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舆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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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舆情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网络舆情，地方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G25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025-02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互联网被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目前互联网的使用人数以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2015年搜索引擎的用户规模达到了56623万，网络新闻的用户规模达到了56440万，论坛和BBS用户规模达到了11901万，并且微博占到了社交应用使用率的335%，人人网占到了15%，豆瓣网占到了136%。这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互联网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生活了。
而在地方政府的治理中，互联网也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上网、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等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网络舆情就由此产生了，成为了民众与政府沟通、交流，表达政治信念、态度、意见、情绪等的桥梁，对地方政府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二、网络舆情的相关概念
周如俊、王天琪（2005）认为，所谓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公众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的情况。刘毅（2007）认为，网络舆情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社会公共热点问题或者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它反映着公众的情绪和社会政治态度。徐晓日（2007）认为，网络舆情是民众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开表达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现状。
综上，笔者认为，网络舆情就是民众根据网上各类事件、问题、社会现象等，所公开表达的自身的观点、意见和情绪的总和。
三、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现状
由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各种形式的上网方式：微博、论坛、新闻等方式得到极大的应用，成为了民众表达自身观点、情绪等的方式。网络舆情涉及领域广泛，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社会时间的方方面面都有网络舆情的存在。地方政府在面对网络舆情危机时，能积极参与到事件中来，能主动提供相关信息，让信息公开化，而不是封锁信息或者隔离公众在信息之外，剥夺公民的知情权。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近年来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积极性提高了，但是由于没有系统的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我国地方政府驾驭和应对突发事件、复杂局面的能力仍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上级力量的帮助。例如哈尔滨的天价鱼事件，出现了几次舆情的翻转，从最初的消费爆出被宰，舆情同情消费者，到后来店家提供消息，称在客人消费前已报价，而客人只是想“赖账”，这中间，虽有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出面调查与干预，但最终仍没给社会大众一个明确的说法，最终调查结果也不得而知，并且相关部门还以无法联系当事人为由，在没有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进行了调查，这就更让舆情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此种种。
四、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
郭乐天（2005）认为，我国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网络舆情应对态度不积极（主要以南京化工厂事件为例）、公关手段、应对经验欠缺（主要以瓮安事件为例）、网络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新闻发言人制度空值现象严重等问题。
吴芸（2011）认为，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网络舆论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网络舆情工作格局有待完善，主要体现在多头管理现象严重，政出多门，权责界限不明确；再次是主流网站建设及其舆论引导力有待加强等问题。刘毅（2007），地方政府在应对舆情危机时存在滞后性；网民群体的逐渐递增，信息量增大，地方政府难以顾及；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过程中易受到非法利益组织或个人利益者的影响。
综上，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从地方政府本身来看，主要存在地方政府应对机制不健全，机构设置有待优化，职责权限不明确，公关手段和应对经验欠缺，信息收集不完善等问题。
其次，从网络舆情方面来看，其虚拟性和开放性导致的信息量大会给对方政府造成一定困难，又由于民众的言论自由等，也给对方政府带来了信息辨别的困难。
五、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主要措施
姜胜洪（2009）认为在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问题时应主要采用建立政府各职能部门网络舆情工作机制，各级地方政府要统筹考虑，要与广大民众通力合作，全方面掌握信息，了解民意。同时要建立好网络舆情引导机制，舆情预判预警机制以及建立政府网络舆论的危机处理机制和部门间协作交流机制。
同时，李靖（2013）认为，要通过以下措施来解决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时存在的问题，分别是充分应用网络舆情分析软件，各级政府可开设类似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专栏观察和分析舆情热点事件。
李国宇（2010）认为，要想提升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就要提高网络监管力度，进行有效预警，要建立应急反应机制，处置问题，公开快速，畅通的信息渠道是引导网络舆论的必要法宝。再次是地方政府要准确权威信息，赢得话语权，先入为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公众猜测和新闻媒体的失实报道，最后还提出了要拓展官民沟通平台，平等交流。
综上，笔者认为，针对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措施：
首先，在舆情发生初期，地方政府要快速反应，建立预警机制，配备新闻发言人和网络监督平台，公开信息，与民众形成对等关系，以免让民众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过多发表观点性突出的言论，造成失重失实，以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其次，要建立监督制度，巡查制度和反馈制度，对民族和政府机构人员的言论进行监督，严惩言论不实行为，巡查各类网站，了解事情发展动态，以及在事情调查结果公布以后，看民众和当事人的反馈，及时回应。
最后，政府要响应网络舆情，与民众进行良好互动，不能采取消极怠工或不闻不问，那样会导致舆情危机的再一次爆发，引起公众的不满。
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评述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成为公民与社会沟通的桥梁，而网络舆情的出现更能让政府思民众所思，想民众所想，而在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中人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多为规范性研究，仅立足于理论和现有的资料，而没有去进行实证研究。
其次，在各学者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中，不论解决问题还是研究对策，都停留在一个大范围上，不够具体与细化，不够贴近实际。
再次，对网络舆情的研究较为杂乱，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研究。目前关于网络舆情的文章多是关于舆情事件发生后对政府社会的影响或是存在问题或提出相应对策，而不是真真正正从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不足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过程来研究的。
最后，对网络舆情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所以对于研究网络舆情不能单单只看一科，要有综合性的知识，但是同时学科又不能过于宽泛。
七、结语
总之，网络舆情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作为政府与公民建立良好沟通关系的桥梁，同时也作为反映民情、民生的媒介，其对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在今后对网络舆情的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多进行实证研究，深入细化地了解问题，从起因、发展、结果，一步步形成研究内容的体系化，其对于公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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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芸.我国政府网络舆情应对现状及策略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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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舆情概念范文第2篇
目前，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论文选题还比较粗疏，影响论文质量提升。一些学者对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展开了研究。徐金平（2006）对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些硕士论文选题盲目求“大”、求“新”、求“异”，或者论文选题过于平淡，体现不出应有的开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则，即根据研究目的、实力、条件、兴趣和独到见地，结合地方特色、社会实际、学术价值和科学发展趋势选题，“小题大做”、扬长避短原则。[2]雷伟伟、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3]吴赞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与论文质量的关系[4]。孙国强（2007）[5]，李志义、刁玉玮（1995）[6]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来源、方法和技巧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在选题时，研究生既要从不同来源确定选题，又要掌握正确的选题方法，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选题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学位论文选题作为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进行研究，即不根据专业特征对一般学位论文共性进行分析，对某一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深入分析较少。随着公共领域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硕士有更多“文章”可做，这些“文章”选题质量值得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显示被引用过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硕士（学术型，下同）学位论文样本的选题质量进行实证研究。
1研究框架及假设
20世纪90年代，行政管理专业归属发生变化，即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中脱离，成为独立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由原先的理论型向实务型转变[7]。斯托克斯不赞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体系分别是，高基础、低应用的波尔象限、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双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双低的以训练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选题可能表现出显著的解决问题导向，与此同时，社会对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有较高期望。解决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经验主义方法收集资料。按照行政学常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分为非经验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经验主义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参与观察、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9]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运用经验主义方法会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他们可能会转而借助于非经验主义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文献法。虽然采取文献法能够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资料，但不利于硕士研究生创新，知网、万方等数据库可能成为一些人“加工论文”的工具。论文相互借鉴、模仿，大量选题重复。本文提出假设：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2类目及样本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设计分析类目，包括研究主题、研究层次。研究主题划分为行政理论、城市治理、行政体制、公共财政、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公共服务、政社关系、公共危机、网络舆情、政府规制、公共政策、电子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政府职能等子类。研究层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组织的三个分析层面，即社会心理层面、组织体层面和生态群层面[9]。其中，社会心理层面关注个体行为；组织体层面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生态群层面关注环境中的组织群。本文的分析单元是文献题名、年份、出版者等。在进行样本分类时，不可避免的参杂了主观判断因素，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导师、同学中背对背进行相同数据分类。减少主观判断成分。
本文在“CNKI-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当中，分年度筛选出一级学科代码为“120401”（即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论文，按照被引用次数进行排序。对其中被引用过的论文进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过的论文共495篇，全部抽样。由于时间越长，被引用次数也随之增加，如2011年当年知网平台收录的论文，当年被引用1次，在随后的两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论文总体规模大，为方便研究，采取系统抽样方法，选取458个样本。样本容量为953个。
3结果与分析
3.1硕士研究生选题偏好分析
如图1所示，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与网络舆情、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领域，其他领域的选题则比较分散，每一主题的样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选题难以归类。
①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社区等公民自组织之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公民参与等问题。其中，研究社会组织的占35.03%，涉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我国基金会的资金管理研究》、《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政策现状及问题研究》等；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研究》、《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非营利组织参与研究》、《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等；以及准政府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等职能，如《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工会职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区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区治理的样本中51.52%对某个案例或多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如《我国城郊撤村建居社区治理研究——以青岛市黄岛区为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区文化建设研究——以麦子店社区为例》。此外，这一类的研究还包括研究事业单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医院“管办分离”；村民自治、公民参与等问题。
②研究公共危机以及网络舆情。涉及的范围包括公共危机的诱发机制，政府同其他主体对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机的研究以群体性事件为主。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研究》、《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其对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情应对》、《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职能，以及区域、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下简称为“公共服务”）。专门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样本21个，占这公共服务样本总数92个的22.83%。研究公共服务的样本呈现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针对西部地区，或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进行研究，如《西部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鄂尔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泰安市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投入问题研究》。有2个样本介绍国外经验，分别是英国公共服务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养老问题的研究较多，其次是就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
从研究层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生态群层面的研究。研究生态群层面的样本数405个，占总数的42.50%；研究组织体层面的样本数366个，占总数的38.41%；研究社会心理层面的样本数126个，占总数的38.41%；其他样本数56个，占总数的5.88%。由此可见，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将政府置于外部环境当中，与外部环境、其他主题互动的外部视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内部视角占了较小份额。
不难看出，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题与研究层次与近五年热点问题存在相关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群体利益诉求上升，公共部门对公平性、回应性赋予更高的价值，需要理清政府权力边界，给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但仍然强调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一般将“治理”理解为一种角色关系，将好的治理理解为多元主题的共同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增加。研究这类角色关系的论文占总体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论研究数量很少，只有三篇论文，分别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进行描述。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会对相关理论进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论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而文章主体部分脱离理论展开，理论游离于文章之外，“两张皮”现象较多。行政管理专业更多体现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一门“科学”。
3.2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分析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较为集中。前已述及，选题偏好集中在三个研究主题，而其他研究主题样本数量较少。以“公共财政”为例，每年“公共财政”的选题样本数占当年样本总数的比重都不超过5%。研究的具体内容也较为单一，缺乏非税收入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等内容，对公共预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预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预算透明保障机制构建研究》、《预算民主视角下我国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研究》等。选题呈现出两极化趋势。此外，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重复现象也比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选题下存在多个样本。
对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偏好、选题的集中重复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假设，即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位于“高应用、低基础”的爱迪生象限和“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象限。
4选题质量提升对策
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紧趋政治热点、社会问题，基础性研究较弱，理论应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复的选题较多，选题结构失衡，多数停留在“低应用、低基础”的“学生实验”阶段，研究价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硕士研究生原著阅读量有限。硕士研究生对原著缺乏兴趣，仅仅针对热点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利用二手资料对理论进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论积淀，难以上升到一定层面。因而对理论的应用呈现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实证研究“短板”。习惯于采用非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资料，在知网、万方等平台收集期刊、论文资料后，进行整理、修改。通过非经验主义方式进行资料搜集，相比实证研究更加简单便捷，但过多的依赖二手数据写作论文，难免造成研究的重复，而且许多论文都仅仅是对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对现有成果的发展和创新。可以预见如果研究生没有从意识上消除对二手数据的依赖，在研究中不愿意实践和创新，行政管理专业未来的论文质量将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选题质量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硕士研究生经典阅读意识。目前的激励机制，易导致研究生过分关注、参加课题、学术会议数量，潜心钻研原著的时间和兴趣减少。可以考虑适当改进目前的评价机制和方法。二是倡导研究生实证和创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对二手资料的过度依赖，为硕士研究生创造多途径开展问卷、访谈等经验研究，增加用于课堂外的时间，让他们真正了解现实问题，同时，优化研究生课程设计，增加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提升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数据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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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美）W.理查德·斯格特（W.RichardScott），杰拉尔德·F·戴维斯著.组织理论：理性、自然和开放系统[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课题“行政管理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质量分析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号：2004JY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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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舆情概念范文第3篇
1.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的发展现状
国外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建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1%最初是由通讯社、报社等新闻机构的资料室为编辑和记者服务建立的新闻资料管理系统，功能主要限于本单位的工作需要。随着该系统功能的不断完善，管理软件的升级，建库资料日益规范，网络技术和网络系统发展，特别是媒体信息需求客户的增加，使得原来单一的内部管理软件逐步发展为综合的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出现了一大批以经济服务、社会服务为目的的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服务商，大规模开发产品，形成产业化。目前，世界著名的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服务商有Factiva,ProQuest,LexisNexis慧科等，以Factiva为例，它是由美国道琼斯与路透集团合资成立的合资公司，是世界一流的全球性新闻内容提供商，它将DowJoheslnteractive和ReutersBusinessBriefing两大资源库的9000多种新闻媒体信息整合在一起，提供118个国家22种语言出版的重要媒体信息，影响相当广泛。
我国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起步相对较晚，起于20世纪80年代,且规模较小，档次也较低，虽然各主流媒体都有自己的网站，并在网上电子版信息，但发展成为专门媒体信息服务产品还比较少，产业化更无从提起。目前我国较成功的商业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是由新华社和北京电讯工程学院合作开发的《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TRS与人民日报社合作开发的《媒体全文按词检索数据库》以及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就图书馆而言，开发建设媒体数据库主要有三家：分别是广东中山图书馆开发的《决策内参》系列产品，广州大学图书馆的《媒体眼中的广州〉〉全文数据库，以及温州市图书馆的《媒体看温州》数据库。
2.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的特点
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不但有着一般数据库的共同技术要求，而且有其自身的特点：
2.1数据库信息采集量大
新闻媒体本身分布广，就报纸而言，全国各类报纸2005年有1926种14],所承载的信息以海量计算，从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进行信息采集，是一个十分繁杂的过程，在当前信息自动采集系统功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单凭人工采集，无论是工作量，还是信息的采全和采准率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2.2信息时效性强
新闻媒体信息时效性很强，许多信息需要及时采集、加工、甚至打印到服务对象手中，如广州大学图书馆《媒体眼中的广州》全文数据库（以下简称《媒体广州所开发的产品《每日新闻要目》，就需要将每天关于广州报道的各类信息进行采集、加工、，以保证用户当天能看到即日的舆情信息。
2.3信息专题性强
新闻媒体海量信息决定了搞综合性数据库难度很大，一些科研院所、新闻单位更多选择专题性数据库。基于需求对象不同，确定数据库信息采集范围，有针对性的加工，最终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信息产品。《媒体广州》就是针对10多个不同的服务对象，开发出10多个服务产品，并定期为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市委宣传办公室、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开发区指挥部和番禺区委宣传部、省档案馆等单位呈送。对于一些大事或突发事件，及时制作专题新闻汇编，满足客户需求，如“抗非典”、“申办亚运”、“留交会”、“服装节”、“穗港合作共同发展”、和“首届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论坛”等。
2.4信息内容的时事性
新闻媒体信息一般是对当前政治法律、社会经济以及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新闻报道，具有快、准、简特征，其内容时事性强，反映的是当前社会发生的一些热点事情，受时间、地点、环境所制约。基于时事性特点，按今年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时事性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规定，其信息内容不受版权制约，信息利用具有合法性。
3. 基于TPI15]的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建设
TPI是基于非结构化文档管理而开发的大型智能内容管理系统，该系统以全文检索数据库（FTS)为核心，采用流行的B/S浏览器的检索方式和先进的三层C/S架构，能够同时管理文字、图片、多媒体等信息，并提供全文检索服务，支持网页的动态，是一个面向内容管理的应用、管理和信息工具。
TPI包括数据采集系统、数据加工系统、数据和输出系统、数据检索系统等。
3.1数据采集
TPi数据采集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网上媒体信息采集。利用新闻媒体电子版和网上媒体信息平台，米集确定主题的媒体信息；二是E—BOOK系统米集。一些媒体信息无电子文档，需要进行电子化处理，E—BOOK系统可以把报刊、书籍、公文等各类纸张文档，通过扫描、图像处理、灰度二值叠加加工、目录树加工等过程简单快速地形成电子文档，它支持WORD、PDF、HTML、PS系列、S系统、TXT、PPT等文档格式的转换，支持PDF格式输出。电子文档采集成功后，“采集员”按数据库著录格式进行每个字段的录入，字段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来源、日期、版次信息、文摘、备注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依数据库的功能要求确定著录字段，其著录格式以图书著录规则为准。因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字段相对简单，一些著录可自行约定，如《媒体广州》只著录题名、信息来源、日期、版次信息等，在对题名著录时，因系统无副题名字段，故凡有副题名者，直接将副题名著录在主题名之后，并用破折号隔开。
在数据采集时，因各种自动采集软件或多或少存在着缺陷，在采全与采准两个都兼顾的情况下，实际操作性较差。虽然人工采集劳动量大，但相比机器采集，人工采集可靠性高，采全与采准率都有一定的保障，实际操作也比较可行。当然，人工采集存在主观性因素干扰，受“采集员”综合素质所制约。
就整过建库流程而言，数据采集是媒体数据库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起着数据质量控制作用，其采全率和采准率是评价数据库建设质量的最主要指标。
3.2数据加工
一条采集的数据要经过数据加工，才可以正式进入全文检索服务器（TS)进行。数据加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数据检查、数据标引和数据分类。
数据检查是指对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质量控制，这一操作在数据加工系统中实现。“采集员”采集信息后，进入预提交过程，由“检查员”负责对采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因概念理解偏差，采集时一些无用或相关度不高的信息往往也被采集进来，需要进行审核。别外，一些提交的数据还会出现信息著录的错误，无论是网上HTML格式文档录入，还是E—BOOK工具转换文档，都可能存在数据失真现象。“检查员”需对出现遗漏和错误的地方进行补漏和修正。
一条记录一旦通过检查，则把该条记录标记为“记录正确”，此记录被锁定，处于不可编辑状态；反之，若记录有误，则下次登录后会看到该记录提示的错误信息，直到修改后标为“记录正确”为止。
TPI数据标引支持WORD文档、NH文档、HTML文件、KDH文件、TXT文件等文件类型的标引工作，采用可视化操作，直接从原文中选择需要的内容。数据标引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原文进行标引，对各文件类型记录通过在原文中选取相应文字进行标引；二是通过编辑记录进行标引，对于不能通过原文进行标引的记录，可选择“标引记录/编辑记录”菜单，直接在“记录编辑”对话框中编辑字段即可。
数据分类是利用可视化的操作界面实现数据分类的过程。TPI数据分类工具提供有标准的《中图法》分类体系，也可采用自定义分类体系，如《媒体广州》将信息分为政治政法、社会、经济、城建、科教文卫体和其它等六大类每一个大类下再设多级子目这种分类体系取决于用户单位的实际需求。一般而言，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以其新闻报道特有的形式和用户群的需求类型，决定其数据分类时无需采用《中图法〉〉等大型分类体系标准，甚至可不进行分类，“以TPMS大的检索功能，完全可不采用分类号检索”。
TPI数据加工的工具是通过TCP/P协议连接到FTS的，在对分配任务进行操作时，数据加工与FTS可以不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满足远程工作和多机运行模式，从而大大提高了数据加工的效率。
3.3数据与输出
数据加工完成后，可以利用TPI的“内容工具”的“WEB向导”功能进行网上，TPI的内容系统（CPS)提供两种模式，包括通过客户端管理工具和通过WEB。两种模式都能自动完成，无需人工干预，即发即得，立即生效。
在数据时，可选择不同的模板，CPS提供包括CNKI、GOOGLE、FI、OCLC和图片等不同的风格模式，《媒体广州》就采用CNKI期刊风格模式。
CPS功能强大，支持角色管理和用户管理，提供屏幕设计工具，建立多种导航树以及数据库记录之间关联、跳转。为体现人性化设置，支持自定义模式，可进行字段的选择设置，字段颜色与字体设置，字段的访问权限置等。在字段的选择设置中，可详细设定检索字段、细览字段和概览字段等。为满足数据输出需要，TPI有完善的输出系统，可按用户需求进行整体或部分甚至是专题内容的输出。
3.4数据检索
数据建库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实现网上共享使读者可以检索和利用，TPI采用IR(InformationRetrieval)技术和元搜索（Meta—search)技术，具有全文检索和分布式检索功能。
全文检索采用基于分词的策略，可以同时对词和非词进行检索，其功能主要包括数据库单库检索、跨库检索、视图检索、二次检索、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提供and、or、not逻辑操作。在检索项上，分别有题名、关键词、作者、信息来源、日期以及文摘等各库检索项的多少由数据风格以及设置来决定。分布式检索是把分布不同地理位置的独立自主的多个TPI数据库服务器联接成为一个集群系统，这个集群系统中的数据库在逻辑上是一个数据库，对用户是透明的。分布式检索提供跨服务器、跨平台的分布检索形式，用户通过该系统可以极大共享整个集群数据库中的信息，实现分布式、多层次、多类型、特色性的资源共享。
4.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的应用
4.1立足地方，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建库可立足于地方，与本地特色相融合，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数据库，通地对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主题信息收集，及时加工反馈给地方决策部门和相关单位，使其能及时掌握一个全面的媒体信息，通过熟知与本地相关的各方报道，促进其决策的科学性，及时处理民事民意，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创造和谐社会。
4.2进行深层次信息开发，提供舆情分析
依托己有的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可以进行深层次的信息开发，将各方信息汇集提炼，形成舆情分析报告，可为地方政府及相关单位把握舆情信息，并为引导舆论，营造和谐舆论环境提供建设性意见。如广州大学图书馆利用《媒体广州》数据库平台，进行深化信息开发，向广州政府以及部分企事业单位提供《海外英文媒体涉穗新闻分析》和《港澳台涉穗新闻舆情分析》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3开展客户研究，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
开展媒体信息服务要进行客户深入研究，了解客户需求信息和自身特点，从信息采集开始把好关，制定客户服务专案，通过协商进行调整，从而完成个性化服务方案的制定。
同时，对客户研究除了己有客户外，还应对潜在用户群进行研究，通过宣传推广扩大服务市场。新闻媒体信息数据库建设是为了对外服务，忽视使用效果，为建库而建库，是对人财物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积极拓展用户群是数据库生存和发展的首要任务。
政法舆情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电力；营销；管理；问题；对策
我国电力行业属于垄断性的行业，因而人们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营销管理模式的选择中仍然运用的是旧模式，使得营销管理水平低下缺乏服务意识、缺乏一定的深度。因而加强对电力企业营销管理工作，提出有效的营销管理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电力行业营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随着电力行业的不断发展，电力行业垄断市场的局面被逐步的打破，供电公司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供电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开拓，对用电空间进行增长，这些离不开电力营销，只有做好电力营销管理，才能够实现提高供电企业经济效益的目标。当前，全国都出现了电力短缺的现象，因而供电公司面临着在保证供电安全和质量的基础下不断的对潜在客户进行挖掘的问题。这些现实状况都证明了广泛开展电力市场营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把电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行电力市场分析和营销策划，不仅可以增加用电，还可以得到电力企业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同时，电力市场营销也成为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营业单位的营销管理是企业经营成果的体现。它的工作好坏不仅关系到供电企业的经营成果，也关系到供电企业的社会信誉。营业单位的营销管理应以为居民生活、经济、农业生产服务为宗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开拓电力市场，建立全过程的营销机制，规范营销管理工作，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2电力企业营销管理存在的问题
2.1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手段落后
电力企业长期垄断经营造成了服务观念淡薄，服务手段落后的问题，供电公司缺乏服务意识，很多员工的思想中都没有服务的概念，不能够意识到优质的服务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益，而是认为优质服务是额外的工作，不能够将服务意识与自己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的结合。另外，供电过程中，一旦产生电力事故，就会出现停电范围大、抢修时间长的问题，服务手段落后，并不能实现一个电话解决的目标，存在很多的服务查询步骤。
2.2营销系统不完善
目前，已经有很多的供电公司设置用电营业厅作为市场营销的机构，但是依然存在营销系统不健全的现象，用电营业厅中营销人员比例小，力量薄弱，没有进行专门的营销培训和调研，从整体上看缺乏一支高效的营销队伍。缺乏扎实的基础工作，营销信息不灵，无法对用电市场的用户的需求、心里思想以及用电潜力进行足够、全面的分析。同时缺乏技术支持系统，导致无法及时的对用户用电需求和变化进行有效的了解和掌握，因而也就不能够及时的了解到用户的用电情况和设备的增减容量情况，无法了解用户的用电潜力；此外，营销工作中没有对电力市场的特点以及规律进行足够的研究，缺乏电力营销工作的基础信息。
2.3缺乏高素质的营销专业队伍
在电力营销管理中，具备一支高素质的营销队伍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提高电力营销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很多供电企业都非常缺乏高素质的营销人员，总体上来说营销队伍的素质普遍低下，缺乏营销专业人才。
3电力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策略
3.1拓展服务理念，进一步深化优质服务
切实加强优质服务基础工作，全面推进营业窗口标准化建设，进一步规范员工服务意识和行为，分层落实责任，严格奖惩兑现。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考核评价制度，加强服务监督，从规范业扩报装管理、控制停送电时间，着力改善供电质量基础管理、集中解决客户普遍关注的问题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服务机制，优化服务流程，严格执行“三不指定”，实行报装接电一口对外。提升“95598”营销调度功能，建立统一的供电服务信息平台，加强事故抢修应急机制，为客户提供快捷的供电抢修服务。加大配电网改造，提高客户端电压合格率和供电可靠性。加强运行检修管理，做好重大节日、活动、场所的可靠供电。畅通投诉渠道，防控越级投诉风险，化解行风舆情风险：①紧密联系社会各界，营造和谐供电氛围；可以组织召开社会用电监督员座谈会，邀请政府、县委、人大、政协领导参加，广泛接受用电客户监督，同时听取社会各界为和谐电力建言献策，针对监督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点带面深入分析，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②积极开展“塑文化、强队伍、铸品质”供电服务提升工程和国网公司新“三个十条”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宣传活动，处理解答客户来信、来访及投诉举报事件。③认真做好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供应工作，合理编制供电服务应急预案，及时召开避峰重要客户座谈会，了解重要客户和大用户用电特点，协调用电大户合理安排生产班次，将可能的降低因为避峰用电带来的损失降低最小，从而达到供电企业和用电用户两者的双赢。④业扩报装实行一口对外、便捷高效、三不指定、办事公开的原则，营业窗口向社会公布报装接电流程图、实行客户代表和首问负责制。
3.2完善计划管理，各项工作有条理分步骤实施
①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建立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资金投向和结构优化，大型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集体讨论通过后再予实施，资金使用透明公开，审批程序健全，取得良好的资金使用效益。②定期进行经济活动分析，从经济环境、电力营销、电网运行与安全生产、资产与财务、用电分类分析等方面出发，总结成绩，检查不足，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对下阶段各项工作、指标完成加以预测和安排，同时锻炼各部门工作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
3.3加强营销培训，努力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在参加省公司、市公司统一安排的业务考核、取证考试、安规考试基础上，为有效推进营销工作专业化、集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针对企业员工整体业务水平低的实际情况，自觉加强营销业务执行培训。有计划的开展业扩报装知识，国家电网公司价值观、责任观及服务承诺，供电所营销基础管理，供电营业基础，线损管理等五个方面四期培训和两期营销系统电费核算员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严格考试，对于考试不合格者予以相应通报批评和经济处罚，待岗补考通过后再批准进入工作岗位。安排专业基础相对较好的计量室、营销部相关专责开展互感器校验及智能电度表集抄系统培训学习，配合“大营销”建设和班组建设五年规划，做好软环境保障。
3.4做好抄核收工作
严格执行抄表轮换制，要求台区每个客户的管理都要落实到个人，了解客户月度电量变化较大的原因，及时发现和处理“跑、偷、漏”现象以减小线损。调试手持抄表器与营销系统数据对接，争取全面铺开使用手持抄表器，可以使抄表、核算、收费人员分开，并减少核算录入人员配置。重抓电费回收，不断提高电费回收率。结合银电联网和短信平台，大力宣传银行代扣电费，以提供便民措施来提高电费回收率。对无故拖延电费的大用户，采取停电措施，并要求预存一定金额的电费。严格执行电费回收率考核制度，充分调动员工的催费积极性，协调当地政法单位，加大追缴旧欠电费力度。配合安监部对营销系统高压专变用户、大用户进行专项营业检查，包括核对客户基础信息、客户档案、受电变压器档案信息、电能计量装置信息及客户用电特征、负荷特征。并及时在营销信息中进行维护，提高客户档案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新装高压专变用户、大用户合同签订率为100%，核对供用电合同与实际相符，并将合同信息准确录入营销系统。学习南网先进经验，做好客户服务中心建设，确定相关职能，充实相关人员。严格按照供电服务承诺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妥善处理好客户投诉，做好业务宣传和解释工作。
4结语
综上所述，电力行业营销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在营销管理工作中，必须全面掌握营销管理工作现状，不断的创新服务机制，建立和完善电力营销系统，加强人员的培训，从而不断的提高电力企业营销能力，促进电力企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方兰 单位: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平江县供电分公司
参考文献:
[1]刘夏清，向卫东，沈文莉.供电企业电力营销管理总体策略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5）：75.
[2]邱辉.浅谈电力营销系统管理与应用[J].中国西部科技，2011（06）：55~57.
政法舆情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有限理性；集体性启发；瓮安事件
中图分类号：D63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1-0090-05
一、问题的提出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近年来中国频繁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日益引起政府以及媒体的重视。目前学术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的频发与当地的社会治理有关，他们或者归因于官员的服务观念淡漠，面对民众的诉求，不积极做思想工作，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略民众的利益[1]；或归因于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转型，政策不到位，经济发展程度不高；或归为群众的法制观念不强以及当地的黑恶势力作怪[2]。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所归纳、总结的有关群体性突发的原因相对比较全面，但往往忽略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二是社会舆情的角度。舆情是指事件中参与者们已经具有的和围绕事件情况变化新产生的社会政治态度。在发生的过程中，群体的政治态度会有所变化，譬如爆发前有情绪的积累，爆发时根据控制方的应对方式不同，有时会加剧，有时则会减弱[3]。
上述研究最大问题是理论研究明显不足，主要体现为对西方相关的集体行动理论关注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着运用西方的集体行动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研究。于建嵘运用了勒庞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来分析，认为突发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借机发泄、逆反、盲从、法不责众等心理[4]。虽然这些研究也认识到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些特征，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很难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个问题是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定性存在偏差。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给群体性突发事件定性为“危害”，“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基本上把这类事件认定为非理性的行为。王来华，陈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概括了6个主要特征：导火索刺激，人群聚焦，突然发生，情绪波动，行为冲突和情况多变[5]。于建嵘从参与者心理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事件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6]。由此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也把群体性突发事件参与者的行为归为非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的学者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衡量群体性突发事件对政府、官员和社会的得失，很少从参与者心理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他们对参与者的评价相对比较负面，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基本忽略了群体突发性事件中参与者的理性因素。
二、有限理性：群体性突发事件分析的新视角
笔者认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参与者既有非理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因素，是一种有限理性。理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利，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对共同善的追求。只要符合其中一点即是理性[7]。换言之，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个人利益至上，或者选择集体利益至上都是理性的行为。那么非理性的行为即是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做出的决策不利于个人利益，过于关注自己的动机、兴趣、精神过程，而干扰了对自己利益的考量，做出有损自己利益的行为，或者说本来追求有益社会或集体的行为，但因受动机、兴趣等的干扰，结果却危害了社会或集体。
西方学者对理性与否的探讨，体现在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理论中。集体行动的理论源于20世纪初期的法国思想家勒庞（Gustave Le Bon）。他认为当一群人聚合在一起时，去个性化、情绪化、非理性化占据主导地位。所谓去个性化，是指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会失去个体感而淹没于群体之中，做出一些与个人独处时不可能做出的反应，甚至与自己个性截然相反的某些行为。所谓情绪化是指群体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色彩，在很多情况下理智往往为情绪所支配。与此相应的是，他们在判断某事或评判某人时，不能诉诸理智，丧失了批评能力[8]。
勒庞把人们参与运动归为非理性，注重对人们情感的探讨，这种分析模式影响了以后对社会运动的分析。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相对剥夺理论，代表人物有戴维斯（Davis）、古尔（Gurr）等人。相对剥夺感的理论认为，人们的不满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具体来说，在与自己过去，与自己的将来，以及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相对剥夺感越大，产生的攻击越大，这就是挫折—攻击机制[9]。
以上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重视不满的产生，强调非理性的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这种研究方式提出了批评，他们注重理性的作用，关注国家和社会结构[10]。最著名的是奥尔森在《集体行为逻辑》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模式。他认为每个人参与集体行为时都是理性的，即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集体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这样就会出现“搭便车”现象，即个人少付出，甚至不付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的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1]这就是所谓集体困境，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选择性刺激，即刺激能够到达每个个体，真正做到奖勤罚懒。
运用理性进行分析社会运动可谓占据了当今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以美国为例，主要体现为两大理论：一是资源动员理论；二是政治过程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对社会运动的解读继承了奥尔森的理论，代表人物为麦卡锡（McCarthy）和扎德（Zald）。他们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尽管有时怀有不满，但并不是所有的不满都转化为行动。这是因为行动前人们通常要考虑资源的得失（主要体现为时间和金钱）。他们运用市场经济的供需关系分析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被看作是理性的消费者，而社会运动的组织者是供给者，他们提供的产品迎合了参与者的需求[12]。政治过程理论是对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该理论接受理性选择模式，认为集体行动有得有失，但在采取行动前，抗议者总要计算自己的付出，以及带来的利益，然后比较得失才付诸于行动[9]。
以上诸种探讨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把理性与非理性看作截然对立的两面，没有关注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中间状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已经认识到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Herbert A.Simon）在70年代末期，发表文章称政治学的研究应该将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观点与经济学中的实质理性结合起来[13]。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政治人的行为时，既要考察经济学中所提出的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观点，也要注意到心理学中提出的人们的理性观点，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政治现象可能更加准确。
有限理性与政治学的结论最好的体现是启发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启发是一种认知捷径，能够把复杂的任务简单化，它也是一种理性，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它的作用是避免人们在信息分析中耗费过多的精力。即化繁为简、有限理性、省时省力是启发的基本特征[14]。
启发在政治学中多用于选民的研究，有学者指出，选民在了解和思考政治问题时，运用的思维方式即是启发[15]。也有学者开始把启发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结合起来。鲁尔（James B.Rule）提出了集体行动启发的概念，即集体行动也会遵循认知的捷径，集体行动同样游走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他认为理性与非理性模式都是理想的类型，只可能解释某些现象，譬如勒庞等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群体的情感，以及群体自发的行动；理性模式在解释参与者的目的方面做得很好。最后他主张两种模式应该调和[16]。
理性模式与非理性模式的争论是因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所致。从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变可以看出，两种模式存在明显的分期，60、70年代以前的理论多主张非理性模式，之后多主张理性模式。非理性模式论者多应用于无组织、群体的自我行动，譬如勒庞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样本考察群体的心理；理性模式论者探讨的多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譬如工会领导下的罢工等，这些行动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利益的计算。鲁尔的研究还提醒我们，现实中集体行动有可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和，不是单纯的理性或非理性。
但鲁尔的研究也存在问题，即把情感与理性对立，把情感的发泄看作是非理性的一种体现。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学者注意到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密不可分。许多学者在研究政治认知时发现，政治情感在政治认知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库兹（George E.Marcus）对情感（emotion）的英文作了如下的解释：“e”指“to be”，和“motion”结合在一起，意为激励人们（move people），使人们付诸于行动[17]。麦格劳（McGraw）所说：“在研究人们对政治世界的理解和反应时，如果把情感排除在外，这种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对政治的情感，不管是强弱，也不管是发散的还是具体的，都不可能避免地渗透于其中。”[18]
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有意识地把情感、理性同时引入到对集体行动的考察中。卡兰德曼斯（Klandermans）把不满看作是一个运动形成的必要条件，只有群众有不满，才可能形成共识，最终参与运动。但不满仅是一个必要条件，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参与运动。因此还要关注到参与运动得失的考察，即理性的计算。譬如集体的收益，成功的可能性等等[19]。但是卡兰德曼斯考察的对象多是有组织的示威、罢工，譬如荷兰组织的反对美国在荷兰部署导弹的示威，而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没有关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勒庞的时代，归为非理性的行动。
综上所述，对集体行动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定性不仅体现为时代的差异，也体现为研究对象的差异。西方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着有限理性，理性与情感之间也不是对立的，二者有调和的一面，这点有助于我们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做出重新的思考。有限理性分析是否适合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分析？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爆发既有非理性的，也有理性的因素，是一种有限理性。群体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把群体性突发事件看作是一种集体性启发，即在遇到不满时，作为影响政府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三、对贵州“瓮安事件”的分析
（一）爆发的心理基础：群体的不满
瓮安事件爆发前，民众的不满情绪来自以下方面：对自身地位低下不满；这种较低的社会地位与相对剥夺感结合使不满情绪加剧。
2000年至2007年瓮安地区生产总值翻了近一番，财政总收入增长近3倍。但矿区民众的生活水平不仅改善不大反而更加趋于贫困，有的连基本生存都出现了问题。刘子富是这样描述的，瓮安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剥夺了群体的生存权。矿产资源的开发，导致了地面开裂，房屋下沉，赖以生存的水源枯竭，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面临威胁[20]86。可见，矿区民众产生不满情绪来自于生存权的威胁，其产生根源是分配的非正义，即结果的不公。类似问题也发生在移民拆迁等问题上。
对于生活在县城的民众来说，他们的威胁则主要是安全。在瓮安爆发前，治安不好是当地人的共识。有的人在家里遇到了抢劫，报警之后，警察却要求他们打另一个电话。很多人“晚上都不敢出门”，晚上的路边，“可以见到有人拿着砍刀走来走去的”，小店下午都会很早关门[21]。当地警方对治安案件打击不力导致了受害者的不满，纵容了黑社会的形成，在瓮安中就有黑社会性质的“玉山帮”在其中作乱。
瓮安民众在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中也产生了不满。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在当地矿产资源开发前还是得到保障的，但矿产资源开发后，基本的生存权已经受到了威胁，前后差距明显。具体来说，他们面临的威胁或来自于矿业的盲目开采，或来自于社会的治安，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才能够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当地政府对这些问题处置不力，有时甚至是不作为，使民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失望。
（二）非理性因素分析
瓮安群体性突发事件源自于一个小女孩的自杀，最终发展成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何小女孩的自杀会成为传染源？首先，小孩、女孩都是弱者，是人们所同情的对象。李树芬（即死者）和女伴是在黑暗的晚上与另外两个社会青年在河边玩中自杀身亡的，正因为她是一个女学生，其死亡自然首先会使人想到是他杀。警察此后的一系列行为似乎也在印证人们猜测的合理性。警察认定女孩李树芬属于溺水死亡，家属不同意认定的结论。值得注意的，事件之后查明，小女孩确实为溺水死亡，但对于两次尸检的结论家属均不认同。因为法医所做的工作，家属并没有在场，因此家属怀疑结论的公正性。警察不但没有很好地解释，反而与女孩的家属发生冲突，女孩的叔叔还遭到毒打。
其次，人们缺乏冷静分析。家属所提出的主张，看似合理但实际上缺乏有力证据，但由于警方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导致谣言满天飞。譬如有人说，李树芬的同学王某是县委书记的侄女，在考试时，李树芬不把试卷让她抄，由她请两个社会青年报复李树芬；不但死者的叔叔遭到殴打，而且爷爷、父母均被打，甚至，有人传说她的叔叔被打死。这些谣言是很容易得到证实的，但是人们往往站在弱者的一面而没有去澄清，轻信了谣言而否定了警察的结论。
小女孩李树芬的死亡只是的导火索，它点燃了群众埋藏在心里的对当地政府和警察的不满情绪。此次事件中，每个参与者仿佛都变成了“野蛮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智力水平都降低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每个人的理性也完全被对警察的不满情绪所支配。
（三）理性因素分析
那么瓮安中，群体的参与是否有理性的成分？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理性的成分在事件爆发前后都有所体现。
瓮安群众与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最有效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中国的老百姓经常采用的寻找发泄的渠道有两种：一是部门，向县级乃至上级的部门反映问题。二是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但这两条路在一些地方往往行不通。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瓮安县局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共670件，而在“6.28”事件发生前后，仅7、8两个月，局接待立案的群众上访就有600多件。但办结率却很低，县局局长秦综说：“2006年以来办结的案件仅122件，办结率仅为18.2%。”[20]100究其原因，在于部门本身对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所涉及的各个部门并没有相应的制约权力，即使他们走访一些部门也往往得不到回应。
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对群众的态度。引起当地群众不满的，群众反映问题最多的是矿山的开采。县、乡镇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这些企业不加管制，导致这些企业盲目地开采，致使群众赖以生存的水源断绝，房屋塌陷，农田被毁，环境污染。群众在向当地政府反映这些问题时，政府能拖就拖，漠然置之。面对政府的不作为，群众联合起来与矿业公司进行斗争，面对矿群冲突，政府明显偏袒一方：动用公安人员把带头的群众抓起来，然后动用司法机关对他们判刑[20]90。不但在商民的矛盾冲突中，政府明显地站在企业一方。而且有些企业本身就是的产物。瓮安县纪委、县国土局等有关部门披露，一些党政干部、公检法干部用家属子女名义入股经商办企业，无证开采相当严重[20]102。本来政府应当作为民众情感的倾听者，但却成为民众情感的压抑者，这是导致群众不满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此带来的恶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民众把对企业的不满，会转嫁到政府身上，政府成为民众不满的主要来源地；二是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尽失，使其在说服民众时无能为力，民众不是把其作为一个公正的评判者，而是与企业的合谋者，一个自私自利者，公正性的丧失使民众对官员的解释始终带着怀疑的眼光；三是群众的不满在政府那里得不到回应，导致不满的堆积；四是群众的情绪没有发泄的渠道，这就导致一时爆发，就可能以突然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突发性事件。
在事件爆发过程中，人们没有相信警察的说法而相信谣言，也有理性的因素。其中，政府和警察平时在当地民众中的刻板印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和警察在当地的印象是只是照顾自己的私利，。这种负面的印象，在面对模糊性，或者具有争议性的信息时，人们更多的从警察和政府的负面来理解。刻板印象，往往出现在人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同时认知的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经常采取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政治领域经常遇到的是对政党、种族等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就是有限理性的一种体现，即它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
这次事件是以群体的形式爆发出来的，群体是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即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性，完全因共同的情感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之所以选择乌合之众的形式，也体现了理性的考量：
其一，责任分散心理。没有组织、没有领导，这样使因所导致的责任就会分担到每个参与者个人身上，但是法不责众又可以使每个人逃避责任的追究。以前的官民冲突中，民众的代表因与官府的冲突被拘留，甚至判刑，鉴于以前的教训，使人选择了乌合之众的形式。
其二，所产生的效力使人们有意无意地选择了群体性的形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融化在民族的灵魂之中。全国各地所爆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必然会引起各大媒体以及上级领导的重视，从而导致群体的不满能够得到满足，逐渐使人们有意无意地相信，只有这一条途径才有效力。
中国现有的绩效评估体制也为这种观念提出了佐证。中国的官员绩效评估中，经济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但是也有两个指标是官员不得不重视的，一是社会稳定指标，二是计划生育指标。如果这两个指标中任何一个指标不达标，就会一票否决，使政府一年的成绩都归于零。社会稳定指标中，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最重要的指标。官员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积极回应，民众通过群体性突发事件表达情绪的屡试不爽，逐渐起到了心理的强化作用。瓮安事件爆发之后，当地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书记和县长因此事被撤职，许多影响当地治安的黑社会组织受到了惩治，矿群的冲突也得到了缓和。
四、结语
中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群体的不满情绪的出现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基础，群体的不满可能导致群众容易相信谣言，不相信政府，以及暴力的行为。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表现，但是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群体的诉求得到政府回应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同时因无组织性，参与的群体责任分散，甚至免于受到惩罚。群体性突发事件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群体寻求不满发泄、问题解决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这就形成了集体性启发的思维方式，简言之，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群众往往把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诉求得到解决的捷径。它是在正规的渠道，譬如、向政府反应问题均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所经常采用的一种选择。因此，要防止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首先，必须对群体的不满有所回应，要正视人们的不满，然后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其次，与此相联系，群体表达诉求的渠道应该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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