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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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第1篇

事件:上海市酝酿8年、试用3年、去年批准推广使用的由苏智良主编的高中历史教材（简称“苏版”），今年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月内编撰出炉的新版高中历史，由于时间仓促，新版教材只出版了“第一分册”，内容只有五单元66页。该书的另外一半内容还在紧张编写当中。一个学期的教材，分次出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十分罕见。

根据最新的历史课程标准，上海高中的历史课时也发生调整，除了高一、高三继续上历史外，高二也将新增历史课。这意味着在明年，“苏版”将完全停止使用。“我们编写这套新版教材（即“苏版”――编者注）的目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历史，能够培养既具有民族精神、又具有世界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公民。”苏智良的梦想，随着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停止使用，碎落一地。

专家看“苏版”

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7位北京历史学家刊文批评“苏版”：“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意见还认为“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这些历史学家们要求上海地区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教材。据知情者说，批评者随后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

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组长朱汉国先生说：“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是个敏感问题，容易引起争论。《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没把上海的教材完全看明白，国内的某些媒体也就跟在《纽约时报》后面走，跟着它的报道来下评论。我认为苏智良那版教科书没有政治问题，只是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的。有些批评拔到政治点上来讲，跟意识形态扯上边，这个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历史课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能从某一章、某一节内容来谈整个历史课程体系的问题。”

教师看新版

一位看过新版高中历史的历史老师说，相比被停止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目前赶出来的高中历史第一分册自称“中外通史合编体例”，其实就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分别编写教材，在教学顺序上稍做变化而已。但是，目前看到的新高一教科书与初二教科书其结构和内容基本相似，连不少照片也完全一样。

另外一位历史老师则反映，新版高中历史课文中地图制作粗疏，图例不全，如课本第二页“古代两河流域地图”，在正文叙述中两河流域的位置西面与阿拉伯大沙漠相邻，但在地图上没有标出阿拉伯大沙漠，标出的竟然是叙利亚草原。

“苏版”与新版的前15课

“苏版”高一历史教材以文明史贯穿全书，前15课里有13课属于《战争与文明》主题部分(另两课属于《世界遗产与人类文明》主题部分)，内容涵盖了亚历山大远征、、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新版的高中历史采用中外通史合编体例，着力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作为中外通史合编的体例，外国史、中国史都分别按照古代、近现代和当代设置教学模块并交叉编排。“第一分册”的前15课里，分为古代东方、古代美洲与非洲、古代希腊罗马、古代伊斯兰教世界、中世纪西欧5个单元。

对新教材不妨宽容些

近来不断可以见到对新教材的评论，有的意见相当极端。有的新教材刚开始试用，就得大幅度修改，甚至立即停用。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材陈旧，落后于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脱离实际，内容呆板。如果再对新教材的试验采取这样的态度，新教材中的错误固然不至产生，现有教材的落后状态却是无法改变的，受损失的还是整个教育事业，还是上亿名正在使用或将要使用这些旧教材的学生。

说宽松也不是没有原则，任何教材都必须守住底线，那就是遵循国家的教育方针，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遵守《宪法》和国家法令，不违背科学精神、社会公德和历史事实。在此前提下，按照正常审查程序通过的教材，就应该保证它们正常的试验和使用。外界可以讨论和批评，但不要任意干扰或干涉，还得听听使用过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制度变迁；建筑节能制度；现状；改进措施

中图分类号 TU2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3-0053-02

建筑节能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对建筑节能制度的研究，涉及许多理论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已成为不同学科理论关注的焦点，现主要探讨了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建筑节能制度，并提出改进措施，以供参考。

1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制度变迁理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效率更低的制度的过程称为制度变迁，其含义包含制度创新和新旧制度转换。节约社会资源，减少交易费用，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是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诺斯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1]。

制度变迁的主体只要能从变迁预期中获益或避免损失，就会去尝试变革制度。通过制度的再安排，实现在现有制度结构中无法实现的潜在的利润。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有2种：一种是自下而上、受利益驱使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只是在现存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作出制度创新，它是现有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具有渐进性、自发性、自主性的特征。另一种是由法律和政府命令引入和实行，由国家强制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突发性、强制性、被动性，诺斯认为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应采取渐进的组织演进方式[2]。

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在信息成本、现存技术和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约束下，将制度变迁与产权理论相结合，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的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取得潜在利润是国家给社会提供制度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机，即获取一种在已有的制度结构安排中可以观察到，但只有通过制度再安排或制度创新才可以得到的好处。其结论在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提出。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中是独特的，诺思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

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分析

将制度变迁理论、科斯定理引入到安徽省建筑节能政策导向研究中。“科斯定理”认为：要使外部效应的问题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自愿交易达到内部化，必须要把外部效应的影响作为一种产权明确下来，且交易费用为零。在保障资源的产权为前提的情况下，只要产权是明晰的，无论谁拥有产权，其自然趋势都是向社会最优点移动。诺思认为，在影响经济绩效、资源配置、人的行为决定等诸多因素中，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2.1 我国建筑节能制度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兴起。1987年9月25日，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等印发“关于实施《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的通知”。同年，《企业节约能源管理升级（定级）暂行规定》文件出台。1988年1月，对污水处理、城市热能供应、给水工程、热力、城市道路照明等领域规定节能政策，颁布了《城市建设节约能源管理实施细则》。1992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税务局规定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的北方节能住宅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率为零，并颁布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条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税务局于1993年3月印发了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和节能项目等3个税目注释》的通知。

1998年11月18日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规定：“对不符合节能标准的项目，不得批准建设。”住房建设部于2001年7月组织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2002住房建设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关于加强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2005年下发了《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住房建设部于2005年陆续下发了《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墙体材料革新和推广节能建筑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组织开展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的通知》《关于组织建筑节能相关调研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

2006年财政部了《可再生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国务院通过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2007年国家住房建设部《住房建设部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方案》，财政部《关于的通知》，住房和城乡住房建设部《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改造工程验收办法》，国家发改委《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10年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国税总局《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

与此同时，各个省市也制定了相应的建筑节能制度，北京、安徽、上海、天津、重庆、深圳、陕西、湖北、湖南、河北、青岛等地相继出台了建筑节能条例，出台了相关政府令和资源节约及墙体材料革新等相关法规的省（区、市）数目分别为22个和15个，各地方初步建立了与行政法规相配套的建筑节能法律体系。我国建筑节能制度经过20年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初步发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3-4]。

2.2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建筑节能制度

新制度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变迁，是一个对旧制度的改良、变革或创新的过程。技术和社会条件约束着制度变迁过程。行为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而由于制度变迁还涉及到成本问题，仅存在潜在利润也不一定能够促使制度变迁，除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外，制度变迁主体实施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制度均衡能否被打破。

建筑节能行为主体对建筑节能这一行动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判断决定了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变迁，行为主体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的前提是，其认为通过制度变迁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促成或推迟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建筑节能成本又取决于利益变迁主体能否形成有效的组织，这与建筑节能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即所谓制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

我国建筑业发展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决定了我国建筑节能制度的产生与否，我国建筑业制度必须随着我国建筑业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我国建筑业制度变迁就成为必然，我国《节能法》对节能管理、合理使用能源和鼓励节能技术进步做了规定，它的实施为中国的节能行动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一经典理论带给人们的启示在于，建筑节能制度再发展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是节能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外部环境变革所作出回应。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反复“试错”的过程，我国建筑业制度创新要经过长期“博弈”，才能确认最适合的制度，建筑业制度的“试错”和“博弈”会产生较高的成本和很大的风险，国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成本和降低风险，同时还可以把国家的强制性和当地建筑企业的能动性充分结合起来，共同为我国建筑业制度变迁而努力。

3 我国建筑节能制度工作的改进措施

3.1 制定新的节能经济激励政策

我国建筑节能经济激励政策已经出现，但还需在范围和广度上有所加强。目前国家对新型建筑材料与新能源都出台了经济扶持政策，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关财政补贴政策，但经济政策的覆盖面还比较窄，还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加大国家和地方专项节能基金、建筑节能补贴、建筑节能税收优惠、建筑节能贷款优惠等多项经济政策的力度。可以对建筑产品达到一定节能标准的房地产开发商给予一定的优惠贷款，对开展建筑节能服务的机构应给予贷款贴息，以鼓励和培育节能服务市场的形成[5-6]。

3.2 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不断完善基于建筑市场的节能新机制

建筑节能领域需要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在推动节能工作中，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政府应对建筑节能中存在的部分市场作用失效的情况进行适当干预和调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规则和监督协调2个方面。建筑节能的主体是投资商和建筑业主，国家还应该加大建筑节能宣传力度，鼓励主体主动进行节能，增加全民节能意识，引进和采用国外节能新机制，加强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监督。同时，完善我国建筑市场激励机制，遵循有效性原则设计建筑市场激励机制，保证开发商按政策规章执行能获得较好的效益。政府通过以规范制度，激励建筑节能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4 参考文献

[1] 孙萍，宋琳琳.我国建筑节能政策研究述评[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3）：8-12.

[2] 伍进，章林伟.我国建筑节能法律体系探讨[J].建设科技，2005（13）：62-63.

[3] 陈甲斌.我国现行节能政策述评[J].中国能源，2003（3）：28-30.

[4] 郁聪，康艳兵.国内外节能政策的回顾及强化我国节能政策的建议[J].中国能源，2003，25（10）：4-14.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第3篇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持续，但我国文化产业却逆势上扬，尤其是电影业在200g年全年票房达到62亿元人民币，比前年增长了43％。当下的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并且跻身全球十大电影市场。经历了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电影，意外地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但在专家和网友的评价当中却出现了一些各异的看法：好莱坞卖中国元素、国产片卖低俗；票房高，追求低，投机心切；恶俗、山寨比比皆是；商业手段用尽，技术手段落后、艺术手段不够。这些恶评切中了中国电影目前的发展要害，在严密“保护”中成长的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群雄逐鹿中，竞显英雄本色，票房为王，前(钱)者胜。

电影繁荣现象的背后

经济萧条，电影繁荣。这种现象被喻为“口红效应”，经济上拮据的人们放弃平日中奢侈的运动和娱乐，转以低廉的价格拯救快乐。历史上在每次经济萧条或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对娱乐业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并诞生了一门新的学问一娱乐经济学，也就是各种与吃喝玩乐有关的行业，如影视剧，网络游戏、网上购物、游戏软件，甚至包括电脑、手机、上网卡和保险套等。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造就了好莱坞电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造就了韩国电影：现在，轮到中国电影了，但这种想法很幼稚，电影的繁荣不只靠经济危机。

作为文化产业的电影业是跟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技术等因素息息相关的，民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美国影视和音像产品超过了航天航空业，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也成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重要输出品之一，它成功的巧妙在于不被别人察觉的情况下，主动并乐于接受美国的普世价值观。电影不仅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它还是国际政治、军事的晴雨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电影中嗅出味道。

历史上几个事件充分地证明了好莱坞影像的文化帝国主义威力。其一，早年美片出现新型缝纫机的图像，曾使美国出产的缝纫机在海外一度脱销。其二，美片营造现代的工作条件，又曾引起巴黎工人罢工，抗议法国工厂的不良环境。其三，美国明星在一部影片中手把手地教当地男孩做汉堡包，曾诱发对地中海饮食文化即将濒临消亡的争论。其四，阿根廷观众发现一部美片中影星不穿内夹衣，又一度造成该产品在市场上的滞销。由此证明电影所蕴含的威力不可小觑。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下，中国电影票房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一、电影生产数量的增加，全年故事片产量达到456部；二、银幕数量的增加，全年主流市场新增影院142家，新增银幕626块，全国主流院线银幕总计达到4723块；三、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电影全行业深化产业改革，力促电影行业转企改制。很多国有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集团和股份制有限公司。民营电影企业继续保持了旺盛的发展活力，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股市创业板成功上市，意味着中国电影投融资开始被正式纳入金融体系，激励着电影行业进一步向规范化、现代化运营迈进；四、经济危机导致各企业减薪、裁员，居高不下的房价、持续攀升的物价都给人心理上笼罩一层恐怖的阴影，心理压力过大的年青人转而在电影院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暂时逃离和慰藉。

被繁荣的中国电影

2009年，中国电影的收入超过了历史的纪录，但在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中排在倒数的位置上，我们几乎很难找到比电影规模更小的产业。能够获得62亿年度票房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但是为了产出这62亿，其成本投入了多少?算来算去，中国电影投入产出比极低，远远低于很多其他产业。作为最弱小的产业之一，还要承担着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而中国电影业的繁荣并不只包括中国电影，影院的票房成绩相当一部分是国外电影创造的，而中国的电影却在其夹缝中得以生存，国内制片方的炒作和投机换来的是电影的卖座不叫好。国内的很多电影票房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一部《阿凡达》的票房收入。

中国电影票房的攀升并不代表中国电影拍得好，与国内票房一路高歌相反，2009年的中国电影在艺术上却成就黯淡。华语电影在2009年的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的折戟，从侧面折射了中国电影发展潜在的不平衡和文艺片创作的普遍萎缩。同时在国内，艺术片票房业绩不佳的现象还在持续。由于缺乏专门的艺术院线，艺术影片上映困难，导致投入产出资金周转不灵，艺术电影的制作数量越来越少，尤其是有些先锋性质的探索性艺术片更是无人触及。一些国家一度兴起“第二电影和第三电影”以抵制好莱坞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些在意识形态和审美概念上“反好莱坞”的作品没有商业基础，只为理论界提供文本，影响甚微，从中也可以窥见到中国艺术电影的发展状况。

中国的艺术电影在经历多年的惨淡经营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目前的电影纷纷以商业、炒作为噱头，在娱乐和忽悠中求得生存。导演何平不无忧虑地表示：“电影市场好了，但电影拍得却不够好，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那么有文化气质”。但令人奇怪的是，电影管制的逐渐松动，具有艺术气质的电影不但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具有人文关怀的电影艺术在目前却变成了娱乐快餐，全部以票房的多少做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表面上的歌舞升平并不能代表电影业的健康发展，艺术需要多元化，在满足大部分人的口味同时，还要顾及小众群体，为精英人士开拓艺术院线。如果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底蕴做支撑，不用说走向世界，在国内能走多远都成问题。如果国产电影继续急功近利，把观众刚刚培养起来的观影热情毁掉，即使有政策保驾护航也无济于事。

电影不忽悠

2009年的中国电影良莠不齐，好的电影作品就那么几部。而大量的炒作和山寨影片风声水起。在拿走高票房的同时就象顶风吐了一口痰，漫天飘飞的痰沫足以让观众后悔半年。另外，网络语言的大量堆砌，夸张恶搞，刻意卖弄的情节，变本加厉的无厘头……，在无聊乏味之中忽悠观众，这些都与“喜剧美学”的核心价值无关，它们助长了泡沫经济的泛滥，制造了电影虚假的“繁荣盛世”。

众多导演拍的电影从关注民生和

社会的片子转向了恶俗片，脱离了文化的积淀，从忧国忧民的思考迈向炒作和投机，整个电影市场成为了一个商业陷阱，在粉饰历史、掩盖事实中娱乐人生。曾经的艺术电影，诸如《活着》、《蓝风筝》、《背靠背，脸对脸》、《霸王别姬》、《湘女潇潇》、《盲井》等好电影都已远去。宣传和炒作成为一种销售手段，竭尽所能地兜售卖点，只要把观众忽悠进电影院就算完事儿，这种对观众和艺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是饮鸠止渴，对编剧和导演来说无疑是自掘坟墓。

在溺爱中成长

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一直是曲折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官方意识形态过多的干扰导致了中国电影在美学道路上的举步维艰，经过太多溺爱的中国电影不是被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就是被过份地保护，没有机会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电影的婆家过多，规矩苛刻，一些在国际电影节上获过大奖的电影，往往因为多种原因在国内被禁映。

目前，内地争论多年的电影分级制度至今也无法通过，电影审查制度十分苛刻，不仅从剧本梗概立项开始就要接受审查，而且上映和出国参赛都需要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一旦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必须按照主管部门的意见进行删改，这就造成了不少电影艺术家与管理机构的矛盾，导致许多导演为了生存放弃艺术追求，从批判转向了世俗，这样至少不至于得罪主管部门，还可以赚取大量电影票房。而宣传部门却想借助电影来承载意识形态，宣传中国的官方主流语境，但往往因影片表现方式流于直白和表面化，缺少现实意义上的依托和生活上的真实，而被限制于国境之内，无法被世界观众所认同、接受。

2009年9月，文化部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振兴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降低准入门槛，加大政府投入、强化税收信贷支持等5条政策。没有国人对国产电影的厚爱，没有官方一定程度上做而不宣的保护策略，任由进口片侵袭，不要说国产片票房很难交出这样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就是电影产业能否在经济危机中生存也很成问题。对新上映的《孔子》来说，主管部门的暗中力挺不仅是一个狭隘的市场垄断保护，而是落实国家整体文化战略、支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具体步骤。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内，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国家软实力，决不能靠行政手段扶持某些影片或电影企业。开放市场、保证竞争公平和足够的创作自由度，以释放电影业者的创新潜力，提高国产影片的内在素质才是根本之道。

好莱坞电影蕴藏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强调生命的可贵、民主的重要和对自由的保护，中国电影做为一种文化输出产品如果要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实现话语权，并增强软实力。向世界输出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对于提升中国软实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扶持一部不具魅丽的电影，就背离了电影保护政策的初衷。

多一些真实少一些做作

中国电影在国内开花的时候也要在国外香，国内的红火是个好现象，但并不代表中国电影就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多如牛毛，平均算下来基本每天都有电影节，而世界上知名的国际电影节只有威尼斯电影节、嘎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中国的各大电影节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电影节之中。而一个影展要得到世界电影界的认可，其评奖人的资历、参赛影片的水准等都是衡量的重要内容。如果中国电影还被官方意志牵绊，转而只追求高票房，并不注重艺术含量的话，中国的电影和电影节将还会一直被淹没下去。

多年来，中国在失败的教育体制和宣传的管制下，教给孩子的是“和谐社会”和“三个代表”，教给成人的却是“不许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这种政治干涉儿童和成人教育的儿童化无法做为一种成熟的文化价值观向世界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却精华与糟粕并存，新的价值体制和价值观还没有得到完善，教育的失败和严厉的管制所制造的文化怪胎要想根治还需要时间。想在电影中体现文化强势，只能先改变教育体制并加快民主进程。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第4篇

1.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内容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观念创新、对象创新、方法创新和关系创新四个方面。

首先从观念创新上来看，作为人们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观念的陈旧导致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行为，观念的创新则导致与社会环境发展相适应、紧密联系实践需要的行为。两相比较可见，只有观念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具体而言，第一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融人竞争观念。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深化的国际合作、不断多元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断异化的精神与道德信仰，使各种不同思想发生激荡交错的频率越来越高。加上网络条件下信息化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使不同于的各种意识形态越来越没有阻碍地进人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导致我国“观念市场”上多元价值的涌现。当前对于这些意识形态、多元价值观念，采取封堵或禁止的措施都难以达到预想效果，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领域转变传统观念，与时俱进地在工作当中以占据思想文化战线制高点和主导权为宗旨强化竞争观念、提髙竞争意识。第二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作为一门学科、同时也作为一项具体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是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所以教育者理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坚持以人的需求为导向，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强调以人为本即是要平等对待受教育者，在想其所想、急其所急中将温暖带给他们，以润物无声、春风化雨、的思想意识去感化他们，以道德基石、情感纽带和文化陶冶去引导他们正确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三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营造出创新氛围。作为民族之魂，创新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各项工作都离不开创新意识及其所构成的创新氛围。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就是要在创新的氛围中培养人们的创新意识、增强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中不适应时展要求的束缚和禁区，逐渐形成全民创新思想氛围和社会习惯。

其次从对象创新上看，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对象正在发生与以往截然不同且深刻的变化，需要对象创新来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当前，阶级斗争早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和阶层长期简单化且稳定的局面正在被社会结构体系的复杂多变状况取代。例如原来的工人阶级已经明显细化为企业工人、干部、科教文卫人员、办公室人员等多个阶层。在农村，原来的农民阶级也明显细化为农村干部、进城务工人员、农民企业家、农林牧副渔劳动者等群体。此外，社会上的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经营者等各种新阶层也不断出现并发展壮大。基于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对象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对象创新对于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教育对象的变化与对象创新必然带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阵地的延展与扩大。例如针对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再就业困难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就要将国家相关的政策方针主动传输给他们，促使他们积极转变就业观念、实现再就业。再例如针对大批进城务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就要花大力气切实关注他们在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情况，积极宣传政策法规、不断提升他们的个人素质、落实解决诸如子女人学等现实问题。而对于那些流动性强、受自由主义和私有化观念影响较大的私企经营者和外企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则要从严格的准人制度、资格审查制度人手有效引导他们正确树立金钱观、致富观。总之，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改革创新要根据不断变化和扩大了的受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延展和开拓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阵地，认清形势、积极进取，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好务。

再次从方法创新上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诸如网络、电讯等高科技工具应该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必备手段加以运用。例如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者与软件设计人员合作开发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题的软件就是很好的尝试。各级党团组织在网上以社区论坛、在线咨询、在线知识竞争等方式开辟网上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阵地也是适应信息时展的大胆创新。在具体的方式上，除了传统的“灌输”式之外，更应该注意借助有感染力的艺术、有熏陶效果的环境和能打动人心的人格等多种隐蔽方式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作用与效果。对于思维活跃的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要充分研究他们的思想、行为动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方法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教育引导地位。

最后从关系创新上看，所谓关系创新即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之间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创新。第一是要承认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构建平等互动、和谐共赢、以学习为目的的组织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都以一种朋友关系相互帮助、相互关心。第二是要建立一种灵活的师生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同时每个人也要有甘当学生的态度虚心听取和接受别人合理的意见。所以这种师生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灵活多变，其建立的目的就是要集中所有人的力量，以团队进步带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效果提升。第三是要确立一种协调顺畅、上传下达的网络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不但可以实现上下层级的信息顺畅通达，而且可以满足平行层级之间信息共享的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管理体系和谐高效运转，确保相关教育信息准确、无误、迅速地传播。

2.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特点

根据上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出这一改革创新的若干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改革创新是结合观念与实践的创新。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一定是在、而且必须是在观念与实践两个维度上开展的。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这个中心任务决定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广泛深人，而作为一项社会性质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也必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所以它的创新是包括思想理论、思维方式、教育精神等各个观念层面的创新。与此同时，正如任何创新都是观念与实践的结合一样，思想攻治教育教学创新也必然涉及两者的同步改造、同步进行过程。与自然科学领域创新所带来的直观的、明显的实践后果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践创新要通过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漫长的消化过程才能体现其存在和价值。而那些不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创新效果的所谓理论或观念创新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一大特点即是观念与实践创新的如影随形。

第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是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科学性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规律与客观体系的科学认识与运用。它的价值性侧重于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展自身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坚持的不仅是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标准，也有感性的主观标准。前者注重评判教育活动本身的对错，后者注重评判教育活动对于人的发展意义。也就是说，科学性与价值性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中的关系是一种“真”与“善”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真”必然最终带来“善”，另一方面，“真”与“善”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并不一定相容。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中两者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也符合人的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三，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是协调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多样性指的是创新内容、形式、方法的多样性，而同一性指的是多样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本质上的一致。前文提出了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观念创新、对象创新、方法创新和关系创新，但是无论是哪种创新，无论是哪种创新路径，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辩证运动的过程，都既可以是精神性的也可以是物质性的，既可以是工具性的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多样性在同一性中协调还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目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方法论上面的一致。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多样性特点不可能离开统一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可能离开统一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不可能离开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论。

3.结语：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历史地位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第5篇

“教材虽小而教育事大”，这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官员应该知晓的常识。在教育部《关于2013年中小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提出“2013年秋季学期各地仍沿用2012年使用的教材版本”的要求之后，仍有地方教育部门违规操作，让人愤怒。

事实上，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加强对教材使用的管理。教育行政部门定期向学校和社会公布经审查通过的中小学教材目录，并逐步建立教材评价机制和在教育行政部门及专家指导下的教材选用制度。改革用行政手段指定使用教材的做法，严禁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推销教材。”此后，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都颁发过关于中小学教材和教辅用书管理的文件，各地教育部门总体上能贯彻文件精神，基本上保证了教材选用和征订等工作的有序性。从相关规定来看，随意更换教材被明文禁止。但是，近年来还是有一些部门、学校和个人受利益驱使，不遵守有关规定、不按《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选用教材，扰乱了教材发行秩序，增加了学生和家长负担，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同时也助长了不正之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尽管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正在从统编制走向审定制和自由选择制的结合，但从教育常识来看，教材版本不得随意更改。央视《焦点访谈》批评海南与广东两省教育部门缺乏常识。央视说，“这是每个教育者都应该懂得的常识”。笔者完全赞同央视的“常识说”，常识是教育工作者必须知道的基本知识。然而，作为教育部门尤其是教育官员，为什么对此常识置若罔闻呢？也许正是因为“利益”。

目前，我国共有中小学生两亿多人，教材加教辅年总值高达600亿元左右。央视说，“一年市场600亿，难怪有人会惦记”。自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力图打破教材出版垄断以来，各地更改书目以保护本地出版集团的事例仍然不时见诸媒体，地方保护主义一直是教材出版发行市场上的顽疾。对此，社会舆论一般认为，这些是教育官员的“谋利”问题或者是教育管理问题。解决的办法往往是严加管理，惩治涉事的责任人。

笔者并不否认，以上观点有道理而对策也有效果，但这种认识是表面的，治理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其实，我们更值得从“教材虽小而教育事大”视角来深思，如何治理教育官员不遵循教育规律，不执行有关规定，更漠视教育专家、教师和学生意见，独断专横地对小小教材指手画脚的行为。笔者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当利益巨浪吞噬了教育官员的理想情怀，他们成了“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的“失去理想的人”。那么，在严加管理的前提下，重塑他们的理想才是治本之法。尽管社会已走出“耻于言利”的时代，但是理想一定不能抛弃。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其需要教育官员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