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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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行业前景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机械制造；前景；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010-01

1　现代机械行业面临的问题

(1)为支持快速敏捷制造，几何知识的共享已成为制约现代机械技术中产品开发和制造的关键问题。机械制造过程中物理和力学现象的几何化研究形成了机械制造科学中几何计算和几何推理等多方面的研究课题，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突破，当前一门新学科――计算机几何正在受到日益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2)在现代机械制造过程中，信息不仅已成为主宰机械制造行业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还是最活跃的驱动因素。提高机械制造系统的信息处理能力已成为现代制造科学发展的一个重点。由于机械制造系统信息组织和结构的多层次性，制造信息的获取、集成与融合呈现出立体性、信息度量的多维性、以及信息组织的多层次性。在制造信息的结构模型、制造信息的一致性约束、传播处理和海景数据的制造知识库管理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突破。

(3)各种人工智能工具和计算智能方法在机械制造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机械制造智能的发展。一类基于生物进化算法的计算智能工具，在包括调度问题在内的组合优化求解技术领域中，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有望在机械制造中完成组合优化问题时的求解速度和求解精度方面双双突破问题规模的制约。机械制造智能还表现在；智能调度、智能设计、智能加工、机器人学、智能控制、智能工艺规划、智能诊断等多方面。这些问题是当前产品创新的关键理论问题，也是机械制造由一门技艺上升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重点突破，可以形成产品创新的基础研究体系。

2　现代机械工程的前沿科学

2.1　机械制造信息科学

机电产品是信息在原材料上的物化。许多现代产品的价值增值主要体现在信息上。因此机械制造过程中信息的获取和应用十分重要。信息化是机械制造科学技术走向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们一方面对机械制造技术开始探索产品设计和机械制造过程中的信息本质，另一方面对机械制造技术本身加以改造，以使得其适应新的信息化机械制造环境。随着对机械制造过程和机械制造系统认识的加深，研究者们正试图以全新的概念和方式对其加以描述和表达，以进一步达到实现控制和优化的目的。

2.2　微机械及其制造技术研究

微型电子机械系统(MEMS)，是指集微型传感器、微型执行器以及信号处理和控制电路、接口电路、通信和电源于一体的完整微型机电系统。微型机电系统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队伍，微型机电系统技术是在微电子工艺的基础上发展的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领域，涉及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医学等多种工程技术和科学。目前对微观条件下的机械系统的运动规律，微小构件的物理特性和载荷作用下的力学行为等尚缺乏充分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基于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微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因此只能凭经验和试探的方法进行研究。微型机械系统研究中存在的关键科学问题有微系统的尺度效应、物理特性和生化特性等。微系统的研究正处于突破的前夜，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2.3　材料制备、零件制造一体化和加工新技术基础

材料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是机械制造业和高技术发展的基础。每一种重要新材料的成功制备和应用，都会推进物质文明，促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21世纪中，世界将由资源消耗型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要求材料和零件具有高的性能以及功能化、智能化的特性；要求材料和零件的设计实现定量化、数字化；要求材料和零件的制备快速、高效并实现二者一体化、集成化。材料和零件的数字化设计与拟实仿真优化是实现材料与零件的高效优质制备／制造及二者一体化、集成化机械制造的关键。一方面，通过计算机完成拟实仿真优化后可以减少材料制备与零件制造过程中的实验性环节，获得最佳的工艺方案，实现材料与零件的高效优质制备／制造；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材料性能的要求，如弹性模量、热膨胀系数、电磁性能等，研究材料和零件的设计形式。进而结合传统的去除材料式制造技术、增加材料式覆层技术等，研究多种材料组分的复合成形工艺技术。形成材料与零件的数字化制造理论、技术和方法，如快速成形技术采用材料逐渐增长的原理，突破了传统的去材法和变形法机械加工的许多限制，加工过程不需要工具或模具，能迅速制造出任意复杂形状又具有一定功能的三维实体模型或零件。

2.4　机械仿生制造

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机械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将产生全新概念的产品(如智能仿生结构)，开发出新工艺(如生长成形工艺)和开辟一系列的新产业，并为解决产品设计、制造过程和系统中一系列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极富创新和挑战的前沿领域。

地球上的生物在漫长的进化中所积累的优良品性为僻决人类制造活动中的各种难题提供了范例和指南。从生命现象中学习组织与运行复杂系统的方法和技巧，是今后解决目前制造业所面临许多难题的一条有效出路。仿生制造指的是模仿生物器官的自组织、自愈合、自增长与自进化等功能结构和运行模式的一种制造系统与制造过程。如果说制造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延伸了人类的体力，智能化延伸了人类的智力，那么，“仿生制造”则可以说延伸了人类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进化过程。

仿生制造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是生物的“自组织”机制及其在制造系统中的应用问题。所谓“自组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其内在机制的驱动下，在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上不断自我完善、从而提高对于环境适应能力的过程。仿生制造的“自组织”机制为自下而上的产品并行设计、制造工艺规程的自动生成、生产系统的动态重组以及产品和制造系统的自动趋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现条件。

仿生制造属于制造科学和生命科学的“远缘杂交”，它将对21世纪的制造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3　现代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

随着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个性化与多样化，未来现代制造技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向精密化、柔性化、网络化、虚拟化、智能化、绿色集成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当前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信息技术、管理技术与工艺技术紧密结合，现代机械制造生产模式会获得不断发展。

(2)设计技术与手段更现代化。

(3)成型及制造技术精密化、机械制造过程实现低能耗。

(4)新型特种加工方法的形成。

(5)开发新一代超精密、超高速机械制造装备。

生命科学行业前景范文第2篇

他自从大四起就开始找工作，但至今也没有着落，眼看离毕业只有三个多月了，这才下定决心出国留学。

孩子提出留学，我是赞成的。是啊，国内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大学生就业难，留学也是条路，说不定读出来以后，金融危机就过去了，找工作会容易些!

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现在是最终履行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世界一流教育的道德责任的时候了，因为全球经济竞争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懈怠。米歇尔和我之所以今晚能够站在这里，惟一的原因是我们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奥巴马执政后，面对经济危机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投入190亿美元教育经费，还将增加对特许学校的4亿美元拨款，都是这种思路的一种延续。美国的现行政策是很宽泛的，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留学政策很宽松。可一旦失去这个时机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更何况，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化，使得儿子留学成本出现了不同幅度的降低。美国的政策，促成我为儿子留学首选的目标是美国。

我与大旭来到加州大学中国项目负责处。

“你好，加州州立大学欢迎您。”加州大学中国项目负责人热情地接待着我们。

“您好，请问我想申请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类，需要什么条件?”大旭边说，边将个人简历递了过去。

“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类对申请这类专业的学生要求有工作经验，您工作几年了?”负责人边接简历，边问大旭。

“我今年毕业，还没有参加工作。”

“对不起。您不能申请加州大学此类专业了。”负责人将简历放在桌子上。

我急忙问道：“哪个专业能申请呢?”

“这位女士，鉴于您儿子的情况，他可以申请加州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其他学院呢?”

“在美国各大学，申请进修工商管理类的人士都必须有工作经验。”

儿子有些困惑了。

我知道，儿子对行政管理兴趣不大。

我也为此陷入了深思――

儿子若为能一时出国而放弃原有兴趣并不明智。而不管是先工作还是先出国，其目的都应该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违背个人兴趣和职业理想而求得一时出国，为出国而出国，从个人职业发展看并不可取。

作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合适的职业发展方向尤为重要，人生精力有限，必须选准方向，强化发展。职业方向的确定必须结合个人特长，兴趣所在并综合考察行业前景来确定。应届毕业生，表面上看是就业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择业的问题，择业就是要做选择，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集中目标，强化发展，通过若干年的工作，实现从无工作经历者到行业人才的提升。同理，应届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电要以职业发展为指标，选择合适的深造途径，在学历资质上提高自己的含金量，为职场前途做好准备!否则，即使家中投入大量的资金，有可能事倍功半。

记得我的同事刘姐说过：两年前，她的女儿从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之后到澳大利亚留学，专门学习动漫制作。为了供女儿读书，他们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完了。今年过年，女儿回到家里准备我工作。目前，丽丽所学的专业，市场工资水平只有1000多元，就算好点的企业，每月薪酬也只有3000元。当初是想留学后回来能够找到好工作，现在却事与愿违。都是当时选择专业没有选好啊!

我与儿子进行了沟通。

“大旭，你出国留学，将来是准备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

“当然是回国。”

“要是回国，我建议你不妨改变一下思维方式，重新选择专业。”

儿子说：“我再考虑一下。”

我找到一位朋友帮我参谋，她现在本市一家高校的教务处工作。她对我说：“现在留学以工科类、医学类的国外院校尤其受欢迎，IT专业、材料科学、人口健康等专业和课程的咨询者最多，而不少美国、澳大利亚的传统商科院校遭到冷遇。”

“出国留学为什么?还不是冲着将来回国就业。你看究竟选择哪类专业比较好?”

“大旭留学应根据将来来职业规划来选择专业，然后根据费用情况选择留学国别，最后确定合适的院校。目前国家已经确定生命科学与人口健康、材料科学与新型材料、能源与环境、工程科学、应用社会学和WTO相关学科、通信信息技术以及农业高新技术这七大行业为‘十一五’公派留学生的重点资助行业，这表明这些行业将来人才需求量大，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据此选择。我建议，你不妨建议他选选这方面的专业。”

回家后，我把这个意思说给儿子。

他沉思片刻后，对我说：“妈，人家说的对，我会重新选择。”

编者的话　不要为留学而留学

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说：“金融危机对企业影响很大，很多企业都在紧衣缩食渡难关，招聘机会不多，再加上我读的专业，毕业后要就业就更难。”他告诉笔者，“如果选择出国留学，我会有目的地选择有奖学金，能够勤工俭学的国家和学校。”

据有关消息称，因金融危机使得不少家长更多地为孩子选择了留学这条路。

但我们应当看到，留学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国家和学校，其次是在尽量规避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考虑到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

有专家指出，一时头脑发热就把孩子送出去了，后续的问题还有很多。虽然说利率变化了，钱省下了一些，但是孩子到了那边以后，这么多年的生活费用是不是可以长期供给?至于回来以后是否就马上能找到工作，电不能单纯看经济是否复苏，关建是自己的学习成绩和所达到的能力。

生命科学行业前景范文第3篇

人们普遍认识到，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尤其是当经济趋于成熟、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再的时候。未来生产率以及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的突破性改善，皆有赖于创新。

在公众的观念里，创新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同义词。当今时代最成功的品牌都是创新的佼佼者。“创新”一词已成为行业领导地位的一种社会文化表达。如今流行给任何新事物冠以“创新”之名——希望凭借打上“创新”的标签确保商业成功。

创新成功可能与庞大的研发支出有一定关联。然而，可观的研发支出本身并不能确保创新。实际上，资源、合适的政策框架以及创新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在多数有活力的市场，为促进创新建立合适的政策框架，都是政府政策的制定目标，也是企业战略和投资的组织原则。

不过，不同国家之间，围绕何种政策才是建立创新经济的正确基石，以及采取什么策略实施合适的政策，一直存在分歧。而且，在真正的创新经济中，政治优先事项可能与经济及社会基本面的某些因素发生冲突。

全球创新地理格局转变

2014年，全球研发资金预计将达到大约1.6万亿美元。美国、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研发投入将占到全球总额的80%左右。过去10年，就全球以及特定国家内部而言，我们是变得更具创新性了，还是创新能力停滞不前？围绕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论。确实，一些国家的某些创新指标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特别是，其研发投入可能落后或停滞了，科学教育面临财政压力。

尽管以广为接受的指标衡量，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仍是创新领军者，并且仅美国自身就占到了全球研发支出的约三分之一，但全球创新地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创新和科学研发中心正在兴起，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和韩国就是例子，其研发支出年增长达到两位数。根据可获取的估计数据，中国占全球研发支出的约17%，近年来，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占比每年以大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研发支出第二高的国家。不过，只有12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率超过2.5%：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瑞典、以色列（为最高，达4.2%）、瑞士、奥地利、新加坡、芬兰、丹麦和卡塔尔。

另一个地理上的变化是创新的全球化。在许多行业，要想创新，就必须借助全球而不是国家乃至区域市场，并且需要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推动科技进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垄断知识或创新。在这个通信飞跃的时代，创新来自世界各地。通过网络化的平台进行合作，能够消除地理上的障碍。

创新的基石：共同的国际经验

没有单一的政策框架或商业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行业和地区并带来创新，但在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似乎存在某些类似的基石，支撑和促进创新。它们是什么呢？有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政府政策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一些特定的政府政策能够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这包括投资人力资本（教育）、建立深厚而具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开放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施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如果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树立了长期信誉，人才、资本和研发平台都将尾随而至。

推行发展长期人才储备的教育政策：通过教育机构投入资源，致力于发展人才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商业技能。

实行开放的投资政策：运转良好而开放的资本市场，会把资金分配到有前景的科学研发中，而不受政府的干扰。开放的投资制度允许资本跨境流动，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和商业开发。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某种税收激励，比如研发税收减免。

保护知识产权：对个人的积极性和所承担的风险做出奖励，保护是必要的。

实行支持性的监管政策，即既符合公众利益、又最不具有干预性的政策：既不增加价值、又不产生责任的监管应该消除。

第二，培育鼓励私营部门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应该向发展私营部门倾斜，鼓励私营部门发挥创新引擎的核心作用。私营市场的活跃发展，以及企业管理层关于通过创新提高利润的承诺，常常是进步的源泉。

第三，政府在支持优先领域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基础研究常常不会带来直接或立即的商业回报。因此，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可能是私营后续开发商业应用的催化剂。

第四，为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研究者的聚集，包括在大学和企业之间，以及科学和创业人才的合作，能够促进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促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商业应用的开发。这种联系能够带来跨境人才。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速互联网服务，并建立安全的数字平台，是这一创新过程的一部分。

从制药行业看创新过程的全球化

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清晰地体现了创新过程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这些行业之所以能够反映创新的价值，是因为其营收的很大一部分会回流到研发中。全球生命科学行业占全球总研发支出的约八分之一。在所有行业中，发达经济体中以研发为基础的制药行业，将营收重新投入到研发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日本为17.3%，美国为15.5%，欧盟为14.1%。

新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据估计，从发现新药到推向市场，成本接近12亿美元。美国制药公司所考虑的每5000种至10000种试验阶段的化合物中，只有一种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每10种药品中，只有两种能够收回研发成本。研发可能需要10年至15年的时间。因此，新药研发的巨大风险，要求必须有稳定的政策来奖励科学发现，提供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定价政策必须能够平衡投资回报和药价的可承担性。没有这些基本政策，公司不会进行大额投资。

国际制药行业充分注意新药研发的全球性。该行业认识到，其利益在于不同市场能够实施鼓励创新的趋同监管政策。该行业还认为，中国在这一全球舞台上将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参与联合开发，并降低成本。国际制药公司已经认识到，中国政府给予了生物技术优先地位，视之为战略产业，并以促进该产业创新为目标。

中国的许多大制药公司也认识到药品创新的全球性。如今，我们看到跨国公司与中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中国正在改善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基础和安全标准，并修改监管政策，使之更符合国际惯例，以期向价值链上端转移。

国际制药公司通过合作在中国市场立足的愿望非常强烈。预计未来数年，国际制药公司在中国的总研发支出每年将超过8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差不多是中国制药行业大中型公司总研发支出的一半。另外，中国公司也在进行海外投资。中国医药和生物技术公司在美国进行了近50笔投资和收购，总额近10亿美元。

中国生物技术未来的政策挑战

中国能否在制药创新中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者，取决于中国能否克服长久以来的政策挑战。在此过程中，以下几点需要注意把握。

第一，发展支持性的监管环境，使中国能够融入全球药品创新市场。中国监管程序的效率目前落后于其他主要市场。患者获得新药的时间平均比其他主要国家落后4年至8年。

第二，发展开放的资本市场，鼓励私人部门投资于研发，为企业承担开发新药的风险提供合理回报。

第三，实施信息和科技政策，使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实现互联。

第四，保护新药开发的知识产权。

中国在全球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建立提升私人积极性的政策框架

生命科学行业前景范文第4篇

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商学院Douglas J. Cumming教授2004年刊登于美国《商业周刊》上的文章《风险资本投资组合规模的决定因素：实证检验》（The Determinants of Venture Capital Portfolio Size: Empirical Evidence）以214支加拿大风险投资基金为样本，揭示了影响风险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对风险资本投资最佳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

这篇文章是以Kanniainen和Keuschnigg（2003）关于风险资本组合的规模的研究作为理论基础。即为了准确度量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引入了预期边际收益函数和预期边际成本函数，即“风险投资组合规模的PMC和PMB均衡”图中的PMB曲线和PMC曲线。这里，横轴代表投资总规模，即一个基金投资组合中包括的企业数量；纵轴代表多投资一个企业带来的边际收益及增加的边际成本，在图中由PMB曲线和PMC曲线分别测量。假设函数符合经典经济学理论中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则PMB曲线和PMC曲线呈现图中的形状。当PMB>PMC时，风险投资家会选择增加投资对象，即投资总规模扩大，直到当PMB=PMC时，达到均衡；同理，当PMB

而Douglas J. Cumming教授正是基于此理论，研究通过使PMB和PMC曲线移动进而影响投资总规模的因素，并将其分为四类。第一，风险投资基金的性质，包括基金类型、投资的存续期、筹资情况，以及基金经理的数量。第二，融资企业的性质，包括融资阶段、产业类型、地理位置。第三，风险投资交易的性质，包括各阶段分配投资、联合投资、资本金结构。第四，市场条件。

Douglas J. Cumming教授从CVCA数据库中筛选出在1991年到2000年之间进行交易的214支基金样本数据，其中包含了五类风险投资基金：104支有限合伙制基金、18支公司制基金、15支政府机构募集的基金、29支企业员工自筹基金和48支机构式基金，并且针对这些数据从三个方面研究了各个因素对投资规模的影响。

第一方面，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公司制基金和有限合伙制基金平均的投资规模要小于政府机构募集的基金和企业员工自筹的基金。大部分加拿大基金投资于企业的初级阶段（创业或扩张阶段），并且大部分基金选择投资高科技行业。基金的融资状况看，企业员工自筹基金的平均总投资额最多，而有限合伙制基金平均的投资额最少。原因是各种基金面对的政府税收制度的待遇有所不同。整个样本基金一般选择分阶段投资。而公司制基金选择联合投资的比率最大（62%），政府机构募集的基金最小（46%）。相对地，机构式基金对其某企业提供资金占这个企业融资总量比例的平均值最大（63%），而有限合伙制基金这个比例平均值最小（48%）。大部分的基金（80%）选择地区内投资，即基金公司和投资对象属同一个地区。有限合伙制基金应用可转换证券（可转换债券和可转换优先股）最为频繁（大概占投资总额的27%），政府机构募集的基金和机构式基金最少（均约为20%）。

第二方面，差异性比较检验。

Douglas J. Cumming教授分别对214支总基金样本和104支属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子样本做差异性比较检验，即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单一变量比较有效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基金类型上比较，公司制基金、政府机构募集的基金和企业员工自筹的基金投资总规模的平均值均大于有限合伙制基金；拥有两支或两支以上基金的基金公司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融资规模高于5000万美元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投资持续期高于4年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拥有7个以上的基金经理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将少于一半的资金投资于生命科学行业或其他的高科技行业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将大部分资金投资做地区内投资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将大于50%的资金做分阶段投资或是将小于50%的资金做联合投资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总样本中对某企业提供资金占这个企业融资总量比例大于50%的基金选择相对较大的投资总规模，而子样本结果相反；利用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编制的实际回报率指数衡量市场条件，即当MSCI实际回报率指数>0.25时，市场是繁荣的。对于有限合伙制基金，市场繁荣期的基金投资规模较小，而市场状况对总样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方面，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Douglas J. Cumming教授共建立了六种回归模型，分别在总样本和只包含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子样本中针对上述四类因素对投资总规模（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组合中创投企业的总数量）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以下检验结果及理论分析。

风险投资基金的性质方面的影响因素有五点。

1.基金类型上看，凡从属于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家倾向于选择较小的投资规模。具体来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公司制基金的投资组合比平均水平要少5家创投企业，而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投资组合比平均水平要少11家创投企业。因为其他类型的基金如政府机构募集的基金带有公共募集基金的性质，而公募基金的激励性报酬普遍较小，也有可能因政治因素的力量投资相对耗费成本的异地企业，因此对投资对象的监督管理较少，会使成本降低，PMC曲线向下移动，均衡时投资规模应该扩大。

2.从风险投资家拥有的投资经验上看，如果将拥有两支或两支以上基金的风险投资家定义为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者，那么总样本和有限合伙制基金组成的子样本中经验丰富这一因素都会对投资规模的选择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在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家身上体现得要小得多。对于这种结果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拥有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家更喜欢花费更多努力去融资而不是投资，这也是所谓的问题。但有限合伙制基金存在的附带收益等较高水平的激励性报酬会缓和这种问题。这也与Gompers和Lerner教授的研究结果一致，即有限合伙制基金拥有更强的管理机制去融资或建立新的基金。二是可看作暗示了经验值不同的风险投资家的技术也有差异，似乎拥有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家会更为慎重的选择投资对象，对其经营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提出建议并且和已经投资的企业进行进一步合作而不是盲目寻找其他的投资目标来扩大投资规模，因此，经验丰富这一因素对投资规模的选择产生负的影响。

3.筹资情况上看，高筹资额会使总投资规模扩大。每多筹资1000万美元就会使总样本中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增加2个企业，而私有独立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组合中平均只增加1个企业。因为筹资情况越好，规模经济效应会使边际收益越大，即PMB曲线越靠上，均衡时投资规模越大。

4.投资的存续期上看，基金存续期越长，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投资规模也越大，但对总样本影响却相反。

5.基金经理的数量上看，基金经理数量越多，投资规模越大。总样本看来，每增加1个基金经理会使投资组合增加2个企业；但私有独立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组合中平均要每增加8个基金经理才会增加2个企业。理论上基金经理的数量越多，他们建立的投资组合边际收益越大，即PMB曲线越靠上，均衡时投资规模越大。

创投企业（风险投资的最终融资者）的性质方面的影响因素有：首先，从创投企业的融资阶段上看，选择更多比例资金投入处于早期阶段的企业的基金在总样本上投资总规模会更大。这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对企业早期阶段投资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会使边际收益扩大，即PMB曲线上移，均衡时的投资规模扩大。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处于不同地区投资时，总规模减小。因为地理上的远距离合作会对投资后监督等一系列后续工作造成麻烦，从而增加边际成本，即PMC曲线上移，进而使均衡的投资规模降低。

风险投资交易的性质方面的影响因素有三点。

第一，从是否分阶段投资和联合投资上看，风险投资家对企业选择分阶段投资和联合投资都会减少投资规模。因为分阶段投资会使风险投资家更多的关注投资后的监督，使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升高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投资对象；而联合投资的结果却有点难以解释，因为根据理论分析，这种分散风险、共同监管的联合投资会使PMB曲线上移，从而在较大的投资规模上达到新均衡。而实证分析得出的相反结果可能源于理论分析忽略了联合投资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问题，如免费搭车、信息互换中的纰漏等，这些问题会迫使每支基金同时还要监督其他的合作基金，当这些影响使PMC曲线同时上移并且当其比PMB曲线移动的影响更大时，会使规模不增反减。

第二，从企业的资本金结构上看，企业从风险投资家这一渠道所融资本金占企业融资总额的比例越大，投资规模越小。理论上说，控股权带来的连带收益会使风险投资家更倾向于集中投资来增大这个比例，即对小数量的企业进行集中投资，每家企业分得的资金更多，但投资组合中包含的企业数量降低，投资规模减小。

第三，从可转换证券的使用上看，持有可转换证券的比例越大，总规模越小。风险投资已有的研究表明，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均青睐的交易方式是可转换债券，因为其灵活性和潜在的激励性可能会使风险投资家选择更少的企业投资，而每笔交易额会增加。同时，控股权带来的额外收益也会促使风险投资家减少投资组合中的企业数量，集中投资于少量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总规模会降低。但是这一实证结果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却相反。这一结果暗示了使用可转换证券对大多数基金有利却不包括有限合伙制基金，可能的原因是一支基金投资额占企业融资总额比重的增加会使PMB曲线上移，同时PMC曲线下移，投资企业的数量增加，投资规模增大。但这种复合效应为何只在有限合伙制基金中体现，其原因还有待作出进一步分析。

市场条件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当市场处于繁荣时期，投资规模较大。利用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编制的实际回报率指数衡量市场条件，当MSCI实际回报率指数>0.25时，认为市场是繁荣的。在经济繁荣期，风险资本的筹资状况会比较可观，风险投资家也会扩大筹资规模，而筹资情况的改善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使边际收益曲线PMB曲线上移，进而使投资规模扩大。

总结Douglas J. Cumming教授的实证结果，总的来说能够找到合理的理论支持。另外，这些数据同时也揭示出214支总基金样本和104支属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子样本的检验结果存在差异。而那些在子样本中出现的不同于总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了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家会通过订约时增加限制性条款等方式使得投资对象的选择更为严格，但这一切都旨在更好地解决激励约束等问题；并且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家更喜欢利用丰富的投资经验对已有投资对象做进一步合作，而不是加入新的投资目标来扩大投资规模。

基于已有的理论成果，上述因素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作用可以首先理解为经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冲突――问题的体现，这主要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许多理论研究探讨了风险投资家用以缓和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冲突的机制，包括积极监控和提供咨询（Cornelli和Yosha，1997；Marx，1994；Hellmann，1998）、甄别机制（Chan，1983）、退出机制（Berglof，1994）、适当的联合投资（Admati和Pfleiderer，1994）或分阶段投资（Bergemann和Hege，1998）。这些机制的共通点是认为风险资本家的一个关键作用是得出有关企业前景的信息。例如，资本分阶段注入是风险资本家所采用的最有力的控制机制，他们在成本和监控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对项目进行再评估和提供资本的频率。高的监控成本必然对应预期能换来高监控收益，这样才会激励风险投资家对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企业进行分阶段投资使监控起到更好的作用，监控成本所换来的收益会激励投资者与企业进一步合作，而不是扩大投资规模。

早期阶段企业历史很短或根本没有历史可以考察，因此很难进行评估，而具有很多成长机会的高科技行业的企业通常需要更严密的监控，因为投资风险加大，于是风险投资家也会致力于扩大投资规模分散风险降低监控成本。另外，风险投资家通常与其他投资者共同进行投资，一个风险机构发起交易，然后吸引其他风险机构加入以达到多种目的。通过联合投资，风险投资家就可以分散掉一些企业的特定风险，同时与合作伙伴共同进行监控和评估，降低了风险和监控成本，会使风险投资家倾向与投资对象的进一步合作，降低投资规模。市场条件也决定了风险投资家对投资对象的选择，市场繁荣时通常基金本身的筹资会变得容易，同时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大，即融资对象的可选择性也增多，这些都会导致投资规模扩大。

对于有限合伙制基金，它们主要对私有企业权益或权益连接证券进行投资。这些合伙制的基金经理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管理或者监控。风险投资服务的价格是基金普通合伙人所得到的报酬。这种报酬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显性报酬，包括5%的管理费和20%的投资收益；另一部分是风险资本家通过某些利己的活动获得的隐性收益。这种可能存在的追求隐性私人利益的行为会带来风险投资家的问题，因此就要求订约时增加限制性合同条款，减少道德风险带来问题。而限制性合同条款的相对收益也会随机会主义行为范围的扩大而上升，其中对高科技早期阶段的投资会助长风险投资家从事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因为这类投资隐含着最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性，而为了减少这种行为，对风险投资家进行的限制就会越多，这种关系结果很难预测。