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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调控的三个基本原则立足,可以看出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故要评价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我们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主体合法,即调控的主体是否为具有宏观调控权的政府机构;内容合法,即政府是否在授权的范围内实施调控行为;程序合法,即政府所实施的调控行为是否符合程序方面的要求。
但在我国,实际情况却是土地财政的存在促使政府违法批地现象严重;调控政策、调控措施本身缺乏合法性,尤其是调控政策的出台,缺乏法律程序,各部委之间缺乏协调性,政策内容更是相互冲突,缺乏应有的统一,丧失了政策文件的权威性。宏观调控的法治化是完善宏观调控的必然要求,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宏观调控的主体及其权限,同样应该确定相应的宏观调控决策程序。
一、调控主体合法性分析
依据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组成主要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宏观调控涉及经济运行的重大方面,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甚大,其总体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维护币值稳定和外汇收支平衡。因此,只有中央国家机关才有权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控,只有中央政府才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地方政府仅仅是辖区内经济调控的主体。如果地方政府,甚至是行政监察部都有权调控如此重大的事项,那么最终必将导致权力的分散和责任无法追究。
但是,从2005年5月9日国务院转发文件的发文政府部门看,调控的主体包括建设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银监会、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七个部门。而从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转发文件的发文部门看,除了上述的七个部门以外,还多了监察部和国家统计局;此外,从文件的内容看,调控的主体还包括各地政府。
二、调控程序合法性分析
宏观调控的法律程序包括:决策制定、颁布流程,建立救济制度和建立监督机制。其中,决策制定、颁布流程包括:提议程序、论证程序、建立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 以上这些法律程序不仅能够保证宏观调控的民主和科学,又能对公民的合法权利进行保护,从而保障宏观调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反观此次调控,如"国十条"对于首套房首付比例,要求对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贷款首付比例不得低于30%,然而还没有达到充分的验证政策执行效果的观察期,时隔半年不到又调整为不分首付大小,一律要求首套贷款首付要30%及以上。反映出一些随意的朝令夕改,连起码的公众和地方政府听证会都没有,缺乏严肃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显然,这次房地产宏观调控并没有遵循任何程序的要求,因此其程序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
三、调控内容合法性分析
宏观调控只是政府对市场存在缺陷的一种干预,是对在市场机制下不能发挥作用的一种补充方式。宏观调控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也不应代替市场机制,更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或管理活动。如果要从宏观调控偏重于政策性这个观点看,宏观调控更应该是间接的、抽象的和具有导向性的,因此,宏观调控无论如何不应当直接指挥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
从这次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措施来看,我们会发现政府干预太过的现象,有些甚至是违反相关法律的。如《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或第六条,"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并优于保证供应。"上述提到的这些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属于企业自主经营和营业自由的范围,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政府对企业的营业自由做出干预是没有基本依据的。这样的调控已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1)计划产业法。计划法主要调整计划主体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的政策目标等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产业法则主要调整为了实施国家计划,在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
(3)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管理法。
(4)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主要调整国家在对外贸易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旨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5)统计法。统计法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在搜集、整理、分析、提供、公布、监督和保存统计资料的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6)会计法和审计法。纵向分层理论是从宏观调控的调控层位和具体制度环节出发,把宏观经济法按照调控的层位、次序、环节的递进,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建立起宏观调控法体系。
如有学者将其分为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法律和关于宏观调控主体目标、程序、协调运作等综合问题的法律。这些分类均从某一侧面对宏观调控法的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把握,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从国民经济这个复杂的大系统的特点来看,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大环节中的许多部门和单位构成,以及它们通过市场相互联系制约,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围绕宏观调控目标,运用多种经济政策,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的配合调控手段来看,宏观调控法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宏观调控法体系的研究及现状
(一)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理论学说的研究现状。
迄今为止由于我国宏观调控法的体系的纷繁庞杂以及尚未形成一致共识,所以在有关于我国宏观调控法的相关研究中宏观调控法体系理论的研究和宏观调控法体系构成学说是讨论得比较多的热点。现阶段的具体学说大致有举例说、实践需要说、成分说、任务说、范围说、多种标准说以及分层说等等。
(二)我国宏观调控法体系理论学说的几次构建模型
(1)横向分支理论模型。这种理论模型是从宏观调控法的构成要素出发,来对宏观调控法体系进行界定的,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具的由调整对象论、具体内容组成论、目标功能论、调整方法论几种基本观点组成。
(2)纵向分层递进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是从宏观调控制度的调控层位和具体制度环节出发,把宏观调控法按照调控的层位、次序、环节的递进,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宏观调控法自证体系。具体的代表观点包括有轴线分层系统说、分层系统说、功能分层系统说、目标分层系统说和宏观调控立法系统说等。
(3)多元标准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是针对单一的划分子部门法的标准没有办法对我国宏观调控法体系的建构进行多视角的全面阐述而产生的理论模型。其代表性学说包括多元标准说、综合与手段标准说。这种理论模型将宏观调控法体系建构为宏观调控主体法、宏观调控手段法、经济杠杆法、宏观调控监督法。可以说这种理论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由于其对宏观调控法体系得涵盖范围的认识狭小且不完整,导致此理论模型也缺乏全面性。
【关键词】货币政策 宏观调控 金融
央行出于对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忧,自2010年以来,适时出台了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并以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定向发行了央行票据,以此收紧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央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操作适时适度,在宏观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效应看, 其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
一、欠发达地区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个别非理,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效果
主要表现为地方企业的产权制度仍然不明晰,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过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偏差。
(二)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
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和基层央行贯彻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手段有限有直接关系,而基层央行能够有效运用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措施不多,尤其是在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上又仅限于总行。引导信贷投向的作用减弱,和再贴现限额闲置有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因为有着再贴现功能发挥权的商业银行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再贴现办理的条件太严格和央行提高再贴现率,让此局面必然出现。在具体操作中,商业银行对现有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并不是很理想,不得不说,如果只是单纯依靠窗口指导或道义上劝告的办法,没有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这样的结局是避免不了的。
(三)商业银行高度集权式信贷管理体制,增加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
具体表现在现行高度集权的信贷管理体制下,基层商业金融机构出现的营审脱节以及上级行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无疑拉长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造成基层商业银行对央行实施的稳健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反映不积极,配合不紧密。
(四)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拓展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尽管近几年各地通过开展信用社区创建活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在制定政策时为达到特定目标,对政策的负面影响未有充分估计,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对于不遵守诚信规范的企业、个人,拖欠赖账等失信行为,在执法上不够严厉,使金融部门不敢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从而导致整个县域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所有这些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障碍。
二、建议
(一)央行要高度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在农村实施效果的差异性问题
针对当前流动性过剩,央行采取强化宏观调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宏观调控对全国各地的政策是基本同向和同步的,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是有差异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的高低,对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效应是不同的。因此,建议央行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时,应考虑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差异性,对县域银行及涉农金融机构应实施因地因时灵活的调控措施,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面上而且在点上均衡实现。
(二)积极运用非对称加(减)息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提高其灵活性、针对性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基础差别很大,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加优越的政策支持,因此,首先应依据各地经济金融地区差别及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区域经济的特点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政策;其次在区域内根据不同的金融机构及信贷主体,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使其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
(三)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提高其预见性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之前,要认真考虑到政策传导的特殊情况,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实施时机和取向,才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绩效。
(四)加强宏观调控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配合力度
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例,两者在作用机制、政策时效、政策功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五)培育和发展金融主体,构筑比较顺畅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渠道
一是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二是不断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三是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保护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四是深化产权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
(六)密切银行、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逐步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信用意识,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信用知识,使其深刻理解、切实领会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充分认识到大量贷款损失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危害程度;二是充分认识地方政府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发挥地方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和维护金融债权中的能动作用;三是建立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平台,做到反应灵敏、有效沟通、协调一致,使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及时到位、权威有效;四是尽快成立由政府出资、多方入股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五是健全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充实企业征信系统,登记范围要能涵盖企业与银行以外单位的信用状况。
参考文献
长久以来,关于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一直在人们的讨论之中,直到2001年其独立的地位才最终确定。但是经济法的理论体系还没有成熟,一直处于发展之中。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经济运行,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经济法体系是研究经济法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在此,笔者针对我国当下的经济法体系研究作出如下分析:
一、我国现有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
(一)传统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
1.北京大学杨紫烜教授所提出来的国家协调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应该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本文由收集整理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①杨紫烜教授提出来的国家协调论主要是立足于“管理”这个角度来构建经济法体系。按照他的观点,经济法体系主要由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以及社会保障法构成。在这里,除本身就带有公法“管理性”色彩的宏观调控法、社会保障法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市场管理法这一部分它涵盖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和特别交易监管法律制度,由此可见,杨教授在关注“市场规制”这一部分时也有“宏观调控”的倾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将他的观点总结为“国家协调论”了。
2.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麟教授提出的需要国家干预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客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②李昌麟教授的经济法体系主要有五个组成部分。首先是经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在这里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市场主体的准入机制还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其次是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以及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法律制度。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分配调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各种劳动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除此之外还将财政法、预算法、税法囊括其中。
3.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提出来的管理协调论或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部门法。③史际春教授所提出来的经济法体系主要由四部分构成。首先同样是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主体。其次就分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他的观点是典型的二分法,即严格区分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以此为基石构建经济法体系。
4.中南大学漆多俊教授提出的国家调节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漆多俊教授所提出来的经济法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除总论部分外,将经济法规则分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其中国家投资经营法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国有企业改革法。按照所有制的不同,将具有国有属性的企业规制法从市场规制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单列出来,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法体系。
(二)全新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
相对于上述经济法体系,湖北大学邹爱华教授抛弃了传统的将经济法体系一分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观点,以“国家调控市场的具体规则”为分析框架提出了如下全新的经济法体系:
第一编:总论,包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体系;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和地位;第二编:国家调控市场主体法,包括市场主体设立法;市场主体消灭法;第三编:国家调控市场主体准入法,包括金融市场准入法;专卖专营市场准入法;外贸准入法。第四编:国家调控市场行为法,包括市场主体的积极义务和市场主体的消极义务,简单地说就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第五编,国家调控市场结构法,包括国家调整市场主体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的规则。第六编:国家调控市场主体经营成果分配法包括国家形成收入的规则国家收入支出的规则、国家收入储备的规则。
二、传统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评析
从整体上来看,上述四种传统理论都把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看成是构建经济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当把他们的观点摆在一起时就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学者根据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领域划分全然不一样。比如,价格法在国家协调论、需要国家干预论和国家调节论中属于宏观调控法,而在管理协调论中属于市场规制法;对外贸易法在国家协调论和管理协调论中属于宏观调控法,而在需要国家干预论中属于市场规制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在国家协调论、需要国家干预论和管理协调论中属于宏观调控法,而在国家调节论中不属于宏观调控法。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整个经济法体系逻辑存在很强的可变动性和主观性。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法律规范来调整不断增加的新的类型的市场主体、市场行为。这个时候难免就会产生很多关于这些新出现的法律规范是归属宏观调控还是市场规制的争论,当这些争论最终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时,就会影响法律到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另外,从社会实际层面来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宏观调控法可以起到市场规制的作用市场规制法可以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比如我们熟知的税法,按传统经济法体系的观点,它属于宏观调控法。但是它可以通过改变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行为方式起到市场规制的作用。而产品质量法本属于市场规制法,但它里面存在的国家标准又很明显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再比如市场规制中的反垄断法,它就可以利用其中的合并审查标准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上述四种理论虽然从外部结构上看是逻辑清晰合理全面的,但是从内部结构上看则是体系庞杂.其内容虽包罗万象但是却缺乏有机联系甚至于彼此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令人难以信服。
三、全新的研究成果评析
相对于传统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笔者更加倾向于新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建立经济法体系有其必要性
1.它可以有效克服以上四种传统理论的不妥之处
从外部结构上看,邹爱华教授的上述理论涵盖市场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始和结束全过程,使得经济法所调整的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和与此有联系的各类经济关系形成全方位多环节多层次的有机整体。从内部结构上看,整个总论分论部分协调一致、前后呼应,且各个部分之间不存在相互叠加重复的矛盾构,成了完整严密的学科分析框架。从稳定性和变通性来看,由于邹教授建立经济法体系的理论是贯穿整个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因而,无论是将来的经济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这套理论也足以开放发展,吐故纳新。从现行性和超前性来看,这套经济法体系由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构成,并且结合了国内国外诸多经济因素,既衔接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又借鉴了国际先进经济法法治经验制度,兼具先行性和超前性。
2.它可以更好地区分经济法与民商法
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构建经济法体系使得国家作为经济法永恒的一个主体处于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超然地位。它发挥着指导、监督、调控的作用。这样,无论是赋予或收回市场主体资格,使其取得或丧失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还是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国家都充当着裁判者的角色,显然这就使经济法和民商法的区分更加容易。
(二)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建立经济法体系具有可行性
1.从现有基础理论来看
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提出了以下五种经济法理论:(1)国家协调论;(2)国家干预论;(3)国家调节论;(4)经济管理经济法论;(5)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论。分析以上五个论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无论哪种经济法基础理论,其核心都离不开国家干预或者说是国家宏观调控。因而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来建立经济法体系有其广泛稳定的理论基础。
2.从经济法调整对象来看
就目前而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学界众说纷纭,杨紫烜等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几种。而刘大洪、吕忠梅等学者则将其概括为市场规制关系和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但是,无论它们怎么划分,都无可避免地陷入界限混乱的状态。可是,我们注意到,在讨论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之前,学者们却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个特定经济关系发生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因而,从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者说调整的经济关系来看,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建立经济法体系有其可行性。
3.从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来看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核心问题就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组织和管理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国家在经济法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就像是行政法中行政主体一样,是个核心常量。所以,我们将国家这一主体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依照它对市场主体的存在、进入、退出、行为、成果分配等过程的规制为线索建立经济法体系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