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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2010年国家出台卫生信息总体规划“3521”之后,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建设就已进入加速期,省级平台、地市平台、区县平台、医院信息平台等,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进入2013年,卫生信息化建设依然热热闹闹,人口健康信息化总体框架也已轮廓清晰。
建设理念与模式有偏差
除卫生行业特殊性外,目前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建设理念与模式上的偏差。以IT技术和专业领域需求为驱动的建设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化发展,但同时也成为其前进方向上的阻碍。
纵向信息系统建设导致了众多“烟囱”与“孤岛”。疫情网络报告系统、应急指挥系统、妇幼保健系统、医院信息系统等的建设,虽然大大提高了相关部门的管理能力和应急反应速度,但由于信息系统垂直建设的特点,原本分割的业务部门在信息上沟通更为复杂,形成大量信息烟囱和信息孤岛。其实,在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前,信息孤岛已经存在。目前的状况是,站在本区域的角度看,本区域的信息孤岛减少了;但站在上级部门(更大的区域)看,却看到了一个个更大的“孤岛”。
缺少顶层设计。部分地区在进行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时,未进行顶层设计,匆匆上马,仅打通了试点机构的信息孤岛。因为缺少整体规划导致后续项目延续性较差,往往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是在不同地点“挖井”,而不是在同一个地点将井挖得更深。
现行标准规范覆盖面不够。目前,卫生信息系统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标准的建立,导致众多信息系统分别制定各自标准,却没有国家权威统一的卫生信息标准。同时,缺少需求分析理论方法,仅以项目和IT为驱动,卫生信息化项目建设作为业务应用发展的组成部分而提出,缺乏整体规划。
要打通信息孤岛必须标准先行。然而,目前国家尽管出台了一系列规范,但规范的覆盖面还不够。很多卫生业务条线的标准还处于制定之中,很多业务工作没有国家统一规范和要求,各地区和单位根据自身需要,自行制定工作规范和标准,制约了相关条线系统与区域卫生平台的整合。另外,标准的执行缺少测评环节,导致在各地执行走样,当需要将相同名称且都号称“遵循国家标准”的两个系统对接时,便会遇到障碍。
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短缺。一方面区域卫生信息体系建设是复杂的、需要长期建设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予以支持,而政府在这方面的持续性投入往往不足,也是导致目前信息孤岛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区域卫生信息体系建设涉及到卫生管理、医疗、预防保健、卫生经济以及信息技术等多专业学科,专业人才的缺乏也直接制约了系统的建设和发展。
缺少共享标准。目前国家的卫生信息标准,往往是针对某个具体应用,对业务流程、数据标准有要求,但少有提及哪些应该共享,这就导致各地在区域卫生信息化推进时没有参照物,摸石头过河。
卫生机构担忧信息透明。区域卫生信息化让很多卫生业务变得透明,如果完全共享,就会暴露机构内部的管理漏洞和灰色链条,这样就导致很多机构,尽管共享了部分信息,但都是一些非核心业务数据或不完整的核心业务数据,无法满足监管需要。
利益平衡受威胁。目前很多地方开展的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仅仅是要求医疗机构去按照命令执行,很少为医疗机构提供便利或服务,不能通过卫生信息化单纯放大“管理”而忽视“服务”。
管理脱节。信息共享的最终目的,是方便业务经办、提升管理水平、给百姓带来实惠,但光靠卫生信息化本身往往无法达到目的,还需要管理措施的配套。如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了,但重复的检查、检验还在做,患者的医疗负担没有减轻。因此,只有类似“同级及上级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认”这样的管理制度配套推出,才能真正保障信息化的效益最大化。
以省为单位统筹推进
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涉及众多机构,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需求、平衡各方利益,所以必须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分步实施。“3521工程”(即建设国家、省和地市3级卫生信息平台,加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新农合、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管理等5项业务应用,建设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2个基础数据库和1个专用网络)框架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落地实现,鉴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省为单位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办法。
和银行系统不同,卫生部门不是垂直管理,而是各级政府都要管,卫生行政部门只是进行行业指导,负责制定行业标准,不能决定各级财政投入的支持力度。况且,目前顶层设计中还有很多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各省信息化发展程度也很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要直接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信息平台难度太大。另外,一旦全国健康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即时更新,就意味着所有联通网络的地方都能够向这个大数据平台输送数据,那么谁来维护这个系统,谁来把关,确保所有数据的真实和安全?
对于省一级层面来说,掌握省内疾病发病率是有意义的。一个区域的核心就诊量发生在省内,医疗数据的分析相对准确,同时信息化建设也可以推动区域人群健康管理和医院管理水平。同时,省级卫生信息管理部门相对完善、人员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相对较高,从省级层面制定标准规范,可以有效遏制以地市为单位建设的各自为政。另外,很多业务管理规范的制定都是以省为单位下发,要实现管理和信息化的配套,在省级层面推行要比在地市顺畅很多。
有效减少信息孤岛,最大限度实现信息共享,可从这里努力:1.规划先行,顶层设计在先,信息化建设在后,做到由规划导出项目,由项目完善规划,形成良性循环,杜绝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盲目开工。2.加强标准规范建设。除了制定功能规范、技术规范、数据规范,更要明确共享规范、测评标准,做到标准规范有制定、有管理、有评测,使之能够真正落地,对信息化建设形成强力支撑。3.在信息化推进过程中做好管理制度的配套。4.加大卫生信息化建设投入,只有持续投入才能解决更多问题,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辽宁:以顶层设计为抓手
为统筹规划信息化建设,辽宁省卫生厅调整了信息化建设中的组织结构,将原先分散在各业务处室的信息化建设相关业务,归口省卫生信息中心统一管理,并按国家整体架构要求整合并统一调配全省卫生信息资源,在《辽宁省卫生信息化建设规划》这个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完成了卫生信息专网建设,建立了省级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和市级区域卫生平台,成立了卫生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
作为区域卫生平台新的载体,居民健康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行业通卡作用。健康卡保证了个人信息的唯一性,通过统一注册和卡管服务,与居民健康档案系统整合,将医疗卫生机构有机地连接到一起,实现三级医院就诊和新农合补偿结算等业务一卡通。
以省级大医院为试点,做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省级18所医院信息化能力建设投入0.36亿元,用于完善医院信息平台建设及医院信息系统应用建设、卫生标准符合性测试及与省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对接,实现医院内部信息共享和医院间信息资源共享。
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项目为切入点,顶层设计、分级实施,自觉做到互联互通。全省投入2.48亿元(其中国家资金1.34亿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全省统一招标应用软件,统一软件版本、统一标准规范,14个地市分别建设基层业务系统数据中心,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资源共享。
以业务推动信息化,出台政策支持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使用制度强化信息化的推广和使用。如《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信息采集、录入都有明确的费用支持,绩效考核项目指标都以信息化提供的数据为基础。
人口健康信息化总体框架
卫生信息化建设坚持“制度先行、统筹设计、强化应用、互联共享、业务协同”的总原则,紧密围绕深化医改、完善生育政策和卫生计生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有效提升科学决策、精细化管理和服务水平。
“通过京冀两地的医疗合作,河北的医院不仅留住了更多本地病人,也吸引了山西、内蒙古等周边外地患者,有效缓解了北京地区医疗机构的压力。”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此前的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河北省两地人社部门正式签署了京冀医保直接结算服务协议。同一时间,在潮白河对岸的燕郊,燕达医院开通了医保异地结算系统。
以此为标志,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已经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区域内医疗水平同质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借由医保异地报销将更多病人引流到北京之外,以此来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迄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推进也已走过整整三周年。
在方来英看来,过去3年,京津冀三地的医疗协同在多项政策的助推下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未来我们还需要继续深化京津冀在卫生应急、疾病预防控制等领域的深入合作。”
提升三地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
《t望东方周刊》:京津冀医疗一体化工作始于何时?
方来英:这个时间比较早。在2014年2月26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至此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
之后,北京市卫计委随即和天津、河北两地的卫生计生部门开展了京津冀卫生协同发展的研究,并很快进入实践阶段。
2014年5月,我们就启动了北京-河北燕达重点医疗合作项目;2015年2月和7月,北京市还分别与张家口市、唐山市签订了《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框架协议》,正式开展北京-张家口、北京-曹妃甸两个医疗合作项目。
到2015年9月,京津冀三地卫计委签订了《京津冀卫生计生事业协同发展合作协议(2015-2017年)》,正式成立卫生计生协同发展工作小组,明确在加强医疗服务区域合作、推进公共卫生区域联动、强化卫生计生事业发展规划对接、构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调机制等十个领域加强合作。
2015年10月,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还专门设立了医疗机构功能疏解工作小组,由张延昆副市长任组长,小组设在我们卫计委,市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等七部门都参与了进来。
在这样完备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北京市卫计委按照职责分工,与市属各部门以及天津、河北两地的卫生计生部门紧密合作,有序地推进三地的医疗协同工作。
《t望东方周刊》: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的整体思路是怎样的?
方来英:我们以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力为目标,围绕首都的“四个中心”定位,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战略部署,统筹规划调整医疗资源布局。
具体来说就是:以城市发展规划和人口分布为导向,在北京市辖区内,通过推进首都城市核心区医疗资源向郊区等资源薄弱地区疏解,来提升医疗资源布局的均衡性,解决以往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
而在京津冀的大区域内,三地卫计委根据医疗资源、服务能力和地理区位特点,在重点区域上各自分工负责,在工作机制和政策上协同对接,以提升京津冀医疗服务的同质化水平。
疏解20余家大医院意味着什么
《t望东方周刊》:具体到实施阶段,北京市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方来英:我们按照非首都功能疏解方案的总体要求,严格执行医疗卫生领域的“负面清单”制度:
一方面严控本市东、西城区及五环路内的新增医疗资源,对包括协和医院、煤炭总医院、电力医院、世纪坛医院等多个不同隶属关系的医院扩建和增床项目予以严格把关,遏制大医院的盲目扩张;另一方面,我们着力引导核心区优质资源向资源薄弱地区转移。
同时,借助疏解契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促进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的转变,通过城乡对口支援工作,打造郊区区域医疗中心,在辖区内起到医疗中心的引领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医联体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强化三级医院引领学科发展和解决疑难重症的功能,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完善各级医疗机构间的分工协作机制。
可以说,通过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医疗资源空间布局调整的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医疗资源的运行效率,也促进了首都医疗卫生功能的优化。
《t望东方周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外界关注的热点,就是北京的大医院正在向外疏解,这项工作进展如何?
方来英:北京市卫计委目前已规划了约20个市属医疗卫生机构疏解项目,涉及疏解总床位达到5600余张,通过与国家卫计委和委属委管医院的沟通,初步形成13家委属委管医院的疏解意向项目汇总。
目前,北京周边地区初步形成了33家医院或院区构成的医疗服务带,总床位达到29946张,占全市床位总数的26.4%;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等11家三级医院在新城或城市居民组团地区建立分院或新建医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优质医疗服务保障。
列入规划的市属医院疏解项目中,天坛医院整体搬迁工程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2017年达到试运行条件;友谊医院、安贞医院等医院探索以PPP和特许经营等模式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分院或新院,规划、设计、立项等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t望|方周刊》:这些医院都是从北京的城市中心向区域内周边拓展,而不是向天津、河北两地转移?
方来英: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认为北京大医院向外疏解就是到津、冀两地建分院,实际上不是。我们向津、冀两地输出的更多是优秀的医护人才和先进的管理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将医院搬过去。
京、冀医院跨区域牵手
《t望东方周刊》:就北京而言,这种大医院的外迁其实也是一种区域内的医疗资源优化过程?
方来英:对。我们确定城区内的11家三甲医院对口支援11家远郊区区属综合医院,以打造郊区区域医疗中心。通过数年建设,目前部分区属医院已达到了三级医院服务水平,潞河医院、顺义区医院、房山良乡医院等10家区属医院已被核定为三级医院,在辖区内起到了医疗中心的引领作用。
2016年,北京全市已建立了覆盖16个区、包含50家核心医院和558家合作医疗机构的53个区域医医联合体;我们也联合发改、财政、人保等部门制定了《北京市分级诊疗制度建设2016-2017年度的重点任务》等多个文件,出台了统一大医院与社区药品目录、上浮基层绩效工资、完善医保支付调节、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建设信息化平台等多方面的配套政策。
《t望东方周刊》:如果放大到整个区域,京津冀三地又是如何借由协同合作来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方来英:在三地的合作上,正如前面所说,主要还是将北京优势的医疗资源通过合作共建的方式输出到天津和河北两地,来帮助提高两地整体的医疗水平。
根据2016年中央关于京津两地对口帮扶河北省张承环京津地区的工作部署,北京市已经确定了10家区医院对口帮扶河北10个区(县)医院的“一对一”结对帮扶方案。
此外,京津冀三地还划定了五个重点开展的医疗合作项目:北京―河北燕达医疗合作项目、北京―张家口医疗合作项目、北京―曹妃甸医疗合作项目、北京―承德医疗合作项目和北京―保定医疗合作项目。
目前,北京市各医院与河北各地区医院间的合作已有序开展,北京朝阳医院等4家市属医院与河北燕达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积水潭医院等4家市属医院与张家口5家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友谊医院等3家市属医院与唐山曹妃甸区2家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北京朝阳医院等4家市属医院和航天中心医院与承德5家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在此基础上,三地卫计委还提出探索建立区域内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机制;形成三地检验、影像等互认项目和质控标准,有范围、分步骤地推进互认工作;在疾病防控、采供血、卫生应急等领域探索建立信息协同共享协作机制。
河北赴京就医患者下降1.5%
《t望东方周刊》: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从提出到实施已近三年,效果如何?
方来英:通过京冀的医疗合作,合作医院不仅留住了更多本地病人,也吸引了山西、内蒙古等周边外地患者,如张家口市第一医院的“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开诊后,门诊和住院患者就同比增长了13.17%和18.38%,其中外地转入91例,分流进京人员近万人。
截止到2016年10月31日,已开展的4个重点医疗合作项目共派出挂职副院长9人次,挂职科主任13人次,赴河北对口合作医院开展医疗活动137次,派出医务人员556人次,门诊91011人次,会诊873人次,手术880台次,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418次,接待河北医务人员来京进修119人次,双向转诊病人转到北京324人次,转回当地716人次,帮助当地开展新项目49个,帮助当地建设新的学科或诊室20个,科研合作4项。
统计显示,2016年上半年,在北京市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出院患者中,河北患者人数占比从2013年的9.05%降至7.47%,这就可以看出,京冀医疗协同发展的成效已经初显。
《t望东方周刊》:在这个基础上,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措施去进一步推进京津冀的医疗协同工作?
方来英: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京津冀在卫生应急、疾病预防控制、采供血、卫生综合监督、医用药品耗材集中采购等方面的深入合作。
具体到2017年就是要,建立京津冀统一的综合监督培训师资库,提升三地综合监督工作人员整体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完善京津冀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协同机制,实现非法行医人员黑名单共享,共同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开展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签订《京津冀口腔公共卫生服务合作协议》,推动京津冀口腔公共卫生服务发展和牙防人员能力建设;牵头组织京津冀卫生应急综合演练,锻炼卫生应急队伍,检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建立一套系统全面,可操作性强的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区域口腔预防绩效管理体系,对于切实落实和推进专业联合体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医院绩效管理的回顾与思考
2010年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建立和完善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管理的制度,加强医疗安全质量和经济运行监管已成为公立医院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建立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管理体系的意义在于:1、为政府监管提供决策支持。2、为政府补偿提供依据。3、引导公益性回归,提高运营管理绩效。
1989年,卫生部颁发《关于实施医院分级管理办法》《综合医院分级管理办法》试行草案,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医院绩效评价工作。1994年,国务院颁发了《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卫生部了《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分别对医院评审作出了法规性规定和最低标准要求。1995年,卫生部颁发《医疗机构评审办法》,对综合医院的绩效管理确立了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34个;三级指标193个,内容涉及到医院的功能与任务、科室设置、人员配置、医院管理、医疗管理与技术水平、教学与科研管理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风医德建设、业务统计指标。2005年,卫生部以“医院管理年”活动为主线,颁布了《医院管理评审指南(试行)》,标准体系包括医院管理、医疗质量管理与持续改进、医疗安全、医院服务、医院绩效、部分统计指标、三级综合医院指标参考值等7部分,2008年对其再次修订。2011年,卫生部出台《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在此标准中修正了规模扩张的趋势,新设了社会评价,强调了基础质量增加了日常评价比重,充分体现公益性。
综上,我国医疗绩效管理在确立公益性为核心后,一直处在不断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不少专家学者在医疗绩效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结合文献检索结果看,此类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各医疗机构结合自身实际在绩效管理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依然缺少系统性理论和完善指标体系的支撑,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普及推广性不强的特点。
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建设过程中十分关键的一环就是绩效管理系统,绩效系统的建设既是专业服务实现的有力推手,同时也是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的抓手。
2、 口防绩效管理的框架与指标
口腔预防保健是公益,其本质是为民众提供安全、有效、便捷、价廉的口腔基本预防保健服务。现阶段,我国90%以上的医院已实施HIS(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但HIS只注重医院诊疗业务的运营支撑,在运营管理尤其是绩效、成本方面存在较大空白,无法提供科学规范的绩效管理[1-2]。绩效管理早期主要应用于企业或公共部门的管理领域,现已比较广泛地运用在医疗机构管理运营实践中,公立医疗机构的经营具有明显地域性特征和功能性划分,医疗联合体的建设进一步强化了行政和市场手段对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
表1 国外医院绩效评价维度[3]
口防专业联合体的建设是来自区域口防实践总结,以及对医疗联合体建设理念和模式的延展。其发起和运营不具有行政强制性,更多地体现出基于口腔健康整体服务系统的规划,核心是体现公益性。口防专业联合体绩效管理系统主要包括:社会责任、专业服务、质量体系、客户管理、管理规划等五个维度。在绩效管理五维框架之下,是对绩效考核指标的进一步的细化、量化、优化和动态化。
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绩效指标的设计上遵循以下原则:公益性、系统性、敏感性、操作性、普遍性和动态性。绩效考核指标分为三级,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是不同法人机构间的合作,其核心架构是区域口防专业机构和各级医疗机构内设口腔科室,核心人员为区域内口腔人力资源。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成员间无明确的行政管辖和隶属关系,是基于区域口防共同目标下的专业资源的融合与合作。
在绩效管理的具体实践中,首先要求对现行政府补偿机制作出适当的调整,其次是通过实施对专业联合体成员(法人)和专业人员(自然人)的同步考核来落实区域口防建设和管理目标。
3、 口防绩效管理的实践与运用
“政府主管、专业医疗机构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执行主体”是上海口防实践的指导思想。在此模式下,区域口防绩效管理主要是通过相关医疗机构考核的利益杠杆予以实现。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专业机构的指导缺少对具体从事一线口防实践的专业人员直接的责任传导和利益协调手段。区域口腔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和结构差异的同步存在,使得口腔预防保健工作的战略性、前瞻性和重要意义与现实口腔健康需求相对脱节,口防工作重心无法有效实现进一步的下沉和前移,预防保健为主的整体口腔健康管理缺少必要的利益平衡。
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建设的研究,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视角看,并不谋求对现有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重组,而是探索以口腔预防保健服务的垂直化来更好实现政策目标。绩效管理体系再造、考核指标规范对于口防垂直化服务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选择。
表3 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绩效管理关系图
注: 箭头符号为绩效考核关系标志,直线符号为专业联合体关系标志。
口防专业联合体绩效管理流程如下:1、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卫生局)下达年度口防工作总目标;2、口腔病防治专业机构实施对总目标的分解和细化;3、成员单位确认指标,下达至本单位口腔专业(机构)人员;4、口防专职和口腔专业人员联合开展属地化口防工作;5、口腔病防治专业机构开展对专业人员的绩效考核(月评、季考);6、每月评估结果反馈成员单位和个人,每季考核结果与个人收益挂钩;7、个人绩效、单位绩效按8:2权重形成单位口防绩效考核分值,并与单位年度经营管理绩效关联。
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绩效管理体系是在现有考核基础之上,对口腔预防保健工作进一步体系化和规范化。通过对口腔预防保健共同行动方利益机制的设计,实现对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内成员(法人、自然人)口防工作全过程的评估与考核。
在全面建设以预防为主的新型医疗体系的战略背景下,随着民众口腔预防保健意识的进一步提升,客观对以管理实践创新全面提升口腔预防保健的质量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认为,在除去口防专职人员人工成本,口防专业器材设备,药品等正常开支外,应当充分考量到专业联合体内部其它非专职口防工作的口腔专业人员在脱离口腔临床作业,参与到区域口防工作的机会成本,以此测算,形成与区域口防任务目标相匹配,与口腔临床收益相对称的区域口防专项资金,用于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建设和有序运作,调动和发挥区域口防专业联合体全体成员主观能动性,形成合力、全面推进区域口腔预防保健工作开展。
参考文献:
[1].宋玉秀,丁旭辉,龚舒琴.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医院绩效管理[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1,27(1):41-43.
关键词:医疗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布局规划
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水映出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的民生质量与社会稳定状态,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受到普遍关注。近年来珠海市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同时随着“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粤港澳合作的不断深入,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定位的确定,港珠澳大桥等一批大型基础设施的加紧推进,珠海的区位优势和经济特区功能优势不断增强,为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对珠海市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现状特征与问题解析
珠海市目前形成了涵盖医疗救治、疾病防治、卫生监督和教育培训四类设施的医疗卫生体系,基本能满足全市居民需求,但也存在如下问题:
(1)医疗体系配置不完善
除香洲区和斗门区外,其余行政区区级医疗机构配置不足。
(2)机构配置不合理,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
①供给总量不足
珠海市医疗床位供需比0.8(>1为过剩),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东部地区床位缺口较小,西部地区床位缺口较大。
②空间布局不合理
多数医疗资源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而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香洲区,其他各区优质医疗资源不足。
③结构配置不合理
市级医疗救治机构缺乏大型专科医院;金湾区缺乏区级综合医院,镇级医院偏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偏少;采供血机构缺少固定献血点;卫生监督体系和疾病控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④资源利用效率低
医疗服务相对集中在高层次、高成本的医疗机构,大型综合医院承担了大量基层医院诊治的常见病治疗工作,造成基层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闲置,利用效率低。
(3)部分医疗机构用地和业务用房不足
部分医疗设施的床均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偏低,用地规模和建设规模不能满足要求。
2设置标准
(1)床位数配置标准
珠海市毗邻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既面向珠海市民,又面向港澳居民,是医疗服务内向型与外向型兼有的地区。考虑这一因素,参照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千人指标情况(表1),并根据珠海市各个城市单元的发展定位、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采用需求预测法和目标导向法综合确定珠海市医疗卫生设施床位配置标准(表2)。
(2)用地配置标准
医疗卫生设施用地包括四大部分。①医疗救治设施用地包括各类医院用地、紧急救援机构和采供血机构等,计算公式为医院床位数×床均用地面积。医院床均用地采用《综合医院建设标准》,规定新建医院床均用地面积不得小于109m2。紧急救援机构、采供血机构不需设置床位数,用地参照国家有关标准。②疾病防治设施用地包括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用地,分别参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标准》确定用地。③卫生监督设施用地根据《卫生监督机构建设指导意见》,确定珠海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开展日常工作所需各类用房。④教育培训设施用地结合珠海市医疗教育培训设施的需求进行设置。
3规划理念
以城市发展定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为导向,以城市空间格局划分和人口规模为支撑,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为宗旨,以促进卫生事业加快发展为主题,以强化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为主线,以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社区卫生为重点,统筹规划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在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的基础上,在城区完善以大型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为依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分工合理、双向转诊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农村地区则进一步完善区、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设施布局立足珠海,兼顾周边城市,注重设施的公平性、效率性、可及性、可行性。
4规划布局
(1)医疗救治机构
综合医院
综合医院的建设符合珠海市总体规划、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的要求,并充分利用现有卫生资源,避免重复或过于集中建设。院址选择在患者就医方便、环境安静、地形比较规整、工程水文地质条件较好的位置,并尽可能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应避开污染源和易燃易爆物的生产、贮存场所;除此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医疗工作的特殊性质,按照公共卫生方面的有关要求,协调好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专科医院
专科医院原则上不受区域限制。优先发展严重危害居民健康的恶性肿瘤、精神病、传染病及口腔等专科医院,在用地配置上给予重点保证。引导布局不合理、重复设置、医疗服务量长期不足的中小型综合医院向专科医院发展。鼓励二级医院通过内部优化、资源重组,上升为综合医院或者有特色的专科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结合珠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珠海市每一个镇(街道办)设置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根据需要可设置若干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通过对现有一级综合医院、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医疗机构等进行转型、改造设立或由综合性医院举办。
其他医疗救治设施
每个镇规划布局一所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全市有农村建制的镇各规划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行政村原则上按一村一站的要求设置卫生站。
合理布局急救网络,完善三级急救服务网络医院的建设,形成以急救医疗指挥中心调度为核心,各急救分站联合的救护体系。
采供血机构按照《血站基本标准》的要求,根据全市用血需求,采用血站-采血屋两级布局模式布局。
(2)疾病防治机构
专科疾病防治机构按市、区两级配置。依托结核病防治所、慢性病防治站等专科防治机构,建立起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体系。
疾病控制机构按市、区两级配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宜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选择在地形规整,交通方便的区域;避让饮用水源保护区;避开化学、生物、噪声、振动、强电磁场等污染源及易燃易爆场所。
(3)卫生监督机构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按市、区两级配置,原则上每个乡镇或街道设立一个区级卫生监督所的派出机构。机构的设置要方便卫生监督车辆的进出并及时到达监督目的地。
(4)教育培训机构
结合现有的市卫生学校、中山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人民医院等形成5处教育培训设施。
结语
总之,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是落实医疗卫生发展设想、调控城市公共资源、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众利益的综合体现。通过规划优化卫生机构布局,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布局合理、健全和完善的城乡卫生服务网络,提高城乡的卫生服务质量,满足人民群众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需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伟鹏,闫整.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与城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J].
[2]《珠海市区域卫生规划》
“1+19”的顶层设计
上海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工作在全国起步较早,逐渐形成医疗卫生机构内部信息化(如医院内部系统)、跨机构条线信息化(如公共卫生的专病管理)、机构互联(区域卫生信息化)三个层面的信息系统,按照谢维的说法,就是形成了“点”、“线”、“面”的信息系统建设框架。
之后,上海市着重考虑并论证下一步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基本形成了打破“孤岛”、“烟囱”,实现“互联互通,共享互用”的区域卫生发展框架,根据上海的实际,规划了“1+19”框架。谢维解释说,“1”是指上海市卫生局的主数据中心,“19”是指上海17个区中心卫生信息中心、1个由所有三级医院形成的医联数据中心、1个公共卫生数据中心,通过“+”字,完成所有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的交换和共享,进一步支撑业务协同,从而形成了“1+19”的顶层架构设计。通过这些数据中心的互联互通,已将上海市500多家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区域卫生信息化体系中,未来还将把上海市的3000多家民营医疗机构也全部吸纳进来,从而实现广域的、互联互通的区域卫生信息化体系。
谢维介绍说,“1+19”的顶层设计分三个阶段实现。第一阶段是以医联网为代表的上海市所有三级甲等医院进行互联互通,首先实现了市属24家三级医院基于电子病历的互联互通。第二阶段是针对上海“基于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工程”(简称健康信息网)的建设,先试点6个区加所有三级医院的互联互通,之后扩大战果,实现上海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互联互通。谢维说:“建设健康信息网经历了复杂的上下联动的过程,我们克服了许多体制机制上和管理秩序上,以及互联互通技术上的困难。”目前整个市级数据中心可以实现与所有医院的数据共享,后台数据库每天入库数据1600万条,至今已累积数据43亿多条,形成了数据量很大的核心数据库。此外,在分布+集中的数据管理模式下,各分中心还有自己的数据库,相互联动,共同形成了上海市的健康档案数据库。
接下来,在“1+19”顶层设计下的区域信息化将进入第三阶段。谢维说,这一阶段的工作目前正在规划中,“其发展目标可能会重点围绕涉及医药卫生全领域的整合。”他说,只有形成数据在更大范围的交换、共享、整合和协同,才能更好地利用数据,“交换、共享、整合、协同”,这是在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化进程中的关键词,其中整合最重要,而交换则是手段。”谢维说。
大数据缓解“压力”
面对每天进账1600万条数据的海量数据库,如何管好、利用好这些数据,着实让谢维他们费了脑筋。他们担心,这么大的数据量,现在的技术搞得定吗?可持续吗?
2010年,健康信息网开始规划时,项目工程指挥部组织专家进行了长时间的、多方面的论证,在架构设计上同时参考了国际上各类模型,研究了云计算等技术,并得到了英特尔和集成商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的大力支持。谢维说,当时,他们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海量的数据一旦进入了数据库,就转变成了对数据中心的直接压力,规划中巨大的访问压力和集成压力更加重了负担和难度。
谢维举例说,上海市有近12万台医生工作站,在医生工作站上提供了一个基本服务——“智能提示系统”(指针对医生诊疗过程中的重复检验、重复检查、重复用药进行后台监督,这一方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降低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上的风险。系统对于这三大“重复”将出现提示框,而最终的决定权在医生。),可以想象,12万台医生工作站当诊疗高峰时同时在线对后台的压力有多大。
类似的访问和处理压力还有很多,这使得项目开始之前的论证极为谨慎和严谨。谢维说,他们得到了上海市科委和市发改委的大力支持,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论证,最终形成了基础框架。他们先试验用了40台虚拟机作为主要的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计算节点,利用Hadoop的核心技术来完善系统,并通过了上海市软件测评中心的测评。目前,在数据I/O层面上,5000次I/O并发之下,可以做到响应时间为1秒以内,而如果采用传统技术达到同样水平的话,投入将增加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