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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会计;改革进程;困惑
引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大前提下,政府会计作为整个会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承担着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收支活动、计量记录和汇报总结等工作,是政府机构管理财务的重要管家。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会计面临的考验也随之增加,为了确保其稳固发展,相应的改革与创新必不可少。政府会计作为中国政府财政监管、调配与协调的主要管理机构,只有切实面对自身的问题,解决自身问题,并且努力积极发展才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向着更稳健更高效的道路前进。这是政府职能部门赋予它的使命,也是它作为我国政府的财政总管家的历史责任。
1 政府会计的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对于政府会计的认知与认识,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为政府会计理论在实际的应用中打下了良好的科学基础。政府会计的改革课题也从原本的无人问津,到了现在的炙手可热,无论是从系统化,还是成熟化方面来看,都得到不错的效果。正是由于政府与学术界对于政府会计基础理论的概念达成了共识,才能从科学的基础上构建出切实可行的政府会计理论体系。当然,这其中还存在相应的讨论课题,这些课题可以进一步促进政府会计理论体系的完成与进步。
2 政府会计的困惑不足
2.1 会计体系结构不完整
目前我国现有的预算会计按照面对群体不同可以分为三类: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财政总预算会计。这三类会计无论是采用制度,还是记录事项,以及核算侧重点都各有不同。其中财政总预算会计的核算重点在于预算资金的接收与调配,其中重点在于调配。而相应的行政单位会计的主体是各行政党派及政府职能机构,核算的重点着重于对于预算资金的取得与使用。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重点却是针对事业单位实际中发生的各种经济业务为对象,对于其的记录与监管,并进行预算的执行与监管。
2.2 不能全面反映政府资金流动
2.2.1 政府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反映与核算不够全面
政府的固有资产与无形资产虽然是政府的资产之一,但是原有的总预算会计中并不会将其进行具体的核算与监管,知识作为相应的辅助材料进行监管。这样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现有资产一旦消耗,将无法反应在具体的核算报表中,进而从政府与群众的视野中消失。不但不利于公共资源的利用与经济性的管理,而且也不利于国库系统支付与政府采购部门的预算等的落实。
2.2.2τ谡府的债务情况不能全面反映
这是由于收付实现值的弊端导致的政府预先透支或者占用资金,而轻视了内在财务风险,致使有关部门错估了当年结余,导致资金债务不断累积,最终变成高额债务,影响政府的正常运作。
2.2.3 年终结转的处理不当
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年度预算执行时,由于各种情况导致虽然预算已经做出,然而实际却没有支付预算的情况。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应对,则会出现虽然预算播出了此笔款项,但是最终账户中却仍然留存这笔款项,导致财政结余上出现了虚增,实际的预算却没有下达,无法进行相应的预算安排。面对这样的结果,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权责发生制来处理个别项目的年终结,希望可以解决这方面产生的问题。
2.3 财务报表存在的缺陷
根据我国现在的财务报表来看,没有对于国家投资的国有资本的安全性进行披露,也没有对于养老基金与失业基金等基金的使用与安全的信息,更缺失政府部门对于其他财务信息的受托责任信息,同时也欠缺能够反映政府成本与绩效等信息的报表。从整体而言,完全不能反映政府部门整体的财务状况与经济状况。作为财务报表来说极其不专业与不科学,无法符合现在的环境要求。
3 政府会计的发展完善
3.1增设政府会计系统
我国政府现行的会计系统是以披露财政预算收支为主的预算会计系统。该系统中,财政总预算会计主要偏重于财政总预算收支核算,缺乏反映政府财政资金所形成资产、政府财政所承担负债等的财务会计信息。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虽能一定程度兼顾财务管理目标反映部分资产负债信息,但核算范围不全面,行政单位会计与事业单位会计的核算标准也不统一。基于此,现行预算会计无法提供真正反映“家底”的政府财务报告,难以发挥会计系统的财务管理功能,制约了我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其他各项财政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在保持现有会计系统大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政府会计改革只能通过增加或减少权责发生制在会计系统中的应用比例来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然而,这种依靠权责发生制基础运用比例的增减实施的改革,只适用于单一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双重目标的实现。例如,直接在目前的混合系统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基础或者企业会计模式,期望增强现行会计系统的财务管理功能,必然将干扰并削弱其预算管理功能。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会计信息不利于反映我国现行预算体制下的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收付实现制基础),难以起到预算管理与控制的作用。
3.2编报政府财务报告
为了规范政府会计系统的核算与披露,我国未来的政府会计改革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我国企业会计改革成功做法,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涵盖各级政府及其组成主体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规范政府会计主体全部经济业务与事项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的原则与程序,满足利益相关者对政府资产、负债与成本等财务状况与运行业绩方面的信息需求。
政府会计基本准则应对政府会计目标、主体、核算基础、核算原则、会计要素及其确认计量、财务报告等重大概念问题进行规范,以此指导政府会计具体准则的制定。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应对政府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特殊业务及事项的处理、财务报告编制和信息披露、基金会计核算等进行具体规范。以政府会计准则所规定的具体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这是国际政府会计通行做法。我国未来的财务报告编制和信息披露类政府会计具体准则应对“自下而上”层层合并编制政府整体财务报告的程序、方法,以及政府整体财务报告组成(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财务业绩表、现金流量表及报表附注)、对外披露程序等做出具体规定。政府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可以包括科目体系、相关示例等内容。
结语
总之,政府会计改革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性渐进式过程,在我国当前转型经济背景下,必定困惑重重,机遇连连。顺利推进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明确改革的目标和战略,借鉴政府会计改革的国际经验,从我国现实环境及现行预算会计体系出发,设计优化改革路径并依序实施,协调冲突,螺旋上升。
参考文献:
[1]刘慧芳.财政风险管理视角下的政府会计改革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4.
2007年初,某家纺企业为了迎合品牌发展需要,在湖北、江苏、浙江等多个城市先后设立了七家直营店。不知不觉一年时间过去了,直营店经营状况到底如何?为此,该家纺企业总部针对直营店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财务总监首先向大家汇报了直营店的经营现状:在七家直营店中,除1家日常销售较差外,其他6家的日常销售都较为理想,但在盈利方面却全部为亏损,亏损额从数万到几十万不等。
“有销量,无利润,甚至销量与利润互成反比”成了目前直营店经营过程中最大的困惑。要破解困惑,只有先找出导致这些困惑的原因所在,否则,一切的努力与付出只能成为枉然。然而在对待直营店问题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事情的表象上寻求问题的原因。
面对财务总监的汇报,大家都显得极为惊讶,同时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部经理说:“直营店由于距离总部较远,管理相对困难,特别是人员管理。”市场部经理接着说:“直营店在推广方面缺乏主观性,每次在同行活动举行的如火如荼之时,才向总部提出活动申请,而这时已基本上错失市场良机了。”督导部主管说:“直营店工作人员缺乏主观能动性,在陈列、环境、形象等方面都维护的不到位。”财务总监补充道:“虽然直营店的日常销售较为理想,但是经营支出也高得离谱。收入与支出比例的严重失衡必然会导致亏损。”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最后总结道:“造成直营店今天这样的局面,关键还在于直营店的工作人员。人的问题不解决,直营店的亏损就必然会长期存在。” 经过几轮讨论之后,最后大家达成了如下共识:造成直营店亏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作人员。
在探讨直营店问题中,大家都把矛头指向了直营店的管理人员。那么,直营店亏损的关键因素到底在不在于直营店的工作人员呢?笔者并不苟同这样的看法。虽然直营店工作人员作为直营店的直接经营者,担负着直营店日常经营、宣传推广、客情维护等工作,但这并不是导致直营店亏损的根本原因。假如我们一味的把责任归咎于直营店工作人员的话,只会一错再错,最终将直营店推向深渊而不可自拔。
于是,该家纺公司做出了如下决定:从公司内部抽调业务精英以及专业人士,派遣到各直营店,顶替部分办事不利的工作人员。但此项决定并没有使原先的七家直营店起死回生,反而造成人心惶惶的现象,更要命的是经营业绩并没有任何的起色。该公司董事长为此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直营店经营亏损的根本原因到底出在什么环节?几番思索之后依然不得要领。于是,该家纺公司做出大胆决定:低价转让所有直营店,如短时间内无法转让掉,则关门停业。一场轰轰烈烈的直营店经营就此划上了休止符。
直营店低价转让显然是经营者极不情愿看到的事情,但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发现:直营店工作人员并不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那么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造成直营店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个人,而是在于缺乏一种完善而又合理的体系。
1、缺乏风险共担的结构体系。笔者认为,这是造成直营店经营亏损的根本原因。在目前的直营体系中,几乎所有的经营风险都由公司或厂家来承担,亏多亏少与工作人员概不相关。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直营店工作人员必然没有太多的工作压力,没有了压力,又何来动力?很多直营店店长在刚开始被派遣驻外的时候,都是踌躇满志,但一段时间之后,就无任何豪情而言,最后竟然沦为平庸。这正应了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是艰苦的生活环境能够锻炼人的坚强意志,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安乐的生活条件容易腐蚀人,沉湎其中会走向颓废乃至灭亡。作为直营店的工作人员,如果在经营的过程中长期缺乏一种风险因素,必然会消磨其斗志。笔者认为:要引入风险机制,保持旺盛斗志,直营店就必须实施部分风险承担制。何谓部分风险承担制?就是一旦直营店出现经营或其他方面的亏损,即由直营店工作人员承担部分责任,当然谁承担的风险越多,享受相应的权益也就越多。只有这样,才能唤起直营店工作人员的主人翁意识,想法设法改变直营店亏损的局面。
2、缺乏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很多直营店薪酬考核实行底薪加提成的方法,通常总部给每个直营店下达月度指标,如果能够达成或者超额完成销售指标,就能够获取提成,反之,只能领取底薪。从表面上看,这种考核方法比较科学,能够很好的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但现实情况却并不是如此,我们在和一些直营店工作人员聊天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绝大部分人员都认为这样的考核办法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因为在月度销售指标的设定上没有参照性和科学性,一般指标都定的较高,根本无法完成。在连续几个月无法拿到提成的情况下,直营店工作人员也就慢慢失去了完成指标的决心和信心,并逐渐形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心态。因此在制定考核机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围绕“如何激发员工积极性”这个核心,只有把直营店工作人员的潜能和积极性激发出来,才能带动整个直营店的活力。
3、缺乏经营过程的有效监控。由于直营店距离公司总部较远,因此给管理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总部人员在对直营店进行巡查的时候,经常发现有人员脱岗、离岗的现象。而且公司在策略制定过程中往往是“重结果 轻过程”,即根据销售指标完成率定性直营店的好与差,而经营过程一概忽视。从辨证关系来看,过程与结果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影响结果,结果源于过程,忽略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问题的出现。因此,一定要对直营店经营过程进行有效的监控,除了借助先进的终端软件系统实现总部与直营店的数据对接外,还应加强直营店的巡查力度,同时建立强有力的日常工作汇报制度,直营店必须把每日的销售记录等向公司进行汇报。
企业高速成长是一种现象
按理讲管理和成长可能是一对矛盾,你成长就要高速,为什么还需要管理?或者我们往往是不是认为在管理加强的过程中,企业成长速度放慢了?
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这些在中国做企业的人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企业的高速成长。我们在过去2年、3年走的路,可能西方企业要5年、7年才走完,成长性是中国企业的特点。
一个原因,我想跟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十几年中国发生这么大变化,我们一代人身上可能走过西方几十年的道路,高速成长由中国社会变化造成,企业不得不成长。
第二,尤其在高科技方面,一个产品一旦被社会接受以后,就会迅速地扩大市场占有率,最典型的是互联网。5年之前,当我在亚信第一个做中国的网络系统集成的时候,中国的Internet的互联网用户只有几百户,但到去年底已经有了三千万户。这种呈几何级数爆炸性成长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过。
第三,另外一块非常大的成长压力来自于资本市场。一旦某种产品有市场、被认可,找来投资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都要求你快速扩大市场占有率,快点做,雇人越多越好。
因此成长性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在中国经营企业时发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成长有什么好处?
如果成长没有好处,这么高速的成长就是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成长最重要的好处,就是能够短时间内迅速主导市场。由于高速成长,由于你快速地提高了这个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在这个过程中就使产品的成熟周期加快了。过去一个研发的周期可能是二、三年,现在要一、二个月。这在电信业非常明显。过去电信行业的更新(就是设备的更新),一般都要2年到3年,但现在有人甚至讲要每个星期更新。贝尔发明电话100多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过去3、4年我们可以看到电信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高速成长,产品由开发到应用变得非常之短,这个我觉得是成长性企业的好处。
成长使公司迅速壮大。过去建一个全国性公司,可能需要5年或10年;建一个跨国企业,可能需要20年到30年,但在过去10年中,IT技术带来了高速成长的企业。一个企业建立全国性的公司(像张朝阳的搜狐)可能是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家公司要变成一个软件公司,一个企业要到全球38个国家建立分公司,都只不过用了两年的时间。
成长还能使融资能力迅速完成。过去一个企业从一个产品的开发到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可能也需要漫长的道路。由于成长性的企业能迅速地占领市场,迅速地有产品研发的能力,迅速地形成基本的人力资源,很快投资人就会找到你,甚至得到银行的债务融资。这也是成长性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成长就会有所谓的“领先效应”,英文叫“你做的事情哪怕错误很多,但是你占领了制高点”。成长性的企业有很多优点,也常常犯很多错误,或者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完成企业经营目标,但是你不能说它成长错了,问题是如何管理成长。
成长的问题
现金流陷阱
在体会到成长带来的种种好处的时候,成长马上会面临着很多问题。我认为成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金流。
现金流是一个陷阱,我自己体会非常深。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往往想不到陷阱。现金流的管理为什么很难?一个最基本的模式是这样的:从你所谓的定单(我往往说我签了几百万的合同了),到你所谓的现金收入,再到财务上所能确认的收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拿到了定单你没有收入,或者说你虽然拿到了现金收入,或者你财务上记上了你的收入,你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可能你的现金收入根本还没有,可能你有的是很大的应收账款。
成长中非常重要的误区就是对现金流的认识不深刻。现有的财务系统往往会欺骗我们。即便是美国财务发生制的报表,给你的报表其实跟你手头的现金也完全两回事。责权发生制的原则,并不能解决应收账款的问题。所以现金流的陷阱是成长企业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看到有多少企业,包括我自己经营的企业,最大的问题往往是在现金流管理方面。所以我叫现金流是陷阱,真是一个陷阱。你认为挺好的时候,现金流断了,再伟大的一个企业也没办法,而现金断流的很大原因是财务报表跟实际是不一样的。你作为经营者所用的财务概念,和你的财务准则,或者是国际五大行的准则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你核心的问题就是对现金流的管理,我认为这非常非常重要。
创业者的角色困惑
我们经常发现,这个公司才两年的时候,自己就是元老了,公司会有老人和新人之分。公司才两年,可早期跟你创业的人,和6个月加入的人,和一年加入的人,和两年加入的人完全不一样,你发现了不同的断层。
因为高速成长过程中,你每个阶段引进的人才是不一样的。早期是创业人才,到现金流发生问题的时候,要形成非常强大的专业管理人才。然后你就突然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管理者方面发生非常大的断层,而作为创业者(或者管理者)本人,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角色处在非常困惑的过程中。有时候你扮演创业者的角色,因为你要有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快速发展,你天天又要想到流程管理怎么提高,怎么能够建立起基本的所谓经营思路,这时候你又代表职业管理的角色。我觉得这种困惑处理不好,也是成长性企业非常大的问题。
小老树问题
成长型的企业没有流程时会造成混乱,有了流程又变得官僚化,成为一个小老人,小的老企业。生物学有一个词叫小老树,这个树本身年龄还很小,但是它已经是老人样了。在企业我们可以看到,一旦不讲管理的时候,混乱得一塌糊涂,一旦管理实施,又突然发现这个企业的官僚化,可能比5年、10年的企业还厉害,因为各个流程没有做得很有效。
对机会说“不”
还有就是经常会有所谓机会的误区,不断告诉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A产品做得非常好了,就认为B产品一定能够做得很好,B产品做得很好了,C产品可能也能做得不错,甚至整个经营战略都在不断变,这种机会造成的问题非常之多,我自己体会很深。在亚信的时候(在网通也有这个问题),我犯的所有错误,都跟机会有关系,不是饿死的,基本上都是撑死的,因为总是认为这个事情还能赚更多钱,但没有想到,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其它资源也要跟得上,作为一个成长型的企业,你非常难拒绝机会,而这时实际上你本身还有很多问题管理不好。
我记得在网通经营一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新型企业,大家对我们抱有很大希望。不到一年,公司从几个人发展到1200人。各种供应商、合作伙伴,天天在跟大家见面,公司天天热气腾腾,每天有不同的机会,各种各样的商业合同不知道签了多少,天天做这个Deal,那个Deal,而没意识到这其实是个非常危险的问题。
后来我们管理层讨论几次没有办法,我印象很深,当时我给所有的员工发了一个非常强制性的电子邮件。我说,所有的机会,如果6个月不能见现金流,6个月之内不能降低成本,这种东西我们全部不要做。对机会说“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种成长型的公司,有非常独特的问题。一方面成长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很快地占领市场,使我们能够得到融资,使我们能够做成所谓优先效应,但成长也同样带来了非常多的危机,这种危机包含现金流的危机,包括角色的困惑,包括流程管理的问题,也包含机会带来的问题。
怎么做最重要?
在过去两年半期间,我在网通的管理过程中,犯了很多错误,但也使用了很多方法,使它快速成长起来,从几个到现在公司有3700人,两年半的时间,全国138个分公司。如果是一个高速成长的企业,有几个问题非常需要把握。
时刻想到危险
作为创业者本人,CEO,或者是最高决策者,一定不要被各种机会、各种成就和各种表面的现象所困惑。一定要天天想着现金流,想到危险。因为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学滑雪时往下跑一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只有忧虑者幸存。清醒的头脑是最起码的,天天想危机,危机就在明天,危机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
确保一个财务管理系统
第二点,我认为,应尽可能快地建立起一个财务管理系统。我觉得我本人和网通于此得益最大。还在公司不到十几个人的时候,我下决心用70万美元引入所谓财务管理系统,使我们现在的138个分公司只有一个支付中心,能把所有账目当天都结清楚。一个现代化的财务管理体系,是所有的根本。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靠别的,光靠人是做不了,管理不了这么高速的东西,一定要依靠一个强大的管理软件,我觉得这应该是CEO非常重要的事情,比你雇人,比你打市场还要重要。
分阶段引进职业化管理者
另外,一定要在不同阶段把职业化的管理者渗透进来。我没有说空降进来,大家知道我在亚信做过一些空降,有成功有失败。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新方法,逐渐来,一步步来,慢慢渗透。因为到一定时候,你靠你个人,靠你老革命是不可能的。早期创业的人完成角色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但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要尽可能使阶段性人才逐步渗透进来,而不是到那种所谓不行的时候大换班。那种情况也可以做,但是对企业的耗费非常大。这时候引进的专业性人才,不是到销售部门,不是对客户,而是到后台部门,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经营计划,这些部门职业化人员越快进来越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体会。
建立职务轮换和接班人制度
另外还要很快地在整个公司内部树立起职务轮换和所谓接班人制度。职务轮换是公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财务人员可能到销售,地方可能到总部,总部到地方公司,职务轮换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个事情你早期不做,晚期做越来越难,调动一个职务就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尽快做好所谓的接班人制度,你如果走,别人可以替换你。
抓住核心流程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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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
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2.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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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