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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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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

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发展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正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双重转型”的实施对我国当前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予以重视的。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双防”,也就是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个就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其发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确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制定适当的收紧和适当的控制,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现象的发生。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应该通过各项会议的召开确定出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个基调,制定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出现。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据调查,在2003年――2007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呈现增长状态,增长了差不多29.2个百分点,在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外部需求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时候开始下降,平均增长下降4.2个百分点,这就情况的发生也就说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时,就需要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维持原来的政策我国的投资增长就会被约束,也不利于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在买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问题来说,出口进口等会出现减速的状态,并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这时候在2008年,经过会议,协商之后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也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将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变为积极,这也就使得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发生了变化,转换成了适度宽松。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也是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做出的适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措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调整,让我过能够有效的、合理的应对国际方面的金融危机,也让我过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调整,从根本上说,这是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一项措施。

二、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持续的调控下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也就是经济怎张速度不断加快甚至出现较快的形式,增长的环境相对的比以前宽松,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比以前明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就说明宏观的经济调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宏观的经济调控也取得了比较然人满意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就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经济的最好发展迎来新的时机与机遇。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不是每一步都是这么让人看好,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比如: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存在着“三过”的现象,即运行速度过快、贸易额度过大以及货币投入量过大。这“三过”的伴随发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出现,也会让增肌增长的过热增长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一种威胁。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需要适应世界的发经济发展速度,不能一味的运用以前的政策,在稳健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快速发展,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很容易就会牵扯到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性的影响是很难改变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重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

三、宏观调控政策将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政府将两个“防止”作为经济调控之中的重点和首要任务,同时,也运用相当大的力度将信贷调控目标进一步收紧,为的就是将调控手段进行创新的同时,让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从而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稳健财政政策为哦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我国在国内外俄经济发展中赢得好评,也让我国国民的医疗、养老、卫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作为宏观经济的一大特点,不仅将我国的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完善,也在投资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特点是呈现止跌趋稳形式的,要注重经济的发展方式,尽最大努力制定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更多的着眼于经济转型,也能让我过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通过贯彻破产制度等制定新的调整方针,使得经济M入新的发展态势,争取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 房地产业 宏观调控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并且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中国,我国房地产行业也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遭受到了打击。但我国的4万亿刺激计划,又从另一个方面助长了房地产的泡沫化,在房价飞涨的情况下,中国基于我国在当前形势的特殊情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目的在于使房地产业发展回归到民生本位,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因此,分析金融危机下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效果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及其作用

房地产行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既是国民经济中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又是一种投资产品,房地产行业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以及需要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走势。另一个方面,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其他诸多部门的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房地产价格对于宏观经济中的消费及投资都有深刻影响,因此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房地产行业资产在宏观经济中比例适宜时,则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因此,能够保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是保证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协调的关键。

我国的房地产起步比较晚,因此整个房地产行业和市场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2005年开始重点控制房价上涨,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包括国八条在内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打击供给和消费中的炒作行为。但04年和05年这两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达到稳定房价的目标,因此,国家从2006年开始从金融、财政和住房保障等各个方面对房地产进行全面调控。2007年全年,国务院先后颁发了《关于取消部分地方税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政策,同时金融机构连续六次加息,并且十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初步实现了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央放松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并推出了4万亿投资的刺激方案,造成了房价新一轮的大规模上涨,从2010年开始,中国实行了包括限购在内的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评价

中国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出口为主来拉动。在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依靠投资来带动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随着我国多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许多行业已经面临生产过剩的局面。国家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想利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加剧投资消费结构的失衡,而且使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更加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出台振兴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房地产市场起伏过大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对于房地产市场以限购为主要特征的调控,效果一直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

1.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不合时宜

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资正在迫切寻找新的利润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在经过房价持续上升的繁荣期之后,已开始出现价格回落及成交量萎缩的局面,正处于理性回归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政府出台刺激政策,使之前的宏观调控基本前功尽弃。在全世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行业提前回暖,为外国资金提供了最佳选择。中国的非理性需要增加和投机需求也刺激了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造成了两年后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的出台。但也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房地产泡沫化的倾向。

2.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存在误区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出口环境恶化,投资环境不良,这样的情况下,应对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推动消费来扩大内需。其中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国家出台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投资四万亿元的举措,将大部分资金引向房地产行业,并且导致通货膨胀。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将房地产也当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是一个错误定位。

3.调控与当前的制度存在矛盾

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分权的关系过程中。但地方政府作为中央的下级机构,必须接受中央政府的考核机制。所以,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博弈的关系。

我国中央政府都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把拉动GDP作为首要任务。对于这一点,房地产业有着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质和权力共同促使地方政府发展房地差经济,进而推高房价。

4.调控的手段不适合

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的是使房地产市场正常发展,避免过度投机造成泡沫而损坏整个经济,但现在的限购政策却是以损害市场交易为手段的方法,其根本不能避免房地产泡沫化的原因,反而会造成未来房地产反弹的诱因。

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第3篇

股市常被称作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价作为经济预期的反映,一般要先于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但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相背离,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报特约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伞锋对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做了归纳分析,并得出启示:从的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应重视这种背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股票市场的功能,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背离原因之一:上市公司的内在缺陷日益显性化

中国股票市场产生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承担了为国有筹集资金和解困服务的角色,使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得到了逐步释放,保证了改革全局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缓解国有银行的压力。

但是由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股市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为国有企业筹资和解困服务,造成了中国股市功能的扭曲。比如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服务,从而把非国有企业排除在外,导致上市公司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片面强调筹资功能,忽视了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了维护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产生了占总股本2/3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的问题,使股市的价格发现功能仅限于流通股。

在这样一个功能扭曲的市场环境下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上市公司也必然存在着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缺陷。由于片面强调为国有企业筹资服务,以及限于对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的认识,形成了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国有股、法人股不能转让和流通等制度,对后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股市的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二是企业弄虚作假,包装上市。企业上市和增发新股要靠政府的额度管理和行政审批,上市被看成是从政府手中获取的资源,其关键不是依靠企业真正实现转制和拥有优良资产,而是说服政府。这就导致了上市公司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包装上市、打包上市和突击改制等现象,政府也存在一定的寻租空间。这些企业虽然上市了,但仍然沿袭原来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方式,企业的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盈利能力也很弱。2001年4月份以后,股票发行用通道制和核准制代替了原来的指标制和审批制。这虽然是制度建设上的一个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指标制条件下的股票发行的非竞争格局,股票发行成本依然居高不下。

同时,由于政府重视筹资而轻视治理,使上市公司在长期疏于监管和没有退市压力的市场环境下,养成了许多后天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国有股所有者缺位,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损害出资人和投资人的利益;第二,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过无偿侵占上市公司的资源,搞违规的关联交易来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第三,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虚报利润,进行虚假重组来愚弄股民、抬高股价;第四,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在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再投入到股市上去,通过赚取股价差来获取短期收益等。

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直接反映在中国上市公司一年不如一年的盈利能力上(见表1)。

从上看,股票价格是上市公司预期收益的反映。中国上市公司收益的逐年恶化成为制约股价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二:政府直接干预导致股价异常波动

中国股市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等习惯于频繁使用行政式的直接干预,经济手段和手段则处于从属地位,不仅使用频率低,效力也很差。

政策等的直接干预对股市的影响相当大,市场上几次较大的异常波动全部是政策引起的。相反,没有一项政策减小了市场的波动。

由政策来决定股市,以及政策本身的时松时紧、缺乏连贯性和透明度,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不对称。在投资者以散户为主的情况下,中国股市跟风操作的所谓羊群行为较其他市场更为普遍。这使股价变化趋同,从而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和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为防止风险的暴发,政府不得不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这又带来了股价的暴跌。过度投机和过度的政策干预造成了股市的异常波动,成为中国股市的重要特征之一。

证券市场内在机制的成长,与政府直接干预的冲突也越来越明显。这些冲突表明,从稳定股市出发的政府干预非但不利于股市的稳定,反而还会造成股市更大的波动。比如,1996年在货币供给趋缓、宏观经济向好的形势下,中国股市开始进入第二个周期第三波段的上升期。上证综指从1996年1月的537.35点,到同年10月23日再度攀升1000点大关。10月份以后,股市上涨达到疯狂程度。为抑制过度投机,管理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续12条政策。12月14日,沪深交易所宣布从16日起恢复涨跌停板制度。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当日,沪深股市绝大多数股票以跌停板报收。

有关是否减持国有股政策的一波三折,是造成股市第三个周期第二波段下跌和此后走熊的重要原因。

背离原因之三:货币政策对股市与宏观的不同

股票市场并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对象,但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这一中间目标的调控,会对股市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股市与宏观经济运行不一致时可能会放大其背离程度。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在流入股市资金量的变化上,从而引起股价的波动。多年来,中国股市被称为资金推动型市场(或称资金市),就是指股价的上涨主要靠增量资金推动,而不像成熟市场那样由上市公司的价值增值使股价得到提升。

背离原因之四:心理预期差异对股市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股价的变化是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反映。对股市的预期可以看作是对影响股价变化的所有变量的预测,这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股市处于第三周期的上升阶段(1999年2月-2001年6月),股价波动与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相一致,都表现为持续攀升(见图3)。但从2001年中开始,转入下跌阶段的股市与较为稳定的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发生了背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背离,是因为影响这两个心理预期的变量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包括股市涨跌在内的一些因素会对宏观经济的心理预期产生共同的影响,但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还受其他一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关系不大,比如上市公司结构、股市发育程度、股市扩容速度、对股市的直接干预等。

由于预期是多种复杂变量在决策者头脑中的反应,预期的不稳定往往导致股价呈现不规则的波动,这比服从于成本定价方式的实体经济的稳定性要差,也是股市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出现差异的本质原因。从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的现实情况看,反映在心理预期上,一方面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在2001年下半年以来开始出现背离,另一方面,2001年下半年以来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也与宏观经济走势出现了离背。

1、从规制的角度看,投资者对股市的预期与消费者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是相反的1995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从单纯强调的初创阶段进入到发展与规范并重的阶段,“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股市发展总的指导方针,今后较长时期也不会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投资者的预期是从放松到管制、从行政干预到制度约束。这种心理预期冲击着,中国股市十多年来形成的注重投机而不是投资的盈利模式。监管越严格、制度越健全,留给投机者的机会就越少,大量资金就会从股市上撤出。

2、证券市场加速国际化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随着证券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起步、允许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向外商转让,以及QFII制度的实施,中国股票市场的国际化正在加速,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投资决策的重大调整。过去10多年来在封闭环境下运行的投资决策和盈利模式可能因此失效,走向开放带来的直接、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差距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投资价值和价格的重新定位,涉及到整个市场投资理念的变化,涉及到市场分割走向市场统一,以及衍生工具不断推出等问题。开放还意味着资金流动范围,将从原来的与国际市场完全隔离逐步走向相对隔离,并最终走向全面自由流动;意味着投资者构成的变化和投资品种的丰富。显然几乎所有的投资者,对于这些问题将如何解决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策预期,也正是这种预期上的模糊,成为投资者无法做出决策的根本障碍,所以选择等待和暂时离场观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第4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 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调控宏观经济的基本手段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自从建立以来,经历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曾经在2007年10月16日迎来历史最高点,随后逐渐震荡下滑且震荡频繁。一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这意味着风险较高,而高风险需要高收益来补偿。可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波动大、风险高等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则以平稳的速度逐渐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能否很好地解释股票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如果以系统性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这个系统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文以上述几个问题为线索,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以往,许多国外学者从理论研究到经验论证,或是从实证计量到规范分析,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进而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问题。Fama(1990)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 1953 年~1987 年间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受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Hamilton(1996)则提出了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从模型角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单变量(描述经济运行状态的变量),这个单变量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与股票波动性,研究结果发现总体的经济变量有助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预测。Harris(1997)根据更多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国内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稍晚,其中赵振全、张宇(2003)基于多元回归和 VAR 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同时期两者具有较弱的关联,宏观经济波动解释股票市场波动的能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能力弱于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从非政策视角从理论上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性,并总结宏观经济向股票市场传导失败的原因。学者李政(2009)经研究认为,中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能通过中国股票市场有效预测宏观经济发展势态。

本文将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选取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方式,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关联性和变迁轨迹,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MSIH(M)-VAR(p)的模型构建

在此,我们对MSIH(M)-VAR(p)模型进行简要介绍。首先考虑一个最基本的线性k维p阶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项,ut~ND(0,)误差项,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则ut~NID(0,)。然而,当向量yt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方程(1)所示的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准确刻画时间序列中存在的非线性特征。鉴于此,我们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并且,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项v以及误差项ut里的异方差中均引入区制变量st,则能够构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维数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别代表股票指数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经过数据处理后,确定了模型的VAR 阶数为 1阶,根据检验选择的模型是MSIH(2)-VAR(1),即“两区制”滞后1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最终在该模型基础上构成了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并依据系统总体增长速度划分为“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和“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

三、实证分析

GDP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经济增长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并没有编制统一的能反映股市整体运行状况和总体趋势的股票价格指数。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证综合收盘指数季度数据刻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并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并且得到了“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划分及平滑概率均值、“两区制”马尔科夫区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区制属性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为了深入了解“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了中国股票指数序列与GDP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具体表现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间,GDP增长率无较大波动,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区间内,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长率先快速上涨,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点0.0533。少量上涨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则在较低的增长率水平下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则在2001年~2007年间处于上下小幅度震荡。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大受打击,中国股票指数也剧烈下降。2009年后,虽然有小幅爬坡,但整体依旧呈持续走低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内的“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具体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间,系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他时段则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是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描绘“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的预警功能相对完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区制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股票与经济”系统维持“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的概率为0.9218, 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维持“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的概率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长状态的维持概率(0.9218~0.9183)。对比两种状态下的维持概率,显然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系统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817、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782,这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较好。股票指数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的方差(1.895899),显著低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GDP的方差(0.026688)显著高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0.009910)。我们可以看出,当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通常存在较大波动性与较大不确定性,而在股票指数增长率较低时,稳定性更好;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较小,在GDP增长率较低水平下,则存在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综合来看,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印证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股票指数序列和GDP 增长率序实发生着显著的状态变迁,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整体在“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之间不断转换。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这十余年间,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开拓历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股票与经济”系统结构突变所处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缘由。2001年~2003年,中国金融市场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票市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投资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系列问题。2004年伊始,伴随着银行信贷制度的逐渐完善,房地产市场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情况好转,爬升至“高速增长状态”。而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泥泞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与经济”系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可见,“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转变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晴雨变换,证实了两者在同一系统内呈同步变化趋势,我们需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角度窥见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力帮助。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数据,根据非线性的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构成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该系统存在两个区制,区制一为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低速增长阶段,区制二为GDP增长率和股票指数高速增长阶段,基于以上内容展开了分析金融市场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总体上讲,“股票与经济”系统的两个增长区制在概率分布、持续期、波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具体结果如下:

1.“股票与经济”系统能够较为贴切地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态。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

2.无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或是 “高速增长”状态,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预警功能相对完善。

3.风险与波动方面,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所显示的情况不同,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而GDP增长率则相反,在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存在较小波动性。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4.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低速增区制的维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高速增长区制到低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长区制到高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这说明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并且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

综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中国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股市所处的区制状态及其波动性特征,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金融市场显露出较强的下滑趋势时,应该及时积极地采取宏观调控,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参考文献]

[1]赵振全,张宇.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6).

[2]张强,赵继鸿.基于MS-VAR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

[3]曲春青,王乾乾.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非对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VAR模型[J].金融发展研究,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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