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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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性别;民族;身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异即使不是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女性主义从而自上世纪开始就成为显学,但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女性主义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头衔出现,而是出现过无数有不同前缀的女性主义,好比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等,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性主义更适宜称为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的现象,表现了女性主义学术界对差异的强调。女性主义本身是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论,随着社会运动目标以及策略的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做出调整,同时在和其他理论的对话中,女性主义研究也不断吸收其他理论成果,因此可以预见“以女性主义作为后缀的名词还面临无限扩大的可能。”[1]近年来女性主义的一个较为新锐的发展方向则是和后殖民主义的合流、碰撞、互相对话形成的独特的论述空间,即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声音,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已经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一支――黑人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这一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批评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创作(好比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妇女活动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分裂印度》获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罗奖,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兰・德塞(其《失落的遗产》2006年英国布克奖,2007年美国的国家图书批评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随着这一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女性主义理论的走向,它填补了女性主义的某些空白,当然也补充了后殖民理论性别视角的缺失。[3]

既然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该理论在海内外的发展进行详尽的梳理。

一、大陆研究

大陆学界近年来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无论译介还是评论还是文本批评实践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对于80年代后登上舞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派别的关注却并不是很多。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性的著作中对该流派的关注。笔者把国内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论读本和女性主义读本综合来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该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绍过简。其中值得一提的则是2008年任一鸣教授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单列一章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国内研究难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关于后殖民女作家创作的最新资料。

其次,理论译介。当代西方文论在国内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译介方面。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经做了译介,而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在西方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派别在国内的译介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在理论译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罗钢和刘象愚合编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收集到的几篇最关键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该论文集出版于1999年,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过是90年代初,从时间上来说很难全面反映该理论发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该理论的最多还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国期刊网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个别的华裔文学、亚裔文学。这些文章都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对该理论的应用性进行了检验,可以说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时大同小异,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则是所用到的理论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罗钢和刘象愚这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几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圣经”。

第四,国内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门对该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罗钢《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都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论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相关硕博论文有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南京大学98历史博士论文);王淑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2006博士论文)。相对而言这几篇论文体现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分支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献都是较新的一手资料,对黑人女性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可以说这为我们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总体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导向。

这些论文及研究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该理论的兴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论文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这一分支已经做出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从共时关系横向上如何把握整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体系,如何和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评结合则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对于其他女性主义论述发展较晚,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引介尚属起步阶段,但可以预见,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论述将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对大量涌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著作,海外许多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涉及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帝国关系的讨论,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性论文,对我们了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发展概况和理论来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郑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张晓虹、简英英、邱贵芬等。整体来看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文论汇编中。其中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隶属于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仅仅作为一个章节进行综合研究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编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较视野:种族,性别,阶级的影响》,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编的《女性主义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编写的《解殖的女性主义:种族,性别与帝国的建构》Uma Narayan编写的《错位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导读》,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去殖民化理论,实践共同体》。在这些汇编中收录了比较全面的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论文,她们从各个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讨论,例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对话问题,以及该理论的文学批评术语问题,尤其是大多都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现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的讨论,这就为我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方向:紧密结合当地政治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她们认为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义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国别优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女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总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化》,1995年麦克道威尔出版《变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和理论》一书标志了黑人女性主义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提出除了要关注政治意图外还需要注意到文学再现中的复杂表现。[5]而在前面列举的这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论文合集前面编者都写了长篇的导论,这些导论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莫汉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序言中探讨关于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联合,进一步寻求动态关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认为女性问题应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性别歧视不是问题的核心,殖民压迫、种族歧视等族群政治才是问题的关键。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义导读》的导言可以说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整体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经典文献。她们详细回顾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密切结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实际斗争以及文化现象,从六个方面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然后明确的提出当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种族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就有被讨论的必要。并意识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争议,但是这并不能遮盖她们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讨论的态度。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学研究结合,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以及她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中对印度当代小说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还有如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张小虹称周蕾是继斯皮瓦克、郑明河之后美国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仅分析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倾向,还对大众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对《末代皇帝》的解读;还有邱贵芬的《仲介台湾/女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台湾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探讨如何建构新的台湾文学史,以及对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作别开生面的解读;郑明河则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越南的电影作品,可以说这些著作对我们研究文学/文化产品具有较好的启发。

相对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无论是原创性文论的写作还是整体评价以及应用等。我们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该理论,并将理论与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切实结合,并引发我们对该理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论遗产影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思考,以及作为一个有统一称呼的理论派别其核心思想与目标是什么,其理论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论的异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点又是什么等等。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运动与文学批评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义势必会呈现更多的理论维度,开创更有价值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伊瑞格瑞.性别差异[A].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72.

[2] 周乐诗.笔尖上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4.

[3]Sexuality and Sexual Politics: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for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Middle East,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Edited b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Russo, Lourdes Torres,1991,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39.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苏珊・ S・ 兰瑟 女性主义叙事学 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 S・ 兰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发表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1986年，苏珊・ S・ 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宣言性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名称，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2年, 兰瑟发表了《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书中她进一步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随后，兰瑟还发表了《性别叙事学：建构叙述声音的性别诗学》(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虚构与“人权”》（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和著作。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兰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新兴的理论学说在批评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为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

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必然性，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聪明”为例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必然性

女性主义批评是借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沃尔特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歪曲和诋毁妇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性别意识，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两大学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潮影响，法国学派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着力于文本中的语言、心理和哲学等问题的批评；而英美学派则关注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侧重于细读和阐释文本；二者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注重从性别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文本的意义。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注重文本的结构形式，注重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而忽视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模仿的角度来看文本，其特点是“印象式的，评价式的以及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科学的，描述性的，非意识形态的”。[3]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指责叙事学无视性属区分，并将其视为是一种父权制的理论。因为，叙事学研究选取的叙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当做男性文本对待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叙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虑妇女书写、性别差异或女性视角，也就无法意识到叙事学的局限性；而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等理论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引入如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等问题。对此，兰瑟提出应该“对叙事学进行重写以便能够把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文本阐释者的女性考虑进去。”[4]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压制了小说的表征层面，强调其符号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进行着模仿性地解读，过多地关注人物而不是叙述层面。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两套系统的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恰好能调合二者的对立。就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共同面对的挑战是认识到叙事作品的双重性质，摸索出一套术语和类型区分。这些术语和区分既有对结构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又有具体性和模仿性，对于将文学置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批评家来说也有应用价值”。[5]因此，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入叙事学研究；人们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叙事学的符号解读和女性主义的模仿性解读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地。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兰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为例，进行深入详细地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这是新婚的年轻女士写给自己闺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当时她所写的信必须向丈夫公开，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写了这封有着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书信：

．．．．．．

我已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

丝毫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

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

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之视为

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

只能一门心思地想着服从；

而只能分分场合，互敬互谅。[6]

．．．．．．

兰瑟认为，这封信的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三方面：

1. 叙述声音

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声音”这个术语，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不同的声音”，发出“另一种声音”，或者寻找“失落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所指的这个“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而叙事学中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着（teller），以此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也就是说，叙事学中的“声音”通常是指“形式结构，与具体叙述行为的原因、意识形态或社会寓意无关”。[7]这封信有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两个文本，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叙述声音：表层文本是对新婚丈夫的赞扬，发出的是女性的声音，采用的是柔弱无力的“女性语言”，卑微无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明，隔行阅读，就出现了一个隐含的文本，发出的则是男性的声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权威的“男性语言”，强健理智、铿锵有力地控诉着丈夫的缺陷，抨击其男权思想。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软弱无力，缺乏权威性，事实上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卑微无助，以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依赖，以此来获得“裂变的极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颠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实际上 “就成了对付异化隔离和新闻检查的巧妙办法，成了躲避现实威胁的有效途径”。[8]

2. 叙述情景

如果依据热奈特的异故事叙述和内故事叙述层次理论来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其叙事层次分为：外叙事层和内叙事层（也成为元叙事层）。热奈特的叙述层次理论只涉及叙事内部形式而并未涉及叙事历史语境。因此，兰瑟以热奈特的叙事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叙事模式分为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公开型叙述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外即公众读者进行叙述；而私下叙述则是指文本内的受述者进行叙述。兰瑟认为区分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为父权制文学传统上对妇女文学的压制在于禁止女性对公众写作；而隐含文本是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层文本将其公众化，将女性“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仅要考虑叙事形式，更要考虑叙事情景。如果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写给闺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这种隐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检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缚有压迫的真实处境；如果把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话，那么这封信就是对审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这封信看作对女性问题的戏拟文本的话，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女子的聪明，不仅躲避了丈夫的检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的艺术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进行了有力抨击。

3. 叙述情节

一般的叙述性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那么，依据这样的概念来判断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女性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无情节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层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险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因此，传统上的情节理论是建立在男权统治话语之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情节理论标准是专门为男性设置的。对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对情节有了新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女性作为讲述者来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讲述行为都可以构成情节；女性文本写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期待与期待实现的过程，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无论妻子是否幸福，写作本身成为愿望的满足；她的经历激发了读者自己的故事，而闺中密友不仅是叙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情节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情节也由叙事内转移到叙事外。因此，这封信中的“无情节”叙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情节，一种分享经历的颠覆性情节，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为讲述者的故事的延续，与此同时信息也传达给了读者，那么读者也介入了叙事，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有了交流的空间。“换言之，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9]正如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中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抑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从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迈进，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评价式的弱点。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1月

[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3][4][5] Susan ・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 from Theory of Fiction. Edited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键词：视界融合；读者中心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一、引言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Gauvin, L. Letters from an Other[M]. Trans. S. Lotbiniere-Harwood.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9.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 2003,(4):10-15.

[7]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 英美女性文学 翻译 “她者”

一、引言

在翻译界内有这样一种说法：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联通不同语言之间的桥梁。作为译者，首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忠实再现源语作品的内容。作为翻译家，除了要达到以上基本目的外，更深的要求则是做到准确传达文字的美与雅。自古理论是指导实践前行的明灯，这在翻译界也不例外。自翻译理论诞生至今，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各有所长，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理论能够突破语言层面，将翻译放入一个宏大的版图中去研究。直至多元系统论出现后，才为译界带来了清新之风、革新之风。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中也悄然出现了一股新风尚――女性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形式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女性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关注女性地位，女性健康，更关注女性心理健康和精神需求，促进了女性主义文学更加繁荣，随之兴起了与之相关的女性文学翻译的热潮。两种崭新的事物，两种带来革新的力量，如果二者相遇，将会诞生怎样炫目的新成果？将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多元系统理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提出的一种理论。早期是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这一种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为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佐哈尔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做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这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得世界各国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掀起了一股翻译文学研究热潮，对翻译界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虽然这一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但这一理论运用最早却是在翻译研究中[3]。多元系统理论中存在三组重要的对立观念：1.经典化与非经典化阶层：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构成一个多元系统的各等级成分为获取主导地位相互竞争，是文学系统进化的原因。2.中心与边缘：该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既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意识形态）视为系统。3.一级与二级类型：埃文・佐哈尔提出的主导（primary）和从属（secondary）模式的对立“是支配着转移（以及多元系统的整体分层）所牵涉的程序的原则”。他认为，主导和从属的对立，就是形式库里革新和保守的对立。根据左哈尔的理论，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目标语文学中的一级（主导）模式，这时，译者翻译时主要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要不惜打破本国（民族）的传统规范，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从属）模式，主要取归化的翻译策略[1]。

三、英美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是女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产物。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女性们呼吁在政治、社会、经济及学术上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最终在所有领域中实现男女平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大批优秀的女性作者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崭露头脚，在以后的时间里更让世界为之折服。这其中，当属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作品在质与量上更胜一筹。英美女性文学的产生以1929年英国作家维尼吉亚・沃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为标志。此外，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艾米・谭（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和金斯顿（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都是英美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坛也具有重要影响。英美女性文学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品格，这主要源自作者的基督教文化观念和宗教道德的情感体验。这些作品在宗教与哲学的层面上赋予女性文学一种宏大的、视域开阔的、关怀人类的人文精神，而它的宗教色彩及由此生成的“圣经式”的叙述方式，又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人类文学的话语。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英美女性文学的翻译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