用，电视节目能够提供消遣和娱乐，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心绪上的解放感，还可以通过电视节目建立人际关系，满足人们对社会互动的心理需求。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无论从印刷媒介还是电子媒介，甚至是新出现的媒体，娱乐性信息渗透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接刺激着受众的各种感官，满足了受众的趣味猎奇的心理需求。

以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为例，其收视率是中国内地娱乐节目的佼佼者，它的成功就在于它策划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带给观众快乐。《快乐大本营》的收视群体主要是年轻人，每周日晚播出，每期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主题，而何炅、谢娜、维嘉等主持人之间相互调侃、嬉戏、表演，嘉宾的表现，每每都能让人捧腹大笑。受众在观看的时候，其娱乐、休闲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

另外，国外娱乐节目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我国电视事业也受到国外电视事业的冲击，不断吸收国外各大电视节目的好的经验，由此对我国电视栏目的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引入或模仿国外的娱乐电视节目对电视台竞争实力和收视率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近年来各大电视台播出的韩国娱乐节目《情书》等，受到广大受众的热捧，从而提高自己的收视率。对于本土的一些电视台，也开始尝试学习国外的娱乐电视节目，或模仿或创新，这些也促进了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

最后，市场竞争、广告商及电视收视率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视媒体市场化也开始快速发展，开始为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找到立足之位，电视栏目的收视率、广告商则对电视栏目的存在和发展壮大起到重要的作用。虽然电视媒体是党的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新闻宣传成为电视栏目的主要内容，但娱乐化也是大势所趋。在电视媒体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广告收入则成为了电视台的主要收入，各大电视台为提高广告商对栏目的投资，栏目的收视率就显得至关重要。各大电视台为抢夺受众，开始在电视栏目上下功夫，趣味性、人性化的娱乐化节目被大量引进电视栏目。

例如，以新闻娱乐化走向十分明显的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为例，这个节目在2000年、2001年的全国广告招商及媒介推广会上分别拍卖出了1 888万和4 888万的广告天价，竞争之烈，人气之旺，令人咋舌，这充分证明了消费时代公众对媒体的支配力量。一言以蔽之，电视栏目娱乐化就是要让栏目好看。 转贴于

3电视栏目娱乐化的问题及对策

电视栏目的娱乐化不是一味追求庸俗低级，以满足受众各种需求的娱乐，而是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功能基础上，致力于提升电视栏目的高品质和高品位上，在报道内容、报道方式等方面加进平民化、生活化的气息，使电视栏目更具有说服力和趣味性，更加吸引受众的眼球。

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功能。

随着我国媒体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电视栏目要存在和发展壮大，越来越讲究经济效益，越来越注重市场的收视率，为了提高市场收视率，电视栏目在其策划及运营过程中越来越追求娱乐化，但是由于在我国，媒体要成为，成为党的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党的声音，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激励教育和动员人民，引导社会舆论、营造昂扬奋进的舆论环境的光荣使命。因此，电视栏目要娱乐化，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功能。例如近期在《非诚勿扰》节目中出现的拜金主义等不良价值取向，违背了电视栏目正确的价值导向，对受众产生了误导作用。

其次，栏目在选材上、内容上、风格上更平民化和生活化。提高栏目的品质和品位在现代泛娱乐化的时代，各大电视台为提高收视率，在电视栏目内容的选择和栏目风格上则相互模仿相互抄袭，存在大量的低级的媚俗的以迎合受众的猎奇的肤浅的缺乏思想内涵和审美情趣的东西，而主持人主持风格及嘉宾的发言则更是充斥着插科打诨、附庸风雅的气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种低级的娱乐性栏目是一种低级的需求，电视栏目要想做强做大，必须内容上、选材上更加注重平民化和生活化，这就需要电视栏目工作者更加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制作出满足受众需求的高品质和高品位的电视栏目。例如，近期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东方卫视的《百里挑一》等热播的相亲节目，存在着很强的雷同，一开始这种低级的媚俗的娱乐化信息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娱乐性的信息则再也满足不了受众的需求。

再次，栏目在娱乐化的同时要注意真实性，体现出社会责任感。

马克思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电视栏目同样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电视栏目与受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电视栏目应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是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如果失去事实性，那电视栏目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另外，电视栏目作为信息的传播主体，在其制作传播过程中要考虑其所负有的社会责任。时下一些栏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栏目娱乐化的同时，失去了一定的真实性，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丧失了应负有的社会责任。

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电视栏目为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得生存和发展，在注重栏目娱乐化的同时，也要注意栏目的真实性和应负有社会责任，使栏目在满足受众对社会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要给受众带来一定的生活和精神的指引以及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 童 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董广安.现代新闻写作教程[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大众传播导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播生态 媒介地理 失衡 平衡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9YJC860026

今天，传播生态的现状已经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传播生态中包含的受众、媒介、经济问题贯穿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始终。这一问题在全国范围的讨论具有宏观发展的调控意义，在具体地区的讨论则更具有实际意义。

将生态环境引入传播学形成传播生态学。以此为基础，对其中各种因素的生态位确定和生态链条关系的阐述，可以明晰传播环境、传播语境、传播习惯、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等一系列相关于大众传播实践的连锁问题，并对区域传播的具体实施找到途径。

一、关于传播生态的解析

对传播生态，传播学界许多学者都做出过分析。笔者认为，对一个地区传播生态的研究应该从两个层面做出定位。其一是传播气候，也就是弥散、渗透在该地区的大传播背景。比如流行的传播方式、普遍的传播观念、外来的传播行为影响等因素。其二是传播氛围，即该地区特有的文化、经济、受众等因素凝结而成的具有区域传播特性的多维时空概念。如地区的区域性、地区的民族性、与其他地区形成差异的性征等。这两个层面具有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能力。在传播气候影响和制约区域传播氛围的时候，会在具体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中得以表征，施加在该地区的传播背景压力导致传播层次的一致性。但同时不可忽视传播氛围的自身调控和抵制作用，对于传播气候它拥有吸收融合与排斥摒弃的自养行为。正是由于这种行为作用，对传播生态度的研究，既要“综合治理”，又要“因地制宜”。以图示为例作进一步说明：

以外部圈层作为传播背景，它的特征具有中心扩散性，从传播的核心区域逐步向外延展，但其传播效果也会随着外散而减弱。

图中A区为传播的核心区域，信息穿透力、传播理念以及传播方法都较为先进，并以不同力度弥散在整个传播空间当中，是相对信息流动最活跃的地区。B、C、D、E四个区域为传播大生态背景下的单个传播区域，它们受到A区的扩散影响，同时又根据所在的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传播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可将B、C、D、E四个区域相对于A区的辐射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区域（如图所示），每一个区域所受到的辐射程度不同传播氛围也不尽相同，越靠近核心区域所受到的影响就越深刻，反之亦然。不同区域之间有时也会形成传播活动，将某些共性体现出来可能形成更大的区域传播生态。

造成上述传播生态内部运动的归因有四个方面：受众、媒介、经济、社会。它们有机地结合并且共同在传播生态中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可以是顺序发展的，也可以是交叉完成的；它们所形成的网状结构编织出传播生态对传播行为作用的各种形态，并富有强力的弹性。

传播生态是实现受众―媒介―经济―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已不仅仅是借鉴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一个整体互动的概念，蕴含受众、媒介、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的内容，强调四者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一个健康的传播生态，能使人类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筑正确的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并建立科学的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这其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构建传播生态的平衡问题。

传播生态平衡实际上是以媒介产品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要素的优化组合，包括媒体通过时间和空间反映出来的媒介产品形态、频率频道、人力资源、广告资源，也包括受众支持、信息系统等等。前者可看作是传播生态内部平衡，后者可看作是传播生态外部平衡。这些要素在传者和受众之间乃至这两者与社会经济之间形成动态循，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平衡的状态。一旦任何一个要素产生畸变或者消失，将影响整个传播生态的平衡。失衡则直接影响传播生态的生存和发展。这反映出传播生态发展的复杂化趋势。此外，传播生态的多元化与裂变化趋势也应关注。当今世界，媒介的多载体化、传播的全球化以及信息的数字化，是形成多元化传播生态环境的三大原因。而这三大原因实际上就是传播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战略环境出现了变化。

但是，传媒的发展似乎也遵循这样一种规则，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姿百态的地理环境为不同地方的人类活动也打上了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印记，处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媒介也是各有特色，媒介与地理的关系则显得密不可分。因此，深刻地认识媒介与地理的关系，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媒介发展的地理格局和生态状况，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以及媒介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基本趋势，从而加强媒介建设，修复媒介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进而为建设和打造和谐社会做出贡献。[1]

二、媒介地理学给出的思考

媒介地理学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2]它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3]

媒介地理学虽是媒介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产物，但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媒介学相比，它更注重把媒介现象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与地理学相比，它则侧重分析地理的媒介再现以及地理因素对媒介和受众的影响制约。媒介地理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它能够激发并促使现代社会构建人、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4]

三、传媒发展失衡是传播生态失衡的重要表现

西部广阔的地理空间资源和媒介集团的数量相比较很不平衡。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西部媒介在所占有的信息资源以及媒介权利上和中东部对照差异明显。打开我国的“媒介地形图”，势必会发现：这些年成立起来的各种报业集团、广播电视电影集团以及各种媒介公司和影视制作公司等，大部分在沿海开放城市。

“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正好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版图形势相反，前者是东高西低，后者是西高东低。”[5]此种东高西低的媒介地理版图形势无疑说明了西部媒介集团的数量和其广阔的地理空间及丰富的文化资源相较很不平衡。

四、应对失衡的策略性研究

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传播技术的高低和传播能力的大小，与他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基本成正比。少数民族，尤其处在西北这个落后和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不良的媒介使用状况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

从“媒介地理学”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要提高媒介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切实提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当地的媒介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大众媒体的发展水平往往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但同时也受到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最根本的作用力就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1970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P・J・蒂奇诺提出的“知识沟假说”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将比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这一理论从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审视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不同社会地位群体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差异性，从而为媒介效果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以国家政策倾斜和政府支持为助推力。经济的发展是地理、历史等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要提高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推出相关的政策倾斜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经济实力雄厚了，才能为媒介的发展打下物质基础，只有各种媒介达到一定的覆盖面，传播效果才有可能提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受众因为条件限制而导致的报纸、广播等媒介接触极少的情况也会有所缓解。

以诚信合作实现共赢。近年来，西北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台通过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众媒介联手，在获得发展资金和增强自身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内蒙古卫视和上海开麦拉传媒合作、宁夏卫视和上海财经合作以及青海卫视与湖南卫视联合。这样的合作方式为少数民族地区电视媒介注入了资金和发展动力。因此，发达地区带动少数民族落后地区，通过合作实现共赢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其次，注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导致人们在信息传播活动中有着一定的差别。这就要求处在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有较好的知识文化水平。所以，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至关重要。

受众本身的素质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方面。受众应该变被动接受为积极主动参与，以促进自身媒介素养的提升。这就要求受众健全自身的知识体系，对信息具有更好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尽可能摆脱媒体的控制，形成自己的观点，此外，还需要受众了解媒介行为、积极主动参与媒介行为，学习使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提高自身接触媒介和使用媒介的能力，从而促进媒介在当地的传播效果。

注释：

[1][2]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3][4]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广告大观・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5]周燕群：《中国报业集团系列报刊布局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新闻记者》2003年第10期

[6]段鹏：《传播效果研究：起源、发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制度》，商务出版社，2004

[2]勒温：《拓扑心理学》，商务出版社，1999

[3][美]David L.Althdide：《传播生态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

[4]涂尔干：《社会劳动分工论》，商务出版社，2003

[5]吴继善：《心态新闻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6]郑兴东：《受众心里与传媒导论》，新华出版社，2004

大众传播导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批判理论；霍尔；莫利；费斯克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3-0006-03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u Jing1，Fan Xiaoman2

1.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2.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our country， the traditional empirical propagation theory America always occupy the mainstream position of China's communication layout， and to Europea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attention is relatively small，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s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mportant theory school after school after one of frank， the unique communication thought. Study angle and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e characterization spread through the school， see the school three synthesizer， Holzer Molly and John Fiske'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originality， instance theory thought the important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on in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 order to get a glimpse of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nking of the scene.

Key words The British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cr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Holzer； Molly； John Fiske

自传播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以来，我国传播学版图一直被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盘踞，而对欧陆传播批判学派的引入相对较少，对传播批判学派理论的关注远不及对美国传播经验主义理论。在西方传播学界，来自欧陆的传播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经验学派，作为传播领域里风格迥异的两大双峰，[1]相互补充和共同建构了传播学的场域，传播批判学派作为传播学场域中的重要理论巨阵之一，迫切需要中国传播学界的

重视。

1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展概述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欧陆批判学派的一个分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轫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故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1964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成立，其代表人有查理・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P汤姆森、霍尔、莫利及费斯克等。该学派作为欧陆批判学派的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其跨学科的性质使其研究视域广泛，主要涉及后殖民主义为中心议题的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及性别研究、对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等等。该学派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建树独具一格，它超越了号称传播批判学派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论说，在哲学观点上超越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具体主义表现为超越的经济决定论，主张上层建筑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建构作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传播理论众多，本文仅以三个传播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莫利、费斯克及其他们的理论贡献为线索，并以此来窥见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思想。

2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内部存在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两分天下的局面使该学派的研究一度陷入困

境， [6]直到70年代中期，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解救了文化研究领域“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认为大众文化并非是完全“自治”的文化也非完全“管制”的文化，而是视大众文化为两者之间“谈判”的场域，这种“谈判”充满了妥协、斗争、协商和迂回。英国文化研究在葛兰西范式的转向下，由霍尔对其“文化霸权理论”进行创见性的应用。

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创见性应用，如图1所示，霍尔认为，在传播过程中，首先由传播者在自身知识架构、社会（生产）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原始信息进行编码，所生产出来的充满意义的信息文本，此时意义文本是开放的，并不是直接传递给受众，而是要经过受众的解码来获取意义，霍尔认为受众的解码同样受到解码者自身身份、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进而霍尔提出了解码者的三种解码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协调型解码方式和对抗型解码方式[7]，三种解码方式表明了文本信息的不同解读方式，主导―霸权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按照编码者的意愿进行解码、协调性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在解读编码信息文本时是存有部分性的否认和部分性的接受，而对抗型解码方式表示解码者完全违背编码者的意愿，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图1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型

由图1可知，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并不是线性的传播方式，传播的两端即传者和受者是拥有不同的符码，并非是对等的关系，霍尔主要考察传播两端的权力较量，将传播过程视为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强化的传播过程中的内在张力，即阶级和社会关系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显然在“编码解码”理论中，传播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性被给予强调，权力压制和反压制成为了主要话题，传者受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等在这里理论模型中显而易见。霍尔理论也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超越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传播有限效果论，还带来了受众研究的新范式，随后英国文化学派的代表人莫利和费斯克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编码解码理论。

3 莫利的“话语理论”和“受众民族志”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巨蒋莫利发展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莫利的研究工作中，首先对霍尔理论进行验证，对英国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受众民族志研究，验证了霍尔的理论假设，证明了受众的不同解码形式，但在研究中，莫利发现，受众的实际解码比霍尔的三种解码方式更为复杂，而且不同的阶级由可能会拥有相同的解码方式，莫利发现，霍尔过于强调传播过程中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而莫利在福柯的“话语即权利”思想下，提出了“话语”理论，认为话语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利益集团的表现，话语是思考或谈论一个问题的方式，也是社会立场的表现方式，因此，莫利认为，传播过程中，需要把社会位置与话语位置联接，然后才会构成特定的解码方式，他不再把阶级因素当做决定解码的核心因素。[8]从莫利的“话语”理论出发看待大众文化场域中的权力张力关系，在某种程度可以说，莫利超越了霍尔。

在验证霍尔理论中，莫利不但继承了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的研究传统，还纳入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这改观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结构主义范式对受众积极性的忽视，[9]莫利运用民族志对受众进行研究，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在媒介受众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方法的研究。[10]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之前，实证主义取向一直统治者传播效果研究，而莫利对传播理论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对受众进行民族志研究，突破了传播的受众量化研究范式，量化研究范式传播的研究将受众从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对受众进行问卷调查，收集结果进行分析统和得出结论，而民族志受众反对这种实证主义取向的研究范式，主张把受众置于生活情境、社会环境、性别中进行研究，通过长期个案跟踪家庭中的媒介受众者，通过访谈等方法深描受众内心真实的想法和反馈，在研究结论中总结和发现问题。莫利的受众研究被成为新受众研究，他重新估量了文本研究方法，不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纯碎的定性分析传统，而是开创了用民族志方法获取受众接受行为的真实情形，同时将受众置于不同社会地位和话语地位上对于其能动性的强调。[11]开创了传播学界民族志研究的先河，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今日传播学界的三大研究方法

之一。

4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

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主要参考体系，也逐渐抛弃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80年代中期受到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文化研究更为多样化，后现代思潮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现象空间，从“宏大叙事”转到了“个别命题”，从“文本”转到了“解读”，从“意识形态和霸权”转向了“从属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有学者把这种转向概括为从“结构”向“实践”的兴趣运动，对宏大叙事的扬弃和对日常琐碎生活的关注，从整体性的结构和权力到日常生活的实践。[12]那么这一时期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集大成者费斯克的传播研究重点从“文本的生产”转向“后现代的消费“，避开了“政治批判”而着重于“大众的微观的抵制”，从而走向了“语符民主之路”。[13]我们主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和“积极受众理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继承了葛兰西的文化研究的路线，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权力场域，费斯克的大众文化观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其二，“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其三，“微观政治”的大众文化。首先，“权且利用”的大众文化。传统文本分析认为读者会从头到尾阅读全部的文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费斯克认为，文本就像一个“菜单”或“超市”，大众在其中获取自己想要看的东西，创作自己的“菜肴”，费斯克通过“权且利用”强调的不是文本的内在意义，而是强调使用本文的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实践能动性，大众的“权且利用”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义和。其次，“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文本只有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被阅读时，才能够被激活，大众更关注的是大众文化文本是否贴近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感受。最后，大众文化是“微观政治”的文化。费斯克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性的视角，并认为社会的变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微观的。激进意味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微观的并不是要以革命的方式争夺政权，而是渐进的、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它的目的是不断扩张至下而上的权力生存空间，它是微观的政治而不是宏观的政治。因此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政治就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众文化是循序渐进的，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者的权力重新分配，它并不试图改变支配集团的体制，而是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

如果说莫利基本遵循了霍尔的初衷，那么费斯克在霍尔理论路线的基础之上则迈了更大一步，他在继承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前期成果，发展了积极的受众学说，将受众的能动性前所未有的放大，走向了“符号民主”之路。费斯克提出了受众的“游牧式主体”概念解构先前的传播场域的结构主义，通过对“大众层理”的分析提出了“游牧式主体”的概念来阐释受众的主动性，所谓“大众层理”的意思是认为大众并非存在于既定的阶层和拥有固定的社会身份，比如一个博士有可能同时是一个母亲、一个教师、一个新闻工作者，大众的社会身份和阶层是多维的和流动的，在不同的层理中随时进行转换，受众主体的多元性和流变性解构了受众研究内部的“逻各斯中心”即“传者中心主义”。费斯在受众的主动性研究中借用罗兰巴特“理论”，提出“受众”理论。“受众”理论意在表明即使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意识形态充斥，由于身体是独立于思想的，那么费斯克认为身体也依然成为作为最后一个抵制意识形态的据点，因此，身体的狂欢和被费斯克看做大众对意识形态抵制的一场盛宴。尽管费斯克的“受众”理论备受争议，但他对传播受众的研究的积极转向依然得到了高度认可，他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把受众的主动性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有的位置，有学者指出他把大众的位置无限度的放大，过于极端甚至走向了“民粹主义”，但我们仍然需要看到他在受众研究领域的巨大贡献。

5 结论

综上所述，全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英国文化学派的传播学审思路径、研究方法和立场，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分别对该学派的三个巨匠霍尔、莫利、费斯克的传播学理论进行概述，通过整体考察这一学派的传播学思想，并对其理论意义和贡献进行总结分析，以此来观望该学派的传播学的思想和精神。

参考文献

[1]赵斌.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与墨多克关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对话[C]//李陀，陈燕谷.视界：第五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2-57.

[2]A麦迪森.欧洲的经济政策相成就[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6：502.

[3]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C]//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8.

[4]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0（3）：15-25.

[5]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1.

[7]斯图亚特 霍尔.解构“大众”笔记[C]//陆扬、.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

[8]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约翰・费斯克.英国的文化研究与电视[C]//徐贲.走向后殖民与后现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56.

[10]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霍尔.编码，解码[C]//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