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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符号的特点
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在合作撰写的《传播学概论》中认为,所谓非语言符号,是指语言、文字、图画以外可以通过感官感觉到的姿势、音容、笑貌、气味、颜色等的总称,它可以增强语言符号传播的信息,也可以否定语言符号传播的信息。有学者也指出,非语言符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通常分为体语、服饰、类语言等。体语是指用身体的动作,如手势、表情、眼神等表达某种信息;服饰是指人的衣着装饰在传播活动中传递着某种信息;类语言包括传播活动中的音调、音量、音速、音质乃至停顿等“声音因素”和哭泣、、叹息、笑声、掌声等“功能性发声”。
纵观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不管非语言符号有多少种或采用哪一种传播方式,也不管它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而为,它们都呈现一些共同的特点:连贯性、相似性、通义性、协同性、即时性以及真实性。
连贯性。非语言符号“相互连贯,并形成一个色带(色彩)和范围(声音)”。就是说,非语言符号没有很强的数位性,它传播信息时,只是在一连串的符号中着重突出某个符号,而该符号的表述并没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它总是与语言符号或其他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很少单独出现。因此,它也可称作连贯符号。
相似性。非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因为它是把客观事物符号化。例如,竖起食指可以代表数字“1”,伸出双臂上下扇动可以代表飞鸟等。
通义性。非语言符号几乎可以称之为“世界语”。对于非语言符号的译读、理解,似乎无须接受专门教育,因为非语言符号与实物之间的相似性可以产生出通用的意义。例如,向人作恫吓或威胁的姿态,向人做出欢迎或喜爱的动作,这些非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义,不同国家的人都能作出相近、共通的理解。
协同性。有学者认为,各种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是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协同一致的。如果它们不是这样,你的意图就要受到怀疑”。例如,某人为迷路者指示路径,他的眼睛、表情、身体也会随着手臂的指向配合行动。现实中的非语言符号都是协同传播的。
即时性。语言符号总是经过一定的思考才使用的,而非语言符号往往未经思考就立即作出条件反射式的传播。例如,驾驶汽车时,红灯一亮即踩刹车;一看到美味佳肴,饥饿的人就忍不住要流口水。对于外在变化的事物,人体会利用非语言符号立即作出反应。
真实性。身体语言多数是人们在无意识或半意识状态下运用的,例如瞳孔变化、出汗、心跳加快等往往不是完全用意识可以控制的,因而,身体语言常常是人们内心状态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语言信息可能会“言不由衷”,但非语言信息却常常是“真情流露”。
非语言符号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
美国口语传播学者雷蒙德•罗斯认为,在人际传播活动中,人们所得到的信息总量中,只有35%是语言符号传播的,而其余65%的信息是非语言符号传达的,其中仅仅面部表情就可传递65%中的55% 的信息。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宾也认为,面部表情最具信息冲击力,并远远超过声音和言辞。他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个冲击力的计算公式:信息冲击力1=0.07×言辞+0.38×声音+0.55×面部表情。在人际交往的信息传播中,讯息不仅通过话语,也通过声调、节奏、眼神等非语言符号显示出来,并由接受者的心理感受间接地来体会。
非语言符号的种种特点,使它在传播中具有种种作用。
补充作用。声调、面部表情、手势等非语言符号,都可以用来填补、充实语言符号在传播信息时的某些不足、损失或缺欠。例如,在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们“注意听讲”的时候,眼睛盯着说话的学生,意在提醒“不要说话”。
替代作用。这是指以非语言符号代替语言符号传播信息的功能,此外,当某件事不便用言语表述或特定环境阻碍言语交流时也会利用非语言符号的这种功能。例如,当一位朋友在饭桌上准备将某人一次尴尬的经历告诉别人时,某人会用脚踢他一下,他会意后就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重复作用。有时非语言符号会重复语言符号所传播的信息含义。如,在对服务员说“再拿两瓶啤酒”时伸出两个手指,说“真棒”时连连点头,说“没劲”时连连摇头。重复可以使信息传递更加明确。
大众传播中非语言符号的应用
广告中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应用。在施拉姆的经典著作《传播学概论》中,施拉姆指出,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中,非语言符号要比语言符号传达更多的意义,因为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不是只有语言在孤立地起作用,尽管语言传播具有强势作用,但人不可能压抑自己,非语言符号会传递更多更为真实的信息。正如施拉姆所说,非语言符号同样具有重要的传播功能,除具备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之外,非语言符号还可以检测语言符号的真实性,对语言符号进行补充。另外,非语言符号在特定的传播情境中还可以营造出特定的传播意境。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行为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语言符号传播所产生的,而这对于广告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非语言符号在广告中可以起到传递信息、体现创意、塑造形象的作用。广告中的信息基本都围绕作品的诉求点来安排,所以非语言符号的出现大部分都直指诉求目标。在广告中,对非语言符号的设置与运用可以形成作品的记忆点,能有效地增强作品的鲜明性。如,在一则
空调的影视广告中,一个台球高手一杆将四个球同时击入洞中,台球手高超的技艺让受众对
该广告片产生深刻的印象。可见,掌握广告中非语言符号的编码技巧,充分发挥非语言符号的大众传播功能对于影视广告创作人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节目主持人对非语言符号的应用。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主持人要被受众接受,并进一步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就需要尽可能地调动一切传播手段,运用多种信息符号。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除语言符号外,其相貌、服饰、表情、体态以及使用的道具等非语言符号亦可成为主持人传播的重要策略。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将其称作“一种不见诸文字,无人知晓,但大家都能理解的微妙代码” 。在主持人参与的这种类似人际传播的大众传播中,非语言符号所传递的信息量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在有两个人传播的局面中,有一半以上的含义是通过非语言传播的。
有了非语言符号,主持人所传播的内容及其传播意图就可以更加清晰地传到受众那里。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下台时发表电视讲话,当时的气氛十分尴尬沉重。此刻,主持人对尼克松的下台发表任何评论,似乎都是不合适的。所以主持人“沉默是金”,什么都没说,只是对着观众看了看,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停顿片刻,然后接着介绍下一个节目。这里,主持人用沉默和非语言符号来表达其复杂情绪,而观众也会在这“不着一字”中若有所思。主持人用这样高明的“留白”手法和体态语言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传播大众传播音乐传播
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
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毫无疑问,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由广播、电影、报刊,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及摄录音像制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即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作为“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大众传播,正在经常而全面地诱导和制约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艺术活动的多样现象,纷纷随同大众传播的巨大辐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体的方式而漂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二
如上所述,我们已进入一个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大众传播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大众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和信息系统。其一,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包括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音像公司等在内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传播学术语中的“受众”;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其五,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其六,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大众传播环境下,当代音乐艺术传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状态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
第一,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尽管仍然存在“口传心授”“口头接力”等个体式的、人际式的音乐传播方式,但传播的主体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完全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成为了社会音乐艺术的传播主体。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作品,或被记录、还原、复制的音乐音响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进行传送和传播。也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强大复制功能和传播效应,昔日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光彩开始褪色,艺术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纯粹精神领地。其受传对象也从精英分子、专业人士走向了一般大众和普通平民,从而使音乐受众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接受群体,真正开创音乐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时代。第二,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从最早的“留声机”到今天的各种摄录设备,从磁带、唱片到光盘,从广播电视到MP3及互联网,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技术性质变得日益突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音乐传播能够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进行,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和技术的控制力。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虽然口语传播(现场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播的主要形态却是以电子媒介和网络数字化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由此给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一次音乐会或歌会的传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与听众(观众)之间的现场传播和共同参与,又有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的同步直播,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的专题节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复制的音响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音乐传播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市场化、产业化的特点。
第三,传播过程和时空。由于唱片、光盘、互联网、电视等摄录技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从音乐传播源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更加快捷,音乐符号的记录时间更为持久,当代音乐传播已经突破“面对面、近距离”的“在场性”和“即时性”限制,从而完全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跨地域的传播。正是电子及网络数字化媒介的记录和传播功能,使我们今天既能欣赏到20世纪初的著名京剧唱段,又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著名歌唱家的歌声耳熟能详,并能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鸣”,实现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或是“跨地域”传播。比如,在传播媒介的“远距作用”下,摇滚乐从美国传到欧洲和全球的大多数城市,中国的“西北风”以及当下的流行网络歌曲,也成为不同地域人群的共有文化。另外,在音乐的网络传播中,作曲家只要把音乐文件推上互联网,音乐的社会传播和交流活动就已开始。当然,由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制约)——接受”(认同)过程,也使当代音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化了。
第四,传播内容和功能。传播的本质在于信息的流通,即一种符号化的传播内容的移动、变化和共享。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音乐信息(内容),人们通过传播市场来接受和消费,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传播的音乐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其内容是一种“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但是,随着音乐商品价值的挖掘和膨胀,以及艺术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当代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个性特征、情感深度等“经典”标准被逐渐“削平”,而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加强,音乐传播的内容、功能及其整体模式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到目前为止,网络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媒介,网络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传播形式。但有一点确定无疑的是,网络是媒介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作为媒介的根本特性是反媒介,即媒介自身的淡化。这突出体现在网络的互动性上。
在网络传播中,所谓互动的概念应理解为直接的沟通,这种特点是大众传播梦寐以求的,但又是自身不能提供的。网络传播之所以超越大众传播正在于这种互动性,可以说,互动是网络传播的本质,网络传播的其他特点是基于这种互动性。从传播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出,最初的传播都是直接的传播,人依赖自身的器官进行,传播媒介是逐渐从传播活动中独立分化出来的。大众传播是媒介发展的极端表现,按照施拉姆的说法,它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活动中,使传播的范围无限扩大。网络传播实际上融合了过去所有传播形式的特点,它是对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摈弃。网络当然还是一种媒介,但这种媒介成功地把自己虚拟化了,所以在网络中人仿佛可以无屏障地直接同他人和现实世界直接交流。
因而,网络传播的互动性是一种更高程度的回归,它既具有人际传播的直接性的特点,又具有大众传播的广泛性的特点,提供了一种全球范围直接交往的可能性。
网络对现代经济生活带来的根本影响就是直接性的商业模式。通过网络,生产者可以同消费者进行直接沟通,而网络只是提供生产者同消费者进行直接交往的平台,这就是电子商务模式的根本点。对中介依赖的减弱将使现有的商业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消费者在这种商务模式中拥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或者说,交易的成功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协商共同决定的。虽然现在电子商务还没有固定的模式,但是,拍卖模式在网络上的成功对我们理解新商务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拍卖的最大特点就是价格并不由单方面确定,而是由买卖双方共同决定。可以说,拍卖是一种典型的互动式的商业模式。目前全球只有5%的网站在网络上淘到金,其中最大的赢家eBay是正在进行网络拍卖的网站。截止1999年9月,该网站注册用户已达到560万人,交易额已达到5亿4千2百万美元,月营业额为6000万美元,超过Amazon成为全球最大网站。eBay的成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所采用的拍卖模式顺应了网络互动性的特点。
Ebay对我们的启示是,拍卖并不是电子商务的一种偶然的形式,而是反映了直接性经济的本质特点,因而对电子商务模式具有普遍意义。eBya的模式是个人对个人(P—P)的拍卖模式,但这种拍卖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企业对个人和企业对企业的模式。其实质在于,在网络,卖方(可以是个人或企业)和买方虽然省略了中间环节而直接沟通,但所节省下的费用并不是由卖方独享,而应该是消费者利用网络提供的条件,同卖方共同商议双方所能接受的利益点。
在网络时代,只有互动者才能生存。
广告的新机缘
在直接经济的时代,广告的位置在哪里?在这种具有反媒介特点的媒介环境,广告将以何种形式存在?
网络所带来的新的传播形式和商业模式对广告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又为广告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只是广告业必须更新观念,以适应网络时代的竞争。
直接经济更需要广告。因为在直接经济的时代,竞争将进入一个更激烈的阶段;而且,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中间环节的消失,广告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广告有可能成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仅存的一种沟通形式,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将会更加依赖广告。与中间费用的节省也使得企业有能力在广告中投入更多费用。因此,网络时代企业的竞争将主要是有效的信息传播的竞争,是形象的竞争,是广告的竞争。
在网络时代,现有的大众传播形式将仍然存在。因为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种媒介替代另一种媒介的过程,而是复加过程。即使网络成为主流媒体,其他媒体也并不会消亡,而是体征形式,在媒介世界中占据自己的位置,作为网络传播的补充。因而,目前的常规广告将会依托于大众媒介继续发展。
网络广告会飞速发展,但广告观念和广告形式将有大的突破。当前网络广告并没有找到适合网络特点的最有效的方式,基本上是把大众传播中所常用的形式照搬到网上,这种方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大众传播时代的广告是基于大众传播单向性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比如,当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电视剧的时候,他对电视剧之前的插播广告是无法视而不见的。而在网络上,受众对整个传播活动具有更多的主动权,选择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受众决定的,这种传播具有最小的强制性。
虽然一些大品牌网站的Banner等广告形式的效果还是会非常显著、这是利用了网络本身所蕴涵的大众传播特性的一面。但是,从整体上看,在网络上直接搬用大众传播广告形式并不能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网络上大量“哀求广告”的出现正反映了这个问题。在许多网站中都可以看到网站的主人哀求访问者点击广告,以支持网站的发展。好心的访问者可能会点击广告,但很多访问者对这种哀求会置之不理。这种广告的效果如何能得到保证呢?
网络广告应该具有互动性。许多传播学家认为,网络传播的主导模式是使用一满足模式。受众主动去寻求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因而,在网络上分类广告是很重要的广告形式。可以说,网络广告是给想看广告需要信息的人看的。因而,专门的广告网站是有市场的。这种广告网站有时会与资讯类网站直接融合,而不独立存在。电子邮件广告是一种带有人际传播特点的网络广告形式,如果以数据库为基础,进行个性化传播,这种网络广告将会具有突出的广告效果。还有一些网络广告形式在利用网络的互动性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
新的广告理念
网络时代应该有一种新的广告理念。这种广告理念是同网络时代的传播方式和商业模式相应的。
互动性网络时代的广告必须正视互动式传播成为主流的现实,努力适应并利用传播的互动性,增强传播效果。
精确性高度发达的科技,使得以数据库为基础的精确传播成为可能。在新时代消费者是以个体的身份进行消费接受传播的,广告传播所面对的将是个体而不是大众。如果以发达的消费者数据库为基础,就能保证广告传播既针对消费者个人,具有个性化,同时,又能够具有广泛性。从而使广告传播成为一种精确有效的传播手段,减少成本。
整合性由于媒介的淡化,所以在传媒上的广告投放比例将有可能减少,而促销等具有人际交往特点的广告投放比例将会增加。广告传播活动将会更具有整合性。
关键词 大数据(Big Data);大众传播;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66-0037-01
1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
近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三网融合等IT与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从急剧增长演变为膨胀、甚至是爆炸。海量数据从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活跃性,另一方面,也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面对已经来临的大数据(Big Data)时代,数据本身定将彻底颠覆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
国际数据公司(IDC)界定了大数据的4个特征,即数据的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巨大的数据价值(Value)。如今,大数据常常被划分为网络大数据和其它线下大数据。网络大数据指的是,“人、机、物”三元世界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彼此交互与融合所产生并在互联网上可获得的大数据[1]。尽管网络大数据因为计算机、技术处理、互联网公司/商业模式等等原因,显示出巨大的价值,并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活动。同时,相比起其它线下大数据,网络大数据更易获取且颇成规模,像腾讯公司就有腾讯大数据(Tencent Big Data),主要用于记录所辖产品的内容和接入量等数据信息。然而,网络大数据并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大数据库中的一部分。网络大数据是部分的、不完整的数据。如果我们仅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开发和利用,是根本无法反应事物的全貌,更无法进行基于数据的预测。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数据,即“样本=总体”。
由此,我们需要对更多的数据加以分析。在特定情况下,我们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这也是大数据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新任务、新挑战。诚如麦肯锡报告所述,大数据是革新、竞争、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因此,大数据的利用,也是基于对更多样、更广泛、更隐秘信息进行挖掘和探索的过程。当社会各行各业处在对大数据进行了解和利用的竞争当中,大众传播领域也自然不会错失这次机会。
2 大数据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由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诞生和发展,它们成为20世纪以来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方式。进入21世纪,网络新媒体为大众传播提供了新媒介,并革新了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在新媒体的帮助下,大众传播能够最大程度的超越时空的局限,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日益显现出文化传递、沟通、共享的强大功能。
进入大数据时代,媒介和民众之间通过大数据技术建立起一种新的交互型传播关系,使得媒介能够更好地完成反映和传达民意的功能。这相比起新媒体的所带来的影响,更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由此,大众传播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用更直接和简洁的方式进行传播。而数据在整个传播过程当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它既是接收者,又是接受者,同时也是信息本体。在大数据时代,大众传播变得更为数据化。
同时在大数据时代,大众传播的内容、形式和思维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和以往使用部分数据相比,大数据更具混杂性。舍恩伯格提出,只有5%的数字数据是结构化的且能适用于传统数据库。如果不接受混乱,剩下95%的非结构化数据都无法被利用。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传递和反馈的内容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复杂化;而整个传播过程,也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此外在大数据中,相关关系变得更为重要。通过应用相关关系,我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具体到大众传播来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关联物,然后利用相关关系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也就是说,大数据背景下的大众传播,跳脱出了根据结果找原因或因一个事件去分析所产生的结果,这种传统的因果关系思维模式,而建立起一种,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最大限度的开发了单个零散数据的价值,也为人们排除了传统思维模式里隐含的刻板印象障碍。对大数据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让事物变得更有前瞻性和可控性。大众传播的效果也将随之增强。
3 大数据迫使大众传播力重构:提供媒体融合新方向
而具体衡量大众传播的效果,我们需要着眼于它的传播力。大众传播力的核心是媒体传播的能力,也就是媒体到达受众并产生效果的能力[2]。这对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新媒体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尽管大数据分析技术不断成熟,但需要承认的是,再快的信息传播能力、再广泛和多样的信息都会出现偏差。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接受信息混杂、不精确、难控的同时,也就承认了大众传播力会受此消极影响。而大众传播的效果也会有所削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回避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相应的,我们需要对大众传播进行调整,提高大众传播的3种能力,即整合优选大数据的能力,发掘大数据信息价值的能力,进行精确、快速、实时传播的能力。这在提高大众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对其传播质量和传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大众传播对数据的交换、流动和传递容量巨大,因而它对大数据处理的适应程度,直接反应出它的传播效果优劣状况。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公众、各种组织团体加入到了信息生产与提供的环节中,创造了海量的数据信息,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发现传播信息的重要资源。这种“人人都是媒体人”的功能定位,在网络新媒体中更容易实现。由于网络新媒体自身互动强、速度快、碎片化、零散化等特点,让它的受众随即成为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而在新媒体受众出现并成型的同时,他们也自然成为了大数据之一。因此,在大众传播中,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新媒体受众和大数据本身所产生的“反应”。同时,在大数据背景下,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监督和导向功能也被放大。一方面,大数据的混杂性和不确定性更要求传统媒体对大众传播进行更有力的引导,以达到大众传播的最佳效果;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也为公众提供了对大数据进行认知和运用的最易获取的平台。
因此,大数据背景下的大众传播需要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进行融合新尝试。具体来说,就是交叉利用这2类媒介各自的传播特性和优势,从而实现“数据化大众传播”。如果我们将世界看成是由信息组成的,那么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量化的。量化的文字、沟通、世间万物让大众传播更为集中、简洁、审慎和深刻。同时,结合数据调查、“全样本”统计和多元数据交叉关联分析,有利于媒体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报道。[3]而这些报道,更有利于在不同平台间进行传递和播出,即为媒体交叉利用搭建有效通路。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大众传播的过程还需要引入一个新的主体,即数据分析师。数据分析师可以帮助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而可视化是“数据化大众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石。在“数据化大众传播”中,单一数据并不具有意义,只有数据集群由媒体从业者择选,并进行分析后;数据集群才会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并可以对社会生活进行说明和预测。由此,大众传播会更加丰富,且更具前瞻性。
参考文献
[1]王元卓,靳小龙,程学旗.网络大数据:现状与展望[J].计算机学报,2013,36(6):1125-1138.
一、符号的生产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瑞士现代语言学之父费迪南索绪尔,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②他称符号为"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并用所指与能指分别代替概念与音响形象"。"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换言之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的诞生是任意的,不确定的,是约定俗成的。如对于"树木"这同一概念,中文是shu mu?熏而英语却是tree。然而索绪尔没有解决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对应关系被固定之后的问题,因而被称为封闭的静态符号观。索绪尔割裂了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皮尔士在这一点上与索绪尔分道扬镳,他认为符号是世界与认知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皮尔士提出了"指称对象"的概念,他对符号定义是:"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者关系上代表某物的东西。"③这里包含了三个要素,认知主体--指称对象--解释。由于指称对象的提出,使符号的生产得以动态不断发展。能指与所指固定下来的旧符号,也可以成为指称对象,经过认知主体的重新阐释,可以发展成为新的符号,使符号不断丰富多样。皮尔士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的不同关系,分为类象符号、指示符号、抽象符号。类象符号通过写实或者模仿来表征对象,它们在形状或者色彩上与指称对象的某些特征相同;指示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模拟,而是与指称对象构成某种因果或者时空的连接关系;抽象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根据皮尔士的思路,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符号产生有三种模式:一是写实、模仿、模拟;二是因果、连接,如红绿灯、球场上的哨声等;三是约定俗成,如树木、小鸟、微波炉等。但是无论是何种产生模式,符号的形成离不开传播,而且符号的功能一旦形成,最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它是恒久的,深入人心的,难以改变的。正是由于符号的这种特性,考察符号是由谁生产,如何生产,这是关系到话语权的重大问题。
二、大众传播语境下符号的生产
传播的形式大约可以分为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种模式。"大众传播"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西方学者常常引用杰诺维茨1968年提出的大众传播的定义: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如报纸、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④因此大众传播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传播主体是一群有组织的群体;传播的媒体是机械,信息可以大量复制;受众广泛。
机器的发明及应用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崩溃,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崛起,缔造了宏大的工业文明。大众传播媒体时代的来临,符号的生产与流通脱离原先零散、单个的生产,转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的大生产,大量的符号被设计、生产、流通。人际传播中,首先是个人或者组织提出符号与指称对象的意义阐释、意义指向,但此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只有在人际传播中经过不断的抗争、剔除、讨价还价、妥协并最后认同,才能成为符号。大众传播的来临将这一切改写:首先符号的生产由有组织的群体代替个人。波德里亚说:"记者和广告商都是神奇的操纵者:他们导演、虚构物品或事件。他们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后才发货--在此范围内,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建构。"⑤在大众传播语境下,以记者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组织,与广告商合谋共同主宰了大众传播媒体的符号生产与传播。大众传播媒体通过把关、议程设置,决定哪些符号可以传播流通,而哪些不能。"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广告从不讳言:我们是在贩卖观点和想法。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航空界为纪念这个伟大的创举,用汉语拼音与英语拼造出"Taikonaut"表达太空人的概念,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反复传播、重复,"Taikonaut"符号就迅速被认同了。其次大众传播的符号暴力代替人际传播中的讨价还价,大众传播媒体符号暴力来源于它的无限复制。如同我们在世界任何一家麦当劳餐厅都可以吃到一样的汉堡包,大众传播中符号的生产是社会化大规模生产。《骇客帝国Ⅲ》全球同步公开放映,人们收看到的都是同质的、"原汁原味"的《骇客帝国Ⅲ》;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听麦当娜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麦克卢汉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人们通过这个延伸认识世界,感知世界。面对大众传播媒体排山倒海输出的各种符号、意义,大众只知道咀嚼那些残留的意义,却浑然不觉那些没有传播的符号的沉默甚至消失。
①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转引自袁漱涓主编:《现代著名西方哲学家评传》(下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