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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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社区；行政伦理建设；构建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目前城市社区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渐被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对行政伦理的规范要求不同，两者之间的衔接表现的相对脱节。目前行政伦理存在的问题表现形式主要有： (1)权权交易。是行政权力再分配过程中的权力相互交换，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权权交易经常导致政治腐败。(2)渎职失职。渎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不尽职责；失职是享有一定权力的行政人员对自身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一种无视和放弃。(3)权钱交易。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实际行政运行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行政管理人员缺乏具体的伦理操守。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伦理的建设至关重要。

二、对行政伦理建设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行政伦理不仅包括作为社会行为基本规范的伦理的一般要求，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活动自身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因此其必然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内在规定性。主要包括制度伦理、行为伦理、政策伦理和公务员职业伦理等。

1. 制度伦理

一般意义上人们将伦理范畴定义为个体道德的代名词。实际上，行政伦理首先应该是体现在制度伦理方面。行政制度伦理是相对于行政管理人员个人道德而言的，是由行政组织内在的一系列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规范所构成，并通过社会结构关系，由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条例和方法，办法等环节表现出来。

2. 行为伦理

从行政行为的角度看，任何行政行为是要追求公正公平。公正公平，是行政伦理的核心概念。由于公平公正问题产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利益关系中，由其利益关系的种类决定了公平公正问题的划分。牵涉到两种比较基本关系形式：一是利益交换关系，二是利益分配关系。

3. 政策伦理

公共政策伦理，具体是指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秩序所需的伦理规范，由立法机关或社会权威机构设计、制定和推广的；同时对于政府自身倡导的这些公共领域的伦理规范，除了用社会舆论、良心自律等软约束手段支持外，还要为其配置约束手段，使这些伦理规范真正成为公众在这一公共领域中的普遍化行为方式。

4. 职业伦理

要求行政管理者既要具备作为社会成员的一般伦理，又要具备作为符合自身角色的职业伦理。职业伦理是相对于社会群体之间的角色分工关系以及具体的职业规范而言的，职业道德实质上就是责任与义务的表现。行政伦理建设就是要求行政管理者对国家权力主体负责，通过自身职责的履行，从而为国民提供服务的。

三、改进社区行政伦理建设的对策

根据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实际情况和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改进行政伦理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强化行政伦理教育

行政管理者良好的行政伦理，有赖于正确的行政价值观的确立。服务意识、管理理论、情感认知、服务态度等行政文化的诸多要素，构成了自身行政模式取向，直接导致行政伦理的状况。因此，加强行政文化建设，使行政组织系统内各层级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使行政伦理规范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广泛的可接受性，并成为所有行政管理者的基本行为准则和内心的自觉。

2. 加强行政伦理立法

通过立法把具体的伦理要求上升为法律要求，使行政伦理具有与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监督、执法权力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在现代国家中，、对行政管理者的的伦理规范被越来越多的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在文明程度高，法制相对完备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伦理规则的汇编。通过法律这样的赏罚机制来强制行使行政伦理规范的作用。从而保证行政伦理规范不被大量地破坏。

3. 公民与社会对行政管理活动进行干预和监督

在民主法制高度发达的社会中，行政人员的公务活动是公共责任的行为，应当对整个社会负责。促进社会成员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提高公民的政治责任意识，强化公民对行政管理活动的参与度显得十分重要。国家应当创造出更多的参与途径和机会，例如召开公民听证会，非政府组织与团体的学术讨论，以及公共媒体上的监督等，鼓励社会成员关心并参与有关重要的公共管理的活动，从而对重大的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和进行监督。要特别注重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4. 行政伦理的制度规范与行政伦理的理想信念协调互补

制度作为一种“硬件”的行政伦理规范也是有自身局限性的，只有与相应的行政管理者的伦理信念这一“软件”的配合才能达到充分有效。只有将行政伦理制度、行政伦理规范与行政伦理价值观共同构成行政伦理系统，几者相互配合、相辅相成，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行政伦理操作系统。

5. 引入行政伦理使其成为公务员任职、升降、奖惩的考核条件

通过对公务员的任免、升降等行为中引入道德赏罚机制，从而使行政伦理得以发挥其规导作用。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在用人机制上赏善罚恶，才能形成用人机制的道德赏罚导向。即为行政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伦理规范提供了内在吸引力，同时又为其施加了外在的压力。这样，倡导和禁止并用，内引与外压结合，形成了行政管理者做出正确的行政行为的强大动力。

总而言之在我国转型期公共行政领域,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日渐凸现,为了防止我国行政伦理失范进一步蔓延,加强城市社区政伦理建设势在必行。城市社区行政伦理建设的目标取向是塑造社区工作人员优良的行政人格,就总体思路而言,首先是构建行政伦理的价值原则;其次是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律化;最后是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

参考文献：

［1］ 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J].湘潭大学学报，2005（9）.

城市社区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城市

城市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在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需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居民聚集的生活场所，社区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核心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为了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探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必要性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对于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以最终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居民生活利益的满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整合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社区治理的对象从一元到多元发展，社区治理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中需要居民参与。

首先，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能够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随着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在城市社区，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居民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居住在同一小区。在社区内部的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价值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解决治理资源不足问题，同时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也能弥补传统治理模式、单一治理主体的不足[1]。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在社区居民需要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利益诉求，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够充分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其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满足社区日常管理及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居民的利益需求，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水平关系到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于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治理组织来说，社区治理很难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面对庞杂的居民群体，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非常有限，因此要以提高社区服务为核心，居委会、物业公司与居民共同参与，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与邻里互动，这种沟通与能力的实现也能满足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起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增强社区凝聚力，最终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目标。

二、当前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形式

根据居民参与内容、现实表征，当前居民参与的形式主要分为娱乐活动参与型、公共事务参与型等形式。

随着城市社区的发展，为了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一些商品房社区一般配备了小区广场、健身设施、开发了一些文体娱乐的场所。居民有在室外活动的需求，对于时间比较充裕的中老年人来说，这种需求尤为强烈。所以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比较多的是共同的娱乐活动。一些社区还成立了进出比较自由的娱乐组织，近来年，很多居民出于锻炼的需要，在社区广场跳广场舞。一些居民出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早晨一起散步、打球，或一起下围棋、象棋等。

随着住房商品化以及物业公司进驻社区，小区居民一般对关系切身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小区治安、保洁等问题比较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问题。在目前的社区参与中，公共事务参与比较少。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居民对物业收费问题、车位问题、治安问题虽然比较关注，但是缺乏正确、合理的参与渠道。一些社区居民停留在私下议论公共事务的阶段，在居民看来，作为居民个体去向物业公司、居委会提出意见，很难得到满意的答复。从居民的参与意愿来看，很多居民有强烈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但是在现实的社区治理体制中，社区公共决策一般由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做出，很难倾听居民意见，居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畅通的、常规的渠道。

三、提高社区治理效果、推动居民参与的核心路径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有着参与社区治理、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诉求。居民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效果。面对社区居民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以及其需求的多元化，必须打破传统单一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加强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互动，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需要依据自身的功能定位与职能设定适时地调整和改进其决策形式及与居民的联结方式。为有效推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需要构建新的参与平台。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公共事务交流平台，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负责人参与其中，居民可以对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同物业公司、居委会交流互动。也可以增加居民与物业公司、居委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设置物业公司经理、居委会主任联合接待居民日，倾听居民的意见。在关系居民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公共设施维护等重要决策中，居委会、物业公司要倾听居民的意见，在决策程序中要强化居民的监督作用。当前物业公司与居民矛盾突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涉及居民利益的决策中，物业公司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不顾居民的意见，导致矛盾突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正在危及社区的和谐稳定。

四、结论与思考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基层社会日益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传统行政性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当前物业公司与居民矛盾突出，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漠视居民的参与需求，这给当前的基层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给予居民社区参与更多的空间，创建居民公共事务决策参与的平台。在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设施维护、物业收费、小区治安、停车位等问题上，考虑居民的意见，顾及居民利益，这样才能达成社区治理的和谐目标，才能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向德平，王志丹. 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学习与探索.2012（2）：37.

作者联系地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珠峰大街288号 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 张红霞

城市社区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府;社区;社区管理;功能定位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社区管理是指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健康发展的过程，是对社区工作的总体概括。[1]社区管理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力量，二是政府的力量。从目前的实践看，随着城市社区建设的开展，政府支持不力或包办过多(行政化倾向)，是城市社区管理中的普遍的现象，而这一问题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已影响了社区建设走向深入。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找到社区管理的出路，推动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何进行功能定位的问题。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功不可没,首先表现为社区建设运动是由政府发起和组织的。政府还通过制定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社区建设、规范社区行为，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指导；其次，政府均有专门的机构和组织来具体负责社区管理工作，为社区提供管理和服务；第三政府为社区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运用国家财政资金投入社区建设，不断提高社区硬件建设水平，在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下，社区改造，尤其是硬件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得到推进和改善；最后，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协调者和控制者。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在中国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渐渐让渡出部分权力，其改革目标是扮演规划者角色。这里说的协调者，是指政府对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进行引导和监管，逐渐由过去的政府机构直接管理，向总体规划协调的间接调控方式过渡。

（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实际来看，政府在其角色的扮演和行政职能的行使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现象和问题。总体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可以概括为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政府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和权限，是超职责、超权限的行政过程。[2]

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行政因素向社区弥漫式渗透，使自组织力量和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包揽社区事务必然导致政府承担所有的成本；社区行政化,政府成为社区的惟一资源来源，社区居民没有形成对社区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政府的无限责任诱发了社区的道德风险，不利于社区自组织的培育、本地社区内资源的聚集。

政府职能的缺位主要表现在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培育不到位，对社区内的非政府专业性社团资金投入不够，导致这些非盈利的服务性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政府缺位主要表现在：政府投入少。有些地方也出现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而出现一些违章建筑、马路市场以及乱收费、乱罚款等屡禁不止的问题；宣传力度不够，地域发展不平衡，社区成员的认可和参与程度不高。

政府行为的“错位”主要是指政府混淆了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特别是把社区的社会建设当做经济建设来抓，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政府错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重管理、轻服务”现象相当普遍；社区组织的职能错位。我国现行社区组织中除了政府机构、居委会以外，还包括社区内的各类单位组织，他们往往隶属于各自不同的上级单位，社区内的许多单位处于半封闭状态，“单位办社会”现象十分严重。

鉴于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当前存在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我们必须定位好政府在社区管理的地位。二、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定位

政府在社区管理中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导致作为社区建设的两大主体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功能失调、角色错位。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功能进行定位。

（一）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应当发挥适当的主导作用。表现为：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的推广，用政策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聚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政府发挥主导推动作用直接目标是支持具体社区活动的开展，而深层目标则是促进社区资源的开放和动员，促进社区成员的参与。因此，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应是：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积极发挥引导推进作用，在负起相应责任的同时，决不可“越位”、过度参与包办。

各级政府是我国社会管理中最具控制力的政权组织，能有效地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准确而有效地引导社区建设的方向，合理运用场地、设备和资源，限制任何偏离社区建设总目标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保障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各级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和政策、提供管理和服务、组织协调服务和动员社区参与来担当建设社区的功能。

（二）政府应该担当建设社区自治组织的功能

社区自治组织是社区建设的基础，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平台、场所，因此建立完善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是社区建设的关键。笔者认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街道办事处层面构建社区组织的网络结构—社区理事会。社区理事会在成员组成上具有广泛代表性，包括街道办事处的代表、驻街政府职能部门的代表、企事业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等，其负责人由街道办事处代表兼任。社区理事会建立后将成为社区运行的主体组织，其主要职能是规划、协调和监督。

其次，培养专业性社区工作者。社区建设需要大批政治素质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在于推进社区工作专业教育与实务的发展，协调社会关系，在服务社会成员、推进社会互助、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等方面起到安全阀和推进器的作用，因此作为城市政府应积极开展培养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工作。[3]

（三）政府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政事分开的有效载体，要按照行业职能“同类项合并”的原则，界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界面，逐步将现在由行政机构承担的一些技术性、服务性、事务性工作进行彻底的剥离，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承担，而不要再层层下放到社区。

笔者认为首先要取消挂社团的“挂靠制”，保证社团的民间性、自愿性和独立性；其次要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对于从事社团活动的个人，无论是对其所在组织实行完全税收优惠、部分税收优惠，还是完全税收，都要完全按照个人收入的多少，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4]第三要完善社团的有关法规政策，政府是社团组织的后盾，负有为社团提供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责任；最后要充分发挥社团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整个社区建设中，政府、社团和居民共同参与，明确定位，合理分工。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倡导者，社团是社区建设的具体操作者和组织者，是沟通政府和居民的桥梁和纽带，居民则是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基础。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要理顺三者的关系，加快社团的发展，形成社区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另外政府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理，从法律上保护社团的合法地位和作用的发挥，引导建设与社区需要相符合的新型社团。

城市社区建设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必须得到必要的支持和切实的指导，方能健康发展，这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最为关键的。政府职能作用发挥得充分、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进程与质量，这一点必须引起方方面面的足够重视。

参考文献:

[1]孟华.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泰山学院学报，2003，1.104页

[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153页

城市社区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品牌社区；社会认同；计划行为理论

分类号　B849：C93

“品牌社区”这一概念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用以描述那些“基于某一品牌崇拜者之间结构化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的社区”。短短几年时间，研究者围绕这一新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某些产品类别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品牌社区，并通过进一步分析试图揭示其作用机制。本文先回顾了品牌社区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概括了这一领域相关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理论，并就其在品牌社区研究中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讨论。最后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促进国内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1　品牌社区概念提出

1.1　社区及相关概念

社区(community)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但总的来说是指一个由个体或小群体组成的，具有聚集倾向和相互责任感的组织(Glynn，1986；McMillan & chavis，1986)。HiIlery(1955)认为社区具有三个标准：位置，社会互动和联结。位置是指社区的形成基于一个有别于其他社区的特定区域，社会互动是指在社区成员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而联结是指社区可以给予成员的一种舒适感和归属感。按照Gussfield(1975)的分类，社区包括传统的地域型社区(如城镇、地区等)和关系型社区(如俱乐部、宗教团体等)。后一种社区中成员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对社区所倾注的情感与传统社区并没有本质差异(Muniz & OtGuinn.2001)。

Anderson在1983年就提出了“想象社区”(imagined communi锣)的概念，他认为许多消费者“知道在其他地方有一些个体像他们自己一样，同属于这个只存在于消费者想象中的社区”。人类生来就有一种和其他事物建立联系的需求，而基于特定主题进行的交流和讨论便可能形成一种情感部落(afffectual tribe)(Maflfesoli，1996)。与社区相比，部落的结构较为松散，没有明确而严格的等级划分，可以看作是社区的雏形。

互联网出现之后，基于网络的交流能够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障碍，因而产生了一种新的社区形式：虚拟社区(virhlal community)。这一概念最先由Rheingold(1993)提出，用以描述那些在网络交流中产生的社会团体。ridings，Gefen和A血ze(2002)则认为虚拟社区是由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个体所组成的，他们通过网络进行有规律有组织的交流互动。一般情况下，虚拟社区往往都是关系型社区。

虚拟社区出现以后，人们更多地通过网络交流来获取信息。有的消费者倾向于在社区中与他人分享经验并共同解决问题，这样的社区被称为虚拟P3(peer-to-peer problem solving)社区(Mathwick，wiertz， & Ruyter，2008)。虚拟P3社区不同于品牌社区，虽然其成员所关注的信息往往与品牌相关，但它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品牌。

1.2　品牌社区

在此基础上，Muniz等(2001)提出了“品牌社区”(brand community)的概念。品牌社区是指“一个特定的，不受地域限制的，基于某一品牌崇拜者之间结构化的社会关系而建立的社区”。在Muniz看来，品牌社区的三个核心成分分别是：(1)社区成员所感受到的，自己有别于社区外个体的一种内在的联结，即同类意识(consciousness ofkind)；(2)用于保持社区历史文化的仪式和传统；(3)对社区及内部成员的一种道德责任感。其中同类意识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2品牌社区相关研究及发现

在品牌社区的概念提出之后，这一新领域中的相关研究涉及了多种产品类别，其中包括汽车(algesheimer，Dholakia， & Herrmann，2005；Luedicke, 2006 McAlexander，Schouten， & Koenig 2002；Muniz et al.，2001)，摩托车(Bagozzi & Dholakia，2006；schembri，2009)，计算机(Hickman ward，2007；Muniz & schau，2005)，电脑硬件及软件(cromie & _Ewing，2009；Thompson & Sinha，2008)，手表(ouwersloot & Odekerken。Schroder，2008)，主题公园(Carlson，suteL & Brown，2008)，甚至是特定的体育团体(Hickman et al.，2007)等等。

Mllniz等人2001年的研究发现，品牌社区既可以是新型的网络虚拟社区，也可以是传统的地域型社区。消费者往往基于品牌偏好而加入该社区，在日常生活中以社区成员的身份与其他成员进行网上或者面对面的社会交流，并可能定期参加由该社区组织的品牌相关的社交活动。研究结果显示：品牌社区成员都具有一种同类意识，他们认可并重视自已的社区身份，偏好本品牌同时反对其竞争品牌，具有所谓的对抗忠诚度(oppositional brand loyalty)；同时成员也很关注社区中相应的仪式和传统，积极参加品牌相关的集体活动，分享并交流各自的品牌消费体验；最后。品牌社区中的个体往往表现出一种对群体和其他成员的道德责任感，比如劝说他人加入社区或在成员离开时予以挽留，以及在其他成员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等等。

之后一些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且有一些新的发现：Algesheimner等人(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关系(brandrelationship)的好坏会影响个体的品牌忠诚度及参与品牌社区的意愿；类似地，Schouten，McAlexander和Koenig(2007)认为消费者与产品、品牌、商家及其他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个体对品牌社区的融入程度(integration)；casalo。Flavian和Guinaln(2008)也在研究中指出。消费者对品牌社区的信任程度有助于提高用户满意度，以及社区成员的参与水平；而参与品牌社区这一行为本身也会提高品牌忠诚度：具体

来讲，在品牌社区中参与水平越高或加入社区的时间越长，消费者对该品牌及社区的社会认同感也越强，相应的品牌购买行为也会越多。

也有研究者从对抗忠诚度的角度入手，关注品牌社区成员对其竞争群体的评价。Luedicke在2006年的研究中发现，HuMMER汽车的拥有者往往倾向于认为H2型HuMMER车是所有汽车中各项性能都最优异的；而在摩托车品牌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哈雷摩托社区成员一般都不太认可其他竞争品牌及其用户，甚至有人认为除了哈雷以外其他品牌“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摩托车”(schembri，2009)。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的主要发现集中体现了品牌社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研究者指出了实际应用中的局限甚至是负面效果。Thompson等人在2008年关于计算机硬件(CPU和显卡)品牌的研究中发现，同一个消费者可以同时是两个甚至多个竞争品牌的社区成员。对于这种具有多重身份的消费者来说，对抗忠诚度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竞争品牌在市场上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并率先推出新产品时)，个体在该品牌社区的参与程度越高，其购买竞争品牌产品的可能性反而越大。同时，Algesheimer等人(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的品牌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就越容易知觉到社区规范性压力(normative community pressure)。这种压力会降低个体对社区的推荐意愿和参与水平，还有可能导致消费者产生类似于“阻抗(reactance)”的心理状态，对品牌忠诚度造成消极影响。

3　关于品牌社区的理论探讨

3.1　品牌社区的形成：社会认同理论的解释

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品牌社区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和忠诚度是社会认同这一机制作用的结果。社会认同理论最初被用来解释群体间行为的种族中心主义(otlmocentrism)，即群体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偏见(out―group derogation)(Eysenck，2000)。SheTif Harvey，white，Hood和sherjf(1961)通过罗伯斯山洞实验(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发现群体间的态度和行为反映了客观利益，并由此提出了现实冲突理论(ReaIistic Connict Theory)。然而Tajfel(1978)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充分，群体冲突可能是由不同群体的成员追求各自的社会认同导致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在Tajfel看来，社会认同是指“个体通过自我觉察。意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群体成员这一身份带给自己的价值和情感意义”(张莹瑞，佐斌，2006)。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总是努力获得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从而提升自尊。社会认同由三个过程组成，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进行积极区分，努力扩大内外群体的区别，使得群体内相似度最高而群体问差异最大，由此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认同。Bllemers.Kortekass和ouwerkerk(1999)认为社会认同包括认知、效价和情感三个成分：认知成分指个体对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认知觉察，即自我分类：效价成分指个体赋予这一身份的价值内涵，即群体自尊；情感成分指个体对于群体的情感卷入，即情感承诺。Bagozzi等人(2006)通过研究发现，这三个成分都与成员的社会认同感呈正相关，并能促进品牌认同的形成，最终影响购买决策行为。这一结论说明，品牌社区的形成正是基于社会认同。

而Muniz等人(2001)提出的品牌社区核心成分中最重要的共享意识(shared consciousness)正是社会分类过程的体现：这是一种社区成员所感受到的，自己有别于社区外个体的一种内在的联结。按照定义获得社会认同感是通过“自我觉察”而不一定需要真实的社会互动，同时研究者还通过最简群体实验(minimal-group)证明，即使是把人分配到一个简单无意义的类别中去，也足以使其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Taifel，1970：Tajfel，Billig， & Bundu，1971)。在消费研究领域，这种不存在社会互动的群体被形象地称为“想象社区”。 cayla和Eckhardt(2008)认为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通过想象社区建立了某种相似的联结。这种联结对全球化的品牌战略赋予了独特的优势。关于品牌社区的研究也发现，某些主题公园的消费者虽然没有与其他顾客进行社会互动。却仍然对这一群体产生了社会认同，并提升了忠诚度促进了品牌传播(carlson etal.，2008)。研究者将这种特殊的想象社区称为“心理品牌社区”(psychological brand community)，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品牌社区的形成过程，也表明了构建品牌社区的合理性。

品牌社区的相关研究发现，社会认同不仅使消费者形成了内群体偏好，同时还导致其对竞争品牌、产品及其用户赋予了更多的消极评价(Thonlpson et al.，2008)。这是因为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个体为了寻求自我激励而倾向于在特定维度上夸大群体间差异，并对内部成员给予更积极的评价，而结果很可能导致群体冲突。Hickman等(2007)在研究中发现，认同感较强的社区成员更倾向于对竞争品牌及其用户进行言语攻击，甚至当竞争对手遭受负性事件冲击时，有的消费者还会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体验。

同时，围绕“对抗忠诚度”的研究发现：如果“个体与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时，无法得到肯定积极的评价，无法确定自己处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类别之中”，那么消费者便会产生社会认同威胁(Tlajfel & TU.mer，1986)。在这种情况下，若消费者认同感较低(表现为品牌忠诚度较低)，便倾向于采用社会流动的应对策略，转而去购买竞争品牌的产品(王沛，刘峰，2007)；而社会认同感较高的成员则更可能选择社会创造的方式，引入新的比较维度(比如产品的外形等)来维持偏好品牌的优势，甚至可能采取社会竞争的策略(比如攻击竞争品牌的新产品)进而导致群体问冲突(Thonlpson et al.，2008)。可见，社会比较过程一方面可以促使消费者进行自我分类，进而促进品牌社区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整体凝聚力，维持品牌社区的发展。

关于品牌社区的一些社会学研究发现，大多虚拟社区都有一些组织上或精神上的领导者，他们在群体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形象往往非常符合这一社区的典型特征(Algesheimer et al.，2005；

Muniz et al，2001：Muniz et al.，2005)。Tajfel等人(1986)认为这是个体在社会分类的过程中，由于“去个性化”(desersonalization)而成为了相应原型的化身。此外，大部分社区成员往往在群体内部更容易表现出较多的外群体偏见和言语攻击行为(Bagozzi et al.，2006；Hickman et al.，2007；Muniz et al.，2005：Schembri，2009；Thompson etal.2008)。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这是积极区分原则在起作用，即个体为了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便会在社会比较的相关维度上努力表现得更为出色，从而导致品牌社区中出现类似于态度极化和社会促进效应的现象。

社会认同的根本动机是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减少主观不确定性(subiective uncertaininty reduction)是社会认同过程的主要动机(Hogg & Terry 2000)。Adjei，Noble和Noble(2009)指出消费者彼此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助于促成积极的购买决策，而其作用机制很可能并不涉及社会认同，仅仅是消费者通过交流降低了感知到的不确定性。

3.2品牌社区的参与动机：计划行为理论的观点

对于品牌社区形成机制的解释，很多研究者认可社会认同理论的观点。而在社区形成之后，消费者参与品牌社区又是基于何种动机或需求呢?有研究者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

社会学领域长期关注人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且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成熟的行为理论，其中较为著名的是计划行为理论(Theorv ofPlaIlned Behavior，简称TPB)。TPB最远可以追溯到Fishbein(1963)的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该理论主张态度决定行为意向，预期的行为结果及结果评估又决定行为态度。后来，Fishbein和Ajzen(1975)进一步提出理理论(Theory of ReasonedAction)，认为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之后为了扩大理论的适用范围，Ajzen(1991)结合实际情况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这一变量，并首先提出了TPB。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模式受三种内在因素的影响：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这些信念的集合依次形成了行为态度(atlitude toward me behavior)、主观规范(subjectnonn)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l三个变量，并共同决定了个体的行为意向。而对行为的实际控制程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因此知觉行为控制也会直接影响个体行为(Ajzen，2002)。TPB用结构模型图表示如图1(段文婷，江光荣，2008)。

维持品牌社区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消费者的积极参与。而有的研究者进一步认为，正是消费者这种持续重复的参与行为为品牌社区创造了价值(schau，Mllniz， & AmouId，2009)。Bagozzi等(2006)运用目标指向行为模型(Model ofGoal-directed Behavior，简称MGB)对消费者参与群体活动的动机和需求进行了探讨。MGB是Pemgini和BagozZi(2001)在TPB的基础上，加入了欲求(desire)和预期情绪(anticipated emotion)等变量后提出的一个扩展模型。研究发现MGB对于消费者的品牌社区参与行为有着良好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具体来说，个体的欲求通过行为意向这一中介变量最终影响实际行为，而欲求是受态度、主观规范、预期情绪等一系列前因变量共同控制的。按照社会心理学的早期观点，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态度决定的。如果消费者认为参与这类社区活动对自己是有益的，那么个体就倾向于加入品牌社区，反之亦然。casalo等人在2008年的研究中也指出，消费者对品牌社区的信任程度会显著影响其参与水平，并进一步影响个体对社区的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因此，态度对个体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同时Bagozzi等人(2006)在研究中指出，主观规范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参与社区活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周围人对自己加入品牌社区持赞成观点，那么个体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能性就更大，反之亦然。这种对他人规范性期望(即主观规范)的知觉，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加入品牌社区的欲求，并最终影响其在品牌社区中的参与水平。相反地，Algesheimer等人(2005)指出“社区规范性压力”会对消费者的社区参与水平及品牌忠诚度产生负面影响，社区成员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加集体活动时会“担心其他成员可能质问自己”，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对于行为结果的评估很可能正是MGB中提出的预期情绪变量。schouten等(2007)在研究中发现，在社区活动中有过卓越客户体验(trancendent customeTexperiellce，简称TCE)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融入品牌社区，其参与水平也会较高。这可能是因为TCE作为一种积极情绪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令消费者对社区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正性预期。预期情绪与TPB中其他前因变量不同，它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所指向目标的一种心理过程(Pemrugini et al.，2001)。

4　评价和展望

4.1　评价

品牌社区领域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畅榕，2007；赵玲，鲁耀斌，邓朝华，2009)。很多研究者运用社会认同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以及相关理论来解释品牌社区研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并试图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机制。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品牌社区的核心是消费者的社会认同，因此所有影响社会认同的因素同样都会在品牌社区中起作用。社会认同感越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水平和品牌忠诚度也越高。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消费者甚至会在某品牌(Newtonl被企业放弃之后仍然拥护该品牌并维持其发展，进而形成类似于宗教团体的社会组织(Muniz et al.，2005)。

相比于社会认同理论关注品牌社区形成的内在过程，计划行为理论更多被用来解释消费者参与品牌社区的可能原因。Bagozzi等(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计划行为理论中提到的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预期情绪等在内的相关变量，均对消费者的实际参与水平有着重要的解释和预测作用。

总之，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理论在品牌社区中的初步应用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然而关于品牌社区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理论框架、相关假设和测

量方法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展望

未来社会行为相关理论在品牌社区领域中的应用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引入自尊和自我意识等变量。品牌社区的本质是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的基本动机是个体追求积极的自我评价和提升自尊。同时也有相关研究发现，个体的自我意识和对社会地位的关注程度会影响消费者面对不同知名度品牌时的最终决策(Kim & Drolet，2009)。那么群体自尊的高低以及个体的自我意识会对成员的群体关系知觉及其社区参与程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应该是市场研究者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

(2)关注社会认同威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有品牌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当品牌遭受严重的负性事件冲击时，其消费者必然会产生社会认同威胁。如何在品牌社区的建设过程中有效地提高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在应对认同威胁时促使消费者做出有利于品牌的选择，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视。

(3)社会认同过程测量方法的改进。Tajfel等(1970，1971)采用的最简群体研究范式虽然在群体行为实验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其本质仍是一种简单的缺乏真实互动的社会分类，有别于实际情况。此外，包括品牌社区领域在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往往都局限于问卷调查、行为观察等外显的测量手段。今后应着力开发新的理论框架和测量方法及工具，深入探究社会认同的各个过程是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并进一步将这些创新运用到品牌社区的研究中去。

城市社区理论范文第5篇

现代机场开发进入21世纪有几个主要发展趋势，其中之一就是驱升“非航空业务”活动的赢利。机场的主要任务是给旅客、航空公司、驻场单位和其他使用者提供良好的航站楼和货运及其他辅助运营设施。按照国际经验，机场收入约50％甚至更多将来自于“非航空业务活动”方面。因此，机场当局应深入探索可驱升“非航空业务”活动的领域和商业运营模式，以最大化地增加机场的运营利润。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航空业有了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从2002年至2004年7月完成的“机场属地化管理”改革，更是为了适应航空运输发展的需要，发挥地方投资、建设、经营机场的积极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机场管理体制，把以前的公益性机场设施转变为可盈利的地方自负盈亏的市场企业，以促进民用机场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预计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机遇期，即“十一个五年计划”和“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机场建设将进入另一个高峰发展期，但遗憾的是，20多年来我国机场开发的模式却没有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作相应的创新调整，完全没有与时俱进，因此也不可能在“机场属地化管理”的改革后改变我国85％以上机场运营赤字的状况。我国现有少数机场的运营增长实际上是在宏观环境下客流量自然增长的结果，而非机场管理和运营水平提高带来的质的效益增长。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国缺乏机场规划和开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二是对机场设施建设和开发缺乏研发投入和创新研究。机场的运营和管理是基于机场合理土地利用规划和开发模式形成的机场基础设施图式为平台的，因此机场的合理土地利用规划和开发模式是机场高效、安全和成功运营的基本保障。面对航空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机场当局只有把握现代机场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改变传统的经营和管理意识，把机场作为商业性设施来运营，采取新的与时俱进的土地利用和建设开发模式从而实现其战略规划和长远目标。

与国内85％以上机场运营赤字的状况相比，欧美机场在航站楼空侧商业开发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综观世界各国机场在陆侧商业开发方面做得非常不足。这是机场规划和开发的一个新课题。陆侧商业开发不仅需要在机场的总体规划方案，土地利用规划阶段就应综合考虑，在航站楼构型布局和发展模式上也会有全新的变化。笔者在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在近期领导参与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规划和新航站楼设计”国际竞赛获一等奖中标方案中作了有益的实践。

1　现状概况

西安古称长安，是东方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位于咸阳市秦都区，距西安市区直线距离26km，距咸阳市13km，是国家规划的七大区域枢纽之一，也是中国西部的门户机场。机场现有两座航站楼和一条3000m×45m跑道，飞行区域等级为4E级，年处理旅客750万人次。

2　总体规划的目标

我们制定二期规划的目的是构筑机场为高效率、高品质、高竞争力，引领无限商机且兼具西安文化内涵与现代气息的西北地区门户，满足2020年及203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的需求，按国家民航总局的战略定位，把机场建设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门户枢纽机场。

根据西安机场未来发展预测，到2020年年旅客吞吐量达2600万人次、2035年4800万人次，年飞机起降架次到2020年达249770次，2035年达373917次：年货邮吞吐量到2020年达36万吨，2035年达59万吨，新建一条平行跑道，距现跑道2100m，飞行区等级为4E标准，能够满足A380的运营要求。沿两跑道设置平行滑行道、站坪滑行道和多条垂直联络道；2020年、2035年空侧机位数达62和88个。

3　如何实现规划发展目标?

那么如何实现既定的规划发展目标呢?我们根据西安机场的特点、定位和发展策略，根据国际、国内现有主要机场的运营经验，根据21世纪机场规划设计的趋势，着重研究了下面五个方面的问题

①如何紧凑而经济的利用开发机场土地资源。

②如何革新现有机场的传统规划模式，保证从OD机场向HUB枢纽机场的过渡。

③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陆侧商机，驱升非航空业务的盈利。

④如何体现21世纪机场人性化的设计概念和趋势。

⑤如何采用有效的航站楼构型，提高近机位的数量。

一句话，如何结合西安机场的特点进行创新，给西安提供一个独特的、高效的、盈利的规划和设计方案。

土地是稀缺资源，特别是我国的大多数机场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用地范围有限。机场应该属商业地产的范畴，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划根本没有把机场的土地当作稀缺资源的概念，对机场的土地没有全面综合的利用规划，以取得土地利用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设计的第一步是对西安机场的整体土地利用作综合评估，以土地商业价值最大化为出发点，并考虑机场开发带动周边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对机场的土地利用作了详细规划。

运用“空港城”规划理念，充分发挥机场作为区域经济“发动机”和城市交通枢纽所带来的发展契机，增加新的机场规划元素，如商务、会议、展览和物流中心等高时效性、高附加值的产业。多元的发展规划将迅速提升西安机场的区域竞争力，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门户枢纽”。

在深入分析了西安机场的现状，并对世界各国机场和我国主要机场的运营模式和航站楼构型模式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之后，根据西安机场的定位、发展策略和场地条件、特点，我提出了“整体式航站楼”的开发模式。

迄今为止，中国机场的传统开发模式为航站楼单元+陆侧前葫芦形进场路，或航站楼单元+陆侧前瓠瓜形进场路，完全没有考虑陆侧商业元素的综合开发，而这些元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既能给机场旅客和其他使用者提供舒适、方便的服务，是提升机场人性化服务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将给机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西安机场二期竞赛方案最终确定的优选方案为“整体式航站楼”。在现有航站楼西侧建设本次航站楼和商业综合体，远期则继续向西发展，组成规模宏大的整体式航站楼。其优点是：本期与现有航站楼联系紧密，陆侧交通方便快捷，空侧飞机运行高效，远期的建设将与本期形成一个整体的多式联运中心，在空侧和陆侧为中转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

“整体式航站楼”的设计理念

任何新的开发模式的提出都是基于对所有传统模式的充分研究后的创新。每种称得上“模式”的东西都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一、有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创新特征；

二、完整的构成元素，

三、可复制性和变异性，

四、具有持续改善的可能。

比如福斯特爵士的“生态景观办公楼模式”，从1991年设计的法兰克福银行总部大楼到2004年竣工的瑞士再保险大楼，是不断创新的结果，而且该模式被世界各国的建筑师、开发商广泛复制应用。

本规划创新的发展了“整体航站楼”的设计理念，它

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　具有枢纽(HUB)机场和OD机场的综合特点

整体式航站楼综合了枢纽(HUB)机场和OD机场的特点、能根据机场分期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完美满足OD机场逐步向枢纽HUB机场过渡运营的需求，为近期、远期中转旅客的大量增加创造便利。同时，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始发到达旅客的流程，提高了航站楼设施的利用率和运营效率，缩短了中转时间。

2　增加“非航空业务”的盈利

通过对世界上众多机场的商业运营的分析研究会，我们认为机场商业必须遵循以下几点核心原则，集约化、规模化、多样化、整体化。增加陆侧商业设施及非航空业务的赢利是21世纪机场规划设计的一个主要趋势。本方案设计创造性地对新航站区的陆侧区域进行了商业策划，将陆侧商业与航站楼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到港和出港人流组织和商业布局相互交织，极大地增加了机场在非航空业务中的盈利机会。

3　地面交通中心与航站楼设施。陆侧商业融为一体

远期城市轨道交通将从西安市区直达机场。规划将未来的机场轨道中心换乘站设置在T3航站楼中心区域地下，与商业中心融为一体，最大限度的方便了旅客的换乘，同时，旅客流将带动陆侧商业的快速发展。

由于采取“整体式航站楼”的开发模式，将新建航站楼与陆侧商业和交通中心融为一体，使土地利用率最大化，达到了经济有效地利用机场土地资源的目的。

4　无须采用APM捷运系统

由于“整体式航站楼”通过陆侧商业交通核连接分期建设的航站楼单元，并控制航站楼单元之间的间距，使旅客能在较为舒适的步行距离内完成中转。总体布局上未采用卫星厅的构型，因此无须APM捷运系统，节省了大量投资。

为满足近、远期的客流增长，航站楼近机位数在2020年将达到52架，远期2035年将达到100架。在本期和远期两跑道容量始终可保持平衡。

5　“整体式航站楼”的构成元素

综上所述，“整体式航站楼”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

陆侧商业中心设施(LCT)、陆侧地面交通中心(GTC)、分期建设的航站楼设施，通过商业交通中心连成一体及其它辅助设施。

“整体式航站楼”――西安机场的商业和交通中心设计

我对陆侧区域进行了详尽的商业策划，确定了商业和交通中心的设计目标作为驱动力逐步提升西安机场本身的竞争力及区域战略地位。为西安机场周边区域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促进西安机场发展成为城市多层次交通网络的枢纽及商业核心。并且对商业构成的目标市场，功能组成，面积分配和分期开发次序进行了详细策划。遵循“整体航站楼”的设计理念，中心区提供商业、娱乐、办公等设施，与新建航站楼融为一体，将西安机场建成具有顶级国际标准的商业和交通枢纽。营造出一个由交通，商业，园林景观和建筑交织而成的有机体――“三维的公园”。

1　中心区的设计

根据航站楼之间及地铁站至航站楼的人群流线来组织商业、娱乐、商务办公等设施。航站楼的出发层由公共商业走廊联接。与地铁站则通过开放的竖向交通直接连通，具有清晰的导向性。酒店、办公及会议室等公共空间均与城市道路联系便捷，创新发展出一个全新的空港空间，使古典与现代的内涵得以充分体现。

2　陆侧交通组织

为更加合理地配置航站区道路系统，简化车辆流线构成，本方案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最优化的解决方案，既可以充分利用T1、T2航站楼的现有设施，又为T3(包括T3A和T3B)提供最简洁有效的交通系统。

新航站楼T3A正面道路分为两层，为出发到达车辆服务，引道尽头形成一个环路，可为车辆通往咸阳、并与空港城和T3B形成单向环路。而需前往TI＼T2航站楼的车辆，可通过东侧的立交道路完成。T2航站楼继续使用现有入场路，出发层车辆通过新建的下桥匝道出港。T2到达层车流快捷的与东西入场路连接，通行顺畅，与T3航站楼车流避免了交叉。T1航站楼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只需局部改造，就可以实现与其他航站楼和东西侧进场路的联系。

3　航站楼建筑设计

建筑造型设计理念力图将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精神结合，运用现代建筑设计手法，现代技术和材料，创造中国西部的一个标志性门户形象，体现现代陕西腾飞的“新丝绸之路”精神。

建筑语言提取汉唐庄重，大气之风范，提炼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飞檐、重檐的造型要素，用现代建筑的柱式，纯净的玻璃幕墙，遮阳格栅等元素，展现国际化空港大气飞扬的设计意念。屋面优美流畅的曲线隐喻东方丝绸之路延展飞舞，表达机场作为我国西部门户和对外进行经贸，文化交流通道的“新丝绸之路”精神。屋面通过简洁的设计分割，营造出建筑整体展翅欲飞的空间效果。平和与激情，厚重和飞扬，历史和未来在航站楼建筑形式中得到和谐统

“整体式航站楼”一期T3A平面形成“爵”字型图案，二期T3B平面形成“鼎”字型图案，整体呈轴线对称布局，所有这些无不体现着高科技现代化的设计融会西安历史文化，展现机场门户人性化和庄重大气的和谐品质。

屋面材料采用凝重高贵的亚光金色金属材料，既体现出西安作为两千年皇朝古都的文化气质，又表现出现代建筑的精致、高品质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