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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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监督理论范文第1篇

行政行为已经作出，即使具有某种瑕疵，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都将被作为合法行政行为来对待。[1]行政法上的公定力原理直接表达的一个理念是：行政行为自其成立之后，不管合法与否，若非无效行政行为，就产生了一种拘束所有机关、组织或个人的效力；在未经有权机关依循法定程序、根据法定理由撤销之前，无论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行为所指向的相对人、行为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还是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都有尊重它的义务，不得任意对抗或否定之。

行政行为有限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般具有公定力，但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除外。[2]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葡萄牙等国就持有限公定力的观点，我国的台湾、澳门地区也持同样的观点。其实，公定力原理并非实定法所明确规定，它只是学者对现实制度安排的一种诠释。按照法治主义的要求，违法行政行为应该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可言。但是，各国通常的制度安排是，由国家权威机构而非私人、通过法律规定的事后程序来确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而决定其是否实际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而在此之前，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若直接对抗或者不服从行政决定，法律可能会要求其承担更为不利的后果。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无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基本上采取的都是直接采信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不管该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多么重大的违法情形，除非当事人通过救济途径来消灭该行政行为。笔者认为，司法实践的上述做法，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纵容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在我国目前的行政机关执法水平普遍偏低、行政执法环境不尽人意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存在重大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直接予以采信，不但没有尽到司法权对行政权干预的职责，相反，纵容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不利于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

第二、不符合司法经济的本能，加重了当事人负担。经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发现存在重大的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当事人要通过救济途径进行解决。救济途径一般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复议程序，如果当事人仍然对行政行为不服，还需提起诉讼程序。众所周知，行政诉讼有三难，即立案难、胜诉难、执行难。而且经过上述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一般的当事人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使当事人对通过救济途径改变错误的行政行为失去信心。

二、 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讲，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符合人们的公正观念。法国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罗伯斯曾言：“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已明显严重违法的行政行为法庭直接不予认定，这就使人们认为法律是公正的，符合人们的公正观念，会使人们对法律产生尊重感，有利于人们公正观念的形成。

第二、有利于行政法治。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法治的原则明显相悖，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这类行政行为直接予以认定，作为定案的依据，等于向行政机关发了一个错误信号，司法支持违法行政。并且，我国目前行政行为的监督网络和救济系统还不完善，行政责任体系还不健全，若为保障行政的即时稳定全然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极易助长行政违法。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有利于推进行政法治。特别是目前我国行政行为状况不容乐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越权行使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状况下建立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制度尤显重要。

第三、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明显重大瑕疵的行政行为法庭不予认定，直接否认其证据效力，减少了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麻烦，减少了相对人的救济成本，使相对人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有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与行政为民、司法为民相统一。

第四、有利于培植公民的权利观念。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很强大，公民权利不受重视，人们普遍缺乏权利观念。表现在对政府的态度上，行政高高在上、官贵民贱、权大于法等观念还很有市场。而权利观念是法治观念的重要内容，法治观念又是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应注重对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这一点更显重要。如果对明显严重违法的行政行为直接认定其效力，这将助长人们的官本位、权力本位思想，对于培植人们的权利观念是不利的。相反，对重大违法行政行为的直接否定，不认定其效力，有利于培植公民的权利观念，从而有助于推动法治建设。同时，也有利于培养行政主体的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使其更具有责任感，从而促进依法行政。

从实践角度，以一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行政行为为例，可以看出建立行政为有限公定力制度的可行性。

2003年10月17日23时许，某居民刘某驾驶赛欧轿车，载杨某等5人，沿J省路由南向北正常行驶，至J省路JH段立交桥北约150米处时，因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民警违规查扣乔某所驾驶半挂车，致正常行驶的赛欧车一头撞到横在道路上的半挂车车厢上，酿成五死一伤、赛欧车报废的特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了2003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刘某的亲属不服该责任认定，在法定期限内向某市公安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申请重新认定，复议机关于2004年1月7日作出了第2004001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书，维持了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2003128号责任认定书。

2004年1月12日，五位死者亲属以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查车行为过程违法、致事故发生为由，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请求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赔偿死者亲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计120万元。被告抗辩：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答辩理由之一是2003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已经做出，刘某承担全部责任，被告指挥交通的行为没有过错，因而没有责任。该责任认定具有推定效力，并向法庭举证了该责任认定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关键是责任认定的行为性质及地位。根据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诉讼法律硕士教材对行政行为的界定，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主体作出或可以归属与行政主体的，行使职权与履行职责或与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相关的，并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3]该责任认定是由行政主体，即某县公安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依照职责作出的，并对事故的双方产生了行政法上的法律后果，因而，行为性质应为具体行政行为。该责任认定书是被告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根据诉讼法的规定，该责任认定书属于书证。

笔者认为，该证据不符合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关于证据真实性、合法性的规定，不具备证据的效力。对于违法的即具有重大瑕疵的无效行政行为，应采有限公定力观点否定其证据效力。首先，根据《证据规定》第55条的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该证据的取得程序违反了规章的要求，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要件。从本案来看，（1）该案系五死一伤的特大事故。根据公安部《关于修订道路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的通知》第1条第3款及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条规定，应由某市公安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作出首次责任认定，JH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系越权管辖。（2）两次责任认定均没有告知原告听证权利，剥夺了原告对证据质证及举证权利，违反了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33条的规定。

其次，根据《证据规定》第56条的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据的提供人与当事人是同一人，具有利害关系，不具备证据真实性的要件。该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某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民警违规查车造成的，因此，该大队是该案的利害关系人，依法应自行回避。然而，被告某县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违反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26条的规定，拒不回避，强行做出推诿己责的责任认定。

因此，该证据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要件，不具有证明力。同时，该证据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本身存在重大违法的情形，应属无效行政行为，对其效力应采有限公定力原则，法庭应直接否定其效力，不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同时，该责任认定书作为证据也仅属相对司法认知事项，允许在存在合理争议和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予以推翻，与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的观点一致的。该证据不属于《证据规定》第68条第4项规定的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法庭不能直接认定。两责任认定书的违法性，上面已经做了全面的阐述，不再赘述。从形式上看，该证据仅属相对司法认知的事项，允许以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司法认知是指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以裁定的形式直接确认特定事实的真实性，及时平息没有合理根据的争议。在本案生效之前，仅具有形式上的证明力，并没有最终确定。司法认知并不意味着调查程序的终结，案件事实只能在做出裁决时确定下来，司法认知并没有最终确定案件事实真实性、结束调查程序的作用。为了保证司法认知的正确性，保护当事人的知情权、质辩权，审理法院在采取之前和之后，都应当给当事人提供反驳的机会。当事人对司法认知的事实反驳，应当提出初步的证据证明。与司法认知的一般原理一致，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也只能对明显的并且没有合理争议的事实采取司法认知。[4]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原告对责任认定书提出的争议是合理的和明显的，比如违法性等内容，按照《证据规定》第68条的规定该责任认定书就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也说明了对这种明显违法且存在重大瑕疵的行政为采取的是有限公定力观点。

从行政机关的独占判断权上进行分析，也允许对其取得的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违法的证据不予采纳，这是世界各国的通则，也与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观点不相矛盾。在美国称为不可审查之事实：某一法律可以排除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进行任何司法审查，但不能排除对程序或法律问题的司法审查。[5]

由于该案责任认定书中存在大量的检验和鉴定的内容，对于上述内容，某县交通警察大队具有独占判断权，因为这些内容都是纯技术性的。对法律问题的审查是法官的特长，对法律问题审查的范围和决定的权力很大，审理法院甚至可以用自己对法律问题的结论去替代某县交通警察大队的法律结论，但在涉及专门知识和技术的事实问题的判断上，县交通警察大队显然是这方面的专家，具有这方面的特长，审理法院应当尊重某县交通警察大队对此作出的判断，而不能用审理法院的意见替代某县交通警察大队的意见。但是，某县交通警察大队的独占判断权仅限于纯技术性的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方面，对于某县交通警察大队采纳的纯技术行政证据是符合法定的表现形式，是否遵守了法定程序，审理法院有权进行全面审查。因为责任认定书的责任形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证据的收集采纳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本案中责任认定书的违法性已经论述的很清楚了。既然法院可以对其违法性进行审查，就有权对其效力进行判定。这种行政行为当属无效行政行为，应采有限公定力的观点，直接否定其效力。

《证据规定》第70条也仅对生效的法院文书和仲裁文书确认的事实规定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如果发现法律文书和仲裁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终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后恢复诉讼。[6]并没有规定像责任认定书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文书和仲裁文书的效力，也没有规定在存在重大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程序。这说明，对存在重大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庭可以直接否定其效力，不作为定案的依据。体现了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观点。

《证据规定》第70条的基本基本含义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和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其确认的事实无需再经过证明，可以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生效的裁判文书和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存在重大问题，一般都采取中止该案审理的做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生效的判决、裁定的错误，再恢复该案的审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和仲裁机关裁决文书确定的事实具有免证事实的特征。生效裁判文书和生效裁决确认的事实之所以具有免证事实的特征，是因为生效裁判和生效裁判具有即判力，其依据的事实属于预决事实。比如，前一个生效行政判决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被确认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另一个行政赔偿诉讼中就有预决作用，不必再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可以直接作为行政赔偿诉讼的事实依据。预决事实之所以不必证明，一是因为该事实已被生效的裁判文书和裁决文书所查明，并予以认定，无需再证明；二是因为该事实已被生效裁判所拘束，这种拘束包括事实认定的不可更改性。

而对于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比如道路事故责任认定等相关行政行为，所确认的事实问题有违法性或者有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的，并没有规定可以中止案件的审理，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这说明法庭可以直接否定其证据效力，也体现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明显违法的行政所持的观点即行政行为的有限公定力。

[参考文献]

[1]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实践探索[C].燕园法学文录。

[2]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6。

[3]姜明安。行政法与政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96。

[4]张树义。行政诉讼证据判例与理论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55。

行政监督理论范文第2篇

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体现平等、公开、公正原则

建立责任政府，实现人治行政向政府行政转变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如不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有可能膨胀为恣意妄为的权杖。因此，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

一、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尤其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行政权的依赖和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

1、体制转轨产生行政权力真空。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旧体制和新体制彼消此长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都在发挥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现象。一方面，旧体制的权力格局和体系被打破，但其运转的惯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新体制的权力格局和体系正在形成，但还很不完善。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和冲突，又会在权力设定和运行上造成新的空隙，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出暂时和局部的管理无序状态。

2、体制转轨容易引发行政道德失去规范。在体制转轨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全体公民、包括国家公务员价值观念的巨大转换，即从计划经济下的权力经济、无偿调拨、集权、人治、官本位等观念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等价有偿、民主、法治、效率等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公务员完成了从旧观念向新观念的升华，但也确有少数公务员被新旧体制交错所提供的腐败机会击倒，引起行政道德严重失范。如果我们不对少数公务员行政道德失范引发的严重消极腐败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不坚决铲除造成公务员腐败的体制性土壤，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严重腐败和严重动荡。

3、体制转轨造成行政权力滥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依赖于编制严密的监控制度之网，这是关键。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监控制度已经大部分失效，建立在相应基础上的行政道德也已不完全适用；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监控制度和行政道德还没有完全建立；这就为行政权力滥用提供了条件、便利和借口。

4、体制转轨容易导致行政责任缺失。没有法律责任规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不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不是一个负责的行政机关。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一些行政机关只享有权力，不承担责任。

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制约和监督机制，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来乃至国家和政府产生以来制约行政权的全部经验，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就必须全面、彻底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建立遵循正当程序和责任的政府；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要建立有限权力政府。我们必须摒弃神话政府模式，代之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有限权力政府模式；即真正确立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真正建立法律控制行政权、人大监督行政权、司法审查行政权的立体权力制约体制，真正形成政府……行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从而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唯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所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

2、要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行政权不仅要受到外部的限制和控制，还要受到内部行使和运行过程中的制约和监督，这就是要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原则表现为以下3个子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二是公开原则，三是公正原则。

行政监督理论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附带民事诉讼　国家救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新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这是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第一次明确地将保障人权的规定写入部门法。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之一是在附带民事诉讼一章中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财产保全制度和诉讼全程加强调解工作。以前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都是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新刑诉法构建新的、独立的、有特色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困境，使我国的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形同虚设。

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法制日报》报道，甘肃、宁夏审理的杀人、伤害等重特大刑事案件赔偿率不足10%；广州市两级法院近3年来的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绝大部分以终止或中止的形式结案。　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空判”的普遍存在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近期的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使笔者更加强烈的体会到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紧迫性。

被告人郭某与死者宋某因相互敬酒问题发生争执，争吵宋某被捅伤导致死。法院经审理判决郭某赔偿宋某亲属186897元。后因郭某未主动履行笔者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被告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一家四口皆以种地为生，父亲患病需要常年花钱治疗。母亲和弟弟在家务农，郭某是家里的全部收入来源，其根本难以负担赔偿款。反观死者宋某，自幼失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其父亲患有多种慢性病，因生活拮据不敢住院，只能每天自己吃药缓解病情。每年种地的7000元收入连医药费都不够，作为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害人的死亡使其父亲的生活陷入绝境，郭某的赔偿对于宋某亲属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笔者的案件只是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执行难问题的冰山一角。马加爵杀人案、杨新海流窜杀人案、邱兴华杀人案等暴力犯罪的受害人几乎没有一个获得过被告人的赔偿，有的家庭因为遭受侵犯而一夜致贫，严峻的社会现实急切呼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以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

被害人及其家庭因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生活陷入困境，当犯罪人无法赔偿时就应当有第三方承担起救助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当公民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国家理应承担起保障公民人权的责任。国家责任理论要求国家主动承担起救助刑事被害人的义务。

国家责任的核心内容就是由于国家未能充分尽到抑制犯罪的义务和对国民的保护义务，因此要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责任。首先，国家负有保护国民的人权的法定义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生存权是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因此，保护公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是国家当然的法律责任。其次，当公民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时，国家有义务采取保障公民人权的措施。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理论，如果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从加害人处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而导致自己或亲属的生活陷入困境，国家理应承担起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义务。第三，从国际性法律文件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是一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被害人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当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设法提供金钱上的补偿。《宣言》13条规定：应鼓励设立、加强和扩大向受害者提供补偿的国家基金的作法。目前，我国已签署了该《宣言》，更应当制定并执行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三、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发展现状

（一）地方立法的尝试

针对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问题，我国各地区法院开展了广泛实践，其中代表性的有：（1）山东省淄博市在2004年首创了全国刑事被害人经济困难救助制度；（2）2006年6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市民政局推出《解决执行难案件中困难人员生活救助问题的意见》，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符合城市及或农村低保待遇的北京市民可以申请各区县民政部门可按照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临时救助政策给予救助；（3）2007年11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获得通过，这是我国首部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4）2009年4月29日江苏省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无锡市刑事被害人特困救助条例》，这是全国首创的地方性法规。

（二）地方立法的不足

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建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进步，但是现有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缺乏统一的规范被害人救助行为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各地区都针对其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是其执行标准的差异导致在具体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同命不同价”的现象。比如，率先试点的淄博市规定：接受救助的对象是犯罪发生在淄博境内，政法机关对刑事加害人的处理程序合法、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的案件的刑事被害人本人及受养人，需要花费巨额医疗费用，而本人又无力支付等7个条件之一方可申请。北京市要求：具有本市正式户口，因人民法院在履行执行程序时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依法查明被执行人确无或暂无履行法律义务的能力，而申请人生活困难、需要给予救助的人员。出台首个地方性法规的无锡市要求申请救助必须同时符合五个条件。对比上述三地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三地的受害人可能得到三种不同的救助结果。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立法及司法机关必须从社会公平正义的大局出发，制定全国统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标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其次，申请救助的程序繁琐。任何法律制度不仅要被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申请救助的程序设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利益的实现也要讲求效率。但是我国部分地区的救助程序存在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比如，淄博市的做法是判决作出后，若被害人家属得不到任何赔偿，其方可向法院申请，法院审核通过后由政法委向政府财政部门协调救助金的发放。整个救助程序没有对各部门的工作时间作出相应的规定。结果是，正义虽然得到了维护，但是迟到的正义乃是非正义。因此，在制定统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同时，还应该对各部门的工作期限进行规范。

再次，救助金的来源比较单一。我国已经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地区救济金主要靠政府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导致救助金额普遍偏低，有的地区救助金额甚至低于城镇低保水平。比如，淄博市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市财政拨款。笔者认为，我国无需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国家财政的90%主要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由财政拨款解决被害人的实际困难，无异于让国家为犯罪行为买单，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最后，法律援助中心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靠法院、政法委、财政部门互相协调解决被害人的救助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申请国家救助的被害人基本都是经济困难的家庭，在诉讼过程中大部分被害人都会通过申请法律援助来维权，法律援助中心对被害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案件的具体情况已经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代替被害人申请国家补偿与其职能相悖。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该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作用。

四、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构想

最高人民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就已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2009-2011年，我国司法机关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5亿余元人民币，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由此可见，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体系已经成熟。从保证刑事诉讼法的完整性和对被害人救助的有效性角度出发，我国应在借鉴各地区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单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规，并从以下几方面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完善：

首先，统一救助对象及范围。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救助对象不可过宽，其内涵和外延必须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方可申请国家救助：（1）因故意伤害（致死）、故意杀人、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造成死亡或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家庭生活陷入严重困难的；（2）因犯罪行为致伤、致残急需救治，而加害人无力赔偿或赔偿数额明显低于治疗需要支出的费用，本人又无力支付的；（3）因遭受犯罪行为丧失劳动能力，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且无法从其他途径获得经济来源；（4）与被害人共同生活或者以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因其遭受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赔偿，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

其次，简化申请救助手续，严格审查项目。鉴于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断成熟，而且大部分经济困难的刑事被害人都申请了法律援助，对于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可以由司法局下设的法律援助中心负责具体实施。笔者认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首先应建立由政法委牵头，法院、司法局及财政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委员会。政法委具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能，负责协调各部门的分歧或异议。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当事人可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随时提出救助申请，由救助委员会审查并决定是否救助，然后移交法律援助中心具体实施。必要时，被害人救助委员会可以举行听证会，审查证据的真伪，对存疑证据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做作出是否救助的决定。

行政监督理论范文第4篇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坚持勤俭办事业的方针；正确处理事业发展需要和资金供给的关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编制单位预算，如实反映单位财务状况；依法组织收入，努力做到增收节支，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财务控制和监督。下面从资金收入管理、资金支出管理、货币资金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年终结算、编审和档案整理几个方面对我局的财务管理制度建设进行介绍。

一、资金收入管理

资金收入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活动及其他活动依法取得的非偿还性资金。包括财政及上级补助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财政及上级补助收入是行政事业单位按核定的预算和经费划拨关系从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取得的各类事业经费和专项补助收入，必须按实际收入额记账，按规定用途使用。

预算外资金收入是财政部门按规定从财政专户核拨给行政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和部份经财政部门核准，虽属代政府收取，但直接由行政单位报计划使用的资金，必须按规定收取，按计划使用。并需与正常的拨款区分开来，单独报账，分别核算。

事业收入是行政事业单位为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收入项目与标准须按收费许可证批准的项目标准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其他渠道取得的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捐赠收入、下属单位上交的业务收入及其他来源形成的收入，应作为其他收入处理，其他收入必须进入单位统一账户核算管理，不得另设户头和小金库。

二、资金支出管理

支出是行政事业单位为开展业务活动和其他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资金耗费以及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开支。按支出内容划分，包括预算支出、事业支出、上缴上级补助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等；按支出性质可分为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

经常性支出是指为完成日常工作任务和维持正常业务运转所发生的支出；专项支出是为完成专项或特定的工作任务所发生的支出。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均需本着勤俭节约精神，坚持一支笔审批原则，按规定列支。业务经费，子女统筹医疗费必须节约使用，从严控制、杜绝浪费、并定期公布使用情况。通讯费、差旅费、会议费报销标准按自治区、市、旗有关规定执行。干部职工参加的各类学历、职称考试培训，必须由本人申请，领导批准，职称考试培训费用，学历培训费用均须经考试合格，完成学业后凭有效证件方可报销列支。

三、货币资金管理

银行账户及支票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办理支票结算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银行结算办法，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不准出借与转让，支票领用必须经财务人员同意，办理领用登记手续、严禁开空头支票，签发支票必须由专人（出纳）负责，并须注明日期、限额与用途，银行日记账必须日结月清，未达账项必须及时查询。

现金及有价证券管理现金的收入、支出由出纳人员负责管理，库存现金按银行审批的规定限额留存，现金支出按规定范围列支，1000元以上的支出项目原则上用银行支票支付，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准坐支、挪用、借用现金，因公出差人员必须借用现金的须经领导同意方可办理借用手续，公差任务完成后三天内，及时办理结报手续。

出纳人员应严格执行现金管理制度，妥善保管好现金支票、有价证券、库存现金，确保国家货币资金安全无缺。

四、固定资产管理

固定资产购建必须列入财务年度收支计划，由财务部门统一到区府采购中心办理有关购建审批手续。单项购建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必须经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内部各科室、部门需增添的固定资产，首先由其报告分管局长，分管局长根据业务需要和财务部门根据资金许可提出意见，然后报局长审批，并按实际购建成本增加固定资产价值。固定资产转让、出售、盘亏、报废，必须按有关规定确定合理的价格，填写转让、出售清单，查清盘亏、报废原因，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处理，并提交有效依据交财务部门作会计账务处理，相应减少固定资产价值。年终对所有固定资产要清仓盘点，做到账账、账物、账表三相符。

五、年终结算、编审和档案整理

年终清理结算的主要事项包括清理核对年度预算收支数字和各项缴拨款项，年终前，对财政部门上报单位和所属各单位之间的全年预算数，以及应上交，补拨的款项等，都应按规定逐笔进行清理结算，保证上下级之间的年度预算数，划拨经费数和上缴下拨数一致。

会计报表是反映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即预算执行结果和事业收支情况的书面文件，是财政部门和上级单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指导单位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资料，也是编制下年度单位财务收支计划的基础，财务部门必须认真做好会计报表的编审工作。财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报表的编制要保证数字正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切实做好账账相符、账表相符、有根有据、不得估列代编。

参考文献

[1] 金明玉.我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探讨[J]. 现代商业，2009（03）.

[2] 龚凌燕.对建立高效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J]. 现代商业， 2009（02）.

行政监督理论范文第5篇

一、全面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现状

为了积极响应民办教育改革，泉港区学前教育也积极参与其中。众所周知，学前教育作为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幼儿的发展以及教育的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民办综合改革试点近些年的相关资料总结，政府扶持制度以及购买学位服务这一举措取得的成就是可喜的。在改革实施中，泉港区69所民办幼儿园入园率达到了95%以上，其中已经办证的幼儿园达到了42所。根据相关的数据分析，足以证明建立政府扶持制度和购买学位服务进一步规范了民办幼儿园的管理，也加大了无证民办幼儿园的整改力度，使民办幼儿园的办园质量得到了提高，也使民办幼儿园的管理变得更加规范。

除此之外，政府在实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资助工程”中，出台配套政策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每人每年配套补助50元。可见，为了落实改革，政府加大了经费的投入，旨在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办学以及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总的来说，在政府的督导与评估中，民办幼儿园的师资队伍建设得到了加强，民办幼儿园办学质量也得到了提升，普惠性学前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减轻家长的负担，在扩大民办园普惠性的同时，也遭遇了一系列扩展瓶颈，阻碍了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全面推行。

二、全面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

泉港区普惠性民办园有31所，共有6000名幼儿，占民办教育的55%，在政府扶持制度和购买学位服务中，明显扩大了民办幼儿园普惠性。但是在对民办园的管理进一步规范的同时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方面，在改革的同时，伴随着新的无证园现象，使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全面推行难度增加。同时，这些新增的幼儿园的师资力量也比较薄弱，人员配置不全，难以满足教育改革的相关要求，使改革落实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民办幼儿园的安全意识不强，使普惠性学前教育推行质量受到影响。在办园经济效益与加大投入、确保安全方面，园所比较倾向降低办园成本，加大办园经济效益，所以致使幼儿安全存在隐患，尤其是校车方面，违规超载现象非常严重。此外，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由于道路较为狭窄，不利于幼儿的接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普惠性学前教育的质量。

其次，民办幼儿园的收费灵活性太高，不好把握收费标准，并且出现了行业间竞争激烈的现象。根据关于民办园收费的相关文件精神，民办园应依据办园成本折价收费，具体收费数目有关文件未做明确规定，因此，民办园收费灵活空间大，收费随意性大。部分民办园为扩大招生额，任意压价，行业内部出现无序竞争现象，不利于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推行。换言之，“入园贵”仍然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者，普惠性幼儿园的管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政策下，一部分民办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的错误想法，在教学中采取一系列并不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存在着明显的小学化教育倾向。

二、全面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建议

（一）对普惠性民办园进行统筹布局与规划

在各区的教育改革中，泉港区的教育改革落实较好，但是为了提高学前教育的普惠性，仍然应该积极地开展调研路线，了解民众对于普惠性幼儿园办学的要求。普惠性幼儿园的招生是面向全社会，因此对于幼儿园层次的需求也会有所差异，大部分家长会选择价廉的学校就读，所以要求政府在购买学位服务之前，要对当地的经济状况进行整体调查与对比，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收费标准要配合园所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使不同园所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能够正常运营。除此之外，要对普惠性学前教育推行的速度进行合理的设计。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扶持力度控制不好，反而会影响办学的质量。所以要结合当地的幼儿园进行规模的对比，并制定出一套联动机制与示范性改革试点。

（二）加大力度提升普惠性民办园质量

强化普惠性民办园的质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提高业务指导。在普惠性学前教育中，很多教师的专业水平较低，所以使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普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加大力度建立学前教育研究组或者培训机构，对学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答，进一步规范办学质量。其次，提高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标准。对园所的规模、师资力量进行严格的规范和要求，并且在认定的园所中实行评估制度，对表现突出的普惠性幼儿园进行奖励，并且在当地或者全国进行推广与示范。同时在办园当中，不同的教学效率政府要给予不同的补贴，以此促进普惠性幼儿园在竞争中越办越好。

（三）落实动态监管机制

在全面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中，其质量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所以要实行动态管理监督机制，加强对办学过程的监督管理。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中，要重点抓好安全与卫生工作，确保幼儿在教学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此同时，政府应加大普惠性幼儿园设施费用的投入，保证幼儿在教学中使用的任何设施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符合安全标准的，对于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政府也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配备好安全性能较高的接送车等。除此之外，加大对于园所的卫生管理，使幼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落实动态监督机制还可以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实现全民参与教育的监督工作，也更加有利于推行普惠性学前教育。

（四）保障普惠性民办园队伍的稳定

为了有效地实施政府购买学校的服务，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是普惠性教育得到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以此，在这一制度的推行中，可以通过加强经费监管来保障教师的待遇。同时要加大对于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的扶持力度，发放一些学历津贴、岗位津贴、园龄津贴，以此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参与到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发展中。

（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近年来，政府实行购买学位服务以及对学前教育实行扶持制度，不仅出台了配套资金、派驻公办教师等各项文件和政策，同时要求教师园长跟班实践学习――每年到实幼跟班一个月，以此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