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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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法的主体范文第1篇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实行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在房地长市场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的培育和引导功能至关重要，政府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不断地调控着房地产市场的走向繁荣和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采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节，以保证其供需平衡，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的运作。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节过程中，法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这要求宏观调控要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做到有法可依。研究经济法视野下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对加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力度，从而从根本上遏制房价上涨速度过快有着重要意义。

一、从经济法视角看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应具备的特征

（一）整体性

整体性，体现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以及调控对象上。社会整体利益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受益主体的非特定性；第二，公共利益的设定不应出于个别主体的商业目的，但是公共利益的设定并不排斥整个社会的商业目的，也不排斥旨在促进公共利益的次级群体利益；第三，公共利益的确定及实现应通过法定的正当程序来实现，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济法基本原则要求宏观调控要着眼于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目标涉及社会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结构协调等宏观指标和各类经济总量，影响对象的范围是社会经济全局。观调控往往是指向未来的，具有超前性，宏观经济形式是变幻莫测的。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是介于一般性与特殊性、原则性与灵活性、自治性与强制性之间的法律。因此，经济法要比一般的法律更抽象、更一般，只有这样才能涵盖整个宏观经济全局，如果规定得太具体就会导致因小失大，不能进行宏观调控。

（二）间接性

间接性，指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计划、税收、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等手段，间接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特性，主要体现在调控方法及手段上。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具备很强的政策性，政策是宏观调控的灵魂。宏观调控政策对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无视宏观调控政策就不可能进行宏观调控。经济法是宏观政策的法律化，为贯彻和落实宏观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程式，有利于依法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为制定经济法的具体条款进行有效尝试，国家主要操作直接影响有关经济总量的经济杠杆，影响和带动社会众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

二、从经济法的角度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中的问题

（一）未真正以经济法为原则理解宏观调控的意义

提到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人们总是将房地产宏观调控和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政府调节混为一谈。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实现的应该是均衡价格，并且自然形成消费市场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如果要分析宏观调控法调整房地产市场的目标、手段以及评价宏观调控法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不足问题，则必须准确界定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房地产市场的外部效益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市场机制在公共价值的实现上是失灵的。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属于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房地产利润暴增诱发的房地产市场乱象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可能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如果说这种区分在社会层面没有被重视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法学研究中忽视这种区分则是不可接受的。

（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不完善，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经济法研究有待加强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地产市场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其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无能为力。房价不断上涨，超出了大多数有购房需求的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大都以下发文件、通知等形式进行，立法层级较低，缺乏完整的法律框架和结构。大部分文件无法自上而下顺利执行，无法起到积极良好的执行效果。因此，完善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体制就要完善其法律规范体系。土地的自然垄断性特征决定了房地产的垄断性特征，它体现为房地产市场的非同质性。当前，法学界对房地产市场法律调整的研究忽视了市场秩序规制法、市场监管法、国有经济参与法对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其他组成部分对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调整尚未受到重视。

（三）宏观调控的主体权力义务范围不明确、调控主体之间关系不明确

在房地产市场主体各自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房地产市场经济法律关系混乱，以至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主体之间关系部明确。当前我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常常未明确主体权力的义务范围。由于宏观调控的主体之间关系不明确，房地产市场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严重损害了市场机制的活力。经济法主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经济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流转和协作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当事人。房地产市场主体享有法律赋予的财产权、经营权、经济请求权等权利，作为经济法主体，房地产市场主体要促进公共经济利益的公平与公正。房地产市场主体需要掌握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才能成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才能作出其最优决策。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广告法等来调节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维护合理的竞争结构，实现良性的竞争模式和经营秩序。房地产市场有较高的门槛，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对于调控主体来说，要建立相互监督的机制，要明确每一级执行主体的权力义务，要保证信息公开，保证每一个调控主体和执行主体都能掌握相对应的信息。

三、经济法视野下实现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路径

（一）规制政府行为，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体现经济法价值

我国经济体制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是从全面的国家干预走向市场的，政府不但养成了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惯性。经济法所表达利益的全局性与总括性的保护，但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家是紧密相连。干预经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来说，往往有着干预经济的本能和惯性。政府本身难以为市场失灵定出一些具体的标准或界限，使干预行为处于不确定状态。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主要矛盾是政府干预过多，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其权利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要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基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和义务、范围、手段、时效等做出具体的规定，防止政府权力滥用。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也是经济法所倡导的法治理念。

（二）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规范市场主体

运用以法律手段建立规范化的房地产业运行环境，是促进我国房地产业持续增长、实现房地产市场稳定运行的有效途径。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是国家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经济法的立法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作用，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法的调控要求。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及时调控需要在法与经济之间建立新的参量经济政策。具有强制性法律手段主要是通过规范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并且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力度与程度会影响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这是政府介入房地产市场的适当性和合法性问题。中间层主体对市场主体的规制权来源于市场主体的共同约定，中间层主体对市场主体的规制难以达到应有效果。当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立法中的部门利益，但政府部门在立法过程中对法律的形成仍有实质影响。

（三）规范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科学调控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范文第2篇

一、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范文第3篇

摘 要 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行使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宏观调控的具体内容如目标、范围以及方式手段上进行准确定位,以促进宏观调控职能的完善。

关键词 宏观调控 政府职能

宏观调控内容和手段的反复变化既反映了经济环境的客观变化的需求,但更深层次上这种经济环境本身也是在宏观调控的片面价值取向下形成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价值取向始终是人民群众的利益,经济的发展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是促进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得满足。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在形式上可以借鉴,但更高层次上价值理念的不同,决定了整个经济建设的道路也将是大相径庭的。我们决不是在重复别国走过的路而做到避免他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同时避免可能会在前进中出现问题。为此,必须理清我国自己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明确宏观调控的内容和手段,探索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制和制度。

一、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具体内容

我国现在将宏观调控目标定位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意味着我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的定位,向着与现代市场经济统一目标的规范阶段转变。

(一)经济增长稳健

经济增长是增加就业、保证财政收入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多把经济增长率达到4%左右作为经济增长的理想目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潜力大,人口多且增长率高,为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理想的经济增长率应更高一些。保持经济较好、较快的增长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经济增长单指产出GDP的增加,而发展则不仅包括产出增加,而且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正是对"发展"概念的科学诠释。宏观调控中,在宏观层面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科学发展观。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同产业的投资规模,要善于利用政策引导,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就业充分、充满活力

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我保证就业本身就应该是经济健康发展和我们宏观调控的目标。一则,我国人口基数大,城乡闲置人数多;二则,保障充分的就业,维持人们的正常生活,积极的行使劳动权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的正当权利,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要把此项任务作为一项重要的目标。

(四)社会稳定、和谐

政府应该建立起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法制保障,经得起经济波动的影响。宏观调控职能将社会保障事业纳入调控范围,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财政收支、发展规划、产业调整、利率和税率的选择都应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目标。

二、宏观调控行使手段和方式定位

(一)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关系

宏观调控职能行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属于直接干预方式,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属于间接方式。但是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划分方法。

1.法律手段

宏观调控是一项高度技术性,又因其宏观的理论高度,又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成分。因而作为通常的经验积累的法律是不能对宏观调控进行有效的调节的但是法律同时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引导社会的发展。产业、财政、金融等政策法律化去贯彻实施,这样的法律手段也能保持市场运行的统一和连续,避免宏观调控政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被地方政府和部门、行业故意扭曲,使得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2.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间接手段,却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导向机制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要的经济手段,这种间接的手段调节市场运行,不直接干预微观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得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不至于直接发生冲突,适合经济主体自由发展的需要。通过间接的经济手段能够平稳的、缓和地将经济形势调节至正常范围以内,避免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经济杠杆和经济参数的使用反映了一个国家市场的成熟程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实践中,经济杠杆使用不断熟练。以后随着市场的成熟和企业家的成长要善于使用经济参数这种间接的调控手段,使经济平稳且自然的发展。

3.必要的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我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手段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或者重大的社会事件中,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不可少。这种手段的使用是极其有限的,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应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但是在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不应该用来干涉企业的经营自由权。行政手段能迅速收到调控效果。

(二)宏观调控政策手段

在法治国家里,政策从属于法律,但是政策也有一定的独立性。法律具有稳定性特征,政策具有灵活性特征;法律和政策的价值取向上也不相同,法律首要的价值目标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和保护公民权利,而政策主要追求效率,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宏观调控中,面对尚未形成的经济波动现象,采用灵活的政策手段予以引导能够收到比较好的结果。这种政策手段的提法与上面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的提法在逻辑上也有交叉重叠,如产业政策、就业指导、投资资讯等方式,不具有强制力,公民和企业有采纳与否的自决权利。因而这种手段相对于以上三种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作为上述三种手段的补充,起到宏观调控辅助手段的作用。

参考文献: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范文第4篇

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 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