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医罪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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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行医罪行政处罚范文第1篇
第一，行政处罚影响犯罪成立与否。这种影响力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肯定性的规定，由刑法规范直接规定受过行政处罚的再次实施同性质行为时构成犯罪。二是否定性的规定，即接受行政处罚可以免除刑事责任的承担。肯定性的规定如《刑法》第153条所规定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一年内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又走私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行为表现之一，受过行政处罚成为走私行为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前提条件。行政处罚也可以成为犯罪的定罪情节，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9日联合的法释(2013)21号《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且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②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达到了诽谤罪的定罪标准的“情节严重”，从而构成犯罪。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数额较大”的，按照盗窃罪规定标准的50%确定。这一规定将行为因受过行政处罚而成立犯罪所要求的数额标准减半，行政处罚间接对犯罪成立产生影响。在我国对于行政处罚的单纯不履行行为，一般是由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其履行，不法行为主体拒绝履行行政处罚的，并不直接构成犯罪，除非其行为方式因采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才构成妨害公务罪，从而进入刑事评价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台湾地区的立法模式一般是附属刑法模式，在行政法中先规定行政不法行为，并应当予以行政处罚，如对行政处罚不从的，则直接规定为犯罪行为。如台湾的《水污染防治法》第36条第1项规定:事业不遵行主管机关依本法所为停工或停业之命令者，处负责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因为行为人不履行行政处罚而将该行为直接交由刑法来评价，但是不法行为主体受过行政处罚对于其再次行为是否受到刑法的评价以及评价的起点却有影响。否定性的规定如《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所谓“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指不应以犯罪论处，即逃税行为经过行政处罚从而阻却刑事处罚。这种规定给予逃税行为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对行为人履行了行政义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精神，体现了刑法的补充性作用。刑罚适用的补充性不仅应体现在逃税数额、比例的“量”上，而且应体现在违法行为本身的“质”上。①逃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在该类行为中，将经过行政处罚的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不动用刑法但已经起到了保护国家税收的作用，这符合刑法谦抑性、补充性的要求。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对于违法行为的制裁，如果有许多措施可用时，宜先用轻罚，只有轻罚不能有效阻止行为目的时，才有必要动用重罚。刑罚作为国家对于不法行为的最后而且最重的手段性，为避免过于严苛，对于单纯的违反义务的行为，如果行政处罚手段足以达到管理的目的时，没必要动用刑罚。第二，行政处罚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故意”。罪过是行为构成犯罪的必不可少的要件，刑法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故意的内容包括行为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指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对于以违反行政法规范而构成的故意犯罪来说，构成犯罪必须行为人具备明知。而明知是主观方面的要素，必须以客观证据予以证明。而且行政犯是一种法定犯，与自然犯不同，伦理可责性低，违法与否的界限模糊，实践中也确实存在行为人不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自我辩解，那么这时受过行政处罚可以作为其主观明知的一种证明。如走私罪是故意犯罪，对于如何认定故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印发《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第5条规定的曾因同一种走私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的，可以认定为行为人“明知”。第三，行为未被行政处罚的，其未被处罚的数额累计计算从而影响其后行为的刑事评价。刑法中有多个条文规定“对多次实施前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如刑法第201条逃税罪“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第153条“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未经处理的，数量累计计算”。司法解释中也有类似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2条第2款规定:“多次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或者销售金额累计计算。”以上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都体现了不法行为未经行政处罚的数额作为影响下次行为的定罪数额或者量刑数额。如果计入累计的数额达不到定罪数额，当然不构成犯罪;如果累计数额足够定罪，将成为影响适用法定刑幅度的数额。第四，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影响量刑。曾经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不法行为的，说明行政制裁对行为人的无效性，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受过行政处罚作为再次行为构成犯罪时量刑的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自不待言。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刑法规范中也有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醉酒驾驶机动车，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②从重处罚。行政处罚也可以作为情节轻重的评价标准而决定行为适用法定刑的幅度。刑法中在对法定刑幅度进行规定时，考量的要素包括数额、情节等，刑法根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受过行政处罚作为情节的一个评价因素从而影响法定刑档次的适用。司法解释中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中很多包含受过行政处罚的内容，如《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受过行政处罚除直接影响量刑外，还影响量刑制度的适用。刑法规定了缓刑制度及缓刑适用的条件，在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操作上受过行政处罚是决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考察因素。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在缓刑适用条件里规定，受过行政处罚三次以上的不得适用缓刑;在具体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时，受过行政处罚的不得适用缓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因侵犯知识产权被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二、作为定罪量刑要素的行政处罚的范围分析
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使用时，行政处罚所处理的行为应当与构成犯罪的行为是同一性质，并且在法定时效期内。首先，构成犯罪的行为应当与之前所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属于同一性质，只有同一性质的行为才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行政处罚无效时动用刑罚的必要性。当然同一性质的行为未必同一罪名，刑法中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因为犯罪对象的不同规定了若干罪名，这里不要求前后的行为罪名同一，只要行为属于同性质即可。这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可见一斑，如2014年9月10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的走私行为，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以及其他货物、物品;“又走私”行为仅指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其次，只有时效期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刑法的评价事实。涉及到行政处罚的刑法规范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些明确规定了必须是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对定罪量刑造成影响，而有些则没有予以规定。规定了只有一定期限内的行政处罚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进入刑事视野予以刑事评价的，一定的期限有的规定是一年有的规定是二年，超过此期间的不进行刑事评价。如刑法规定的“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中的“一年内”，以因走私第一次受到行政处罚的生效之日与“又走私”行为实施之日的时间间隔计算确定，即是指在这一年内的行政处罚对于定罪量刑有影响，超过一年的不能成为刑法的评价事实。但也有些只规定了受过行政处罚而没有规定所受行政处罚的时间界限的，如1999年10月9日《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曾因活动受过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又组织和利用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57条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应予立案追诉的根据之一，就是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这些规定里都没有指出行政处罚对于刑事处罚的影响时间，是否意味着只要曾经受过行政处罚，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可以影响定罪量刑?申言之，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处罚适用的前提事实，是否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从条文规定本身看应当理解为对行政处罚可以追溯的时间上没有限制，但基于刑法规定了追诉期限，作为构成犯罪的事实行为经过一定期限不再追诉，那么同样地作为犯罪事实的行政处罚应当也有追究期限的限制才符合同一性。刑法中除了明文规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因素外，还存在一些隐含性的以行政处罚作为定罪量刑的要素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窃罪的行为之一是多次盗窃，根据司法解释，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那么构成多次盗窃的行为是否包括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还是仅指没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如某被告人在两年期间共盗窃三次，数额分别为:第一次600元、第二次400元、第三次500元，三次行为中的前两次行为都受到了行政处罚，在认定“多次盗窃”的次数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不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的次数计算在内，那么其第三次行为仍旧是行政不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多次盗窃包括已经受到的行政处罚，那么其盗窃500元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从立法目的看，应当将已经受过的行政处罚计算在内。如果将行政处罚排除在“多次盗窃”之外，对盗窃惯犯而言，接受行政处罚反而可能成为规避刑事责任的方法，这显然不合常理，违背制裁的目的。这种处理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指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定罪并予以刑罚处罚，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已受的行政处罚次数在刑事评价时作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依据而存在。在刑法规范中多处规定的实施某种行为未经行政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数额累计计算”关系到罪与非罪，关系到刑罚的轻重。首先，累计的对象应当限于同一主体的同一性质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如赵某先后为A、B两公司的工作人员，两公司都涉嫌单位走私，赵某是其中直接负责的人员，那么对其行为的追究只能是分别累计在A、B两公司的未经处罚的数额，而不能将两个犯罪中的数额累计。①其次，累计的行为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从每次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多次实施某一行为存在以下三种形式的组合:第一，多次行为中每次行为均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犯罪行为。第二，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均为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第三，多次行为中部分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犯罪行为;部分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标准，为违法行为。就第一种组合形式而言，因为其所涉及的是同种数罪和连续犯，数额累计计算没有疑问，也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在此不赘述。第二、三种情形则涉及到如何对待违法行为的问题，对这些违法行为是否均应累计，如何累计。针对第二种组合方式，每次行为都未达到构成犯罪所需的数额的，对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定，而理解为未经行政处罚的一并累计为犯罪，是一种将行政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跨越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与分权原则不符，是司法权对于行政权的越权行为。如果允许如此解释，那么所有的未经处罚的行为均可因为未及时受到行政处罚而构成犯罪，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当然，在此应将多次违法行为与“一罪”的行为加以区别，有些行为每次单独看都因为数额不够犯罪的界限而只成立违法行为，但这些行为有可能是刑法所指的“一罪”的行为表现，如“蚂蚁搬家式”走私行为，利用邮寄方式逃税，每次所寄的物品所偷逃的应缴税额达不到法律所规定的标准，但这种行为是一种营业犯，即“通常以营利为目的，意图以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②对营业犯，应当累计计算数额。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中的累计计算的类型应当说就是指的这种营业犯。第三种组合方式，其中一次或者几次行为构成犯罪，其他行为达不到犯罪程度的，应当累计。第三种组合方式中具体又存在如下三种可能的情形:犯罪成立在先，行政违法在后;最后一次为犯罪行为，之前为行政违法;犯罪行为在中间，前后均存在行政违法行为。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2项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尽管这一司法解释已经废止，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再对盗窃数额累计计算加以规定，但是关于盗窃数额如何累计的问题仍旧存在。从一般法理层面分析，对于行为人基于同一或者概括的犯意，连续实施数个相同的危害行为，尽管刑法学上对其罪数形态存在连续犯、集合犯等不同归类上的争议，但对于其法律后果是不存异议的，共同主张认定为一个犯罪行为，仅作一罪处罚。③因此，对连续实施的行为，累计各次数额就成为“作一罪处罚”的必然选择，而无论各次行为中构成犯罪的行为居于违法行为前后。综上，刑法中所指的累计计算应当是每次行为都构成犯罪或者是有基本行为已经达到犯罪的程度，对于其之前或之后实施的未经处罚的行为所涉及数额予以累计。如果其多次实施的行为均未达到定罪的罪量标准的，不应予以累计，以避免将本应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累计成为犯罪。再次，对于累计的时限，即应当累计计算多长时间内的未经处罚的数额，现行刑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有的没有规定累计的时限，有些则规定了累计的时限。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7月16日《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抢夺公私财物，未经行政处罚处理，依法应当追诉的，抢夺数额累计计算”，笼统规定了未经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追诉的累计计算数额。这里应当追诉是指应当受刑事追诉还是指未承担法律责任的一概追究，不得而知。对累计计算的时间跨度，有学者认为，“多次行为中，对于构成犯罪的单次行为，应当以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为准，对于尚不构成犯罪的单次违法行为，则应当以处罚的追诉时效为准”笔者同意这种区分时效的观点，按照此观点，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如逃税的追究期限为五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期限为六个月等以外，多数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给予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应为两年，超过两年发现的，不得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连续犯或者继续犯的责任追究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也只应当累计可以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内的数额，超出有效追究期限的不应当累计。
三、行政处罚对刑事案件审理的影响
非法行医罪行政处罚范文第2篇
通过对一起医疗卫生监督案件违法行为认定的分析，讨论医疗卫生案件中证据链缺失时，可否把刑事侦查中证人对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辨认结果作为证据，认定和推定出行政处罚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及违法主体，同时就案件的违法行为及法律适用提出作者的观点。
关键词
行政案件；刑事侦查；违法行为；法律适用
照片辨认是刑事案件侦查中常用的取证手段，但在行政案件中是否可以借鉴这一作法呢？本文通过对一起医疗机构违法开展诊疗活动案件进行分析，对在日常监督中遇到非法行医者在检查时跳窗、翻墙、夺门逃跑时，监督员运用照片辨认作为证据，以达到对无证行医的调查和处罚的目的进行探讨，以期对同行在打击非法行医中有启发作用。
一、案情摘要
2014年11月20日，患者黄某，18岁，未婚，通过电话向某卫生局举报为其施行引产手术的某诊所，称该诊所的王医师为其注射引产针后致其出现腹痛，黄某恐发生意外要求转院，该诊所不允许，黄某只得电话举报求助。卫生局接到举报后当即派监督员到该诊所开展调查，该诊所管理人员游某陪同检查。监督员先在住院部找到举报人黄某，邀其一同参与调查。在该诊所的妇科诊室看到1名身穿白大衣（医师工作服）的中年女性，黄某指证她即是为其引产的王医师。这位王医师见到监督员等人进入该诊室就要离开，监督员对其拍照并询问，王医师拒不回答并强行离去。监督员在妇科诊室查到3本病历，分别是张某：诊断中孕、内有引产手术知情同意书；黄某：处理“择日终止妊娠术”；罗某：处理“抗炎对症处理、择日终止妊娠术”。监督员制作了现场笔录，由游某签字确认。之后，对现场发现的病历（张某、黄某、罗某）、处方（书写有米菲、米酮药等药物）、手术缴费发票等物证进行了保全。在随后的调查中，监督员将王医师的照片和其他7位无关人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分别让举报人黄某、罗某（现场发现3本病历中的2名患者）和该诊所的检验员、护士、导诊员、药房工作人员等多人进行辨认。众人均指认8张照片中的同一女子为该该诊所妇科的王医师，即11月20日现场调查时拍摄到的迅速离开妇科诊室的中年女士。经查证，该诊所有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有妇科专业，但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该诊所管理混乱，管理人员吴某聘用那位“王医师”时未索要其任何身份证明和执业证明。该诊所负责人接受调查时称诊所日常工作由吴某负责，诊所的情况他不了解，一切情况以监督员的调查为准。案发后，吴某和“王医师”均无法联系，无法进一步调查取证。办案监督员在取得了现场笔录、患者询问笔录、负责人询问笔录及物证（病历、处方、发票）等证据，形成证据链后认为：该诊所非法开展终止妊娠手术的证据确凿，聘用非卫技人员行医证据不足，以违反《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依该办法第四十条规定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处罚。该诊所在法定期限内缴纳了罚款结案，对“王医师”的违法行为未进行处罚。
二、分析讨论
本案中该诊所非法开展终止妊娠手术的证据明确，但对于证据中的照片经辨认的“王医师”是否为非卫技人员、诊所是否聘用了非卫技人员，监督员有不同意见。
（一）照片辨认能否作为证据认定诊所超范围开展终止妊娠手术
卫生行政违法案件是指已经实施了违法行为，因此超范围开展终止妊娠手术必备的条件之一是已开展了终止妊娠手术，应有患者、手术的实施者、手术的实施行为等构成要件。在取证过程中只有三者都有证据证实，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本案中患者、手术的实施行为（现场查到的病历、收费单等）已有相关证据，手术的实施者的证据可否用照片辨认，办案监督员有不同意见。部分监督员认为不能确定“王医师”的真实身份，使该诊所开展终止妊娠手术违法事实未能调查清楚，因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作出处罚；另外一部分监督员则认为医疗机构开展终止妊娠手术证据（现场笔录、病历、处方、发票、患者笔录为证）确凿，虽然证据中手术实施者“王医师”身份无法核实，但通过照片辨认其实施手术的行为已证实，其开展终止妊娠手术证据链中的作用已经达到，因此开展终止妊娠手术证据链中患者、手术的实施者、手术的实施行为要件基本形成，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开展终止妊娠手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监督部门有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开展终止妊娠手术，该诊所就应出示机构许可证、人员执业证书，以证明自身开展的诊疗活动合法，若该诊所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自身诊疗活动合法，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照片辨认能否作为证据认定诊所聘用了非卫技人员
该诊所开展终止妊娠手术中，“王医师”是手术的实施者，在检查中诊所不能出示“王医师”的《医师执业证书》及《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书》，对诊所是否聘用非卫技人员监督员也有不同意见。一些监督员认为不能认定聘用非卫技人员的理由：一是只有照片辨认，不知道“王医师”的真实身份，无法确认其是否持有《医师执业证书》和《母婴保健技术合格证书》，照片辨认只能证明“王医师”在诊所从事了诊疗活动，而不能证明“王医师”没有相应的执业证书，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不应认定“王医师”为非卫技人员。一些监督员认为的判断聘用非卫技人员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证据；另一种是推定（事实推定）。在现场拍摄到“王医师”的照片，并经有关人员辨认，可以认定“王医师”在诊所从事了诊疗活动，因此该照片是证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而诊所不能（不愿意）出示从事卫生技术工作的“王医师”有关信息和执业资格，结果能够推定“王医师”没有相应执业证书，由此推定此该诊所存在聘用非卫技人员行为［1］。
（三）是否依照《执业医师法》将“王医师”作为处罚主体
由于“王医师”的失联，其身份信息无法查清，只有现场拍摄的照片和一些人员（患者、本单位人员）的证言指证，可否将照片作为认定“王医师”为非卫技人员的证据进行处罚？监督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监督员认为应处罚，理由是现场笔录、现场照片和有关人员证言形成了证据链，证实“王医师”在该诊所开展诊疗活动，且“王医师”未能出示执业证书；根据《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可以认定“王医师”为非执业医师，按照《执业医师法》将“王医师”作为处罚主体。另一些监督员认为“王医师”未能出示执业证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王医师”持有医师执业证书且已注册但注册地点不在该诊所，此种情况不能认定为非执业医师；二是“王医师”没有医师执业证书或所持证件为假证，此情况应认定为非执业医师。在无法认定“王医师”违法的情况下，无法对“王医师”进行处罚，若处罚可能会造成主体不明事实不清（非执业医师）的案件。“非卫技人员”是指未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的人员。处罚“非卫技人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无证”，二是从事了“卫技”工作。从案件的证据看“王医师”从事了卫技工作，但她是否是“无证”，没有证据证明，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不能认定“王医师”是“非卫技人员”。本案中卫生监督员因证据不足未对诊所和“王医师”的非卫技人员问题进行处罚。但作者认为通过照片辨认可以作为诊所聘用了非卫技人员的违法行为证据，应当进行处罚，但“王医师”在整个案件调查中始终未查清姓名、是否持证等基本情况，以其为处罚主体，尚应商榷。虽然我国在刑事案件中对无法确定姓名的犯罪分子的处理有明文规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审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也规定：“被告人真实姓名、住址无法查清的，应当按其绰号或者自报的姓名、住址制作书，并在书中注明。被告人自报的姓名可能造成损害他人名誉、败坏道德风俗等不良影响的，可以对被告人编号并按编号制作书，并附具被告人的照片，记明足以确定被告人面貌、体格、指纹以及其他反映被告人特征的事项”。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无名氏”的判刑也有较多案例，但在行政案件中鲜见对“无名氏”的处罚（不同于“无名氏”财产暂扣处理），究其原因可能是刑事案件对“无名氏”主要执行人身自由罚的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只要证据确凿、人员被控就可执行。而行政案件中，主要是财产罚和行为罚，在无法控制人员又不能确定“无名氏”的基本信息的情况下，很难对案件进行执行，大量出现无法执行的行政处罚将影响行政机构的效率和形象。因此，作者认为将刑事侦查中的照片辨认运用到行政案件中认定违法事实是可行的，但认定违法主体还需要其他证据，不建议把照片辨认做为处罚主体进行应用。但一些监督员认为对行政违法累犯入刑的案件，就应该立案查处。例如，非法行医两次查处后可移交公安入刑，这是在增加行政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非法行医的犯罪成本，对打击非法行医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本案应依照《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还是使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处罚［2］也值得探讨。随着现代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提高，7周胎儿已可以鉴定性别了，因此14周前终止妊娠也有可能是选择性别的行为，特别是已婚妇女。笔者认为只要是对已婚妇女实施“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适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进行处罚更准确。过去监督员不愿适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是因为第三十六条的“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进行处罚，职权划分不清，现卫生计生部门合并后，卫生监督员要转变观念，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运用法律。随着时代的发展，卫生计生工作的融合，卫生监督机构应积极探索新监管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医疗市场的监管作用，服务于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钟奎昌，钟潇．非医师行医的法律思考［J］．中国卫生法制，2014，22（6）：52－54．
非法行医罪行政处罚范文第3篇
一、领导重视、任务明确、责任落实
副市长戴绍泉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国庆分别在2月8日和4月12日电视电话会议上对我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行了部署，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市整规办将两位领导的讲话及时印发给了各区县、市级各部门，并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
自贡市领导干部作风整顿建设领导小组将“加强市场经济秩序整治、食品药品的安全监管，着力解决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用药安全性不高、招商引资环境不够宽松的问题”作为“整建活动”实施“三大行动”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国庆和副市长戴绍泉的领导下，市整规办制定了《自贡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及招商引资软环境建设“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从市场经济秩序长效机制建设、食品药品安全和招商引资环境建设三个方面，列出了17个“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并对每个问题明确了具体措施、责任（牵头）单位、责任人、配合单位、完成时间和达到的目标和效果。并及时通报、汇总反映其进展情况。按时完成了各项任务。
按照《自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自贡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三年总体规划的通知》（自府办发[2005]102号）要求，在2006年底，市整规办印发了《自贡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工作总结和*年工作要点》（自整规办[2006]15号），对*年全市整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安排。明确了全市整规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整规工作重点、宣传报道、基础建设工作等。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年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要点，市整规办于6月14日和26日分别召开了区县和市级部门整规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各区县、各部门的工作任务。
二、进一步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巩固整治成果
（一）组织开展节日市场综合整治行动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重大节假日生活健康和安全，市整规办分别组织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节日市场全市综合整治联合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全市节日市场综合整治共出动执法人员27000多人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52000多户次，取缔各种非法生产经营户400多户，捣毁各种非法生产经营窝点30个，查获各类案件1473件（其中：立案查处224件），涉案人数1551人，已行政处罚753人。
通过节日市场整治，使全市节日期间未发生重特大市场秩序事件，净化了市场，为广大人民群众节日生产生活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继续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
按照2月8日国务院、省、市政府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由市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办公室、自贡食品药品监管局牵头，组织开展了食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全市共查处各类食品违法行为1737起，立案查处393件，规范和取缔无证照食品生产加工小企业和小作坊1173户，捣毁生产加工假冒伪劣食品窝点45个。立案查处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案件84件。
农业部门重点开展了农业投入品监管、农产品生产环节监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三大环节的执法行动，重点检查了2个蔬菜生产基地，6个超市、农贸市场，对3个农业专合组织等共计18个单位的蔬菜、茶叶、大米、水果4类产品进行了专项抽样检测，经检测未发现农药残留超标产品。同时，配合质检中心抽取蘑菇6个样品送省农科院检测中心检测。
畜牧部门认真组织实施放心肉工程；深化畜产品无公害基地建设；加强兽药饲料企业监管，提高产品质量；大力开展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加大动物防疫检疫及监督工作力度。今年上半年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肉品2100公斤，没收、销毁不规范兽药23件（瓶、盒、支），无生产销售许可证、无批准文号及假冒伪劣产品1.5吨、不安全肉品2.1吨，查处各类违法案件28件，挽回经济损失4.8万元。
水务部门进一步加强无公害水产品基地建设和管理；从源头上保证水产投入品的质量安全；开展化肥养鱼专项整治活动；加强水生动物防疫检疫工作，减少疾病传播，保障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对水产品药物残留实行抽检。检查渔药、渔饲料等投入品经销尚58户，未发现“三无产品”、假冒伪劣渔药、渔饲料以及禁用渔药；共检查养殖大户120户，养殖面积2500亩；实施成鱼检疫120批次，苗种检疫160批次；抽检了6组水产品。
质监部门开展了以严厉打击食品黑窝点和利用非食用原料生产加工食品的“两打”行动为重点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共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180户、餐饮店13个、超市及其他经营户47个、查处食品安全案件41件，查获案件货值53.84万元，已行政处罚人数38人。
工商部门继续依法清理规范食品经营主体，强化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进一步完善农村12315申诉举报网络建设；加大食品质量监测和专项抽查力度，不断推进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建设，深入推进“四制两查两书一承诺”的监管模式；重点以城市社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开展重点区域执法检查，重点清理无照经营和查处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行为。检查食品经营户23981户次，取缔无照经营351户，查处食品违法案件43件，销毁假冒伪劣食品34073公斤，饮料2968瓶，受理消费者投诉123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5.83万元。
商务（商务经济）部门按照《生猪屠宰企业资质等级要求》，切实加强生猪屠宰企业标准管理；认真贯彻落实《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继续开展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生猪屠宰和酒类流通中的违法行为。共检查屠宰场（点）50个，生猪2600多头，菜牛54头，捣毁生猪注水窝点1个，取缔非法生猪屠宰点1个；查获销售假冒酒的违法商家7户，发出限期整改意见书35份，收缴假冒国家名优白酒280瓶。
卫生部门制定了《*年食品卫生安全专项整治方案》，与旅游部门建立了推动旅游事业发展合作机制，强化旅游景区景点及周边食品、饮用水及公共场所卫生日常监管；与工商部门建立了餐饮业联合整治机制。检查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单位2626家，查处违法违规案件12件，涉案金额7.5万元；检查学校293所，学校食堂229家，限期整改36家，现场处罚1家，停业整顿1家，销毁过期变质食品、三无食品40公斤。
城管执法部门制定了《关于开展*年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的实施意见》，分阶段对城区各主街大道、广场、校园、旅游景点、车站周边的无固定经营场所的饮食摊点、路边小炒店及夜宵摊点进行了专项整治。共查处无证饮食摊点824个，其中取缔276个，教育整改和规范摊点548个。
盐政部门开展了对食盐零售商、餐馆、食堂、各类大型超市、农村集贸市场的日常监督检查，对行业用盐单位进行了重点检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盐业长效监管制度。共检查各类用盐户2000多家，捣毁私盐窝点1个，查获违章盐12.3吨，立案15件，结案12件，行政处罚15人。
食品药监部门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管，进一步规范药品生产行为；以监督实施GSP和整治药品广告为重点，加强药品流通领域的整治；抓好药品使用领域的监督检查，重点加强疫苗监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确保用药用械安全。立案查处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案件84件，集中焚毁了前列治星胶囊、龟龄集等60个多个品规，共计20余吨，货值金额80余万元的假劣药品。
(三)继续开展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
我市各区县、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年）的通知》（[2006]22号）精神，依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
市知识产权局深入企业开展调研，指导企业对创新技术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其中久大集团公司一次性申请专利6项。组织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月和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知识竞赛等活动。牵头组织开展了保护专利权专项检查，坚持日常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重点抽查了城区和贡井区的各大商场的5000余种商品，查获45种专利权已失效的商品和59种无法确定其法律状态的商品，涉案金额4600余元。根据抽查的情况印发了关于检查专利商品情况的通报，提出了具体的整改要求。
工商部门组织开展了以打击商标侵权为重点，保护注册商标的专用权，维护好商标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行动。积极指导企业新办理商标注册63件，其中农产品商标18件；深入企业，加强对争创驰名、著名、知名商标企业的指导，已培育4户企业申报“中国驰名商标”，有3户企业材料上报认定；培育10户企业申报“四川省著名商标”，有7户企业已经经过初审处于等待认定中；对65件“自贡知名商标”进行复审认定，培育30户企业参加“自贡市知名商标”新认定；打造“城市名片”，办理“南国灯城、千年盐都、恐龙之乡、盐帮菜”四件商标注册，已办理39件商标注册；开展了商标专项检查工作，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50件；加大了商标工作宣传力度，在《今日晚报》开辟《商标园地》专栏，每月一期，已刊发5期。
文化局部门组织开展了文化新闻出版市场专项治理行动。重点开展了“保护知识产权，反盗版天天行动”，建立了与公安、工商、教育、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区县文化市场举报电话12318联网工作，全市举报电话实行24小时值守，全市共受理举报86次，做到了“有报必接，有接必查”。全市开展日常检查320多次，出动检查人员1662人次，检查经营场所1546家次，收缴非法音像制品27600盒(盘)，收缴、捣毁电子游戏机349台(张)，收缴非法书刊350本(册)，受理案件25件，罚款8万元。集中销毁非法音像制品2.8万张。
烟草专卖部门大力发挥同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协作机制，针对市场上的“假、私、非、无”经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查获违规卷烟702.56件，其中走私烟7.54件、假冒卷烟338.07件、非正规渠道进货卷烟356.95件,累计查获案件1411起；查获获制假窝点2个，贩藏假烟窝点5个；刑事拘留犯案人员14人，判刑2人。
（四）继续开展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
工商部门深入开展广告市场专项整治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新的《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和新《药品广告审查标准》，会同宣传、监察、纠风、卫生、食品药监、公安等部门制定了《自贡市*年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部门联席会议工作要点》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联合会审制度（暂行）》，建立和完善了广告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广告的日常监测工作，加大对虚假违法广告处罚。共查处各类违法广告76件（其中：药品广告12件，保健食品广告7件，医疗服务广告4件）。
工商部门严厉打击合同欺诈行为。继续深入开展了“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已帮助157户企业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新发展“守合同、重信用”企业113户，其中：国家级7户，省级31户，市级75户。查处合同欺诈案件6件，涉案金额3.8万元，调解合同纠纷案件10件，涉案金额5.9万元，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1.3万元。
卫生部门组织开展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行动。市卫生局会同市整规办、公安局、监察局、人口计委、中医管理局联合印发《*年度自贡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部署和安排。组织开展了专项检查，严厉查处大要案件。检查医疗机构503家，取缔无证行医诊所及窝点12家，立案处理8家，并对部分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黑诊所、假医生执业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对黑龙江省牡丹江水泥集团医院非法承包科室非法行医行为，给与罚款1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80余万元和一台设备。
（五）继续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
工商局部门认真贯彻《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与市公安局联合出台了《自贡市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实施方案》，重点打击“拉人头”、“团队计酬”和利用互联网进行传销的行为，捣毁窝点3件，驱散传销人员66人。开展了创建“无传销社区”、“无传销校园”活动；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与《自贡日报》、《今日晚报》宣传5次，提高广大群众防范和抵制传销的能力，通过“打、挖、防”工作体系，努力将传销消灭在萌芽状态。
（六）深入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
农业部门重点对种子、农药、肥料开展检查，强化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治理。开展了种子备案工作；开展了农业投入品市场检查；加强了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建立农资监管长效机制。共检查农资市场268个，检查农资门市2309个次，查处农资案件28件（种子13件，肥料4件，农药11件），查获违规和质量不合格种子品种13个6884公斤；查获违规农药24个142公斤，其中登记证过期农药品种1个、过期农药22个、标签不规范1个；复混肥登记证过期等违规品种4个2410公斤。两杂种子登记备案品种423个，其中：玉米品种194个、水稻品种229个，比上年增加100多个。
质监部门加大了对化肥、农药、农机重点区域的整治工作力度，有重点有步骤的对对辖区内42个农资产品生产企业进行逐一排查，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坑农害农违法行为。大安质监分局还联合工商、农业部门对辖区内的农资经销企业进行检查，重点查处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行为，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立案查处农资类案件10件，货值金额26.73元；检查化肥生产企业40家，经销户53个，抽样产品49个，其中24个不合格。
工商部门继续开展“红盾护农”行动，维护农资市场秩序。据统计，共检查农资经营户2438户次，检查市场653个次，检查肥料350余吨，农药1100公斤，种子1280公斤，没收不合格肥料25.9吨，农药70公斤，种子130公斤，农膜1500公斤。查处各类农资违法案件48件，取缔无照经营89户，受理农资投诉案件117件。
物价部门开展了对我市涉农收费单位和种子化肥经销点的检查。检查民政、计生、畜牧、建设等涉农收费单位和种子化肥经销点共244个。其中：检查化肥生产企业5家，化肥种子批发企业12家，发送种子经营户价格告戒书300份，整个专项检查查出违法所得金额30万元。
供销部门对所属农资经营户采取了分级负责制，监督进货渠道，采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配合农业、工商、质监等部门开展了农资市场专项整治。
（七）开展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
工商部门先后制定了《自贡市工商局关于开展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和《关于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自查自纠的通知》。元月9日召开了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中介机构参加的自查自纠工作会，要求经营单位3月15日前针对售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开展房地产专项检查共立案11件，结案2件，罚款3万元。
房管部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商品房预售监管的紧急通知》，强化了商品房预售的管理。出动80人次进行现场检查、督促、查处，对于违规预售的，下发停止预售通知书，已对5家企业的5个工程项目下发了停止预售通知书。主动积极宣传房地产交易知识，每月在《今日晚报》公示本月商品房预售信息。开通了商品房预（销）售网上签约、网上备案系统，为规范房地产企业一房多买、炒卖房号、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规范房地产经纪、测绘、评估机构行为，在对房地产经纪行业进行了摸底、清查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房地产经纪机构登记备案制度。制定了《自贡市房地产评估行业自律公约》，在房地产测绘行业实行“预测绘成果审核”。
（八）结合地区和行业特点开展专项整治
深入开展税收专项专项整治。国税和地税部门继续深入开展税收专项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紧紧围绕打击各种偷、抗、骗税行为，狠抓大要案件的查处，广泛开展税收法治宣传教育，倡导“依法诚信纳税”风尚。国税系统共对156户纳税人进行了检查，查补税款、罚款、滞纳金411万元，查处偷税案件31件，移送公安机关涉税案件2件。地税系统查结案件72件，查补税金及附加、罚款共计1359万元。
整顿市场价格秩序，打击价格欺诈行为。物价部门组织开展了涉农、通信、医疗收费检查，加强群众价格投诉举报的查处工作。共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14件，处理违法所得17.168万元，其中上缴财政13.569万元，退还消费者3.599万元。受理群众价格举报投诉案件35件，在规定期限内案件办结率达100%。
开展建材市场等专项整治。质监部门组织开展了建材市场、特种设备安全检查、鞭炮生产企业检查、塑料管材产品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冬季高耗能专项执法检查、絮用纤维制品专项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
打击商业贿赂和反垄断专项执法工作。工商部门继续加大对商业贿赂的整治力度，扎实开展反垄断专项执法工作，立案商业贿赂案件5件，已结案3件，罚款14万元；充分发挥商品质量监测抽查职能，加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进一步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提高消费维权效能和水平。
开展建筑市场专项整治。规划和建设部门认真执行法定建设程序、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全面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进一步强化清理拖欠工程款及民工工资、开展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文明施工和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检查。上半年完成建设项目报建备案52件，审查发放施工图设计文件备案书107个，建设工程报建率和施工图审查率均达100%；纳入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招标项目57个，其中公开招标21个，邀请招标36个；办理省外、市外33家次建筑企业入市备案；已清理偿付工程款42769.03万元，占网上拖欠总额的99.57%，民工工资9494.32万元，占网上拖欠总额的100%；责令立即整改的有34个工程，责令限期整改的12个，责令停工整顿的9个；整改安全隐患130处/件。
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旅游部门开展打击欺客宰客、低价竞争、非法经营和超范围经营、强制或变相强迫游客消费以及“黑车”、“黑导”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行为；加大旅游安全监管力度；组织开展了违规旅游广告专项整治；转变旅游执法工作作风，规范了旅游投诉和旅游行政执法办案程序。查处6个单位门市部违规签订旅游组团合同、订房、订餐等行为；对4个单位违规租赁“黑车”、“野车”提出警告并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的通知书；查出各类安全隐患14起；对2家违规印发旅游宣传资料的旅行社进行了警告并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受理旅游投诉20起，立案查处5起、调解处理13起、投诉办理的结案率达到90%。
加强海关监督检查。成都海关自贡办事处加强进出口货物监管，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执法监督检查。查获进口免税设备违规案件1件，案值80万元；对加工贸易企业查补税款233万元；查处进出口货物中不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事件6起。
开展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交通部门组织开展了汽车维修市场、客货道路运输市场、水运市场等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查获案件1089件，立案查处993件，取得无证经营和28户，查处安全隐患47起。
狠抓安全生产。安监部门完善了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安全目标执行情况公告制度，建立了安全生产事故案审制度。组织开展了煤矿安全、以反“双超”为重点的道路交通安全、乡镇船舶、渡口、渡船、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专项整治，开展了火灾隐患普查。该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280人次，查处安全隐患750起。
各级政法委、政府法制办、监察局、发改委、财政局、司法局、劳动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审计局、银监局、人民银行等部门积极配合相关执法部门开展整规工作，并根据本部门职能加强监管。
各区县整规办结合本地特点，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政府部署的整规工作，积极组织本地区的行政执法部门开展了各种专项整治。
三、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推动整规工作长效机制建设
我市各级领导以及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监察部《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整规办、公安部《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即：“一个规定、两个意见”）的贯彻落实。*年4月12日全国、全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紧接着召开了全市的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整规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国庆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推进整规工作长效机制建设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年5月31日，由市整规办、市检察院联合组织市级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到宜宾汉王监狱开展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
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和检察院、法院、公安等部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协作机制，联系会议制度，公安经侦信息联络员制度，加强行政监察力度，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落到实处。市检察院主动深入到工商、烟草专卖局、盐业稽查所、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了解行政执法情况，深挖立案监督线索，积极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上半年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执法单位移送案件线索2件，公安机关均已立案侦查。
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各项工作的推进，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已移送司法机关查处18人；各级公安机关共抓获经济犯罪嫌疑人62人，刑事拘留38人、取保候审26人、逮捕8人、直接移送4人；各级检察机关已批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10件12人，其中：合同诈骗6件6人、假冒注册商标2件4人、虚开增值税专业发票1件1人、非法行医1件1人；各级法院已宣判偷税、合同诈骗罪犯4人。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整规工作的良好氛围
工商部门组织质监局、物价局、知识产权局、卫生局、广电局以及各新闻单位等开展了“3.15”宣传咨询活动；市整规办、市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组织开展了知识产权宣传月暨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市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月活动，并于今年5月正式开通了自贡市食品安全信息网；质监部门组织开展了“农资打假下乡”集中行动日的宣传活动。
在市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我市各新闻媒体加大了宣传力度。据不完全统计，1-6月，《自贡日报》刊发稿件35篇，图片4幅；《今日晚报》刊发稿件42篇，图片17幅；自贡电台播发消息85条、录音报道12条、专访5个、专稿4组；自贡电视台播发消息80条、专题2个、专访3个、今日关注3期。通过努力，全市整规工作宣传形成了导向正确、上下互动、立体交叉、家喻户晓的良好态势。
五、开展调研，通报信息，加强整规工作基础建设
开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根据省整规办《关于报送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的通知》（川整规办函〔*〕10号）精神，市整规办组织开展了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的调研活动。通过调研，初步掌握了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下一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思路。在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开展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整规办[*]8号），上报了省整规办，并印发给了各区县和市整规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坚持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制度。每季度坚持分别召开了市级部门、区县整规办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联系会议，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安排部署整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完成。
非法行医罪行政处罚范文第4篇
一、存在的问题
1、法制建设存在漏洞。目前，国家出台的相关法规仅涵盖药品生产和经营环节，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实行准入制度，并对企业遵守质量管理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但与之相比，药品使用环节却存在监管法规缺失的问题。例如，目前还没有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药房建设的标准，导致一些医疗单位重医疗队伍和设施建设，轻药房软硬件建设，药房管理存在药品存储条件简陋、从药人员素质低、药品质量无保证等问题。由于法律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监管部门对一些问题只能听之任之，极易形成药品安全隐患。
2、处罚执行难以到位。目前，国家虽基本建立了药械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但某些条款实际运用时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处罚条款规定的处罚金额均在5000元以上，但对于不少村卫生室来说，一年的收入也就两万元左右，这样的处罚标准过重，不符合实际，难以执行到位。执法人员在处罚时，往往还要运用行政处罚法来减轻处罚，而实际减轻的理由并不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碍法律严肃性的体现，也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
3、执法力量仍显不足。基层药品监管部门均不同程度存在一线执法力量薄弱问题。例如，我市目前共有各类监管单位802家，其中药品生产企业5家、零售药店246、镇级以上医院51家、农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500家，而我局药品一线稽查执法人员仅有9名同志，监管人员与监管对象数量悬殊较大，执法力量不足，导致一些违法行为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打击，成为制约药品监管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执法人员接受专业培训较少，导致知识老化、工作方法陈旧，以致在办案过程中不能一眼看出症结所在，获取关键证据，难以快速抓住违法线索，及时打击违法行为。
4、经营行为不够规范。具体表现为：一是药品进货渠道不够规范。不法医药代表“走票”活动越来越猖獗，给假劣药品销售提供了平台，如我局2006年查获的一起某镇医院使用假洛赛克案，假药数量达700多瓶，货值高达13余万元。此外，不少农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只注重经济利益，购药以价格高低为标准，从个体药贩和无证单位购药现象仍然存在。二是药品经营企业自律意识不强。虽然药监部门加大了gsp认证后的跟踪检查力度，但由于受经济成本等因素的影响，零售药店驻店药师挂名现象仍较多存在。另外，因受利益驱动，零售药店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等问题仍十分突出，虽经多次整治，但成效不够明显。三是药品管理软硬件投入不足。一些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没有建立药品管理制度，不做真实完整的药品购进验收记录，未按规定索取和保管票据，使药品购进和使用无据可查；药房、药库的药品摆放随意，药库没有按要求设置“四区”，也没有良好的通风、防潮、防湿的设施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思想认识存在误区。不少医疗单位存在“重医疗轻药剂”的陈旧观念，把药剂科看成一个辅助科室，不重视药械管理，舍不得在药械管理和人员培训方面投入，加之法律对药品使用环节未实行准入制度和缺少一套可操作性质量管理规范，对药品质量管理存在问题无具体处罚条文，造成了使用环节药品质量管理滑坡，出现进货渠道乱、药房管理不规范、药剂人员素质低等问题。
2、管理体制存在缺陷。《药品管理法》颁布前，医疗机构行医与药品监管同时由卫生部门主管，《药品管理法》颁布后，药品使用监督权虽由药监部门，但医疗机构凭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即可使用药品，不管是否具有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及与其使用药品相适应的药房(库)
、设备、仓储设施、卫生环境，
这就使得药监部门的工作非常被动，缺乏了“事前把关”的职能，且“事后修补”又缺乏法律支持。
3、监管力量不对等。一方面，基层药品监管部门大多数监管人员从事药品监管工作时间不长，对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积累不够，而药品监管对人员的素质要求相对来说又比较高，应该既要懂药、懂法，还必须具有较好的敏锐性和洞察力，然而实际基层监管人员整体素质还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因此给深化监管工作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
，农村地域广阔，村卫生室、个体诊所遍布在农村每一个角落，部分地方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基层药监部门监管人员人少事多，要跑遍辖区内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困难很大。因此，有些地方最多每年检查一次，甚至得不到检查，成为药品监管的盲点。
三、对策措施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一是制订操作性比较强的政策法规。药品监管的目的虽在于教育规范，但教育与处罚并重的原则必须坚持，实际工作中，现行法律对某些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因此不能对管理相对人造成威摄力。对此，应尽快制订出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为监管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证。二是出台医疗机构用药许可证制度。生产是药品流通的源头、经营是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使用则是终端。源头和中间环节对质量保障至关重要，但终端环节也不可忽视。如果生产、经营环节出了问题，还可通过终端环节加强监督，避免药品质量影响使用者健康。但如果是终端环节出了问题，则无法防范药品质量问题发生。因此，应该尽快出台《药品使用许可证》制度和药品使用质量管理规范，任何一家医疗机构，要想设立药房
，使用药品，就必须持有由药监部门发放的药品使用许可证，否则无权使用药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事前把关”，使药品稽查人员在药品检查过程中，有规可依，群众用药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证。
2、加强执法队伍建设。针对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不能紧跟药品监管工作发展的实际，首先应加强培训，省级监管部门可以开办一些短期学习班，内容包括法律法规、药学、医疗器械专业知识等，积极开展监管技能训练，提高监管人员监管水平和办案能力；其次应建立考核制度，定期对监管人员进行考核，坚持平时与年终相结合、内部考核与外部调查相结合，严格兑现奖惩，从而建立一支精干高效、行动快捷、纪律严明的监管队伍。
3、完善药品供应网络。一是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从农村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思想入手，加大对《药品管理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提高广大涉药单位对药品、医疗器械特殊性、重要性的认识。使他们知道假劣药品的危害性，发现假劣药品后该如何举报，药品的正确采购、贮存、保管、使用以及违反《药品管理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能自觉的抵制非法药商的推销。二是继续加强对乡镇卫生院调拨药品的整顿。与卫生系统进行协调沟通，制定强制管理办法，要求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的药品必须由乡镇卫生院统一采购、统一供应、统一调拨，或由有资质的经营单位进行配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遏制农村药品市场的混乱局面。三是鼓励药品经营企业在农村设立网点。鼓励通过g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