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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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 审计 风险 防范

审计风险贯穿固定资产投资的全过程，造成审计风险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一些方面：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薄弱、审计方法和技术不专业以及审核机构不健全。有效的对审计风险进行防范有利于投资的健康发展。

一、固定资产审计的概述

固定资产的投资审计是我国审计监督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主要是指审计机关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制度，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等效益进行监督和评价的过程。

二、固定资产审计风险的定义

根据审计风险的定义，通常可以把审计风险划为两部分，即广义风险和狭义风险。其中广义风险主要是针对审计职业风险来说，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含以下这些方面：在审计过程中由于本身的缺陷会造成审计的结果与现实有差异，导致损失或者有可能导致损失;公司由于自身管理经营不当造成公司无法清偿债务、破产;审计人员以及审计组织不够专业造成的审计营业风险。狭义的审计风险主要是来自于审计的从业人员造成的，在审计中没有及时发现其中严重的错误造成的风险;错误判断带来的风险。固定资产的投资过程中若不采取合理的办法来进行控制，会出现很大的差错，审计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投资活动自身的投资问题引起的。前者属于固有风险，后者属于控制风险，二者相互关联。所以审计人员应该拥有专业的审计专业技能，对投资风险做出准确的判断，制定相应措施来降低风险。

三、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风险的形式

前文也有提到，固定资产审计这项工作非常复杂，需要大量资料和数据来实现，所以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不同程度以及不同形式的审计风险形成。通过大量研究得出审计风险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审计的方式有缺陷

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审计过程中，通常会采用分析复核法和审计抽样法。对于分析性复核，大量运用会造成很懂分析性复核风险，增加了审计风险的内容;对于抽样调查，抽样的样本很有限，这种得出的结果通常都是不准确的，比较局限性而不能推断出整体的审计结果。

2、审计单位不配合

在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核中，往往需要很多资料来提供依据。如果审计单位不配合，提供的资料不全面、不真实，那么审计人员的判断也会有误，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审计就没有真实性可言。

3、审计人员专业度不高

主要是说审计人员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技术水平有限，没有办法发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错误性的意见。

四、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风险形成的原因

1、审计风险意识淡薄

在固定资产的审计中，产生风险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薄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固定资产投资的审核具有复杂性，所以需要审计人员拥有很高的风险意识，并时刻保持着对风险的警醒。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审计人员是否具有这方面的警惕性完全没办法去确定。根据我国现有的审计发展状况来推断，由于审计人员意识淡薄引起的审计风险时常发生。例如，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现场取证时，审计人员就没有及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施工单位或者监理单位进行现场签字确认，没有对固定资产投资中所使用的物资价格进行一个审核和确定，从而导致了最后的审计没有充分依据而出现缺陷。所以如果在审计中，审计人员没有高风险意识，不能时刻的保持警惕，会引起审计过程中的高风险。

2、审计方法和技术缺陷

当前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工作的技术和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种状况很容易引起审计风险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固定资产的审计通常情况下都是简单的“就项目审核项目”，内容主要是侧重于微观层面，而不是对所获得审计资料进行深度分析研究，然后从宏观上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和审计方法。

（2）现有的固定资产审计内容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来寻找审计过程中所出现的纰漏，审计的重点是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固定资产的投资中发现其违纪违法的内容仍是审计过程中的主要内容。但是，就现在的经济环境而言，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审计以及全过程审计成为未来的主流发展，但是现有的审计方法不能满足审计实际的发展需求。

3、参建方责任机制不健全

固定资产的投资涉及很多责任方，所以参建方的责任机制是否健全将会影响到审计风险。在我国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中，往往忽略了这个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参建方责任机制都不完善和健全，很容易诱发导致风险因素。理论上来说，建设方应该对固定资产的全过程进行管理负责，设计方应该对建筑的可行性和实施性负责，监理方要对现场的施工情况进行监督，包括工程的变更、签证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如果各个参与建设的合作方都能明确自己的责任，这就有效的减少了审计风险的发生。但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程和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合作方自顾自的行事，管理不规范、资料不完整进而导致了固定资产的投资风险。

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计风险的应对措施

1、强化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为了应对审计人员风险意识薄弱而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审计人员应该在对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之前就树立好风险意识，对审计风险有一定警惕性。首先，审计人员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所要审计的固定资产的具体资料，以及明确自己在审计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工作范围，一丝不苟地对待固定资产投资的审计工作，尤其是将固定资产投资的审计规范化和标准化符合相关的要求和程序。其次，更要对固定资产做风险评估，审计人员应该对可能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风险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前做出决策未雨绸缪，这样才能有效的防止审计中的风险发生，也能够在突发性的风险中快速做出决策。在风险评估中，可以采取风险的大小来合理安排审计项目的先后顺序，确定审计工作的重点，明确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风险方法与措施，这样有利于审计人员在后期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的审计工作的有效防范。 2、完善审计的方法和技术

随着经济与技术的发展，现有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审计都没办法满足固定资产投资的审计任务，不能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审计难度大幅增加。由于审计具有审计范围大、审计内容多、审计时间长等特点，从而导致了固定资产的投资审计方法相比较一般的审计项目更加复杂，且技术要求更高，所以对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技术和办法刻不容缓。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的改进方向，根据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办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改变，将原有的审计办法转变成以对内部控制系统为基础的抽样审计，借助该控制系统的评价结果来确定审计工作的重难点。加强投资方内控制度建设，同时要进行充分的分析测试，根据分析结果拟定审计计划、实施审计具体工作、得出重要的结论，最后在审计程序中把风险因素列入进去。

3、控制来源于各个参建方的风险

实践证明，固定资产的投资审计和其他项目的审计明显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区别对待，一般的财务审计主要是根据材料来做出审计意见，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不仅要对资料进行审计工作，同时也要对工程现场实物方面进行审计。所以在进行审计的时候，需要各个参建方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审计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经验对参建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专业综合性分析。如果在此过程中，参建方提供了错误的资料，而审计人员也没有发现就会导致审计工作误判，从而不能提出可行性的审计意见，所以审计机构应该督促参建方提供真实可靠合法的资料。严格要求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方对自己提供的资料负责，并签订承诺书，若出现资料的不真实性，切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4、做好投标招标的工作

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而言，由于工程施工招投标审计为事后审计，加上违规手段隐蔽，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这就要求在审计过程中更加注重审计程序到位，掌握招投标审计的重点和方法。

根据招投标工作流程，工程项目招投标审计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工程施工招投标审计、开标评标以及定标审计，签订合同审计。其中工程施工招标审计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重点关注招标的合法性，关注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招标条件，主要审计初步设计及概算、招标范围及方式，审计招标人是否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关注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标段或工期限制或排斥投标人现象，以及是否存在哄抬标价或泄漏标底现象。开标评标以及定标审计重点关注开标过程是否符合程序，避免虚假评标现象出现。签订合同审计重点关注合同主要条款是否与中标文件中内容一致，有无实质性变更，避免中标方违规将项目主体分包的风险。

5、开展合同审查实施

加强审计人员的法律意识，针对合同条款是否严密规范做审查，关注相关文件审查的先后顺序，规定双方应该承担的义务以及权利，对风险做好明确规定。针对一些工期较长的合同，应定量做好风险范围的约定。加强对合同的追踪管理，避免因文件遗失或者文件不齐全而导致的纠纷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投资率；消费率

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扩大投资需求，就是要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激活国内投资市场，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就是通过增收、扩大信贷等经济杠杆，激活国内消费市场，从而带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南宁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内需、消费，同时充分利用北部湾经济开发和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机遇，着手打造经济起飞的平台。

2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关系分析

2.1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名义经济周期在大体上保持同步变动的趋势

从“十五”时期到“十一五”时期前三年(2006—2008)，南宁市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较快而平稳，最小值8%，最大值14.6%；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不均匀，最小值-7.55%，最大值51.74%。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与名义经济周期在大体上保持同步变动的趋势，但又具有一定的差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峰谷位置在时间上有所差别，经济增长往往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一年达到峰值或是开始上升。第二，南宁市近10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幅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幅度。以年度增长率的离差系数(标准差/均值)来衡量，1999—2008年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幅度(0.5048)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波动幅度(0.3685)的1.37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波动幅度(0.3542)的1.43倍。

2.2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关系检验

选择2000—2008的年度数据，并对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动因素的干扰。

固定资产投资函数的选择：GDPt=B0+Bl×FAIr+ut

式中，FAI为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为南宁市生产总值，ut为随机误差。

2.3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选择ADF检验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是，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以AIC准则为标准，GDPt、FAIt都是I(1)变量，其一阶差分GDPt和FAIt均为平稳时间序列。选取Engle-Granger两步法(E-G)来进行协整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即：GDPt～I(1)，FAIt～I(1)，因而可以进行协整回归，其结果如下：

GDPt=0.1526+2.151FAIt

(6.93)(21.86)

R2=0.899DW=1.508

根据Durbin.Watson法对ut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GDPt和FAIt是协整的，即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在这一时段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

2.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选取滞后长度，可以看出，原假设“GDP不是FAI变化的原因”和“FAI不是GDP变化的原因”均被拒绝了，说明两者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即南宁市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

3南宁市消费需求与GDP的关系分析

3.1南宁市全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稳步增长

近10年南宁市全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要相对缓慢，同时南宁市在全国所有省会中消费总额居于中等地位。

3.2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逐步下降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中份额最大，最稳定的需求期间，虽然南宁市的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但是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份额最大的需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9—2008年，南宁市最终消费率平均值为52.27％，同期的投资率平均值为27.1％，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2％。更重要的是，与投资相比，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较小，是经济增长中最为稳定的因素。消费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在GDP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因而，消费成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3消费需求弹性表明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大

南宁市名义消费弹性系数在0.31~5.15，并且大部分都在2左右，且最小数值大于0.31，这说明南宁市消费富于弹性，国家实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可以很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期间，名义消费弹性系数平均为2.15，这说明我国名义消费每增长1％会带动名义GDP增长2.15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大。

4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需求与GDP的关系分析

4.1南宁市固定资产投资率过高，增长速度过快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南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在高位上持续提高，1999—2008年的平均投资率为50.2％，已经远远超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38％。工业化推动、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积极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城市化水平加速是造成高投资率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高储蓄导致投资需求偏高。

4.2南宁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

4.2.1农村消费影响消费总量不足

农村消费需求主要是指农村居民满足消费需要并且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支出。目前，农村人口占南宁市人口半数以上，潜在的消费能力巨大。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乏等多种因素，农村居民消费不足。

4.2.2收入因素影响了消费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南宁市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居民增收缓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也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低，其消费需求逐渐接近饱和状态，消费增量低于收入的增量。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收入阶层，但由于缺乏健全的收入补助机制，使得大量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缺少必要的消费能力，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4.2.3供给因素影响了消费意愿

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范文第3篇

国家出台的政策严格要求要从最基本的方面加速我国固定资产折旧发展。这就是给我们暗示要重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管理。因为固定资产的管理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当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固定资产折旧后的税收管理工作时，就一定要加快发展的步伐，紧跟时展的脉搏前进。该项管理工作已经得到高度的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积极做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管理工作不放松，改革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阶段，我们要不断的完善好相关折旧的政策规定，以保护好合法的固定资产为目的。

二、充分认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管理的政策内容是关键

我们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这两项政策内容的规定，都将为推动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要紧抓这两项政策不放松，牢固树立起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科学思想，一步一个脚印，从狠抓落实开始，改变原来的传统发展思维，积极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面对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过程中，一定要科学利用，不可胡子眉毛一把抓，盲目的追从是不可取的，一定要深入到发展的实际当中去认真领会固定资产折旧管理的政策性倾向是重在科学化的管理，不是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往往由于不够重视管理工作，从而严重的影响到固定资产的保护，造成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从另一个方面出发去看待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管理工作还会带动我国其他行业的建设发展步伐，因为，折旧的新办法涉及到其他行业的管理，所以，不光要从折旧发展层面上考虑固定资产的加速过程，还应该注重从其影响层面扩大范围进行考虑，这对于我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管理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新购进”的界定

我国的国内环境已经使得该项政策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展实际制定，在研究具体的时间界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现实的发展实际，不能够盲目跟从，使得其反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国家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其规定“新购进”是指2014年1月1日之后或者2015年1月1日之后购进的固定资产和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这样一规定就很好的将我国的固定资产折旧管理更加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当前，要治理新购进的界定工作，必须从加大相关说收管理为着力点，紧紧抓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相关管理办法不放松，通过认真的研究相关政策的精神实质，从而指导具体的折旧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将我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管理的有条有序。

此外，我们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关键点，不能够将一些不属于“新购进”的规定按照规定来操作，这样就失去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管理的意义。因此，在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要将固定资产管理工作放松，一定要严管严抓，这样才可以顺利的完成国家相关政策的落??。

（二）单位价值的界定

单位价值的界定主要体现在如何才能够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的发展，因为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关系到单位价值的定位，所以要注重从抓好单位价值的界定是关键。一般情况下，我国在具体的界定过程中，所遵从的办法是“新购进”的固定资产的单位价值的规定。

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策的意义

（一）减轻企业资金负担

我国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管理过程中，主要在于减少和减轻税收，这对于刺激我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带来减少税收的压力，使得企业成本效益增强，有利于企业应对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还在于通过新的税收管理政策，将引进一些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从而加速企业优化升级的能力。综合这两方面的好处，我们可以真正让固定资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受益，从而为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科学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从全方位进行有序管理，因为，企业的发展不光靠国家税收的减少来推动，还需要从最基本的应对市场发展能力方面下工夫，这样才能够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管理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推动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技术更新

我们在研究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过程中，一定要将一些新的规定给予把握，及时的纠正一些背离政策的做法，将完善好企业内部管理工作制度，紧紧抓好当前固定资产折旧管理工作的落实不放松。在面对任何困难时，一定要将企业的发展与固定资产技术更新管理相挂钩，一方面要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还需要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在不违背新管理政策的规定下，及时发挥好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医药制造业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5205.43亿元，同比增长15.1%，高于9月的同比增长幅度14.4%；专用设备制造业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11387.82亿元，同比增长14.1%；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3146.79亿元，同比增长16.1%，高于9月的同比增长幅度15.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7951.65亿元，同比增长10.7%，高于9月的同比增长幅度8.8%；仪器仪表制造业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1478.86亿元，同比增长4.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14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4186.97亿元，同比增长38.6%，高于9月的同比增长幅度34.4%。通过上述数据可以发现，2014年六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额都保持在较高比率，与此同时，上述大部分行业每月的投资额增长幅度都有所增加。这说明，2014年10月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服务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进步。

（三）推进新型企业的发展

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能否快速发展至关重要。在此次政策出台之前，高新技术企业在许多方面都能够享受优惠政策，譬如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享受15%的优惠税率，而作为创立之初的高新技术企业只要满足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也能够享受流转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此次的加速折旧政策在以往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准予高新技术企业在购进固定资产环节采取加速折旧，这将使高新技术企业早期在固定资产投入较多时能够节省税收上的资金流出，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技术更新。

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范文第4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关于影响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课题，国内外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F实意义。而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个经济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作为解释变量，就中国2005-2014年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来找出这三个经济变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

二、数据收集与模型建立

我国2005年～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数据如下（见表2-1）。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假设的回归模型如下：

Yi=β0+β1*X1i+β2*X2i+β3*X3i+μ

其中Y表示第i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X1i表示第i年的居民消费支出，X2i表示第i年的固定资产投资，X3i表示第i年的出口，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三、参数估计

1.OLS估计。用Eviews软件进行最小二乘法参数估计，见表1.1。

可以写出如下回归分析结果：

Yi=-25725.42+1.570238*X1+0.444041*X2+0.917293*X3

（-1.425440） （4.891471） （5.229040） （3.135085）

R2=0.998639 F=1467.156

四、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的检验。β1、β2、β3均大于零，即随着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符合经济意义的检验。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R2=0.998639，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样本回归线能较好的反映样本观测值。

2.F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的α=0.05，查F分布表得F0.05（3，6）=9.78

因为F=1467.156

显然：F>F0.25（3，6）

结论：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成立。

3.t检验。用Eviews软件计算出三个变量的t值，分别为

|t1|=4.891471 |t2|=5.229040 |t3|=3.135085

给定显著性水平的α=0.05，查t分布表得t0.025（6）=2.447，

显然：t1、t2、t3均大于t0.025（6）=2.447

结论：表明模型中引入的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该检验意味着，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都会影响我国经济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的意义范文第5篇

一、研究的背景、理论和假设

1背景分析：政策规制与各地现状

政府楼堂馆所问题是我国政治生态中的痼疾和恶疾。1988年国务院出台《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以加强对楼堂馆所基本建设的控制和管理；1999年原国家计委发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明确了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面积；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再次强调“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2007年，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七个部委又联合下发通知，对党政机关办公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进行清理。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地方政府疯狂建设楼堂馆所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到“四风建设”，新一届中央政府强力整顿“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此中央政府在新任四个月内三提“停建楼堂馆所”。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新一届政府的“约法三章”，承诺本届政府内政府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中央政府门户网：《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2013年3月17日，http：//gov.cn/2013lh/content_2356400.htm.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通知，对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7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明确提出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12月11日，中纪委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再提“专项清理干部住房用车，违规一律清退”。 新华网：《中纪委：专项清理干部住房用车，违规一律清退》，2013年12月11日，

表1报告了2003～2012年各省级地方政府年均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年均增长率，据此，可观察到省级地方政府在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诸如陕西、山东和甘肃等呈现“高投资，高增长”态势，上海、广东和贵州等呈现“低投资、低增长”态势。以一河相隔的陕西和山西为例，陕西的年均人均真实FAPS为741.48，而山西仅为85.51，前者是后者的8.67倍，可见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省际差异显著。

2理论与假设

为何在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接近同质化的前提下，省级地方政府在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增长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呢？公共财政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大都借鉴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框架。 Pennings.P.， “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Public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40， 1999，pp.332～350.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分权”改革中，享有一定的财政收支和经济发展自主权，但中央政府始终牢牢掌控着“政治集权”，因而中央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 Blanchard，O. and A.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vol.48， 2010，pp：171～179.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在1987年和1996年分别颁布《行政办公楼建设标准（试行）》和《中央国家机关办公及业务用房建设》，对党政机关的楼堂馆所建设予以专门规定，后经调整在1999年12月21日，再次发布《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以下称《标准》），对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办公室面积做出严格规定（见表2），此《标准》通用至今。

《标准》还对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选址与建设用地、建筑标准、装修标准和室内环境与建筑设备等进行了严格限定。依据该《标准》，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应总体上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和制止奢侈浪费的方针，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根据使用单位的级别和编制定员、严格遵照建设等级和建筑面积指标，按照统筹兼顾、量力而行和逐步改善的原则进行建设。尽管中央政府对地方党政机关的办公用房建设基于严格的政策限定，但现实生活中，奢华大气的政府楼堂馆所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结合中央的政策规定，本文在模型建构中，考察了如下几类变量。第一类是人口变量，包括人口规模、社会抚养比、人口机械增长；第二类是经济变量，包括人均真实地区产值、贸易依存度、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第三类是交通变量，包括铁路运营里程和公路运营里程，该类变量一方面是考虑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一定的公车购置费用，另一方面通过铁路营运里程和公路营运里程衡量各省的区域面积差异，以克服省际区域面积变量因共线性无法进入面板模型的不便；第四类变量是主体变量，用官民比加以衡量；第五类变量是财力变量，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转移支出占GD P比重和人均真实土地出让金收入；第六类变量是土地变量，用城市建设征地面积加以衡量；第七类变量是政策变量，2003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发布通知限制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由此设置名义变量以检验中央禁令对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的影响程度。其中前三类变量是需求因素，后四类变量是供给因素。此外，模型中还设计了一期滞后变量。

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是公共部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客观要求，一般说来，当地公共服务供给越丰富，客观上就意味着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越高。 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人口变量、经济变量和交通变量都是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在需求变量，因而也就极可能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人口的规模经济效益，在人口变量中特别设置了人口平方。主体变量、财力变量、土地变量和政策变量都是影响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变量。理论上，除中央政策禁令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外，主体变量、财力变量和土地变量均应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关系。此外，考虑到预算政治中的渐进主义原则， Aaron Wildavsky and Naomi Caide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Fifth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9.当期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应受到前一期的额度影响，因而滞后变量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也应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由此，模型假设如下，见表3：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运用的数据集包括了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03～2012年的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这些数据皆来自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由此可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其中2010年各省“城镇化水平”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历年“财政转移支付”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历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征地面积”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而2012年分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征地面积数据尚无法获得年鉴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本研究最终样本为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高度平衡面板数据，名义上总的研究观测点为310个，但存在个别数据缺失的情况。

《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在“按主要行业分的全社会国定资产投资”一栏完整报告了各省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鉴于各省在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通胀方面存在的差异，本文选取“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面板模型的因变量，以真实描述省级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行为。而一期滞后变量，指的是“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滞后一年”。

需求变量中，人口变量中的人口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在“人口”一栏中报告的各省每年“年末总人口”，为检验人口的规模经济效应，计算各省每年“年末总人口”的平方值作为人口平方变量；社会抚养比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在“人口”一栏中报告的“各地区社会总抚养比”，是“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这两组数据的加总；人口增长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一栏所报告的各地区“本年年末总人口”和“上一年年末总人口”计算而成，用以描述各地区的人口变动情况。经济变量中的人均真实GDP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人口”和“价格指数”中分别报告的“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而成，用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和“对外经济贸易”中分别报告的“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和“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价格汇率”计算而成，用以衡量各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程度；城镇化水平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一栏所报告的“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并未报告该项数据，故该项数据参考《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中的“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经济增长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报告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前一年为基准）”。交通变量中的“铁路里程”和“公路里程”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运输和邮电”一栏中报告的各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

供给变量中，主体变量官民比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和“人口”中的各地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雇员”和“年末总人口”计算而成，用以描述各地区的公共部门雇员规模。财力变量中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各地区财政收入”和“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计算而成，用以描述各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转移支出占GDP比重，由《中国财政年鉴》中所报告的各省接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计算而成，用以衡量中央政府对各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倾注程度；人均真实土地出让金由《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一栏的“年末总人口”及“价格指数”一栏中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而成。土地变量征地面积指的是《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的“征用土地面积”。政策变量中央禁令是名义变量，2003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地方政府营建楼堂馆所，故2003和2007年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以此检验中央禁令效力如何。具体的变量界定 见表4：

在数据处理上，为满足模型对数据分布的要求，故对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滞后变量、人口、人口平方、人均真实GDP、铁路里程、公路里程、人均真实土地出让金和征地面积等变量均取其自然对数值。表5报告了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除社会抚养比、外贸依存度、城镇化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变量在统计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和差异性外，其他变量在统计上基本保持稳定，波动性较小。

三、模型报告与统计分析

表6报告了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于面板数据而言，首先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是系统一致的，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那么就应该采用随机效应估计；反之，原假设被拒绝，则需要选择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在对估计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检验值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著不一致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由于本项研究涵盖了2003～2012年中国31个分省，为控制时间和地域变量的影响，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模型估计。

根据模型，在需求变量中：1.人均真实GDP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影响，考虑到中国GDP的结构性不均衡，特别是大型企业的显著作用，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应对企业公共服务需求（特别是企业发展政策、社会治安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而积极增加办公场所、办公工具和办公设备的投资，另一方面考虑到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这也体现了政府与企业的“互惠式合作”，即政府为企业发展做支撑，而企业则资助政府的楼堂馆所建设等；2.外贸依存度和社会抚养比对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影响，其他公众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变量表现不显著，这一方面意味着对外贸易联系越紧密的地方，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相对较低，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自身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的自身固定资产投资并不是民众基础服务需求导向型，也并非客观经济发展需求导向型；3.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一方面是受民族地区的政策扭曲影响，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央政府特别注重加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相应地大幅提升了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政府自身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另一方面也受东部发达地区“沉淀效应”的影响，整体上由于东部地区发展起步早，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存量大，近年来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整体而言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在供给变量中：1.财政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和征地面积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均呈正相关，这意味着政府自身固定资产投资受到资金和土地供给的制约，但是模型中相关系数值则表明这种影响并未构成严格的约束条件，而基本上呈现“软预算约束”；2.官民比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负相关影响，这意味着恰恰是在官民比较低的地区，官员由于缺乏必要和全面的监督，因而自利的倾向也就越高，官员越容易为了满足自身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的舒适和优越而肆意扩大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这尤其以安徽、江苏、重庆和四川诸省最为明显，而近年来媒体频繁曝光的奢华政府大楼也恰恰集中于这些地区；3.中央禁令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负相关影响，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动用政治权威“震慑”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是有效的，但是混合模型中名义变量的不显著又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禁令的效果随之淡化，除非中央政府严抓不懈，否则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仍会迅速反弹并加速膨胀。

以上实证分析显示，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并非公民需求导向型，而是GDP增长需求和官僚自利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体现了地方政府“亲资本”和“重自利”的特征。这表明，一方面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有效应对社会需求，特别是企业发展需求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官员的自利和政治家意志也推动了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毕竟舒适的办公环境和优越的办公条件也是官员的理性追求，在此激励下，政府公车消费和楼堂馆所建造所需的资金和土地并未构成其扩张的严格限制约束条件。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地方政府奢华楼堂馆所屡屡见诸报端，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和批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地方政府违规建造奢华楼堂馆所的现象仍是屡禁不止，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以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而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诸如陕西、山东和甘肃等呈现“高投资，高增长”态势，而上海、广东和贵州等呈现“低投资，低增长”态势；2.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是GDP增长需求和官僚自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发展型政府“亲资本”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公职人员的官僚主义和自利的特征。因此，中央政府要严抓党政机关的楼堂馆所和公车消费等，有效约束和规制政府行为，重塑政府公信力。

对于各地区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年均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有三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1.北京等地区在2003年之前，特别是90年代，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处于高速扩张时期，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但2003年之后其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保持在较低水平，某种意义上这显示了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淀效应”，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密集地改善办公条件和办公环境，随后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便快速下降。2.山西等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陕西和山东等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某种意义上这显示出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效应”，即行政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相对于商业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可能更强调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3.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和年均增长速 度普遍处于较高水平；这显示出“民族政策效应”，即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基于充足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以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