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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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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的影响

环境政策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环境政策影响;研究进展

生态文明是我国的建设目标,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和制度层面,亦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经济、制度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资本的深层内涵是文化积淀,是文化不断积累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称为“无形资产”,是能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力量。过去十年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显著增加,且Brechin(2007)认为集中于社会资本对公众特性、社区或公众社会特性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等的影响。目前研究则使用社会资本的多维度概念并与环境政策有效性相结合[1,2],即“社会资本”被引入环境科学领域,尤其是环境政策和管理[3]。且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和特定环境行为两方面。而关于社会资本与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性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主要综述英文期刊文章,从社会资本入手,关注通过行为和态度分析来揭示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和评估阶段影响的已有研究,回顾已有实证证据,把握研究进展,揭开经济、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系“黑箱”,指出需要深入探究的方向,不仅对社会资本理论本身,还将对改善并利用社会资本提高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提出Anderson(2006)认为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有效性的影响来源于公众态度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的环境政策主要针对公众行为,不包括其他类型环境政策的分析。

1 环境问题及政策下的社会资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以自身研究问题为基础,从社会资本某一角度出发分析其作用机制。Turner(1999)针对不同目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引申和解读社会资本。其中微观和中观层面研究个体与社会网络结构,而宏观层面不再关注社会资本内部,而是研究如何将社会资本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中,以及嵌入后的作用,用来解释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于环境政策的实施过程需关注中、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更需特别关注政策影响区域的居民群体及个人。因此在环境领域,Pretty(2003)一般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三方面,兼顾群体与个人对政策的影响。而Jones[4]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实施的关系研究中根据前人研究结论,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社会信任、制度信任、 遵守社会互惠规范和参与社会网络四个主要因素组成的多维概念。其中:社会信任是基石,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被分为普遍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指对一般其他人的信任,而特殊信任指对特殊社会团体(如家庭、朋友、邻居)的信任;制度信任指对存在于社区中的机构(如政府和司法系统)的信任;遵守社会互惠规范指影响社区功能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规范;参与社会网络指在社会网络背景中公众的活跃度,即个人参与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团体及行为者之间的联系。此外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如社会信任影响社会网络的密度和遵守社会互惠规范。

2 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领域

近年来社会资本与环境问题之间相关性研究不断增加。早期验证性研究,如Flora(1995)社会资本与农业问题、Beall(1997)固体废弃物管理、Bebbington(1997)可持续管理和农村集约化间的关系,以及随后的研究均表明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源管理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且已有研究[5]表明增加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本对改善自然资源管理行为起重要作用。总结已有研究发现,虽然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数量较少,但已涉及环境多个领域,包括土壤保护、家庭固废管理、水资源保护(用水问题)、海岸管理、保护区等,然而研究层面和深度存在差异。有些只是探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只是说明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有影响,少数开始从某一方面探究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内在机理。为体现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由浅入深的实证研究层次及目前的热点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文章如下总结梳理已有实证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及其主要结论。

Cramb[5]以菲律宾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与土壤保护问题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那些建立了土地保护小组的社区,联结式社会资本明显很高;另外,土地保护计划从整体上来看还创造了另一种有价值的桥接社会资本存量,这又反过来提高了人们对一些农业措施的接受意愿。

Jones等[6]通过分析与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相关的社会资本对公众行为的影响,探索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与家庭固废管理政策(强制与自愿回收)的关系。结果表明,相比其他社会资本因素,在自愿回收情况中社会信任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而遵守社会规范是是废物监管方案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指标,社会网络不能解释强制废物监管方案中的任何一个行为。总之,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理解环境政策实施中的公众行为,但社会资本各组成要素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实施的政策工具。

Jones等[7]考虑水资源消费的不同环境政策工具所强加的限制以及对有效性的认知水平,首次探讨公众对水资源保护政策的认知以及社会资本对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公众的水资源消费政策认知水平密切相关。Bisung等[8]研究解决水和环境卫生问题时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建立社会资本投资对解决共同的环境挑战的集体行动起促进作用。

Jones等[9]分析社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社会信任、制度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的类型与密度)对于海岸管理政策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会影响公众对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性社会成本和效益的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对海岸管理政策的接受度。

Jones等[10]对比两个国家公园,检验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管理三种拟定政策即政府规制、市场化机制、参与式的看法,探究影响居民感知的社会资本因素。结果发现,居民能够从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中获取更大的收益,相反采用政府规制带来的收益较小。社会资本对三种拟定政策下的收益感知都有正向影响,且社会信任以及制度信任水平越高感知收益越高,而社会网络对公众的看法不具显著相关性。

除上述研究领域,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环境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补偿政策。Chen等[11]从社区层面以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首次量化分析社会规范对生态补偿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层面的社会规范对保护项目的再次参与有显著影响。Corbera等(2007)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生态补偿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Krause等(2013)认为加强社区组织和社会网络可以使生态补偿产生更积极的结果。Bremer等(2014)也认为较强的机构和组织是生态补偿项目成功的重要前提。

3 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Jones[4]认为环境政策的实施往往伴随着个人日常习惯的变化,因此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在较大程度上被认为取决于公众的接受与合作水平。自社会资本被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环境政策问题,大多数研究强调社会资本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都会影响环境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相关研究亦表明社会资本能显著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相关的环境责任行为。尽管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研究已讨论了社会资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但对社会资本各要素如何影响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及其有效性的关注相对欠缺。梳理总结已有理论及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影响的内在机制主要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3.1 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

基于社会资本各要素的积极作用和要素间的关联性,Jones[4]提出一个主要假设: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自然资源管理。

(1)社会信任与以相似方式保护公共利益的社区其他成员的感知相关。因此,环境政策实施期间,社会信任水平将影响社区多数人遵守新规则与合作的感知,从而影响个人行为。

(2)制度信任与对环境政策有效性水平和负责人员合法性水平的认知以及法律和秩序体系的外部控制有效性相关,且会影响环境问题相关信息接受度和可靠性认知,从而影响环境行为[1]。

(3)社会规范会影响个体间内部控制的运行及其有效性,从而影响环境负责行为,尤其是对政策不关心的公众[1]。

(4)社会网络起信息渠道作用,传播环境政策施行的可能性收益和成本的知识[1],从而对政策实施产生影响,且密集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公众参与和环境问题认识有重要意义。

3.2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

Jones[1,2,3,6,7]通过引入感知到的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探索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及其实施之间的联系。非经济的社会成本指环境政策运用期间施加在公众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如国内废弃物处置时间的法规和保护区内的活动限制。社会效益是指伴随环境政策的积极影响,主要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相联系[2]。如水和空气质量的改善以及使用自然资源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社会成本和收益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资本。拥有高存量社会资本的公众可能会感知到更高的社会收益和更低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在环境政策实施期间对个人认知有显著影响。如命令控制手段可能会对个人施加显著限制,与其他基于自愿参与的政策手段相比可能被视为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1]。但受社会资本各要素影响,如制度信任影响预期有效性的感知,成本和收益将呈现个体差异。即社会资本各要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环境政策施加的社会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同感知[1]。

社会成本和收益可能会影响个人对一项环境政策遵守或配合的决策。环境政策运用期间感受到更高社会成本的公众预计更不愿意遵守和配合环境政策;而感受到显著的高收益的个人预计会更支持,从而更愿意顺应其提议的变化[1,2,9]。对于社会资本、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环境政策接受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图1来表示。

3.3 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

Home等[12]定性研究瑞士的低地农场生态补偿区的实施动机,表明农民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关系复杂。Home指出无论是财政激励还是直接利益预期都将形成一种行为态度,从而影响参与决策,此外,农民们之间的公平心激励他们遵守主观规范[12]。Siebert等(2006)通过对农民态度的构建和分析发现四个因素影响农民行为,包括农民的参与意愿、农民的参与能力、一般的社会影响以及政策结果。而Ajzen(1985)的计划行为理论将这四个因素全部包含,它是一种对行为意向的预测模型,说明态度和主观规范相结合导致行为意向。已有研究证明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感知影响政策接受度,其实质是社会资本影响人们对政策制度的障碍感知。此时态度和主观规范不足以解释行为意向,因此计划行为理论将行为控制知觉包含进去,是对实施行为和期望结果的能力自信。Ajzen[13]认为良好的态度和社会规范给予行为一个足够程度的实际控制,当机会出现时,人们可以预期实现他们的行为动机。由此,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因素,可以分析如何用社会规范来说服公众以及如何用行为控制知觉来调整或消除政策带来的感知障碍[12]。

4总结与展望

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已被引入众多科学领域,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自然资源管理、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就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问题研究的领域来说,目前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刚刚起步。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

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社会资本的存量越高,公众在环境政策实施期间的遵守和配合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可被视为影响个人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参数之一。而且,根据更深入的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通过个人的非经济社会成本和收益感知来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的。

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文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通过改变行为主体的预期、行为方式以及成本和收益的感知,并非直接通过市场方式改变行为主体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来改变行为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影响行为主体的收益。Jones在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尤为全面和深入,但缺乏引入中介变量后的实证研究。

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但已有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网络会影响规范和信任,进一步通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的影响,解释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的实施和有效性。

综上,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验证,以及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相当缺乏,有很多内在影响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索和实证,其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具体地,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实证;社会资本通过哪些中介因素影响环境政策的接受度和实施有效性在理论探讨上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还缺乏实证。另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尚未将社会资本与相关中介变量因素耦合的整体研究框架用于探讨环境政策绩效问题。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的影响,具体地各要素之间关系或各要素的不同特征(网络密度等)在影响环境政策绩效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中介变量作用下,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能否真正发挥其影响及其相应的影响方向、影响路径、影响程度恰恰是当前研究领域的缺憾,未来研究的发展空间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Jones N, Malesios C, Botetzagias I.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environmental among European citizens[J]. European Societies, 2009, 11(4): 511-530.

[2] Jones N, Sophoulis C M, Iosifides T,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9, 18(4): 595-611.

[3] Pretty J.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in Pretty J, Ball T, Beuton J S,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456-470.

[4] Jones N.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rough social capital theory[J]. Policy Sci, 2010, 43(3):229-244.

[5] Cramb R A. Social capital and soil conser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5, 49(2): 211-226.

[6] Jones N, Halvadakis C P, Sophoulis C M. Social capital and household solid waste management policies: a case study in Mytilene, Greece[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1, 20(2): 264-283.

[7] Jones N, Evangelinos K, Gaganis P, et al. Citizens’ Perceptions on Water Conservation Policies and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J]. Water Resour Manage, 2011, 25(2): 509-522.

[8] Bisung E, Elliott S J, Schuster-Wallace C J, et al. Social capit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access to water in rural Kenya[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 119:147-154.

[9] Jones N, Clark J R A. Social capital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coastal areas: A review of current debat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3, 80: 12-19.

[10] Jones N, Clark J R A, Panteli M, et al. Loc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eptance of Protected Area polic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wo Ramsar river delta ecosystems in northern Gree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 96(1): 55-63.

[11] Chen X D, Lupi F, He G M, et al. Linking social norms to efficient conservation investment in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J]. PNAS, 2009, 106(28):11812-11817.

环境政策的影响范文第2篇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总体因素发展,受到出生率不断下滑、劳动力数量收缩、人口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二胎”政策全面开放,这就对居民家庭、社会环境发展等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类行为;社会环境;文化

在“计划生育”的一孩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了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社区生活、社会环境等并形成了较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为表现方式。而近年来独生子女向“单独二孩”渐变,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开放的进阶定型,犹如兴奋剂般注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也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现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角色。

一、影响家庭成员行为方式

家庭是社会生活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在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各项生产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构建等相对滞后,在传统观念和落后生产制等条件制约下,全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井喷式的爆发增长,对生存发展和物质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家总体发展能承载的数量,普通群众生活不断接受来自日常饮食、劳动就业、上学教育等严峻挑战,人口基数大、底子薄、经济基础弱,是困扰着每户家庭形成和发展的关键要则。在一孩政策开启后,我国家庭成员角色逐渐演变为倒三角的结构,罗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认为,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业(家庭成长期)、子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K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1]在本阶段的家庭中,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儿童青少年成长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减少而带来的角色孤独感,个体成长教育出现溺爱等带来的行为偏差,角色中心论引发的个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较低和集体思维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过多地将注意力、关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统教育出现缺失,层次偏低,也成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独老人(目前失独家庭过百万)”、“独居老人”等名词和现象出现最直接的主体原因。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人口(劳动力)宏观管控、老龄化趋势管控等措施的发展,家庭生活方式、人们行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渐成“常模”。伴随着制度、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和生活条件的逐步提升优化,家庭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确保,可以极大满足日常行为活动的所有需求,这个时期最大的关注点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长期,对其他时期则是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会环境。

在经历多年“计划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轻夫妻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减少和降低了原先对于只有一个孩子的压力和负担,分散父母等直系亲属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问题的出现;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结构,总体布局和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时,更能促进家庭教育、劳动就业和成长所需的资源实现增长。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人们的家庭观念、行为表现方式和互动模式等都会逐步变化,家庭教育成长、居家养老、家庭关系、劳动就业都在渐变,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选择,今后家庭总体发展的关注点转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两个时期处于持续均衡的状态。在家庭服务需求方面,则更多侧重在孩子的优势化培育、亲子关系疏导等,且较之前会呈现普遍性、一般性,对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会得到较大缓解和实质提高。具体来说,就是家庭综合投入增加、成长和教育方式出现可比性、社区资源投入增加、社会正向影响增加、居民归属感增加,每对家庭夫妇承担和付出的力量成双倍增加,家庭总体关系不协调现象几率减少,从而家庭外在行为表现有所改变,在原有家庭思维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统模式下不断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响人们文化行为方式

环境政策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人口增长预测;资源环境;需求

中图分类号 K9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160-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22

人口、资源与环境存在着相互依赖而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资源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物质支持、环境容纳人类的活动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变化,人类对资源环境的质量和承载能力造成关键性影响。人口的增长、资源的利用、环境的保护,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口、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话题。人口发展依赖于资源环境,但同时又作用于资源环境,并体现资源环境的属性特征,一个地区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以及人动方式、内容等都与资源环境紧密相关[1]。而人口数量增长对消费品需求的扩大是加重资源环境压力的根本原因之一,人口数量如果增长,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将增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加重,致使人地关系趋于紧张[2]。人口、资源、环境是当代全球性的问题,问题主要由人口过快增长引起,其结果又导致全球性环境恶化而影响社会的发展[3]。因此,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1 文献综述

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是多方面的。例如《经济与环境:中国2020》[4]中将小康社会的资源环境需求梳理为:水资源、能源、环境质量(包括水环境质量和大气环境质量)。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中,可分淡水、粮食、农林牧渔产值3方面计算承载指数[5];可从水资源、环境容量、土地粮食、建设用地、土地经济收入等方面分别评价[6],也可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分析承载力,具体要素包括地质、地形、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气象气候、自然灾害。为全面地、客观地进行研究,再考虑到资料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粮食、能源、水、土地、污染物,5种要素定量研究全面放开二孩后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和影响。

全面放开二孩必然促进人口增长。翟振武的研究认为,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会对我国出生人口、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均会产生剧烈的冲击,对未来人口总量与结构的走势造成持续性的影响[7]。根据人口T性和灰色预测表明,我国总人口在2011―2024年, 由于人口惯性作用还要持续增长,年均增加7 481 142人,年均增长0.55%[8]。2013年王焕青的《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我国人口预测研究》[9]认为如果适度放松人口政策,人口峰值会在2045 年达到15.2亿人。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10]中,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 年左右将达到14 亿峰值。

综上所述,全面放开二孩将使我国人口增长态势发生较大变动,从而对我国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加大,但需求量和影响的定量测度目前还是空白,因此目前很有必要研究全面放开二孩后,定量测度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具体影响和需求,以此为将来的资源供需平衡和环境开发与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人口增长预测

目前,已有较多的人口预测方法与模型,主要包括Logistic回归、Leslie矩阵、灰色系统等数学模型预测方法[11-14],基于人口本身变动要素和人口学原理的队列要素法[15-17],以及通过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进行关联的社会经济模型法[18-19]等,每种方法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其中,队列要素法能够结合人口变动因素和人口队列数据进行队列年龄推移,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人口预测值[20],因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1]。本文借助队列要素法的思想对我国人口进行预测,并着重分析总人口与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算法原理如下所述[22-23]。

在以上计算基础上,根据队列要素法预测分省未来历年的人口总数。

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各省市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5)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2011―2015)。参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8月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做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借助队列要素法的思想对我国人口进行预测,预测认为到2030年总人口下限为15.23亿,上限为15.36亿。预测各省人口均值如表1所示。

2.2 城乡人口结构预测

本文引用高春亮[25]、武洁[26]等提到的中国城镇化趋势预测的计算方法,引入城乡人口比增长率i的概念,以联合国模型和城乡人口比例增长法为基本公式,在2010年全国城镇化率的基础上,预测2016―2030年的全国城镇化率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化率。

城乡人口比增长率计算公式如下:

全面放开二孩后在得到全国城乡人口的总量的基础上,以1978―2010年的全国城镇化率为参考数据,以2010年的全国城镇化率为基础,采用城乡人口比增长法预测城镇化率,再结合各省人口规模预测结果,得出各省城乡人口预测值(见表2)。

2.3 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预测

刘云刚[27]等人在对全国范围的人口―用地关系预测研究中论证了全国范围内所有城市的城市人口与用地规模之间存在双对数关系,故本文拟将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城市人口进行双对数处理,并将处理后结果建立线性回归关系,回归检验拟合效果后,利用测算得到的城市人口从而预测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而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数据计算的准确性,本文同时引入人均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对已知年份数据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各年份的变化规律,利用回归方程,计算预测年份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并利用人均数据和总人口数据直接计算得到建设用地的需求量。

建设用地需求量测算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2001―2013年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和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其来源为《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全国及各省公布的国土资源公报等。

本文拟用2005―2013年全国建成区面积作为全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结合计算得到的城市人口,将两者建立双对数回归关系,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同理,本文以2005―2013年全国乡村公益事业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以及农村居民住宅用地之和作为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建立与农村人口的双对数回归方程如下:

经回归检验后,得到R21=0.846、F1=45.030;R22=0.949 、F2=129.466,证实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佳,故将上文表3测算得到的2016―2030年全国城乡人口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得到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前后的全国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量。

另外,本文在进行回归拟合后,利用SPSS等统计软件对回归方程进行R2、F和t检验,以此统计数据检验方程拟合效果,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2.4 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预测方法

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数据主要来自最近几年的统计年鉴,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4》及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等。假定未来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水平不变,与未来对应人口数量相乘,即可得到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和影响。分省分析时,设每省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且彼此不同,预测对比各省在未来不同的资源环境需求。计算新增的资源环境需求量,对比需求总量与我国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分析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大小,并给出对应建议。

3 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各方面的影响和需求

3.1 对粮食资源的需求预测

假定我国人均消费粮食量不变,按照2013年的人均1 487 kg计算。假定我国粮食总产量不变,按2015年总产量62 143.5万t计算(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全面放开二孩后的粮食需求及其增量,粮食需求超出总产量的部分,需要进口补充,总体来看,我国未来需要进口的粮食量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见表3),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如表3可见,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的粮食需求量逐年递增,到2020年,新增粮食需求达到1.2亿t以上,到2030年则达2.2亿t以上。新增粮食需求巨大,在国内粮食产量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必须更加依进口。2018年后,为满足国内需求,粮食进口规模将达1.5亿t,2025―2030年,粮食进口规模将在1.6亿t以上。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预计2030年以后粮食需求还将增加。未来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将在30%左右,70%的粮食需要进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进口的粮食增多,粮食自给率越来越低,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

3.2 对能源需求预测

假定未来的人均能源需求保持现状不变,按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人均生活用能源预测能源需求。2013年人均生活用能量335 kg标准煤,人均生活用煤炭68 kg,人均生活用电力515 kW・h,人均生活用液化石油气13.6 kg,人均生活用天然气23.8 m3,人均生活用煤气7.9 m3。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由预测结果可见,全面放开二孩后,随着人口增加,未来我国能源需求显著增加。至2020年,新增能源需求共2 956万t标准煤;新增煤炭需求600万t、电力455亿kW・h、液化石油气120万t、天然气21亿m3、煤气7亿m3。至2030年,各种能源需求增长10%以上(以2015年为基期)。

假定国内未来的能源产量和生产消费总量保持现状不变,参考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按目前国内现状的能源生产量、进出口量、分行业能源消费量,计算目前能源的国内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未来的生活需求。结果发现,如果未来国内各产业的能源消费不变,则为了同时满足新增人口的生活需求,煤炭、电力、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均需大量增加进口(见表5)。未来我国能源将更加依赖进口,在此背景下,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应引起重视。

3.3 对水资源的需求

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假定2013年以后,城市人均生活用水量保持不变。预测出2020年、2025年、2030年各省的生活用水需求量,发现生活用水需求逐年增长(见表6)。将生活用水需求与当地的供水能力及水资源量比较发现,为满足未来人口的用水需求,城市供水能力有待提升。北京、河南、江苏、青海、四川的现状供水能力与未来生活用水需求差距较大,应着力建设供水设施,提高供水能力。如果各省供水能力保持不变的话,除以上5省市外,至2030年,安徽、福建、甘肃的城市生活用水也将出现供不应求。其中河南和江苏的供水缺口在70亿m3以上,供水问题严峻。北京的未来生活用水量将接近当地水资源总量,必须依赖外部调水才能满足生产生活需求。

3.4 对土地资源的需求

3.4.1 各省(市、自治区)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量测算

考虑到数据的获得性和计算的准确性,本文在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人口双对数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到31个省(市、自治区)的双对数回归方程,后检验拟合效果,对调整后的R2小于0.5的省(市、自治区)参考2013年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根据文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提到的国家标准,适当调整符合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得到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2020、2025、2030年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并与当前各省(市、自治区)的建设用地面积相比较,计算得到三个预测年份的城市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见表7)。

而在计算农村建设用地需求量时,对2007―2011年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其各年份的变化规律,回归方程通过检验,计算2020、2025、203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并利用农村人口数,测算得到31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建设用地需求量,并将其与当前的农村建设用地面积进行对比,得到2020、2025、2030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表8)。

3.4.2 城乡建设用地未来供需平衡分析

基于2014年数据,在2020、2025、2030年三个关键时期,我国的城乡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分别为10 958.51 km2、24 095.57 km2和38 214.62 km2。而根据2014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建设用地3 745.64万hm2,该值远远未能满足上文预测得到的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需要有序采取一系列可持续性措施以协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与城乡建设用地变化。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显示,2009年全国耕地达20.31亿亩,假设全国新增的城乡建设用地需求量均由耕地变更而来,三个关键年份全国的耕地面积分别为20.14、19.95和19.73亿亩,仍能保证18亿亩红线的标准。

通过测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三个关键时期(2020、2025、2030年)的城乡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吉林、湖北、山东、四川、江苏、湖南、新疆、广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对城乡建设用地的新增需求量变化较大,而且对比城市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新增需求量,城市建设用地的新增需求量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而释放,明显高于农村人口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但当前各省市已有的建设用地储备无法达到测算需求值标准。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情况不同,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国土资源部网站提供的数据,部分省市的闲置土地较多,政府部门可增加建设用地供应数量,部分省市的土地数量紧张,可以采取内部挖潜的形式,发挥土地生产潜力,以达到城乡建设用地的供需平衡。

3.5 环境污染物排放预测

根据已有资料,结合城镇化水平预测,得16个省(市、自治区)2020年和2030年的城镇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将预测排放量与现状排放量相减,得到排放增量(见表9)。将预测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与2013年城市污水厂处理能力比较,得出预测的城镇生活污水待处理量(见图1)。

可以发现,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各地区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均明显增加,污染治理压力加大。到2030年,广东、四川、山东、安徽、、浙江的新增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均超过1亿t,水污染需大力治理。同时,贵州、山东、甘肃、四川、、安徽的生活及其他二氧化硫排放增量⒊过3万t,这些地区的空气污染压力明显增大。按照目前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到2020年全国将有1 393 359万t污水待处理,到2030年将有2 953 142万t。到2030年,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的城镇生活污水待处理量均超过10亿t。广东的污水处理压力尤为突出。未来急需在各地增建污水处理厂,提升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能力,吸纳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并应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减少废水废气排放,从源头控制生活污染。

4 结论与讨论

(1)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带来人口的明显增长,2020 and 2030注:各省未来城市生活污水待处理量为负值,表明污水处理能力超过了需处理的污水总量。

从而对我国的粮食供需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从实际测算看,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的粮食需求量逐年递增,到2030年新增粮食需求达到2.2亿t以上。粮食进口的需求进一步增大,2025年至2030年,粮食进口规模将在1.6亿t以上。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将只有30%左右,70%的粮食需要进口。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进口的粮食增多,自给率降低,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因此,未来一段时期,粮食安全将成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挑战,应该严格执行保护耕地的政策、研发高产作物、稳定粮食产量,并多渠道进口粮食,保障我国日益严峻的粮食安全。

(2)人口增长同时使能源的需求量明显增加。如果未来国内各产业的能源消费不变,则为了同时满足新增人口的生活需求,各种能源的需求将增加10%以上,煤炭、电力、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均需大量增加进口,我国能源的自给率将更低,能源安全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能源供需平衡方面,应该注重“开源”与“节流”并重,在继续科学勘探、开采国内能源的同时,应拓宽能源进口渠道,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战略高度保障能源进口的持续稳定。

(3)人口增长对水资源需求明显增加,但各省差异明显。全面放开二孩后,为满足未来增加人口的生活用水需求,全国的供水能力普遍需提高。其中北京、河南、江苏、青海、四川的现状供水能力与未来生活用水需求差距较大,应着力建设供水设施,提高供水能力。北京的水资源不足以供给未来人口,未来缺水问题将日益严重。因此,应采取各种鼓励和限制措施节约用水,适当疏解部分人口和产业,减缓未来的用水压力。南水北调等跨流域调水工程有助于解决部分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但大部分区域仍有较大的供水压力。

(4)人口增长对我国未来城乡建设用地需求产生重要影响,但各区域差异明显。通过测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后三个关键时期(2020、2025、2030年)的城乡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吉林、湖北、山东、四川、江苏、湖南、新疆、广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对城乡建设用地的新增需求量变化较大,城市建设用地的新增需求量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快速释放。但当前各省市已有的建设用地储备无法满足预测需求。部分省市的闲置土地较多,当地政府可增加建设用地供应数量,部分省市的土地数量紧张,可以采取内部挖潜的形式,发挥土地生产潜力,以达到城乡建设用地的供需平衡。

(5)人口增长带来了新增的污染物排放,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压力。预测未来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种污染物排放均明显增加,污染治理压力加大。未来急需增建污水处理厂,提升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处理能力,吸纳新增的污染物排放量。并应提倡环保的生活方式,减少废水废气排放,从源头控制污染。

总体而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在引发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将会对我国的粮食、能源、水、建设用地以及环境产生较明显的影响。由于统计资料不够完整,部分统计数据缺失,补充基础数据后可以得出更全面的分析结果;本文假定未来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不变,但实际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均资源环境消耗也将不同程度增加,因此本出的预测偏向保守;本文假定未来我国的资源供应量不变,实际上粮食和能源的供给可以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这种增加不可预测,因此只能假设目前的消费水平和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全面放开二孩后尽管造成一定的人口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区域政策的调整,我国的人口增长态势也会随着资源环境的变化有一定的调整,因此,未来这应该成为多学科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不断跟踪我国人口增长的具体发展态势,深入研究人口政策对我国资源环境的深刻影响,为我国的各项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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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环境;人力资源政策

1人力资源政策及其内容

人力资源是指能够作为生产性要素投入到企业运作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并创造财富的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综合。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原动力,是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效率如何与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力资源政策是包括人员选聘录用政策、培训与开发制度、员工激励制度、评估考核制度、奖金福利制度、劳动关系政策在内的政策和制度群。科学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保证企业所有成员具有一定水平的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素养,是内部控制有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2人力资源政策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2.1员工的聘任、辞退和培训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2.1.1员工的聘用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单位在招聘新员工方面,既要考虑学历、经验及过去的成就,还要考虑其操守和道德修养。不仅需要进行笔试,还要进行深度的面谈,甚至还把单位的历史、文化和经营风格等项目,向应征者作深入介绍,以暗示对新员工的期望和嘱托。在招聘管理人才时,会考察其是否具有前沿的、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念;能否将这种创新带入企业,使企业产生新气象等。招聘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或监事会)成员时,会考察其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品性。招聘会计、出纳等易发生舞弊的岗位人员时,考查其职业道德素养高低等。合理有效的招聘方式,能够保证企业招聘到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素质和足够胜任能力的人员。大胆的选拔人才并给予足够的资源,使其能够完成所分配的任务,这是建立控制环境的基础。如果企业的执行人不诚实或不能胜任工作,再好的控制程序也会失去作用,甚至会导致企业目标无法实施。

2.1.2员工的辞退与辞职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企业中因人设岗现象的存在造成了组织结构的臃肿,那么辞退不具备胜任能力以及闲置冗余岗位的员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精简组织结构。保证企业信息的顺利流通,使内部控制的执行渠道得以改善。

2.1.3员工的培训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培训是保证和提高员工职业素质和专业胜任能力的重要方式。对新员工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向员工说明单位对员工的要求,以及员工应达到的目标和应遵循的行为标准,即告诉新员工未来将扮演的角色及责任。对管理层员工的后续培训可以更新其现有管理思想、理念,从而更新其管理方式。对基层员工的培训,可以提高其技术技能、处理问题能力等,以保证其能够胜任相应的工作岗位。对全体员工在企业价值观方面的培训,能够使企业文化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当中,使每个人在企业价值观上都有一种认同感。通过培训能够使员工了解应遵循的工作职责、行为要求及业务流程,帮他们熟悉应该掌握的岗位技能、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责。后续教育能帮助提升员工适应发展中的环境的能力。这样能够提高员工对内部控制措施执行的自觉性,也就有助于推行企业的计划,达成企业的目标。如果员工的业务胜任能力和道德素养低下,其理解和执行内部控制措施的能力就差,就会影响到内部控制措施的效果。

2.2员工的薪酬、考核、晋升与奖惩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绩效考核结果是企业员工积极工作成果的一个体现,科学有效的考绩机制,可以使员工的工作成果被充分认可。在员工绩效的基础上,根据绩效结果有区分的确定其薪酬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激励,则员工的积极性、满意度就会得到提高,其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也会增强。反之,如果员工看不到自己对企业的贡献,又得不到应有的优待,找不到对于企业的归属感,人才自然流失频繁。另外,对违反预期行为者进行惩戒,并且将不予姑息的信息传达到全体员工,可以从反面加强对所有员工的内部控制教育和道德培养。

2.3关键岗位员工的轮岗制衡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从企业内部控制角度看,企业内部各岗位中尤以内部审计部门最为关键。内部审计是设在企业内部的监督部门,行使独立的监督责任。要使内部审计人员始终保持独立性,除了适时的培训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外,实行定期的岗位轮换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内部审计也是内部控制环境的组成要素之一,关键岗位员工轮岗制度是保证内部审计独立性的有效方法。

2.4对掌握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对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商业秘密是企业投入了一定的时间、资金和精力而得来的,对企业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和竞争优势。该商业秘密被他人不正当地披露或使用,就会给企业的合法权益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可以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直线下降而最终破产。为保证商业秘密不被侵犯,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而言,就需要在人力资源政策上加以规制。对掌握重要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守商业秘密的人员,一方面要求其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履行对企业的忠诚义务,保守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在与本单位竞争的企业兼职或任职;另一方面,应当依法约定掌握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在离职后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内不得从事与原从事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或创建与原单位竞争的企业。对掌握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本身就属于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方面,而且其与内部控制环境要素中的权责分配相联系。

3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一个系统、科学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促生一个高效的内部控制环境,无效的人力资源政策则可能导致内部控制环境的其他组成要素失效,使内部控制无效。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政策需要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主要环节入手。

首先,把好选人关。企业应有完善的招聘与选拔方针及操作性程序。应当制订详细的人力资源需求计划,并定期在组织内部进行岗位职位分析,确保各岗位都能配备有足够胜任能力的人员。选拔和聘用员工要严格全面考核其德、才等综合素质,尤其要重视其道德素质和再学习能力。

其次,做好培训和后续教育。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员工的素质和技能,使员工能适应问题的变化、新问题出现及问题复杂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变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训练方式,均要使员工有能力与发展中的环境相适应。

环境政策的影响范文第5篇

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青少年网民(年龄在18―25周岁)规模达2.56亿,占整体网民的41.5%。高职大学生无疑是使用新媒体的主要群体,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已经成为高职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信息沟通平台,新媒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给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影响,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加强高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高职大学生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

一、新媒体为何受到高职大学生欢迎

(一)符合高职大学生的潮流心理

新媒体在为我们提供海量信息知识和广泛交流空间的同时,有利于开阔高职大学生的眼界,吸收先进的理论知识,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信息全球化提供了交流平台,有利于高职大学生紧跟时代潮流,走在社会前沿。高职大学生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阶段,求知欲强,想象力丰富,个性强烈,接受新事物的速度较快,他们对互联网技术、手机功能、移动通信这些新媒体技术的熟悉程度和上手速度要远超其他年龄层次的人。

(二)言论自由顺应了高职大学生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性格

新媒体信息来源广,交流方式多样的特点正符合了高职大学生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的性格,其信息传播方式不再是通过政府主导的阶梯型线性传播,而是多角度、多中心、立体式的传播,接受者和传播者在网络消除了彼此身份的差距,以对等的关系进行交流,充分体了交流的个性与差异。高职大学生可根据自己需求、兴趣在同一时间不同环境里浏览、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可以在一个大网络环境下各自抒发不同的情感和观点,网络沟通所采取的匿名制正保护了高职大学生这种个性张扬的行为。

(三)提供了高职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大学阶段正是高职大学生们涉世未深的阶段,一切都在探索中前进,网络中的海量信息成为了学生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求知渠道,以及实践高职大学生作为社会人价值的一种途径。高职大学生通过获取各种信息,将不同的人和事进行对比,锻炼了分析辨认能力;通过微博、微信、QQ等交流工具与他人进行沟通,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通过网络参与社会实践和自主创业(开设网店,微商等等),锻炼了社会生存能力,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新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拓宽了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播方式和沟通载体被人们所应用,例如微博、微信等等,这些载体弥补了传统媒体中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以新颖和互动的传播方式彻底改进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小,覆盖面窄的尴尬局面,对组织、凝聚、引导高职大学生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新媒体已逐渐成为开阔高职大学生视野,扩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

(二)增加了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当前计算机人均拥有量不断增加,网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进一步丰富了新媒体信息资源,促进了传播方式的便捷。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充分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精心挑选教学资料,制定活动项目,通过绘声绘色、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和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来帮助高职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达到成才成人的教育目的。合理利用好新媒体技术,不仅能全面正确的灌输理论思想,而且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给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难度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给高职大学生提供交流平台和海量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不良信息,这些带有负面影响的信息泛滥必将导致高职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给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工作带来难度,不利于培养高职大学生成人成才。一方面是由于当代高职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普遍存在缺乏共同协作、有效交流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和网络虚拟世界中存在较大差异,而网络又多以匿名身份进行交流沟通,与现实生活相比言论相对自由。高职大学生长期借助虚拟网络进行交流,使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更加弱化。另一方面,新媒体也给高职大学生带来了大量的娱乐信息、在线游戏、影视音乐等休闲平台,大部分高职大学生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对新媒体产生了依赖心理,沉迷于虚拟世界,消磨了自身的意志力和上进心,甚至逐渐产生逃避现实生活的厌世情绪。

三、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做好高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提升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

建设高水平、高素质的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师资队伍是提高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首要前提,首先,要加强政治辅导员、学生团支部、学生会等部门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其次,学校应在学生课余成立心理咨询处、社会实践导师队伍等部门,并在任职教师中招募合格人选作为兼职工作者队伍,落实额外补贴或以相应课酬待遇,充分调动兼职工作者的激情;最后,要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业务培训,提高其引导学生建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能力,例如开展学生心理障碍疏导、运用新媒体技术等培训工作。

(二)建设新媒体平台,传播优质信息

1、重视建设新媒体平台,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思想,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新媒体平台为基础引导高职大学生在学习锻炼过程中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利用新媒体的多样性做好分类引导,例如按学生的地域归属关系和团体兴趣爱好建立校内网、QQ群、微信群:××兴趣爱好交流群、××宿舍楼学生群、××系足球组织等等,日常教学活动的信息、节假日放假通知、心理健康常识都可以在组织群体里进行。

3、建立信息监督机制,对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做好不良信息的全面监控,寻找有效载体进行教育信息的全面监督,对高职大学生容易产生的逃避现实等情况做到及时发现、疏通、引导。

(三)合理利用新媒体引导高职大学生自强自立

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提高使用新媒体的技能,与时俱进,顺应发展,充分发挥手机以及互联网这两大载体的作用,以便于更好的开展高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开展信息、时事讨论、心理咨询、风采展示等活动,丰富教学内容,增加趣味性;其次,要以正能量、主流的信息对学生进行宣传引导,积极主动的与学生展开交流,提高学生筛选信息的能力;最后,要将其他教学形式合理融入到新媒体环境中去,运用多种方式来提高高职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