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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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社会治理范文第1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括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治标是从重从快地打击各种破坏经济建设、破坏社会和谐、破坏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分子；治本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大走群众路线，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司法行政工作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两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治标方面讲，司法行政部门是人民民主的工具，它管理监狱和劳教工作，教育、挽救、改造服刑人员和劳教人员，打击反改造分子，在这一条特殊战线上保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顺利进行。律师工作也和公、检、法一道准狠地打击各种犯罪分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扫清障碍。公证工作、法制宣传、人民调解等，也是从自己的业务活动中，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鸣锣开道、摇旗呐喊，震慑犯罪。

从治本方面讲，司法行政工作显得更为重要。

第一，从民主与法制建设上讲，通过法制宣传、法制教育和法学研究，教育公民知法守法，培养社会主义法律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识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看到通过全民“四五”普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大大提高。这几年民告官案件的增多，主动请求法律援助的群众增多，积极学法的群众增多，依法自律的群众增多。从而起着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工程的作用。

第二，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上讲，通过执法调查、检查，为各级党委、政府担当法律顾问，为执法队伍进行法律培训，为青少年讲授法制课，为广大群众普及法律知识和法律规章，为部分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等，从而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

政法社会治理范文第2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意义重大。财政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部门是政府的重要宏观经济部门,必须要充分发挥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职能作用,不断提高理财能力和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并把它贯彻、落实到具体的财政工作中去。

一、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着力提高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

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处理生财、聚财和用财的关系，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壮大财政实力。要按照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控经济、监督管理的职能，依据“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逐步规范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综合运用预算、税收、转移支付、补贴等多种调控手段，加强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引导作用。

要发挥财政在风险担保和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培育包括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为企业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创造更加公平、开放、宽松的财税环境，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要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要严格执行《税收征管法》，提高财税部门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在财政收入中得到及时反映，进一步完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二、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为民理财的公共保障能力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财政支出“用之于民”，财政收支的安排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要大力调整支出结构，规范财政供给范围。

首先，要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三农问题”可以说是当前社会中最不和谐的音符,它体现在各个方面，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缺位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供应不足，人均拥有量较低；农村科技教育经费短缺，农业科技化、信息化水平低下，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范围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除少量的民政救济外，大部分农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安全网之外；农村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土质恶化，生活饮用水水质普遍降低，生活垃圾几乎无处理措施等等。

要解决这些不和谐的因素，需要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资体制、融资体制、公共决策制度；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比例；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坚持城乡供给的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并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应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农村公共产品。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分配职能作用，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1979年以来，对外开放的重点一直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国家从财力上给予了东部地区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支持，而西部却相对较少，因此，要充分发挥财政的分配职能作用，调节各分配主体的物质利益关系实现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合理。

最后，要通过完善税收政策，缩小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距。税收可以调节社会分配，它是再分配环节中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手段。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还存在很多漏洞，税收征管力度不够，税收体系仍不够完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薪阶层的工资性收入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目前已占到全部个人所得税的60%以上；而高收入阶层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却不足40%。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调节个人收入的税收体系刻不容缓。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我国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为800元，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标准，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的收入水平已经增长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这样的低起点显然与我们当今的收入水平格格不入。

二是在适度提高免征额的同时，还应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特别是对月薪3000-5000元这一中等收入区间内的收入，采取低税率政策，从而刺激中层阶级的消费增长。

三是个人所得税可以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综合纳税人的生计、赡养、社会保障、子女开支等实际生活情况，并将这些因素纳入税前扣除项目考虑。

四是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监控制度，对高收入个人建立档案、追踪管理；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实施专项检查，严厉打击偷、逃税行为，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体现出高收入多纳税，低收入少纳税或不纳税的原则。

五是在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同时，尽快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

六是要适时出台社会保障税，发挥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作用。另外，要实行鼓励就业、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设立专项基金，加强职工技能和创业培训，同时加强对城乡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补助，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达到“人与人的真正和谐”。

当然，以上所有方面实现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要有良好的自然环境。所以，财政还要采取各种手段，推动环保投资的市场化改革，增加环境保护投入，提高环保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环保投资效益，发展生态经济，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强化统筹兼顾，着力提高城乡协调发展的能力

要充分发挥政府性投资资金的导向作用，加快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步伐，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更好地方便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要加大农业投入，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扶植现代农业，促进龙头产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要加快实施十项“民心工程”，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拓宽就业渠道，拓展农民增收空间。依法保证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发展群众体育活动，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扶植力度，加强村镇的基层群众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继续稳步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四、深化管理改革，着力提高科学理财的能力

政法社会治理范文第3篇

各位好！我来自××市公证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执法为民”无小事　一叶一枝总关情》。

清朝诗人郑板桥曾有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叶一枝总关情。这句反映封建时代官员爱民、为民的诗句流传甚广，因其言之殷切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把这句话运用到我们司法行政工作中，就是“执法为民”。“执法为民”在不同的行业应有不同的注解，作为我们司法部门,公平和正义是永恒的主题,我们的工作,就是准确地诠释法律的含义,使法律的规定在人们的生活中得以实现。众所周知，公证是国家公证机构依法证明法律行为和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公证机构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单位，与人们群众的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与当事人打交道，我们在工作中适用法律必然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公证活动过程中，能否真正做到“执法为民”，不仅关系到国家法律的适用，也事关执法形象。“执法为民”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提高执法水平，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好法律,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遗憾的是，在前一段时间发生的“西安宝马彩票案”中，西安市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某严重失职，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发生了严重损害彩民利益，损害政府声誉，损害公证工作公信力的彩票欺诈事件。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并从中吸取相关教训，在不断提高业务素质的同时，更加注重职业道德修养。

如何在公证工作中真正做到“执法为民”？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并适用法律，在受理业务和审查出证的过程中，认真审查有关材料，及时、准确地出证，以维持经济秩序，稳定社会关系，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和诉讼，“为民服务无小事”，这个过程，既要求我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又要求我们认真、细心。现今中国的法治水平还不是很高，有些当事人，包括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当事人，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女儿前来要求办理继承公证，原来这位女士的丈夫不久前遇车祸死亡，在合肥遗留有房产一套，这对母女要求对遗产进行继承。我处接待公证员在了解情况后，耐心地向她们解释了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告知除她们母女外，若被继承人的父母尚健在，也享有继承权，并要求她们到死者生前单位出具死者的亲属关系证明。第二天，这对母女带着亲属关系证明来了，但证明上对死者父母的死亡时间却含糊其词，公证员为慎重起见，数次到死者生前单位了解情况，并和死者父母居住地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终于查实原来死者的母亲尚健在，但远在浙江乡下务农，根本不知道对儿子的房产享有继承权，经过公证员的多方协调努力，死者的母亲最终获得了房产折价款四万多元。我们为这一结果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法律应当公正地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试想，如果公证员在审查过程中，没有足够的细心或者马虎应付，那位远在农村的不幸母亲的权利谁来保护？如果公证员不能够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社会秩序又将如何维持下去？所以我想，能够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应当是我们法律服务人员“执法为民”的前提和本质。其次，作为法律服务行业的公证，从其工作性质上来说，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前提下，还应当尽量给当事人提供方便，要“想当事人之所想，急当事人之所急”，为人民群众服务一两次并不难，难的是时时刻刻心里都装着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才是真正的“执法为民”。作为一个刚刚从事公证行业的新人，这一点我在处里的老同志身上学到很多，在受理群众来电咨询和接待时，我处无论是主任还是普通公证人员，都能热情、耐心而又详尽地进行解答，为当事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法律帮助，把每一次解答咨询都看作是对法律的宣传过程；在办证过程中，对于一些年老体弱或行动不便的当事人，我们按照当事人的要求，尽量有利于当事人的时间安排，多次利用周末和中午休息时间开展上门服务；我处每一位公证员每年都自觉办理一定量的法律援助业务，在平时工作中，我们还一贯注重办证效率，使当事人的需要能够及时满足，当事人的困难能够及时解决。当一份份精心装订好的公证书送到当事人手上的时候，当当事人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的时候，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就是我们公证人的价值！

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我们所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使公平正义的法制理念深入人心，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使人们懂得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路漫漫其修远兮”，许许多多个日子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许许多多个日子我们还将这样走下去。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政法社会治理范文第4篇

一、迅速启动，结合工作实际，增强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针对性

省政法委就如何在全省政法系统开展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于4月21日上午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我院党组于当日下午召开了党组会议。会上，党组成员认真学习领会省政法委书记杨焕宁同志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的讲话精神，检察长赵卓域同志结合宁安检察院目前工作情况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要做到“三个要求”、“六个结合”“八个理念”、“四个重点”。“三个要求”，即：一是要求全体党组成员在学习领会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新思路，制定新措施，力争在短时间内取得新成效；二是要求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尤其是将绩效动态考评机制与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用绩效动态考评工作促进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是要求根据会议精神，制定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工作方案，在制定方案中，要确定出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具体要求及具体安排。“六个结合”，即：与当前开展的学习“十杰”法官金桂兰活动结合起来；与上级院开展的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活动结合起来；与当前开展的“荣辱观”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上级院开展的深入学习“”活动结合起来；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活动结合起来；与当前的检察工作有效结合起来。树立“八个理念”，即：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理念；牢固树立人权本位的理念；牢固树立司法高效的理念；牢固树立公开透明的理念；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理念；牢固树立司法文明的理念。抓住“四个重点”，即：通过开展教育活动端正执法思想；通过理清关系增强执法意识；通过完善机制提高执法素质；通过严格制度落实执法责任。会议决定成立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由检察长赵卓域担任，副组长由副检察长孔宪柱担任，日常工作由纪检监察部门和政工科负责。版权所有

二、深刻反思，结合“2、23”事件整改，增强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2006年2月23日，宁安检察院发生了被调查人人身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后，我院干警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迅速采取一系列坚实措施。

面对惨痛的事故，院里的每名干警、各层领导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班子成员带领全院干警首先从自身入手，深刻剖析，通过剖析，认为事故的发生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队伍综合素质不强，执法水平不高，办案经验不足；二是日常安全教育不够，缺乏办案安全意识，麻痹大意；三是办案安全制度虽比较健全，但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四是执法规范化意识不强。

我们感到，事故的发生，根本问题在于麻痹大意，安全意识不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突破案件上，忽视了办案安全这一细节。为此，我们牢牢抓住思想意识这一根本，加强办案安全教育。3月份北京汪中求细节管理公司来牡讲课，主题是《细节决定成败》，院里拿出近万元为十几名中层领导买票听课，使大家明白了办案细节在办案工作中的重要性。在开展经常性安全教育活动的同时，又在短时间内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钢性措施。一是自侦部门办案无论是在初查阶段还是侦查阶段都必须在办案工作区进行询问或讯问。二是坚决执行“三级领导办案安全负责制”,科员与科长、科长与主管检察长、主管检察长与检察长分别签定《办案安全责任状》，按照《责任状》的内容要求，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全面加强办案安全监督，谁出了问题谁负责，主管领导负连带负责，真正落实办案安全责任追究制。三是对已有的办案安全制度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梳理，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作了更正，对有漏洞的地方作了完善，用切实可行的规定增加了办案安全制度的可操作性。四是把办案安全工作纳入全院绩效动态考评管理制度，在原有的绩效动态考核项目内容中，又硬化了办案安全的奖惩措施，使办案安全与干警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确保办案安全工作每天都能通过网上绩效管理的形式显现出来，用动态管理的方式保证了办案安全制度的实效性。五是按照省院《检务督察工作规定》，强化纪检部门对自侦案件办案安全的检务督察，要求自侦部门办理每一起自侦案件在初查阶段就必须提出安全预案，并按要求时限及时提交纪检部门，纪检部门在审查通过后，才能开始办案工作，纪检部门对办案安全监督关口的前移为办案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

三、规范行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增强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活动的规范性

任何事物都是由无数个“细节”组成的，成大事必须从细节入手，抓住细节是明智之举，住重细节是一种完善执法的态度。常务副检察长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用主义的角度，编著了15万字的《检察机关直接授理案件立案、侦查工作细节》行为规范，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关键环节立案和侦查环节的细节进行了探讨，以图保证执法规范化。

细节规范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是准备工作细节。从办案主体、法律规定、办案条件三个方面，规范了主体资格、综合素质、法律条文和精神等（53种）自侦案件的法条、概念、构成要件、立案标准、量刑标准、注意事项和相近罪名的区别与联系、立案的软硬件条件等细节。

政法社会治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策性金融机构;负向互动;社会控制;立法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8-0035-05

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发展20多年来，运营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究底在于政策性金融法律的缺失、缺位及相关立法工作的严重滞后。加强政策性金融领域的专门立法，依法治理政策性金融机构，实现我国政策性金融运行、管理的法治化，无疑是依法治国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呼声，从业界到学术界一直持续不断。专家学者从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的角度，对政策性金融立法的理论依据、结构框架和国际经验等分别进行了先期研究（白钦先、曲昭光，1993;王伟，1994;吴晓灵，2003;段京东，2005;白钦先、王伟，2005;贾康，2010;王吉献，2015）。但是，从社会学视阈进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分析还比较鲜见。为此，本文运用社会学原理尤其是法律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的社会环境因素、社会控制的法律手段、法制体系及运作机制的构建等进行初步探究。

一、负向互动与越轨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生成的社会基础

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社会互动发生在一定的具体情境之中，各行动者处于特定角色位置从而承担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经过对他人采取社会行动和对方做出反应性社会行动两个环节，这一互动过程才结束。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构成了制约与影响达到各自本身目标的外部环境。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情境下，各行动者只有在规范提供的相互影响框架内进行社会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才能得以持续;而一旦打破了规范，就会表现出负向越轨，互动难以进行，甚至被迫中断。如图1所示。

政策性金融领域各主体基于资本供求相互联系，表现出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行动者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农村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资本的供给方，有通过出借资金获得收益的权力;中小企业等强位弱势群体是需求方，有自由选择低成本获取资金的目的。在政策性金融资源尤为稀缺的条件下，供需双方博弈过程中不断互动，整个政策性金融市场呈现出卖方垄断的特征。供需双方可以选择合作的互动方式，相互配合，为达到共同目的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可以共同获利，还会增加正的外部性。政策性金融的倡导与虹吸的基础功能便体现于此。政策性金融机构用直接的资金投放可间接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跟随从事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放款，当资金配套时政策性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开始新一轮的投资循环;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行动无疑释放出信号，表明了政府的扶持决心，这是隐性的国家担保，可以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降低其投资风险。两者协同投资的结果便会降低被投资地区和领域对政策性资金的依赖。若博弈双方在互动中形成对立的竞争性关系，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运用各自权力相互排斥，会影响政策性金融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与可持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拥有的政府背景决定了其享有得天独厚的优惠待遇。一旦政策性金融机构偏离政策性目标，无视经营原则，主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越位竞争于市场正向选择机制下的投资项目，盈利算其业绩，亏损由财政兜底，必然会产生将政策性亏损与经营性亏损人为加以混淆的动机。在这种负向互动下，强位弱势群体的资本需求不仅不会得到满足，资本反而会逐渐流向单一盈利目标下的投资项目。由此可以看出，行动者之间的负向互动与政策性金融的宗旨背道而驰。按照机构设立的初衷，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政策性金融功能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弥补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内在不足的工具。若其经营运作偏离了国家政策性目标，强位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发展权就难以得到保障。

从更深层次来分析，负向互动也极易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出现越轨行为（Deviance）。这里的“越轨”特指负向越轨，即破坏社会规范或违反群体与社会期望的行为（谢弗，2006）。与个人越轨相较，组织、机构违反规范的行为即群体越轨对社会规范的破坏更大。社会学家默顿的“手段―目标”理论认为，社会以文化传统方式界定了规范目标，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缺少以制度设置方式规定的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当规范目标与规范手段之间失衡或不一致时，越轨行为或曰偏差行为、反常行为、失范行为就会产生。政策性金融机构因其性质及定位与商业性金融机构有着根本差异，业务范围理应依据明确的规范与之划清界限，充分发挥在各自业务领域中的比较优势，使金融资源的配置兼具效率与公平。在我国，有的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活动越位越轨即群体越轨问题相当突出，个别政策性银行凭借其特殊背景和特殊待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地将“市场化”与“运作”割裂，将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同机构自身的根本性质、宗旨与职能割裂，不仅违法违规地同商业性金融机构展开不公平、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而且还将业务触角逐步延伸、扩张到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强调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性”本义本性，但不能断章取义地割裂政策性金融的宗旨和手段，更不能成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越轨经营并一以贯之的借口。市场化运作表层之下更亟须深层的制度设计，要解决的不单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问题，而是“可为和不可为”的难题，要从根源上防止越轨行为的产生。从约束和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行为的角度出发，为尽量减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负向互动，需要依赖一种稳定且持续的社会规范所提供的外部制约环境即法律制度。

二、法律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有效社会控制手段

个人或群体违反其所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的行为是越轨行为，缺乏合理规则的竞争是不公平竞争，并可能导致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会直接或间接地破坏社会秩序（王思斌，2010）。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项重要功能，旨在纠正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机构）的越轨行为，越轨行为也是社会控制的对象。在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E.A.Ross）看来，社会控制可以理解为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及与之相应的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进行指导、约束，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社会成员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在自身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发多维度、多方向性的社会行动，同时又会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为使互动朝着良性发展，得以持续，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机统一。社会控制的基本功能便在于此，它为社会成员提供符合社会目标的价值观与相应的行为模式，制约彼此行为，协调互动关系;明确规定各自利益竞争范围，调节其利益关系。

另一位美国社会学、法学家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法律是发达政治组织化社会里高度专门化的社会控制形式――即通过有系统、有秩序地使用这种社会的暴力而达到的社会控制。法律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权威、最严厉、最有效、最普遍的社会控制手段，原因在于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以国家政权作后盾，由强有力的司法机构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这恰是其他社会控制工具不同时具备的。所以，对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社会控制，不仅需要商业道德、组织纪律、社会舆论、群体意识，以及一般的机构条例、规章等来进行规范约束，而且迫切需要尽快上升到法律的最高层次上。法律的真正权威和效力不仅仅在于制裁，关键在于警示。

现代国家不仅越来越多地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的制约范围，而且法律的社会控制这一特点在发达国家政策性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中也体现得尤为全面彻底和淋漓尽致，其法律制度中普遍包含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设立目的、法律性质、经营范围、资金来源、监管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政策性金融机构实施内部管理和处理外部关系设定了严格的法律框架。如日本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规定：中小企业发展所需长期资金，一般金融机构难以融通时，本公库予以资金融通;《日本开发银行法》同样在第一条中明确指出：日本开发银行的目的在于通过提供长期资金，促进产业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补充并奖励一般金融机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明文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特殊的公法法人地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以公法设立的法人团体。在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商业性金融之间竞争方面，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第20条确立了不得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竞争的原则，银行所从事的发放贷款、担保债务、购买公司债券、应政府要求取得资产要求权或进行投资等业务，只有在确认它们能产生利润以保证能够有投资回报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规定了复兴信贷银行必须保持补充性与中立性两大原则，既要弥补商业性金融在诸多领域中的缺陷，又不得挟政策支持及政府优惠同商业银行不公平竞争。《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法》明确建立了稳定的财政拨付援助机制：该银行可以从政府借入资金……可以从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借入短期资金，用于满足现金流量需要或财务省规定的其他要求。针对监管机制，《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第12章则规定了：该银行由联邦政府指定财政部门进行监督，监督当局有权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该银行的业务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承担则严格规定了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人和职员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如日本《住宅金融公库法》第32条规定：公库的负责人在违反本法、融通法、保险法及基于上述法律的政令命令的，主管大臣有权将其解职。

我国政策性银行在20多年的机构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权力寻租、定位不准、不良贷款规模偏大、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分散，甚至出现了超越政策性业务范围同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动的、不公平竞争的越轨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组织、运行和决策仅依据成立之初的内部章程，缺少专门的法律，使机构运作无序，监管也无法可依。“法者，治之端也”。法律作为稳定、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能够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越轨行为予以惩罚，并对规范行为做出正向引导。所以，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际惯例与国内立法缺失的历史教训，呼吁我国加快政策性金融立法步伐，高度重视并采用法律这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在法治的框架内规范政策性金融改革。

三、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法制体系是实现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与教育功能为市场有效运转构建了一个有序的制度平台，同时提供了系统、完善的保障。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对越轨行为的事后惩戒，而应注重事前的引导与警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当前，一些市场亟须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如政策性金融立法等法律制度安排仍然缺位，我国政策性金融现行的制度规则（主要是政府的政策性文件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章程）也已滞后于发展实践，专门针对政策性金融机构治理与运行的法律尚属空白，法律的系统性、体系性还不强。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和实现机构法治的基础，要实行政策性金融机构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政策性金融法制。法治也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政策性金融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政策性金融法治。从实现我国金融领域法治化角度来看，必须不加歧视性地将政策性金融上升到与商业性金融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重点做好政策性金融等领域的法规层级的完善和提升工作，构建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体系。

（一）强化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国家建设与非市场治理机制

影响竞争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是竞争的规则。根据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利益学说，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情境互动中，这三种利益不可避免会产生竞争甚至冲突，运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关键在于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即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决定、承认哪些利益，在什么范围内对其进行保障，如何保障。法律的社会控制最终目的便是以最小的成本消耗获得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政策性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反映出社会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念和各主体的利益需求，并实现社会的公平合理。这就要求政策性金融立法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干预或国家治理的主体作用，通过非市场治理机制公正地协调各方利益，提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了避免社会风险，在宏观上对社会运行进行控制，既是人们的期望，也常常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行为。尽管社会控制并不限于国家权力，但实际上，国家是最强有力的社会控制者的代名词。

（二）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制度基础和立法宗旨

从认识层面承认政策性金融是纠正政府失灵、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合理性的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与商业性金融一并缺一不可。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宗旨，就是充当政府经济与社会调节管理职能的工具，专门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种形式的强位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担保及保险等方式的金融服务，补充并引导商业性金融，促进这些特殊目标群体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政策性金融的性质，则体现的是一种非营利公共性和社会合理性的属性。经济转型时期，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改革更应牢牢把握政策性或曰公共性的宗旨目标，所有经营运作手段都要围绕这个中心目标。从功能观点来看，政策性金融不单是政府财政的简单外延，而是具有信用性、有偿性和一定盈利性的金融制度安排，通过资本流动、资金有偿借贷等过程，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与“三农”、中小企业、国计民生领域等资金需求方建立平等的借贷关系。

在科学认识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政策性金融立法的宗旨。立法宗旨是立法者创设法律所预期实现的目的。政策性金融立法，既不能偏离政策性金融制度安排的宗旨和性质，也要体现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运作行为和保障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即权益和责任有机统一。尤其是必须坚持和体现国家政策导向与战略意图，持续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履行扶持强位弱势群体的职能，弥补市场失灵。立法还要处理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已形成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关系，避免成为立法进程中的阻碍。

（三）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人治理结构

法律地位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单位、组织等一定的人格，限定其在法律关系中可以独立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的范围。政策性金融机构只有明确了法律地位，才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各项活动，越过法律权限必然会受到相应惩罚。从建立目的和改革路径来看，政策性金融机构属于特殊公法法人，应采用公司制，按照职责明确、制衡有效、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起由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履行职能的不同，其中董事会成员可由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银监会等有关部委负责人和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行使政策性金融各领域发展改革中对重大事项决策和协调的权力，直接对国务院负责。这种管理体制下易于处理好各政策性金融机构同各主管部门的利益关系以及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效率。

（四）规范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和考核制度

政策性金融制度体系是包括政策性银行、保险、担保、信托、投资基金、资产管理等在内相互补充的机构体系和业务体系。立法中要协调好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济关系，即明确界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域，防止其业务因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发生偏离，避免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交叉重叠。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要以实现国家政策程度为基础和前提，考核体系指标要从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财务稳健度和国家政策实现度两方面设计，减少其片面追求盈利的动机和行为。要严格区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对于政策性亏损的部分，由政府财政予以补贴;经营性亏损部分必须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五）建立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问责追责机制

责任追究是法律对越轨行为的惩治，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与震慑力。可借鉴日本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立法实践，单独增设罚则一章，具体规定政策性金融活动中各责任主体所要承担的行政或刑事处罚等法律后果，理顺各自权责关系。在立法规范和依法监管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从终端到源头的问责追责倒逼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特殊金融机构，因此要对政府决策失误与政策性金融机构执行失误严加判别，建立公平的追责机制也应是依法治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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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by Law for Policy-bas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ang Wei Wang Manxue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 1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